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是可以作为参考文献的。
傣族孔雀舞的起源、传承脉络及其现存形式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整理的傣族孔雀舞的起源、传承脉络及其现存形式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傣族舞蹈经历了不同时期从生活到艺术的发展与流变，本文力图通过对孔雀舞的发展脉络和不同时期傣族孔雀舞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分析其当代存在形式，加深对傣族民间舞蹈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达到保护、传承及推广民间舞蹈的目的。
关键词:
傣族孔雀舞;发展和流变;当代存在形式;
一、傣族孔雀舞的起源分析
（一）傣族先民与孔雀的渊源
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背景深厚的民族，其聚居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多个州市，位于北纬三十度附近，是孕育生命、文化以及神秘自然风光的黄金地带，同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及诸多生命源泉处于同一纬度。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傣族就在南鸠江、萨尔温江、勐卯江（位于云南省境内瑞丽地区）等流域繁衍生息；公元前850年傣族人民建立了达光王国，也称为哀牢国，在《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的记载中称傣族先民为“滇越”，在《后汉书·和帝本纪》中称傣族先民为“掸”1，因滇越与越人同俗共源所以被称之为“滇越”，而掸国地处于滇、缅、泰、印之间被称之为“掸国”，由此可见掸国即是滇越。
在诸多古籍中有着关于孔雀的各种记载，以及云南滇池地区出土的很多汉代的青铜器物上都有孔雀雕饰，从服饰、摆件到劳作工具、生活用品，都彰显出古时候的傣族先民就非常喜爱孔雀。在傣族的神话中孔雀亦是带来幸福美好的象征：传说中创世之神英叭曾为了帮助叭阿拉武建勐（现云南景洪地区），放出孔雀，让其飞到远方去寻觅谷子，将未消化的谷子作为种子，从此人们开始了农耕；佛经故事《孔雀王》中记载：孔雀是神鸟、圣鸟，它喝过的井水和河水，它都念过咒语，人们喝过“孔雀水”或沐浴后，就能有病治病、无病增寿。2据说在当地修建完整的佛寺当中，佛祖身边都有一对神鸟，即“金娜丽（雌）”“金娜拉（雄）”，且在佛寺里佛坛上也会摆放孔雀羽毛。可见傣族人民对于孔雀是喜爱崇拜的，也正因如此才滋养了这片舞蹈的土壤。
（二）傣族孔雀舞的起源
在傣族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把孔雀视为象征美丽善良、聪明睿智、吉祥幸福和不畏强暴的“神鸟”“圣鸟”，傣族人民对于孔雀的依赖从未消失，通过历史记载及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孔雀”这一神鸟与傣族人民的生活、文化、信仰都息息相关。
在古老的傣族图腾神话中，存在着一种身披孔雀架子的人首雀身的孔雀，因此，傣族先民一致认为孔雀与傣族古老部落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孔雀舞”也一直以来伴随着傣族人民的脚步从未停止发展，其对于傣族人民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在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孔雀舞的优美传说，一种说法是在很久以前，佛祖做大摆，众人前来朝贺，有一对人面鸟足的动物也来朝贺，它们跳起了优雅的舞蹈，众人也跟着跳了起来，这一舞蹈就是今天人们跳的孔雀舞；另一种说法是：傣族的领袖召麻粟带领着民众去寻找幸福的故事。
傣族地区大多属于亚热带湿热气候，气温舒适、物产资源丰富，最具代表性的西双版纳地区森林密布、植物茂盛，繁殖着孔雀、大象等珍奇异兽，孔雀活跃于丛林中，因此从原始时期开始，人类很有可能通过狩猎的方式去观察、模仿孔雀的形态、动作和生活习性。
据历史记载，早在7000年前云南地区就产生了农耕文明，成为我国境内最早的水稻发源地；到了尧舜时期有“象耕鸟耘”的传说，人们驯服大象来帮助自己耕地，由此可见人类与动物所产生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也是十分久远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明不断地建立，人们不再单纯地依靠劳作劳动赖以生存，经济科技水平日益发达对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因此人们开始追寻精神文化的满足。孔雀以其独特的魅力及高雅的形态吸引着人们，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模仿孔雀起舞，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关于孔雀舞的传说，其源于自然，始于生活，吸取万物之灵，深切地感受傣族人民的勤劳勇敢，温柔善良的'民族个性。
二、傣族孔雀舞的传承脉络
（一）早期的传统民间孔雀舞
孔雀舞，傣语叫“戛洛勇”“烦罗咏”或“嘎楠罗”，即孔雀跳的意思，其象征着美好吉祥、正义善良等传统美德，是傣族人民追求吉祥、幸福、美好生活的表达。
作为云南地区分布最广的民间舞蹈，孔雀舞是傣族舞中最具代表性的、傣族人民最喜爱和熟悉的、也是发展变化和影响最大的傣族标志性民间传统舞蹈。最早期的孔雀舞是由傣族男子表演的，表演者要头戴面具，身穿形似孔雀的服装，佩戴形似孔雀开屏的架子为装饰，其动作特征主要集中于对孔雀的基本形态和面部表情的模仿，通过手势、眼神和步伐来模拟孔雀起舞、漫步、饮水、展翅等动作形态，舞蹈内容多为叙事并伴有其他动物扮演者入场表演；孔雀舞有严格的程式和要求，有固定的步伐和套路，以至于每个动作都有固定的鼓语与之相伴。
傣族人民大多生活在滇南边陲，由于其交通不那么便利和民族精神信仰的关系，其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都保护得较为完整，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孔雀舞按照表演形式和舞蹈类别属于广场民俗性质的表演舞蹈，在早期盛大节日和“做摆”（修功德的佛会）时广场祭祀的道具舞蹈。孔雀舞的普及范围和传播面广泛，是傣族的一种象征性文化艺术符号。
（二）从民间走向舞台——《双人孔雀舞》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傣族民间舞蹈艺术家们开始不断地尝试改革民间的传统孔雀舞，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孔雀王子”毛相，他所表演的孔雀舞以独特的风格见长，目光灵动、动作矫健洒脱、形象逼真，被缅甸人民誉为“孔雀的化身”。1956年，毛相在传统民间孔雀舞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了《双人孔雀舞》，并在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与回族女演员白文芬共同表演《双人孔雀舞》荣获银质奖章，由此傣族孔雀舞从民间走向了舞台。
毛相的《双人孔雀舞》以表现孔雀的生活习性为主线，主要表现了一对雌雄孔雀的甜蜜爱情，雄孔雀在林中寻觅伴侣，并和雌孔雀在林中嬉戏、泉边饮水、追逐飞舞的情景，动作表现更符合主题内容，使之成为完整的、有起伏变化的表演作品。
《双人孔雀舞》的动律以传统的走步为主，走步时保持上下颤动的基本动律，带有内在的动律；该舞创造了单腿深蹲、斜展翅及一些空中舞姿，强化和突出了原傣族孔雀舞中就有的碎抖肩技巧来表现孔雀欢乐饮水的状态；他在编排上依然保留了傣族孔雀舞的传统动作，但在动势动态上使得傣族舞蹈风格韵味更甚。毛相是将自娱性的孔雀舞提炼为富于舞台艺术想象的第一人，他增强了孔雀舞的观赏性、艺术性，去掉了民间孔雀舞繁重的架子和面具，解放了演员的四肢和头部，充分地展现了演员的灵动的神情，塑造出一对栩栩如生、风格突显的双人孔雀舞形象。因此《双人孔雀舞》可以看作是对孔雀舞的“初级改造”，毛相为后来的“孔雀舞”创作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三）孔雀舞表演者的性别转换——《孔雀舞》《金色的孔雀》
传统的孔雀舞多为男子独舞，而金明编创的《孔雀舞》和刀美兰编创的《金色的孔雀》在性别上做了极大的改变，第一次将传统孔雀舞转换了性别，从男性表演改由女性表演，可谓迈出了“孔雀舞”发展中具有历史转变性的一步。
金明所编创的女子群舞《孔雀舞》于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舞蹈比赛上获得了金质奖章，和《双人孔雀舞》一样，都代表着傣族孔雀舞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高水平。整个舞蹈在结构上，从“孔雀开屏”开始，中间包含了“孔雀吸水”“孔雀洗澡”“孔雀飞翔”，最后以“孔雀登枝”收场。
在动作处理中借鉴了芭蕾中延伸、拉长的审美特征，同时为体现傣族的民族特性，突出了传统傣族舞蹈中由呼吸带动的上下动律的基本元素，使之尽量保持孔雀舞的风格。为了从外在形态上让“孔雀”看起来惟妙惟肖，同时也能让舞者的优美体态得到充分展示，金明将孔雀舞的服饰从长裤变成了饰有蓝色羽毛的大摆裙，表演风格从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刀美兰和刘金吾编创的舞蹈《金色的孔雀》于1980年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得编导二等奖；“孔雀”的美丽是经历磨难之后的绽放，塑造出新的展翅飞翔的孔雀形象。舞蹈从表现孔雀的习性出发，编排了苏醒、嬉戏、飞翔三个片段，在动作编排上，也将传统旋转技巧头埋腋下的动作，改为眼看蓝天、昂首挺胸、右手拉裙快速旋转，从而充分地展现了孔雀在蓝天里自由飞翔的形态，象征着金孔雀再一次展翅飞翔。
