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包”是满族对蒙古族牧民住房的称呼。“包”，满语是“家”、“屋”的意思。古时候称蒙古包为“穹庐”、“毡帐”或“毡房”等。蒙古包呈圆形，有大有小，大者，可容纳20多人休息；小者，也能容纳10几个人。蒙古包的架设很简单，一般是在水草适宜的地方，根据包的大小先画一个画圈，然后沿着画好的圆圈将“哈纳”（用米长的柳条交叉编结而成）架好，再架上顶部的“乌尼”（长约米的柳条棍），将“哈纳”和“乌尼”按圆形衔接在一起绑架好，然后搭上毛毡，用毛绳系牢，便大功告成。一户牧民就算在草原上安家落户了。蒙古包搭好后，人们进行包内装饰。铺上厚厚的地毡，摆上家具，四周挂上镜框和招贴花。现在一些家具电器也进了蒙古包，生活十分舒畅欢乐。蒙古包的最大优点就是拆装容易。搬迁简便。架设时将“哈纳”拉开便成圆形的围墙，拆卸时将哈纳折叠合回体积便缩小，又能当牛、马车的车板。一顶蒙古包只需要两峰骆驼或一辆双轮牛车就可以运走，两三小时就能搭盖起来。蒙古包看起来外形虽小，但包内使用面积却很大。而且室内空气流通，采光条件好，冬暖夏凉，不怕风吹雨打，非常适合于经常转场放牧民居住和使用。巴里坤的蒙古族因长期与汉族杂居，所以其服饰与汉族比较接近，只有少数老年人穿蒙古族传统服装，包蓝色头巾、穿蓝色大襟长袍，腰系丝带，脚蹬皮靴。但在重大节日，蒙古族男女都要穿传统的民族盛装，镶花边的蒙古袍子，配以彩色丝绸腰带，足蹬蒙古式皮靴，英姿飒爽，俊秀威武。过去蒙古族以游牧为主，所以住的全是蒙古包。现在除了游牧，相当多的蒙古族从事农业生产或农牧兼营，他们已定居村镇。巴里坤蒙古族的传统饮食主要是面食、奶食、肉食以及夏季吃些野韭菜、葱和蘑菇等。后因长期杂居在汉族中，从事半农半牧生活，现在普遍吃蔬菜。蒙古族热情豪爽，诚恳待客。宴请客人时必敬酒并唱“敬酒歌”助兴，营造热烈气氛，以此表示对客人的欢迎、祝福和尊重。蒙古族特别倡导尊敬长者，爱护晚辈，如果家里来了年岁大的长辈，必须要迎上去把马接过来拴好，长辈要走的时候，也要牵马扶其上鞍。蒙古族的节日主要是春节和敖包节，除此还有点灯节（祖鲁节）、麦尔节等。蒙古族把送冬迎春的第一天，即春节称：“查干萨日”。蒙古族过春节有自己独特的庆贺方式。农历五月十三日是敖包节，这是蒙古民族最普遍的一种祭祀活动。敖包是草原上常见的供人祭祀的山堆，顶上要插柳枝为丛，立竿为柱。“垒石成山”、“视之为神”，它是山神、地神及游牧民族保护神的化身，是萨满教原始崇拜的典型。祭敖包这天，人们欢天喜地云集在敖包前进行祭祀，先由喇嘛焚香诵经，人们则献了供品后，自左向右围着敖包掌心向上，边走边叩首需绕三圈，祈神降福。祭完敖包后，还要进行赛马、摔跤、射箭和歌舞等娱乐活动。因此祭敖包不仅是一次宗教活动，也是蒙古族青年男女借此施展才艺、技能、进行情感交流的一次机会。赛马、摔跤、射箭被称作“好汉三艺”是草原马背民族的拿手好戏。蒙古族无论男女，自幼学习骑马，到十来岁就纵马如飞，并能在马奔跑时弯下腰拾起摆放在地上的手帕、鞭子等物。摔跤也是蒙古族喜爱的竞技活动，摔跤场面龙腾虎跃，扣人心弦。射箭更是蒙古族的强项，也是流传至今的熟练自如的运动项目。赞同269| 评论(1)
不尽我们汉族有节日习俗，我们中国的蒙古族也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节日习俗。 摔跤手要身着摔跤服"昭德格"。其坎肩多用香牛皮或鹿皮、驼皮制作，皮坎肩上有镶包，亦称泡钉，以铜或银制作，便于对方抓紧. 著名的摔跤手的脖子上缀有各色彩条--"江嘎"，这是摔跤手在比赛时获奖的标志。蒙古族的摔跤有其特点：按蒙古族传统习俗，摔跤运动员不受地区、体重的限制，采用淘汰制，一跤定胜负。比赛前先推一位族中的长者对参赛运动员进行编排和配对，蒙古长调"摔跤手歌"唱过3遍之后，摔跤手挥舞双臂、跳着鹰舞入场，向主席台行礼，顺时针旋转一圈，然后由裁判员发令，比赛双方握手致意后比赛开始。 蒙古高原盛产著名的蒙古马，能跑善战，耐力极强。自古以来，蒙古人对马就有特殊的感情，蒙古人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都以自己有一匹善跑的快马感到自豪!驯练烈马，精骑善射是蒙古族牧民的绝技，通常把是否善于、赛马、射箭、摔跤作为鉴别一个优秀牧民的标准。 射箭是蒙古族传统的"男儿三技"的又一项目，虽然狩猎经济的部落逐渐转向了游牧经济，但狩猎时期长年积累下的拉弓射箭的本领却保留了下来，以防外敌侵略和野兽袭击畜群。没有牲畜的贫苦牧民则仍依赖弓箭捕杀动物维持生活。达慕大会最早的活动内容之一。比赛不分男女老少，凡参加者都自备马匹和弓箭，弓箭的样式，弓的拉力以及箭的长度和重量均不限。比赛的规则是三轮九箭，即每人每轮只许射三支箭，以中靶箭数的多少定前三名。
礼仪风俗： 蒙古民族对来客，不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一见面总是热情问候：“他赛音百努。”(安好)，随后主人把右手放在胸前，微微躬身，请客人进蒙古包，全家老少围着客人坐下，问长问短，好似自家。 平常待客，在喝奶茶之后，慷慨大方的主人总是把香甜的黄油、奶皮、醇香的奶酒、酥脆的油炸果子和炒米、奶茶、奶酪以及独具草原风味的“手扒肉”一一摆在客人面前，请客人痛饮饱餐。主人若对客人表示特别敬意，常把奶壶、酒壶托在哈达上端出来，有时还唱一些表示欢迎和友好的歌曲来劝酒，客人接杯畅饮，主人就格外高兴。遇到宴会请特别尊贵的客人或祭典，常摆整羊席。蒙古族叫它“乌查”、也有叫“秀斯”、“布乎利”的。当客人告别的时候，常常是举家相送，指明去路，并一再说“白乙日太！”白乙日太乌查热亚（希望我们愉快地再见），“阿木日、赛音、雅巴！”（祝您一路平安）。 献哈达：哈达是藏语音译。常在迎送、馈赠、敬神、拜年以及喜庆时使用，以表示敬意祝贺。这种礼节由来已久。据《马柯·波罗游记》中所写， 蒙古族“过年过节时都互相用金银玉石做的礼品同白色绸布一起捧献”。 递鼻烟壶：是蒙古民族古老的习俗，在蒙古包里作客，殷勤好客的主人，常常要拿出一个精致象个瓷瓶样的小壶，敬给客人嗅，这就是装着鼻烟的鼻烟壶。递鼻烟壶也有一定的规矩。如果是同辈相见，要用右手递壶，互相交换，或双手略举，鞠躬互换，然后各自倒出一点鼻烟，用手指抹在鼻孔上，品闻烟味，品完再互换。如果是长辈和晚辈相见，要微欠身，用右手递壶，下辈脆足，用两手接过，各举起闻嗅，然后再互换。 在蒙古民族的习惯中，骑马、坐车到牧民家作客。接近蒙古包时，就要轻骑慢行的，以免惊动畜群，在进蒙古包以前马鞭和马棒要放在门外，如带入包内，则被看作对主人的不尊敬。出蒙古包后，不要立即上车、上马，要走一段路，等主人回去了，再上车上马。在包里作客，主人躬身端奶茶，客人应欠身双手去接。包内西北角为供佛的地方，睡觉时脚不能伸向西北角。不宜用烟袋或手指人头。锅灶不许用脚踩碰，不能在火上烤脚，否则等于侮辱灶神。蒙古包内，若有了病人，便在包门的左侧缚一条绳子，把绳子的头埋在地下，表示主人不能待客，来访者就不应进门。 岁时风俗 蒙古民族最重要的节日要算过年，一般进入腊月十五，人们就着手作过年的准备工作。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一天，全家人或亲友聚在一起饮食娱乐送火神。 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五，是过大年最欢乐的几天。大年三十夜幕降临后，人们便聚集在最年长者家中，开始除夕“乃日”（宴会），全家人尽情享受“守岁”。除夕宴会上应备办“三锅”一锅是奶茶锅；二锅是羊背锅；三锅是肉汤饭食锅。宴会中最少唱三首歌。 初一，开始拜年，首先要祭天。家里留一两位老年人或妇女，其余人身着节日盛装，手提银壶奶茶，端着奶食品，来到用雪堆成的敖包上，将供品撒进点燃的火堆里，然后叩头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接着是家庭内部拜年。晚辈向长辈问安叩拜，老人手捧哈达，壮年人用小幅绸子、青年人则用色泽鲜艳的长条绸子叩拜，长辈赐给子孙食物和钱。 家庭内部拜年结束后，人们首先到最年长者家中，进门时依年龄大小而先后进，拜完年后至少献两首颂词，三支歌，对出色的歌手，户主捧起放有哈达的奶食盘诵祝词，歌手待诵词完后将哈达揣进怀里，接过奶食盘让其他歌手品尝。 生活风俗 (1)服饰： 靴子：蒙古靴子分马靴和蒙古靴两种，马靴分棉靴和单马靴。用牛皮制成黑色，个别有紫色，挺拨，秀气，年青人多爱穿马靴。蒙古靴（香牛皮靴）有尖稍向上翘的，靴子的邦，通常有图案，压花纹，里面有的衬皮，有的衬毡，靴身宽大，靴可套棉袜毡袜。 袍子：蒙古族男女老幼都喜爱穿长袍。这种袍子，宽大袖长。下端左右一般不分岔，领子较高，纽扣在右侧。袍子的领口、袖口、边沿，常用漂亮的花边点缀，袍子的颜色，因地因人因季而异。 腰带：是穿蒙古袍子时所必备的，有的是布料，有的是绸缎，长有五米，颜色和袍子相协调。 首饰：平素牧区妇女一般不戴帽，多用红、绿等颜色的长绸子把头缠上，男子，夏季多戴鸭舌帽，冬季多戴羊皮、狐皮帽，式样是尖顶大耳或草原式斗笠帽。蒙古族妇女的首饰，逢年过节，喜庆宴会，访亲探友时用于头上的装饰。装饰品种类很多，材料也因贫富不同。比较讲究的，多用玛瑙、珍珠、宝石、金银等制成。 (2)饮食： 蒙古族的饮食大致分三大类，即肉食、奶食、粮食。一日三餐，两稀一干，早晨中午一般喝奶茶泡炒米、奶食、手扒肉，晚上氽羊肉下面条、吃包子。 肉食：牛、羊肉是蒙古族最普通，也是最喜爱的食品。尤其愿吃羊肉的“手扒肉”，羊肉的吃法多种多样。常见亦享有盛名的“手扒肉”、“全羊”，也叫“羊背子”。 饮料主要有三种：奶茶又叫蒙古茶。是蒙古民族最喜好的饮料，一日三餐都要喝奶茶；酸奶：即发酵后的马奶“其格”以及发酵后的牛、羊奶“塔日嘎”能散热止渴，且富有营养；奶酒，又叫蒙古酒。把发酵的奶放入锅中慢火熬煮、蒸馏后即酿成透明醇香的奶酒。 奶食：蒙语叫“查干伊德”是纯洁吉祥的意思。奶食品主要有六种：白油、黄油、奶皮子、奶豆腐、奶酪、奶果子。 其格：“其格”酸马奶（通称马奶酒）是蒙古民族人民在各种聚会、盛宴中的珍贵饮料。在那达幕大会上，总是痛饮其格，以庆贺畜牧生产的大丰收和吉祥如意。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忽必烈在皇宴会上曾把其格、驼奶等饮料盛在金碗里款待客人。 蒙古酒：蒙古酒是蒙古族人的主要饮料之一，蒙古酒是从牛奶中提炼而成，故称“牛奶酒”蒙古酒绵厚醇香，无色透明，少饮延年健体、活血补气，男女老幼皆可饮之。蒙古族人制做“牛奶酒”历史悠久，据史书载，蒙古勃儿只斤铁木真1206年建国时每逢吉庆之日狂饮此酒，增添喜日气氛。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尤为盛产蒙古酒。然而，时过700多年，生产蒙古酒的原始工艺流传至今仍未改变。 (3)居住 蒙古包是一种天幕式的住所，呈圆形尖顶。通常用羊毛毡子一层或二层覆盖。蒙古包是满族对蒙古族牧民住房的称呼。“包”满语是“家”“屋 ”的意思。 古时称作“穹庐”“毡包”。 蒙古包分两种。一种是牧区夏季用的，为移转式的，一种是冬营地为半固定式的。蒙古语称移转包为“乌尔郭格尔”。 蒙古包在大雪中阻力小，不积雪，下雨时包顶不存水。包的门方长而小且连地面，寒气不易侵入。包的百叶哈纳是用数根相等的细木棍和牛皮绳连结而成，用时拉开便成圆形的蒙古包墙，搬迁时折叠，又能当勒勒车的车板。包的顶端有个口就是天窗,可通烟通气，又可采光。 4、生产风俗 马，是牧民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凡是放牧、探亲访友、出外办事都需乘马。马的体质不但结实强健，而且极耐粗放饲养，以忍苦耐劳著称。日行可达一百至一百五十公里。草原牧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骑马。 勒勒车，也叫“大样车”，这种车的轮子较高，直径最长的有一米四、五。轴轮多是用桦、榆、硬杂木而制成，车辕较长，除车身外一般相当于半身的长度。它可以拉水、搬运蒙古包、运燃料、用于婚丧嫁娶，适应于草原、沙漠上通行。 库房车，车体上放置一木制长方形有盖有门的柜，柜外用铁皮包封，或围生牛皮，可防风、防水、防潮。柜内可储藏粮食，肉食等生活用品。 拉水车，车上固定一大木桶或铁制桶，用来拉饮用水，平时蓄水用。 骆驼，是沙漠地区的主要交通工具，特别是在冬季，牧民放牧愿骑骆驼，骑乘较暖，忍苦耐劳，几天不喂草、不饮水也能过的去，冬季行路。搬运主要依靠骆驼，在沙漠中，常常可见到成群结队的骆驼，在海洋般的沙地上鱼贯而行，因此骆驼被人称为“沙漠之舟”。 5、祭祀风俗 (1)敖包：最初是道路和境界的标志，起指路，辨别方向和行政区划的作用。 祭敖包的时间，多在水草丰美，牛羊肥壮的六、七、八月间。祭祀时，敖包插上树枝，树枝上挂五颜六色的布条或纸旗，旗上写经文，祭礼仪上大致有血祭、酒祭、火祭、玉祭等。 (2)血祭：就是把自己喂养的牛、马、羊宰杀了，供奉在敖包之前。这种祭法由来已久，现在各另地方还有。相传游牧时代，蒙古族牧民把供自己生存的牛、马、羊等牲畜，看成是天地所赐，因此，祀天、地诸神时，就要宰杀牲畜来报答。 (3)酒祭：就是把鲜奶、奶油，一滴一滴洒在“敖包”前，祈求平安幸福。这种祭神的风俗，也很早就有，（蒙古秘史）中称作“酒注礼”，至今有的地方还能看到。据说它的意思是说，神不仅要吃肉，也要饮酒喝奶子的。 (4)火祭：就是在敖包前烧一大堆干树枝或一大堆牛、马、羊粪。祭祀时，各户都走近火边，念着自己家的姓氏，供上祭品，把“布呼勒玛哈”整羊肉，投到火里烧，烧得越旺越好。蒙古民族认为火最洁净，用火可以驱逐一切邪恶。 (5)玉祭：在古代玉是昂贵的，它常常是祭神的供品，过去蒙古民族祭敖包时，也有这种礼祭，现在已经没有人用玉祭敖包了。 6、娱乐风俗 (1)赛马：是草原上最激动人心的传统体育娱乐活动，赛程通常是五十至七十华里。赛手不穿靴袜，只穿华丽的彩衣，头上束着红、 绿绸飘带，显得既轻便又英武。当骏马疾驰的时侯，赛马人骑在马上如腾空一般，表现出娴熟的骑艺。 (2)摔跤：蒙古式的摔跤是轮着摔，一上来就互相抓握，膝盖以上任何部位着地都为失败。