一是概括文章的内容，抓住以下几个要点：(1)把握论文的要素，以写事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事，写人为主的应明确写什么样的人。(2)把握关键性语句，揣摩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人，事。(3)分析层与层之间的关系，理清文章脉络，然后概括。二是弄清论文和文学作品的结构特点及表现形式。掌握以下划分段落的方式：
古诗词可以不用古文传记要备注
幼儿园论文参考文献包括幼儿园的管理幼儿园的培养幼儿园的策划幼儿园的作文等等的幼儿心理这些论文都可以捐助。
写有关古诗词的论文引用古诗词要在参考文献中注明。
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所有引用别人的观点或文字，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都必须注明出处或加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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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报告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b．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5] 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
c．论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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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国际、国家标准
[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标识符号：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1999-01-12印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CAJ-CD B/T 1-1998》文献标识码（WM） Document code 置分类号之后。A——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包括综述报告）
B——实用性技术成果报告（科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社科）
C——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包括领导讲话、特约评论等）
D——一般动态性信息（通讯、报道、会议活动、专访等）
E——文件、资料（包括历史资料、统计资料、机构、人物、书刊、知识介绍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论文
《刚强不阿 理性抗争——也谈《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源代表汉乐府民歌最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刘、焦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极具高度的典型意义，他们的死，历来受到人们的同情和赞颂。笔者试图通过故事当中的“遣归”、“求婚”、“合葬”这几个至关重要的情节的探讨，进一步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揭示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封建家长制度下，专制家长的绝对专制使得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青年男女陷入深重的痛苦，尤其是妇女受到最为惨重的迫害，从而再现刘兰芝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的正义形象。关键词:悲剧根源 探讨 封建礼教 殉情 理性抗争有汉一代，辞赋盛行，诗坛一度冷落。及至“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出现，使文坛为之一新，大放异彩。它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崭新的形式，为我国古代诗歌增添了光彩，并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成就，它是汉末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其中，《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此诗最早见于南朝诗人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后人常以诗的篇首句“孔雀东南飞”作为篇名）。这首代表汉乐府民歌艺术高峰的长篇叙事诗，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广泛传诵，交口赞颂，被誉之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叙事诗的“双璧”之一,不少学者专家的许多文章的观点，以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为原则，切中肯綮，为后代学习研究者所认同，皆已形成共识。