刀美兰在创作上，继承了其师毛相的艺术理念，在继承传统孔雀舞风格的同时吸收兄弟民族的舞蹈语汇精华，并将舞蹈作品进一步地突破为具有表演化、艺术化的女子独舞表演；自刀美兰之后，女子孔雀舞这一表演形式则成为傣族孔雀舞的主要表演形式。
（四）崭新的艺术形式——《雀之灵》
如今，当提及孔雀舞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一只活灵活现的白孔雀伫立在舞台上的形象；舞蹈《雀之灵》是由杨丽萍创作、表演的经典剧目，该舞在1986年获得了全国第二届舞蹈比赛创作表演一等奖。《雀之灵》摄取了孔雀吸水、梳羽、飞翔的具有典型性的孔雀生活习性，提取出傣族孔雀舞中最富有孔雀舞特征的手势，以及最富有曲线美的三道弯形体动作。
杨丽萍的《雀之灵》虽然也是描绘傣族的“孔雀舞”，但在创作理念、创作手法上做出了新的突破，她不拘于传统孔雀舞的程式（传统的孔雀舞是以模仿孔雀散步、开屏、戏水等生活习性为主线)，《雀之灵》强调了一个字：“灵”，着重于表现灵动的美。
她大胆地借用现代舞的编创元素，开场从“孔雀头部”的基本形象入手，通过有节奏有层次的律动来表现孔雀的机敏和灵巧，以形求神，用孔雀舞中最具代表性的孔雀嘴的手势和孔雀开屏尾巴的形象出现，开掘创作出了新的舞蹈语汇；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强化、重现孔雀经典形象，在反复渲染之后，深化了孔雀灵动的姿态，增添了孔雀美的魅力，同时也将孔雀灵动美的形象深深地映在了观众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在舞姿动态上，杨丽萍大胆地进行变革，孔雀舞不借助任何道具，彻底解放了舞者的上肢，运用上半身的手臂和头颈的动作惟妙惟肖地模仿出孔雀展翅，体现出禽类特有的律动，使舞台上的孔雀更加灵动。《雀之灵》着重刻画于精神层面，动作的大胆创新，让人们更深地体会、理解到人们对孔雀的崇拜，《雀之灵》再一次让傣族舞蹈的外部肢体形态更具舞台表现力与质感，具有划时代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从传统民间自娱性舞蹈和仪式性舞蹈进化到舞台化表演性舞蹈之后，傣族舞蹈艺术家们为傣族传统民间舞蹈的继承、发展、创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顺应了各个历史阶段观众的审美需求，推动着舞蹈事业走向更高的台阶，这标志着孔雀舞朝着更为宽广的大众娱乐化方向发展。
三、孔雀舞的当代存在形式
（一）民间流传的傣族孔雀舞
自娱舞蹈作为最早的舞蹈艺术形式之一，源于人民的生活劳作与其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孔雀舞在傣族民间中广泛地流传、发展，舞蹈的表现形式伴随不同人群的学习与其不同的审美价值逐渐多样化，其中以瑞丽市和耿马县的孔雀舞最为丰富多彩。
在现如今的傣族地区，人们常在“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等民俗节日时聚集在一起，敲响大锣，打起象脚鼓，跳起姿态优美的“孔雀舞”，歌舞声中呈现出丰收的喜庆气氛和民族团结的美好景象。
现如今在傣族地区的很多地方，有着专门以跳孔雀舞为生的民间艺人，大多数艺人以模仿孔雀的神态、动作为主，例如：孔雀展翅、洗澡、抖羽毛、灵敏视探、安然漫步等。孔雀舞增强了傣族各个群体之间的凝聚力，成为了蕴含于傣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石，但由于每位擅长孔雀舞的艺人个人艺术经历、艺术审美以及传承路径的不同，因此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艺术个性。
伴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日益重视的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不断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工作的重视，通过不同形式来促进傣族舞孔雀舞的发展，有效地传承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思维上加强对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认知。笔者认为应倡导让更多的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扎根民间”学习、了解、研究最原生态、最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专业技能，对少数民族的舞蹈、音乐、服饰等进行深入挖掘、探索、研究，并不断地思考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发展少数民族舞蹈、音乐等，以此让更多的人熟悉、了解我国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更广泛地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二）课堂教学中的傣族孔雀舞
傣族孔雀舞作为民族舞蹈典范之一，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及审美价值吸引诸多学者及专家进行研究、整理、创新、编排成系统的民间舞蹈教材，被高等艺术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等作为教材使用，运用于民间舞蹈课堂等教学中。
相对于民间自娱舞蹈形式，傣族孔雀舞被编写进教材进一步实现了它的价值，教材中所用的素材都是专家们从传统的民间舞蹈当中提炼出来的，以最典型且最具审美价值的舞蹈元素进行合理编排与创新，不但很好地保留了其舞蹈风格与民间文化内涵且更好地发挥了舞蹈的艺术价值，也使得民间舞蹈得以传承。
现如今在很多高校以类似于非遗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形式，邀请诸多的国家级、省级传承人走进校园与师生进行舞蹈艺术交流，将传统、原生态的民间文化传授给师生们，通过交流、沟通、学习的方式，使师生们回归本源感受最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风格。在当下，学生大多以学习民间舞蹈教材的形式，系统、规范地掌握傣族孔雀舞，虽然完成教材所要求的训练内容，但对于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性掌握还是远远不够的，民间舞教师应要求学生课下主动查阅相关民族资料，并且以不同方式走入民间、深入民间、学习民间，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傣族民间舞蹈文化，准确地把握其民族舞蹈风格；并提倡学生将采风所得收获以及其所感所悟转化为文字资料，能够更深刻地记录下这次珍贵的经历。
四、结语
在如今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当下，舞蹈艺术的发展也逐渐成熟，人们的审美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同的舞蹈所传达给人们的艺术价值及内在情感是不同的，因此舞蹈艺术不断地发展、创新。在这过程中不免会忽略舞蹈本身的价值而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商品化舞蹈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存在价值是为盈利。除此还有很多舞蹈在形式上效仿国际化舞蹈，一方面作为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为了迎合当下大众审美。而作为传承发展的舞蹈工作者，需要把握舞蹈本身的艺术价值，更要避免趋同化。
本文对傣族孔雀舞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从历史根源透视傣族孔雀舞的艺术价值，借助书籍、期刊、网络等查阅方式，并基于一定的田野调查进行撰写。傣族舞蹈是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孔雀舞的发展脉络进行研究，一方面对于傣族民间舞教学的傣族孔雀舞风格性掌握有一定的帮助，另一方面为傣族孔雀舞的创作理念及传承保护能引发思考；应充分认识到傣族孔雀舞的文化传播价值，推动进一步去发现每个动作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感受傣族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让更多的人逐步青睐、深入了解孔雀舞，继而能够热爱、研究孔雀舞，充分领略、感受傣族孔雀舞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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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作为参考文献。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扩展资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要保护，不是因为好看，而是因为有用!如果“非遗”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跟古董和艺术品收藏没有什么区别了。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非物质的无形的遗产更加重要，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着难以言传的意义、情感和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习惯，蕴藏着传统文化的最深的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学校艺术教育融合民间剪纸艺术的实践论文
