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知道发帖 我们坐下来 谈谈不是很好吗
《红楼梦》的爱情悲剧我感觉这个比较好写，而且材料也多。不管多少字的论文都可以搞定。想当初，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差点选这个，不过后来换成了当代文学方向，所以拿了个高分；但如果你的要求只是过关，那这个选题比较好。
学术论文应供给新的科技信息，其内容应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不是重复、仿照、抄袭前人的作业。上届用过的要吗。
呵呵，我刚花了几元钱下载好的，给你一起分享吧论 《西游记》的谐趣美[摘 要]：诙谐有趣是人们对 《西游记》众口一致的评价，也是 《西游记》诞生四百年来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说文本的诙谐有趣，分别体现在性格塑造、内部矛盾冲突、市井生活描写和以俗为美的趣尚四个方面。[关键词]：《西游记》；谐趣；猪八戒；市井生活；以俗为美一 、性格塑造的谐趣关于 “谐趣”，朱光潜先生以为它是【“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而且认为，“尽善尽美的人物不能为谐的对象，穷凶极恶也不能为谐的对象。引起谐趣的大半介乎二者之间，多少有些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绝”】，【最普通的是容貌的丑拙”】，【照此标准去衡量，猪八戒形象的塑造可谓深得作者之心】。若从大局和整体考查，猪八戒则是一个毛病不少本质较好的可资教育的对象。在唐僧诸徒中，猪八戒的性格是最为丰富复杂的。他既有突出的优点，又有明显的缺陷。整个性格充满着矛盾，而由这种矛盾又每每引发出强烈的喜剧效果。首先，小说中的猪八戒吃苦实干，却又贪食贪睡。猪八戒在整个取经过程中是吃了苦、出了力的，特别是许多脏活累活都要由他去做，比如挑行李，背死尸，埋人头等。在荆棘岭开山，在稀柿衙拱路，都突出表现了他的吃苦耐劳。其实他的这种吃苦耐劳，早在高老庄就开始了。入赘高家后，“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连老丈人也不得不承认：“一进门时，倒也勤谨：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来，其实也好。”但是，他贪食贪睡的毛病也着实让人吃惊。吃相贪馋，食物不论好坏软硬，一概狼吞虎咽，不嚼不品，常常是食“而不知其味”。在五庄观偷吃人参果就是如此。人饭量特别大，老丈人就曾嫌他食肠甚大而要悔婚，说他 “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间点心，也得百十个烧饼才够”。他贪食好吃，常常是闻吃而动。第六十八回写悟空让他上街去买油盐酱醋等调味品来做菜用，他推托说自己相貌丑陋 “恐惹下祸来”，偷懒不肯去。悟空就对他说街上有大烧饼、大馍馍、好汤饭、好蔬菜，有糖糕、点心、油食、蜜食等无数好吃的东西，我去买些请你，如何?猪八戒一听这话，口内流涎，喉咙咽唾，跳起来就跟悟空上街了。他贪睡成性，睡觉不择地方，青石板上、荆棘山中、乱草堆里，都可以入眠。让他去化斋，则瞌睡连天；叫他巡山去，则倒在路边呼呼睡起觉来，一睡就是大半天；夜间睡觉，连师父唐僧叫他，他也会恼火发脾气，借此对唐僧调侃打趣。猪八戒的性格实在是最富有谐趣美的一种。二、喜剧来自内部唐僧是取经队伍的最高领导，他下面有三徒。作为一个部门的行政长官，唐僧实在名不符实，他除了长着一副标致的人形和能记住一套菩萨教的紧箍咒外，其他不甚了了，悟空、八戒对唐僧的役使常有埋怨之声，师徒之间时常发出不和谐的声音。首先看猪八戒对无能领导唐僧的调侃。小说第三十七回写乌鸡国王鬼魂夜拜唐三藏，三藏惊醒后连声叫道：”徒弟!徒弟 !”八戒醒来道：”什么土地土地?当时我做好汉，专一吃人度日，受用腥膻，其实快活，偏你出家，教我们保护你跑路!原说只做和尚，如今拿做奴才，日间挑包袱牵马，夜间提尿瓶捂脚!