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各族人民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共同继承、发展和分享藏民族传统文化，共同创造现代文明生活和文化事业，使西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西藏文化保护的事实证明，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论是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还将继续加强。随着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保护西藏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西藏的进程中，西藏文化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创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西藏的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从2002年开始的西藏三大文物维修工程包括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的维修，总投资为3．3亿元，全部由国家财政拨付，创造了西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物维修工程纪录。从 2006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投入亿元，对西藏22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进行维修。2008年4月18日，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暨扎什伦布寺保护维修工程启动仪式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隆重举行，这标志着在西藏实施的投资最多、维修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全面启动。 西藏传统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注意尊重和保护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目前，西藏共有1700 多座寺庙和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万多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举行。每年到拉萨朝佛的西藏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从2004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恢复藏传佛教格西拉让巴考学制度。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是西藏藏传佛教各教派的组织，并有藏文版会刊《西藏佛教》以及1所西藏佛学院和1所藏文印经院。为保障西藏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广大藏族人民按照自己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西藏自治区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确定为自治区的节假日，还明文规定，不准拍摄、围观天葬活动，不得在天葬场所喧哗等。 藏语文在西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1959年民主改革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活动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都使用藏文。西藏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专门开设有藏文节目频率和频道。2007年末，藏语频道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电视频道中率先实现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节目。在西藏出版有14种藏文杂志、10 种藏文报纸，1989年以来出版的藏文图书有400多种。此外，藏语文学习也得到了法律保障。西藏自治区教育系统全面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育体系，已经编译出版了从小学至高中所有课程的藏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藏文专业术语规范化及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藏文编码已正式通过中国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各种藏文软件在计算机和网络上使用。截至2007 年底，西藏上网用户总人数已达16万人，占西藏人口的。 西藏传统文化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贯重视藏民族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对民间文化开展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使许多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抢救和发掘。1979年成立了专门机构对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格萨尔王传》进行全面抢救、整理，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现已整理出版《格萨尔》100多部，总印数达400多万册，同时还出版了20多部汉译本，并有多部被译成英、日、法文出版。2007年底，西藏全区共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28个，文化馆、站203个，公共图书馆4个，博物馆2个，同时还有18个县级民间艺术团体和500多个群众业余演出队；全区多次举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一年一度的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和那曲恰青赛马节等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不断创新，成为地区性品牌文化节庆活动。西藏自治区7大类、15项、23个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文化部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西藏有31人榜上有名。 文献档案得到妥善保护，建立了时代体系完整的历史档案库。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所藏经卷和佛教典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90年以后，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陆续整理出版，还印行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需求。2006年12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带标点的佛教经籍——《大藏经》的编纂工程正式启动。从200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和建档工作，目前西藏已经登记在册的梵文贝叶经有426部，共4300多张。 藏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重视对西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1956年到1958年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就包括对西藏社会的调查与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还组建了一批藏学研究专门机构，在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前，全国有近50个机构的近3000人从事藏学研究，研究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语言文字、地理、教育以及考古、民俗、藏医藏药、天文历算和生态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牧业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学科。2006年，中国首次颁发了藏学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奖项——“珠峰奖”，这标志着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同祖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大量游客乘火车进藏旅游，一些著名的文物古迹出现承载压力过重的问题，这进一步促使西藏各级政府更加重视、保护和发展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自治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严格控制参观人数、精心设计参观线路、科学合理疏导参观流量的办法以减缓这些珍贵而又脆弱的文物古迹的承载压力。青藏铁路使西藏人民通过旅游可以了解外界的信息和文化，可以在继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积极投身到西藏文化保护中。
一、西藏地理环境的功能与价值西藏的地理位置特殊，因此它的自然环境，发展的历史以及它的地域文化使其有着独特的发展环境，然而其不一样的神奇环境，深远地影响着西藏地区发展以及城镇建设的过往与未来。（一）西藏的地形地貌讲到西藏，大家熟悉的就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大高原，并且也是海拔最高的大高原，因此有着“世界屋脊”之称。它也是南极、北极之外的“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因此它的地形�驮佣嘌�，并且还有高峻的山，景象万千。由于具有冰川、戈壁等典型的地貌类型，因此具有“一山见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自然景象称号。横断山脉――藏东高山峡谷区，位于一系列东西走向逐渐转为南北走向的高山深谷，中间夹杂着怒江、澜沧江以及金沙江这三条大江，由于山顶终年有着不化的白雪，加上复杂多样的独特气候，形成茂密的森林以及山麓四季常青的景象，从而构成了峡谷区三江并流的壮丽的田园景观。（二）西藏的农牧区喜马拉雅山，海拔高度高达6000米左右，终年覆盖冰雪，而且南北两边的气候温差较大。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山以及喜马拉雅山之间，因此地形平坦，土地肥沃，是西藏的主要农作物区，能促进当地农作物的发展，给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有利的条件。藏北高原，位于昆仑山、唐古拉山以及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之间，由地势低平的山丘以及低矮的盆地组成，是西藏的主要牧业区，能促进当地牧业的发展，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因为地理位置不一样，因此各个地方的习俗也不同。西藏有丰富的动植物品种，例如冬虫夏草，青稞，牦牛等等。在藏族服装方面，藏族衣服的最本质特征是肥腰、长袖、长裙、长编、金银珠玉饰品等，因为长期的封闭性生活，大体上，藏族的衣服发展的差异不会很大，而且变化甚小。因此从藏族衣服上可以看出藏族人所生活的生存环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二、西藏历史人文的价值和功能（一）西藏的文化精神西藏的文化传统主要是由藏族等各个民族一起携手共创的，各个民族在创建文化的过程中凸显出两个特点：一是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民族精神，二是自主选择的独立实践精神。因此，只有让西藏的文化一直保持鲜明的特色习俗以及特色的民族风情，并将此风情融入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的浪潮中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吸收外来的文化并和它相互交流。（二）西藏文化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西藏文化，是民族的希望，是人民的要求，也是西藏文化面向世界各地的必经之路。例如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二《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中的唐蕃和亲讲述的就是吐鲁番的松赞干布两次派遣使者到唐去求婚，迎娶了文成公主，促进了蕃唐之间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交流，和平往来。因此，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全面懂得西藏的传统文化是发展西藏现代文化的根基，在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抛弃历史，要促进全面进步。所以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促进西藏各个地方的全面发展，树立尊重，坚持改革和创新，大力发展其文化交流事业，增强民族凝聚力。（三）西藏的历史文化西藏的文化艺术源远流长，具有光鲜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情。在藏族，佛教的文化艺术在西藏文化艺术中占主导地位。从古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每个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相互撞击以及相互吸取是公元七世纪的一大特色，并且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文化艺术高速发展。在清朝时期，西藏文化艺术走向繁荣，并且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一时期，雕塑、绘画以及建筑等艺术也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布达拉宫的建立也显现出这一领域的显著成绩。表现出精湛的技术以及奇特的历史文化。（四）西藏丰富的旅游资源随着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游客入藏旅游，西藏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宝贵的财富。因此，人文环境问题也越来越显现出来。起先西藏在人们心中是一片纯洁的净土，是神圣的。然而，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进藏旅游，西藏自然风光原有的纯洁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要加强对西藏地区旅游行业的管理，加强完善基础设施，并且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同时也要加强对资源的保护，制定完整的规章制度，积极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重点开发城镇以及周边地区，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保持其原有的神秘性，为西藏的旅游保留一丝神秘感。，总之，共同合作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因此我们要更深层次地了解西藏的特色民族风情，吸取其中的精华，摒弃其中的不足，加强民族间的交流，促进经济的发展，让我们在继承中实现创新，并在保护中弘扬，在发展中继承，共创民族灿烂文化，携手共创美好的未来！