摔跤人数是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等双数，总数不能出现奇数。摔跤手的服饰比较讲究，下身穿肥大的白裤子（班斯拉）外面再套一条绣有各种动物和花卉图案的套裤，上衣是牛皮制做，上边钉满银钉或铜钉（卓都格），背后中间有圆形银镜或”吉祥”之类的字，腰间系有红、蓝、黄三色绸子做的围裙，脚登蒙古靴或马靴。优胜者脖子上常套着五颜六色的布条顶圈“姜嘎”。 (3)射箭：是蒙古民族最早用于军事训练，后改为娱乐的活动。分静射和骑射两种。 (4)马头琴：是蒙古民族特有的也是最喜爱的民族乐器，流传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草原牧民爱马头琴，对马头琴有特殊的感情。马头琴的琴声优美动听，有人形容：“对于草原的描述，一首马头琴的旋律，远比画家的色彩和诗人的语言，更加传神”。 (5)音乐、舞蹈：蒙古民族一向能歌善舞著称。每当宴会，庆祝节日， 歌声常常一个接一个。唱古老的民歌，民间传说的故事， 唱草原富饶美丽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蒙古歌曲，尾声悠长而高亢，音调多激昂，歌的韵在句首不在句尾。一般宴会、节日、婚礼用的和奏乐器是两股胡琴，四股胡琴、萧等。 (6)“好来宝”：是蒙古民间独特的曲艺形式，是一种说唱艺术。它有固定的曲调和唱词。一般是两人拉着四胡对唱或一人自问自答。说唱演员不但能拉会唱，而且有触景生情的灵感，有随编随唱的本领，民族风格，地方特色较浓，如今在锡林浩特市有时舞台上演出的新式“好来宝”人数不等，有自编、自拉、自演，典调动听，形式多样且好看。 (7)蒙古象棋：类似国际象棋，由棋盘和棋子组成，棋盘有深浅两色间隔排列的64个小方块，棋子共32枚，双方各16枚，有诺颜（王爷），哈屯（王后），也称波日斯，各一枚，哈萨嘎（车），骆驼，马各2枚，厚乌（儿子）各8枚。 对奕时白格先走，以后双方轮流走一着，吃掉对方的棋子，由原停的一格“王车易位”，“吃掉路兵”，“兵的升格”都算走一着，双方任何一个“厚乌”到达对方最末一格时，都可变成自己一方的被吃掉的任何一个棋子。玩蒙古象棋，不能吃掉对方的“乌努钦厚乌”（孤儿）。“王”被对方将死，就算输棋，双方均剩“王”或双方只剩同色格的单骆驼算和棋。 (8)“沙嘎”那达慕： 沙嘎，指羊踝骨。沙嘎有多种玩法。沙嘎的宽凸面叫“好尼”（绵羊），宽凹面四”牙玛”（山羊），窄凸面叫“毛日”（马），窄凹面则“乌和日”或“特模”（牛或骆驼）。沙嘎正立的叫“翁高”，倒立的叫“通高”。 (9)“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每年七八月间举行。“那达慕”在蒙语中是娱乐、游戏的意思，它源于摔跤、射箭、赛马三项竞技，现已成为草原上庆丰收、进行物资交流和举行民间体育活动的隆重集会。
蒙古族的祭祀，最隆重的是祭敖包。敖包亦作“鄂博”，是土堆子的意思，即用人工堆积起来的石堆、土堆。早先蒙古族以为天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源泉，特别加以崇拜。由于天地神没有偶像，人们就堆敖包以象征，从而敖包就成了人们的崇拜物。人们通过祭敖包祈求天地神保佑人间风调雨顺，牛羊兴旺，国泰民安。祭敖包的时间不固定。蒙古贞地区多在农历七月十三日。祭祀时，先在敖包上插一树枝或纸旗，树枝上挂五颜六色的布条，旗上写经文。仪式大致有四种：血祭、酒祭、火祭、玉祭。血祭是把宰杀的牛、羊，供在敖包之前祭祀。以为牛、羊是天地所赐，只有用牛、羊祭祀才能报答天地之恩，酒祭是把鲜奶、奶油、奶酒洒在敖包上祭祀。火祭是在敖包前笼一堆火，将煮熟的牛、羊肉丸子、肉块投入其中，人们向火叩拜。玉祭是古代人们以最心爱的玉器当供品祭祀。这些祭祀方式，都是表示对天地的虔诚，祈求天地给人们以平安和幸福。祭敖包的规模、形式多种多样。旗有旗敖包，村有村敖包。祭祀时，不论官吏还是平民一同进行礼仪活动。先请喇嘛烧香点火、诵经说文，大家围绕敖包从左向右走三圈并叩拜。礼仪结束后，举行欢宴。在高兴之余举行传统的赛马、射箭、摔跤和歌舞等盛大的那达慕活动。
陶渊明诗歌的创作成就很高，研究者也比较多。但对他辞赋、散文艺术的探讨却相对较少。陈柱先生在《中国散文史》中称陶文为“自然派之散文”，并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雅淡自然之致与其诗无二，不尚修辞，妙合自然，非深于文者不能为也”。郭预衡先生甚至认为，在晋宋之际，陶渊明的文章是最有成就的。陶渊明现存文章十二篇(明确是陶所作)，从文体分类的角度来看，包括辞赋《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闲情赋》三篇，传《五柳先生传》、《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两篇。记赞述《桃花源记》、《扇上画赞》、《读史述》三篇，疏《与子俨等疏》一篇，祭文《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三篇。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陶彭泽集题辞》对于他的文章有过比较全面的评价“《感士》类子长之倜傥，《闲情》等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诫书》，《自祭>若右军之《誓墓》，《孝赞》卒}经，传记近史。陶文雅兼众体，岂独以诗绝哉?”，指出陶渊明兼擅各种文体的特点，他的文章，不仅与古人类似，还有不同于古人的特色。这十三篇文章，大体上又可以分为散文、韵文两类。除《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闲情赋》等外，其他多是散文。此外，在我看来，陶渊明全集中那些情文并茂的诗序、文序，也应该并入陶文的研究范畴。这些陶渊明精心结撰的序言，或者表明作诗的目的，或者叙述作诗时的心迹，或者阐发诗文的主旨，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和艺术风格，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像《游斜川·序》“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共尔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篇幅不短，空灵隽永，简直就是一篇精彩的山水游记，与《游斜川》诗互相生发、相得益彰。作为陶渊明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陶文无疑是我们实现“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基本材料，因为它是除诗歌之外，作者个性、情感的另一种自由表达。为了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的为人和他的诗歌，我们还得从陶文人手，来进行一番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探讨。一、“爱”的独立与文的自觉陶渊明诗文中“我”字随处可见，从《时运》“袭我春服，薄言东郊”、“我爱其静，寤寐交挥”、“黄唐莫逮，慨独在余”，到《与子俨等疏》“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乃至《自祭文》中的“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我”、“余”、“吾”之类的词在他一百来首诗文中出现，至少不低于几百次。这种个性化语词的频繁使用，恰恰反映出陶渊明对自我的高度体认和不懈追求。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道：“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的诗都是人格的焕发”，诗是如此，文也是这样。陶渊明本性洒脱、率真，加上深受魏晋以来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他的诗文无不表现出自身特有的情趣与睿智，人格与风度。陶渊明早年抱负远大，他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实现尧舜之治，在仕途蹉跎中，他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感士不遇赋》)，“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间阀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三五道邈，淳风日尽，九流参差，互相推陨”(《扇上画赞》)，理想无由实现。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流浪无成，惧负素志”(《祭从弟敬远文》)，于是发出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的感慨，辞官归隐。无论是“大济于苍生”还是“击壤以自欢”，为政或是归隐，他都“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感士不遇赋》)，任性而为，绝不委曲自己的心志。他好饮酒，“引壶觞以自酌”(《归去来兮辞》)，也喜欢读书，“欣以素牍，和以七弦”(《自祭文》)“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在饮酒、读书中摆脱世俗的羁绊，寻求自我的快乐与适意，并以那些古圣先贤的事迹自励，坚定自己隐居的志向。陶渊明是个重感情的人，从他描述家庭生活的文字中能看得出来，这类文字在陶文中占的比重不小，有叙述祖先经历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有悼念兄弟姊妹去世的《祭程氏妹文》和《祭从弟敬远文》，也有教育儿子们的《与子俨等疏》等，情深意厚，言辞恳切，足以见陶渊明之性情。陶渊明深受儒家“三不朽”理论的影响，在“立德”、“立功”,无望的情况下，他表现出～种鲜明的文学自觉意识，也就是对于“立言”的重视。陶渊明的这种文学自觉彻底摆脱了功利，文二、理想的高张朱熹曾经评价陶渊明：“陶(诗)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朱熹虽然说的是陶诗，把这段话用来评论陶文同样中肯。作为“欲有为而不能”的隐士，陶渊明的文章归于真淳和淡泊，具有“语健而意闲”的特点。这点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也谈到了，他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人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像《五柳先生传>这样的文章，是作者的一篇实录。全文以一个“不”字贯穿始终。“不慕荣利”“不求甚解⋯‘不吝情去留”，结尾“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思还是一个“不”。全文自然平淡，自叙情怀。表现出陶渊明追求自然、自足、自适生活的人生理想，是他“自然”哲学的鲜明体现，可以和《归去来兮辞·序)中“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的表述互相参证。陶渊明散文中以《桃花源记》最为著名。文中虚构的“桃花源”，既有儒家宣扬的上古之世的淳朴风貌，也有老子“小国寡民”政治理想的影子，其中描写的乡村景象，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十分相似。可以说，“桃花源”既是作者社会理想的寄托，同时代表了动乱时代民众对清平社会的向往。如果说《五柳先生传》侧重表现的是尚渊明的人格理想。《桃花源记》侧重于作者的社会理想，那么他的另一篇奇文《闲情赋》则透露出作者的生活理想，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他的爱情理想。据袁行霈先生考证，《闲情赋》作于陶渊明少壮闲居时，从序言“抑流荡之邪心”和文本本身的描述来看，它应该是一篇较为纯粹的爱情赋。也许作者的本意确实是为了防闲爱情流宕，但从客观上来看，后世的读者却从“十愿”大胆热烈的自自中感受到了作者爱情的真诚、痴迷、焦灼和不安，钱锺书先生说“赋之用不免于‘闲情’，旨欲‘谏’而效反‘劝’耳”，它没有做到“有助于讽谏”，没有傲到“止情”，反而成为一篇“煽情”的美赋。联系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室无莱妇”的慨叹，明言自己的志愿不为妻子理解，苦闷异常。那么《闲情赋)里那个“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的窈窕淑女，无疑是作者十分向往的理想伴侣了。三、陶文的诗意美作为诗人的陶渊明将诗歌创作经验运用到散文和辞赋创作中去，使得他的文章具有一种兴象玲珑、含蓄蕴藉的诗意美，主要表现在意象的采用和意境的营造方面。给人以很高的审美享受，在这方面，当以《归去来兮辞>作为代表。正因为“心为形役”，不堪忍受官场的黑暗和约束，陶渊明毅然选择了归隐。他的创作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为一体的、对人生大彻大悟的心境。