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作甚?”若对唐僧这支取经队伍的队形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孙悟空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标准的马前卒形象，虽说有鞍马劳顿之苦，却也占尽了风光。沙和尚忠诚可靠，时刻与领导共进退，日子相对轻松，其位置居中。而猪八戒的营生则要烦累得多，他既要负责殿后，又要承担巡山、化斋、降妖的任务，夜间还要提瓶务脚，充当贴身丫鬟。无怪他整天牢骚满腹，当然，他也深得师父疼爱，打猴哥的小报告也时常奏效。再如小说第四十八回，写妖怪作法致使众人落水，唐僧是俗夫凡胎，不能和别人相提并论，当有淹死的危险。而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临凡，他当年掌管天河八万水兵大众，沙和尚是流沙河内出身，白马本是西海龙孙，故此能知水性。当八戒、沙僧在水里捞着行囊，放在白马身上驮了，分开水路，涌浪翻波，负水而出”时，孙悟空急切地询问师父的下落，猪八戒打趣道：”师父姓陈，名到底了，如今没处找寻，且上岸再作去处。”大圣在空中指引，须臾回转东崖，晒刷了马匹，僻掠了衣裳，大圣云头按落，一同到于陈家庄上。早有人报与二老说四个取经的老爷，如今只剩了三个来也。庄人询问三藏老爷的下落，八戒再次打趣道：”不叫做三藏了，改名叫做陈到底也。”所谓“陈到底”，实乃 “沉到底”也。既改名，又变姓，猪八戒的玩笑动作有点过大。作为大师兄，孙悟空按理说不应该为长不尊，而应当处处为师弟作榜样，上尽忠，下尽责。但是，由于来自猴类，孙悟空天生就有多动症状，顽皮机警好名坐大，一副为老不尊的顽童姿态，比之于金庸笔下的周伯通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在受业恩师菩提祖师和不男不女的观音菩萨面前，孙悟空能暂时的正襟危坐，其余皆插科打诨，少有完全的尊重，即使唐僧亦不例外。小说第三十八回就有一段关于孙悟空不知长幼、漠视尊卑的描写：……将近有一更时分，行者心中有事，急睡不着。他一毂辘爬起来，到唐僧床前叫：”师父。”此时长老还未睡哩，他晓得行者会失惊打怪的，推睡不应。行者摸着他的光头，乱摇道：”师父怎睡着了?”唐僧怒道：”这个顽皮!这早晚还不睡，吆喝什么?”头乃六阳之首，它高高在上，是真正的尊贵之所在，孙悟空胆敢在此抚摩摇晃，与其说猴性发作的身不由己，倒不如说是作者故作戏谑的有意处理。类似猪八戒式的打趣也时常发生在身为大师兄的孙悟空的口中，如小说第四十回这样写道：三藏闻言，也似信不信的，只得攀鞍在马，顺路奔山前进。正行时，只听得叫“救人!”长老大惊道：“徒弟呀，这半山中，是那里什么人叫?”行者上前道：“师父只管走路，莫缠什么人轿骡轿，明轿睡轿。这所在，就有轿，也没个人抬你。”唐僧道：“不是扛抬之轿，乃是叫唤之叫。”行者笑道：“我晓得，莫管闲事，且走路。”(第40回)唐僧虽有佛家普度众生的心肠，无奈肉眼凡胎，失察于人妖之辨，西天路上因此而陷入妖魔之手者多多，给孙悟空降妖除魔制造许多麻烦。所以每当师父要大发善心救人的时候，孙悟空便借机转移话题，以避免不必要的节外生枝而耽误精力和时间。比起徒弟们的偶尔打趣来，唐僧则表现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官僚和严厉，他经常因为自己凡夫俗子的短视而对徒弟们进行劈头盖脸的训斥和刁难，有时更是以“紧箍咒”对忠心耿耿的孙悟空施以严惩。比如骂八戒是 “馕糟的夯货”，孙悟空则是“泼猢”，用粗言恶语去责骂徒弟几乎成了唐僧的家常便饭和生活习惯，明显地带有封建时代师徒间的严重不平等色彩。也正是这种取经队伍的不和谐，使小说处处透出一种让人捧腹的情趣。《西游记》中的故事情节主要是在孙悟空与妖魔之间展开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西行旅途中的丰富生活又不止这一方面。事实上，在八十一难的很多回合中，吴承恩并不是仅仅写孙悟空与妖魔的对抗，而常常描写在旅途生活中行者与八戒的调侃戏谑，产生一些喜剧性的冲突，这种描写有时甚至占了相当长的篇幅。众所周知，孙悟空机智、好斗，性格玩世不恭，好揶揄，善戏谑。