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一、藏语的基本特征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二、各具特色的方言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一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地域性特征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土族研究已经走过100年。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国外一些探险家、旅行家、博物学家和传教士来到青海、甘肃一带，对土族民间文学、语言文化、历史起源、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等多方面进行了考察和研究。主要学者有坡塔宁、柔克义、鲁鸠阿恩克、施罗德、许让等。其中，比利时神父许让撰写的《甘肃土人的婚姻》、《土族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等四部著作影响深远。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记者、学者从土族的人口分布、民俗风尚、土司制度、民族族源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并撰写出了大量的游记、报道文章。如《青海之土人》、《青海互助县土人调查记》、《青海土人的婚姻与亲族制度》、《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互助县风土调查记》等。这些资料为我们研究当时土族的状况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与线索。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陈永龄、宋蜀华、照那斯图等一些学者先后深入土族地区调查，相继撰写完成《青海土族社会调查总结初稿》、《青海土族的政治演变》、《土族语概况》等研究成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土族历史、民间文学、语言等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学者们搜集整理完成《土族文学专辑》、《土族民间故事选》等，土族族源形成“吐谷浑说”、“蒙古说”、“土达说”等多种观点。1986年12月，新创制土族文字在互助土族自治县试行。此外，《土族中的萨满教遗俗》、《“会”及其来源探索》等文章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对土族原始信仰进行了拓荒性研究。 从1995年开始，土族族源历史形成了吐谷浑、蒙古两种说法，分别以《土族史》和《河湟蒙古尔人》两书为代表。此外，土族文学、政治经济制度史方面的著作和相关论文纷纷发表，《土族文学史》成为一部研究土族文学发展历史的领头之作。《土族〈格萨尔〉》、《福羊之歌》、《三川土族婚礼歌》等一批土族民间文学相继得到挖掘和整理。土族民间信仰和民间艺术的研究成果也较为突出，主要著作有《人神狂欢——黄河上游民间傩》、《土族音乐文化实录》、《土族文化艺术》、《土族口头传统与民俗文化》、《青海、甘肃河湟地区民族杂居地土族民歌研究》、《土族民间信仰解读》等。 土族地区田野调查也得到继续深入，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云南大学等单位先后与青海学术界合作，对青海省同仁县藏族和土族“六月会”、互助土族村落、民和土族纳顿等进行了深入调查，完成《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丛书——土族·大庄村》、《互助县·土族卷》、《中国少数民族重点节日的调查与研究子课题：青海土族“纳顿”节调查研究》等成果。 此外，青海省民宗委、文化厅、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先后组织人员完成《中国民间音乐集成·青海卷》、《中国舞蹈集成·青海卷》、《青海省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丛书》、《青海土族史料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土族卷撒拉族卷》、《土族语言文字的应用与保护》等论著和项目。民和、互助等县搜集整理出《民和歌谣集》、《土族婚丧习俗》、《土族赞歌》、《土族情歌》等土族民间文学资料。 1992年青海土族研究会成立后，创办了《中国土族》杂志，构筑起了一个土族研究的交流平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兰州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后培养了一批关注土族研究的硕士和博士生，完成《不同情景中的群体认同意识——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音乐文化交融环境中的个性与共性——青海互助土族民歌的调查与研究》、《土族民间信仰研究》、《土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研究》、《性别语境中的土族民间叙事研究》等一批优秀硕博论文。 纵观百年来土族研究，前半个世纪主要是国外学者和国内汉族学者对土族语言、宗教信仰、历史渊源、民俗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了客位的描述和研究。由于土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绝大多数土族民众汉文化水平不高，鲜有土族知识分子从主位角度表述本民族文化内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培养了许多本土研究人才，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土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当前土族学者已成为土族研究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形成李克郁、席元麟、吕建福、马光星、秦永章、星全成、马占山、吕霞、李美玲、乔生华、文忠祥、祁进玉、杨卫、王国明、白晓霞、胡芳、邢海燕、何吉芳、胡廷、鄂崇荣等老中青结构较为合理的土族研究队伍，他们在主位研究土族语言、历史、文学、宗教、音乐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土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许多著名学者的参与、倡导与鼓励功不可没。1949年以前，杨堃、韩儒林、陈寄生、卫惠林、许让、施罗德等一些国内外学者对土族历史、婚俗、宗教等问题的研究，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49年后，费孝通、宋蜀华、陈永龄、顾颉刚、照那斯图、周伟洲、芈一之、潘乃谷、高丙中、薛艺兵等国内知名学者对土族的关注和研究，提高了土族研究的学术水准，培养了一批土族学者。 目前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本民族科研队伍业已稳定，但要使土族研究不断创新、持续发展,还须不懈地努力，今后须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学术界相互交流，深入田野调查，开展多学科、交叉性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土族简介：
土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当中，人口比较稀少的民族之一，土族人所说的语言是属于阿尔泰语也就是蒙古族的语种，国家在1979年的时候为土族的同胞们创造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以汉语拼音字母为字母形式的土族文字。
土族的主要居住地是在我国青海的互助土族自治县，大部分的土族人民都集中在青海的民和，大通两个县和赶圩的天祝藏族自治区。
扩展资料：
土族的服饰文化：
1、斜襟袍：土族男女均多穿高领或翻领斜襟袍。这种袍除了肥大、宽大外，最富特色的便是五彩袖。五彩袖用红、黄、绿、白、蓝等五色彩布或彩绸拼制而成的，土语叫阿拉肖梢。
袖筒一般长过手，所以民和等地又称之为“罩袖”。有的袖筒由里向外一截比一截窄瘦，有的又呈宽长的直筒状，袖口里子缝半尺长的红边，穿上后将红里翻出外面。
据说早期的花袖是用七色彩布缝制的，后来演化为五色，而且这些色彩都是依照彩虹的颜色调拼而成。看上去谐调、鲜艳、美观、大方，土族也因此而被称为穿彩虹花袖衫的人。
2、肥大上衣：土族是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民族，有过畜牧经济的历史。在民族服饰中就反映了这种现象。在土族服装中，没有完全摆脱皮袍、皮袄等皮毛制品，男子还常常以袍服为礼服。
妇女的上衣虽用棉布、绸缎等制作，但普遍较为宽大，一般都长及膝盖，外面还常套穿一件长长的坎肩，从中能看到畜牧民族袍式服装的影子。
3、土族头饰：土族妇女讲究头饰，在土语里，头饰叫扭达，式样复杂，各地不一样。有的叫三叉、干粮、羊腔、马鞍橇等。
现在，繁多的头饰已经没有什么人用了，变得简单方便。姑娘一般梳三根发辫，已婚者梳两根，末梢相连，以珊瑚、松石等缀饰，再戴上织锦毡帽，十分漂亮美观。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土族
前言（附目录）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士族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习俗等诸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要系统地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就必须对士族兴衰演变的原因与过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但对这一时期的士族进行全面研究，显然又非一个人的能力所及，许多面面俱到的论著细读之下往往是面面俱缺的，故此本书只着重于研究前人所忽略的问题，而对一些研究较充分或已有定见的问题则不再重复无效劳动。我从读研究生时即开始对士族问题的研究，毕业论文题目为《北朝士族的典型——崔卢研究》，本书中的部分内容即源于其中。不过当时主要着眼于从那两个家族的兴衰来探讨北方土族的一些特点，而本书的视野更加扩展，同时也延长了研究的时间跨度。研究士族，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过程，对此问题，前人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发表成果颇为丰富，似乎已到题无余义的地步。但细加剖析，则总觉得有些缺憾，关键的一点在于以往的研究多从东汉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加以探讨，对于经济方面的研究仅只限于指出大土地所有制是士族的经济基础，而对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由来及其与生产技术发展间的关系等问题，则几乎无人涉及。看到一个为前人所忽略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当然我也不例外。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中，耕作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不仅将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因此，我试图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影响方面来解释士族的成因，《试析耕作技术的发展与两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士族形成原因的再探讨》就是对此所作的一次尝试，其初稿成于80年代初期，但写完后自己并不很满意，觉得这个题目还可以做得好一点，遂遵循熊德基先生“文章写成后不要急于拿出来，先放一放”的教导，先放在一边。但没想到后来忙于其他事务，竟一直放了近二十年。其间，曾将关于区田法的理论、实践及与相关农业耕作技术的比较方面内容加以展开后发表，其余部分则深埋箱底，有段时间连自己也找不到了。前些时找到后己颇有生疏之感，这次未动结构，仅就个别字句稍作改动，虽仍不很满意，但又觉得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引玉之砖或许也还有用，遂将之作为第一部分。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政权灭亡，并最终形成长达二百多年分裂割据局面的重大事件，对于士族的发展演变也有着深刻影响。我在研究士族在八王之乱中的作用与所受影响时，注意到一些隐藏在事件主角阴影之下的小人物，没有他们的推波助澜，事件的发展过程与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对这些活跃一时的小人物进行了剖析，指出由于士族凭借政治特权垄断了清要官职，使得寒门人士的人仕途径日趋狭窄，且上升空间也明显缩小，任职条件相对较松的诸王官属，成为寒门人士无奈之中的选择。这些取得一定权力，但又倍感压抑的寒门人士对于压抑他们的士族高门极为不满与怨恨，并逐渐将怨恨目标集中于代表士族高门利益的西晋政权。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寒门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与西晋政权利益不一致的做法，这对动乱的爆发与政局的持续动荡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尽管这一动乱的外在表现形式为宗室诸王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但在表象之下却隐藏着渴盼上升的寒门人士与垄断政治特权的士族高门之间的较量。我曾想对八王之乱的爆发原因作较系统的研究，在收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看到祝总斌先生的文章[1]，觉得许多问题祝先生已经论述清楚，不必再重复，遂将这一方面的工作停下来。但读后有些问题反而更加不解，如被称为白痴的晋惠帝为什么会被并不昏庸的晋武帝立为太子，单纯从血缘关系或继承制度方面很难解释清楚，这个事关国家兴衰的问题绝对应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晋惠帝白痴辩一兼析其能继位的原因》就试图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分析晋惠帝的智力水平，从而对武帝立其为太子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虽然这并非直接论述士族，但因其与士族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故作为附录放在书后。西晋政权的统治崩溃后，随着南北割据局面的形成，士族也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由于以前对南方士族的研究较为充分，故本书中主要关注的是北方士族的发展演变情况。在对北方士族的研究中，我吸收借鉴了美国斯但福大学医学教授海弗利克（Loonard Hayflik）对人类细胞生物学的研究成果[2]。在八王之乱中崛起的胡族政权给士族以相当沉重的打击，五胡十六国时期对北方士族相当于一个近似冷藏的恶劣环境，使其不得不放慢了发展的步伐。应用海弗利克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当南方士族已步人衰败期，而北方士族还能保有相当活力的现象，并作出合理的解释。虽然借助这一成果来理清自己的研究思路，但在具体文章论述中皆未提及，故于此特别提一下[3]，以明来龙去脉。其实这一成果对于研究内人诸族亦颇有稗益。五胡十六国时期，留居北方的士族与胡族政权有一个由对抗向合作转化的过程，《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士族——兼析其与寒门人士的关系》在对这一转化过程及其内在原因进行分析的同时，注意到寒门人士与士族之间的关系。寒门人士与胡族政权利益的一致性要远高于士族，因而其在胡族政权中的地位与权力也往往较士族为显要，以至形成在相当多的时候士族却要靠寒门人士提携，甚至在评定士族等级时，主持者亦出自寒门的反常现象。不过由于缺乏宗族的支持与经济基础，寒门人士因政治权力而取得的士族身份多是暂时性的，随胡族政权的更迭而丧失，能保持下去的仅是极少数。而拥有雄厚基础的土族，在与胡族政权合作的同时，还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尽管他们未能在胡族政权中执掌权要，但也因之在政权更迭中免于遭受过重的打击，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北魏是北方士族的发展阶段，中后期更形成胡汉士族联合统治的模式。但以往的研究中，多偏重于汉人士族，对胡人士族极少问津，《北朝胡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则是为弥补这一缺陷而做的尝试，对于胡人士族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进行研究，指出胡人士族的形成是拓跋鲜卑封建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反过来割断了氏族血缘间的最后联系，对此作用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对于胡人士族形成所需要的内因与外因，其与汉人士族间的关系等逐一进行了分析。