民间剪纸艺术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越来越被重视。民间剪纸艺术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起到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作用。目前，我国一方面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另一方面也对此进行传承。在传承方面，采取的方法就是让非遗进入到校园，那么笔者将对学校艺术教育中融合民间剪纸艺术的实践进行研究分析。
一、艺术教育中融合民间剪纸艺术的意义
学校将民间剪纸艺术融合进入艺术教育中：一方面丰富了艺术教育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能够使学生在学习中体验到乐趣，艺术情操也因此得到了熏陶。另一方面能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让学生在学习中认识到民间艺术的价值，从心里产生想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艺术的想法。总体而言，在学校的艺术教育中融合民间剪纸艺术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对于真正实现素质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剪纸艺术融入艺术教育的实践
民间剪纸艺术已经成为艺术教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具有的生动形象和镂空的艺术特点深得师生的喜爱。
（一）激发学生的兴趣，打好基础
艺术教育中主要是让学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表达方式。在艺术教育中融合民间剪纸艺术首先要激发学生对于剪纸艺术的兴趣，才能够长期开展民间剪纸艺术教学。那么，教师在进行剪纸教学时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并且让学生掌握基础性的知识。例如，剪纸艺术是通过其艺术造型来传达内在思想和文化，同时具有一定的造型规律。教师可以先让学生欣赏一些剪纸造型，让学生了解到剪纸中常用到的月牙形等造型元素、对称等手法以及所用到的工具、材料、技艺等，激发起学生想要学习剪纸的兴趣。接着教师就对相关工具、材料的名称、基本用途等做详细讲解，介绍一些基本的'技术手法和造型元素。最后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进行单色剪纸的演示，如进行折、剪、贴、裱，让学生了解到基础性的剪纸步骤和方法。学生在完成作品之后，要进行互评，学习初步鉴赏和评析作品。学生在循序渐进地学习中找到了学习的乐趣，同时也了解到了关于剪纸的基本要求，为今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创设艺术欣赏情境，陶冶艺术情操
创设艺术欣赏情境进行欣赏教学就是一种美的教学，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实际情况，利用已有的条件和基础给学生创设出良好艺术欣赏环境，从而陶冶学生的艺术情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师可以通过展示剪纸作品，如剪纸实物、剪纸图片、剪纸视频等直观方式来创设情境，但是在创设情境时教师要注意把教学目标及教学重难点融入其中，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生活经历等实际情况进行情境创设。例如，教师在进行“剪纸蝴蝶”的教学过程中可以进行视频导入，给学生播放梁祝化蝶纷飞的片段，让学生尽快融入到课堂学习中。另外，教师还可以将教学环境进行布置或者借助外界条件营造出充满艺术气息的氛围，增强艺术教育的吸引力，比如在课堂教学环节中设计一些比较有趣的环节，增加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让学生在这种情境中得到陶冶，同时收获到快乐和满足。当然，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分层次布置作业。剪纸艺术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然而有的学生比较有天赋，而有的学生对此并不十分热爱。这时教师就可以据此布置不同难度的作业，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学有所得，如基础级的作业就让学生剪出教材上基础的单色剪纸作品，接着难度加大一级就让学生针对教材中的基础剪纸有所创造，最高级别的作业就是让学生自己进行创新剪纸。
（三）注重实践动手，提高剪纸技能
艺术教育的根本是要学生能够进行简单的艺术创作，剪纸艺术主要是让学生不断实践动手来提高技能。动手实践是提高剪纸技能最好的办法。俗话说，“理论指导实践”，教师在课堂上进行理论讲解之后就要让学生自己动手，将所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如教师讲的开口刀法、暗刀法、单剪法、阴剪法等刀法和剪法都要让学生在反复的实践中理解和掌握。剪纸要求每个步骤都要落实，因此教师要在学生实践动手之前强调，不能求快而省略步骤，同时要对学生进行鼓励，以便学生加强自己的实践动手能力，提高剪纸技能水平。
（四）深入了解剪纸，传承中华文化
在现代讲求效率的社会，传统的手工艺术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因此在艺术教育中融合民间剪纸艺术能够让更多的人深入了解剪纸艺术，从而使得中华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教师作为课堂的引导者，有责任培养学生爱国热情和传承文化的责任感。例如，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用一定的时间给学生讲述关于剪纸的历史，或者请一些民间的剪纸艺术大师为学生进行讲解和剪纸演示，还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给学生呈现多种多样的剪纸造型，让学生体会到剪纸艺术中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和文化内涵。通过一系列的熏陶，学生的爱国热情会油然而生，同时还可以激发他们想将这门艺术传承下去的欲望。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学生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又能反过来影响他们所创作出的艺术作品，使得他们的艺术作品具有更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三、结语
民间剪纸艺术融入艺术教育课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生通过进行剪纸艺术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其动手能力、审美层次和创造能力都得到了提升，对学生今后的学习和生活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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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立权.如何切实加强中小学美术教育之探索[J].辽宁师专学报，2008（2）.
命名:旅游资源开发有双面(观点)旅游资源开发(话题)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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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导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论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题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策略研究【内容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在当今信息化高速发展，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时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介绍了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经验，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先进做法，从互联网背景、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计划、少年儿童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海外传播四个方面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策略。