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精神疾病护理健康与服药依从性之间的关系
精神病学术论文篇三：《精神病人的犯罪分析》 摘要近年来,精神病人犯罪的比率不小,对其周围的人的生命和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本文通过对精神病人犯罪的分析,以期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精神病 精神病人 预防和对策 近年来我国精神病人的犯罪率逐年上升,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精神病人犯罪作案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大,危害后果严重,对其周围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一个个惨案的发生,使很多人对刑法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相关规定产生了严重的不满,认为刑法应该与时俱进,平等对待精神病人,包括与常人同等的刑罚。 一、精神病人犯罪现状 2004年4月29日上午,宕昌县秦峪乡羊骨堆村小学发生一起恶性伤害事件,一名成年男子双手各持一把菜刀冲进教室,将15名学生及两名农民砍成重伤,行凶者袁某后被诊断患有精神病;2004年7月26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发生了一起劫机事件,事后证实劫机者杨劲松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并有精神病史;同年7月27日,长春市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犯罪嫌疑人崔显海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8月4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幼儿园51岁的门卫徐和平持菜刀将15名 儿童 和3名老师砍伤,事后查明,徐患有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就在同一天,四川崇州发生了“犯病孙儿手刃祖母”的惨剧:患有家族遗传精神病的村民沈奇龙将85岁的奶奶杀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曾到某县调研,听说该县今年以来共发生16起杀人案件,其中30%为精神病人所为。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已超过8300万人。专家预测,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当一些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他们的无助和挫折,往往都成为一触即发的“引子”。一个“导火索”的不期而至,就会在瞬间点燃这个“炸药包”。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正进入到无情的“精神疾病时代”,正面临着精神卫生问题的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的现象必然有增无减。 二、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频繁出现的重大恶性杀人案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不仅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也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面对一个个鲜活无辜的生命被无缘无故的剥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精神病?精神病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精神病人不适用刑罚,刑罚的报应和预防目的如何实现?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以有效的控制和预防? 三、精神病及其病理 精神病是大脑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产生机能紊乱,并表现为精神活动障碍。具体包括认知障碍、情绪障碍、意志障碍、智能障碍、行为障碍等不同表征。人类精神活动的正常标志是精神活动的完整性,以及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如果这种完整性和统一性被不同程度地阻隔和破坏,个体的精神活动就会存在缺陷,进而出现精神病态的反映,也就是个体的正常心理活动不能顺利地进行。在这种状态下,受心理指导的行为必然会出项异常。 (一)精神医学中的“精神病”概念 1.广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精神医学中,人们曾广义地将“精神病”一词用以泛指各种以精神活动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即把各种精神活动障碍均称为“精神病”,在涵义上等同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只是从程度上将精神分裂症、偏执狂等这类严重的精神障碍称为“重性精神病”,而把神经症、人格障碍等较轻的精神障碍称为“轻性精神病”。 2.狭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现代精神医学中,“精神病”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是不同的概念。“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为总类概念,是各种由于大脑功能失调而产生的以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疾病的总称,按其性质和程度,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组疾病:(1)精神病(包括器质性精神病和其他精神病);(2)神经症性障碍、人格障碍及其他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3)精神发育不全。而“精神病”则为属类概念,属于精神疾病中的一组疾病,即具有特定的病理基础,精神活动异常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并且持续达一定时间的精神障碍。 (二)刑法中的“精神病”概念 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界的通行证观点认为,精神障碍又称为精神疾病、精神疾患,它包括两大类疾病:一是精神病,包括以下几种严重的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这些明确诊断的精神病;严重智力欠缺,或者精神发育不全达到中度(痴愚)或者更为严重程度(如白痴);精神病系统状态,其中包括癔症性精神错乱和病理性半醒状态、病理性激情、一过性精神模糊这四种罕见的例外状态。二是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如神经官能症、人格障碍、性变态等。 精神病的形成一般与个体的经历、生活处境、遭遇以及遗传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一定的关系。精神病人在日常生活中,其行为有时会给自己及他人的人身、财产或社会造成伤害,甚至违法犯罪。实际上就是个体与社会环境适应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割裂。精神病人在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在幻觉和妄想等精神病态的支配下,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并且多数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 四、精神病人犯罪的基本原因 (一)社会环境的原因 社会环境包括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微观的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消极因素,如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传统的和外来的低级文化、不良的社会风气、传媒的误导、他人的落后言行,都可与精神病人的犯罪发生密切的联系。首先,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对精神病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形成易于犯罪的素质。其次,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培养、早就精神病人的犯罪意识,成为精神病人犯罪的直接原因。 (二)经济条件的原因 有的精神病人工作能力差,不容易找到职业,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或者经济收入微薄,也有些本身有工作的精神病人因精神疾病而失去工作。其中有些人为生活所迫,可能会发生盗窃、抢劫。经济地位的低下还可能使一些精神病人产生不满情绪和反社会意识。有些人形成较强的逆反心理,蔑视社会秩序,常常寻衅滋事。还有些人为人冷酷,情感淡漠,遇到激惹容易发怒,经常使用暴力,而且手段凶狠。 (三)文化程度的原因 一些研究报告发现,精神病犯罪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文化程度比较低。精神病人由于学习机会少,或者天生智力低下,没有文化或者文化程度低的情况比常人多见。而文化程度低必然使精神病人的辨别是非、利弊的能力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容易在社会上不良因素的熏染下失足堕落。文化程度低也使精神病人难以形成较高层次的趣味,偏好感官刺激和物质利益,而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往往采取非法的、不道德的方法实现自己的欲望。 五、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主要特点和深层原因 (一)主要特点 第一,侵害目标随意:精神病人犯罪行为所针对的对象非常随意,经常是见谁打谁,受害人往往猝不及防,突遭横祸。 第二,报复心理极强:精神病人由于疾病的原因,对与自己稍有矛盾的人都可能进行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的报复,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第三,人身危险性大:有关人士曾对精神病人犯罪进行过统计,发现杀人的占91%,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杀人,最多的杀死7人。 第四,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多:众多的精神病患者在犯罪后,依照刑法的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并没有被送到指定的医院强制治疗,而是重新回到社会上,致使精神病人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日益增多。 (二)深层原因 第一,监护人的监护不到位。从笔者了解的情况:一个家庭中出现精神病人,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将背负沉重的包袱象掉进深渊一样,生活质量和心理的痛苦不必说了,经济和人身的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精神病治疗费用的庞大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治疗后病情稍微控制便停药会引起病情的反复发作,再治疗起来更难时间更长。还有病人的不配合,几乎所有精神病的病人不会承认自己有病,一旦脱离医院的强制治疗和吃药,要让他们自觉的吃药很甚至会对给予他治疗的亲人有报复行为,使亲人产生恐惧心理,惧怕再次治疗后病情复发对他们人身的伤害。精神病人拒绝治疗,犯病会越来越频繁。此时出现了两种困境:精神病人去医院治疗没有钱,在家治疗病人不配合。从而形成了种种隐患。 现在的精神病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他们看起来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甚至有的还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混杂在我们正常人中,如果不出现比较明显的侵害行为,人们是很难分辨出来的。往往等到结果出现时悲剧已经发生。 第二,政府的责任不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精神病人暴力犯罪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没有对精神病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给予足够的重视;财力不足也使许多地方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给精神病人提供足够的治疗费用。 第三,我国对精神病人进行管理和保护的相关法律不完善,缺少实施细则。因为对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治疗措施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问题,还有采取强制治疗措施的条件、程序的启动、案件的审理机关等等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因此,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在处理精神病人违法犯罪问题时往往面临着制度性的困境。 六、关于精神病人犯罪刑罚和预防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 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对于精神病人而言,因为自由意志不能行使,精神迷乱状态下的行为非但不是犯罪,根本不算一种理性意义的行为,因而精神病与犯罪是严格区分的,处置手段也不同。在他们看来,危害行为的实施者要么是一个精神病人,要么是一个罪犯。如果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就不能再把他当作罪犯,对他的处置便与刑事司法无关,不应强制他们进精神病院;如果他是一个罪犯,那么对他的处置就与精神病院无关,他应当进监狱。 (二)刑事实证学派的观点 刑事实证学派则认为,精神病人和其他人一样,行为受到生理状况、自然现象和社会环境的支配。他的行为完全是由心理上的各种动机以及各种内外部条件共同决定的。因而犯了罪的精神病人应该属于罪犯的一部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龙勃罗梭和菲利。 1.龙勃罗梭 通过实证研究,龙勃罗梭认为尽管部分精神病犯在犯罪前后可能了解自己行为的犯罪性质,甚至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但那些在精神病发作时受病变因素的刺激而犯罪的精神病犯是缺乏或部分缺乏责任能力的。他认为在犯罪人和那些被认为犯了罪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是精神失常者,对于这些人,监禁是不正当的,释放又是危险的,而采取的一些有损于道德和安全的中间措施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龙勃罗梭认为只有建立刑事精神病院才能克服审判与正义以及与社会安全之间的不断冲突。通过刑事精神病院中的永久监禁,可以制止犯罪的遗传、犯罪结伙,防止匪帮的形成;可以防止累犯,减少诉讼开支,从而减少那些经常产生于模仿的新犯罪;可以使那些想假装精神病人的罪犯打消装假的念头,也不让那些辩护律师有机可乘。龙勃罗梭建议:“当出现精神失常的嫌疑时,陪审团应当由公民、法官和精神病医生共同组成”。龙勃罗梭这样构建改革措施:“应当根据法律尽快建立两个至少能容纳300个床位的刑事精神病院,并且在我国主要地区的监狱设立7个关押精神病人的区域。” 2.菲利 菲利认为,尽管法律认为精神病犯没有道义责任,但仍然建立监管精神病犯的精神病院。在对防范具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病人没有任何保证的现行制度之下,对其予以管理的费用比这些人造成的损失要大的多。菲利在对有些人针对残暴情景提出的其他批评置之不理,经验已经表明,在精神病院中,在具有专业知识并能够防止残暴行为爆发的管理人员的指导下,根据罪犯的倾向性对其进行分类,所以认为犯罪精神病院难以避免犯人暴行的预言是没有根据的。菲利的社会防卫受到了高度重视,以至于绝大多数古典派犯罪学家现在都接受了设置犯罪精神病院的提议。 两派的争论以刑事实证学派的胜利而告结束。随后更多的国家设置了犯罪精神病院。到20世纪初,将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强制收容进犯罪精神病院已经成为保安处分制度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的处遇中,更强调对精神障碍的治疗和医学控制。在一些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中,强制收容的概念已经被强制医疗这个更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概念所取代。 七、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预防和对策 (一)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第一,在我国已经全面步入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国家应当投入较大的财力和人力,建设一批具有较好软件和硬件设施的精神医疗场所,凡收进此类场所的精神病人,一律实行国家免费治疗,并要在专门的心理、生理医生专家小组给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评估结果后方可准许其出院。这种投入时完全值得的,是收益大于支出的。 第二,虽然此类医疗场所是高度人道化的,但毕竟由于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因此原则上应以精神病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的。对于那些有严重肇事倾向和苗头的,应责令其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如其家人或监护人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此类精神病人没有家人或适当的监护人,流落街头,则应考虑将其收进此类场所加以治疗。 第三,决定某个精神病人是否进入此类场所,或者可否离开此类场所,应由专门的心理、生理专家小组提出意见,经法院司法裁决。 第四,对于监狱等其他场所发现的精神病人,应及时转入此类场所,对其进行治疗。 (二)政府要高度重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一法律条款明确了政府对精神病人在危害社会时可以采取的措施,但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在政府性质的卫生防治机制中,并不包含对精神病人的调查统计,实质上政府本身也没有具体职能部门管理精神病人,更说不上治疗了。所以,法律的这一规定只是流于形式,实际上意义并不大。要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问题,就需要政府做到: 1.加快立法进程,保障病人合法权益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犯罪在法律上不被认定为犯罪,而只是表明由于精神病人不具有责任能力从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由于意识及意志方面的缺陷,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符合刑法罪责相适应的原则。