无论是“犹存”的松菊，还是“盈樽”的浊酒，抑或是“无心出岫”的浮云，“倦而知还”的飞鸟，都已经被陶渊明染上了一层“自我”的色彩，成为寄托他高洁人格的意象，在文中构建出具有诗情画意的审美天地。在意境的营造方面，作者通过写景，形象地展示了自己辞官后的心路历程，情与景的掺和极为自然、紧密，毫无斧凿痕迹。“舟遥遥以轻飚，风飘飘而吹衣”两句，渲染出作者回家途中的畅快心情；“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两句，更是托物言情，语意双关，回归的倦鸟便是隐居田园的诗人的象征；“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两句，又把野外的明丽风景同作者的陶醉之情融合得亲密无间。作者把抒情、写景和哲理融为一体，无意于雕饰却文采斐然，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物我一体，心与大自然泯一，这是老庄的最高境界，也是玄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这种境界自玄风煽动以来还没有达到过，陶渊明是第一位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元好问说陶诗是“豪华落尽见真淳”，陶文何尝不是这样，缺少“豪华”之态，而有“真淳”之感。虽然数量不多，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陶渊明散文、辞赋中表现出的平易自然的风格，与陶诗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他的诗歌成就太高，因此在无形中遮盖了他文的成就。总的说来，陶渊明在晋宋之际，文章是独步当时的，与他的高洁人品互为表里，具有独立不群的风格，影响及于后世。学在他那里，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自称“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有会而作·序>)，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流传后世，还隐隐透露出一种自觉撰述的使命感。他太爱写诗作文了，《五柳先生传>中说自己“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不止一次地说到自己“酣饮赋诗”(《五柳先生传>)，甚至于“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饮酒·序》)。晚年他曾感叹：“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答庞参军·序》)言语间流露出无限的遗憾与痛心。文学活动作为陶渊明自由、真实个性的积极表达，贯穿了他的一生，成就了他作为诗人兼隐士的美名，以至于钟嵘的《诗品》中称赞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对陶诗及其诗文的评价，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有“文附质，质待文”、“风骨清峻”之论的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中竞对其只字未提；倡导“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钟嵘，第一个注目陶诗，称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评价虽妙，但也将其列入中品，在陆机、潘岳、谢灵运、颜延之以下；萧统诗第一个对陶渊明的创作给以高度重视何评价的人，其《陶渊明集序》云：“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评价陶渊明诗文词采精练、秀拔，文势抑扬，内容不凡，品格高扬，风格明丽，论时事含蓄不露，抒怀抱旷达真率，独树一帜，特异于流俗。陶诗的创作风格和艺术造诣，宋代更加具体而微，秦观从色调浓淡方面称许其“长于冲淡”《淮海集.王俭论》，杨万里、姜夔续加补充，认为其“雅淡而味深长”《诚斋诗话》“澹而腴”《白石道人诗说》敖陶孙则通过生动比喻予以形象说明，指出“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敖器之诗评》，惠洪侧重结构方面看其创作风格，称许“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冷斋诗话》，苏轼侧重神韵气质论陶渊明风格，称扬“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短短十字确评，后代陶学家多奉为至理名言，作为剖析陶诗的理论根基和核心。朱熹则另辟蹊径，注意到陶诗风格的丰富多彩，既看到其不乏“萧散冲淡之趣”，又指出其“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还提出“人皆说他平淡，据某看他字豪放，澹豪放得来不觉耳。”于平淡之外，见初其豪放得一面。陶诗艺术造诣，为宋人推崇备至，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的肯定其最善于自抒胸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境地。严羽就认为陶公造语工妙，“难以句摘。”《沧浪诗话》这也表明了陶渊明诗歌很重要的艺术特色，即平淡自然，朴素无华，而又能清丽多姿，所以才能在众多诗歌众独开一路，开辟了中国田园诗的重要一脉。自然平淡是陶渊明的人生情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色，陶渊明多用内心独白式的语言荷白描的手法，真诚地记录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诗句没有魅奇的语言，诗文没有曲折的结构，更没有雄辩不可一世的气势，却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字字句句，润进读者的心里。另外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当他原原本本不雕一笔不刻一划地写出时，就很有感染力，毫不做作，一如生活的本来样子。在他之前很多诗人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诗歌字句中也是表达了重大题材。唯独陶渊明看重选取大家常见的“俗物”，细小、普通、平凡之事，描写普通人的生活。他还重点写心境，对人生对仕途透悟的心境。比如诗文中常常出现的意象，青松、秋菊、孤云、飞鸟等都已太平常，他们既是客观物象，又是诗人主观情感的载体。《饮酒》其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既是回答别人的发问，也是自己处事经验的总结，这是因为他断绝世俗交往，不受外界干扰，心情自然平静。诗的后半部，通过采菊时所见景物，表达了自己找到人生真谛的快慰心情。举手投足，心与山悠然相会，那种日归的景物图与心情和谐统一，平淡、自然中寄寓深意，语言平时无华，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诗中描述：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是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燕子却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在这首诗中寄予作者对归隐生活做出的坚定选择。陶渊明诗的主要特色是平淡自然，但是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其也有刚健豪放的一面。最能表现这一特点的代表作是《咏荆轲》。诗人以豪迈的笔调刻画了荆轲的英雄形象，用惋惜赞叹的语言歌颂了荆轲的壮烈活动。比如第三章写易水饯别,悲壮慷慨，萧萧哀风，淡淡寒波，使得荆轲的刺秦活动更带悲壮色彩。这首诗明显的特点是慷慨激昂，悲壮豪放，的确为陶诗别具一格之作，被人们称为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长期的田园生活，使他感受到了隐居生活的乐趣和对大自然、对劳动的一种热爱一种依恋。他的田园诗有的只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清纯、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怡然自得的心境。他把这种躬耕生活的自食其力当成人生应尽的本分。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走上归隐道路并不罕见，但把躬耕当成本分是快乐，认为只有不辞辛苦自营衣食才可以心安理得，不仅不鄙视劳动人民，不蔑视体力劳动，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去实践，与劳动人民为伍、交友为伴这样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难找第二个人。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书写了自己躬耕之初的新鲜感受和喜悦之情：在昔南亩，当年竟未践。履空既有人，春光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哝欢新节，冷风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诗人承认自己躬耕之志虽有，但要付诸实践，还得有贫困的驱使、营生的需要作为推动力。在春天原野里，诗人兴致勃勃，情趣盎然，觉得小鸟在为他放声歌唱，欢迎他的到来，表达自己绝意仕途，隐于垄亩的情怀，结尾两句表达出诗人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所谓“通识”之士的蔑视。在《归田园居》之二中，他满怀激情地歌唱田园生活的美好：野外罕人事，劳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农村的生活简单朴素，无都市的喧扰纷乱，“绝尘想”主要是指抛弃仕宦生涯的痛苦回忆，生动表达诗人和统治阶级的泾渭分明。在生产劳动中，他终于找到和劳动群众“话桑麻”的共同语言。既然他视自营衣食为循人道，尽本分，在观念上有飞跃，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归隐田园当作人生的合理归宿。有归宿就无心灵的徘徊、彷徨，诗人一颗心就能安定下来。其《归鸟》四章，反复以“翼翼归鸟”起兴，抒发对于归栖的由衷喜悦。“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不慕青云在上，而以飞回旧巢为最大安慰。这首诗与其《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互为表里，以“归”字统领全篇，写诗人对归田生活的渴望和归田后的心满意足。陶渊明生活态度朴素自然，并充分尊崇自己的意愿，生活实践、生活内容乃至生活情调与其它归隐者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过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高度。因而陶渊明在在归田园生活中并没有多少不平与愤恨，而是内心一直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这使得他的诗虽然朴实无华缺又具有了一种不可企及的安怡情趣。金元之际的文学家元好问在其论诗绝句中对陶渊明诗歌的风格特点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做总结，这也就是说陶诗平淡自然的个特点。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陶渊明田园诗中也不乏饥苦辛酸的写照。54岁时他的家境较之归隐之初已经大为下降》。《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渑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薼。夏日长抱饥，冬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怒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诗中描述的是54岁时的情景，反映的情调，已不像《归园田居》那样轻松洒脱快乐，主要写的是“怨”。陶渊明归隐之后并不是“整日飘飘然”，而是与世不能忘情，本诗的“怨”就是有感于现实对他的刺激而发生的慷慨悲歌。《楚调》本身就是“多缘古人幽愤不得志而作也”。诗中“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二句写贫困者度日如年的苦况尤为生动逼真，非有切身体验者不能道。尽管生活如此艰辛，但他那高尚的志节却丝毫不曾动摇。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内心的愤慨何不平之气，在《读山海经》第十首、咏物词等诗中通过形象的塑造发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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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地域文化论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整理的河姆渡地域文化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就目前来说，位于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确实是代表了一个横空出世的文化——在一个古代文化遗址分布十分密集、时空框架被认为已相当完善的地区，年代相当早，只有一处孤零零的几乎被破坏殆尽的遗址，这些使它与其临近的河姆渡最初被发现有所相似但几乎处境完全不同。因为当年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还没有被正式地建立起来，尽管人们对河姆渡的过早的年代和文化成就有所疑惑，但是因为空白的时空需要更多的内容去填补，人们还是比较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个横空出世的文化之子。然而今天，由于区系类型学说的高度自信，人们就更倾向于怀疑象跨湖桥这样一个新的文化是否应该存在，怀疑发掘者是否在地层或者年代方面犯了错误。