【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互联网；活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一直与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等融为一体，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记忆。近些年来，“非遗”一直是个热词，非遗的保护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在传统村庄减少、农耕方式替代的时代背景下，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也要与时俱进，创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符合当代人审美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非遗，使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一、非遗活态传承的意义非遗的活态传承是指非遗的产生、发展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中进行传承与发展，其最终目的是保护非遗。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活态呈现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血脉和情感的主要体现。非遗不是文物，不是凝固的。非遗历经千百年的文化流变，是动态的、可变化的，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各时代的传承人群在与历史、自然等环境的互动中不断对非遗进行再创造。一方面，非遗项目需要在创新和传承相结合的良性互动中，为当代人理解和认同，真正实现活态传承。另一方面，非遗的活态传承也要杜绝过度商业化的倾向。例如，在一些旅游景点，“泼水节”“火把节”天天上演，那只是“表演”,而非“过节”;带有恶搞甚至低俗性质的婚庆习俗强拉游客参与，目的就是让游客为名目繁多的消费项目买单，早已失去了展示非遗项目、让游客了解认识非遗的初衷。这种纯粹为了赚钱、改变非遗性质的所谓创新，实则是对非遗的严重破坏，在非遗的活态传承中是要坚决摒弃的。尊重非遗，保护和传承非遗，核心是保护传承人，尊重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保护传承人群获得收益的权利，在保护和传承中实现非遗的创新性发展。二、日本非遗活态传承的经验日本是世界上文化遗产保护走在前列的国家，重视非遗的活态保护，他们的许多做法都值得借鉴和学习。（一）创新求变的传承之路。以传统手工技艺为例，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传统金属工艺、漆艺和陶艺制作时使用天然材料和传统技法，对器物形制、色泽、纹样进行改良创新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和人们审美取向的改变。1974年日本颁布了《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1992年国会进一步修正该法律，加大了扶持力度。日本的传统手工艺坚持创新求变，因此多年来发展良好。（二）“人间国宝”的认定和保护。非遗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是“活”的动态文化，其声音、形象和技艺存在于从事它们的人身上，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性”的核心因素。日本在非遗的保护中非常重视传承主体，强调对传统文化持有人的保护。非遗保护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对传承人的认定。日本将那些具有高超技能，能够传承某项文化的“身怀绝技者”,称为“人间国宝”.日本的这些“人间国宝”对所传承的技艺予以记录、保存并公开。日本政府每年给这些“人间国宝”200万日元补助金，用来培养和传承继承人。因此，政府监督该笔款项的使用情况，“人间国宝”每年要向政府报告该笔款项的用途。日本对“人间国宝”的认定和扶持有力推动了日本非遗的传承发展，“能乐”、“歌舞伎”、“狂言”这些日本传统的艺术表演由此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三）非遗保护中的儿童意识。非遗的活态传承不仅是少数核心传承人的保护，还关系着培养传承群体，特别是传承群体中的少年儿童。日本非常重视对传承群体中少年儿童的培养，为中小学生提供体验传统艺能的机会。例如“歌舞伎”,2001年开始举办以中学生为对象的“歌舞伎讲习会”,从2002年起，“歌舞伎讲习会”拓展到小学生，并且每年都予以实施。日本中小学在课程设置上也非常重视日本传统文化的学习，设立了传统工艺品课程，加深中小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培养他们从小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亲近之情。三、我国非遗活态传承的策略（一）互联网背景下非遗活态传承。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借助互联网技术，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更加贴近年轻人、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被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接受与选择，拓展其生长空间，以真正实现非遗的价值。微信推送、淘宝开店、视频课程，是许多非遗项目都在尝试的互联网背景下活态传承的新途径。以桐乡竹编的传承之路为例，竹编传承人钱利淮和他的团队开创了竹芸工坊，让竹编从小众作坊走向大众传承。他们根据受众的年龄和基础编写了生动直观的竹编网络课件，开设竹编私房课的网络直播教学，并在“竹芸”微店上推出竹编DIY商品。钱利淮开创的“互联网+竹编”的传承形式受到了人们的欢迎。普通大众可以根据需要在网上选购竹编材料，按照网络课程自己在家学习竹编。浙江桐乡推出了非遗项目专题传习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剪纸、桃核雕刻、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木雕、麦秆画，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对非遗以及传统文化的需求。非遗项目通过互联网汇聚人气，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到非遗项目实体店；通过非遗项目实体店的展览、展示，创造一种审美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于传统、对于历史的敬畏，形成互联网与实体店的良性互动发展。社交媒体公众账号、移动终端应用程序这些途径让非遗越来越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例如，浙江象山的非遗订阅号“象山非遗”,信息发布频率很高，阐释质朴而到位，策划很接地气。中央美术学院发布的《中国古典家具》APP大受欢迎，这个APP运用游戏的手法，实现明代榫卯家具的完成过程，在带给人们娱乐游戏的同时，使人们了解到中国传统木作的“灵魂”---榫卯的技艺。这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明代榫卯家具APP,是数字化背景下将现代新技术与非遗中的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的成功典范。这个明代榫卯家具APP,使用户短时间内能够直观的认知榫卯家具的结构和组合，让非遗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实现了非遗的活态传承。此外，通过开发非遗游戏软件来扩大非遗在儿童、青年人中的传播。例如：南通蓝印花布的游戏软件收录了近千种蓝印布典型图案，该软件还可用在苏绣、云锦等非遗项目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是可以作为参考文献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作为参考文献。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众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的现代化，中国文化遗产生存环境渐趋恶化，保护现状堪忧。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立为“文化遗产日”。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作为参考文献。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扩展资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要保护，不是因为好看，而是因为有用!如果“非遗”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跟古董和艺术品收藏没有什么区别了。