士族保持家门地位的关键是仕宦与婚姻，涉及这两方面的论著汗牛充栋，但真正通过大量统计数据进行量化研究的成果却不多见，在仕宦方面毛汉光、汪征鲁等先生己作出相当有成效的工作[4]，婚姻方面则明显更薄弱一些，尤其是缺乏动态比较研究。《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以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这三个士族高门为典型，通过对其婚姻情况的统计分析，尤其是北魏与东魏北齐时期姻戚的变化，反映出北朝汉人士族高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升降以及与胡族政权统治者问的关系变化。士族的特权主要表现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对于南方士族来说，这些特权贯穿始终是毫无异议的，但北方士族是否也如此呢？除了少数学者曾对此予以论证外，这一问题被大部分研究者想当然地忽略过去。不过，已经进行的论证是否还存在疑义，除去五胡政权更迭的真空时期，在北方士族处于明显上升阶段的北魏时期，其是否享有庇荫宗族与部曲的特权，假如没有的话，其经济特权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表现的，为什么会在经济上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问题似乎都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北魏士族经济特权的表现形式》就是对上述问题的探讨，认为从现存史籍记载分析，士族在北魏时期并不享有庇荫宗族与部曲的特权。在北魏前期，士族是利用宗主督护制的形式将赋役负担转嫁到其所控制的依附人口头上；太和中期实行的均田制、立三长、改订租调额等经济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北魏政权与以士族为首的宗主在争夺劳动力问题上相互妥协的结果，出任三长的乡居士族合法取得免役权利，奴婢的低额租赋，保证了其主人能继续占有其大部分的剩余劳动，而非法庇荫依附人口则构成了士族经济收入的另一部分。同时，出仕的士族以各种方式分享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北魏统治稳固，经济处于上升阶段的前提下，北方士族遂在包括经济等诸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北魏末期的战乱打破了胡汉士族联合执政的局面[5]，是对北方士族的又一重大打击。这次战乱对于北方士族有哪些影响，在士族内部因之而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正是《北魏末期的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一文所研究的问题。在选取士族高门的典型代表进行统计分析后，指出战乱对士族高门打击的广泛性与集中性，即不仅涵盖各主要房支，而且集中于出仕的主要成员，与其政治地位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一些高门乡居的旁支却凭借宗族势力或依靠个人才干，与新统治者合作，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填补了上族高门主要房支受打击后所遗留的空缺。士族旁支的上升，一方面延缓了北方士族的衰败过程，另一方面却又加速削弱了其与宗族乡里基础的联系，从而使其步南方士族的覆辙，走向最终的衰落。北魏末期的战乱导致了北魏政权的灭亡，北方再次分裂为东。西魏，以后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山东士族（即除关陇地区士族以外的北方士族）的大部分留在东魏、北齐辖区之内，但也有少部分随北魏孝武帝入关，或循其他途径陆续进入西魏、北周政权。这些参与西魏北周政权的山东士族虽然人数不多，但其在西魏、北周乃至隋及唐初政局中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山东士族在隋唐的地位有着颇为显著的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士族内部各房支地位的升降。不过，山东士族中的入关房支在以往的研究中被明显忽视了，以至从未将其作为一个群体来考虑。《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考察了这一群体与关陇集团关系的演变过程，指出这一群体在西魏北周时期曾成为关陇集团的成员，但在北方统一后，其一度兼有山东士族与关陇集团的双重身份，并开始了从关陇集团中分化出来，向山东士族复归的过程。由于双方的利益冲突，其逐渐被视为山东士族在政治上的代表而受到关陇集团的打击与压抑。在这一时期，郡望、房支是士族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内外姻亲则更关系到家族地位的高下与升降，在当时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因此，弄清士族的世系与其内外姻亲关系是士族研究的基础，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即使许多著名家族的世系亦不很清晰，甚至有些相隔不很遥远的子孙后代在记述自己的祖先时竟会张冠李戴[6]。罗振玉、王伊同、陈直等前辈学者已经为梳理若干家族的世系做过很多工作[7]，近年来所盛行的士族个案研究也多对此问题进行考证。本书中的三个世系表亦是为进一步研究所做的基础工作，除传世史籍外，将碑传资料及最新的考古发掘报告中有关记载都尽量收入，力求完整，前述有关士族婚姻情况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做出的。汉代的区田法在大部分农业史或经济史著作中都被视为农业技术发展中的一大进步，但实际情况却与之恰恰相反，出现与事实有如此差距的论断，就不能不到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背景与农业生产指导方针中去寻求答案。我之所以会考虑这一问题，正是因为曾在那种指导方针下从事农业生产。直到我构思这一问题的八十年代初期，那种方针仍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应该说，最初撰写动机中有相当程度的促进改变那种方针的政治激情。在我一稿进行修改的同时，改革大潮迅猛发展，许多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政策、方针都陆续得到纠正，农业生产方针亦在其中。因此在最后定稿时，决定将其写成一篇科学、客观的学术论文，而非带有主观色彩的时文。《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兼论其在中国农业史上应有的地位》虽可单独成篇，但其又是对本书第一部分的补充说明，故将其作为附录收入。除个别错字外，本次对内容完全未做修改。不过该文原名《从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看其在农业史上的地位》，在发表时或许是因题目太长，被编辑删改为《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与其内容有一定的差距，这次加上一个副标题，以求名实相符。从不同的侧面描述士族，尤其是北方士族的兴衰过程，并力求从较深的层面来探讨其内在原因，就是本书所欲达到的目标。但限于本人的学识、功力，书中肯定会有很多谬误之处，与目标尚有相当差距，敬希各方学者不吝赐教。
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士族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习俗等诸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要系统地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就必须对士族兴衰演变的原因与过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但对这一时期的士族进行全面研究，显然又非一个人的能力所及，许多面面俱到的论著细读之下往往是面面俱缺的，故此本书只着重于研究前人所忽略的问题，而对一些研究较充分或已有定见的问题则不再重复无效劳动。 我从读研究生时即开始对士族问题的研究，毕业论文题目为《北朝士族的典型——崔卢研究》，本书中的部分内容即源于其中。不过当时主要着眼于从那两个家族的兴衰来探讨北方土族的一些特点，而本书的视野更加扩展，同时也延长了研究的时间跨度。 研究士族，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过程，对此问题，前人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发表成果颇为丰富，似乎已到题无余义的地步。但细加剖析，则总觉得有些缺憾，关键的一点在于以往的研究多从东汉的政治、文化等方面加以探讨，对于经济方面的研究仅只限于指出大土地所有制是士族的经济基础，而对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由来及其与生产技术发展间的关系等问题，则几乎无人涉及。看到一个为前人所忽略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当然我也不例外。 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中，耕作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不仅将带来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因此，我试图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影响方面来解释士族的成因，《试析耕作技术的发展与两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士族形成原因的再探讨》就是对此所作的一次尝试，其初稿成于80年代初期，但写完后自己并不很满意，觉得这个题目还可以做得好一点，遂遵循熊德基先生“文章写成后不要急于拿出来，先放一放”的教导，先放在一边。但没想到后来忙于其他事务，竟一直放了近二十年。其间，曾将关于区田法的理论、实践及与相关农业耕作技术的比较方面内容加以展开后发表，其余部分则深埋箱底，有段时间连自己也找不到了。前些时找到后己颇有生疏之感，这次未动结构，仅就个别字句稍作改动，虽仍不很满意，但又觉得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引玉之砖或许也还有用，遂将之作为第一部分。 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政权灭亡，并最终形成长达二百多年分裂割据局面的重大事件，对于士族的发展演变也有着深刻影响。我在研究士族在八王之乱中的作用与所受影响时，注意到一些隐藏在事件主角阴影之下的小人物，没有他们的推波助澜，事件的发展过程与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对这些活跃一时的小人物进行了剖析，指出由于士族凭借政治特权垄断了清要官职，使得寒门人士的人仕途径日趋狭窄，且上升空间也明显缩小，任职条件相对较松的诸王官属，成为寒门人士无奈之中的选择。这些取得一定权力，但又倍感压抑的寒门人士对于压抑他们的士族高门极为不满与怨恨，并逐渐将怨恨目标集中于代表士族高门利益的西晋政权。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寒门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与西晋政权利益不一致的做法，这对动乱的爆发与政局的持续动荡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尽管这一动乱的外在表现形式为宗室诸王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但在表象之下却隐藏着渴盼上升的寒门人士与垄断政治特权的士族高门之间的较量。 我曾想对八王之乱的爆发原因作较系统的研究，在收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看到祝总斌先生的文章[1]，觉得许多问题祝先生已经论述清楚，不必再重复，遂将这一方面的工作停下来。但读后有些问题反而更加不解，如被称为白痴的晋惠帝为什么会被并不昏庸的晋武帝立为太子，单纯从血缘关系或继承制度方面很难解释清楚，这个事关国家兴衰的问题绝对应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晋惠帝白痴辩一兼析其能继位的原因》就试图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分析晋惠帝的智力水平，从而对武帝立其为太子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虽然这并非直接论述士族，但因其与士族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故作为附录放在书后。 西晋政权的统治崩溃后，随着南北割据局面的形成，士族也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由于以前对南方士族的研究较为充分，故本书中主要关注的是北方士族的发展演变情况。在对北方士族的研究中，我吸收借鉴了美国斯但福大学医学教授海弗利克（Loonard Hayflik）对人类细胞生物学的研究成果[2]。在八王之乱中崛起的胡族政权给士族以相当沉重的打击，五胡十六国时期对北方士族相当于一个近似冷藏的恶劣环境，使其不得不放慢了发展的步伐。应用海弗利克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当南方士族已步人衰败期，而北方士族还能保有相当活力的现象，并作出合理的解释。虽然借助这一成果来理清自己的研究思路，但在具体文章论述中皆未提及，故于此特别提一下[3]，以明来龙去脉。其实这一成果对于研究内人诸族亦颇有稗益。 五胡十六国时期，留居北方的士族与胡族政权有一个由对抗向合作转化的过程，《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士族——兼析其与寒门人士的关系》在对这一转化过程及其内在原因进行分析的同时，注意到寒门人士与士族之间的关系。寒门人士与胡族政权利益的一致性要远高于士族，因而其在胡族政权中的地位与权力也往往较士族为显要，以至形成在相当多的时候士族却要靠寒门人士提携，甚至在评定士族等级时，主持者亦出自寒门的反常现象。不过由于缺乏宗族的支持与经济基础，寒门人士因政治权力而取得的士族身份多是暂时性的，随胡族政权的更迭而丧失，能保持下去的仅是极少数。而拥有雄厚基础的土族，在与胡族政权合作的同时，还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尽管他们未能在胡族政权中执掌权要，但也因之在政权更迭中免于遭受过重的打击，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魏是北方士族的发展阶段，中后期更形成胡汉士族联合统治的模式。但以往的研究中，多偏重于汉人士族，对胡人士族极少问津，《北朝胡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则是为弥补这一缺陷而做的尝试，对于胡人士族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进行研究，指出胡人士族的形成是拓跋鲜卑封建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反过来割断了氏族血缘间的最后联系，对此作用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对于胡人士族形成所需要的内因与外因，其与汉人士族间的关系等逐一进行了分析。 士族保持家门地位的关键是仕宦与婚姻，涉及这两方面的论著汗牛充栋，但真正通过大量统计数据进行量化研究的成果却不多见，在仕宦方面毛汉光、汪征鲁等先生己作出相当有成效的工作[4]，婚姻方面则明显更薄弱一些，尤其是缺乏动态比较研究。《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以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这三个士族高门为典型，通过对其婚姻情况的统计分析，尤其是北魏与东魏北齐时期姻戚的变化，反映出北朝汉人士族高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升降以及与胡族政权统治者问的关系变化。 士族的特权主要表现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对于南方士族来说，这些特权贯穿始终是毫无异议的，但北方士族是否也如此呢？除了少数学者曾对此予以论证外，这一问题被大部分研究者想当然地忽略过去。不过，已经进行的论证是否还存在疑义，除去五胡政权更迭的真空时期，在北方士族处于明显上升阶段的北魏时期，其是否享有庇荫宗族与部曲的特权，假如没有的话，其经济特权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表现的，为什么会在经济上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问题似乎都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北魏士族经济特权的表现形式》就是对上述问题的探讨，认为从现存史籍记载分析，士族在北魏时期并不享有庇荫宗族与部曲的特权。