但是,一概将行为人放回社会,不仅被害人的心理得不到慰藉,更重要的是将极大地威胁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种作法的缺陷可见一斑。首先,精神病人犯罪多为凶杀等暴力性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都很大,法律采取一味的"放任"态度将不利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其次,法律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程度,是无法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使得精神病人犯罪的严峻性问题的解决失去了有力的保障机制;最后,法律的规定过于抽象,实践中很难把握,缺乏操作性。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把对精神病的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进程,以法律的形式对精神病人的政治权利、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加以保护,同时,对政府医疗措施、费用等相关方面,以及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2.健全保障体系,提供良好治疗条件 精神病人病情的性质决定了患者必须坚持长期治疗,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患者家属根本无能力给病人治疗,而且法律规定的政府"强制"医疗,由谁出钱?到哪里治?这些问题不解决,精神病人得不到彻底治疗,就很难防止伤人事件再次发生,悲剧再次重演。因此,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保障机制上为病人提供良好的治疗条件和治疗环境,保证患者能够及时和长期治疗,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很大,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家庭无法承担,而医院也不可能全部支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经费投入,或者设立专门的精神病患者救助基金,解决治疗的经费。 (三)社会应大力帮扶,开展爱心救助行动 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高、时间长,单靠家庭和政府的力量进行全面康复治疗难度很大,社会也应发挥其囊括范围广、组织发动易获支持的优势,开展爱心救助行动,通过发展公益事业或者组织公益活动,发动社会力量来支持精神病患者康复,让精神病患者在得到治疗的同时,更感到社会的关爱,加快康复进程。 如此,则精神病人幸甚,社会幸甚,人民幸甚。 注释: 刘仁文.对有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不能一放了之.省略cn/zywn44/. 黄辛.我国应加强严重精神疾病的前沿研究.科学时报.2006(6). 魏健馨,张学林.犯罪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高铭喧.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刘白驹.精神障碍与犯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法正居士.犯罪精神病院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前景.http://blog.省略/fzhjsh/. [意]切萨雷・龙勃罗梭著.黄风译.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第376页,第392页. [意]恩里科・菲利著.郭建安译.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刘仁文.刑事一体化下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猜你喜欢： 1. 精神病院工作心得体会范文 2. 大学生心理健康结业论文2000字 3. 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论文1500字 4. 精神病见习心得
了解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情况，探讨实施健康教育对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对124例精神障碍病人在住院期间进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采用电话回访出院后服药情况。结果 首次与4次及以上住院者出院后服药依从性最低。 结论 加强健康教育对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依从性有促进作用，维持治疗中应重视家属的监护作用，以便有利于进行科学的家庭管理，保持维持治疗的有效性。 健康教育;服药依从性;电话回访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与各挑战，社会心理因素与生活方式相关疾病明显增，精神疾病已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且也是社会问题。许多精神疾病由于病因未明，没有特效治疗方法，只能依靠长期服药控制病情。因病程迁延，易复发、致残率高，病人及家属往往对治疗失去信心，在出院后形成停药、复发、再治疗又停药的恶性循环，给人、家庭、社会造成了巨的经济负担。因而加强健康教育，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的依从性，维持治疗是预防复发、防止残疾、促进康复的有效方法。本文对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对上海市金山区精神卫生中心出院病人服药情况进行电话回访，现将结果报告如下。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选择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出院的本市户籍病人124例，男59例，女65例;年龄14～86岁，平均(±)岁。根据CCMD-3诊断标准，精神分裂症89 例，心境障碍9例，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5例，其他精神障碍21 例。经治疗后临床出院治愈18例，显效59 例，进步41 例，无变化6例。文化程度：大学5 例，高中及大专14例，初中48 例，小学及以下39例，文盲28 例。住院次：首次14例，2次38 例，3次34例，4次及以上38例。 方法 在住院期间对病人进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包括抗精神疾病药物名称、作用、不良反应及其处理，维持治疗的目的、方法等内容，采用口头宣教、黑板报、健康园地等形式，出院时对家属进行服药重要性与必要性强化宣教。在出院后1月末对受试对象进行电话回访，了解服药情况。2 结果 首次与4次及以上住院病人出院后服药比例显著低于2、3次住院病人 见表1。表1 精神障碍病人住院次数与出院后服药情况 病人不同的文化程度对服药情况无明显的影响 见表2。表2 文化程度与服药情况 相比其他病种，精神分裂症病人在出院后近个月的停药比例并不高 见表3。表3 病种与服药情况3 讨论 把服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作提高依从性健康宣教的主要内容 由于对精神疾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本调查显示首次住院病人出院后停服药物比例较高。首发病人一般年纪较轻、病程较短、社会功能缺陷程度相对较轻，维持治疗对病人的预后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住院期间重点将抗精神疾病药物作用、不良反应及其处理，维持治疗的目的、方法对病人及家属进行讲解，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坚持维持治疗。在电话回访时耐心解答病人与家属的提问，提供心理支持。药物治疗依从性在精神疾病治疗中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随着住院次数的增加，患病时间的延长，许多病人及家属逐渐失去信心，本调查显示，4次及以上住院者出院后近一个月停药比例较高。与张数深在2005年的调查一致[1]。目病人出院后大多以家庭管理为主，家庭监护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病人依从性是否有效。除了呼吁社会多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外，在住院期间向病人及家属定期讲授精神卫生知识，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为患者康复创造适宜的环境，帮助家庭成员面对现实，端正对疾病的态度，消除影响康复的不良因素，增加患者、家属、医务人员之间的沟通，改善家庭关系与医患关系，促进患者家庭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恢复与重建。 健康宣教对刚出院后依从性有促进作用，但需加强出院后的继续健康宣教 刚出院的病人服药的依从性是，明显高于2005年6月上海市闵行区在册精神病人调查未维持治疗率[2]。表明住院期间的健康教育能使病人与家属认识到出院期间服药的重要性。但随着病人出院时间的延长，病人对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依从性逐渐降低。同时病人的就医条件、监护人状况等都可能影响药物依从性，从而导致出院期间依从性不良。据统计，有82%的病人在5年内复发，而坚持治疗的病人复发率仅16%[3]。因此，积极开展各种出院后的继续治疗健康宣教，促进病人维持治疗，降低复发率有一定作用。通过健康宣教，使病人及家属在得到科学指导的同时也得到人性化的理解、关怀与尊重，尤其对病人家属，减少病耻感，增加防病治病知识，提高病人在出院期间维持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抗生素的不良反应【摘要】 目的 帮助临床医生了解抗生素的药物不良反应，促进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药物，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有效、合理。方法 复习文献资料，从过敏反应、毒性反应、特异性反应、二重感染、联合用药引起或加重不良反应等几个方面，综述抗生素的药物不良反应及临床危害。结果 抗生素的药物不良反应可以预防和控制，应重视患者用药过程中的临床监护。结论 抗生素的药物不良反应应引起临床医生的高度重视。【关键词】 抗生素；不良反应药物的不良反应是临床用药中的常见现象。它不仅指药物的副作用,还包括药物的毒性、特异性反应、过敏反应、继发性反应等〔1〕。抗菌药物是临床上最常用的一类用药，包括抗生素类、抗真菌类、抗结核类及具有抗菌作用的中药制剂类。其中以抗生素类在临床使用的品种和数量最多。目前临床常用抗生素品种有100多种。抗生素挽救了无数生命，但其在临床应用也引发了一些不良反应〔2〕。抗生素药物不良反应的临床危害后果是严重的。在用药后数秒钟至数小时乃至停药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均可发生不良反应。常见的有过敏性休克、固定型药疹、荨麻疹、血管神经性水肿等过敏性反应、胃肠道反应、再生障碍性贫血等，严重的甚至会引起患者死亡〔3〕。因此，加强临床用药过程中的监督和合理使用抗生素对减少临床不良反应的发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1 过敏反应抗生素引起的过敏反应最为常见〔5〕,主要原因是药品中可能存在的杂质以及氧化、分解、聚合、降解产物在体内的作用，或患者自身的个体差异。发生过敏反应的患者多有变态反应性疾病，少数为特异高敏体质。 过敏性休克 此类反应属Ⅰ型变态反应，所有的给药途径均可引起。如：青霉素类、氨基糖苷类、头孢菌素类等可引起此类反应，头孢菌素类与青霉素类之间还可发生交叉过敏反应。因此，在使用此类药物前一定要先做皮试。 溶血性贫血 属于Ⅱ型变态反应,其表现为各种血细胞减少。如:头孢噻吩和氯霉素可引起血小板减少，青霉素类和头孢菌素类可引起溶血性贫血。 血清病、药物热 属于Ⅲ型变态反应，症状为给药第7～14天出现荨麻疹、血管神经性水肿、关节痛伴关节周围水肿及发热、胃肠道黏膜溃疡和肠局部坏死。如: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林可霉素和链霉素均可引起以上反应。头孢菌素类、氯霉素等抗菌药物还可引起药物热。 过敏反应 这是一类属于Ⅳ型变态反应的过敏反应。如：经常接触链霉素或青霉素，常在3～12个月内发生。 未分型的过敏反应 有皮疹（常见为荨麻疹）〔6〕、血管神经性水肿、日光性皮炎、红皮病、固定性红斑、多形性渗出性红斑、重症大疱型红斑、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多见于青霉素类、四环素类、链霉素、林可霉素等；内脏病变，包括急慢性间质性肺炎、支气管哮喘、过敏性肝炎、弥漫性过敏性肾炎，常见于青霉素类、链霉素等。复方新诺明还可引起严重的剥脱性皮炎。2 毒性反应抗生素药物的毒性反应是药物对人体各器官或组织的直接损害，造成机体生理及生化机能的病理变化，通常与给药剂量及持续时间相关。 对神经系统的毒性 如：青霉素G、氨苄西林等可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毒性反应，严重者可出现癫痫样发作。青霉素和四环素可引起精神障碍。氨基糖苷类、万古霉素、多粘菌素类和四环素可引起耳和前庭神经的毒性。链霉素、多粘霉素类、氯霉素、利福平、红霉素可造成眼部的调节适应功能障碍，发生视神经炎甚至视神经萎缩。新的大环内酯类药物克拉霉素可引起精神系统不良反应。另有报道，大环内酯类药物克拉霉素和阿奇霉素可能减少突触前乙酰胆碱释放或加强了突触后受体抑制作用，可诱导肌无力危象。 肾脏毒性 许多抗生素均可引起肾脏的损害，如：氨基糖苷类、多粘菌素类、万古霉素。氨基糖苷类的最主要不良反应是耳肾毒性。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中，第3代头孢菌素的半衰期均有不同程度延长，应引起临床医生用药时的高度重视。 肝脏毒性〔7〕 如：两性霉素B和林可霉素可引起中毒性肝炎，大剂量四环素可引起浸润性重症肝炎，大环内酯类和苯唑青霉素引起胆汁淤滞性肝炎，头孢菌素中的头孢噻吩和头孢噻啶及青霉素中的苯唑西林、羧苄西林、氨苄西林等偶可引起转氨酶升高，链霉素、四环素和两性霉素B可引起肝细胞型黄疸。 对血液系统毒性 如：氯霉素可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和中毒性粒细胞缺乏症，大剂量使用青霉素时偶可致凝血机制异常，第3代头孢菌素类如头孢哌酮、羟羧氧酰胺菌素等由于影响肠道菌群正常合成维生素K可引起出血反应。 免疫系统的毒性 如：两性霉素B、头孢噻吩、氯霉素、克林霉素和四环素〔6〕。对机体免疫系统和机制具有毒性作用。 胃肠道毒性 胃肠道的不良反应较常见。可引起胃肠道反应的药物如：口服四环素类、青霉素类等，其中大环内酯类、氯霉素类等药物即使注射给药，也可引起胃肠道反应。 心脏毒性 大剂量青霉素、氯霉素和链霉素可引起心脏毒性作用，两性霉素B对心肌有损害作用，林可霉素偶见致心律失常。3 特异性反应特异性反应是少数患者使用药物后发生与药物作用完全不同的反应。其反应与患者的遗传性酶系统的缺乏有关。氯霉素和两性霉素B进入体内后，可经红细胞膜进入红细胞，使血红蛋白转变为变性血红蛋白，对于该酶系统正常者，使用上述药物时无影响；但对于具有遗传性变性血红蛋白血症者，机体对上述药物的敏感性增强，即使使用小剂量药物，也可导致变性血红蛋白症。4 二重感染在正常情况下，人体表面和腔道黏膜表面有许多细菌及真菌寄生。由于它们的存在，使机体微生态系统在相互制约下保持平衡状态。当大剂量或长期使用抗菌药物后，正常寄生敏感菌被杀死，不敏感菌和耐药菌增殖成为优势菌，外来菌也可乘机侵入，当这类菌为致病菌时，即可引起二重感染。常见二重感染的临床症状有消化道感染、肠炎、肺炎、尿路感染和败血症。5 抗菌药物与其他药物合用时可引发或加重不良反应〔8〕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多数情况下是需要联合用药的，如一些慢性病(糖尿病、肿瘤等)合并感染，手术预防用药，严重感染时，伴器官反应症状，需要对症治疗等。由于药物的相互作用，可能引发或加重抗菌药物的不良反应。 与心血管药物合用 红霉素和四环素能抑制地高辛的代谢，合用时可引起后者血药浓度明显升高，发生地高辛中毒。 与抗凝药合用 头孢菌素类、氯霉素可抑制香豆素抗凝药在肝脏的代谢，使后者半衰期延长，作用增强，凝血时间延长。红霉素可使华法林作用增强，凝血时间延长。四环素类可影响肠道菌群合成维生素K，从而增强抗凝药的作用。 与茶碱类药物合用 大环内酯类药物也可以抑制肝细胞色素P450酶系统，使茶碱血药浓度增加。红霉素与茶碱合用时，茶碱血药浓度可增加约40%，而茶碱可影响红霉素的吸收，使红霉素的峰浓度降低。 与降糖药合用 氯霉素与甲苯磺丁脲及氯磺丙脲合用时，可抑制后者的代谢，使其半衰期延长，血药浓度增加，作用增强，可导致急性低血糖。 与利尿剂合用 氨基糖苷类药物庆大霉素与呋喃苯胺酸类合用时，有引起耳毒性增加的报道。头孢噻啶与呋噻米合用时可增加肾毒性，原因可能是合用时前者的清除率降低。环孢菌素与甘露醇合用时，可引起严重的肾坏死性改变，停用甘露醇后，移植肾的功能可得到恢复。 与其他药物合用 红霉素、四环素与制酸剂合用时，可使抗生素的吸收降低。大环内酯类红霉素与卡马西平合用时，可引起卡马西平中毒症状。综上所述，合理使用抗生素，重视患者用药过程中的临床监护对于临床医生安全用药，保证患者生命健康，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正确诊断分清是否为细菌感染，如利用标本的培养判断认为是细菌感染，才是应用抗菌药物的适应证。熟悉抗生素的药理作用及不良反应特点，掌握药物的临床药理作用、抗菌谱、适应证、禁忌证、不良反应以及制剂、剂量、给药途径与方法等，做到了解病人用药过敏史，使用药有的放矢，避免不良反应发生。在医、护、药三方加强ADR监测〔9～11〕。同时对药物监测、临床血液及生化指标检验监测、护理监护等〔12〕。特别是对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药物进行血药浓度监测的同时也应监测肾功能和听力；合并用药时对受影响药物的血药浓度进行监测，如红霉素或四环素与地高辛合用时，对地高辛药物浓度进行监测或避免合用；口服抗凝剂与氯霉素、四环素、红霉素合用时，应监测患者的凝血时间，或避免合用；必须合用时，须调整口服抗凝剂的剂量。护理人员与患者接触较多，认真细致的护理工作，特别是对儿童及老年患者的周到护理，是对药物不良反应及时发现和处理的重要环节。对护理人员进行临床药理知识的培训，增加他们这方面的知识，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和处理。一旦发现不良反应应采取果断措施，如停药或换药。若出现过敏反应，应立即采取抢救措施。这些做法对抗生素不良反应的预防和补救都是行之有效的。【参考文献】1 张克义,赵乃才.临床药物不良反应大典.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杨利平.再谈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医学理论与实践，2004,17(2): 王正春,李秋,王珊.药物不良反应803例分析.医药导报，2004,23(9): 张立新,王秀美.抗生素应用中的问题与探讨.实用医技杂志，2004,11(8)： 张紫洞,熊方武.药物导致的变态反应、过敏反应.抗感染药学，2004,1(2): 吴文臻,刘建慧.药疹220例临床分析.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4,13(13): 刘斌,彭红军.药物性肝炎136例分析.药物流行病学杂志，2004,13(5)： 程悦.联合用药致变态反应探析.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4,13(13): 马冬梅,李净,舒丽伟.如何合理使用抗生素.黑龙江医学，2004,28(12): 吴安华.临床医师处方抗菌药物前需思考的几个问题.中国医院，2004,8(8)： 高素华.抗生素滥用的危害.内蒙古医学杂志，2005,37(11): 魏健,郦柏平,赵永根,等.抗生素合理应用自动监控系统的构建.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4,20(8)：479-481.