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非物质的无形的遗产更加重要，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着难以言传的意义、情感和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习惯，蕴藏着传统文化的最深的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题目：从传统走向现代民族激情中华魂让传统节日文化“长入”今日生活态度：“非遗”保护关键在于提高文化自觉现在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多数都要求是“活态”的，既需要有人承继，也要具有相当的技艺水平。至于那些已经完全消失的，将不进行申报。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提倡一种“尊故融新”的观点，比如像戏曲、相声等都可以表现新时代的内容，但在形式上却不可随便乱改，否则如果一些传统戏曲用小提琴来伴奏，将完全失去了保护的意义。事实上，国外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貌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比如在韩国，每年都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检测，检验传承人的技艺是否达到最高水准，如果达不到，就会把这个传承人的名誉名号重新剥夺，直接授给别人，或直接取消这个项目。1“端午节”已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端午文化”作为一种民间民俗化文化形式，具有传承性、全民性、多样性、发展性。它的传承性，表现在于具有顽强生命力，两千年来深深扎根这块土壤，而且向外流传。它的全民性，表现在于具有很强的参与性，正如一个专家说的：“它并不规定，什么人可以过这个节日，什么人就不可以过这个节日，谁都能够参与。”龙舟竞渡“这种赛事活动其实是民间健身运动的雏形。”它的多样性，表现在于文化元素的丰富性，“简直就是一座文化宝库”，既是“怀人”，也是娱己；既有体育竞赛，也有卫生防疫；既要忙忙碌碌，也能休闲享受，等等。它的发展性，表现在于既可采用时尚的元素演绎传统文化，又可在传统形式中装上新的现代内容。充分挖掘端午这一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就要破除这一节日目前处境的尴尬，不再让“吃”成为过节的惟一永恒主题，不再陷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怪圈。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挖掘其中没被发现的元素，增强其文化娱乐性。如龙舟竞渡可衍化为全民健身活动。龙舟竞渡本身含有体育竞技、全民健身的元素。应该看到，龙舟竞渡是所有的端午文化元素中最先、最彻底“现代化”的元素。它让群众既享受龙舟竞渡中“更快、更强、更美”的快乐，也让群众在运动中体味竞争增强体质、锻炼意志、强健体魂的意义，还让群众体味到了竞渡运动中团结、争先、向上精神内涵。插艾挂菖等可衍化为全民爱国卫生活动。插艾挂菖，还有挂香囊、饮雄黄酒等，本来是为“避魔驱邪”、“消灾杀虫”，也就是古代的卫生防疫活动，如果在这种习俗中输入现代防疫手段，无疑具有爱国卫生运动意义。走娘家、看老戏等可衍化为休闲。“牛歇谷雨马歇社，人不歇端午被人骂”，在端午节休息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因此，将自古以来的“歇”引导成农民的现代休闲，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给你一个网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介绍参考资料：.cn/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是可以作为参考文献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正式提出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相对于有形的物质类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容易受到破坏甚至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鼓励在保护中利用，以利用促进保护。下面我们来看一篇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题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策略研究
【内容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在当今信息化高速发展，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时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介绍了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经验，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先进做法，从互联网背景、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计划、少年儿童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海外传播四个方面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策略。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互联网；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一直与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等融为一体，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记忆。
近些年来，“非遗”一直是个热词，非遗的保护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在传统村庄减少、农耕方式替代的时代背景下，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也要与时俱进，创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符合当代人审美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非遗，使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
一、非遗活态传承的意义
非遗的活态传承是指非遗的产生、发展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中进行传承与发展，其最终目的是保护非遗。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活态呈现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血脉和情感的主要体现。
非遗不是文物，不是凝固的。非遗历经千百年的文化流变，是动态的、可变化的，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各时代的传承人群在与历史、自然等环境的互动中不断对非遗进行再创造。
一方面，非遗项目需要在创新和传承相结合的良性互动中，为当代人理解和认同，真正实现活态传承。
另一方面，非遗的活态传承也要杜绝过度商业化的倾向。
例如，在一些旅游景点，“泼水节”“火把节”天天上演，那只是“表演”,而非“过节”;带有恶搞甚至低俗性质的婚庆习俗强拉游客参与，目的就是让游客为名目繁多的消费项目买单，早已失去了展示非遗项目、让游客了解认识非遗的初衷。
这种纯粹为了赚钱、改变非遗性质的所谓创新，实则是对非遗的严重破坏，在非遗的活态传承中是要坚决摒弃的。尊重非遗，保护和传承非遗，核心是保护传承人，尊重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保护传承人群获得收益的权利，在保护和传承中实现非遗的创新性发展。
二、日本非遗活态传承的经验
日本是世界上文化遗产保护走在前列的国家，重视非遗的活态保护，他们的许多做法都值得借鉴和学习。
（一）创新求变的传承之路。
以传统手工技艺为例，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传统金属工艺、漆艺和陶艺制作时使用天然材料和传统技法，对器物形制、色泽、纹样进行改良创新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和人们审美取向的改变。
1974年日本颁布了《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1992年国会进一步修正该法律，加大了扶持力度。日本的传统手工艺坚持创新求变，因此多年来发展良好。
（二）“人间国宝”的认定和保护。
非遗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是“活”
的动态文化，其声音、形象和技艺存在于从事它们的人身上，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性”的核心因素。
日本在非遗的保护中非常重视传承主体，强调对传统文化持有人的保护。
非遗保护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对传承人的认定。日本将那些具有高超技能，能够传承某项文化的“身怀绝技者”,称为“人间国宝”.