在北魏前期，士族是利用宗主督护制的形式将赋役负担转嫁到其所控制的依附人口头上；太和中期实行的均田制、立三长、改订租调额等经济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北魏政权与以士族为首的宗主在争夺劳动力问题上相互妥协的结果，出任三长的乡居士族合法取得免役权利，奴婢的低额租赋，保证了其主人能继续占有其大部分的剩余劳动，而非法庇荫依附人口则构成了士族经济收入的另一部分。同时，出仕的士族以各种方式分享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北魏统治稳固，经济处于上升阶段的前提下，北方士族遂在包括经济等诸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北魏末期的战乱打破了胡汉士族联合执政的局面[5]，是对北方士族的又一重大打击。这次战乱对于北方士族有哪些影响，在士族内部因之而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正是《北魏末期的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一文所研究的问题。在选取士族高门的典型代表进行统计分析后，指出战乱对士族高门打击的广泛性与集中性，即不仅涵盖各主要房支，而且集中于出仕的主要成员，与其政治地位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一些高门乡居的旁支却凭借宗族势力或依靠个人才干，与新统治者合作，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填补了上族高门主要房支受打击后所遗留的空缺。士族旁支的上升，一方面延缓了北方士族的衰败过程，另一方面却又加速削弱了其与宗族乡里基础的联系，从而使其步南方士族的覆辙，走向最终的衰落。 北魏末期的战乱导致了北魏政权的灭亡，北方再次分裂为东。西魏，以后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山东士族（即除关陇地区士族以外的北方士族）的大部分留在东魏、北齐辖区之内，但也有少部分随北魏孝武帝入关，或循其他途径陆续进入西魏、北周政权。这些参与西魏北周政权的山东士族虽然人数不多，但其在西魏、北周乃至隋及唐初政局中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山东士族在隋唐的地位有着颇为显著的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士族内部各房支地位的升降。不过，山东士族中的入关房支在以往的研究中被明显忽视了，以至从未将其作为一个群体来考虑。《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考察了这一群体与关陇集团关系的演变过程，指出这一群体在西魏北周时期曾成为关陇集团的成员，但在北方统一后，其一度兼有山东士族与关陇集团的双重身份，并开始了从关陇集团中分化出来，向山东士族复归的过程。由于双方的利益冲突，其逐渐被视为山东士族在政治上的代表而受到关陇集团的打击与压抑。 在这一时期，郡望、房支是士族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内外姻亲则更关系到家族地位的高下与升降，在当时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因此，弄清士族的世系与其内外姻亲关系是士族研究的基础，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即使许多著名家族的世系亦不很清晰，甚至有些相隔不很遥远的子孙后代在记述自己的祖先时竟会张冠李戴[6]。罗振玉、王伊同、陈直等前辈学者已经为梳理若干家族的世系做过很多工作[7]，近年来所盛行的士族个案研究也多对此问题进行考证。本书中的三个世系表亦是为进一步研究所做的基础工作，除传世史籍外，将碑传资料及最新的考古发掘报告中有关记载都尽量收入，力求完整，前述有关士族婚姻情况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做出的。 汉代的区田法在大部分农业史或经济史著作中都被视为农业技术发展中的一大进步，但实际情况却与之恰恰相反，出现与事实有如此差距的论断，就不能不到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背景与农业生产指导方针中去寻求答案。我之所以会考虑这一问题，正是因为曾在那种指导方针下从事农业生产。直到我构思这一问题的八十年代初期，那种方针仍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应该说，最初撰写动机中有相当程度的促进改变那种方针的政治激情。在我一稿进行修改的同时，改革大潮迅猛发展，许多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政策、方针都陆续得到纠正，农业生产方针亦在其中。因此在最后定稿时，决定将其写成一篇科学、客观的学术论文，而非带有主观色彩的时文。《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兼论其在中国农业史上应有的地位》虽可单独成篇，但其又是对本书第一部分的补充说明，故将其作为附录收入。除个别错字外，本次对内容完全未做修改。不过该文原名《从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看其在农业史上的地位》，在发表时或许是因题目太长，被编辑删改为《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与其内容有一定的差距，这次加上一个副标题，以求名实相符。 从不同的侧面描述士族，尤其是北方士族的兴衰过程，并力求从较深的层面来探讨其内在原因，就是本书所欲达到的目标。但限于本人的学识、功力，书中肯定会有很多谬误之处，与目标尚有相当差距，敬希各方学者不吝赐教。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在妈妈爱的怀抱下我无忧无虑地成长着。 二年级我学到了《沉香救母》这个故事，我感受到贪玩的我对不起妈妈。因为我想到了当我寒冬的半夜生病的时候，是妈妈连夜把我送到医院挂水；当我津津有味地吃着肯德基的时候，从没主动请妈妈多吃一块。要是因为我的顽劣让妈妈生病，我有沉香那样的精神为了妈妈什么苦多愿意吃吗？三年级生日那天，爸爸送我一本叫《宝莲灯》的书，我兴致勃勃地看了起来。我越发感到沉香真了不起，宁愿吃尽千辛万苦，也要救妈妈。我想到自己得不到心爱的玩具时我会向妈妈发脾气；有时贪玩作业没完成，被妈妈批评时，我会埋怨妈妈把我管得太严了。沐浴着母爱阳光的我再一次被震撼了：如果没有了妈妈的严爱，或许现在的我已经真正成了一个让父母操心，让老师担心的孩子。 妈妈给了我生命，那么费心我的成长，我应该爱妈妈。我不需要像沉香一样走遍千山万水去救苦难中的妈妈。我要像沉香那样用行动来表达对妈妈的爱。我只要按时完成作业，抓住这美好的读书时光，好好学习，少向妈妈发脾气，就是我爱妈妈的体现。从心深处我暗暗庆幸自己生在这个好时代，有这样的一个好妈妈。 我想起了一句千古名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要向小兰她一样吃苦耐劳的精神
中国是一个古代文学发展相当兴盛的国度,对于古代文学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我国对于古代文学的重视程度,造就了古代文学教学的高要求,不仅仅要求学生们能够掌握到足够的古代文学知识,还要有足够的文学素养。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孔子在《为政》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也充分讲述了他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素质。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育思想
一、温故而知新
在孔子的名言中，我想大家都应该对“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很熟悉，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可以分为几个层面来分析和理解，首先，温故而知新中的“故”通“古”，也就是暗指过去的政治、历史、文化知识等;“新”也就是指今，通俗地讲就是指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孔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想让他的学生不仅要掌握过去的文化知识，更要了解当时社会的文化知识，这种文化要求来自各个方面。孔子在《季氏》中还提到了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更清楚了没有;脸上的颜色,考虑温和么;容貌态度,考虑庄矜么;说得言语,考虑忠诚老实么;对待工作考虑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大家请教;将发怒了,考虑有什么后果;看见可得的,考虑我是否应该得到。孔子主张他的学生们要善于创新。创新就是做别人所没有做的，想别人所没有想的。孔子曾非常谦虚地说自己无所作为，但实际上他对我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编写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和《春秋》，都是非常宝贵的著作，为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学而优则仕
孔子一直认为学习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的这种观点也在《子路》中这样写道：“一言可以兴邦。”他曾在《阳货》中这样写道“：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句话也就是说言为心声，知言才能知人心。这些都充分地说出了学习的重要性，孔子编制的六经适合所有的人群，在六经中他教人们去学习，教人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去发现与思考，教导人们要学会孝顺父母，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充分地去思考，去领悟其中的真理。为当时的朝廷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那么对于孔子的培养目标，我认为可以分为三点来进行阐述和理解。
(一)孔子倡导言语上的温文尔雅
孔子的这种观点在《左传》中也进行了特别概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的意思是，言语如果没有文采，那么它就流传不远。这也就充分表明讲话要有所讲究，要讲究方法。他还曾在《颜渊》中这样说过：“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文采和内容同样重要，这就好比豹子和狗羊去掉了身上的花纹和色彩之后的毛，这两类皮革的价值就发生了变化。这些语句都证明了一点，孔子在教育弟子，要求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要讲究方法，讲究文雅。在《论语》的书中充分地体现出了孔子与弟子们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表现为各种形式，哪怕人物的形态也表现得极为生动形象，也正说明孔子要求其弟子在讲话的时候要讲究艺术、发挥文采。
(二)孔子倡导诚信
在《宪问》一书中，孔子曾这样说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从这句话中也充分地说出了言和德之间的重要关系。孔子一生一直在倡导“仁”、“礼”，这也是孔子一直以来的主张和他所倡导的精神所在。在一整部《论语》中，涉及到“仁”字的就有58章，其中“仁”字就有百余处，从这些数量上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仁”极其重视。这也道出了孔子在教育思想中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仁”，要让更多的人去体会到“仁”的来之不易和其重要性。
(三)孔子倡导德才兼备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中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愤”则启,“悱”则发。朱熹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之开意“;发”,未达其辞。孔子曾在《子张》中这样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由于孔子一心想要从政，所以他就大力倡导他的弟子们在学成之后要从政。这句话也就是说，做了官的人，除了尽力干好本职的工作外，还须不断地学习，没有做官的人，首先要进行学习，在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之后再做官。这句话也道出了孔子所倡导的学习和仕途是分不开的思想。
三、孔子倡导循循善诱
孔子是我国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倡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善于利用每个人的优势和劣势，再去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从循循善诱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因材施教
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对不同情况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曾在《雍也》一书中这样说：“中人以上，可以悟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是说具有中等以上水平的人，给他讲授高深的知识;水平不及中等的人，就不要把难于理解的知识传授给他。
(二)兴趣先行
孔子在《为政》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也充分讲述了他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素质。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孔子强调学生必须有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所以他也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知道的人赶不上喜好的人，喜好的人追赶不上乐于实行的人。孔子通过对他的弟子们灌输这样的思想，促进他的学生们能够真正意义上地树立人生的远大目标，努力培养自己学习知识的强烈兴趣，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中去。
(三)多听多看
《雍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要多听，有怀疑的地方不轻易下判断;要存疑，把有疑问的地方谨慎地说出来，这样就能少犯错误;要多看，有危险的事情要回避，有把握的事情就去做，这样就不会后悔。多闻多见，是把话说好、把事做好的一条基本途径。在《论语》一书中，也曾反复地提到过这些道理，也充分地说明了其中所蕴含道理的重要性和哲理性。我自小对古典文学很挚爱，十年的寒窗苦读，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也再一次呈现在了我们莘莘学子的面前，但我仍感觉只是学了点皮毛，可否建议我们的教学多从古代文学中吸收蕴含在其中的教育思想，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并积极将其投入教学实践中来，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自身的修养，同时也有利于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李少雍文学遗产1996-03-2031
2、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乔以钢天津社会科学1988-03-0130
摘要：每一次实践教学完成之后，要进行总结和反思，要看实践目的、教学目的是否完全实现，要看各个环节是否顺利，有无值得改进的地方，以便于进一步完善实践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实践的水平，从而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