对于不理解的现象保留适当的怀疑的是应该的，这是保证科学的严肃性和防止错误的必要程序。但是我们更应该对那些引起怀疑的因素应该予以仔细分析，并尽快将遗址的年代确定下来——这是讨论所有的与跨湖桥相关诸的问题的时空前提。最新出版《跨湖桥》发掘报告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
我还是倾向于相信跨湖桥的较早的年代的。跨湖桥的碳十四和热释光测年结果的数据已经足够多了。跨湖桥遗址本身有28个，加上新近发现的与其相距仅仅2公里、文化面貌具有相似性的下孙遗址的2个，30个数据基本上都聚集在距今8000-7000年的年代范围之内，应该说是高度集中了。江浙地区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一般没有发现石灰岩地区的偏早现象，因此，这样的年代数据应该说可以和本地区其他如河姆渡、马家浜等的年代数据进行比较的。跨湖桥的地层堆积也为这些碳十四年代提供了一个下限框架。跨湖桥文化层被埋在海侵地层的下边，其上又被厚厚的湘湖沉积所叠压。据环境科学的研究结论，距今8000-3000年是全新世的大暖期，海平面不断上涨，距今6500年左右涨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据推测比现今海面还要高2米左右。大概正是跨湖桥文化层上边的海侵地层的正是这一环境事件的地层证据——跨湖桥文化存在于一个沧海桑田的变化阶段之前。跨湖桥附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遗址——下孙家遗址。这个遗址也是被压在一个大的海侵层之下，海侵层上边同样有湘湖的湖相堆积，两者在文化面貌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并有相近的年代测定结果，这应该已经为遗址的年代提供了比较确凿的根据。
人们怀疑跨湖桥的年代，主要是因为在这样早的年代中包含了这么一些先进的文化因素——陶器、石器、木器、骨器，不仅器类、器形、装饰与制作的技术工艺等都很丰富，而且陶器中有彩陶、磨光黑陶（王明达先生认为是上了漆的）、方格纹饰等等在人们对对一时代的传统设想中难以接受的因素，还有稻米、独木舟、纺轮、弓箭、编制品等等。其实所谓先进是因为以前没有发现，是对其来龙去脉没有把握。其实仔细分析，这些文化因素中仍然具有相当多的原始性，正如严文明先生在现场座谈会上指出的，个别因素看起来确实是先进的，但是整体上仍然是原始的.，比如彩陶施于手制的器形尚不是特别规整的器形之上，等等。它们在当时的技术与环境条件下出现都是合理的。还有如张居中等先生指出的，这种文化上的突兀和结构性特征在这里是新奇的，但是与其他地方如河南的比较，同一时期则有相似性。
我认为，对跨湖桥这样一些文化因素，今天已经不是我们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支客观存在的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如何深入地认识它们。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来龙去脉，一个是为什么它会是这样一种文化面貌。
我觉得对于跨湖桥这样的遗存应该放在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形成阶段早期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下来观察。
在跨湖桥往南大约100公里的蒲阳江流域还发现了距今11000-9000年代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上山遗址。尽管由于年代、空间的不同，还有过渡阶段的文化的内在特征等原因，它们的文化面貌并不一致，但是为我们认识跨湖桥的来源提供了一点宝贵的线索。不仅江浙地区，全国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不是因为源头复杂，源头可能只有很少的几个甚至只有一个——主要看我们放在什么样的时空框架中来探讨这个问题——而是过程复杂，我们如何发现具体的细节并深入地理解这些细节。
过渡阶段是人类初始的定居阶段，是人们进行文化与发明的试验、探索一个高峰时期，但是还没有文化传统对技术与发明进行选择，在这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阶段没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传统。尽管因为定居，社会性的因素在迅速培养，但是文化因素与技术更体现一种具体的适应性，体现人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因为定居而变得复杂起来的遗址往往会包括相对多的文化因素与技术特征，使考古观察的前后联系与比较变得困难。
还有，尽管跨湖桥、下孙包括河姆渡都是近海的，跨湖桥的发掘者蒋乐平先生在报告中提到跨湖桥所代表的一类遗存是一个被海洋摧毁的文化，甚至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它们本身可能就属于海洋性的文化，但是，尽管有号称中华第一独木舟的发现，从以工具为代表的文化适应方面，我们还是看不出多少人类生活或者文化的海洋性的因素，它们仍然符合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的共同规律——从中国早期特有的若干内陆的、山麓或者山前生态位起步并向各地不断地探索与扩展。就跨湖桥来说，它仍然和南岭沿线的新旧石器时代过渡带具有内在的联系，前边提到的距今万年左右的上山遗址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这个大过渡代东方的构成分子。也就是说，似乎有些横空出世的跨湖桥的来源需要放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来认识。如果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次冰期的最盛期海平面确实如现代环境学者所推测的那样，比全新世的大暖期期间要低至少100多米，那么，有相当的过渡时期包括新石器时代早期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如果按照文化一贯的逻辑，应该是靠近低海面时期的海边的，甚至应该是在现在的海平面之下的。这应当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源头扑朔迷离的重要原因之一。跨湖桥和下孙遗址的现代海拔恰恰就是在海平面之下，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么低的海拔是确实的位置还是地貌升降之后的结果，但是它确实启发我们将这类遗址和海洋联系起来。正如报告已经指出的，海侵是遗址被废弃、文化进程被打断的原因之一，但是，遗址的人们还不是海洋之子，他们没有将海洋作为自己生活资源的开发对象，因此他们的独木舟也不会驶向海洋。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全新世开始时两个早期陶器起源与原始农业起源的中心来。在这两个中心的视角下，我们如何观察和认识跨湖桥？我相信它是南岭沿线过渡阶段人类生态位和南方起源中心的后裔之一，专家已经指出的它和湖南石门皂市一带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原距离相似性就是证明。目前仍然难以解开的谜仍然是它和河姆渡的关系以及它和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稍后阶段文化进程的关系。跨湖桥与河姆渡共处与一个不大的地理空间内，年代几乎衔接甚至跨湖桥的晚和河姆渡的早期可能还共存过一段时间，它们的面貌却不一样，它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海侵没有如此彻底地摧毁临近的、同样海拔高度的河姆渡？还有一个谜，为什么河姆渡和江浙地区稍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没有象马家浜那样密切的关系？象跨湖桥这样先进的有些横空出世味道的文化并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后裔，这往往是文化中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之一。
良渚文化的衰败就有一些横断的意味，看来跨湖桥也是这样，甚至如果我们考虑到本地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来源问题，跨湖桥在来去无踪方面甚至比良渚显得还要显得突兀。这就是需要我们费力猜测和全面的考虑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殊性的地方。良渚文化已经告诉我们，再强大的文化其实都是可以被摧毁的，但是如何摧毁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们往往简单地归因于环境——具体地说是海侵，但是也应当与文化的结构、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方式等结合起来，才能看出这个摧毁的具体的过程和内在的机理。无论是良渚还是跨湖桥文化的人肯定是不会被灭绝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会选择去保留文化中被我们现在的考古学界认为是最精彩的因素呢？我认为被摧毁的应当是文化的结构和文化运行的机制——没有这些，那些被我们今天认为是先进的文化因素就没有存在的依托了。而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文化也没有必要按照原有的适应方式继续适应和运行了。这是关键性的。
跨湖桥，某种程度上还有河姆渡其实引出的是一个在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之中东南一系的文化源头问题，是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稍后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发生学问题。关于源头我们可以设定不同的时空观察点。但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开始奠基，可以称之为文物与文化的一个重大形成时期，因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孕育时期。跨湖桥及河姆渡提出了如此之多的问题，表明我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探索深度又有了一些进步。文化进程上的谜底太多了，需要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
是啊 ！是丁明明个七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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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作为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在其 种植 过程中就需要广泛应用高产栽培技术，高产栽培技术可以大大增加我国水稻产量，促进农民的增收。下面是我精心推荐的水稻种植技术论文，希望你能有所感触!