每次读《孔雀东南飞》，常读常新，常新常想：刘兰芝那么知书识礼，聪明美丽，勤劳能干，温顺贤慧，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与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为何非休她不可？既然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史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什么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同时，兰芝仲卿他们以自杀殉情的方式向封建礼教进行有力抗争以后，两家会求合葬吗？这一系列困惑，让我更为执着地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淫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淫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淫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淫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参考文献：1.余冠英选注 1953 《乐府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2.李因笃、陈祚明等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孔雀东南飞》3. 孙志凌 《孔雀东南飞》中的三个问题 河北《语文教学之友》4.游国恩等 《中国文学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5.金伟源 生不偕老·死求同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讲析》 华东师大出版社
中文文献的参考文献格式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1、书籍：姓，名。书名。版本号。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例如：李白。李白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2、期刊文章：姓，名。文章标题。期刊名，年份，卷号（期号）：起始页码-终止页码。例如：王小明。中小企业创新的战略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17，37（6）：148-154。
3、学位论文：作者姓名。论文题目。学位论文类型。毕业单位，年份。例如：张三。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有效性研究。硕士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6年。
4、报告：姓，名。报告名称。报告出处，出版年份。例如：李四。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人口老龄化报告，2019年。
可以谈谈席慕容的创作风格，或者她诗歌中的意象。
《唐诗三百首》应该有要找到的东西
2500年前，古希腊人列出了当时世界七大奇观，如今，七大奇观中只有为首的金字塔经受住了岁月千年的考验留存下来。难怪埃及有句谚语说：“人类惧怕时间，而时间惧怕金字塔。” 古埃及人有建造金字塔作为国王和王后的陵墓的习俗，因此埃及的金字塔很多，素有金字塔之国的美称。其中最宏伟的当然是位于吉萨的胡夫金字塔（又叫大金字塔），它已成为埃及国家和文明的象征。大金字塔总共由大约230万块石灰石和花岗岩垒叠而成，中间不用任何粘合材料。而石块与石块之间吻合得天衣无缝，尽管历经4000多年的风吹雨打，石缝之间都插不进哪怕一把锋利的小刀。每一方石块平均有2。5吨，最重的达到100多吨。以古埃及人当时的劳动力，它们是如何把巨大的石块开采出来,并且运到这里来?又如何把它们垒砌起来? 何以抗拒时间的侵蚀直至今日？而且金字塔的底部四边几乎对着挣南、正被、征东、郑洗，误差小于一度。古埃及人是怎么计算的这精确的呢？ 多少年来，大金字塔一直是人们探索而又无法确证的一个谜。因为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些现象，现代人用尽了自己的想象力和推断能力。有人说金字塔时外星人所建，是他们到地球上来的一个降落点，还有人说胡夫金字塔是由失踪的亚特兰蒂斯岛先民所建。 为了揭开金字塔之谜，人们进入大金字塔探密的尝试从未停止。与中国的秦始皇陵设置机关对付盗墓人不同，埃及法老凭借咒语来保护自己。胡夫金字塔上刻有一段让人不寒而栗的文字：“不论谁打扰了法老的安宁，死神之翼将降临在他头上。”而且美国《医学月刊》也确切刊登过报告，证实100名曾经进入过大金字塔的人之中，未来10年内死于癌症的几率高达40%，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人们探寻金字塔深处的奥秘的脚步。最近一次也是最受关注的一次行动便是2002年全球142个国家同时直播的考古发掘过程，还动用了微型机器人。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人们并没有发现期待中的宝藏，墓室，或是木乃伊。石门的背后又是一道石门。未解的迷仍然困扰着好奇的现代人。只要金字塔仍然屹立，人们大约还会继续追寻下去。 虽然无法确证雄伟的金字塔是如何造就的，但是金字塔的存在却可以很好地解释古埃及人的生死观。