猪八戒又最世俗，呆头呆脑，却又经常耍小心眼，口馋，偷懒，好色，好说谎，又标榜自己最老实。他们之间的打趣调笑，打破了旅途的寂寞和枯燥，使漫漫西天长路生出种种读者并不陌生的生活情趣。加以唐僧对猪八戒的有意偏袒，又增加了情节的趣味性，往往造成这样一种结果：猪八戒在外面是被作弄的对象，回到师父面前再大告师兄的罪状，借唐僧的“紧箍咒”反攻倒算。小说中第四十九回的描写即是如此。孙悟空的神奇本领自有其挥洒的特定空间，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唯独在水中就大打折扣，并非海陆空全方位驰骋横行。猪八戒恰巧抓住这少有的机会，利用自己执掌天篷元帅时练就的水中本领，对平时经常欺侮自己的孙悟空进行报复，把行者掼在水中。岂不知聪明的孙悟空早有防备，假身故意被摔出，“真身变作一个猪虱子，紧紧的贴在他耳朵里”，借助八戒的猪耳朵安然无恙地返回。原想作弄别人的人却被人家作弄了一回，最后落得跪地求饶、磕头赔礼，小说细致地写出了猪八戒从计划时的欣喜到掼跌孙悟空的惬意和阴谋落空后懊丧的心理过程。既知如此，何必当初?猪八戒的悟性就是这样不长进。三、市井生活的浓缩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市民阶层虽然晚出，但它一旦形成便具有明显的特点。它不像农民的生活那样，由于依附于土地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一般的市民往往都要从事一些贩运和买卖，有时甚至长年累月在江湖上奔波，这就不仅增加了生活的不安定性，而且也不免要承担一些风险。作为一部面向市民的白话小说，《西游记》势必融入市民所熟悉的生活内容，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市井生活情趣，“买卖”、“生意”几乎成了孙悟空的口头禅。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孙悟空的“好名”。就题材而言，《西游记》当属神魔一类，但从其主人公孙悟空的身上则可以看出明代中期尚未发育成熟的商业社会的痕迹。由于商业活动的繁荣，市民阶层空前壮大，传统的价值观被重新审视，孔子“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已经不能“与时俱进”，丧失了它千年以来的金科玉律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商业活动中对“利”的攫取和古代知识分子心目中“功名情结”的魂牵梦萦。作为一个更多来自市民阶层的艺术形象，孙悟空身上几乎没有任何趋利的表现，而好“名”的思想追求却特别的明显而执著。第一次大闹天宫后，就是因为嫌 “弼马温”官小名卑而反下天庭。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获得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齐天大圣”名号。蟠桃会上，因排不上座次未见自己的大名而进行了第二次大闹天宫的表演。西天路上，孙悟空的“好名”追求伴随始终，直到故事的结束。由于生性高贵，孙悟空时时表现出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言必称 “老孙”，在妖怪面前更是大长自己的辈分，直呼“你孙外公”，或者称别人 “老儿”、“儿子”、“孙子”。即使与妖精斗法，亦从不弄虚作假，只巧取而不豪夺，时常担心“坏了老孙的名头”。孙悟空是一个性格顽强的“美猴王”，浑身充满昂扬进取的精神，绝无刘备式的懦弱流泪。即使因为斗争的需要也不甘心委曲求全，偶尔有那么一次的“坐小”就倍感痛苦万分。《西游记》中描写孙悟空的大哭场面十分罕见，大闹天宫中仅出现过为数不多的两次。取经路上也有两次大哭的描写，一是小说第七十七回“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写唐僧误以为被狮驼岭的妖怪分吃后曾大哭不止，而这次痛哭流涕却不是出于对师父的牵挂，恰恰因为自己的名声受辱，即使为了形势的需要而一时采取的低姿态也感到痛苦万分。