水稻的种植技术
[摘要]我国是种植水稻面积最大的国家，水稻作为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已经具有多年的栽培历史。本文以灵桥镇种植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该地区的水稻种植现状进行了介绍。之后本文对该地区水稻种植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 措施 。
[关键词]水稻种植 栽培技术 方法 研究
[中图分类号]S511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003-1650(2016)02-0094-01
1.灵桥镇目前水稻种植现状
从农户水稻种植的现状来看，其规模上已经达到了6000亩，其中每年的亩产也达到了400多公斤，而这个数字也会以更快的速度持续增长，由此可见作为水稻种植大镇的农技推广中心更应该做好水稻种植问题的研究。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其在种植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难题，本文将对灵桥镇水稻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如下剖析
2.种植难题
选种播种不当
首先年轻一代对种粮意识淡薄，而中老年一代老百姓 文化 程度普遍偏低，缺乏科学地选种知识和技术，在选种播种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在选取种子时不够仔细，导致许多携带病毒或者低产的种子被播撒到田间。选种不合理的问题已经严重导致了水稻减产，为了更好地解决该问题，加强对水稻种子的选取工作十分重要。但是从实际状况来看，我地区的水稻种植户尚未具备该意识，仍然是采用传统的种植方式，对水稻种子的选取重视力度不够。同时种植户未能接受到专业的种植方法培训，以致选取了不健康不抗毒的幼苗。选种播种不合理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田间管理不当
水稻种植后的工作就是田间管理，加强对水稻的田间管理工作相当重要。但是当地种植户却未能够认识到田间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以致很多时候对水稻稻田弃之不顾。究其原因首先是水稻种植户的田间管理意识不足，其次是在田间管理的工作中很多种植户未能够做到仔细谨慎，因此导致很多突发问题的发生而无解决办法，例如病虫害的袭击、自然灾害的发生等。面对该问题很多种植户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应当充分提高水稻种植的田间管理。
病虫害的侵害
病虫害的爆发对于水稻种植户来说就是灾难，每年在病虫害暴发的高峰期，水稻种植户会因此而受到巨大的损失。但同时病虫害也是导致水稻减产的常见问题，因此加强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我地区在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上仍然是采取事后处理的办法，这就大大提高了水稻产量降低的几率。水稻病虫害的防范和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依靠科学的办法和措施，但是当地很多种植户依靠的是传统的治理办法，如果出现了较大面积的病虫害侵袭，很多种植户通常会选择怨天尤人、束手无策。
3.解决水稻种植难题的措施
水稻的选种和催芽
由上述的水稻种植问题中不难看出，水稻种子的选取十分重要，其可以直接决定水稻的产量高低。因此要想提高水稻的质量和产量，就必须加大对水稻种子选择的把关，种植户应充分重视起水稻的选种和催芽工作。
选种
首先第一步就是水稻种子的选择，这一步骤对于水稻栽培来说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对水稻的选种进行严格的把关。根据该地区的种植习惯，本文建议种植户可以依靠多年的水稻种植实践 经验 。首先在选取种子时要注意选择颗粒饱满，并且是抗逆性较强的种子。其次是将水稻种子进行翻晒1至2天，之后用盐水进行选种，筛选出颗粒不饱满的水稻种子并去除。
催芽
在选取到最适宜播种的水稻种子后，第二步就是要加强对水稻种子的催芽工作。选取成功的种子要经历一定的消毒处理，消毒方法可以采用稀释了100倍的多菌灵进行浸泡，浸泡的时间不宜过长，一般来说1-2天为最好。之后要进行催芽工作，催芽需在27～28摄氏度的环境下进行。
加大田间管理的力度
加强水稻田间管理，不仅要从施肥的角度考虑，同时也要认识到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收割时机的选取的必要性。
合理施肥
肥水管理一直以来都是田间管理工作的重点，适宜的水分和肥料对于水稻的生长是很有帮助的。因此在肥料的选取工作上要格外重视，当地应充分利用牲畜的粪便、饼肥、草塘泥等物质，底肥在土壤翻耕时亩施猪、羊栏肥1000-1500公斤。移栽前一天亩施碳酸氢铵40公斤+过磷酸钙40公斤。栽后5天施第一次分蘖肥，亩施尿素公斤，氯化钾5公斤。栽后12天施第二次分蘖肥，亩施尿素10公斤，氯化钾公斤。7月18日左右，亩施促花肥45%复合肥15公斤，尿素5公斤。8月5日左右，亩施保花肥45%复合肥10公斤。8月20日左右施粒肥，亩施45%复合肥5公斤。抽穗后喷施磷酸二氢钾或喷施宝作根外追肥。这样不仅可以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对于水稻来说则是很好的肥料，方法是机肥充分腐熟之后辅以使用。除此之外面肥的使用也不可忽视，可以采用硫氨酸或是尿素。这种混合的施肥方式可以给予土壤足够的养分，从而更好地促进水稻的生长。在肥料的保存和运输上也要加大重视，首先要在规范的市场购买肥料，其次在运输上要避免二次污染，最后保存肥要注意放置在干燥的环境中。
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一直以来都是水稻种植的一大难题，因为病虫害的出现往往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力。同时当地在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上也是捉襟见肘，因此本文将给出以下防治措施：首先当地应事先对水稻病虫害的类型进行掌握，并且做好对症下药的准备工作。除了要在适当时期对水稻进行农药喷洒工作，更应该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因此在农药喷洒过后要对残留农药进行清理。患有病害的水稻会在田间进行病害的传播，因此必须及时地清除掉。
适宜时期进行收割
水稻的收割也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在收割之前种植户应该做好人员、机器、设备的准备。其次在收割时间的把握和选取上也要做到准确无误，一般来说水稻的收割时间决定了水稻的精米率和产量，在下枯霜之前就要完成对水稻的收割，避免对水稻的产量产生危害。根据当地的收割习惯，每年的9月下旬和10月下旬就可以进行水稻的收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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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哲学啊。不好写啊。关于樱花与日本人生死观，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之一是（桜は死の世界からのメッセージである）。尤其是在樱花败落的时候所展现的那样一种氛围。很是凄凉。你在日本吗？多上图书馆看一些著作。（日本图书馆的东西很全）另外再找一些国外的学者所写得关于日本文化的著作。
去看电影<最后的武士>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论文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通过论文可直接看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专业基础。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论文呢？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樱花的议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依稀记得第一次看到樱花的优美身姿是在几年前搬家的时候，当时只是为了熟悉地形而在小区里随便逛逛，当那一昧的绿色让我视觉疲乏时，轻轻地回头后满天粉红的景象让我的心为之一震。
后来听门卫伯伯说，那五棵樱花树总在四月开，而且一颗接一棵，从不间断。喜欢唯美视觉的我对樱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去树下坐坐，享受一下樱花的抚摸。
“樱花属于蔷薇科，花开期为一、两个礼拜，通常在三、四月开花。花朵为单瓣与重瓣，花色为粉色与白色。”这段资料，是我无意间记住的。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人浮想连翩。
樱花美在整体，而不是个别。那花开时花瓣漫天飞舞的盛大景象，既状观又唯美，看后的感觉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描绘出来的。我的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景象：穿着白裙子的女孩坐在树下安静地看着书，她面前桌子上的绿茶像绿水晶一样，而她旁边樱花树上的樱花盘旋而下，顺着她乌黑柔软的发滑下来……这样一个喜欢在樱花树下看书的女孩，一定拥有一颗宁静而又温柔的心。
虽然我不是这样一个女孩，但我还是喜欢坐在樱花树下，任由樱花花瓣落在身上。我时常这样幻想，若每一种花都是一位仙子，那樱花一定是最温柔、最善良的。那金黄的花蕊如同小女孩的脸庞，被层层花瓣簇拥着，像欧洲古代的小公主一样。它既没有玫瑰的华丽高贵，也没有荷花的一尘不染，它所拥有的，是任何花都比不上的温婉可爱。
偶尔有花瓣落入手中，我就会轻轻抚摸一下。那花瓣如同新生婴儿的脸颊一样，柔软，光滑。那花瓣又似细腻无比的绒布，温暖，丝柔。有人会说樱花很脆弱，被最小的风一吹，就会有花瓣落下。我却不这么认为，樱花之所以这么快落下，是因为她急于化为樱花树的养料，回报自己的母亲。不贪恋尘世，也不过度无情，它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的花期内，尽情展示自己的美丽，然后，就投入大地母亲的怀抱。
再过几个月，樱花就要如期而至，绽放于整棵樱树，如同浮在树端的大朵粉云。虽然还有一段时间，但我的心已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樱花。现在，也只能祈祷时间再快一点吧，请让我看到，只存在于树端的仙子，樱花。
四月，樱花开。
樱花是什么?你用残忍的声音告诉我，那是一种用别人的亡灵装饰自己的可怕生灵。
温柔是什么?你用胜过冬日阳光的笑容告诉我，那是一种比向日葵更容易让人感觉到灿烂的颜色。
悲伤又是什么?当你把曾为我亲手编织的幸福生活撕碎的时候，第一次的，我明白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感觉叫做悲伤------最亲爱的人带来的背叛的背后，一颗支离破碎的心在悲伤的雨中哭泣，没有终结与归宿，合着呜咽的风声一起飘零。
你微笑时，我读到了温馨，你的手沾满鲜血的时候，我读到了冷漠，你与我交手的时候，我读到了不屑……
我用我的人生去读你，却永远读不懂你最后留给我的那句话，这样美好的话语，我一直梦中期待的话语，到底该选择相信，还是选择遗忘?