古埃及人认为现世是暂时的，来世才是永恒的，而死亡就是开往永生的大门。但是前提是要妥善报关号它们的尸体。 同样成为埃及象征的狮身人面像，是吉萨另一个吸引游人的地方。古埃及人崇拜狮子，他们认为狮子是力量的化身。狮身加上法老的头像，则是智慧加力量的象征，同时这种奇特的形象也符合了古埃及人认为法老既是神又是人的观点。 大金字塔的秘密仍然没有破解，而吸引人的又岂止金字塔或是狮身人面像？整个埃及的文明，沙漠中的一切都让人神往不已。不管金字塔的迷有没有被揭开，人们都会向往去尼罗河西岸亲自体验金字塔撒向大地的光芒，毕竟这也是四千年前同样撒向大地的光芒啊。 地理概况： 埃及现存金字塔107座，主要位于埃及首都开罗附近的吉萨（Giza）高原。这一地区有三座较大的金字塔，分别是胡夫金字塔（也叫大金字塔），卡夫拉金字塔，和孟卡拉金字塔，其中又以胡夫金字塔最为著名，它是吉萨金字塔群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也是建筑成就最高的一座。 历史概况： 埃及金字塔是古埃及人埋葬国王和王后的陵墓，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历史从第三王朝延续到第十三王朝（前2686年－前2181），距今已有四千六百多年。鼎盛时期出现于法老胡夫以及其后的两代君主卡夫拉和孟卡拉统治时期，他们都选择了吉萨地区沙漠与绿洲的交界出建造他们的金字塔和其他附属建筑。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游历埃及时记下了最早关于金字塔的文字，近代关于金字塔的研究开始于拿破仑入侵埃及之后的进行的资料调查。 名称来由： 金字塔在阿拉伯文里是“放锥体”的意思，因为形状颇似汉字“金”，因此被形象地称为金字塔。 最著名的三座金字塔及其附属建筑物： 胡夫金字塔，卡夫拉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孟卡拉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埃及规模最大的金字塔，通常被称为“大金字塔”，是法老胡夫（Khufu）（前2543年至前2520年在位）的继承人为他建造的王陵。大金字塔大约建造于前2570年，动用了十万劳工和奴隶，历时20年才完成。大金字塔原始高度为米，几千年的风化后，现在高度为138米，在1889年巴黎320米的艾菲尔铁塔落成之前，它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大金字塔四周整齐排列着许多贵族的平顶石墓，众星捧月般衬托出大金字塔的雄壮与威严。 卡夫拉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卡夫拉金字塔是继胡夫金字塔后第二座在吉萨建造金字塔，其规模完全可以和胡夫金字塔媲美，只是内部构造较为简单。著名的狮身人面守护在卡夫拉金字塔前。这是一尊具有狮身和卡夫拉王头像的巨型石像。古埃及有许多狮身人面像，象征法老既是神又是人的概念，以吉萨的这座最大，石像长73米，高21米。石像原本有鼻子，耳朵和胡须。可惜在土耳其人攻打埃及时被当作炮靶子，被打掉的狮身人面像的耳朵和胡须现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孟卡拉金字塔：孟卡拉金字塔是卡拉夫的继承者的金字塔，不过规模和建筑艺术远远低于前面两座金字塔。
vi设计论文参考文献
按照字面的意思，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下面是我整理的vi设计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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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晚报讯（金宇） 受安徽纳税人俱乐部的邀请，我国著名税收筹划操作实务专家、被誉为国内“税法答疑第一人”的高金平教授日前来到合肥，为近200家省内知名企业的财务总监或总经理讲课。高金平教授认为，目前，一方面偷税的企业较多，另一方面，多缴的“冤枉”税也很多，企业老总和财务总监应该多想想税务筹划，学会合理合法地少缴税，而不是违法偷税。 国家审计署2004年第4号审计结果公告显示，在审计署重点抽查的788户企业中，2003年1至9月少缴税款亿元。而这788家企业大都是财务制度比较健全、管理相对较好的重点税源大户，管理规范的企业尚且如此，其他的就更不好说了。 企业之所以偷税，高金平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国税制复杂，财务人员素质不高；二是企业存在侥幸心理。高金平说，目前企业税负偏高。一个普通的工业企业整体税负大约是，还要加上行业相关税种，比如应税消费品行业要交消费税、开采矿石要交资源税、房地产公司要交土地增值税等等，现在如果一个企业赚的还没有交的多，这是很正常的。所幸的是，国家已着手进行税制改革，原则就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 尽管税负压力大，但高金平告诫企业财务人员：不要冒着巨大风险去偷逃税款，因为一旦被查到，一要补足税款，二要缴纳滞纳金，三要罚款。而滞纳金和罚款很多企业是根本交不起的，往往给企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很多企业没有清楚地算过这笔账，自以为很精明，直到毁了企业才后悔不已。” 高金平教授还断言，“你们在座的每个企业肯定都多缴过税。”高金平认为，未实施税务筹划、未用足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会计差错、放弃权益、税收滞纳金及罚款等都会造成企业多缴税，“但关键还是应在事先实施税务筹划”。