宋代的朱熹说：“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答吕子约》)清代的王夫之也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尚书引义》)意思就是“离开行必然不能获得真知。”“知”是“行”的结果，对“行”具有指导作用，但必须回到“行”中才能得到检验和提高，“行”是“知”的源泉，“知”“行”合一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古代文学教学之所以教学效果不理想，主要就是没有做到“知”“行”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本表现就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教书轻育人，学生的发展与所学内容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联系。近些年来，尽管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开始普遍重视实践教学，强调教学的实践性，对于技能性、技术性课程而言，实践教学不在话下，但是像古代文学这样的人文类课程如何开展实践教学，充分发挥课程的实践性，论者大多语与不详。要使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比较清晰，具有可操作性，真正对古代文学教学起到促进作用，还必须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环节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考察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以及古代文学课程实践的情况，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有观察实践、阅读实践、赏析实践、表达实践、教学实践以及人文实践等六大环节。这些环节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古代文学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一是观察实践。观察是人类最为基础的学习方式，那些具有突出才能的人都是观察能力特别强的人。高职院校古代文学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就是要善于观察，向他人学习。
古代文学的观察实践主要有以下一些：一是教师课堂上的授课，这种授课具有榜样示范作用，如何学习古代文学，怎样分析作家作品，如何将思维的成果用语言表达出来等等，如果是学习的有心人，完全可以从教师的言行当中受到很大的教育;二是聆听讲座，无论是本系教师、本校教师还是外校专家的讲座，必定是讲者关于某个主题的研究或者整理的成果，不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讲者的学识、水平，而且还能从中窥见讲者的研究方法、表达方式、分析方法等等，不清楚的地方还能与讲者面对面近距离地对话与交流;三是影视观摩，这里观摩的影视都是由古代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影视最大的特点是可视性、形象性，可以让学生短时间内形象地接触到部分古代文学作品，但是影视本身已经包含了编剧、导演的理解，学生在观摩时更多的也是在接受一种现成的结论，不利于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四是教学观摩，教学观摩既可以是把中小学教师请到高校做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公开课，也可以是学生到中小学去具体观摩教师的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主要是观察教师如何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如何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处理教学突发事件，如何有效使用教学语言等等。无论何种观察实践，教师事先都要教会学生观察的方法，讲清观察的角度，怎样得出观察的结论，如何利用观察的结果等等。第二是阅读实践。阅读是古代文学学习的重要方式，如果连作品内容都不甚了了，那么古代文学教学在大多数情况下肯定都是在做无用功，更不要说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了。阅读是古代汉语所学内容的实践，也是自己多年所学习的阅读方法的实践。
就古代文学而言，阅读实践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浅层阅读，追求读通、读懂，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的意思要弄清楚，整个作品是什么意思，表达的是什么主题，使用的是什么表达方式要大致知道;二是中层阅读，追求对作品反复阅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要引导学生读“情”悟“理”，“涵咏体会”，体验感悟作者的思想情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获得情感上的升华;三是深层阅读，是在对作品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进入“化”的境界，获得思想智慧的启迪，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感染，得到语言表达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的借鉴，成为自身文学素质的组成部分。对于经典作品，不仅能够达到读懂、理解，更重要地是要能够背诵，做到张口即诵。第三是赏析实践，主要就是鉴赏分析，鉴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是对文艺理论的具体运用。古代文学中优秀作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对作品的鉴赏就是要发现和甄别古代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思想美、情操美、人格美、语言美、艺术美等，而这些美存在于栩栩如生的形象、情景交融的意境、健康向上的情趣、优美动人的形式之中[1]。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帮助学生逐步掌握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建立真善美和假丑恶的识别标准，引领学生去发现美、表现美和创造美。分析和鉴赏密不可分，鉴赏的过程也是分析的过程，赏析实践不仅要对作品本省进行鉴赏，还要联系作品出现的年代与作者的身世背景、创作理想和创作风格对其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进一步的欣赏美文，陶冶性情，抚慰心灵，善待人生。第四是表达实践。观察、阅读是信息的输入过程，表达是信息的输出过程。表达实践分为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实践。口头表达实践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故事复述、师生问答、课堂讨论、专题辩论、读书报告会等。
故事复述主要是培养学生抓住故事要点的能力和学生当众说话的能力，这种实践形式在教学中应用时间长(小学已经开始)，在大学教学中不常用。师生问答是最为基本的口头表达实践，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要能正确回答，或者给出合乎情理地分析，再进一步，学生能够在师生问答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并且在教师的帮助下主动寻求问题的答案;课堂讨论一般都是分小组进行，有两种形式：临时小组讨论和正式小组讨论，临时小组讨论就是根据教师或学生提出的问题，临时把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然后每小组推荐代表报告讨论结果;而正式小组讨论是事先就布置讨论的问题，划分好学生小组，由小组推选出小组长，在小组长的组织下进行资料查阅，课下组织讨论，上课由小组代表报告讨论结果。专题辩论主要根据教学需要设定，先根据辩题把全班分成正反双方，由学生自己准备材料，推选主持人一名，推荐正反辩手各四名，按辩论赛的组织程序组织辩论，组织专题辩论可以引导学生查找资料，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灵敏性和团结协作意识。读书报告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定向读书报告会，由教师事先公布阅读篇目，规定好时间，由学生向全班汇报读书心得;一种是非定向读书报告会，由学生自行确定阅读篇目，并在约定的时间向全班汇报读书心得。这两种读书报告会的参与人员最为广泛，报告人既可以事先确定，也可以临时确定。书面表达实践有两种类型：一是研究论文，包括专题论文、学期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二是创作尝试，包括诗词创作尝试，小说创作尝试，剧本创作尝试。
专题小论文一般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安排，如讲《三国演义》，要求学生写统计报告：第一，统计曹操的笑、刘备的哭，写出具体回目、事件过程;第二，叙述西蜀“五虎上将”的一生事迹，写出具体回目、主要事件;第三，统计三国主要战事的谋略、得失关键。第五是教学实践，对于高职院校来说，语文教育专业培养的基本目标是基础教育所需要的教育者，教学能力就是合格师范生必备的能力，教学实践是一种综合实践，它基本上可以包括以上所有的实践。教学实践可以分为三种形式：一是试讲;二是试教;三是实习。试讲中，学生面对的是自己大学的老师和同学，这种教学带有模拟性质，主要是实战前的演练，其目的是让老师和同学帮助即将实习的学生在出校门前进一步地查漏补缺。试教就是尝试教学，是在真实教学环境中的教学尝试。实习生到了实习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跟班听课，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就需要走上讲台，在真实的教育环境中将自己所有学习和掌握的古代文学的教学技能技巧进行展示和练习。实习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实习生经过指导老师的引领，慢慢地自己逐渐熟悉了各种技能技巧，而且开始得心应手地加以应用。第六是人文素质实践。人文素质的核心是思想道德素质、情感素质、心理素质。古代文学作品中丰富的人文素质因素，我们通过阅读实践、赏析实践，已经能够与正确地理解这些素质，并且能够对这些素质进行恰当的分析，也能把这些素质正确地表达出来。但是，即使学生在这个层面上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人文素质没有与学生本人发生联系，没有对学生有所影响。
思想道德素质要求我们讲文明、讲道德，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情感素质要求我们心中有爱，爱国家、爱人民、爱家人、爱环境，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心理素质要求我们积极进取、珍惜时间、善于计划和安排人生，正确地面对人生不利的局面和人生逆境，知足常乐，时刻保持健康和快乐的心态。这些都不应该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人们的为人处世的具体细节之中。其实，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身处人文素质的实践活动当中，关键是要将相关的古代文学课程内容的学习与学习者本人以及当下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感同身受，不断地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切实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以上这些实践是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学生可以“直观接触、现场感悟、开展表述，培养学生运用课堂上所学的文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让学生自己动手尝试理论分析与作品鉴赏的互动。”
而且这些实践活动大多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截然分开的，我们这里将其分开，纯粹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古代文学教学在开展这些实践活动的时候一是要考虑实践的整体性，要做到通盘考虑，合理安排，比如各个实践环节开展的形式、开展的次数都要考虑进来;二是要注意实践的层次性，这是由不同层次的学生决定的，要注意因材施教，不同水平的学生安排不同形式的实践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所进步，有所发展;三是每一次实践教学完成之后，要进行总结和反思，要看实践目的、教学目的是否完全实现，要看各个环节是否顺利，有无值得改进的地方，以便于进一步完善实践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实践的水平，从而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的批评吴承学文学评论1994-01-1543
500字左右的红色经典小故事 惠天网 有很多，如抗日小英雄的故事……
评价如下：1、环境质量。西藏高原的环境受特定的自然、为因素的影响，受到的人为污染和破坏较少，在这里可以使人们摆脱不良环境的影响，沐浴在蓝天白云、绿草碧水之间，享受到清新的空气。但西藏由于较高的海拔，氧气含量少，例如拉萨的含氧量大致为海平面的65％，因此，初到高原的人，经常会出现一定的不适应症状，而且由于大气中的含尘量少导致紫外线照射十分强烈。在高原室外活动，要有一定的防护措施避免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等一系列高原生活问题，需要加大宣传力度，消除对高原反应的恐惧，并做好必要的预防，保证在西藏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2、区位条件差，可进入性差。西藏位于我国的西南部，远离我国人口密集的中、东部地区，使旅游的路途时间过长，更不要说国外游客进入西藏所耗费的时间了。同时西藏是目前为止我国惟一不通铁路的省区，旅游的交通方式主要依靠航空运输和公路运输运行，航空运输固然有便捷的优势，但相对的交通费用大，且运力有限，特别是夏季的旅游黄金季节，单向客流对旅游运输造成很大影响。公路运输运费较为便宜，但由于青藏、川藏等公路干线等级并不高，路面状况不很理想，使游客的陆路进入会受到长途颠簸的困扰。目前，青藏铁路已正式动工修建，随着青藏铁路的修建，困扰西藏旅游业的运输问题可得到根本解决。3、旅游资源的地域组合不良。西藏地域辽阔，虽然旅游资源的数量丰富，品味很高，但旅游资源的丰度仍然较小，除旅游者进入西藏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经费外，在西藏内部，从一个旅游景点到另一个旅游景点，也具有较大的旅游阻力，即使在游游资源最为丰富的拉萨，著名的历史文化景观有布达拉宫、哲蚌寺、甘丹寺、大昭寺、罗布林卡等，大多为宗教场所，旅游景观较为单一。距离拉萨较近的雍布拉岗、藏王墓等大多在二百公里以上，距离珠穆朗玛峰则有六七百公里的路程。更不要说遥远的冈仁布钦峰，神秘的古格王朝遗址了。景区的布局分散，致使在开发利用上难以形成规模和产生“聚集”效应，降低了旅游资源在开发利用上的优势，对此，除加大力度，开发西藏腹地的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为中心城市的旅游区外，还要大力开发民族风情、节日文化、民族风俗等具有较强吸引力的体验性的旅游项目，改善西藏旅游资源地域组合的不良状况。4、尽管从西藏旅游资源的分布、评价而言，有十分丰富、极具民族、地域特色的一面，许多旅游资源甚至在世界上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利的因素，如地域组合不良、区位条件差、可进入性差对旅游者的影响等，因此，加强西藏旅游资源的研究，开发其旅游资源的潜力，克服其中存在的消极因素，对西藏旅游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旅游资源无比丰厚，具有雄厚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旅游管理类硕士毕业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旅游管理类硕士毕业论文篇1 浅议我国旅游管理教育体系创新构想 一、引言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旅游管理学科教育历史相对较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旅游专业在起步较晚的基础上，以“后发优势”的发展理念开始与发达国家旅游管理教育机构进行接轨，借鉴其科学的教育模式和组织方式。其中，旅游管理专业教育评估体系的建立、教育制度的逐步完善、国际交流合作与竞赛日益频繁、旅游市场不断拓展等等，这些因素对当前以及今后的旅游管理教育都将具有深远指导性的影响。 二、我国目前旅游管理专业教育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高等旅游教育一直采取外延式扩张的发展模式，其突出特点是许多普通高等院校或从积极的角度为满足旅游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而在相关系科的基础上新建或组建旅游系(专业)或从消极的角度为某些学科(专业)寻求出路甚至活路而在这些学科的基础上强行改建旅游系(专业)。这种外延扩张型发展的结果是：虽然在全国范围内高等旅游院校的数量多，但因为教育经费的限制和新成立的旅游学科的稚嫩性，致使整个高等旅游教育质量只能在低水平徘徊，只能遵循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无暇顾及实践教学体系的建立。 