人们都说我变了，只有我自己心中明白，你走之后，我的时光就已经停止了，我永远活在你身边那个单纯的幼稚的少年的影子中。单纯的除了你那些像是魔咒一般的话语，什么其他的声音都不记得。记忆的深处，填满了你与姐姐的笑颜，连自己应该怎么去微笑都忘记了。
如果眼睛会说话，那么我的左眼讲述的是过去，右眼讲述的是未来，那一双迷茫中写着坚定的眼睛中，全部都是你的影子，铺天盖地。
皇昴流，皇一门最年轻的少主，一个本应该始终封印别人的阴阳师，却早在那个樱色乱舞的午后，便被樱花封印在了爱情的魔印之中。从此，万劫不复，永远活在那个美丽的封印中，久久不愿醒来。
时间是什么?是用来回忆的，还是用来忘却的?你用你的背叛告诉我，时间是用来封印自己的某些记忆的。当我封印了你的爱，在灰色的东京顺着血与仇恨的味道苦苦搜寻你的踪迹时，十年的时间，犹如十个世纪一样的持久难耐。一旦封印揭开了，被爱情的力量反噬的我，才猛然的明白，时间若是用来祭奠爱情，千年，亦不过一瞬的转念而已，连叹息都来不及。
“不要穿和服在武大拍照！”“穿和服的日本人滚出去！”3月21日下午3时左右，一对母女在武大樱园内穿和服拍照，引来众多学子围观声讨。
欲在武大樱园留影，却因为穿了和服，便被以这种方式赶出，落得个“落荒而逃”的下场。如果不是有报道的图片文字为证，实在有点难以想象。然而，这是个真实的“事件”，就发生在著名的武汉大学。
我毫不怀疑，那个率先发起声讨的.武大学子和他的同伴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一个常识在于，爱国从来都不是有多么漂亮的言辞口号，而是体现在实实在在的行动上。声讨“和服母女”的武大学子及其同伴的的行为，特别他们的言语——“虽然和服有美丽之处，但它毕竟是日本人特有的服饰，让人看了很不舒服，有种异样的感觉”，昭示出他们对爱国理解的偏差——这不是爱国，而只是一种模糊的情绪，一种貌似有理的宣泄。由这种情绪催化的行为，便是让那对母女“滚出去”，让人不寒而栗。
尽管，声讨者有表达的权利，并且可以借助网上同样的声音来壮大自己的底气——新浪网上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六成的网友认为“中国人穿和服拍照挑战国人神经”。不过，在我看来，由众人声讨而促使“和服母女”走开，并不能证明起部分同胞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如何的高明，如何能无往而不胜。相反，在本质上它与爱国无关。穿和服的母女所做的只是一次简单的公民行为，被情绪化的批评介入，进而有媒体报道，放置在网络上，引发讨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等宏大的词句瞬时涌现，以至成为一个事件，一个景观。这便是这个事件的生成过程。
这不是爱国的行径。这也不是可资表达爱国的借口。这个一开始由几个学子情绪化催生出来的事件，演变到现在，更像是一次行为艺术。它固然让我们看到不少年轻一代内心潜藏的愤怒的力量，但这一回所依托的却不是理性、务实的表达渠道。
爱国不需要理由，但理性表达爱国情感才是一种对民族、社会负责的态度，才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理性表达，实际上就是说要考虑到我们行为的后果，就是不冲动，克制，冷静。驱走这对照相的母女，在某种意义上看，恰是以情绪化的爱国为理由，裹挟冷暴力，伤害他们个人选择、表达的权利与自由，亦是对爱国主义真正内涵的消解和破坏。
在一定程度上，这其实也是将日常生活政治化的体现。日常的消费和举动，一旦被强行植入历史场域，或将之与某个概念挂钩，就可能出现某些偏向。比如，日常生活的消费，有国人愿意到家乐福，或习惯用日本品牌，他去买去用就是了。不要以为到那买东西，就是汉奸，就要抵制，这个太严重了，会伤同胞的心，对自身也是一种戕害。
爱国不是行为艺术，不是吵嚷和吆喝。今天，对普通民众而言，爱国，就是去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文明的人，懂得爱、恨，以及宽容。尤为关键的是，要能够将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那种对外的亢奋心态，更多地转移到解决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面来。
你走的那天还穿着我最爱的白色棉布裙，飘起的裙摆隐藏着年少的秘密，你没有哭吧?平常要你牵的我没有哭，一个人走的日子，我来不及去回忆。
樱花树下的你静谧的又飘逸，长长头发丝丝缕缕的飘起，怀着还抱着兔子。我怎么就没看到你嘴角还含着笑。
那些有的没的，逝去的日子里。直到樱花飘满天，我都看不到你的笑。那么美丽的你，我试着回忆你笑的样子。
我是不是很没用，总是要你牵着。可是你手心的温度很让我留恋，冰凉冰凉的，我只是想试着去温暖它。后来才可笑的发现，我的手心比你的更冷，带着身子止不住颤抖。
我还没哭过，自从遇到你后。从你闪着睫毛说哭多没用，谁有值得你哭开始，我没有了眼泪。唯子，你真的比我傻。你以为你很坚强吗?不是。我有多少次看到你为我哭过，你哭的时候多软弱，这么傻得你为什么还不让别人保护你。在我一个人静静孤单的时候，你也不用装作无所谓。你也不用甩了自己的男朋友，谎称不在乎。
当我握紧你的手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感到你的颤抖，在诉说着你的无助。你根本就不坚强，只是很傻而已。笨蛋。
在你没有回头的走后，樱花飘的季节，我的记忆里会涌现那么一个单薄的影子。我从来不会试着去把它清清楚楚的滞留在我的记忆里，随我带走。因为心中那么一丝两丝的同告诉我，我的记忆承载不起。
那天的风很轻，正是你喜欢的，你很坚决的把自己从我的生命中抽去。那么唯子，你忘了带走我们的记忆，走的干干净净。我在也我不到那双冰凉的手，以前我左手旁的右手。
从遇到你的那天，那年就被注定。刮起的风必往常轻，被带起的樱花还来不及飞舞就被静静撒在泥泞的小道上演绎着最后的暗香和温柔。下雨的天嗅不到属于你的气味，反而觉得轻松。
我在学着遗忘这个美丽的词语。
想你，很痛。
那年的风很轻，承载不了我们的记忆。
我家门前有橘子树，有枇杷树，也有柿子树，可唯独樱花树才是我的最爱。春天来到，枝头的花朵悄然绽放;夏天满树果实累累;秋天落叶飘然飞舞;冬天，枝干上堆积着厚厚的白雪……这就是“樱花树”，它的一生那么简单，又那样漫长。
在生意盎然的春季，万物复苏，不管走在哪里都是生机勃勃的，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无比的舒畅。早春的樱花还没有盛开，但它却已长出了茂密的绿叶，给人一种大自然的“清新感”。一阵风吹过，把几片绿叶吹落，站在树下的我拾起一片，用它对着太阳发出的光芒，让我看见了它的“经脉”，一条一条的，这是正是它历经沧桑最好的见证，也是最美的印记。翠绿的叶子，美丽的齿轮，数不清的“经脉”，它就是——“樱花之叶”。
樱花在你的眼中或许是绚丽缤纷的，但它在我的眼中却是如此朴素、简洁。到了春末之时，它悄悄地怒放，让人们看到它粉嘟嘟的笑脸。粉红色的花瓣拼成了一朵小巧的樱花，给人温馨。我惦起脚尖刚想摘下一朵，却又怕伤害到它，只好等着风的到来，将它吹落，我赶紧用手接住，柔软的花瓣躺在我的手心，我担心它会“融化”了，只好让它自由飞落，飘落在滋润的泥土中。邻家小孩们时常摇摆着樱花树，让樱花飘落下来，然后不停地嗅，虽然什么也没闻到，却还是开心地笑了，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齿，就像樱花一般灿烂。
春天过去了，夏天来到了。炎热的夏季，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烦躁”，樱花不再盛开，它们都已落尽。但这时的樱花树上已经结满了果实，满树的樱桃消除了夏季躁热，还没有成熟的、绿油油的小樱桃，给人们带来了凉爽。绿叶更加茂密了，老人们时常坐在树阴下乘凉，扇着扇子，合上双眼，聆听着知了的阵阵叫声，靠在躺椅上静静地回想着往事。一旁的小孙孙坐在小板凳上，等待着樱桃的成熟，好让大人们摘下，塞进自己的小嘴，让甜滋滋的味儿渗进心间。
秋天来了，它曾经碧绿的叶子早已变得发黄，飘落下来，就像一张张老照片，一片树叶也就记载着一个故事，即使它已经变黄变“老”。这个季节的樱花树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不再引人注目。
秋天过去了，冬天自然会来到。冬天的来到使樱花树变成了白色的，雪花使它早已失去了曾经的娇艳，但是雪无法盖住的是它透露出的属于它自己的一份永远的可爱与温暖。樱花虽然已经不再盛开，但是，泼西·雪莱也曾经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只要等待，樱花还是会再次绽放的。
美丽的樱花、爽口甜蜜的樱桃都是樱花树赐予我们的，它不求回报，无私地为人们奉献，它是那样朴实啊!它还给予我们一颗朴实的心，一颗让人们感动的心!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生机盎然。就在这春光明媚的好时节，我相约同学在郊区的樱桃园里踏青，远离都市的喧嚣，走进初春的大自然，享受春天对我们拥抱的幸福。
昨天的阳光，把樱桃园里的樱花催得笑了又笑，那片盛开的美丽得樱花，笑得是那样的浪漫。当我们走进园中，一片片粉红色的樱花映入眼帘，一棵棵伞状的樱桃树把小路遮蔽起来，阳光钻过树叶的缝隙，洒落在林间小路上，犹如到了仙境一般。我眼前仿佛是一片花的海洋，花的世界，一股泥土味夹杂着樱花的芳香扑鼻而来，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着清新的空气，细细地品尝着在城市里永远也闻不到的田野气味，春天的愿望荡漾在茫茫得绿野中，心醉在了这溢满花香的园林里。正像唐朝赵嘏《喜张讽及第》的诗句那样：“春风贺喜无言语，排比花枝满杏园。”
我在一片片樱桃树中，寻找着春天的名句。低吟着唐朝韩愈《晚春》的诗句：“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这樱桃树上的万紫千红的樱花，掩映着归春满眼的美盛花草，把个整大地染成了黄绿色。这不正是春天在绿色的田野里行走吗!在这春暖花开的原野里追逐春风，心情是何等的愉悦!