我国涉及到税务的政策法规包括各种“解释”共有几千种之多，每年下发的相关文件也不少，各地还有各自的优惠政策，企业要想彻底弄明白，真的不是很容易，这就需要“税务筹划”。高金平同时强调，避税分成非法和合法，税务筹划是合法避税。关于税收筹划的论文 税务筹划是纳税人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投资、筹资、经营、理财等活动进行事先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纳税支出。以谋求最大限度的纳税利益，实现企业税后利润或现金流量最大化。税收对国家来说是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利按预定标准无偿地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而对纳税人来说则是资金的净流出，节约税款支付等于增加纳税人的净收益。本文从税务筹划的必然性和如何进行税务筹划两个方面谈一下自己对税务筹划的认识。一、税务筹划的必然性我国是法治国家，纳税人必须根据税法的规定性履行纳税义务。而纳税必然减少纳税人的净利润，为了在合理、合法、合规的情况下达到节税，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纳税人必须进行税务筹划。即，环境是一定的，只有适应环境，才能改变自我。我们的环境是：来源于市场，适应于市场。而在市场运行中又必须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则，适应、掌握并较好地运用这些市场规则，最终实现纳税额度最低，企业利润最大，市场份额占有率最高，进行税务筹划是我们的必由之路。1、企业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使税务筹划成为必然；企业要生存、发展、获利，盈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获得投资者最大额度的投资。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是他的根本目标。实现该目标的途径总体来说有两条：一是增加企业收入，二是降低企业成本费用。而税款就作为一项费用而存在，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税务支出，就等于降低成本费用，从而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2、税法的规定性、法律的严肃性使税务筹划成为必然；所谓税务筹划，是指在投资、筹资、经营、股利分配等业务发生之前，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事先对纳税事项进行安排，以达到最低纳税额度。而一旦投资、筹资、经营、股利分配等事项已发生，那么纳税义务就已经产生，这时再想方设法少交税款，就成为偷税、漏税，必将受到法律处罚。合理、合法、合规、及时、有效地进行税务筹划就象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企业遵纪守法；一方面降低企业成本费用，增加净利。最终达到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目的。3、税务筹划是纳税人行使的一项基本权利，经过税务筹划纳税义务会变得积极、主动、简捷而明了。权利和义务是一对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矛盾。依法纳税是纳税人应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而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税务筹划则是纳税人行使的一项权利。进行税务筹划使纳税人被动的纳税行为（即税务机关征多少，纳多少）变成了一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为，为了使企业利润最大化，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纳税额度，纳税人会进行一系列测算、规划、分析、对比，设计几套纳税方案，然后选择其中最优的使用。这里所指最优包括税额最低；操作最简便；使用最明了等等。对征税机关来说，利用纳税人的这种积级性，不但抑制了偷税、漏税、逃税；而且方便了征税。从而鼓励纳税人依法纳税，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二、如何进行税务筹划税务筹划是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强企业税后利润的一种战略性筹划活动，具体来说，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税务筹划。（一）全局性是税务筹划的显著特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经济出现了多元化、多渠道、覆盖面宽，涉及范围广的趋势，税务筹划不再仅仅是一种行业、一个部门、一种产品基础上的单纯的筹划活动，而成为触动企业发展全局，减轻企业总体税收负担，增强企业税后利润的一种战略性筹划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合并、分立、重组不断拥现，税务筹划的全局性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筹划缩小税基、适用较低税率，合理归属企业所得的纳税年度，延缓纳税期限，实行税负转嫁，进而降低整个企业的税负水平。一般可以考虑的操作方法有：1、企业组建过程中的税务筹划。包括企业组建过程中公司制企业与合伙制企业的选择；设立分公司与子公司的选择。