日本的这些“人间国宝”对所传承的技艺予以记录、保存并公开。
日本 *** 每年给这些“人间国宝”200万日元补助金，用来培养和传承继承人。因此， *** 监督该笔款项的使用情况，“人间国宝”
每年要向 *** 报告该笔款项的用途。日本对“人间国宝”的认定和扶持有力推动了日本非遗的传承发展，“能乐”、“歌舞伎”、“狂言”这些日本传统的艺术表演由此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三）非遗保护中的儿童意识。
非遗的活态传承不仅是少数核心传承人的保护，还关系着培养传承群体，特别是传承群体中的少年儿童。
日本非常重视对传承群体中少年儿童的培养，为中小学生提供体验传统艺能的机会。
例如“歌舞伎”,2001年开始举办以中学生为对象的“歌舞伎讲习会”,从2002年起，“歌舞伎讲习会”拓展到小学生，并且每年都予以实施。
日本中小学在课程设置上也非常重视日本传统文化的学习，设立了传统工艺品课程，加深中小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培养他们从小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亲近之情。
三、我国非遗活态传承的策略
（一）互联网背景下非遗活态传承。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借助互联网技术，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更加贴近年轻人、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被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接受与选择，拓展其生长空间，以真正实现非遗的价值。
微信推送、淘宝开店、视频课程，是许多非遗项目都在尝试的互联网背景下活态传承的新途径。
以桐乡竹编的传承之路为例，竹编传承人钱利淮和他的团队开创了竹芸工坊，让竹编从小众作坊走向大众传承。
他们根据受众的年龄和基础编写了生动直观的竹编网络课件，开设竹编私房课的网络直播教学，并在“竹芸”微店上推出竹编DIY商品。钱利淮开创的“互联网+竹编”的传承形式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普通大众可以根据需要在网上选购竹编材料，按照网络课程自己在家学习竹编。
浙江桐乡推出了非遗项目专题传习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剪纸、桃核雕刻、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木雕、麦秆画，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对非遗以及传统文化的需求。
非遗项目通过互联网汇聚人气，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到非遗项目实体店；通过非遗项目实体店的展览、展示，创造一种审美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于传统、对于历史的敬畏，形成互联网与实体店的良性互动发展。
社交媒体公众账号、移动终端应用程序这些途径让非遗越来越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
例如，浙江象山的非遗订阅号“象山非遗”,信息发布频率很高，阐释质朴而到位，策划很接地气。
中央美术学院发布的《中国古典家具》APP大受欢迎，这个APP运用游戏的手法，实现明代榫卯家具的完成过程，在带给人们娱乐游戏的同时，使人们了解到中国传统木作的“灵魂”---榫卯的技艺。
这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明代榫卯家具APP,是数字化背景下将现代新技术与非遗中的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这个明代榫卯家具APP,使用户短时间内能够直观的认知榫卯家具的结构和组合，让非遗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实现了非遗的活态传承。此外，通过开发非遗游戏软件来扩大非遗在儿童、青年人中的传播。
例如：南通蓝印花布的游戏软件收录了近千种蓝印布典型图案，该软件还可用在苏绣、云锦等非遗项目中。
（二）实施非遗传承人群的支持和培训计划。
人是非物质文化的载体，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传承的核心问题。
除建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之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第29条规定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
目前，文化部已命名了4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国家自2008年起，补助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2016年起提高为每人每年2万元。
非遗的传承仅靠为数不多的代表性传承人作用甚微，还需要积极培养非遗持有者、从业者等非遗传承人群，通过非遗传承人群来推动非遗的活态传承。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
）正式启动，该研培计划是文化部联合教育部专门针对非遗保护发起的。
研培计划有助于提高非遗传承人群的技艺能力，有助于非遗传承人群深入领会传承项目的文化内涵，从而增强非遗活态传承的持久动力。
（三）非遗走进少年儿童。
非遗的活态传承要在少年儿童中扎根。聘请民间艺术家走进课堂为中小学生常年授课，教授传统手工艺课程，为学校里的少年儿童讲好民族文化的每一课。
在符合条件的中小学建立传统文化基地，将非遗烙印在少年儿童心中，鼓励中小学生从小就树立保护传承非遗的意识。
充分利用民俗、节日，让少年儿童在非遗实践环节参与技艺体验，在体验中培养少年儿童对非遗的兴趣爱好。
建立非遗博物馆，展示非遗项目的图文及实物，举办非遗项目展示展演互动活动，点燃少年儿童非遗教育的火种。通过深入认知和参与非遗项目，使少年儿童成为非遗活态传承的后备力量。
（四）非遗的海外传播。
将中国的非遗向世界传播推广，是进行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以非遗项目剪纸为例，剪纸在中国多地广泛存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也有剪纸。
以剪纸为媒介，可以很好地起到文化交流沟通的作用。
在中国剪纸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央美术学院通过剪纸与世界进行沟通交流，十多年间与不同国家进行以剪纸非遗为主题的创作合作，将剪纸作为国际间交流共有的文化背景。
这既推动了中国剪纸走出去在海外的传承，也促进了世界对中国剪纸艺术的认同与接纳。
从营销策略来看，将非遗产品上传到网络平台，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极为宽广的领域。
【参考文献】
[1]王英杰。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J].理论界，2013（4）：67
[2]陈又林。从日本经验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J].神州民俗（学术版），2012（3）：10~12
[3]徐继宏，薛帅，郑蕾。“走进非遗第一线”振兴传统工艺浙江行纪实[N].中国文化报，2017-06-08
[4]郑海鸥。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让非遗活起来传下去[N].人民日报，2017-06-08
北京传统文化保护的历史性进步北京作为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50多年建都史的六朝古都，拥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好古都北京的文化遗产是北京对国家、对人类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来，北京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而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无疑是不可忽略的进步和成果之一。30年来，北京市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经历了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进一步推进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阶段，继承文化传统、传承文化血脉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关注和响应，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共识。加紧抢救和保护北京的优秀文化遗产，对确保北京政治、文化中心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对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而特殊的意义。