How little we really know about psychiatric drugs joannamoncrieff / October 6, 2020我们对精神病药物知之甚少 joannamoncrieff/2020年10月6日In this blog I reflect on what has and has not changed in the field of psychiatric drug treatment in the years between the first and newly published second edition of the Straight Talking Introduction to Psychiatric second edition of my Straight Talking Introduction to Psychiatric Drugs has just been published 11 years after the first. Som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at time.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early psychosis now routinely prescribe low doses of antipsychotics and frequently support people to come off them. The UK government funded the RADAR trial that is evaluating a gradual programme of antipsychotic reduction and discontinuation in people with long-term psychotic disorders or ‘schizophrenia’ and several other trials of this sort are going on around the world involving people with a first episode of psychosis. This research is being conducted by psychiatric researchers who recognise that psychiatric drugs can be harmful, and that their use needs to be minimised. From my experience, most psychiatrists are now aware of the evidence that long-term antipsychotic treatment causes brain shrinkage (although many are also enamoured with the misleading studies on antipsychotics and mortality produced by the Finnish group, which have been helpfully deconstructed in this blog by Robert Whitaker). The fact that antidepressants can cause severe and prolonged withdrawal effects has now been widely recognised, although not without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ose who have suffered these problems. 在这个博客中，我回顾了在《精神病药物直言不讳入门》第一版和新出版的第二版之间的几年里，精神病药物治疗领域发生了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我的《精神病药物直言不讳入门》第二版距离第一版出版已经有11年。在这段时间里取得了一些进展。为早期精神病患者提供的服务现在通常会开出低剂量的抗精神病药物，并经常支持患者停止服用。英国政府资助了这项RADAR 试验，该试验正在评估长期精神病性疾病或“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抗精神病药物逐渐减少和停用方案，世界各地正在进行其他几项此类试验，涉及首次发作精神病患者。这项研究是由精神病研究人员进行的，他们认识到精神病药物可能有害，需要尽量减少使用。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精神病医生现在都意识到长期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会导致大脑萎缩的证据（尽管许多人也迷恋芬兰研究小组关于抗精神病药物和死亡率的误导性研究，罗伯特·惠特克在本博客中对这些研究进行了有益的解构）。抗抑郁药可能导致严重和长期的戒断效应这一事实现在已经得到广泛承认，尽管并非没有那些遭受这些问题的人的共同努力。The drug-centred model of drug action (the idea that psychiatric drugs change normal brain functions and mental states, and that these changes inevitably interact with the ‘symptoms’ of mental disorders) is now established in some circles. It is recommended in the Power Threat Meaning framework and other convention-challenging texts and textbooks. I know many psychiatrists who feel that, as well as making sense of the evidence, it provides a useful guide for a cautious and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o the use of psychiatric drugs. Yet mainstream psychiatry has ignored it and presses on with business as usual. Prescriptions for antidepressants continue to rise and money is still poured into research trying to locate the specific brain abnormality that produces disorder X or Y. Despite the failure of this research to provide any conclusive findings, clinicians and much of the general public remain bedazzled by the disease-centred model of drug action – the idea that drugs work by tweaking some underlying brain abnormality, sometimes specified as an imbalance or ‘dysregulation’ of particular brain chemicals. 以药物为中心的药物作用模式（精神病药物改变正常的大脑功能和精神状态，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与精神障碍的“症状”相互作用的观点）现在在一些圈子里已经确立。在《权力威胁意义框架》和其他具有挑战性的公约文本和教科书中建议使用。我认识许多精神科医生，他们认为，在理解证据的同时，它为谨慎和合作地使用精神科药物提供了有用的指南。然而，主流精神病学忽视了这一点，照常行事。抗抑郁药的处方不断增加，资金仍在投入研究，试图找出导致X或Y障碍的特定大脑异常。尽管这项研究未能提供任何结论性发现，临床医生和大部分公众仍然被以疾病为中心的药物作用模式所迷惑——药物通过调整某些潜在的大脑异常（有时被指定为特定大脑化学物质的失衡或“失调”）而发挥作用。The few psychiatrists who have engaged with ideas about models of drug action take different positions. As I discussed in a previous blog, some leading academic psychiatrists have re-asserted the disease-centred view (though sometimes denying that this is what they are doing). Others argue that most psychiatrists have an ‘outcome-based’ understanding of drug action. This means they prescribe drugs becaus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y can be helpful, with no commitment to an explanation of why that might be. We do not ingest a drug or recommend others do so without having beliefs about what it might do, however, and if psychiatrists provide no other explanation, then they are implicitly endorsing the disease-centred model of drug action. This is how they are generally understood nowadays, at any drug-centred model obviously touches a nerve among mainstream psychiatrists. This is because it suggests that the way drugs ‘work’ when prescribed fo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s different from what drugs are doing in other areas of medicine. Those who oppose it are keen to defend the medical identity of psychiatry. It is ironic that the drug-centred model demands a much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ction of drugs on every aspect of physical functioning, mental states and behaviour, compared to the blinkered approach of the disease-centred model that focuses primarily on the site of the presumed disease or abnormality. The drug-centred model is, therefore, a much better basis for a properly scientific, medical training.为数不多的对药物作用模式有想法的精神病学家采取了不同的立场。正如我在上一篇博客中所讨论的那样，一些著名的学术精神病学家重新提出了以疾病为中心的观点（尽管有时否认这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其他人则认为，大多数精神病医生对药物作用有“基于结果”的理解。这意味着他们开药是因为研究表明它们是有帮助的，而没有承诺解释为什么会这样。然而，如果精神科医生没有提供其他解释，那么他们就是在暗中支持以疾病为中心的药物作用模式。无论如何，这就是如今人们普遍理解它们的方式。 以药物为中心的模式显然触动了主流精神病医生的神经。这是因为它表明，当为心理健康问题开处方时，药物的“作用”方式与药物在其他医学领域的作用不同。反对它的人热衷于捍卫精神病学的医学身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以疾病为中心的模式的狭隘方法相比，以药物为中心的模式要求更全面地了解药物对身体机能、精神状态和行为的各个方面的作用，而以疾病为中心的模式主要关注假定疾病或异常的部位。因此，以药物为中心的模式是进行适当科学、医学培训的更好基础。Some important research has been published since I wrote the first edition. Further follow-up studies show that people who take long-term antipsychotic treatment for psychotic episodes have worse outcomes than those who do not (. Moilanen et al 2016; Wils et al, 2017). Most importantly the follow-up of participants in the Dutch randomised trial confirmed that this is not simply a reflection of the more severe profile of those who end up on long-term treatment, but likely to be due to the drugs themselves (Wunderink et al, 2013). More recently, a small, but well-conducted study from Australia showed that antipsychotics had no advantage over placebo in people experiencing a first episode of psychosis who were receiving high quality psychosocial support (Francey et al, 2020). These studies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way we should approach the use of antipsychotics. Combined with the mounting evidence that these drugs cause serious effects on the brain and other body systems, they underline the need to use antipsychotics as sparingly as possible, and to try to help people come off them where possible. Certainly some psychiatrists have taken this on have learnt a lot in the last 11 years – much of it from people who have had the courage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of using psychiatric drugs and thereby publicise effects that official research has barely tried to address.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I have come to appreciate how little we really know and understand about what psychiatric drugs do, especially in the long-term, and the terrible consequences this ignorance can have.自从我写第一版以来，一些重要的研究已经发表了。进一步的随访研究表明，因精神病发作而接受长期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人的预后比不接受治疗的人差（例如Moilanen等人2016年；Wils等人2017年）。最重要的是，荷兰随机试验参与者的随访证实，这不仅反映了那些最终接受长期治疗的患者更严重的情况，而且可能是由于药物本身（Wunderink等人，2013年）。最近，来自澳大利亚的一项小型但实施良好的研究表明，抗精神病药物在经历第一次精神病发作并接受高质量心理社会支持的人群中没有优于安慰剂（Francey et al，2020）。这些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方式。结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药物会对大脑和其他身体系统造成严重影响，他们强调需要尽可能少地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并尽可能帮助人们戒掉这些药物。当然，一些精神科医生已经接受了这一点。 在过去的11年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大部分是从那些有勇气分享他们使用精神病药物的经验，从而宣传官方研究几乎没有试图解决的效果的人身上学到的。也许最重要的是，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对精神病药物的作用，特别是长期作用，以及这种无知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知之甚少。Take the example of benzodiazepines. We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benzodiazepines better than most drugs. They produce their relaxing effects through modifying the actions of the natural neurotransmitter known as GABA. But we do not know exactly how they affect the GABA system, nor how these or other actions produce the range of disabling withdrawal effects that can occur. We also do not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cognitive impairment that benzodiazepines appear to cause both during and after withdrawal from long-term use (Crowe & Stranks, 2017). Most worryingly, as I highlighted in a previous blog, we have known since at least the early 1990s that some people develop new medical conditions or symptoms while coming off the drugs (including tinnitus and restless legs, for example). These can last for months afterwards, possibly longer, suggesting the drugs have permanently altered the brain in some way. Yet we have no idea what benzodiazepines are doing to the brain that might result in these persistent and often disabling , neither this data, nor the evidence that antipsychotics can cause permanent neurological damage (tardive dyskinesia), seem to have made us any more wary of launching new drugs without good data on their long-term effects.以苯二氮卓类药物为例。我们比大多数药物更了解苯二氮卓类药物的作用机制。它们通过调节天然神经递质GABA的作用产生放松效果。但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影响GABA系统的，也不知道这些或其他行为是如何产生可能发生的停用戒断效应的。我们也不了解苯二氮卓类药物在长期停用期间和停用后引起认知损害的机制（Crowe&Stranks，2017）。最令人担忧的是，正如我在上一篇博客中强调的那样，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们就知道一些人在停药后会出现新的疾病或症状（例如耳鸣和不宁腿）。这些药物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更长时间，这表明这些药物在某种程度上永久性地改变了大脑。然而，我们不知道苯二氮卓类药物对大脑的作用可能会导致这些持续的、常常是致残的症状。 不幸的是，无论是这些数据，还是抗精神病药物可能导致永久性神经损伤（迟发性运动障碍）的证据，似乎都没有让我们在没有关于其长期影响的良好数据的情况下，更加警惕地推出新药。