春天染绿了原野，春风翻卷在空中的彩云，装点两岸的杨柳，书写着关于春的诗行。我坐上春风之船，悠悠地远去……。春风激动着我的心海，从心底释放着欢快的音符。任思想的翅膀随一缕春风飘飞在无际的远山。我望着头顶那一束束樱花，思想着假如我要是那一片绿叶，我会在阳光的沐浴下，合成那绚烂无比的樱花，璀璨地开放在绿叶枝头。
春风在园林里咏叹轻音乐，蜜蜂在樱花的花蕊里辛劳，鸟儿在花丛中窃窃私语，山坡下那片灿烂的油菜花闪着金黄色的光波，将春色演绎得无限绚丽。“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而此时樱桃树下的我们，举目欣赏着满园里绽开的樱花，呼吸着春天散发出的芳芬，情随樱花飞舞，心随春风跳动，胸腔中一个冬天的郁闷，全溶解在这初春的樱花园中，春风撷走了我烦闷的思绪，绿叶将我的烦恼幻化成蓝天上飘动的白云，满园的春色把我学习中的劳累沉淀给大地。我们拥抱了春天，春天拥抱着我们。
对于日本人来说，樱花是一种特别的花，是象征‘大和心’的花。日本人的樱花观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从樱花的特性可以看出日本人的民族性。樱花的开花方式是集团式的美，显示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樱花果断的凋零方式，让人感到诸事无常。通过樱花可以看到日本人关注眼前的利益，感叹人生短暂的民族性。在樱花的花开花落中，日本人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并世代相传，发扬光大。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樱花情有独钟，并将樱花视为国花。樱花是日本的国花。 早在远古，日本人就将樱花看作是春天的化身，是花的神灵。日本语中的“樱时”(古语)，意思就是“春天的时节”。每当春天来临，人们最关注的就是樱花一年一度的花开花落。花蕾结得多少好坏，开花时能否躲过春雨的淋洗，开得灿烂，凋谢时能不能遇上春风，落瓣洁净。樱花是否开花顺利在古代日本人看来，意味着这一年是否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所以每当花开时节，人们就聚集在樱花树下，放歌畅饮，用整个的身心去赞美春天，祈祷神灵的保佑。 这种习惯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特别是进入江户时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平民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观赏樱花更是成为从宫廷到民间约定俗成的最大乐趣。日语中有一个动名词就叫“花见”。广义地说，“花见”的意思是“赏花、观花”。但是只要一提起“花见”，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春天里日本各地都要举办的各种赏樱活动。“花见”虽不是法定的节日，但它的热闹非凡却不亚于日本任何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庆典。 每到樱花时节，皇室和内阁总理都要在皇家花园奉行盛大的“观樱会”，宴请并表彰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一般的企事业单位不管工作多忙，都会放假半天，或提早下班，并为员工们准备好各种饮料、小吃，让员工们去附近公园的樱花树下欢聚一堂，开怀畅饮。每到这时，平时安安静静的日本会突然闹腾起来。不论城市、乡村，樱花树下总是挤满各种各样的人群，吃的、喝的、唱的、跳的、哭的、笑的，千姿百态、无奇不有，人们在一起尽情宣泄春的激情与欢乐。 据说，樱花之所以自古被日本人所钟爱，除了报春，更为人欣赏的是它那虽然短暂但却绚丽的生命和生命结束时的宁静与素洁。 一棵樱花树从开第一朵花到满树的樱花全部开放，只有4天左右的时间。开始的一两天似乎比较缓慢，星星点点，带几分矜持。当花开过半，如遇风和日丽、天气暖和，一夜之间就能满枝满桠地盛开怒放。为了欣赏“满开”的樱花，人们会通宵达旦地在树下唱歌跳舞。 在一些著名的赏樱胜地，人们还为满树的樱花张灯结彩，“夜樱”与彩灯交互辉映，无比灿烂辉煌。 樱花的凋落也是别具一番景致，满树的樱花在和煦春风的摇曳下，从各种角度反射着阳光，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像粉蝶乱舞，让人眼花缭乱，心花怒放。可是一夜过后当你再度光顾樱花园时，昨日还是遮天蔽日的树冠上干净得只剩下光溜溜的枝条和几片新嫩的绿叶，清清爽爽，无牵无挂，展现在你眼前的是满地散落的花瓣，那么均匀，那么轻盈，散发出静静的、银色的光辉。几分凄惨，几分悲壮，让人感伤，催人泪下。 樱花的这些特点与日本传说文化所推崇的英雄观和人生价值是一致的。在日本人的传说文化中，与“生时的辉煌”相比较，更为世人崇敬，更能折服民心的似乎是“死时的尊严”。 人们似乎更感服那些精忠不阿、气节高尚的失败，那种刻骨铭心、可歌可泣的死别。樱花之所以能牵动整个日本民族的心和魂，其魅力也许就在这里。遗憾的是这种民族情感曾一度被日本的少数战争狂人和军国主义分子所愚弄、所利用，它不但给亚洲人民和世界和平带来巨大的灾难，也使无数日本爱国青年蒙受无谓的牺牲，使整个日本民族遭受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创伤。樱花也因为被嫌疑战争的“樱(阴)魂”不散，战后一个时期曾在日本各地惨遭乱砍滥伐。所以，现在日本的许多樱花名胜都是战后复原的。
南朝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考论
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祖先崇拜在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领域处于显赫地位。自先秦时起，作为祭祀祖先的礼制性场所的宗庙，逐渐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在宗庙中举行的类型繁多、仪式复杂的祭祀礼仪活动，成为统治者祈求祖先神灵庇佑的重要方式。据大致于先秦、秦汉时期陆续撰写成书的若干传世文献，例如《诗经》、《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尔雅》记载，商周时，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孟月（夏历的正月、四月、七月、十月）举行的“四时祭”，以及每五年举行两次、祭祀规格比“四时祭”更加隆重的“禘”、“祫”（或谓之殷）祭，是王室举行的两种主要宗庙祭祖礼仪。这一记载特别是“禘”、“祫”祭的举行时间、方式的记载与目前有关考古资料记载的商、周相关祭祖礼仪存在较大差异，但由于受时代变迁、文献缺略及礼仪变革等因素的影响，秦汉时人对此或许已不尽通晓。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家学说在政治、思想、学术和社会生活诸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上述典籍记载的所谓“四时祭”、“禘”、“祫”祭，也就不可避免的被汉代人视为“周礼”，成为规范皇帝宗庙祭祀礼制的权威依据。与“四时祭”简易明了、后人基本没有争议不同的是，自汉代起，历代儒者围绕禘、祫祭礼的举行方式、时间间隔等问题，聚讼纷纭，这或许也是导致汉晋时期皇帝宗庙“禘”、“祫”祭礼制变更不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南朝时，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史不绝书。儒学虽然呈现衰弊不振的“中衰”迹象，但三礼学却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繁盛面貌。由于南朝历代对礼学的作用始终保持比较清醒的认识，因而无不重视礼制建设，《周礼》记载的吉、凶、军、宾、嘉五礼国家制度化，自魏晋时萌芽，至梁武帝时宣告完成。尽管南朝对以往礼制尤其是晋代礼制多有沿袭，但也不乏因时适宜有所变革、创新。这在南朝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问题上，表现较为明显。鉴于目前中外学人尚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明确的研究，笔者拟在借鉴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南朝皇帝宗庙“禘”、“祫”祭祖礼制的具体形态、其与历代政治、学术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一考察。
一、南朝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
南朝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系兼采东汉、晋制度及东汉儒者何休、郑玄等人的相关诠释而制定。因而，欲探讨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问题，首先需要对汉代以后历代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礼制以及历代儒者的相关诠释作一简略的叙述，以明其渊源。
尽管西汉时若干儒者例如韩婴、孔安国、刘向、韦玄成、刘歆等人曾对典籍记载的“禘”、“祫”祭的含义进行了诠释，但其成为国家典制，大概是汉元帝以后的事情。而且，当时实行的是每间隔一年举行一次合祭历代祖先的“祫”祭，没有“禘”祭。西汉末年及王莽新朝时，对皇帝宗庙祭礼进行了变革，“禘”祭的地位得到提升，成为与“祫”祭并列的宗庙大祭。而且，“祫”祭由以往的每间隔一年举行一次，调整为每三年举行一次。东汉初，依据张纯的建议，以“禘”、“祫”祭为合祭历代祖先、审谛昭穆次序的宗庙大祭，或许为了避免人们仅仅依据祭名而将其视为两种不同的祭礼，故合称为“殷”。在没有较大事件、社会变动影响的前提下，东汉举行“殷”祭礼的时间间隔基本是一个固定的常数，即在五年周期内，在第三年冬十月举行“祫”祭；两年以后，在第五年的夏四月举行“禘”祭，“祫”祭、“禘”祭之间的间隔均为五年。这种时间安排方式虽然便于现实中礼仪的实施，但其与当时在思想文化、社会生活领域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之间的抵牾、冲突却日益彰显。假定以十年为考察周期，可以看出，从第三年举行“祫”祭至第五年举行“禘”祭，其间间隔十八个月；而从第五年举行的“禘”祭至第二个五年周期首次举行的“祫”祭，其间间隔竟长达四十二个月之久。这种黩、疏不均的时间安排显然并不合理。而且，祭礼的举行时间与儒家倡导的三年丧礼也不相关涉，自然遭到儒者的抨击。为消弭上述缺陷，东汉中、后期，何休、郑玄等儒者对“禘”、“祫”祭礼的含义、举行的时间等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何休、郑玄认为，“禘”、“祫”祭是受祭对象不同的两种祭礼。就“禘”、“祫”祭礼举行时间而言，何休认为：“礼：禘祫从先君数……三年丧毕，遭禘则禘，遭榆则祫。”即虽然一旦确定宗庙“禘”、“禘”祭祖礼的举行时日后，就应按照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的时间间隔顺次举行。但皇帝在三年丧期间，即便到以往预定举行“禘”、“祫”祭礼的时日，祭礼也应停废不行。三年丧礼结束后，再按照以往确定的既定时日，举行“禘”、“祫”祭礼。郑玄则提出，除新君即位元年至三年外（二年三年丧毕，举行初次“祫”祭，三年春举行第一次“禘”祭），以一、六为尾数的年份举行“祫”祭，以三、八为尾数的年份举行“禘”祭；除三年丧毕后举行的“禘”、“祫”外，其余“禘”、“祫”祭礼计年通数，每二年举行一次“祫”祭，而后通计此三年在内，再加两年，合计五年举行一次“禘”祭。“禘”、“祫”祭各自相距五年。三国魏时，遵循郑玄学说者与王肃围绕“禘”、“祫”祭异同、举行时间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由此导致魏、西晋时皇帝宗庙“禘”、“榆”祭礼制变更不定。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年）至穆帝永和二年（346年）间，为改变郑玄、王肃学说导致宗庙“禘”、“祫”祭礼时间安排繁杂的弊端，开始实行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的“殷”祭制度，且祭礼的举行时间往往不因为其他事故特别是三年丧礼的原因而停止或推迟。