一、传统文化保护在“文革”的废墟上开始起步“文化大革命”使北京市的文化遗产资源遭到空前的破坏，尤以“破四旧”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最为严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北京市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并在当时思想禁锢的情况下，大胆解放思想，逐步打破了传统文化的禁区，使人们对保护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断加强。标志一：传统文化活动恢复举办“文革”结束后，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活动恢复举办，其中在改革开放之初举办的一些活动对当时打破“文革”的禁锢、彰显传统文化的魅力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一是北京京剧团1977年5月为纪念《讲话》发表35周年演出的京剧历史剧《逼上梁山》，这是“文革”后北京乃至全国第一次上演的古装戏。二是北京丰台、顺义等郊区县在1978年2月春节期间举办的民间花会演出，这是“文革”中被禁止的北京民间花会首次公开表演。三是文化部1978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部分省、市、自治区民族民间唱法会演，这是文革后民族传统音乐的第一次大规模展示。四是北京市文化局1982年7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中日两国民间艺术交流活动，这是北京市组织的第一次国际间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活动标志着民族民间文化在经历了文革劫难之后的全面恢复，并且为后来进行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北京的庙会、灯会曾是京城最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每到春节，人们举家逛庙会、灯会成为节日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志。文革期间，庙会全部销声匿迹。1985年春节，东城区借传统庙会的模式率先举办了北京地坛春节文化庙会，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此后，龙潭庙会、白云观庙会、东岳庙庙会、厂甸庙会以及燕山元宵节灯会、龙庆峡冰灯艺术节等陆续举办，并逐步成为北京市春节文化活动的重要品牌。标志二：传统文化保护得到推进改革开放30年来，传统文化保护工作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各级文化部门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挖掘、整理工作，收集了一大批具有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宝贵资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进行的、被称为“中国民族文化万里长城”的“十大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1979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等单位联合发起，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的“十大集成志书” 编纂工作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北京市于1981年8月率先启动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北京卷》两部集成的编写工作，其他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也在其后陆续展开。在此后的十几年间，数以千计的文化工作者深入到农村地头田间，搜集整理和录制了一大批录音录像资料，成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留存下来的最为珍贵的原始资料，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抢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标志三 传统文化艺术得到发扬光大保护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这些古老的民族民间文化获得新的生命，焕发时代光彩。北京市文化局从2000年起就开始投入力量对传统民间花会的项目进行科研改造，昌平的“花钹大鼓”、门头沟的“太平鼓”、延庆的“旱船”、房山的“小跑跷”、怀柔的“竹马”等项目都先后被列为科研项目，由市文化局组织专家对这些民间舞蹈项目从表演、服装、道具、音响等各方面进行改造创新。其中“花钹大鼓”和 “太平鼓”参加了2001年在北京举行的“居庸关长城杯”中华民间鼓舞大赛，“花钹大鼓”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的最高奖——山花奖。秧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表演形式，但由于在表演风格、表现形式、服装化妆等方面都缺乏时代感和美感，为此，北京市文化局和北京群众艺术馆从2001年起组织民舞专家进行创编，完成了“彩带秧歌”、“扇花秧歌”、“拍打秧歌”等8个创新秧歌，并通过出版光盘、盒带、举办培训班以及媒体宣传等形式向全市普及推广，使古老的民间秧歌得到了传承和发展。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传统文化保护登上新的台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以前都定位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从2005年起，这项工作的名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法概念逐步替代了“民族民间文化”的提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继续，并且保护力度更加深化、社会反响更加强烈。应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是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历史性进步。2003年3月，文化部在全国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这是一项全国性的政府工程。为此，文化部、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等文件，并于2003年11月、2004年10月两次召开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专门会议，相继确定了40个保护工程的试点项目。北京门头沟区的“京西幡乐”、北京民俗博物馆的“老北京商业民俗”2个项目入选其中。北京市文化局也于2004年和2005年先后确定并公布了北京市的2个综合性试点区、1个综合性试点乡和21个试点项目。这些试点项目积极探索保护方式，为以后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2005年6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年12月，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自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2005年起，北京市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也进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阶段。2006年1月，北京市召开“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围绕普查、传承、文献等三项工程全面展开，以不断促进全市保护工作的开展。2005年7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在全市18个区县展开，至2007年上半年基本完成。2006年12月和2007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了两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市各区县也先后建立了本区（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基本建立。根据国务院的通知精神，2006年—2008年，北京市连续举办3届“文化遗产日”活动。2006年6月10日，北京市文物局和文化局联合在首都博物馆新馆举行庆祝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大型活动开幕仪式，全市各区县、各相关单位共举办各类宣传展示活动73项；2007年“文化遗产日”期间，北京市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身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源展览”、“咱老北京的玩意儿——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等活动。