上面这段心理活动描写形象地揭示了孙悟空“好名”的思想性格，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孙悟空是一个大英雄，但算不上一个大丈夫。《西游记》中类似这种通过心理描写去揭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手段运用并不是太多，作者更多的方面是让人物自己现身说法，通过孙悟空多次自诩式的“自报家门”来反复加深其好“名”性格的展示。据统计，小说中写孙悟空自诩式的“自报家门”当在十次以上，现试举两例证之。在小说第十七回“孙行者大闹黑风山，观世音收伏熊罴怪”中，孙悟空不仅经常自诩其上天入地的英雄本领和出生以来的辉煌战果，有时偶尔还对自己的金箍棒进行夸饰，自诩其武器的神奇，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先从精神上打败对手。再如小说第七十五回的描写。与前文自诩其大闹三界和西天路上降妖伏魔的英雄壮举不同，本段夸饰则主要炫耀其兵器之神。孙悟空先从金箍棒的质料说起，依次介绍了金箍棒的铸造经过、神奇功能以及他运用此棒上斗天兵神勇、下除妖孽贼寇的赫赫功勋。正所谓：“邪魔汤着赴幽冥，肉化红尘骨化面。处处妖精棒下亡，论万成千无打算。上方击坏斗牛宫，下方压损森罗殿。天将曾将九曜追，地府打伤催命判。”四、以俗为美的趣尚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雅文化与俗文化既并行发展，又相互渗透、相互冲突和依存，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雅与俗这对美学范畴是随着音乐的兴起而产生的。《诗经》的时代，文史哲混沌，歌舞乐一体，艺术的发展始终与雅俗的对立和发展紧密关联。十五国风，即是当时新兴的俗乐，又是俗文学的的基本样式，它与王畿土地上的雅乐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里的所谓 “乐”，其实可以完全借指文学或文化)。由于俗乐、俗文学对宫廷雅乐和雅文学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所以它一经行世便受到正统卫道之士的竭力排斥。孔子对郑声深恶痛绝，在《论语》中，他一再呼吁：“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在孔子看来，俗乐与俗文学有悖“礼”的规范，应当加以坚决抵制和扼杀。《萄子•乐论》也认为：“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礼记•乐记》更是对当时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民间音乐和文学大加贬斥：“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直到宋代的朱熹还对此耿耿于怀，认为“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尽管统治者极力标榜雅乐，贬斥俗乐，但由于扎根在民间的“郑卫之音”具有全新的品貌和旺盛的生命力，故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对宫廷雅乐和雅文学构成严重威胁。早在春秋时期，俗乐就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冲开皇宫的大门，使庄严神圣的君王陶醉其中。据《乐记•魏文侯》载，魏文侯曾对子夏坦率道出自己聆听古乐(雅乐)和新乐(俗乐)的不同感受：“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由此可见，俗乐具有多么令人迷狂的艺术魅力。从中国艺术的重要部门古典文学的发展来看，雅俗之争虽然贯穿始终，但其中颇有起伏。中唐以前，文人士大夫的“尚雅”心态明显而强烈，“雅正”这一审美范畴，在文学史上拥有广阔的领地，是封建文人普遍追求的审美趣味。