The SSRI ‘antidepressants’ flooded onto the market in the 1990s. At first they seemed relatively innocuous. They are certainly safer in overdose and far less sedating than their predecessors, the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But then, as I described in my previous blog, withdrawal effects started to come to light, and more recently persistent sexual dysfunction. These effects suggest these drugs too are changing the brain in significant ways that we do not understand, and that may take a long time to normalise when the drugs are is one of the latest chemicals to be aimed at people who are looking for relief from chronic misery. The story of how esketamine was licenced illustrates why we have so much propaganda and so little data on the safety of psychiatric drugs. The FDA and other drug regulatory agencies were easily persuaded by Janssen to relax their criteria for establishing efficacy and did not express particular concern about the natural deaths, driving accidents and suicides that occurred during or shortly after treatment. They had little curiosity about withdrawal effects and other long-term complications. SSRI“抗抑郁药”在20世纪90年代大量涌入市场。起初，它们似乎相对无害。与之前的三环类抗抑郁药相比，这些药物服用过量肯定更安全，镇静作用也少得多。但是，正如我在上一篇博客中所描述的那样，戒断效应开始显现，最近出现了持续性的性功能障碍。这些效应表明，这些药物也在以我们不了解的重要方式改变大脑，当药物停止使用时，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Esketamine（艾氯胺酮）是最新的化学品之一，主要针对那些正在寻求缓解长期痛苦的人。关于艾氯胺酮如何获得许可证的故事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对精神病药物的安全性有如此多的宣传，而数据却如此之少。杨森很容易说服FDA和其他药品监管机构放宽其确定疗效的标准，并且没有对治疗期间或治疗后不久发生的自然死亡、驾驶事故和自杀表示特别关注。他们对戒断效应和其他长期并发症几乎不感兴趣。If drug regulatory agencies are not interested in data on immediate and long-term safety, then clearly there is no incentive for drug companies to produce it. Government funding agencies are also focused primarily on establish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s, rather than exploring their harmful effects. Hence it is left to users themselves to highlight the adverse effects of drugs – some of which will only come to light after years of use and after thousands, maybe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been am not opposed, in principle, to the use of psychiatric drugs. I believe, as I say in the book, that ‘some psychiatric drugs do help some people in some situations’. Having said this, I think it is likely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who take psychiatric drugs derive little or no benefit from them, and yet are susceptible to all the harms they can induce. It is people’s right to know how little we really know about these drugs. People should be informed that the story they have been told,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about having an underlying chemical imbalance that drugs can correct is just that – a story – with very little evidence to back it up. They need to know that these drugs are doing things to the brain that we do not understand properly, and people should be aware how little research there has been into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drugs,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coming off them. I hope the second edition of a Straight Talking Introduction to Psychiatric Drugs will enable people to make better informed decisions about whether to start or continue these sort of drugs.如果药品监管机构对即时和长期安全性数据不感兴趣，那么很明显，制药公司就没有动力生产这些数据。政府供资机构还主要侧重于确定干预措施的有效性，而不是探讨其有害影响。因此，让使用者自己来强调药物的副作用——其中一些副作用只有在使用数年后，以及在数千人，甚至数百万人接触药物后才会暴露出来。 原则上，我并不反对使用精神病药物。正如我在书中所说，我相信“一些精神病药物确实在某些情况下帮助了一些人”。话虽如此，我认为很可能绝大多数服用精神药物的人从中获益甚微或毫无益处，但却容易受到其可能带来的所有伤害的影响。人们有权知道我们对这些药物所知甚少。人们应该被告知，他们所听到的关于药物可以纠正的潜在化学失衡的故事，无论是含蓄的还是明确的，都只是一个没有什么证据支持的故事。他们需要知道这些药物对大脑的作用是我们无法正确理解的，人们应该意识到，对药物的长期作用以及摆脱药物的困难的研究是多么的少。我希望第二版《精神病药物的直言不讳介绍》能让人们对是否开始或继续使用这类药物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经过长期的实践，共同创造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史。中国药学史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药学系大专毕业论文优秀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议开展临床药学工作的对策
临床药学是以病人为对象，研究有效、合理和安全使用药物的一门学科，是现代药学和临床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学科把过去传统的医院药学服务重点从药物转向患者，这是目前和未来医院药学工作发展的重点和研究方向，目前临床药学已经进入到实质性的发展阶段，临床药学工作从抵触到认可，从强行到自觉，积累了一些经验。
一、具体工作实践
1.查房与临床药学工作的结合
药师要定科室查房与巡回查房相结合，并指定用药方案，及时解决用药问题，可以安排指定的药师选择相对固定的科室，如普通外科、呼吸内科、心胸外科等，每周定期到其他科室进行巡回查房。设计药师查房记录单，记录单内容包括患者的基本情况、病程的介绍、查房意见、基本用药情况。药师查房之后，要根据患者的情况，提出临床用药建议，重点是对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提出合理化建议[1]。药师查房记录单要一式两份，一份在病历中，另一份则有药师自己保管，并要求主治医师将药师的意见写在病程记录中，同意则执行，不同意则写明理由。临床药师通过查房，增加了与临床医生接触的机会，并逐步熟悉了有关科室的基本知识，掌握了与患者沟通的技巧，同时可以将新的药物知识，配伍禁忌等及时传递给医护人员，充分发挥医药互补的优势。通过药师的不断女里，最大限度的减少药源性疾病，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
2.加强科室用药监督
临床药师要加强对临床用药的监督，促进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目前我国的各级医院均存在滥用抗生素的情况，我院在应用抗生素也存在诸多不规范的现象，对于这种情况，临床药师要每月抽查一定比例(30%)的出院病历[2]，按照事先设计的表格逐一进行登记，统计全院和各个科室抗菌药物的使用率、治疗性抗菌药物送检率以及抗菌药物的不合理应用情况，并对每个医生的抗生素用药情况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对科室的不合理用药情况反馈到各个科室，也可以对运行病历进行抽查，并制定相应的奖惩制度，以书面形式进行公示。
3.对门诊用药情况的监督
临床药师可以定期抽查门诊处方，提出合理化用药建议，每月抽查一定比例的门诊处方和麻醉处方，按照事先制定的表格进行登记，包括患者的姓名、性别、诊断、用药情况，每次将查出的书写不规范或者用药不合理的处方以书面的形式反馈给医生，并将检查结果上报给医务科，按规定进行处罚[3]，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通报和公示，书写不规范主要表现在缺项、书写潦草、无临床诊断或者不规范、未使用药品通用名、没有剂型或者规格，中英文混写等，抗生素用药不规范主要包括剂量不准确、诊断与用药不符合、配伍禁忌、重复用药等，通过坚持检查，我院的门诊处方质量明显提高。
4.做好用药咨询工作
院内设置药用咨询室，并挂有明显的标志，并向患者和医护人员公布咨询电话，每天安排中级职称以上的药师轮流值班咨询，并配备专业书籍，认真填写咨询记录，内容包括患者的姓名、年龄、疾病的名称、联系方式、咨询内容、解答情况等。通过用药咨询，药师与患者和医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提高了门诊用药的依从性，解答了患者的用药过程中存在的疑虑，及时纠正了一些患者不正确的用药方法，配合了临床医生的工作。
5.尝试性建立病历
针对长期用药的患者建立病历，基本思路是对于目标患者建立档案，主要包括患者的基本用药情况、主要疾病的病史和用药情况，以及用药不良反应等，同时对患者病情的变化，相关重要检查，建议用药的治疗计划，和病史小结，用药记录要包括用药开始的时间，实际用药情况、停止用药的时间，疗效评价等，及时补充患者新的用药信息，用药病历的用药信息要及时进行更新，档案要留在临床药学室并进行长期保存，条件允许可以建立电子病历。
6.药品不良反应
各个临床科室要要有指定的药品不良反应检测员，发现临床用药的不良反应是应该及时通知临床药学室，药学人员进行登记、上报，临床药学人员要认真咨询、观察患者的用药情况，要善于发现药品的不良反应。定期退出临床药讯，内容涉及查房和抽查中发现的问题，交流经验、新药知识和收集到的药学知识，并发到各个临床医技科室供翻阅参考，并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鼓励医护人员积极捐稿，努力让临床药讯成为医院药师和临床医生交流沟通的平台。
二、总结
临床药师是在临床药学工作中要努力工作，从点到面，由浅入深，帮助临床解决了医学实际问题，为患者提供了一定的药学服务，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由开始医生和患者的陌生、抵触、怀疑到逐渐认可、信任和接受，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是优于人员有限、知识不系统等方面的原因，临床药学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有些工作没有实质性进展，但是广大药师的共同努力，得到了临床医生和患者的认可，效果满意值得在临床推广。
浅谈生态文明与中医药学的关系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1]。
中医药学从我国古代有文字出现的时候就有记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医学理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创造了神奇的医疗效果。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医疗体系，但现在大多数已经消失，被现代西方医学所取代，中医药学作为少有的独立医疗体系能与现代医学并存，并且发挥着西医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与其以人体生理平衡为基础，不断继承前人成果，并充分吸收各个时代先进科学技术和知识，逐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密切相关。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态文明建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国生态文明的进步[2]。
把人体健康与生态平衡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实践中寻找联系，使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医药学的一大特色。早在春秋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把疾病的发生归诸鬼神祟蛊，中国的医学家就已经认识到人体的病患与饮食起居、喜怒哀乐有关，后来又有医生用自然界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失和来解释病因，这曾是当时世界医学史上最先进的病因观。在这种病因观的影响下，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能对人体产生作用，从中寻找良药祛除病源也就成了当时医药学家的主要工作。
生物群落和其生存的周围环境所构成的系统称为生态系统，正常的生态系统中，系统各部分在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上相互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称为生态平衡。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与食物链中的其它生物一样，充当着消费者的角色，一旦人类的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生态系统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出现人类的灭绝。中医药学的实践就是把人体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如果人体内部各种生理活动正常进行，健康状况良好，就处于平衡状态，当外界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起作用导致正常生理活动被破坏，开始的平衡被打破，疾病就随之而来，各种治疗药物和方法都是为了弥补这种平衡。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现了藏象、经络等生命活动现象，六淫、七情等致病因素，以及病态过程中互相抗衡的“正”、“邪”两种力量的存在，穴位是调整功能的枢纽;内因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致病精神因素，即内在因素;外因：风、寒、暑、湿、燥、火六大类，包括细菌病毒是致病的外来因素。气血是全身的动力，还有内外因等等，这些都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整体的功能因素。
《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两部经典医书正是在前人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向理性认识过渡的产物。在中医思路与方法的指导下，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法收集到的有意义的症、脉、舌象等信息确定患者的“证”，再通过对“证”的辨证施治，确立不同的个性化治疗方法，这与当今许多西医学家提出的个性化治疗非常一致。作为中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阴阳”、“五行”等概念，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治法治则等一整套独特的治疗概念、理论体系都无一不体现出中医学注重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中医用药的方剂中讲究君臣佐使，每一个方子都有不同的配伍原则，其内在也是体现出生态平衡的意义，每一种药物都有其治疗作用和副作用，针对疾病的主要药物为君药，为了辅助君药达到更好的效果的药物称为臣药，配合君臣药治疗兼证，或抑制君臣药的毒性，或起反佐作用的药物称为佐药，指引导诸药直达病变部位，或调和诸药的药物称为使药。君臣佐使四类药物的相互影响，给人使用后就能帮助人体尽快恢复生理平衡，疾病自然消失。
西医采用了很多化学药物，生产工艺中有很多污染问题，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与化学药物不同，中医药的原料都是自然界可再生资源，并且以植物为主，这与人类的饮食习惯一致，也符合现在比较热门的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环保的理念。现在很多人在饮食中都注意食用适合自身保健作用的有药性的食品，比如鱼腥草、马齿苋、山药、枸杞等药物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这对于我们提高全民素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很有益处。对于很多新出现的疾病，西医很难在短时间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中医药学在中国防治非典和现在肆虐全球的H1N1型流感的应用极大的作用，对于突发的疫情，中医药学工作者及时提供了相应的处方，避免了很多易感人群感染疾病的机会，给疫苗的研发机构争取了时间。
生态文明主要是以和谐、可持续发展为发展经济的目标，医药学作为社会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至关重要。中医药学发展到今天，为了让世界人民共享中医药文化带给人类的健康，我们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一方面，在中医药学理论和西方医学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地从传统中药中选择具有良好临床效果的中药对其成分进行系统研究，寻找植物中真正起作用的成分，运用先进的监测分析方法对其活性和质量进行监测和监控，开发出更多的源于可再生资源的新药;另一方面，将中医药学理论中的精华与西方医学理论有机的结合起来，根据病人的自身特点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最大程度上减轻病人的痛苦，减少医疗上的花费，相应的提高了经济效益。