当前，在我国的旅游管理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着些许问题。 很多院校培养目标定位不够准确，并且存在着功利化的教育思想，专业划分过细，教学内容过窄，从而导致实践教学的效果不理想。[1]在专业建设的投入上，一般认为旅游管理专业培养的是服务性管理人才，不需要多少投入，造成我国高等院校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办起了该专业，教学设施、设备条件不足，对自身的未来发展方向缺乏清醒的认识。 旅游高校与旅游行业的联系、合作不紧密，合作缺乏长期性和经常性，造成学不致用的局面。理论和实践脱节，这给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理论与专业的结合增加了难度。“学不致用”成为相当一部分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面对市场就业时面临的最大困难。[2] 学科理论体系不够完善，与相关专业的联系也不够紧密。这就造成我国目前培养的大多数旅游人才出现了知识体系简单，而较单一的局面，综合能力较差。 三、国外高等旅游教育体系的现状 1.几个实例 西方发达国家开展旅游高等教育的历史较长，已形成比较成熟的旅游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在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上显得较为自由和宽松，基本上能按照市场需求来培养人才，美国的旅游高等教育就充分地反映了这种特点。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美国大学在旅游、游憩、体闲研究方面的专业设置上，种类十分多样化，如表1所示。 在课程设置上，美国的旅游高等教育也比较自由，如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和德州大学( Texas)同样是旅游专业，两所学校的课程地各有特色，如表2所示。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的酒店餐馆管理学院(School of Hotel & Restaurant Management)久负盛名。该校每年向全球招收(主要为欧洲)酒店管理的研究生。核心要求有两条，一是须有5年以上的酒店工作经验，二是现在必须在大型酒店中工作、担任重要职务。学生不脱产，一年两次往返英伦该校集中学习。学习期间，不是满堂灌的上课，而是重点放在图书馆翻阅资料和学员间的讨论交流，由于学员来自世界各地，交流中相互大开眼界，触类旁通，取长补短，极富成效。在教学中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不死扣现成的专业教材。二是案例教学。三是毕业论文。 2.国际上旅游管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典型模式 一是以加拿大、美国为代表的CBE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以能力为基础，它的核心是从职业岗位的需要出发，确定能力目标。通过有代表性的企业专家组成的课程开发委员会，制定能力分解表(课程开发表)，以这些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内容，最后考核是否达到这些能力要求。 二是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TAFE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国家框架体系以下产业为推动力量的，政府、行业与学校相结合，以学生为中心进行灵活办学的、与中学和大学进行有效衔接的，相对独立的、多层次的综合性人才培养模式。 三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双轨制”人才培养模式。即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才的任务，按照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这样，学生能较熟练地掌握岗位所需的技术，毕业就能很快地顶岗工作，普遍受到企业的欢迎，曾被誉为德国经济振兴的“秘密武器”。 四是以能力为基础的CBET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关键是组织专家确定能力标准，成立国家资格委员会，建立一种以能力为本位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四、旅游发展新趋势与形势分析 1.旅游发展的新趋势 从欧美等旅游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走过的历程分析，可以大体上预测我国未来几十年的旅游发展趋势。专业教育是为明天的旅游管理培养人才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改革目标必须具有超前性。旅游管理当前总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首先，发展旅游的指导思想逐渐转向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实现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旅游管理的知识体系日益复杂化，综合化。再次，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化、多元化。此外，策略和手段更加科学化、现代化。 2.相关形势分析 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是改革我国旅游管理及其教育体系的重要动力和依据，真正影响旅游发展的是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的转变。我国目前正处于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期，特别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巨大的变革必将同时带来旅游行业的深刻变革。 “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终生学习”“学习化社会”“全球化”“创新素质教育”等一系列新理念的提出，为旅游管理教育改革的思路拓展了很好的素材。当今的社会形势下，学校教育的职能将发生很大的改变，学校传授的知识从数量和时效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职业的需要。如今，高等教育在西方被称为职业“初始教育”(Initial Education)的开始，也是“学习化社会”的基本内涵。在这种背景下，知识传授在学校教学过程中已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而应偏向于对学生的指导，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和习惯，加强技能和素质训练，培养创新意识和职业精神。 五、新形势下我国旅游管理专业教育体系改革的创新点 1.尽快完善学科理论体系，处理好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旅游管理学科历史较短，又是依托于多学科发展起来的，加之知识构成日益综合化、多元化，使得其学科特点越来越模糊。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明晰其庞大知识群的硬核所在，只有抓住这一本源的东西，以此为基础，营建特色鲜明的学科理论体系，提高其科学性，确定其独立的职业地位和独立的学科地位，才能维护和提高其专业竞争力，巩固其专业地位，使核心的课程加以确认，这样，专业的设置就可以围绕它，根据社会变化及时、稳妥地做出调整，毕业生也就有了多元化、个性化的就业市场，从长远看，专业才会更具后续竞争力。 2.积极调整专业教育结构，使其从宏观到微观更趋于合理 层次结构上，大力发展研究生和职业技术教育;地区结构上，根据我国区域经济与旅游发展的现状进行合理调配，进一步完善从专业重点大学到地方院校的区域合理布局，针对当前形势，应重点加强我国西部地区的专业教育;形式结构上，进一步强化非学历教育、职业再教育、决策层的培训以及普及型教育等。 3.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应与国际旅游业发展相接轨 目前，国际旅游的重心开始东移，亚太地区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地区，将产生世界旅游的“亚太世纪”，这一总体变化，形成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机。与此同时，在国内，旅游业支持国家对外开放，带动局部区域和城市起飞，影响国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联产业，“其地位日渐显著”。在这种国际国内的双重背景与机遇下，我国国际旅游业发展必然对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首先，要树立大旅游人才培养观念。旅游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旅游人才的规划、培养、使用与管理各个方面。它不仅需要造就一大批知识面广、勇于进取、开拓的高水平经营管理人员，还需要一大批训练有素、服务意识很强的服务人员，并且还应有良好的人才使用与管理机制，使旅游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其次，我国旅游人才培养必须学习旅游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旅游业是一个国际性产业，要达到国际水准，必须建立一支熟练掌握现代管理技巧和操作技能，适合国际化大生产，政治业务素质高的队伍，对于起步较晚的我国旅游业来说，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旅游管理人才培养必须超前，要广泛借鉴别国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 第三，旅游人才培养要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现代旅游业是1978年后开始的，至今只有二十几年历史，对这点也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旅游管理人才培养在广泛学习别国经验的同时，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国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旅游管理人才培养道路[4]。 4.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毕业生与职业需求之间的接轨 真正做到人才培养的“厚基础、宽口径、多元化”。要走多渠道培养人才的道路。我国旅游管理人才由于整体素质不高，需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方面的长期努力才能使其逐步提高水平。旅游管理人才培养不仅要注重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培训，还要注重整体文化素质，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旅游教育与培训除重视正规旅游院校的人才培养外，也要重视大量成人教育、职业再教育等业余教育方式，在这方面应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 参考文献： [1] 刘继红.面对21世纪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初探[J].北京高等教育，1999(2). [2] 马勇，唐娟.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质量保证体系研究[J].旅游学刊—旅游人才与教育教学特刊，2003. [3] 罗明春，钟永德，袁建琼.论特色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J].求索，2004(12). [4] 田里.论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J].云南高教研究，1997(2). 旅游管理类硕士毕业论文篇2 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管理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以及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我国的社区生态旅游也正逐步发展起来，市场规模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同时也带来了很高的经济效益。本文主要从社区生态旅游的含义、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采取科学的管理模式这三个方面对本课题进行阐述。希望给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社区参与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它把生态保护与发展旅游以及社区参与有机地统一起来。但是在社区发展生态旅游或多或少会损失社区居民使用当地资源的权利，如果处理不合理则有可能引起与当地居民的冲突。因此，社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既要关注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关注社区的和谐发展。探析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社区生态旅游的含义 所谓社区生态旅游，就是指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生态旅游。它是生态旅游的一种高级模式，也是一种更加人文化的生态旅游。是以充分展现当地的人文、自然特色为目的，在重视对自然环境和当地风俗、文化的保护和开发的基础上，并且要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旅游。它所强调的是社区在生态旅游中的主导地位。这样的生态旅游活动中，社区和居民是开发的主体，也是旅游发展的主要收益者。因此，对于社区生态旅游的管理非常重要，它对社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新的形势下，缺乏人文精神 社区生态旅游的管理缺乏人文精神以及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游客与居民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很多地方在未开发社区旅游之前，居民的生活往往是以传统的经济、社区活动为主，而在旅游业蓬勃发展之后，居民由于利益的吸引纷纷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但是却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一般以文化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于旅游景区而言，人文往往是社区旅游的重要标志，因此人文精神的缺乏是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管理的力度十分有限 就目前而言，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是以政府管理或者旅游企业管理为主，而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生态旅游的主体，在旅游规划、决策中往往没有多少决策权，可见社区居民参与生态管理的力度十分有限。同时，这极易引起与社区居民的矛盾，不利于其稳定的发展。因此未来的发展中，如何让社区居民也参与到生态旅游管理中，是亟待解决的最主要问题之一。 (三)存在诸多运作的弊端 旅游业本就是一个投资大、回收期较长的产业，要其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等效益综合起来考量[1]。但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一些企业或着个人受短期利益的驱使，往往违背了社区生态旅游本身的理念，只关注经济效益，这非常不利于社区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就时下而言，很多地方宰客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笔者相信，这样下去是会影响景区的长期发展的。 