“安史之乱”的爆发和连续八年的兵火，使得貌似强大的唐帝国轰然坍塌，给汲汲进取的士子带来严重的戕害，也给 “雅文学”如登峰造极的唐诗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大诗人韩愈仰望李白、杜甫两座高山，深感创作的艰难，在浪漫、写实两路之外，独创 “险怪”一派，并提出了“以俗为美”乃至“以丑为美”的主张，在创作理论上高擎起俗文学的大旗，虽然还一时无法撼动“尊诗右文”传统观念，但对其后唐传奇的出现无疑起到了警醒的作用。词本是典型的俗文学，但一入文人之手，便又“雅”了起来。宋代以后，词学家习惯于将词分成雅词与俗词两大类。雅词内容无邪，语言典雅，意趣高远，风格中正和平；而俗词多写情爱，语词尘下，风格软媚靡曼，从而失去了雅正之致，故为人所病诟。受雅正美学观的影响，正统文人多指摘《子夜歌》，诋毁《竹枝词》。尽管如此，他们也无法遏制俗文学对雅文学的冲击和浸润，更对俗文学地盘的扩充和势力的壮大无可奈何。直接受到帝王卿相压制的柳永词，正是缘其“俗”，才不胫而走，家喻户晓，以至形成“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奇特景观。其后，作为俗文学典型代表的元曲和明代小说，虽然不被卫道者所重视，但由于其本身的强大的生命力，而最终却能成为一代文艺样式的代表，取得了与诗、词、文争胜的显赫地位。仅就明代长篇白话小说创作而言，它不仅在形式上代表着俗文学的新生，更在题材和内容方面体现着俗文学的价值和魅力。以俗为美的平民文化特征也是《西游记》的审美特征之一。(一)偷盗与行：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偷盗行几乎贯穿全部小说，可以说他从蟠桃会上兜率宫中一直偷到了朱紫国和平顶山，偷迹踏遍了天宫人间和西天佛土。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就以善偷显名，此后更是变本加厉，把与偷巧妙结合，西天路上屡试身手，结果常常大获而归。经火焰山，取了芭蕉扇；在五庄观，偷吃人参果；遇金角大仙和银角大仙，又连偷带，弄走了他们的五件宝贝。孙悟空偷盗技术高明，尽人皆知，声名远播。师弟猪八戒索性就对人夸口说他师兄是个 “开锁的积年”。在别人的心目中，孙悟空则早已是一个积年的惯偷了。东方朔在帝君处与孙悟空相遇，就直以“老贼”相唤：“老贼，你来这里怎的?我师父没有仙丹让你偷吃。”这里提起小说前七回中孙悟空 “大闹天宫”时偷吃仙丹的往事，太上老君自然记忆犹新，所以他“见行者来时，即吩咐看丹的童儿：“要看仔细，偷丹的贼又来也。”’而当孙悟空求借“九转还魂丹”时，他虽心中不愿，却也无可奈何。由此可见孙悟空的偷盗手段之高，不仅远近闻名，而且令人生畏。连玉帝也要礼让三分的太上老君也不敢不送他一丸仙丹，以求息事宁人。如果说孙悟空是以“偷”闻名的话，那么天宫的神祗和西天的佛徒则更擅长哄。“大闹天宫”时，太白金星曾给玉帝出主意：“就叫他做个齐天大圣，只是加他个空衔有官无禄便了。”于是太白金星当面哄孙悟空：“玉帝传旨到，‘凡授官衔，皆由卑而尊，为何嫌小?’……是老汉为大王冒罪奏闻，免兴师旅，请大王授策。玉帝准奏，因此来请。”玉皇大帝也当面哄孙悟空说：“悟空过来，今宣你做个‘齐天大圣’，官品极矣，但切不可胡为。”这时候的孙悟空尚未具备火眼金睛的神通，便胡里胡涂地欣然接受了。聪明的孙悟空尚且能被人哄，蠢笨的猪八戒上当则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西天取经大功告成时，猪八戒仅仅被封了个等外之列的“净坛使者”，八戒口中嚷道：“他们都成佛，如何把我做个净坛使者?”如来佛于是哄道：“因汝口壮身慵。盖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诸佛事，教汝净坛。乃是个受用的品级。如何不好?”贪吃的八戒自然不再说什么了。(二)“尿”描写：如果说偷盗和哄属于道德审丑的话，那么把猴子和马的小便引入作品就可以视之为艺术上的审丑了。参观过动物园的人们都知道，猴儿们的领地一个“醒鼻”的标志就是熏人的腥臊气味。