不用看医生的，多看报纸新闻多看书增长知识，知识面广了自然就感去表达自己，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始建于五十年代建院之初，于2002年在原精神科的基础上成立了心理卫生中心，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现已发展成规模较大，学术水平较高，在重庆市本专业领域遥遥领先的优势学科。迄今为止，也是重庆市高等医药院校附属医院和市属所有综合医院中唯一设置有的精神、心理科，现设有精神科住院部、心身疾病住院部、精神科门诊、心理咨询门诊、心理测定和心理治疗室等。拥有多种现代化诊断治疗仪，全世界最新型的电休克治疗机、电兴奋仪、生物反馈治疗仪以及多种心理测定的模具和电脑软件，脑电图机、动态脑电检测仪、脑诱发电位仪、肌电图仪、彩色经颅多谱勒仪、磁共振仪、螺旋CT机。本学科具有稳定而成熟的研究方向，即成瘾医学、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家庭暴力行为三个主要研究方向。曾编撰我国第一部《精神病治疗学》专著及主持过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0多项市级科研项目以及CMB协作课题，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省部级）一项，这些成就都填补了重庆市本专业领域的空白，部分在国际，国内也属领先。本学科于1986年被批准为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学硕士点，并于2005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已培养硕士研究生32人。长期承担本校七、五年制本科及专科的精神病学和医学心理学教学，现又创建了临床心理卫生本科专业。曾完成我国第一部精神病学教育电影。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专家长期从事精神病学和心理卫生学的研究工作，教学工作和临床工作。中心现有教授11人，副教授4人，有硕士生导师资格的13人。数人在学术界承担重要职务，年轻医生已全部硕士化。 其中有一人曾长期担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四川省心理卫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简称中心）的前身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始建于五十年代建院之初，于2002年在原精神科的基础上成立了心理卫生中心，迄今为身心协会副理事长，一人曾长期担任重庆市精神科专委会主任委员和重庆市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心技术组组长、《四川精神卫生》杂志副主编、重庆医学杂志编委、重庆精神医学杂志主编，一人担任中国心身医学专委会全国委员和重庆医学会心身与行为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完成过一部精神病学教学电影，至今仍在教学工作中常规应用，出版过一部《精神病治疗学》专著，参编大专院校《精神病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月第11版），大型工具书《症状鉴别诊断学》（上海科技出版社.月第1版）。参加过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进行的儿童心理卫生状况调查，曾多次承担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项目，填补了重庆市本专业承担这类高等级科研项目的空白。多项研究成果获重庆市政府科技进步一等、二等奖和上海—法国纳普朗克精神医学成果三等奖。其中“抗精神病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研究”获重庆市1998年科技进步二等奖（省部级），是重庆市本专业有史以来唯一的一项省部级奖。目前该中心正在从事数项精神病学和心身医学领域的国际前沿课题研究，并多次与欧美和日本等国合作从事临床和科研工作，有六人曾多次出访欧美和亚太地区，2002－2005年，先后有两名美国博士和博士后研究生来本中心研修。有数位专家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合作进行的“贪食症和厌食症的流行学调查”的论文发表在美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近年来，开展了“高考落榜生的心理—生理反应调查及其相关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由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提供资助的“重庆市大学生自杀未遂的研究”和“重庆市数千名大中学生的心理卫生调查工作”，对青少年心理问题，性格与职业选择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暴力行为危险因素评估与干预方案”的研究正在进行中。近10年来，全科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达30余篇。该科在重庆直辖前长期由四川省卫生厅指定为负责全四川省的精神卫生人员的培训基地，为基层专科医院输送了大量高层次专业人员，重庆地区本专业的绝大部分高级专业人员都曾在我院进修培训过。重庆直辖后仍担负全重庆地区的专业人员培训和临床工作的指导。中心常年定期组织和举办全市性的疑难病例讨论和专题学术讲座，举办理论提高班，以提高全市专业人员的基础理论和临床诊治水平。由于全科医务人员精湛的医疗技术和良好的医德医风，赢得了广泛的好评，曾多次被中央台生活频道、重庆电视台和有线台、重庆广播电台、健康报、重庆日报、晚报、晨报、商报、华西都市报、现代工人报、青年报、经济报、健康人报等多家新闻媒体采访和报道。今天，在市卫生局和医院的领导下，全科医务人员正在努力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扩大病房规模，为更多的心身疾病患者提供更加优良的医疗卫生服务。在重庆市本专业领域本中心具有如下突出优势：1、人才优势：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专家长期从事精神病学和心理卫生学的科研工作，教学工作和临床医疗工作。年轻医生全部选自医科大学本科生中前几名优等生，现已全部“硕士化”。2、学术优势：承担和完成多项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项目。获得过多项科技奖，填补了重庆市本专业的空白。3、学科优势：建科时间长、专业设置齐全、专业基础好，为重庆市本专业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点，迄今仍为重庆市本专业唯一的硕士学位授予点。同时，因设在综合医院内，对各种疑难杂症、急重症可组织各科联合攻关解决，仪器设备先进、齐全。4、地理优势：地处重庆市中区，交通方便，就医便利，院内环境优美。心理咨询室专家门诊日程表：周一 上午 张永芳（硕士导师，教授）下午 杨德兰（硕士导师，教授）周二 上午 张逢春（硕士导师，教授）下午 段成美（硕士导师，副教授）周三 上午 蒙华庆（硕士导师，教授）下午 况利（硕士导师，教授）周四 上午 凌永和（硕士导师，教授）下午 陈德祥（副教授）周五 上午 蓝长安（硕士导师，教授）下午 胡华（副教授）科室主任：蒙华庆（担任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全国委员和重庆医学会心身与行为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况 利（重庆市精神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与重庆市心理学会危机干预专委会主任委员）科室医生：共有14人分别是：张逢春、凌永和、张永芳、杨德兰、蓝长安、段成美、蒙华庆、况利、胡华、黎雪梅、李静、傅一笑，罗庆华，陈建梅。
空闲时间，
也不要懒惰呀！
来和小喵一起看看文献吧！
今天这篇文献主要是说
MiRNA调控异常及其
在精神分裂症治疗中的潜在应用
论文：Dysregulation of miRNA and its potential therapeutic application in schizophrenia（MiRNA调控异常及其在精神分裂症治疗中的潜在应用）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遗传和发育因素在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机制中起着关键作用，但精神分裂症的确切病因机制尚不清楚。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miRNAs已经成为基因表达调控中必不可少的转录后调节因子。
MiRNA在脑发育和神经可塑性中的重要性已经被证实。 MiRNAs的异常表达和功能异常参与了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许多神经精神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
本文综述了精神分裂症相关miRNA调控异常的最新发现及其在精神分裂症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我们还讨论了miRNA调控在疾病中的潜在治疗意义。
许多研究使用死后脑样本分析miRNA的表达谱。 Perkins等人使用定制微阵列()检测了13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死后前额叶皮质(PFC)的miRNA谱。 与21名精神上未受影响的个体相比，他们发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有15种miRNAs的差异表达，其中14种miRNAs被下调，1种miRNA(miR-106b)被上调。
在颞叶上回(STG)皮层灰质中也有miR-181 b的显著上调，STG是参与精神分裂症幻听产生的脑区。 鉴定了miR-181 b的两个靶基因： 钙 传感器基因粘蛋白样1(VSNL 1)和嗜离子谷氨酸受体亚基(GRIA 2)。
同一组进一步观察到，STG和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LPFC)在死后组织中的整体miRNA表达明显增加。 这种miRNA的高表达被认为是由于微处理机元件Dgcr 8的初级miRNA处理和上调所致。
然而，来自Berveridge的研究的数据与Perkin的报告不一致。 一些miRNAs，如miR-26b，miR-29c和miR-195，据报道在珀金斯的研究中被下调，但在Berveridge的结果中被发现被上调。 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miRNA表达改变的报道不断积累。
然而，miRNA表达谱的结果有些争议。 MiRNA表达数据的差异可通过样本大小、治疗方案、性别因素和技术应用的差异(如不同的miRNA提取方法和miRBase测试版本)来解释。 此外，miRNAs在人脑中的时间表达模式也可能导致冲突的发生。
为了探讨miRNA作为生物标志物的潜在作用，一些研究集中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外周血miRNA的表达上。 Gardiner等人检测了112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和76名对照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miRNA的表达。他们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83个miRNAs明显减少。
赖等人同时，分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对照组单个核白细胞的全基因组miRNA表达谱。 7种miRNAs(上调：MIR-34a，miR-449a，miR-564，miR-548d，miR-572 miR-652；下调：MIR-432)被确定为精神分裂症的预测生物标志物。 有趣的是，他们发现7个miRNAs在PBMC中的表达不受住院2个月的影响，即使临床症状明显改善。
我们还注意到，hsa-miR-34a和hsa-miR-548 d在脑样本中的表达没有改变。 魏等人在较大样本中筛选出血浆miRNA谱，并鉴定了8种差异表达的miRNAs(miR-122、miR-130 a、miR-130 b、miR-193 a-3p、miR-193 B、miR-502-3p、miR-652、miR-886-5p)。
他们还发现，阿立哌唑和利培酮治疗1年后，患者血浆中miR-130b和miR-193a-3p水平的升高消失， 并提出了作为精神分裂症预后的生物标志物的潜在作用。
此外，Galleo等人还比较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健康对照者脑脊液(CSF)和全血的miRNA表达谱。 而脑脊液和血液中miRNA的表达水平相关性较差。 尽管miRNAs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已经被提出，但显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事实上，血清miRNAs的测定为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诊断和预后(包括治疗反应)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或拷贝数变异(CNVS)是人群中常见的DNA序列变异，在非编码区发生频率较高，与人类疾病易感性有关。 通过病例对照研究，报告了几个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miRNA基因的SNPs。
SNP在miR-206中的rs17578796与斯堪的纳维亚(丹麦和挪威)样本中的精神分裂症有显著的相关性。 变异体ss178077483位于前米尔-30e，与汉族人群精神分裂症有强烈的相关性(等位基因)。
P=；基因型P = ). Watanabe等人在日本人口中复制了这种联系。 成熟miR-30e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外周血白细胞中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与精神分裂症患者PFC表达增加相一致。
同时， 对268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和232例正常人进行了SNP基因分型(hsa-pre-mir-146 a rs2910164 G>C和hsa-mir-499 rs3746444 T>C)。 Rs3746444携带CC基因型的患者更容易出现幻觉，缺乏动机。
然而，这两个SNPs与精神分裂症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 SNP rs 7289941也有阴性关联。
最近，Yu等人对精神分裂症进行了两阶段GWAS，包括4384例和5770例对照， 然后对另外4339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和7043名汉族对照者进行了13个单核苷酸多态性的独立复制。
他们证实3个位点，分别位于VRK 2外显子 (Rs 1051061)、(GABBR 1内含 子 rs 115070292)和(AS3MT内含子rs10883795；ARL 3内含子rs10883765)与精神分裂症有显著关联。 这三个位点参与了GABA能和多巴胺能信号、细胞粘附分子和髓鞘化通路的调控。
精神分裂症被认为是一种复杂的神经发育疾病。大量证据表明，几种神经递质系统(如多巴胺和谷氨酸)的功能紊乱是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理过程。 N-甲基-D-天冬氨酸-谷氨酸(NMDA)受体是突触可塑性的重要调节因子。
NMDA受体信号传导的高功能可改变皮层回路的兴奋和抑制平衡，并产生类似精神分裂症症状的行为。 Kocerha等人利用NMDA受体拮抗剂地佐西平快速诱发精神分裂症样行为，检测了小鼠不同脑区miRNA的表达。
他们发现，用急性而非慢性地唑西林治疗的小鼠在pfc中的脑特异性miRNA miR-219明显减少。 在亚纯GRN 1(NR1)突变小鼠中，miR-219的表达也明显降低。 抗精神病药物(氟哌啶醇和氯氮平)预处理可预防地唑西林所致miR-219的减少。
MiR-219的靶点之一是钙/钙调素依赖性蛋白激酶Ⅱγ亚基(CaMKIIγ)，这是NMDA谷氨酸受体信号级联的一个组成部分。 抑制小鼠脑内miR-219可减少地佐西林诱导的行为反应，如多动和刻板印象，提示miR-219在NMDA受体功能中起调节作用。
作为支持，据报道miR-219在死后脑组织的DLPFC中显著上调。 此外，miR-129还参与了少突胶质细胞分化和髓鞘维持的调控，提示miR-219在突触结构和疾病相关功能中的重要性。
张等对1041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和953例健康对照者进行了NMDAR信号通路基因3‘UTR(GRIN2A/2B/3A和CAMK2G)中3个SNPs的关联分析，证实GRIN2B rs 890与精神分裂症有显著相关性。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是中枢神经系统中最常见的生长因子， 在脑发育和神经元可塑性中起着重要作用。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BDNF的失调与多种神经精神障碍有关。
死后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某些脑区BDNF表达水平改变。 Mellios等人60两种miRNAs miR-30a和miR-195直接靶向BDNF 3‘UTR，抑制BDNF的表达。
他们进一步报道，miR-195与BDNF的相互作用可以调控精神分裂症相关的γ-氨基丁酸(GABA)，即GABA能基因的表达，包括神经肽Y(NPY)和生长抑素。 MIR-30a-5p还通过调节BDNF信号通路来控制酒精摄入。
作为医学生医学微生物
是一门必修的基础医学课程
通过这门课程掌握与医学相关的微生物
（细菌、病毒、真菌等）的基本生物学性状、
感染与抗感染免疫的机理、
感染性疾病的诊断、预防与治疗原则
为学习相关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怎么才能学好这门课程呢?
今天小喵给大家分享的是非常详细的医学微生物课程
1.医学微生物学
2.细菌的形态和结构
3.细菌的生理
4.消毒与灭菌
5.噬菌体
6.细菌的遗传与变异
7.细菌的感染与免疫
8.细菌感染的检查方法和防治原则
9.病原性球菌
10.肠道杆菌
11.弧菌属
12.厌氧性杆菌
13.支原体、立克次体、衣原体
14.螺旋体、真菌、病毒的基本 性态
15.病毒的感染与免疫、病毒感染的检查方法与防治原则
16.肠道病毒、肝炎病毒、黄病毒
17.出血热病毒、疱疹病毒、逆转录病毒、其他病毒、亚病毒
.白喉棒状杆菌 G+、分枝杆菌属
19.放线菌和诺卡氏菌属、动物源性细菌、其他细菌
了解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情况，探讨实施健康教育对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对124例精神障碍病人在住院期间进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采用电话回访出院后服药情况。结果 首次与4次及以上住院者出院后服药依从性最低。 结论 加强健康教育对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依从性有促进作用，维持治疗中应重视家属的监护作用，以便有利于进行科学的家庭管理，保持维持治疗的有效性。 健康教育;服药依从性;电话回访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与各挑战，社会心理因素与生活方式相关疾病明显增，精神疾病已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且也是社会问题。许多精神疾病由于病因未明，没有特效治疗方法，只能依靠长期服药控制病情。因病程迁延，易复发、致残率高，病人及家属往往对治疗失去信心，在出院后形成停药、复发、再治疗又停药的恶性循环，给人、家庭、社会造成了巨的经济负担。因而加强健康教育，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的依从性，维持治疗是预防复发、防止残疾、促进康复的有效方法。本文对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对上海市金山区精神卫生中心出院病人服药情况进行电话回访，现将结果报告如下。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选择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出院的本市户籍病人124例，男59例，女65例;年龄14～86岁，平均(±)岁。根据CCMD-3诊断标准，精神分裂症89 例，心境障碍9例，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5例，其他精神障碍21 例。经治疗后临床出院治愈18例，显效59 例，进步41 例，无变化6例。文化程度：大学5 例，高中及大专14例，初中48 例，小学及以下39例，文盲28 例。住院次：首次14例，2次38 例，3次34例，4次及以上38例。 方法 在住院期间对病人进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包括抗精神疾病药物名称、作用、不良反应及其处理，维持治疗的目的、方法等内容，采用口头宣教、黑板报、健康园地等形式，出院时对家属进行服药重要性与必要性强化宣教。在出院后1月末对受试对象进行电话回访，了解服药情况。2 结果 首次与4次及以上住院病人出院后服药比例显著低于2、3次住院病人 见表1。表1 精神障碍病人住院次数与出院后服药情况 病人不同的文化程度对服药情况无明显的影响 见表2。表2 文化程度与服药情况 相比其他病种，精神分裂症病人在出院后近个月的停药比例并不高 见表3。表3 病种与服药情况3 讨论 把服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作提高依从性健康宣教的主要内容 由于对精神疾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本调查显示首次住院病人出院后停服药物比例较高。首发病人一般年纪较轻、病程较短、社会功能缺陷程度相对较轻，维持治疗对病人的预后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住院期间重点将抗精神疾病药物作用、不良反应及其处理，维持治疗的目的、方法对病人及家属进行讲解，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坚持维持治疗。在电话回访时耐心解答病人与家属的提问，提供心理支持。药物治疗依从性在精神疾病治疗中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随着住院次数的增加，患病时间的延长，许多病人及家属逐渐失去信心，本调查显示，4次及以上住院者出院后近一个月停药比例较高。与张数深在2005年的调查一致[1]。目病人出院后大多以家庭管理为主，家庭监护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病人依从性是否有效。除了呼吁社会多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外，在住院期间向病人及家属定期讲授精神卫生知识，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为患者康复创造适宜的环境，帮助家庭成员面对现实，端正对疾病的态度，消除影响康复的不良因素，增加患者、家属、医务人员之间的沟通，改善家庭关系与医患关系，促进患者家庭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恢复与重建。 