公司制企业既要交纳企业所得税又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合伙制企业仅交纳个人所得税；如果设立公司享受税收优惠则设立子公司，如果经常亏损有负债经营的好处则设立分公司。2、企业投资过程中的税务筹划。投资涉及选择投资地区、投资行业、投资类型。比如，在中、西部与东部投资会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选择服务行业和生产行业会适用不同的税种；而选择了生产行业，生产不同的产品又有不同的税收规定。3、企业筹资过程中的税务筹划。企业筹资无外乎有两个途径，一是自有资金，一是借入资金。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所产生利润应承担税务额度是不同的。4、股利分配过程中的税务筹划。企业经营已结束，本会计期间的净利润已结出，现金流量数额已确定。面临的工作就是是否进行股利分配，怎样行股利分配？如何为投资者节税？采用何种方法分配股利才能为投资者谋得最大利益？这些都是在股利分配中需要考虑的税务筹划问题。（二）程序性、法治性、前瞻性是税务筹划在市场经济中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1、遵守企业业务流程，研究企业自身特点，全方位、全过程进行税务筹划。纳税人必须了解自身从事的业务从始至终涉及哪些税种？与之相适应的税收政策、法律、法规是怎样规定的？税率各是多少？采取何种纳税方式？业务发生的每个环节都有哪些税收优惠政策？业务发生的每个环节可能存在哪些税收法律或法规上的漏洞？在了解上述情况后，纳税人要考虑如何准确、有效地利用这些因素开展税收筹划，以达到预期目的。2、税收法律、法规是纳税人缴纳税款和进行税务筹划的依据。纳税人在准确掌握与自身经营相关的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需要利用一些恰当的税收筹划方法，对现行税收政策进行分析，从而找到与经营行为相适应的突破口。3、进行税务筹划，要考虑企业空间和时间经济效益的统一，前瞻性是税务筹划的显著特点之一。税务筹划的主要目地是减轻企业的税务负担，是一个整体概念，从企业的建立至企业消失，从企业的总体负税到企业的个人负税。降低税收负担，要从横向、纵向、空间、时间上谋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三）成本核算是企业管理目标对税务筹划提出的要求；企业管理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要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必须降低成本、扩大收入、提高市场占有率。税务筹划在市场经济下条件已成为必然。作为纳税人的一种权利，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和财会人员接受和运用。但为了赶时髦、随大流一味追求税务筹划，为筹划而筹划，不遵循成本效益原则，笔者认为，是不附合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税务筹划作为企业理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最大化是其根本目标。要想实现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必须降低税务筹划成本。税务筹划成本是指由于采用筹划而增加的成本。税务筹划作为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节税是其目的，但同时要纵观全局，充分考虑节税与筹划成本之间的关系。忽略筹划成本的税务筹划，结果往往得不偿失，有时甚至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事先筹划、事中安排、事后总结，最终达到筹划目的。税务筹划是一项应当全面考虑、周密安排和布置的工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费。”在税务筹划的过程中一定要体现出“筹划”这一特点。从资金、时间、业务类型、办事人员质量、数量等各个方面统筹规划，达到最终目的。税务筹划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如何进行税务筹划是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探讨和摸索的问题，笔者仅就自己的认识谈了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经济社会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经济和税收法制环境的逐步健全与完善，税收筹划的浪潮开始滚滚涌入中国。在中国税收筹划的发展过程中，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探索都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所以出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政府、征税机关、企业、税务中介机构等各方面，严重制约了我国税收筹划的发展。税收筹划在我国作为蓬勃发展的新事物，迫切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税收筹划需要理解，不能将税收筹划看成为钻国家税法“空子”的行当；税收筹划需要鼓励，常言道：走正道，不走歪门邪道。