三、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管理的要素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很多，但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认为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要素包括：①自然资源的利用(土地、水、能源);②保护生态系统以及动植物的多样性;③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固体、液体废弃物和大气排放);④重视当地文化的完整，要避免给当地文化带来负面影响;⑤保护自然、人文遗产;⑥使用当地的技术和产品;⑦处理旅游开发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件;⑧社区与政府、企业之间的合作。 四、科学管理社区生态旅游的方法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是社区生态旅游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关键，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建立完善、科学以及多元化的补偿机制。比如，把门票以及其他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反馈给当地居民，政府作出努力保障居民的利益等。同时也可以鼓励居民直接从事生产经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好的经济收益。笔者就曾去过这样的景区，景区内部随处可见居民在社区内为游客提供餐饮和住宿，通常价格合理公道，既体现了人文关怀也体现了当地的特色，这样的景区人们愿意前往。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与企业联手，给居民提供一些贷款来开发旅游项目，当然项目的开发要运用当地的产品和技术。 (二)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旅游的管理当中 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生态旅游的主体，是绝对有权利参与到社区旅游的管理当中的。笔者为了切实保障居民参与决策的权利，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在景区旅游发展的方向、方式上充分听取居民的意见，听他们对于开发旅游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把他们的要求都综合考虑起来;其次为了保证居民的知情权，可在社区建立一个交流平台，来通知一 些重大事宜或者相关制度等等。最后，对于在景区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居民与游客的矛盾，居民与企业的矛盾，要建立完善的协调机构，定期与居民进行沟通，虚心听取居民合理的诉求，并及时解决。 (三)加强社区居民的旅游知识 一般开发社区生态旅游的地方，都是老人孩子多，青壮年劳动力很多都在外面 工作，而这些居民由于自身 文化水平有限，对于旅游知识比较匮乏。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定期对居民进行旅游知识的培训，使居民对旅游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还可以对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导游服务等技能进行培训，当游客进入到某栋老宅子后，居民能详细为游客讲解房子的历史。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社区生态旅游 管理还是存在一定的不和谐因素，这对于生态旅游的可持续 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长此以往，会影响很多地方的 经济的发展。因此，解决相关问题刻不容缓。我们要加强对社区生态旅游的探索，切实地提出一些可行的措施，为社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也等于为一些旅游城市的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藏傳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傳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傳佛教，与漢傳佛教、南傳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傳佛教是以大乘佛教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與顯教傳承。雖然藏傳佛教中並沒有小乘佛教傳承，但是說一切有部及經量部對藏傳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遠的影響。 藏传佛教始于松赞干布时期，自寂護論師傳入大乘佛教及隨瑜伽行自續派，莲花生大师来到西藏，制服了外道（苯教），逐渐建立了密教的基礎，此一时期称为前弘期。此后经过朗达玛灭佛的波折，佛教经过灭佛运动的破坏后重新振兴，并逐渐形成了宁玛、噶举、噶当、萨迦、格鲁、觉囊等各派的传承，此一时期称为后弘期。在宗喀巴大師創格魯派，成為藏傳佛教的主流後，在西藏出现了政教合一的特殊局面。近现代，藏传佛教逐渐流传到世界各地。 中國藏傳佛教開始於西元七世紀中葉。當時西藏的松贊干布藏王，在他的兩個妻子，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爾毗俱底公主（藏名尺尊或赤尊公主）共同的影響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學習梵文和佛經，回來後創造了藏語文字並開始翻譯了一些佛經，到了八世紀中葉藏王赤松德贊迎請寂護大師及弟子蓮花戒入藏，逐漸奠定藏傳佛教的基礎，但此時仍有許多人反對。後寂護大師返印，敦請蓮華生大士由印度入藏，傳入密宗，折服了原來盛行的苯教，佛教於是得到了弘揚。 寂護與蓮華生大士入藏之後，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度僧出家，成立僧伽，並請譯師從梵文翻譯大批佛典，同時也從漢文翻譯一些佛經，據現存的登嘎爾目錄（布敦認為是赤松德贊王府所編），當時譯出的大小顯密經律論有738種（內從漢文轉譯的32種），故當時佛教流傳是很興盛的。蓮華生大師另一個重要的貢獻，是他吸取了許多西藏傳有的傳統與信仰的元素，加入印度佛教之中，使得佛教信仰得與在西藏生根，建立了獨特的藏傳佛教風格。 當時唐朝禪師摩訶衍(Mahayana)，藏文稱其為「和尚」(Hva-san)或「大乘和尚」(Mahāyāna Hva-san)入藏宏揚禪宗，後與蓮花戒辯論失敗，赤松德贊下令不得再修頓門法[1]。因為西藏王室刻意壓抑漢傳佛教的影響力，使得漢傳佛教無法進入西藏。但是在西藏固有的大圓滿、大手印傳承中，仍然可以看出它受到漢傳佛教影響的痕跡。 在九世紀中葉，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壞，即朗達瑪滅佛，曾有一段時間（公元842－978年）佛教沉寂了。後來由西康地區再度傳入，藏傳佛教又得復甦。在朗達瑪滅佛後，因經典散失，開始有人發掘編輯舊有保留的佛經，稱為伏藏，根據前弘期舊譯經典及伏藏所建立的教派稱為寧瑪派，又稱舊派。而在朗達瑪滅佛之後，重新由印度取回重譯的經典，稱新譯。西藏史上稱朗達瑪滅法之前為前弘期，之後由大譯師仁欽桑波重興的佛教為後弘期。此後印度的佛教學者，特別是遭遇變亂時期的那爛陀寺、超岩寺等的學者，(印度比哈爾邦省的佛教各大寺廟在1203年被入侵軍全部毀壞)，很多人前往西藏取經，傳譯事業因而興盛，著名的譯師有馬爾巴等人。 十一世紀時有孟加拉佛教大師阿底峽尊者入藏（1042年），又大弘佛法，重建僧伽，傳播中觀應成派大義，同時藏族比丘仁欽桑波（寶賢）等翻譯了很多的經論。 印度傳入西藏的佛學，主要的稱五大部，就是『因明』，『戒律』，『俱舍』，『中觀』，『現觀莊嚴論』。藏文大藏經（包括《甘珠爾》和《丹珠爾》）近六千部中絕大多數是直接由梵文翻譯的，少數是從漢文轉譯的，因此，印度後期佛教的論著豐富保存在藏文大藏經裏，尤其是因明、聲明、醫方明等論著數量龐大，這些譯著都非常重要。 喇嘛教傳播的另一高潮是在明神宗時代，俺答汗與索南嘉措在青海仰華寺見面殿下在蒙古傳播的種子，蒙古源流說，俺答汗的從孫切盡皇台吉是第一位信仰喇嘛教的皇族，到十七世紀中幾乎所有蒙古人已信仰喇嘛教
其实那个你学好了都行，这两种职业的人，普通水平的太笑清散多，缺就缺在高级人才上！建议你学市场营销，学它了你还可以在校考旅游专业的东西，而且和旅游专碰氏业得到的证书一样！我也是学经济的，应该比你大，我是学正指会计电算化的！
第1种：大理——白族服饰的故乡 我是白族！听妈妈说白族姑娘头上带的头饰有也有“风花雪月”不过具体是怎么个说法不太清楚不过一说到大理就可想到，上关的风，下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我的家乡很美有机会你可亲自去看看！白族：聚居于点苍山下、 洱海之滨的白族人民，在生活习俗和服饰等方面，一直保持着本民族鲜明的传统特点。白族男女普遍崇尚白色，以白色衣服为重。大理地区的白族男子喜缠白色或蓝色包头，多穿白色对襟上衣，外套黑领褂，下身穿宽桶裤，系拖须裤带，有的还喜佩带绣有美丽图案的挂包。其他一些地区的白族男子，则又喜欢头戴瓜皮帽，穿大襟短上衣，外套羊皮领褂或数件皮质和绸质的领褂，谓之“三滴水”。显得敦厚英俊，洒脱大方。享有“金花”美誉的白族妇女的服饰，更是色泽鲜美，绚丽多彩。大理一带的妇女多穿白上衣、红坎肩或是浅蓝色上衣配丝绒黑坎肩，右衽结纽处挂“三须”、“五须”的银饰，腰间系有绣花飘带，上面多用黑软线绣上蝴蝶、蜜蜂等图案，下着蓝色宽裤，脚穿绣花的“白节鞋”。手上多半戴纽丝银镯、戒指。已婚妇女梳发髻，未婚少女则垂辫或盘辫于顶，有的则用红头绳缠绕着发辫下的花头巾，露出侧边飘动的雪白缨穗，点染出白族少女头饰和发型所特有的风韵。剑川一带的年轻女子则又喜戴小帽或“鱼尾帽”。洱源西山及保山地区的白族妇女，常束发于顶，上插银管，再以黑布包头，穿右襟圆领长衣，系绣花腰带，衣袖和裤脚喜镶绣各色宽窄不同的花边，有的还喜束护腿，显得十分匀称协调和俊俏美观。总之，各地白族的服饰虽呈现出某些地区性的差异，但色彩明快、映衬协调、挑绣精美、古雅端庄等，则又是共有的特征。白族服饰因聚居地不同而略有差异，但所体现出的总体特征是：用色大胆，浅色为主，深色相衬，对比强烈，明快而又协调；挑绣精美，一般都有镶边花饰，装饰繁而不杂。将其地域特点与白族服饰特色联系考察大致可寻出这样的变化趋势：白族服装越往南显得越艳丽饰繁，越往北越见素雅饰简；就山区与坝区比较，山区白族穿着较艳，坝区白族相对较素。白族妇女的衣饰堪称造型与色彩调配的艺术杰作。青年女性的衣饰，主要有头帕、上衣、领褂、围、长裤几个部分。上衣多用白色、嫩黄、湖蓝或浅绿色，外套黑色或红色领褂，右衽结钮处挂“三须”、“五须”银饰，腰系绣花或深色短围腰，下着蓝色或白色长裤，或上下一体，色调一致，或衣、褂、裤、围腰各为一色，于多色块对比中求和谐。有的以嫩黄色上衣，配同样颜色的长裤，点缀大红丝绒的领褂，有的以湖蓝色或绿色上衣，配上黑色丝绒领褂，再以镶深色边、缀深色带的浅色围腰抬色，明快之中显素朴，秀艳之中见端庄，醒目大方，毫无细碎之感。白族妇女的头饰比较华丽，往往与其上身穿着相映成趣。不同地区的白族妇女所戴头饰有不同特点。大理的妇女皆戴头帕，未婚者编独辫盘于顶，辫上多缠红白绒线，左侧垂有红白绒线流苏；已婚者多挽发髻，用腊大理市白族姑娘绣花服饰。大理市白族中年妇女蜡染镶边服饰。染或扎染花布为头帕。洱海东部地区妇女爱梳“凤点头”的发式，用丝网罩住，或绾上簪子，用绣花巾或黑布包头；剑川的青年女子则喜戴小帽或布满玉兔银泡的“鼓钉帽”、“鱼属帽”之类；鹤庆一带的白族妇女所戴帽子像个大圆盘，形状别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各地妇女都爱佩戴耳坠，戴手钧镯。“要得俏，一身孝”。尚白的白族，以白色作为服饰的基色(大理)。白族男子一般穿白衫、长裤、裹腿、草鞋、外罩黑领褂，或皮质或绸缎，质料考究，俗称“三滴水”，腰系兜肚，下著黑色或蓝色长裤。剑川县白族服饰。白族服饰既是适应于白族人生产劳动、生活文化以及气候特点的产物，又是秀丽的湖光山色潜移默化地对白族人审美观念陶冶的结果，具有独特的风格。在服饰方面，白族男女都崇尚白色，以白色衣服为尊贵。大理一带的男子多穿白色对襟衣，外套黑领褂；海东(洱海东部地区)男子则外套鹿皮领褂，或数件皮质、绸缎领褂，俗称“三滴水”，腰系鹿皮或绣花兜肚，下著蓝色或黑色长裤。女子服饰则各地不同。大理地区多穿白上衣、红坎肩，或是浅蓝色上衣、外套黑丝绒领褂，右掖结纽处接“三须”、“五须”银饰，腰系绣花短围腰，下着蓝色宽裤，足穿绣花“百节鞋”。未婚妇女编独辫盘于顶，已婚者改为挽昌。海东则梳“凤点头”的发式，用丝网罩佐，或缩以管子，均用绣花巾或黑布包头。剑川未婚女子则戴小帽或布满玉兔银泡的“鼓钉帽”或“鱼尾帽”。大人小孩均喜报羊皮。约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内地城镇妇女，多有缠足者。后来，随着社会风气的进化，已逐步废弃。解放后，白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不断提高，民族服装也向着更有利于生产，更美观大方的方面发展。 我相信，我们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我们的祖国会更加繁荣！
我国少数民族服饰资源的旅游价值及开发.. 曲玉镜摘.. .. 要: 从游客需求角度分析, 我国少数民族服饰资源具有观赏、购物、体验、文化传播等多方面的价值。对此类资源的开发, 应因地制宜, 保护为先, 突出典型, 适度开发。关键词: 少数民族服饰资源; 旅游价值中图分类号: J523,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840X ( 2006) 03- 0051- 05 .. .. 我国少数民族服饰资源纷繁复杂, 多姿多彩, 作为民俗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蕴含着相对独立而又独特的旅游价值, 颇具开发潜质。一、我国少数民族服饰.. .. 资源的旅游价值.. .. .. 从游客需求角度分析, 我国少数民族服饰资源的旅游价值主要体现在旅游活动六大环节(行、食、宿、游、购、娱)的后三大环节中, 可见它指向游客需求的核心部分。其功能和价值具体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构景要素, 满足游客视、听享受我国少数民族服饰资源具有极强的民俗地域特征, 是民俗旅游景观极其重要的构景要素。它们总是以由色彩、面料、纹饰和款型以及音响诸元素组合而成的整体效果予游客以不同层次的协和之美, 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首先, 与各自民族体貌特征的协和。如傣族妇女的服饰, 色彩艳丽, 面料柔滑, 短衣修裙, 加之玲珑的耳饰, 衬托着她们纤细丰盈的体态、姣好纯净的面容, 恰到好处。而大多数少数民族妇女都以丰满而又苗条的身材为美, 因此服饰也便自然担当起强化这种审美观念的角色。贵州织金县的白族妇女将蜡染百褶花裙缠于胯部, 而非腰间, 行走时十几层厚的花裙随胯部的运动, 有节奏地摆来摆去, 很是美丽动人, 给人一种重叠、变化、跳跃之美。其次, 与各自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协和。这也就是地理环境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着服饰的实用性决定着服饰的风格。由于藏北高寒, 昼夜温差大, 因此, 藏袍结构肥大, 夜间和衣而卧可以当被, 袍袖宽畅, 臂膀伸缩白如, 白天阳光充足, 气温上升, 便可很方便地脱出一个臂膀, 既能调节体温, 又能.. 51.. 艺术广角 很轻松地从事各种劳作。进而演化出脱下一袖的着装方式, 构成藏族服饰豪放、洒脱的经典风格。再次, 与周围景色的协和。电影! 玛的十七岁.中, 哈尼族少女玛身着以黑色为主色调的服饰, 不仅与其紧致、黝黑而光洁的肌肤、雪白的牙齿融合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美, 而且与哈尼人巧夺天工、美轮美奂的梯田十分匹配, 成为天作之合。黑(服饰)与银白(有镜面效果的水田梯田)的色彩组合, 动(人)与静(景色)的互衬, 一切都那么天衣无缝。上述三个层面的协和, 如由一点(身着得体服饰的人)层层推开的涟漪, 使游客会在不经意间观赏到景观之美, 陶醉于其中。这时如果耳朵再敏感些, 各种不同质地饰品所发出的乐音就会在耳畔袅袅升起, 简直美不胜收。(二)旅游购品, 满足游客旅游购物需求把少数民族服饰作为旅游购品的动机和行为源于种种不同的需求, 收藏留作纪念或馈赠传递友情是两种最常见的需求。对于时尚人士或艺术工作者来说, 买下来, 带回去, 穿在身上, 与各种时装来一个冲击, 以彰显个性和独特的审美眼光, 又不容易# 撞衫., 的确是一种又实用又富于创意的做法。由审美走向实用是我国少数民族服饰资源值得注意的一种旅游价值。这种出于实用考虑而购买少数民族服饰的行为, 有其比较现实的服饰审美文化基础。审美价值是服饰追求的基本功能之一。从远古人类服饰的产生到现代服饰的发展变化, 始终离不开人类欣赏美、追求美、创造美的心理驱动。当代服饰审美文化的突出特征是个性化、多元化, 我国少数民族服饰一向以鲜明的色彩、精美的工艺、各异的样式和独特的风韵著称于世, 恰好与现代人的审美口味相吻合。如今, 许多少数民族服饰已经跨越地域, 融入现代社会。如傣族妇女窄小上衣和修长筒裙相配的服饰风格, 在发达都市风靡一时。而基诺族姑娘的鸡心型胸兜, 至今仍为时尚女性所青睐。(三)参与体验, 满足游客求奇求趣心理虽然少数民族服饰同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一样, 具有时代性、变异性, 但它的继承性和稳定性终会使其拥有独特、鲜明的地域色彩, 对于游客来说, 无论面料、色彩、款型, 还是纹饰符号、加工工艺等, 尤其是后者, 莫不新奇有趣。因此, 若能亲身一试, 参与制作过程, 经过纺、织、染、做一番忙碌后, 带着自己的产品离开目的地, 一定会让他们乐此不疲。这种经历不但能增添其旅游乐趣, 而且会沉潜在他们的审美记忆中, 构成长久的审美回味和审美心境。这将有助于深化旅游活动, 提高旅游的社会文化效应。