虽然由于史书记载的疏略，南朝宋除文帝、孝武帝时期外，其他几代皇帝宗庙“殷”祭礼制并不是很明晰。但据孝武帝时范义、周景远等人之语可知，宋初，皇帝宗庙“殷”祭礼制兼采东汉、两晋制度，以“禘”、“祫”为合祭历代祖先的同一种祭礼：“凡禘祫大祭，则神主悉出庙堂，为昭穆以安坐，不复停室也。”举行祭祀的时间，既大体沿袭汉晋以来于夏四月、冬十月举行祭礼的惯例，以及东晋中后期实行的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殷”祭的制度，又依据何休、郑玄等儒者学说，相应进行了变革，即于三年丧礼结束后举行“殷”祭礼。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与何休学说相异之处在于，“殷”祭礼举行的年月并不是依据先君确立的时日顺次排列，而是遵循郑玄三年丧礼结束后，更改以往既定时日，重新确定宗庙“禘”、“祫”祭礼举行年月的学说定制。这或许是当时师古与变古、兼采古制以消弭情、礼冲突的具体反映。永初三年（422年）五月，宋武帝刘裕卒。当时在应遵循三年丧礼还是遵循西汉文帝以来确立的短丧权制决定宗庙“殷”祭礼举行时间的问题上存在争议。傅亮以为：“权制即吉，御世宜尔。宗庙大礼，宜依古典。”这清楚地表明了决策者在此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在涉及现实重大问题时，应当依据现实的需要，采取合乎时宜甚至是非常规的措施；但在关乎纲常名教的基本问题上，则应遵循古礼行事。宋武帝永初元年，“改晋所用王肃祥禅二十六月仪，依郑玄二十七月而后除”。文帝元嘉元年（424年）八月，三年丧毕后，遵循东汉、晋以来相沿多用四月、十月举行“殷”祭，以及东晋中、后期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殷”祭的惯例，于该年十月举行宗庙“殷”祭礼。如此依次顺延，夏四月举行宗庙“殷”祭礼的年份应有427、432、437、442、447、452诸年，冬十月举行“殷”祭礼的年份应有424、429、434、439、444、449、454诸年。因而文献中才有“元嘉六年九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议曰：‘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祀”的记载。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十二月礼官奏议中才有“依旧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之语。453年二月，宋文帝欲废黜太子刘劭却被刘劭杀害，当时尚在三年丧期间，依照三十个月一“殷”祭间隔，原应在454年十月举行的“殷”祭礼被取消。如果将此次“殷”祭礼推迟至明年四月举行，则尚未举行禫祭，与礼不合。范义对此提出异议后，孝武帝命礼官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求之古礼，丧服未终，固无裸享之义。自汉文以来，一从权制，宗庙朝聘，莫不皆吉。……殷祠礼既弗殊，岂独以心忧为碍？’太学博士徐宏议：‘三年之丧，虽从权制，再周祥变，犹服缟素，未为纯吉，无容以祭。谓来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则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议：‘……未稃不得祭也。……今权宜存古礼，俟毕三年。旧说三年丧毕，遇禘则禘，遇祫则祫。……何必全许素冠可吉禘。纵《公羊》异说，官以礼为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远参议：‘……谓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议用来年十月殷祠为允。’诏可。”苏玮生认为，不举行禫祭就举行“殷”祭的做法虽然不合古礼，但如果遵循西汉文帝以来既葬除丧的制度，那么明年四月举行“殷”祭礼，也合乎情、礼。徐宏、朱膺之提出不同见解。他们认为，应等明年三年丧礼结束、举行禫祭后，在十月举行“殷”祭礼。周景远引用宋初成例，赞同徐朱等人的见解，因而确定于孝建二年十月举行宗庙“殷”祭礼。自孝武帝孝建元年起，宗庙“殷”祭礼举行年份重新起端：夏四月举行“殷”祭礼的年份应有458年、463年，冬十月举行“殷”祭礼的年份则应有455年、460年。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年）二月，礼官因故欲将原定于四月举行的“殷”祭礼推延至七月举行。这一建议不符合以往于四月、十月举行“殷”祭礼的传统，周景远认为：“案《礼记》云：‘天子祫禘祫尝祫烝。’依如礼文，则夏秋冬三时皆殷，不唯用冬夏也。……博士徐干据《礼》难安国。干又引晋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专用冬夏。……今若以来四月未得殷祠，迁用孟秋，于礼无违。参议据礼有证，谓用孟秋为允。”周景远据《礼记·王制》夏、秋、冬三季都可以举行“殷”祭的记载，援引东晋成帝于咸康六年七月举行“殷”祭的先例，认为七月举行“殷”祭礼与古礼并不冲突，其说被采纳。综合上述可知，宋在沿袭东晋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殷”祭制度的基础上，主要依据郑玄学说，进行了较大调整，于新帝即位二十七个月三年丧礼结束后，重新确定“殷”祭礼的举行时月。因而，陈戍国先生认为南朝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与晋代制度大致相同的观点，并不确切。
二、南齐皇帝宗庙“殷”祭礼制
南齐建国初，曾经围绕宗庙“殷”祭礼举行时间问题展开过辩论。博洽礼学的王俭依据《礼记》、《春秋》有关记载，借鉴汉、晋尤其是宋宗庙“殷”祭制度，制定齐宗庙“殷”祭礼制。南齐在以“稀”、“祫”祭为一祭，于夏四月、冬十月举行祭礼方面，与晋宋制度如出一辙。其与宋制不同之处，在于改变因丧期或其他变故而取消宗庙“殷”祭礼的制度。依据两汉以来短丧之制，仿照东晋有关制度，不因丧而改变“殷”祭礼举行的时月，但在若干场合下，可以因重要丧事而暂时推迟“殷”祭礼举行的时月。王俭建议，建元元年（479）十月举行宗庙“殷”祭礼，以此作为皇帝宗庙“殷”祭礼举行时月的起端。自此以后，按照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殷”祭礼的时间间隔，五年内举行两次“殷”祭礼。如此，则下一次举行宗庙“殷”祭的时间应是建元四年四月。该年三月，齐高帝卒，四月应举行的“殷”祭礼本应被取消，但王俭依据西汉、东晋以来既葬除服的成规，援引《春秋》经传的有关记载，主张由武帝亲自主持宗庙祭礼，这样可以兼顾情、礼：“朝聘烝尝之典，卒哭而备行，婚禘搜乐之事，三载而后举……晋宋因循，同规前典，卒哭公除，亲奉烝尝，率礼无违，因心允协。”按照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殷”祭礼的时间间隔，于十月举行“殷”祭礼的年份应为永明二年（484）、七年，于四月举行“殷”祭礼的年份应为永明五年、十年。文献有关记载与此大致相符：永明五年“夏四月庚午，车驾殷祠太庙。”十年四月，由于武帝的弟弟萧嶷去世，因此原应于该月举行的宗庙“殷”祭礼暂停不行。按照丧服礼，齐武帝本应为其弟服齐衰不杖期。由于丧期被缩短，故宗庙“殷”祭礼被推迟至该年十月举行：“冬十月……甲午，车驾殷祠太庙”。据此可知，与宋兼采东汉、东晋制度以及何休、郑玄学说制定皇帝宗庙“殷”祭礼制不同的是，南齐皇帝宗庙“殷”祭礼制大体沿袭东晋中后期制度。
三、梁皇帝宗庙“禘”、“祫”祭祖礼制
梁初基本沿用晋、宋、齐制度：“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谓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以“禘”、“祫”为合祭历代祖先的同一祭礼，分别在夏季、冬季举行。虽然“三年一稀，五年一祫”之制与东汉以来历代相沿的“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制度不同，但与“五年而再殷祭”的古礼基本相符。与宋齐皇帝宗庙“殷”祭礼制不同的是，梁皇帝宗庙“禘”、“祫”祭礼制尽管与郑玄学说有相符之处，但“禘”、“祫”祭礼举行的时间间隔却与郑玄学说以及汉以来的传统皆不相同。天监三年（504），何佟之提出，“祫”祭大，“禘”祭小：“禘于首夏，物皆未成，故为小。祫于秋冬，万物皆成，其礼尤大。……近代稀祫，并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祫”大“禘”小，是郑玄在宗庙“祫”、“禘”祭礼规格高低问题上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西汉刘歆、东汉张纯、贾逵，魏晋之际的王肃等儒者皆以为，“禘”、“祫”是同一种祭礼，而不是两种不同的祭礼，因而无所谓大小之分；西汉刘向、东汉何休、马融等儒者虽然认为“禘”、“祫”祭是受祭对象不同的两种祭礼，但“禘”祭规格高于“祫”祭。在魏晋时期普遍以“禘”、“祫”祭为同一种祭礼的时代背景下，袁准虽然认为“禘”、“祫”祭是两种不同的祭礼，但他又认为“禘”祭大、“祫”祭小。何佟之、崔灵恩等主张“禘”祭小、“祫”祭大，显系依据郑玄学说立论。何佟之的建议被梁武帝采纳，改变了晋宋以来以“禘”、“祫”祭为同一祭礼的传统，对“禘”、“祫”祭的受祭对象做出比较明晰的区别：“自是祫祭乃及功臣”。举行“祫”祭时，功臣一并配祭；举行“储”祭时，功臣不与祭。这表明两晋时，在某种程度上因王肃学说的兴起而暂时沉寂的郑玄学说，又逐渐对当时思想学术、国家礼仪制度施加深刻影响，这无疑也是东晋南北朝时期思想学术领域“《礼》则同遵于郑氏”学风的具体体现。
尽管如此，梁代也并非丝毫不爽的遵循郑玄学说，在“禘”、“祫”祭礼举行时间间隔问题上，对郑玄学说进行了变更。梁天监三年后，皇帝宗庙“禘”、“祫”祭礼时间间隔为“二年一禘、五年一祫”，三、五不相通数之制。梁为何将汉代以来历代相沿的“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制改为“三年一柿、五年一祫”之制？这可能与当时对郑玄“禘”小“祫”大、三、五通数说的理解有误有关。一般说来，判断一种祭礼规模大小的主要标准，就是看这种祭礼前后举行间隔时间的长短。一般说来，规模越大、越隆重的祭礼，前后间隔时间应越长，反之则短。据郑玄学说可知，除了新君即位后举行的第一次“禘”、“祫”祭礼外，尽管其余“禘”、“祫”祭礼都是相距各自五年，即前一次“祫”祭与第二次“祫”祭相隔五年，前一次“禘”祭与第二次“禘”祭相隔也是五年，但是从“祫”—“禘”—“祫”祭之间的间隔不难看出，“祫”—“禘”祭之间相隔二年（通计举行“禘”祭之年），而“稀”—“祫”祭之间相隔则为三年（通计举行“祫”祭之年）。梁代儒者可能以为，三、五不应通数，而应各自计数确定举行祭礼的时间，故而改变以往“禘”、“祫”祭礼制度，实行“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祭祀礼制。这种祭祀时间间隔方式，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结果是，在某一年会同时举行“禘”、“祫”两种祭礼。只是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已经难以确知当时是否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辩论。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南朝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大体上沿袭晋制，但也不乏依据适时原则而有所变通之处。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是对古礼及以往制度，尤其是兼采东汉、东晋制度，以及东汉儒者何休、郑玄学说综合而成，应无疑义。尽管以往学人多认为南学简约：“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但就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而言，其繁缛琐碎较之以往毫不逊色。南齐大致沿袭东晋制度。或许由于受当时学术领域礼学宗郑趋向的影响，梁一改晋以来以宗庙“禘”、“祫”祭为同一祭礼的传统，依据郑玄学说，以“禘”、“祫”祭为两种祭礼，且“禘”祭小、“祫”祭大，形成与两汉以来历代相沿的“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传统不同的“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且三、五不相通数之制。由此导致南朝皇帝宗庙礼制时常处于调整、变化的动态过程，这无疑也是南朝历代对“礼仪之用尚矣。然而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历史经验教训有深刻体会的具体反映。不难看出，师古、适时，兼顾情、礼，应是南朝历代制定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古代祭祀的神仙很多。。。。庙这个字应该用于夏。。。因为古代国王的祖宗都要祭祀，号曰：太庙神主
没有所谓的固定地方 主要是在春天和秋天的时候祭祀
宫庙。在坛或墠的基础上又筑墙盖屋，即成为宫；宫中陈列上祭祀对象以后，就成为“庙”。宫庙最初只是为人神而建造的，后来许多神灵有了庙，如土地庙、龙王庙、城隍庙等等。但社坛上不得盖房，否则被视为“丧国之社”。
祭祀就是按着一定的仪式，向神灵致敬和献礼，以恭敬的动作膜拜它，请它帮助人们达成靠人力难以实现的愿望。“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人们把这一人间的通则加于神灵身上，便成为祭祀的心理动因。
所以，祭祀从本质上说，是对神灵的讨好与收买，是把人与人之间的求索酬报关系，推广到人与神之间而产生的活动。大千世界，祭礼繁杂。环境和民族的不同，构成了各具风格的祭祀文化。纵观中国历代各民族的祭祀，可谓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它吸引我们探骊得珠。
扩展资料
对象
祭祀的对象就是神灵，神灵的产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在人类的早期时代，人们对于自然物和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神秘而恐惧。
天上的风云变幻、日月运行，地上的山石树木、飞禽走兽，都被视为有神灵主宰，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这些神灵既哺育了人类成长，又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人类感激这些神灵，同时也对它们产生了畏惧，因而对这众多的神灵顶礼膜拜，求其降福免灾。
造化之良能曰神，造化之隐迹曰鬼。封禅，指的是祭天祭地，君主向天地回报自己的工作，而平时我们提到的祭祀的对象则是，自然神和祖先神。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