税收筹划促使纳税人走正道；税收筹划需要规范，加强有关监管，使这个新生事物能在健康的轨道上成长；税收筹划需要研究，有助于国家的规范管理，有助于纳税人的理财，有助于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为此，本文主要分析我国税收筹划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而研究解决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可能出现的其他问题，加强防范，以促进我国税收筹划工作沿着正确轨道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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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为吻合。正因为“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故女主人公反复咏叹之，此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咏也。引文见《大序》）。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他们认为：“这是一位女子叙述她和情人定情过程的诗。首先叙述他们二人的关系，是由请子嗟来帮忙种麻认识的。后来又请他的父亲子国来吃饭。到明年（应说‘第二年’）夏天李子熟的时候，他们才定情，子嗟送她佩玉，作为定情的礼物。”[3]这种说法，笔者大体赞成，但仍有疑问。首先，这种说法固然解释了诗中何以出现两个男人的名字，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子国既为子嗟父，女主人公直呼恋人父，就显得不恭。据我所知，《诗经》中没有直呼恋人名字的诗篇（一般用代称），更何况连姓带字，更何况称恋人之父连姓带字？其次，笔者认为此诗作为叙事诗欣赏还不如作为抒情诗欣赏，因为作为抒情诗欣赏不须那么多猜测，我主张，“丘中有麻”、“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首先应作为起兴手法来理解，这是国风多数诗篇常用的表现手法，其次《诗经》的起兴虽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但并非与所咏之事毫无关联，恰恰相反的是往往是有所关联，如这首诗的起兴，就反映了季节的变换，“丘中有李”寓意爱情的成熟，“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正如《卫风·木瓜》所写：“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非报也，永以为好也。”《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闻一多先生信之不疑。他认为“将其来食”之“食”是性欲的廋语，古谓性的行为曰“食”，如《株林》“朝食于株”，而“将其来施施”，《颜氏家书·书证》：“江南旧本单为施”，闻氏认为施指天施地生之施，亦是性欲的廋语（见《风诗类钞》）[6]。果真如此，施与食对文同义，全诗皆为四字诗句。这是极有可能的，从风格上来说，《诗经》里不乏大胆、泼辣的爱情诗篇，从结构上来，全诗唯一的五言诗句“将其来施施”在诗中也显得不相称。可能是因为古人误解了施字之义，故又加一施字，这样一来，“将其来施施”就有语法问题了，因为他处不再有“来施施”的说法，按上古汉语语法，只能说，施施而来，或曰其来施施，或如《孟子》言：“施从良人之所之”、“施施从外来”，置于介宾短语前。从口气、语法、结构、古训等方面全面权衡，笔者认为《丘中有麻》作为一首爱情诗，最无疑义。既然《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那么诗中所歌咏的男子如是二人甚至是父子二人，那是不可思议的。即使不是一首爱情诗，也同样令人费解，“贻我佩玖”者是谁呢？故姚际恒、方玉润有“嗟”为语助说，立意弥合这一矛盾，而黄焯先生有互足说，立意解决这一问题。《毛诗郑笺平议》焯案：“首章《传》云：‘丘中硗确之处尽有麻麦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传》统三章为言，则次章之麦，卒章之李，皆以为子嗟所治也。其知子国为子嗟父者，以卒章称子嗟为‘彼留之子’，明次章子国为子嗟父矣。诗有重章互文以足意者，此篇次章言子国，盖下省‘之子’之语，末章言‘之子’，盖上承‘子国’为言，意皆谓彼刘子国之子，而为子嗟之变文耳。”[7]黄氏发明《毛传》，指出名字不同其因在于变文以协韵，是正确的。不过，窃以为不必如此征实也，子嗟、子国无非是女主人公恋人名字的代称而已，正如《郑风·山有扶苏》之子都、子充，无非是美男子的代称而已。《传》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窃谓嗟、国、都、充是常用字，可以想见是当时的男子取字的常用字，如子产之父就叫子国，至于子都，《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也”，春秋郑大夫公孙阏即字子都，都，美也，《诗》曰：“洵美且都”（见《郑风·有女同车》），充亦有美的意思，古人认为充实而有光辉，是美也，嗟，嗟叹之，以上诸字，以其常见，故诗人信手拈来作为美男的代称或情人的代称，故子国、子都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无多少关联。同样，《鄘风·桑中》亦更换所思者之名以协韵，诗是以一个男子的口气写的，首章云：“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次章换云“美孟弋矣”，卒章更言“美孟庸矣”。朱子曰：“姜，齐女，贵族。”《陈风·衡门》曰：“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孟姜为美女的代称，用来称呼情人。