健康宣教对刚出院后依从性有促进作用，但需加强出院后的继续健康宣教 刚出院的病人服药的依从性是，明显高于2005年6月上海市闵行区在册精神病人调查未维持治疗率[2]。表明住院期间的健康教育能使病人与家属认识到出院期间服药的重要性。但随着病人出院时间的延长，病人对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依从性逐渐降低。同时病人的就医条件、监护人状况等都可能影响药物依从性，从而导致出院期间依从性不良。据统计，有82%的病人在5年内复发，而坚持治疗的病人复发率仅16%[3]。因此，积极开展各种出院后的继续治疗健康宣教，促进病人维持治疗，降低复发率有一定作用。通过健康宣教，使病人及家属在得到科学指导的同时也得到人性化的理解、关怀与尊重，尤其对病人家属，减少病耻感，增加防病治病知识，提高病人在出院期间维持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这是我自己综合几篇论文写的 ，可以参考一下。希望能帮到你啊！嘿嘿浅析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对策摘 要 近年来大学生因心理问题而引发的恶性事件呈上升趋势，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了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对如何加强大学生家庭教育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以供参考和借鉴。关键词 大学生 心理健康 家庭教育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正处于“心理上的断乳期”，生理、心理尚未完全成熟，却面临着高于其他同龄群体的多重压力。近年来高校不断出现因大学生心理问题而发生的恶性事件，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而家庭因素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应重视大学生家庭教育，发挥其应有作用。一、 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渴求知识、追求进步、积极向上，他们志向高远，胸怀博大，能把个人的理想和志向融入到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的宏图伟业中，这是大学生心理发展的主流。但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发生很大变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使处于“心理断乳期”的大学生们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因心理问题走上极端的大学生呈上升趋势。据教育部门有关调查资料显示，在校至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学习目的不明确，缺乏学习动力，没有紧迫感，适应困难。有些自我控制能力较差的学生往往沉溺于上网聊天或玩游戏，看武侠小说，学习成绩不佳，进而产生厌学心理、考试焦虑。第二，人际关系适应不良。一些大学生寻求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找到交际的满足，有的甚至染上网瘾，迷恋于网络世界，自我封闭，不愿与人面对面交往，久而久之，会影响大学生的认知、情感和心理定位。第三，恋爱心理困惑。情绪和情感不稳定，情绪起伏大，情感变化快，恋爱不成或失败往往导致大学生心理变异。第四，抑郁心理。多呈现在特困生、学习困难与自我认知不良的学生中。第五，就业心理困惑。在择业过程中心理准备不足，急功近利，部分学生从众心理严重。第六，意志不坚定。有压力但动力不足，有信心但不能持之以恒，人生目标不明确，等等。二、 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大学生在学校发生问题，有许多是在其早期成长过程中就埋下了种子，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家庭的配合与参与。家庭因素是影响青年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有许多研究表明：大学生部分心理问题来源于他们原生家庭的父母教养方式、家庭结构、家庭氛围和家庭经济状况等。（一）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有直接的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子女的心理行为发育和健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王玉洁2004年对郑州铁路职业学院医学院分院的165位大一至大三的学生所做的调查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子女青年期心理健康状况有直接影响。父母的温暖、关怀、体贴使子女形成热情、自信、自尊独立、有坚持性、积极情绪较多的人格特点，从而促进心理健康发展。拒绝、否认的教养方式使孩子形成羞辱、自卑、自罪、无助，办事谨小慎微，优柔寡断，害怕被他人拒绝，不懂什么是爱，更不知道被爱的滋味的心理。父母过分干涉教养方式使孩子形成缺乏自信、过分自我约束和依赖等不良人格特点。父母惩罚严厉教养方式使子女产生自卑感、无助和不安全感。特别是惩罚严厉教养方式易使子女丧失自尊，产生焦虑和强迫症状。（二） 家庭结构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卢勤采用临床症状自评量表（SCL-90）及自编家庭信息问卷对成都市某大学5090名2009级新生进行调查表明：家庭结构对心理健康总体水平及人际敏感、抑郁、精神病性3个因子得分均具有显著影响。寄居家庭相对于其他家庭的学生与人交往时更加敏感，单亲家庭学生的抑郁程度更高，心理健康总体水平更差。单亲家庭大学生心理障碍较严重，心情抑郁、性格孤僻、自卑多疑、逆反心理严重，由于家庭结构的不健全，子女往往会失去与父母中的一方进行交流的的可能，相对只能获取部分关爱，与正常家庭的子女相比较，其心灵会蒙上一层阴影，很容易产生敏感、自卑心理。（三） 家庭氛围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又一因素。和谐的家庭氛围能使子女身心愉悦，心理压力减轻，有利于身心健康的良性发展。不和谐家庭中，争吵、溺爱、冷淡和家庭暴力都会给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溺爱和暴力两种家庭氛围尤为突出。（四） 家庭经济状况也会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但影响有一定限度。据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经济不困难的学生。家庭经济收入越低，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他们要承受更多的经济和心理压力，大部分贫困生由于经济拮据、视野有限和交往能力欠缺，一时又无力改变现状，易产生敏感、自卑、抑郁、焦虑、人际关系紧张等特点。生活在富裕家庭的大学生也可能与贫困生一样出现较多的心理健康问题。三、 加强大学生家庭教育的意见及建议常说心理素质对人的发展起决定作用，而家庭是培植大学生心理素质的重要场所，是大学生遭遇挫折出现心理危机时的疗养所。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应重视大学生的家庭教育。（一） 家长要充分认识到家庭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自觉承担教育义务。家庭教育在个体成长中对个人素质的贡献方式比较特殊，更多是家人之间相互交流中的潜移默化、相互浸染，这种印刻在内心深处的“素质”对人的成长影响深远，家庭教育一旦出现误区，往往会导致大学生心理问题“源于家庭”。因此，家长必须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自觉地承担起大学生子女心理健康教育的义务。（二） 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使大学生子女能够敞开心扉。家永远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家长需要努力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以民主平等的态度与大学生子女沟通交流，耐心倾听子女的诉说，让子女能真实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用关爱滋润子女心灵，使家庭真正成为大学生避风的港湾，成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坚强后盾和精神支柱。（三） 针对大学生易出现的心理问题，及时进行家庭教育。1、 更新教育观念，让大学生身心得到全面发展。大学教育与早期教育的目的不同，学生的学习已不再仅限于对知识的积累，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和创新，在于全面发展。因此，家长要提升自己对大学教育的了解，更新教育观念，而不能停留在应试教育阶段。要积极支持子女走出课堂，参加各种学校活动，在实践中锻炼自己，为子女今后发展目标指明方向，增强其学习目的和动力，总之，家长既要关注子女专业学习，又要注重其心理健康教育。2、 针对大学生人际交往障碍，在家庭中进行人际交往教育。在家庭教育中，应鼓励学生广泛交良友益友，通过学习增强自己的魅力，提升自己，并遵循真诚、平等、尊重、理解、互助互利的人际交往原则，主动与老师同学交往，积极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去。家长应该认真去倾听子女倾诉，并给予开导，帮助子女化解生活问题，也可以结合自身经历向子女传授交往技巧。3、 针对大学生恋爱心理困惑，在家庭中进行情感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父母首先要以身作则，创建和谐家庭，做好子女的楷模。其次，在爱情观教育上应开门见山，不应遮遮掩掩，教育子女要理性，不应感情用事；如果子女已经恋爱，家长不要冲动，要善于疏导，而不是一味责难，同时要加强性健康教育。教育子女正确处理爱情与学业、事业的关系，指导子女注意恋爱的心理和生理卫生，避免因性冲动而带来严重后果。再次，要加强网恋教育，提醒子女增强安全意识，不要迷恋网络，不要轻信网络信息。4、 针对大学生就业心理困惑，在家庭中进行就业教育。家长在学生选报专业时就应该开展就业教育，提醒子女结合自身爱好和机会发展需要选择专业方向。同时，家长应尊重学生的想法，降低对子女的期望值，以减轻子女压力，并在财力方面给予合理支持。另外，家长也应接受新的就业观念，大学毕业生一次就业并不意味着工作将不再变化，而是会随着市场需求做出调整，因此，家长不应让子女局限于工作的稳定和专业的对口，要让子女深入接触社会，最终明确自身就业方向。（四）家长、学校双方积极主动沟通，了解身心发展状况。家长要主动经常浏览孩子所在学校的网页或学校寄发的有关通知，及时了解孩子大学的动态，与孩子的辅导员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生活，有条件的家长也可以到学校探望孩子，在于同学和老师的聊天中了解孩子的成长轨迹。学校也要与家庭保持联系和沟通，加强对学生家长的引导，为家庭教育发挥作用提供条件。参考文献：[1] 周留柱．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及成因分析与对策 [J]．中国高教研究，2006(7):67-68．[2] Lutenbancher M. Relationshipps between psychosocial factors and abusive parenting attitudes in low-income single mothers [J]. Nurs Res 2002,51(3):158-167．[3] 王玉洁．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 [J]．中国临床康复，2005（32）．[4] 卢勤．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9(1):107-110．[5] 陈雯，陈新．家庭背景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J]．社会•行为•心理，2008,11，(6A):966-968．[6] 刘春玉．浅谈家庭教育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与作用 [J]．教育与职业，2008(8):127-128．.[7] 闫玉．大学生家庭教育研究 [J]．教育与职业，2006(27)．[8] 谢沫珠．大学生家庭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分析 [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9,30（2）：109-111．[9] 姜超，罗良针．论当前实施大学生家庭教育的必要性 [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9（6）：38．[10] 程路．大学生家庭教育面临的挑战及着力点 [J]．教育与职业，2008(8):189-190．[11] 谢沫珠，尤嘉．大学生家庭心理健康教育研究[J]．西北医学教育，2009，17（4）：773-775．
精神病学术论文篇三：《精神病人的犯罪分析》 摘要近年来,精神病人犯罪的比率不小,对其周围的人的生命和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本文通过对精神病人犯罪的分析,以期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精神病 精神病人 预防和对策 近年来我国精神病人的犯罪率逐年上升,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精神病人犯罪作案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大,危害后果严重,对其周围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一个个惨案的发生,使很多人对刑法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相关规定产生了严重的不满,认为刑法应该与时俱进,平等对待精神病人,包括与常人同等的刑罚。 一、精神病人犯罪现状 2004年4月29日上午,宕昌县秦峪乡羊骨堆村小学发生一起恶性伤害事件,一名成年男子双手各持一把菜刀冲进教室,将15名学生及两名农民砍成重伤,行凶者袁某后被诊断患有精神病;2004年7月26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发生了一起劫机事件,事后证实劫机者杨劲松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并有精神病史;同年7月27日,长春市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犯罪嫌疑人崔显海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8月4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幼儿园51岁的门卫徐和平持菜刀将15名 儿童 和3名老师砍伤,事后查明,徐患有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就在同一天,四川崇州发生了“犯病孙儿手刃祖母”的惨剧:患有家族遗传精神病的村民沈奇龙将85岁的奶奶杀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曾到某县调研,听说该县今年以来共发生16起杀人案件,其中30%为精神病人所为。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已超过8300万人。专家预测,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当一些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他们的无助和挫折,往往都成为一触即发的“引子”。一个“导火索”的不期而至,就会在瞬间点燃这个“炸药包”。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正进入到无情的“精神疾病时代”,正面临着精神卫生问题的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的现象必然有增无减。 二、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频繁出现的重大恶性杀人案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不仅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也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面对一个个鲜活无辜的生命被无缘无故的剥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精神病?精神病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精神病人不适用刑罚,刑罚的报应和预防目的如何实现?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以有效的控制和预防? 三、精神病及其病理 精神病是大脑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产生机能紊乱,并表现为精神活动障碍。具体包括认知障碍、情绪障碍、意志障碍、智能障碍、行为障碍等不同表征。人类精神活动的正常标志是精神活动的完整性,以及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如果这种完整性和统一性被不同程度地阻隔和破坏,个体的精神活动就会存在缺陷,进而出现精神病态的反映,也就是个体的正常心理活动不能顺利地进行。在这种状态下,受心理指导的行为必然会出项异常。 (一)精神医学中的“精神病”概念 1.广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精神医学中,人们曾广义地将“精神病”一词用以泛指各种以精神活动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即把各种精神活动障碍均称为“精神病”,在涵义上等同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只是从程度上将精神分裂症、偏执狂等这类严重的精神障碍称为“重性精神病”,而把神经症、人格障碍等较轻的精神障碍称为“轻性精神病”。 2.狭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现代精神医学中,“精神病”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是不同的概念。“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为总类概念,是各种由于大脑功能失调而产生的以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疾病的总称,按其性质和程度,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组疾病:(1)精神病(包括器质性精神病和其他精神病);(2)神经症性障碍、人格障碍及其他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3)精神发育不全。而“精神病”则为属类概念,属于精神疾病中的一组疾病,即具有特定的病理基础,精神活动异常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并且持续达一定时间的精神障碍。 (二)刑法中的“精神病”概念 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界的通行证观点认为,精神障碍又称为精神疾病、精神疾患,它包括两大类疾病:一是精神病,包括以下几种严重的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这些明确诊断的精神病;严重智力欠缺,或者精神发育不全达到中度(痴愚)或者更为严重程度(如白痴);精神病系统状态,其中包括癔症性精神错乱和病理性半醒状态、病理性激情、一过性精神模糊这四种罕见的例外状态。二是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如神经官能症、人格障碍、性变态等。 精神病的形成一般与个体的经历、生活处境、遭遇以及遗传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一定的关系。精神病人在日常生活中,其行为有时会给自己及他人的人身、财产或社会造成伤害,甚至违法犯罪。实际上就是个体与社会环境适应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割裂。精神病人在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在幻觉和妄想等精神病态的支配下,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并且多数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 四、精神病人犯罪的基本原因 (一)社会环境的原因 社会环境包括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微观的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消极因素,如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传统的和外来的低级文化、不良的社会风气、传媒的误导、他人的落后言行,都可与精神病人的犯罪发生密切的联系。