除了文化遗产日的宣传展示活动外，北京市还利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民俗节日以及二十四节气等各种文化载体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使市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为了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员的业务理论水平，北京市文化局自2004年起先后举办了5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题培训班，全市各区县及相关部门的人员300余人次参加学习。2006年4月至2007年1月，北京市文化局社文处、北京群众艺术馆与西城区文化馆等单位联合举办“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高级研讨班”，邀请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赵书、刘锡诚，群众文化专家刘波，著名学者沈望舒等前来授课，29名学员获得北京市人事局颁发的《高级研修班结业证书》，撰写30余篇论文由民族出版社结集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纵横谈》一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同吹响了对传统文化加强保护的号角，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都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赢得了一个超过以往的大好机遇。这项工作的继续进行，对推进我国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提高全民族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都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三、北京市民族民间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累累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民族民间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1、建立了一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机制自2003年以来，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对今后一个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任务、明确了责任。2006年6月，北京市成立了由文化局牵头，市发改委、建委、民委等十余个市委办局参加的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以及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负责对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领导和指导。自2005年起，北京市每年均投入大量专项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至2008年已达2000多万元。2006年底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2008年北京市文化局非遗保护处成立，各区县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这些都为今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创造了条件。2、编辑出版了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北京卷）截至2007年底，北京市“十大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其中，《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北京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北京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北京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中国戏曲志•北京卷》和《中国曲艺志•北京卷》等8部已完成出版工作。《中国歌谣集成•北京卷》于2007年通过终审，现已付梓印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北京卷》已完成编辑工作，现正在终审中。此外，全市各区县也同时组织编辑出版了民间艺术分卷以及相关的成果汇编。门头沟区2001—2006年整理编辑出版了《门头沟文化丛书》3套20余本，朝阳区编辑出版了《温榆水经》、《武士春剪纸集》，西城区编辑出版了《西城民间艺术丛书》一套4本等，北京市民协先后组织出版了《北京风物传说》、《香山传说》等民间文学丛书10余种。3、初步完成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按照文化部的部署，北京市于2005年7月开始至2007年6月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普查。其间，全市18个区县组织培训了近2000名普查员，深入全市社区和村落等最基层单位进行深入走访调研，初步摸清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底数。据统计，全市共完成普查项目6000余项，经过甄别和合并，有近3000个项目进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区县分卷本），共21卷。此次普查，不仅培养了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干部队伍，同时抢救保护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料和珍贵实物，为今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建立完善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要求，国务院于2006年5月、2008年6月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市第一批有13个项目入选，第二批有61个项目（含扩展项目16项）入选，使北京市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达到74项。2006年12月和2007年6月，经申报、论证、评审、审批等程序，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了两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一批为48项，第二批为105项，共153项。此外，2006年9月至2007年6月，全市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已经初步建立，全市18个区县共公布区县级名录315项。5、组织评选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文化部在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的基础上，组织进行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评选，并于2007年6月和2008年1月先后公布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777名，北京市共有26人入选。2008年5月，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正式公布，共有94人入选。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过的历程，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在传统文化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信，今后中国定将无愧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东方文明古国的赞誉，北京也将无愧于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六朝古都的称谓。参考文献：1、宋海波主编：《北京志.文化艺术卷.群众文化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2、周一兴主编：《当代北京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3、潘德千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大事记》（资料），北京，20034、周述曾主编：《全国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北京卷编纂纪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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