孔颖达疏《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曰：“美女而谓之姬者，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后，子孙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为妇人之美称。”[1]陈奂《诗毛氏传疏》考订，“淑”为“叔”之误，陆德明《经典释文》本作“叔”[8]，叔姬如孟姜也，孟（伯）、仲、叔、季为排行，古代女子无名无字，故称之排行和姓。孟姜、子都为代称，大家不会怀疑，孟弋、孟庸、子充根据文理，亦为代称，是不必去考证也无法去考证是否实有其人的。同理，子嗟之名亦不可考。如承认《山有扶苏》、《桑中》换名以协韵，则《丘中有麻》换名以协韵，极有可能。综上所述，我们可知，这类男欢女悦之词，多半以男女一方的语气写出，诗中主人公的情人名字均为代称，并非实名。后世犹有此风，如《孔雀东南飞》、乐府民歌《陌上桑》里的“罗敷”即为美女的代称。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传》以子国为子嗟父，并无实据，不过是从下文“彼留之子”猜测出来，其实“子”在《诗经》指男子或女子比指儿子更为常见。笔者认为，“之子”，是子也，有如《东方之日》“彼殊者子”之“者子”。王引之《经传释词》曰：“之，是也。故《尔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为“者”之借词，《说文》曰：“者，别事词也。”不过，之字在《周南·桃夭》“之子于归”中显然是指示代词，“彼留之子”、“彼殊者子”中的之字、者字指代意义已虚化最后，笔者想从文学语言的角度，通过对诗的修辞以及句法研究，对《丘中有麻》“留”通“刘”说予以献疑。如果“留”通“刘”作为姓氏，“彼留子国”、“彼留子嗟”、“彼留之子”这样的句子不仅无文采可言，实在不象诗句，而且《诗经》也没有这样的句型。“留”本可通“刘”，如《大雅·常武》“不留不处，三事就绪”，陈奂《诗毛氏传疏》：“留，古刘字。《武》，《传》云：‘刘，杀也。’处，犹安止也。《传》意以诛其君，释经之留。吊其民，释经之处。两不字，皆发声也。”[8]留也是姓氏，《广韵·尤韵》：“留，姓。出会稽。本自卫大夫留封人之后……”，一说即古刘字。我认为这是可信的。但我认为《丘中有麻》中的“留”通“刘”，就诗之本事而言，《传》并无实据，故朱熹、姚际恒、方玉润不从《传》说。如上文所述，称人以字，表示尊敬，再加上姓氏，则有画蛇添足之嫌，若是晚辈称长辈，还显得不恭。更重要的是，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语句不顺，有点类似的句子有《陈风·东门之枌》“子仲之子”，但后者流畅一些，诗人何不曰彼留氏之子或彼子国子？窃以为“留”可通“懰”，因为《陈风·月出》“佼人懰兮”之懰字，《经典释文》本作刘，刘当是《诗经》原字，心旁为后人所加，《说文》无懰字，懰亦作嬼，《埤雅》：“嬼，妖也。”《广韵》：“嬼，美好。”妖亦美好也。表示杀的意思，《说文》有镏字，古书亦借用留字，如《荀子·议兵》：“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按理，表示美的意思，古书自然也可能借用留字、刘字，因为刘、镏皆从留得声。声符相同，古多通假，之所以如此，有两种情形，一、声符是古字，后人加意符，形成形声字，许多古今字就是如此形成的；二、当时古人以字代词时，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有规范化的要求，更何况，匆促之间也来不及深思熟虑，求其音同音近可矣，故声符相同者而多借用现象。加之，国风是民歌，采风者记下来苛求其字字本字，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今天采风，也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民歌，也像古代的民歌一样，有些词，是本无其字的。故《诗经》中一篇之内尚且本字、借字同现，何况是不在同一篇呢？古书中刘、镏、榴、瘤、鶹皆有借用留[10]的现象，最初本无其字也；又刘，为木名，字亦作榴（与石榴有别，见《尔雅·释木》），《文选》左太冲《吴都赋》“ 榴御霜”，榴，一本作刘；古“浏亮”亦作“溜亮”，流亦通留，因为刘、留、流同音也。《文选》潘安仁的《笙赋》：“懰檄籴以奔邀，似将效而中匮”，李善注引《埤苍》：“懰，留宿也”，懰自然是留的借字。由此观之，留与刘、懰本可相通。刘或懰字表示美貌，《诗经》中仅《月出》一例，似乎是孤立的用例，但如果我们把与其音同音近的一系列词联系起来来看，它是不孤立的。《月出》用刘字，不过是借音，毫无疑问，当时有这样一个词表示美的意思，与留、刘同音，其本字当为僚也，《说文》：“僚，好皃”（即美貌）。《月出》首章僚字、卒章燎字，与懰字互文同义，陈奂曰：“燎，当作嫽。……《方言》、《广雅》云：‘嫽，好也’。”《说文》：“嫽，女字也。”[8]，嫽与嫽音义同，因嫽是美好义，故女人用做表字。此三字同声同为来母，上古韵部同为幽韵，好亦幽韵字。窃以为僚、懰、燎三字民歌本为一词，载之于书，写成了不同的字。从留得声的字，多有美的意思，应该不是巧合，留，流也，《诗经·郑风·溱湋》“浏其清矣”，水以清而流动为美，人们常以行云流水以喻文章流畅之美，马跑得快，今人犹说“跑马溜溜”，亦并非无因也，溜溜本是形容流水的，形容马，行云流水意也，故古俊马曰骝；瑠，琉璃，流光溢彩，故曰瑠、琉；琉实际上也是从流得声，旒亦如此，旗之飘扬似流也，故古之冕饰或垂玉，造字为上下结构，上为流字，下为玉字，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自上而下，动则逶迤，若水流也”，字亦作鎏，经典借用旒字，鎏还可指美金也；柳字得声之由亦如此；璙与留、流同音，《系传》曰：“金美者谓之璙，然则璙亦美玉也”[10]；榴为安石榴的简称，本是外语借词，古人借用留然后造榴字，不为无因，因为石榴子光溜溜的。综上所述，从古人用字的习惯上来说，《丘中有麻》“留”可与《月出》“刘”（懰）相通，而皆为“僚”之借字。