首先,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对精神病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形成易于犯罪的素质。其次,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培养、早就精神病人的犯罪意识,成为精神病人犯罪的直接原因。 (二)经济条件的原因 有的精神病人工作能力差,不容易找到职业,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或者经济收入微薄,也有些本身有工作的精神病人因精神疾病而失去工作。其中有些人为生活所迫,可能会发生盗窃、抢劫。经济地位的低下还可能使一些精神病人产生不满情绪和反社会意识。有些人形成较强的逆反心理,蔑视社会秩序,常常寻衅滋事。还有些人为人冷酷,情感淡漠,遇到激惹容易发怒,经常使用暴力,而且手段凶狠。 (三)文化程度的原因 一些研究报告发现,精神病犯罪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文化程度比较低。精神病人由于学习机会少,或者天生智力低下,没有文化或者文化程度低的情况比常人多见。而文化程度低必然使精神病人的辨别是非、利弊的能力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容易在社会上不良因素的熏染下失足堕落。文化程度低也使精神病人难以形成较高层次的趣味,偏好感官刺激和物质利益,而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往往采取非法的、不道德的方法实现自己的欲望。 五、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主要特点和深层原因 (一)主要特点 第一,侵害目标随意:精神病人犯罪行为所针对的对象非常随意,经常是见谁打谁,受害人往往猝不及防,突遭横祸。 第二,报复心理极强:精神病人由于疾病的原因,对与自己稍有矛盾的人都可能进行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的报复,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第三,人身危险性大:有关人士曾对精神病人犯罪进行过统计,发现杀人的占91%,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杀人,最多的杀死7人。 第四,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多:众多的精神病患者在犯罪后,依照刑法的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并没有被送到指定的医院强制治疗,而是重新回到社会上,致使精神病人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日益增多。 (二)深层原因 第一,监护人的监护不到位。从笔者了解的情况:一个家庭中出现精神病人,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将背负沉重的包袱象掉进深渊一样,生活质量和心理的痛苦不必说了,经济和人身的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精神病治疗费用的庞大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治疗后病情稍微控制便停药会引起病情的反复发作,再治疗起来更难时间更长。还有病人的不配合,几乎所有精神病的病人不会承认自己有病,一旦脱离医院的强制治疗和吃药,要让他们自觉的吃药很甚至会对给予他治疗的亲人有报复行为,使亲人产生恐惧心理,惧怕再次治疗后病情复发对他们人身的伤害。精神病人拒绝治疗,犯病会越来越频繁。此时出现了两种困境:精神病人去医院治疗没有钱,在家治疗病人不配合。从而形成了种种隐患。 现在的精神病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他们看起来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甚至有的还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混杂在我们正常人中,如果不出现比较明显的侵害行为,人们是很难分辨出来的。往往等到结果出现时悲剧已经发生。 第二,政府的责任不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精神病人暴力犯罪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没有对精神病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给予足够的重视;财力不足也使许多地方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给精神病人提供足够的治疗费用。 第三,我国对精神病人进行管理和保护的相关法律不完善,缺少实施细则。因为对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治疗措施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问题,还有采取强制治疗措施的条件、程序的启动、案件的审理机关等等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因此,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在处理精神病人违法犯罪问题时往往面临着制度性的困境。 六、关于精神病人犯罪刑罚和预防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 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对于精神病人而言,因为自由意志不能行使,精神迷乱状态下的行为非但不是犯罪,根本不算一种理性意义的行为,因而精神病与犯罪是严格区分的,处置手段也不同。在他们看来,危害行为的实施者要么是一个精神病人,要么是一个罪犯。如果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就不能再把他当作罪犯,对他的处置便与刑事司法无关,不应强制他们进精神病院;如果他是一个罪犯,那么对他的处置就与精神病院无关,他应当进监狱。 (二)刑事实证学派的观点 刑事实证学派则认为,精神病人和其他人一样,行为受到生理状况、自然现象和社会环境的支配。他的行为完全是由心理上的各种动机以及各种内外部条件共同决定的。因而犯了罪的精神病人应该属于罪犯的一部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龙勃罗梭和菲利。 1.龙勃罗梭 通过实证研究,龙勃罗梭认为尽管部分精神病犯在犯罪前后可能了解自己行为的犯罪性质,甚至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但那些在精神病发作时受病变因素的刺激而犯罪的精神病犯是缺乏或部分缺乏责任能力的。他认为在犯罪人和那些被认为犯了罪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是精神失常者,对于这些人,监禁是不正当的,释放又是危险的,而采取的一些有损于道德和安全的中间措施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龙勃罗梭认为只有建立刑事精神病院才能克服审判与正义以及与社会安全之间的不断冲突。通过刑事精神病院中的永久监禁,可以制止犯罪的遗传、犯罪结伙,防止匪帮的形成;可以防止累犯,减少诉讼开支,从而减少那些经常产生于模仿的新犯罪;可以使那些想假装精神病人的罪犯打消装假的念头,也不让那些辩护律师有机可乘。龙勃罗梭建议:“当出现精神失常的嫌疑时,陪审团应当由公民、法官和精神病医生共同组成”。龙勃罗梭这样构建改革措施:“应当根据法律尽快建立两个至少能容纳300个床位的刑事精神病院,并且在我国主要地区的监狱设立7个关押精神病人的区域。” 2.菲利 菲利认为,尽管法律认为精神病犯没有道义责任,但仍然建立监管精神病犯的精神病院。在对防范具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病人没有任何保证的现行制度之下,对其予以管理的费用比这些人造成的损失要大的多。菲利在对有些人针对残暴情景提出的其他批评置之不理,经验已经表明,在精神病院中,在具有专业知识并能够防止残暴行为爆发的管理人员的指导下,根据罪犯的倾向性对其进行分类,所以认为犯罪精神病院难以避免犯人暴行的预言是没有根据的。菲利的社会防卫受到了高度重视,以至于绝大多数古典派犯罪学家现在都接受了设置犯罪精神病院的提议。 两派的争论以刑事实证学派的胜利而告结束。随后更多的国家设置了犯罪精神病院。到20世纪初,将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强制收容进犯罪精神病院已经成为保安处分制度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的处遇中,更强调对精神障碍的治疗和医学控制。在一些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中,强制收容的概念已经被强制医疗这个更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概念所取代。 七、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预防和对策 (一)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第一,在我国已经全面步入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国家应当投入较大的财力和人力,建设一批具有较好软件和硬件设施的精神医疗场所,凡收进此类场所的精神病人,一律实行国家免费治疗,并要在专门的心理、生理医生专家小组给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评估结果后方可准许其出院。这种投入时完全值得的,是收益大于支出的。 第二,虽然此类医疗场所是高度人道化的,但毕竟由于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因此原则上应以精神病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的。对于那些有严重肇事倾向和苗头的,应责令其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如其家人或监护人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此类精神病人没有家人或适当的监护人,流落街头,则应考虑将其收进此类场所加以治疗。 第三,决定某个精神病人是否进入此类场所,或者可否离开此类场所,应由专门的心理、生理专家小组提出意见,经法院司法裁决。 第四,对于监狱等其他场所发现的精神病人,应及时转入此类场所,对其进行治疗。 (二)政府要高度重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一法律条款明确了政府对精神病人在危害社会时可以采取的措施,但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在政府性质的卫生防治机制中,并不包含对精神病人的调查统计,实质上政府本身也没有具体职能部门管理精神病人,更说不上治疗了。所以,法律的这一规定只是流于形式,实际上意义并不大。要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问题,就需要政府做到: 1.加快立法进程,保障病人合法权益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犯罪在法律上不被认定为犯罪,而只是表明由于精神病人不具有责任能力从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由于意识及意志方面的缺陷,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符合刑法罪责相适应的原则。但是,一概将行为人放回社会,不仅被害人的心理得不到慰藉,更重要的是将极大地威胁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种作法的缺陷可见一斑。首先,精神病人犯罪多为凶杀等暴力性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都很大,法律采取一味的"放任"态度将不利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其次,法律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程度,是无法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使得精神病人犯罪的严峻性问题的解决失去了有力的保障机制;最后,法律的规定过于抽象,实践中很难把握,缺乏操作性。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把对精神病的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进程,以法律的形式对精神病人的政治权利、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加以保护,同时,对政府医疗措施、费用等相关方面,以及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2.健全保障体系,提供良好治疗条件 精神病人病情的性质决定了患者必须坚持长期治疗,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患者家属根本无能力给病人治疗,而且法律规定的政府"强制"医疗,由谁出钱?到哪里治?这些问题不解决,精神病人得不到彻底治疗,就很难防止伤人事件再次发生,悲剧再次重演。因此,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保障机制上为病人提供良好的治疗条件和治疗环境,保证患者能够及时和长期治疗,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很大,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家庭无法承担,而医院也不可能全部支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经费投入,或者设立专门的精神病患者救助基金,解决治疗的经费。 (三)社会应大力帮扶,开展爱心救助行动 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高、时间长,单靠家庭和政府的力量进行全面康复治疗难度很大,社会也应发挥其囊括范围广、组织发动易获支持的优势,开展爱心救助行动,通过发展公益事业或者组织公益活动,发动社会力量来支持精神病患者康复,让精神病患者在得到治疗的同时,更感到社会的关爱,加快康复进程。 如此,则精神病人幸甚,社会幸甚,人民幸甚。 注释: 刘仁文.对有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不能一放了之.省略cn/zywn44/. 黄辛.我国应加强严重精神疾病的前沿研究.科学时报.2006(6). 魏健馨,张学林.犯罪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高铭喧.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刘白驹.精神障碍与犯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法正居士.犯罪精神病院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前景.http://blog.省略/fzhjsh/. [意]切萨雷・龙勃罗梭著.黄风译.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第376页,第392页. [意]恩里科・菲利著.郭建安译.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刘仁文.刑事一体化下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猜你喜欢： 1. 精神病院工作心得体会范文 2. 大学生心理健康结业论文2000字 3. 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论文1500字 4. 精神病见习心得
健康论文题目有很多，这要根据自己所从事的心理健康的研究方面去做出题目，根据自己所研究的内容，成果过程来定题目，因为文章的题目就是文章的中心，要抓住文章的中心思想，主要内容去概括这样的心理健康的题目，一般是关于心理健康，尹如何引导人走出阴影？动能方面的这方面的题目很多，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做出合理的题目
我国艾滋病疫苗研究获重大进展 完成I期临床试验 2006年8月18日，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在北京召开我国首次艾滋病疫苗I期临床研究结果揭晓暨新闻发布会。我国自主研制的艾滋病疫苗已经顺利完成I期临床试验，全部49位受试者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接种疫苗受试者中产生了针对HIV的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自主研制的艾滋病疫苗有一定的安全性，且达到国际同类疫苗的免疫应答水平。I期临床试验的完成，是我国艾滋病防治技术与产品科技攻关取得的一项标志性重大进展，标志着我国艾滋病疫苗研究的科技攻关取得重大突破，为今后艾滋病疫苗的进一步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填补了我国艾滋病疫苗临床研究的一个空白。 据项目负责人、吉林大学孔维教授介绍，该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完全按照国际规范程序进行，严格做到了知情同意、伦理审查、随机双盲等规范化要求。I期临床试验的主要目的是评价疫苗的安全性，并对疫苗的免疫原性作初步的评价。I期临床试验受试者共49名，均为18～50岁健康成人，男33人，女16人，分8组进行试验。从2005年3月12日第一批共8名受试者接受第一针免疫接种开始，至2006年6月11日全部受试者完成180天随访观察，每个受试者采集血样5～10次，共采集血样344份。检测结果表明：疫苗注射15天后就能够使人体产生针对HIV的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负责人张伟和负责疫苗安全性评价的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桑国卫院士介绍了疫苗Ⅰ期临床试验的研究过程和初步结果。从目前所获试验结果来看，未见受试者严重局部反应和全身不良反应，实验室指标未见异常，表明该疫苗具有一定的安全性，而且，在联合免疫组部分接种者产生了针对艾滋病病毒的细胞和体液免疫反应。 国家科学技术部刘燕华副部长介绍，为了能为我国艾滋病防控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国家科学技术部等部门专门组织国内专业基础好、研究实力强、经验丰富的优势力量，投入大量科研经费对我国艾滋病疫苗防治技术与产品研究进行了科技攻关。作为重点攻关课题之一，该艾滋病疫苗研制分别于2003年、2005年相继得到“十五”863计划、“创新药物与中药现代化”重大专项等科技计划的重点资助。在该疫苗研制过程中，吉林大学、长春百克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的50多位科研人员、疾控工作者、医生参与了这项研究工作。在技术路线上，采用了国际上主流的艾滋病疫苗研制策略；在研究工作中，严格按照国际规范的程序进行。在临床研究前，进行了系统的动物试验，对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了严格的科学评价。 虽然我国艾滋病防治技术与产品科技攻关中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需要很长时间进行研究，但是应该说我国艾滋病防治技术与产品科技攻关已经取得了一批重大突破：艾滋病疫苗完成了I期临床研究；研制成功了一批重要的艾滋病病毒检测试剂，且在艾滋病防控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艾滋病母婴垂直传播的阻断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免受艾滋病病毒侵染发挥了关键作用。艾滋病疫苗I期临床研究的顺利完成，一方面表明我国在生物技术原始创新方面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实力，另一方面表明我国的科技人员能够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具有顽强的拼搏精神、团结协作与奉献精神。 刘燕华副部长还介绍，我国艾滋病疫苗研究之所以能取得较大的突破，其根本的原因，一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控及其科技工作；二是政府多部门配合，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大科学工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科技、卫生、药品监管等多部门共同配合，及时发现并解决了疫苗研发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和问题，以保障疫苗研究的顺利进行；三是地方政府积极支持艾滋病疫苗研究，吉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对于该艾滋病疫苗的研制给予了大力支持；四是富有民族责任感、渴求自主创新的企业积极投入;五是有一批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科学家、疾控工作者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六是有一大批公众积极参与，在征集49名志愿者时，有80多人报名，保证了临床研究的顺利进行；七是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在该疫苗的研制过程中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大力协助。 刘燕华副部长还指出，防治艾滋病药物与疫苗的研究是全世界面临的技术难题，一些国家投入数十亿美元开展研究，我国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防治艾滋病药物与疫苗的研究，是“十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中将有两个涉及到防治艾滋病的药物与疫苗研究，科技部将在“十一五”进一步加大对艾滋病药物与疫苗研究的支持力度。 据了解，I期临床试验完成后，经过科学评估，研究人员将制订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方案，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后开展艾滋病疫苗II期、III期研究。