(四)文化吸纳, 满足游客多元旅游需求游客旅游活动的目的是多重的, 在共同的观赏价值之下, 少数民族服饰还蕴涵着多元深层价值。如艺术采风, 音乐、美术工作者可以从花样繁多的少数民族服饰中汲取素材, 获得灵感; 从事工艺美术创作的人员可从少数民族服饰的色彩、面料质感、纹饰和款型等要素那里受到启发, 制作各种工艺品; 而时装设计师则可直接抽取少数民族服饰的元素符号, 在现代设计理念统摄下, 加以融合, 设计出适合不同人群的四季霓裳。从民俗文化看, 我国少数民族服饰记述了不同民族的历史, 承载着不同民族的文化, 传授着不同民族的劳动技能, 必然成为民族史、风俗史、宗教史、服饰史、美学史和社会史等方面研究者必须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此外, 希望从少数民族服饰审美中获得悦心悦意、悦情悦志等高层次审美感受的作家、文化人等也会从审美的角度对我国少数民族服饰资源提出需求。显然, 少数民族服饰资源还拥有多项文化传播功能。二、我国少数民族服饰资源.. .. 旅游开发的原则.. .. .. .. .. 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的载体, 渗透了特定.. 52.. 民族艺术研究 民族人们的心理情感、观念意识、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价值取向等, 在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 形成了它们各自鲜明的特色, 积淀了各民族的历史、习俗、宗教等丰富的文化内涵, 因此与现代都市服饰的个性化特征有所不同, 在生成上具有时空双重制约。因此, 保护、传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 满足游客的现实需要, 理应作为制定旅游开发原则的前提性认识。我国少数民族服饰资源的旅游开发应有基本的原则: (一)因地制宜原则现有我国少数民族服饰资源禀赋条件差别很大。这是因为, 决定它们实际状貌形成和发展的因素中, 除了自然地理、生产生活方式和民俗宗教信仰等具有缓慢迁移特征外, 其他如社会意识、审美情趣和社会功能等影响因素, 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较快变化。如过去的少数民族服饰多以自纺自织的棉麻布和动物的毛皮为主, 而现在多穿棉布、绸缎、呢绒、化纤制成的服装。土布几乎已退出少数民族服饰面料的领地, 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而毛皮面料的消失则是受近年环保和保护野生动物等现代意识影响的结果。在过去, 物质生活极其贫乏, 容易形成服饰夸富的审美心理, 因而, 服饰总是以粗大贵重或厚重繁多为美, 如今, 崇尚简洁实用的现代审美情趣正在使少数民族的服饰风格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此外, 体现在服饰面料、色彩和款式、纹饰和配饰等方面的等级和地位差异也早已消失, 服饰不再作为等级高低、身份贵贱、地位尊卑的标识。上述变化所带来的一个客观结果就是我国少数民族服饰资源保有量和品质上的千差万别。因此, 在进行旅游开发时, 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原则, 一方面, 在民族服饰资源禀赋条件好的少数民族区域, 选择一些特色鲜明、品种多、品质高的类型进行重点开发。对于已被当地社会所淘汰、近于绝迹的类型不要勉强做起死回生的工作。另一方面, 在民族服饰资源禀赋条件相对较差的少数民族区域, 是否进行开发以及开发的深广程度, 更要审慎处理, 不但要看市场需求的有无, 而且更要从自身的经济实力出发, 量入为出。(二)保护性原则作为民俗旅游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国少数民族服饰资源的根本价值在于它的原汁原味, 或者说上述四个方面的价值都是建立在原汁原味基础之上的。因此, 在开发过程中, 必须尊重资源自身所固有的特征, 保证不变形不走样, 不做迎合时尚的拔高工作; 而对于来自资源内在的自然变化也必须予以尊重, 不硬性阻止。如, 彝族历来有崇火、崇虎的观念, 这种观念反映在服饰上, 便产生了火焰纹样和虎头图案。在彝族文化中, 这两种符号所代表的神性意识是不可更易的, 是该民族服饰的#魂., 因此, 决不可随意变换。总之, 把我国少数民族服饰资源看作既独具特色又动态变化的物质精神现象, 洞悉其稳定态的质, 追踪其微妙变化的量, 只有这样, 才能合理有效地开发资源。(三)适度性原则所谓适度性原则就是在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上要保持恰当的分寸, 在深度上, 要深入研究、准确把握我国少数民族服饰资源的文化意蕴和审美追求, 这是进入实际开发阶段前必须要做的前期工作,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由文化误读所导致的种种实际操作错误。我国少数民族服饰所拥有的绚丽悦目的色彩和特色鲜明的图案、纹饰, 许多都是以他们所观照的大自然和所信奉的宗教意象为范本, 与他们的文化审美心理息息相关, 而非简单的纯视觉选择。如土家族妇女的#绣苏. (即花袖衫)最突出的特点是用红黄绿蓝黑五色彩布或绸缎缝制花袖, 据说早期花袖是用七道花边缝制, 后演化为五色。传说这种服饰是土族先民受彩虹的启示后精心设计而成的。因此, 只有触摸到#穿彩虹花袖衫的民族.的土族文化的根脉, 才不会使对该民族服饰资源的开发流于浅薄。.. 53.. 艺术广角 在广度上, 品种和项目的选择宜#少而精., 实施范围宜#小而专., 切不可一哄而上, 遍地开花。尤其要充分考虑资源的区域和类型组合问题。可在渔猎采集型、草原畜牧型和农田耕作型三大经济文化类型的少数民族区域中分别选取若干典型进行开发。三、我国少数民族服饰.. .. 资源旅游开发设想.. .. 同别的资源开发一样, 对少数民族服饰资源进行旅游开发, 其目的也是为了发挥和实现它们的旅游价值, 出发点和目标都指向旅游市场。而旅游价值和旅游市场需求之间往往存在着基本一致的对应关系。(一) 保护性开发特色鲜明的我国少数民族区域景观, 在自然、本真状态中, 展示我国少数民族服饰的迷人风采。严格说来, 目前, 把少数民族服饰作为一种旅游资源来开发, 尚处于起步阶段。这只要我们考察、分析一下我国少数民族区域景观的旅游开发、利用和经营状况, 就不难发现这个问题。少数民族区域景观应是风景和风情有机交融的地域空间综合体, 但许多少数民族区域景观# 情. #景. 分离现象十分严重: 游客只见#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却未必能一睹身着蒙古族袍子的同胞。而在风景中一旦缺失了与之相协调的人的身影, 风情也就无从谈起。缺少了自然性, 民族风情在有意无意之间被直接商品化了: 化为歌舞, 化为各种投游客所好的习俗表演(更有甚者, 穿此一民族衣服, 跳彼一民族舞蹈)。显然, 在如此风情展示中, 我国的少数民族服饰虽有登台亮相的机会, 但却未能实现其应有的旅游价值: 或作为歌舞表演的舞台装, 而屈居附庸的位置; 或被淹没于习俗演示的动作行为中, 也同样被忽视。耐人寻味的是, 在某些被用于旅游开发的少数民族区域, 少数民族同胞们已在自发地利用着他们的服饰资源, 他们装扮起来, 与游客合影。但却启发了我们的思路: 我们是否能够营造一个自然的民族风情实景, 以显示其服饰的价值? (二) 有组织地、选择性开发民族韵味浓厚、市场前景看好的少数民族服饰商品, 合理实现少数民族服饰的商品化。许多外来游客都希望购买几件少数民族服饰商品或工艺品, 这从旅游地常年人头攒动的少数民族服饰店铺、街肆的情景中就可见一斑。但往往是看的多, 买的少。这不能怪游客太挑剔, 实在是粗制滥造过多, 既无艺术美感, 又难以体现民族文化的内涵, 缺乏应有的物质(穿着)、精神(珍藏或馈赠) 价值。究其原因, 是因为包括服饰在内的民族工艺品的制作工艺正面临着蜕化、失传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 旅游地的政府和各级主管部门对少数民族服饰的加工、制作应加强引导管理, 组织开发。因此, 只有站在保护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和实现少数民族服饰资源的市场价值的高度, 把#留住手艺. 和商业开发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彻底摆脱目前的这种供需困境。在有条件的地方, 各级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 帮助、支持擅长少数民族服饰加工、制作工艺的民间人士创建规模适当的传统作坊, 吸纳有志于本民族服饰传承的青年人, 有组织地、选择性开发民族韵味浓厚、市场前景看好的少数民族服饰商品, 合理实现少数民族服饰的商品化。可采纳厂店一体的经营模式, 把生产出来的产品直接投放市场销售, 并开展租赁业务, 把它们作为道具租借给外来游客, 供他们扮演某种临时角色时使用, 增添其旅游的乐趣。这样做对旅游地具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作用, 一方面增加了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传承、弘扬了本民族服饰文化。(三) 设立以满足外来游客亲手操作需.. 54.. 民族艺术研究 要的少数民族服饰生产场所, 传授技术, 传播文化。旅游体验是一种综合性的体验, 在这种体验过程中旅游者可以在观赏风景中获得审美愉悦, 可以在与人交往中品味多彩人生, 可以在积极模仿他种角色的过程中发现和发展自我, 也可以在旅游消费过程中享受世俗之乐。[1 ] ( P133) 尝试参与制作少数民族服饰, 既是模仿过程又是消费过程, 具有获得感官享受和满足高级需要的双重功能, 它以技术的习练和模仿为起点、形式, 以文化的理解和感悟为目标、内容, 对旅游主客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场所可以单独设立, 也可以于正规作坊中开辟一角, 以达到人才、技术共享的目的。该场所在外观造型、内外空间处理和装饰陈设等方面应充分体现民族特色, 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 若能得到老艺人的亲传亲授, 一定会增强游客旅游体验的乐趣。(四) 发挥导游信息传输中介功能, 在各种不同场景和情境中, 适时传输关于少数民族服饰的各方面知识, 在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中, 使游客各取所需, 从中受益。在以旅游观赏为主的环节, 以审美信息的传递为主, 调动游客的各种审美感官, 引导他们步入旅游审美的情境中去。从色彩、面料、纹饰和款型等形式美因素的说明, 到整体形式美特征的阐发, 再到民族- 地域特色、宗教- 习俗特色和民族审美情趣等深层文化内涵之美的揭示, 以满足游客不同层次、不同侧面旅游审美的需要。在以旅游体验为主的环节, 以相关实用信息的传输为主, 告知游客具体服饰的年龄、性别和其他各方面的社会特征, 讲述必要的有关服饰的历史沿革、发展趋势, 以及加工厂工艺、穿着技巧等, 以满足游客求知、求实的需要。总之, 我国少数民族服饰资源的旅游价值独具, 开发潜力很大, 市场前景也比较广阔, 同时, 研究和开发工作也任重道远。当务之急是要认真分析评估其旅游价值, 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原则, 探索具体现实的开发途径。(责任编辑.. 魏.. 云) 参考文献: [ 1] 谢彦君. 基础旅游学[M ].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1999. [ 作者简介: 曲玉镜, 女, 渤海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锦州.. 121013] .. 55.. 艺术广角
彝族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在云南红河州就是彝族的聚居地，红河州即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在云南南部，以蒙自为州府。在红河州有一个地方叫石屏，石屏有一个异龙湖，湖上种满了荷花，当夏季来临，荷花盛开，人们会到那去赏荷，品尝石屏荷花宴，在船上做此生意的农家就会唱歌，以欢迎人们的到来，渐渐形成风俗，当地一些作曲家就把农家唱的歌编制，就形成了海菜腔。它里面夹杂了当地的地方语言。
[彝族的风俗习惯]彝族的风俗习惯彝族服饰，各地不尽相同，彝族的风俗习惯。凉山、黔西一带，男子通常穿黑色窄袖右斜襟上衣和多褶宽裤脚长裤，有的地区穿小裤脚长裤，并在头前部正中蓄小绺长发头帕，右方扎一钳形结。妇女较多地保留民族特点，通常头上缠包头，有围腰和腰带;一些地方的妇女有穿长裙的习惯。男女外出时身披擦尔瓦。首饰有耳坠、手镯、戒指、领排花等，多用金银及玉石做成。彝族服饰种类繁多，色彩纷呈，是彝族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的具体体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彝族人民，创造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服饰习俗，在彝族物质民俗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彝族服饰民俗的地域、支系表现，可将彝族服饰划分为凉山、乌蒙山、红河、滇东南、滇西、楚雄六种类型，各种类型又可分为若干式样。这里介绍其中几种。 广西那坡、云南麻栗坡部分彝族还保留着贯斗方袍的古老款式，这款服装仅在节日或举行仪式时妇女穿用。本型衣装多以白、蓝、黑为底色，多饰动植物花纹和几何图案。工艺有刺绣、镶补、蜡染等多种技法。分路南、弥勒、文西三式。 总体而言，彝族服饰具有以下4个特点：(1)反映了黑之尊、黄之美的审美观;(2)反映了彝族“顾头”的生活习惯和荣誉意识;(3)男子服饰多体现其英勇善战的气概;(4)服饰图案纹样体现了彝族对自然的理解和崇敬。彝族生活中的主要食物，大部分地区是玉米，次为荞麦、大米、土豆、小麦和燕麦等。肉食主要有牛肉、猪肉、羊肉、鸡肉等，喜欢切成大块大块(拳头大小)煮食，汉族称之为“砣砣肉”。大、小凉山及大部分彝族禁食狗肉，不食马肉及蛙蛇之类的肉。彝族喜食酸、辣，嗜酒，有以酒待客的礼节。酒为解决各类纠纷，结交朋友、婚丧嫁娶等各种场合中必不可少之物。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与玛雅文明相媲美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历法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闻名世界的玛雅文化其精髓之一便是历法。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通行农历。但在我国的彝族，至今还保留着一种鲜为人知的古老的历法--彝族十月太阳历。据推测，此种历法源渊于远古伏羲，大约有上万年的历史。它把中国的文明史追溯到埃及、印度、巴比伦三个文明古国之前。风俗习惯指个人或集体的传统风尚、礼节、习性。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风俗由于一种历 史形成的，它对社会成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风俗是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相辅部分。主要包括民族风俗、节日习俗、传统礼仪等等。风俗习惯 (fēng sú xí guàn)解释：个人或集体的传统风尚、礼节、习性。出处：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示例：1.我们到一个地方就要尊重当地的～。2.由“成丁礼”到“冠礼”断发文身或凿齿拔牙、以及血缘复九、父仇不共戴天、女子结婚不落夫家等等，都是由氏族公社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黄现璠《试论百越和百濮的异同》)编辑本段基本意义风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风俗的多样性，是以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 ”;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之不同，称之为“俗”，作文素材《彝族的风俗习惯》。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恰当地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某些当时流行的时尚、习俗、久而久之的变迁，原有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所谓“移风易俗”正是这一含义。风俗由于一种历 史形成的，它对社会成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风俗是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相辅部分。编辑本段民族风俗藏族藏族主要分布在西藏，其余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藏族人多信喇嘛教。敬献“哈达”是藏族对客人最普遍、最隆重的礼节，献的哈达越长越宽，表示的礼节也越隆重。对尊者、长辈，献哈达的时候要双手举过头，身体略向前倾，把哈达捧到座藏族风情前。对平辈，只要把哈达送到对方手里或手腕上就行;对晚辈或下属，就系在他们脖子上。如果不鞠躬或用单手送，都是不礼貌的。接受哈达的人最好做和献哈达的人一样的姿势，并表示谢意。藏民在见面打招呼时，点头吐舌表示亲切问候，受礼者应微笑点头为礼。有客人来拜访，藏民们等候在帐外目迎贵客光临。藏民们见到长者或尊敬的客人，要脱帽躬身4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