如上所述，“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义有不安，但如通“懰”（从共时的角度应该说通“僚”），表示美貌，如此句型，则《诗经》中不显得孤立，如《月出》“彼姝者子”。窃以为“彼留之子”与 “彼姝者子”不仅结构完全相同，而且意思也相同。《诗经》中结构相同的句子还有《秦风·黄鸟》“彼苍者天”，而《苑柳》“有苑者柳”，《小宛》“有漼者渊”之类的句子句前用词头“有”，窃以为此处“彼”已虚化，与“有”并无实质差别，这种句型可以表示如下：彼（有） 形容词 之（者） 逻辑主语。亦有不用词头者而形容词重叠者，如《四牡》“翩翩者鵻”，《皇皇者华》、《菁菁者莪》、《裳裳者华》、《渐渐之石》（首句与标题同）。亦有“彼”置于形容词之后者，如《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信南山》“信彼南山”。大体相同的句子还有上文提到的“彼美淑姬”、《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以及《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此三句与“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同。由此观之，《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整齐而有变化，而按旧说，则会打破这种整齐的美感。如果“留”通“懰”，那么这些诗句就不再是简单地呼喊对方，而是在诗句中带有赞美和欣赏的字眼（此种情况《诗经》中比比皆是），那么此诗用反复和呼告的手法，这实在是女主人公深情的流露。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女子盼望意中人亲近她，最终如愿以偿，对方赠送佩玖作为定情物，故她情不自禁地唱出这首歌。每章中间二句，是呼告，也是叹美之词，或因情之所系，或因盼之心切，或因意中人“贻我佩玖”而内心喜悦，故反复咏叹之。主要参考文献：[1]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333，第337页[2]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新1版，第47页，第84页[3]程俊英, 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70页，第216页[4]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201-202页[5]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05页[6]闻一多.闻一多全集·风诗类钞[M].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2年8月，第13页[7]黄焯.毛诗郑笺平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72页[8]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613，367，628页[9]汉语大字典[M].武汉, 成都：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缩印本，第1061页[10]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7页，第5页[11]向熹.诗经字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第515页
古诗十九首中的生思考作文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文言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选自《论语》，其古诗原文如下：【原文】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注释】（1）饭疏食，饭，这里是“吃”的意思，作动词。疏食即粗粮。（2）曲肱：肱，音gōng，胳膊，由肩至肘的部位。曲肱，即弯着胳膊。【翻译】孔子说：“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这中间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赏析】孔子极力提倡“安贫乐道”，认为有理想、有志向的君子，不会总是为自己的吃穿住而奔波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可以说是乐在其中。同时，他还提出，不符合于道的富贵荣华，他是坚决不予接受的，对待这些东西，如天上的浮云一般。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古代的知识分子，也为一般老百姓所接受。^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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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分“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直接引用”引用的是诗句，一般应当注明。“间接引用”是引用原诗句的意思，则可注明或不注明。但重要的论文，通常也以注明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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