论文关键词： 结核病;化学治疗;药物
抗结核药物是结核病化学治疗(简称化疗)的基础，而结核病的化学治疗是人类控制结核病的主要手段。结核病化疗的出现使结核病的控制有了划时代的改变，全球结核病疫情由此得以迅速下降。最早出现的有效抗结核药物当数链霉素(SM)。它发现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单用SM治疗肺结核2～3个月后就可使临床症状和X线影像得以改善，并可暂获痰菌阴转。对氨水杨酸(PAS)被应用于临床后发现，SM加PAS的治疗效果优于单一用药，而且可以防止结核分支杆菌产生耐药性[1]。发明异烟 肼 (INH)后，有人单用INH和联用INH PAS或SM进行对比治疗试验，再一次证明了联合用药的优势[2]。于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著名的结核病“标准”化疗方案，即SM INH PAS，疗程18个月～2年，并可根据药源和患者的耐受性将PAS替换为乙胺丁醇(EMB)或氨硫 脲 (TB1)，俗称“老三化”[3]。70年代随着利福平(RFP)在临床上的应用以及对吡 嗪 酰胺(PZA)的重新认识，在经过大量的实验后，短程化疗成为结核病治疗的最大热点，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4，5]。当人类迈入2000年的今天，抗结核药物的研究已经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主要是利福霉素和氟 喹 诺酮这两大类药物，尤以后者更为突出。
一、利福霉素类
在结核病的化疗史上，利福霉素类药物的研究一直十分活跃。随着RFP的发现，世界各国出现了研制本类新衍生物的浪潮，相继产生了数个具有抗结核活性的利福霉素衍生物，但杀菌效果都不如RFP，RFP仍是利福霉素类药物中最经典的抗结核药物。
1.利福布丁(rifabutin，RFB，RBU)：RBU对RFP敏感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C)是低的(< μg/ml)，而对RFP耐药菌株的MIC明显增高(～ μg/ml)。此结果显示RFP与RBU存在交叉耐药;这么宽的MIC范围，又提示RFP耐药菌株对RBU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敏感比例高达31%。在MIC< μg/ml的结核分支杆菌株，或许可把RBU考虑为中度敏感[6]。RBU的亲脂性、透过细胞壁和干扰DNA生物合成的能力高于RFP，使之能够集中分布在巨噬细胞内而具有较强的活性。
RBU也有其不足之处。如RBU的早期杀菌作用不如RFP[7]，可能与其血浆浓度低有关。有研究结果表明，RBU口服剂量300 mg 4 h后的峰值浓度仅为 μg/ml，比同剂量RFP的峰值约低10倍。究其原因，可能与RBU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和血清蛋白结合率均低有关，前者只有12%～20%，后者仅为RFP的25%。
临床上已将RBU试用于不同类型的结核病人。香港胸腔协会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治疗同时耐INH、SM和RFP的结核病患者中，RBU和RFP的效果几乎相等[8]。但已有研究表明，RBU对鸟分支杆菌复合群有明显的作用。
2.苯并恶 嗪 利福霉素-1648(KRM-1648)：苯并恶 嗪 利福霉素-1648属于3-羟-5-4-烷基 哌 嗪 ，为苯并恶 嗪 利福霉素5种衍化物之一。本品比RFP的MIC强16～32倍。小鼠实验结核病治疗结果显示：单剂KRM-1648 3 mg/kg的疗效明显优于RFP 10 mg/kg，与HE联用亦比RFP HE疗效佳。KRM-1648和其它利福霉素类的交叉耐药也必然是一问题，但纲谷良一[9]认为：由于KRM-1648比RFP有更强的杀菌作用，即使结核分支杆菌对RFP具耐药性，本药也能发挥一定的杀菌作用。
最近芝加哥的一份动物实验研究结果表明，KRM-1648、RBU和RFP这三种相类似的药物均对耐多药结核病(MDR-TB)无效[10]。
3. 利福喷丁(rifapentine， DL473， RPE， RPT)：RPT又名环戊基 哌 嗪 利福霉素，于1976年由意大利Leptit公司首先报道，我国紧跟其后于1977年就已着手研制，并在1984年应用于临床。该药为RFP的环戊衍生物，据Arioli等[11]报告，其试管中的抗菌活力比RFP高2～10倍。本品口服后，胃肠道吸收良好，并迅速分布到全身组织中，以肝脏为最高，其次为肾、脾、肺及心脏，在脑组织中也有分布。人口服后4 h即达血浓度高峰。RPT的蛋白结合率可达98%～99%，因此组织停留时间长，消除半衰期时间亦较RFP延长4～5倍，是一种高效、长效抗结核药物。
我国使用该药替代RFP对初、复治肺结核进行了对比研究，每周顿服或每周2次服用RPT 500～600 mg，疗程结束时痰菌阴转率、病变有效率和空洞关闭率与每日服用RFP组相比，疗效一致，未见有严重的药物毒副反应。本药不仅有满意的近期效果，而且有可靠的远期疗效[12]。由于RPT可以每周只给药1～2次，全疗程总药量减少，便于督导，也易为病家所接受。
二、氟 喹 诺酮类(FQ)
第三代氟 喹 诺酮类药物中有不少具有较强的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对非结核分支杆菌(鸟胞分支杆菌复合群除外)亦有作用，为临床治疗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景。由于结核分支杆菌对氟 喹 诺酮产生自发突变率很低，为1/106～107，与其他抗结核药之间无交叉耐药性，目前这类药物已成为耐药结核病的主要选用对象。
氟 喹 诺酮类药物的主要优点是胃肠道易吸收，消除半衰期较长，组织穿透性好，分布容积大，毒副作用相对较小，适合于长程给药。这类化合物抗菌机制独特，通过抑制结核分支杆菌旋转酶而使其DNA复制受阻，导致DNA降解及细菌死亡。氟 喹 诺酮在肺组织、呼吸道粘膜组织中有蓄积性，浓度均超过结核分支杆菌的MIC。感染部位的组织浓度对血药浓度的比值较正常组织中高，在痰、支气管粘膜、肺等组织的药浓度/血清浓度为2或更高，显示了对肺结核的强大治疗作用。
1.氧氟沙星(ofloxacin， OFLX)：OFLX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约～2 μg/ml，最低杀菌浓度(MBC)为1～2 μg/ml，在下呼吸道的组织浓度远高于血清浓度。OFLX有在巨噬细胞内聚积的趋势，在巨噬细胞中具有与细胞外十分相近的MIC，与PZA在巨噬细胞中产生协同作用。OFLX与其他抗结核药之间既无协同作用也无 拮 抗作用，可能为相加作用[13]。
OFLX的临床应用已有若干报道，尽管人体耐受量仅有中等程度抗结核作用，但不论对鼠实验结核或人结核病治疗均有肯定疗效。现在香港将OFLX与其它可供使用的配伍药一起，常规用于少数耐多药的慢性肺结核病人[8]。
我院采用含有OFLX的化疗方案治疗耐多药肺结核，获得了痰菌培养2个月阴转率50%、3个月62%以及6个月75%的可观效果。厂家推荐的用于治疗严重呼吸道感染的剂量为400 mg 2次/日。有人对22例单用OFLX 300 mg/d或800 mg/d治疗，持续9个月到1年，所有病人耐受良好，并显示较大的剂量效果较好[6]。多次用药后，血清或各种体液中无临床上明显的蓄积作用，有利于肺结核的长程治疗。人体对OFLX的最大耐受量为800 mg/d，我院选择的经验剂量为300 mg 2次/日。
2.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CPLX， CIP)：CIP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和MBC与OFLX相似，具有很好的抗菌活性，但由于有人认为该药在试管内和RFP一起应用有 拮 抗作用，所以临床应用的报道也还不多。CIP因胃肠吸收差，生物利用度只有50%～70%，体内抗结核活性弱于OFLX。基于上述因素，OFLX被更多地用于耐药结核病。
3.左氟沙星(levofloxacin， DR-3355， S-OFLX， LVFX)：1986年开发的LVFX为OFLX的光学活性L型异构体，抗菌活性要比D型异构体大8～128倍。在7H11培养基中，LVFX抗结核分支杆菌的MIC50、MIC90均为 μg/ml。在7H12培养基中对敏感菌及耐药菌的MIC为～1 μg/ml(MBC1 μg/ml，)，比OFLX强1倍。与OFLX一样，LVFX亦好聚集于巨噬细胞内，其MIC为 μg/ml(MBC是2 μg/ml)，抗结核分支杆菌的活性也是OFLX的2倍。两者之间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可能与它们抗DNA旋转酶的活性不同有关[14]。
LVFX口服吸收迅速，服药后1 h血药浓度达 μg/ml，达峰时间(±) h。服用LVFX 4 h后痰中药物浓度平均 μg/ml，高于同期平均血液药物浓度 μg/ml，证明本品在体内吸收后渗透入支气管-肺屏障的浓度极高。而且，该药的副反应发生率只有。LVFX良好的抗菌活性、优良的药物动力学和较高的安全性以及与其他抗结核药间的协同作用[15]，使LVFX正逐步替代OFLX而成为MDR-TB的主要治疗药物。
4.司氟沙星 (sparfloxacin， AT-4140， SPFX) 与洛美沙星(lomefloxacin， LMLX)：SPFX是现行氟 喹 诺酮类中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较高的品种。SPFX的MIC为 μg/ml，MBC μg/ml，较OFLX和CIP强2～4倍，亦优于LVFX。采用SPFX 50 mg/kg(仅相当于OFLX的1/6)就完全能够控制鼠结核病，临床上为达到最佳治疗结核的效果，宜采用400 mg/d。但SPFX对脑脊液的渗透有限，单次口服200 mg后脑脊液中的药物浓度分别低于或 mg/L。
LMLX对结核分支杆菌亦具有活性，但弱于对其它革兰阴性菌和阳性菌的活性。用于抗结核的剂量为400 mg 2次/日，如治疗超过一个月的患者可改为400 mg 1次/日。Primak等对43例初治肺结核用本药或RFP联用其它抗结核药进行疗效对比，3个月的痰菌阴转率不逊于RFP组。
SPFX与LMLX和氟罗沙星(fleroxacin)一样，因光毒性，使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5. 莫西沙星(moxifloxacin， MXFX， Bay12-8039)：MXFX因附加的甲基侧链可增加抗菌活性，属第三代 喹 诺酮药物。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为 mg/L，虽体外活性大致与SPFX和克林沙星(clinafloxacin)相当;体内如在鼠实验结核中，克林沙星无活性，而MXFX的杀菌力较SPFX更高[16]。MXFX对治疗结核具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尽管上述氟 喹 诺酮类药物具有较好的抗结核作用，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和RFP相提并论[17]。由于氟 喹 诺酮类药物影响年幼动物的软骨发育，对儿童和孕妇的安全性至今尚无定论，原则上暂不考虑用于这二类人群。
三、吡 嗪 酰胺
PZA是一种传统的抗结核药物，后来对它的杀菌作用又有了新的认识。根据Mitchison[18]的新推论，虽治疗开始时病灶内大多数细菌存在于细胞外，但当其中某些菌引起炎症反应使pH下降，部分细菌生长受抑制，此时PZA较INH更具杀菌作用。所以在短程化疗开始的2个月中加用PZA是必需的，可以达到很高、几乎无复发的治愈率。目前国外正在研制新的吡 嗪 酸类衍化物[20]。
四、氨基糖苷类
1.阿米卡星(amikacin，AMK)：卡那霉素由于它的毒性不适合于长期抗结核治疗，已逐渐被AMK所替代。AMK在试管中对结核分支杆菌是一种高效杀菌药，对大多数结核分支杆菌的MIC约为4～8 μg/ml。肌注 mg/kg(相当于 g/50 kg)，1 h后平均血的峰浓度(Cmax)为21 μg/ml。美国胸科学会(ATS)介绍的肌注和静脉滴注的剂量均为15 mg/kg[6] ，并将AMK列入治疗MDR-TB的主要药物中。
尽管AMK的耳毒性低于卡那霉素，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监测该药的血浓度以确保剂量足够但不过高。具体做法可考虑每月测定一次高峰血液药物浓度，推荐峰浓度(静脉注射30 min后，肌肉注射60 min后)为35～45 μg/ml，可据此进行剂量调节。如果患者年龄在60岁或以上时，需慎用，因为AMK对年老患者的肾脏和第八对听神经的毒性较大。
2.巴龙霉素(paromomycin)：巴龙霉素是从链霉菌(streptomyces rimosus)的培养液中获得的一种氨基糖苷类药物，有研究认为它具有抗结核作用[19]。Bates[20]则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抗结核药物，并用于MDR-TB。
五、多肽类，结核放线菌素-N(tuberactinomycin-N，TUM-N;enviomycin，EVM)
结核放线菌素-N的'抗结核作用相当于卡那霉素的1/2，它的优点是对肾脏和听力损害比紫霉素和卡那霉素低。鉴于此药对耐SM或KM菌株有效，可用于复治方案。常用剂量为1 g/d，肌肉注射，疗程不超过3个月。上海市肺科医院临床应用的结果表明，密切观察下肌肉注射结核放线菌素-N 1 g/d 14个月，未观察到明显的药物副反应。
六、氨硫 脲 衍生物
较引人注目的是2-乙酰 喹 啉 N4吡咯烷氨硫 脲 ，MIC为 μg/ml，优于TB1。国内单菊生等报告的15种氨硫 脲 衍生物有4种具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MIC范围在～ μg/ml之间，其中以乙 烯 基甲基甲酮缩TB1对小鼠实验性结核病的疗效为著。
七、吩 嗪 类
这是一类用于麻风病的药物，近年来也开始试用于耐药结核病，其中对氯法齐明(氯苯吩 嗪 ， clofazimine， CFM， B663)的研究最多[21]。CFM是一种吩 嗪 染料，通过与分支杆菌的DNA结合抑制转录而产生抑制分支杆菌生长的效果，对结核分支杆菌和牛分支杆菌的MIC为～ μg/ml。一般起始剂量为200～300 mg/d，当组织饱和(皮肤染色)时减为100 mg/d。它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与β干扰素合用，可以恢复由结核分支杆菌25片段引起的细胞吞噬和杀菌活性的抑制作用，从而成为吞噬细胞的激发剂，属于免疫治疗的一部分，已经超出了单纯化疗的范畴[22]。CFM可引起严重威胁生命的腹痛和器官损害，应予以高度重视[23]。
有人报道，在11个吩 嗪 类似物中有5个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等于或优于CFM(MIC90≤ μg/ml)，其中以B4157最强(MIC90为 μg/ml)，但仍在进一步研究之中[21]。
八、β内酰胺酶抗生素和β内酰胺酶抑制剂
结核分支杆菌也产生β内酰胺酶，但β内酰胺酶抑制剂如克拉维酸、舒巴坦在单用时并不能抑制结核分支杆菌的生长，而是通过抑制β内酰胺，使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免遭破坏[24]。当β内酰胺酶抑制剂与不耐酶的广谱半合成青霉素联合使用时，能大大增强这类青霉素的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其中的最佳联用当数氨 苄 西林或阿莫西林与克拉维酸的等摩尔复合剂[25]。一项27株结核分支杆菌的试管实验结果显示，阿莫西林单用时的MIC>32 mg/L，而与克拉维酸联用时MIC下降至4～11 mg/L，效果增加了2～7倍。这类代表性的复合剂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奥格孟汀，augmentin)，氨 苄 西林-克拉维酸和替卡西林-克拉维酸(特美汀，timentin)[26]。值得注意的是，氨 苄 西林加丙磺舒远远高于氨 苄 西林与克拉维酸联用时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90。如单用氨 苄 西林口服 g后的血清峰值为18～22 mg/L，加用1 g丙磺舒后可上升至25～35 mg/L。
由于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很难穿透 哺 乳动物的细胞膜而进入细胞内，有可能限制这类药物抗结核治疗的效果[27]。目前，这类药物的抗结核研究还限于实验阶段。
九、新大环内酯类
本类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最强的是罗红霉素(roxithromycin， RXM， RU-28965)，与INH或RFP合用时有协同作用。其它还有甲红霉素(克拉霉素，clarithromycin， CAM， A-56268)和阿齐霉素(azithromycin， AZM， CP-62933)，主要用于非结核分支杆菌病的治疗[28]。
十、硝基咪 唑 类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5-硝基咪 唑 衍生物作为新的抗结核药物具有相当好的开发前景。此类药物中的CGI-17341最具代表性，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优于SM，可与INH和RFP相比拟，对结核分支杆菌的敏感菌株的MIC为～ μg/ml。实验动物中该药对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小鼠的半数有效量(ED50)为 mg/kg，而INH和RFP的半数有效量分别为(～)和(～) mg/kg。其疗效与剂量显著相关，20、40、80 mg/kg的生存时间分别为(±) d、(±) d和(±) d。但是，5-硝基咪 唑 衍生物的抗结核研究尚未应用于临床。
十一、吩噻 嗪 类
吩噻 嗪 类中的氯丙 嗪 在早期的文献中报告能改善临床结核病，其浓度为～ μg/ml时能抑制巨噬细胞内结核分支杆菌，并增强SM、INH、PZA、RFP和RBU对抗细胞内结核分支杆菌的作用，该类药物中的 哌 嗪 衍生物三氟拉 嗪 (triluoperazine)，也有与之相类似的效果。
十二、复合制剂
抗结核药物复合制剂的研制主要是为了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和增加药物的杀菌效果。复合制剂有杀菌剂与抑菌剂、杀菌剂与增效剂等多种形式，一般是两药复合，也有三药复合的情况。部分复合制剂的药效仅仅是单药累加效应，目的是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另一部分则不仅提高了依从性，也起到了增进药物疗效的作用。
在众多复合剂中，力排肺疾(Dipasic)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品种，它以特殊方法将INH与PAS分子化学结合。动物实验结果显示，力排肺疾较同剂量INH的效果高5倍，亦明显高于以物理方式混合的INH加PAS，而且毒性低、耐受性良好、容易服用、耐药发生率低。近年来，国内已开始自行生产这类制剂，如结核清、百生 肼 、力康结核片和力克肺疾等。
力排肺疾的临床应用有两大趋势，一是用于耐药结核病，二是用于轻型儿童结核病。用于耐药结核病的理论依据是：自从短程化疗问世以来，临床上已很少使用PAS，可望结核分支杆菌对PAS有较好的敏感性;再就是二药分子化学结合而产生的增效结果。力排肺疾服用方便，毒副反应少，更适合于儿童结核病患者。
其它复合剂型还有卫肺特(Rifater，HRZ)和卫肺宁(Rifinah，HR)，这些复合剂只是物理性混合药物，本质上和组合药型类似。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复合剂的头8周痰菌阴转率为87%，高于单剂联合的78%;副作用前者为，低于后者的，但也有副作用以前者为高的报道;使用上复合剂较单剂联合更方便，有助于提高病人的可接受性[29]。
以上虽罗列了数大类药物在抗结核研究方面的进展，但应该认识到这些只不过是抗结核药物研究重新开始的序幕。因开发一种新的抗结核药物既需要财力和时间，还要评估其在试管和临床试用的效果，并非易事。从前一段时间看，由于发达国家的结核病疫情已经下降，而且认为已经有了有效的抗结核药物，而发展中国家无能力购置昂贵的药物，这些都是为什么尚无治疗结核病新药问世的一些理由。由于目前伴有HIV感染的结核病发病率增加和耐多药结核分支杆菌的出现，以及预料今后耐RFP菌株的发生率将会增高，所以导致急需迅速开发新的抗结核药物。抗结核新药的研究，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实验室，已经从过去10年基本静止状态发展到一个活力相当大的时期。虽然Hansen疾病研究实验室筛选了可能用于抗结核的近5 000种化合物，但还没有发现高质量的化合物，而且该项目的因素评估工作还需要数年之久。何况即使在实验室初步证实有效的药物，用于人体是否有效和足够安全，尚待揭示，可谓任重道远。抗结核药物研究除直接开发新药外，还要认识到随着靶向释药系统的发展，利用脂质体或单克隆抗体作载体，使药物选择作用于靶位，增加药物在病变局部或细胞内的浓度，以改进疗效。文献早已报道了脂质体包埋的INH和RFP对鼠实验结核病的治疗取得良好效果。有人以携有吞噬刺激素(tuftsin)的RFP脂质体治疗实验鼠结核病，每周2次，共2周，使小鼠肺脏活菌数下降的效果比游离RFP至少强2 000倍，其疗效非同一般。目前脂质体虽尚无制剂上市供临床应用，但为今后提高难治性结核病的疗效、降低副反应，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前景。由此来看，未来结核病化疗的研究重点将仍在于寻找更为高效的杀菌剂或(和)灭菌剂，进而减少服药数量和服药次数、缩短化疗疗程、提高病人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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