《西游记》的作者在仔细观察猴子生活的基础上，又借鉴了狗类到处留尿的习惯，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大闹天宫一节中，独出心裁地设计了猴子留尿“到此一游”的恶作剧式情节，和高高在上的佛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给貌似庄严的神佛投以反讽，既宣泄了作者心中的不满，又给观众带来了会心的笑意。有人说，“无赖猴头在神圣佛祖掌上撒尿，这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最具有喜剧色彩最有民众性的一个细节，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伟大成功”，“这个评价应当说是较为正确的。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猴尿”的描写，还分别在小说第45回和69回写了 “马尿”和“猪尿”。车迟国王佞道排佛，孙悟空领着两位师弟大闹三清殿，不仅偷吃了供品，把那三清教主一起请下供台．丢进“五谷轮回之所”，还顺势撇下三缸 “圣水”，留给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品尝。小说第69回写孙悟空给朱紫国王医病，以大黄、巴豆、锅灰为原料，再借用小白龙的马尿，终于制成了专治朱紫国王的特效药 “乌金丹”．彻底解决了国王的消化不良之症。这三次用 “尿”，不仅品种齐全，猴、猪、马、人四位一起上阵，而且各尽其妙。第一次写尿，是调侃佛祖。第二次是针对明世宗佞道的嘲讽，又使人联想起天宫中专门为玉皇大帝炼丹延寿的太上老君。第三次则把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人间的君王。参考文献：[1]朱光替．诗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2]参见余世谦著．《西游记作者对我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老庵．经典丛书 •西游故事[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王维：唐朝山水田园诗人，被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李白、杜甫等代表性的大家们最好分析，材料也多，但难出新意，毕竟已经被分析滥了。建议还是剑出偏门好。
“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这是南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对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评价。在群星璀璨的北宋词坛上，柳永应是耀眼的明星之一。或许在那个年代，柳永的词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当然，其水准远远高于流行歌曲。只是作为柳词流传广度的一个比喻。在不胜枚举的柳词中，《雨霖铃》是流传最广的佳作之一。后人有“晓风残月柳三变，滴粉揉酥左与言”的谑语。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少年时到汴京应试，由于擅长词曲，熟悉了许多歌妓，并替她们填词作曲，表现了一种浪子作风。当时有人在仁宗面前举荐他，仁宗只批了四个字说：“且去填词”。柳永在受了打击之后，别无出路，就只好以开玩笑的态度，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在汴京、苏州、杭州等都市过着一种流浪生活。由于失意无聊，流连坊曲，在乐工和歌妓们的鼓舞之下，这位精通音律的词人，才创作出大量适合歌唱的新乐府（慢词），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词写离别之情。词人离开汴京，与恋人作别，在深深的离愁中融入自身遭遇的感慨，缠绵悱恻，凄婉动人。词的上片描写情侣临别之际的场面和情景。以寒蝉、黄昏、秋雨渲染送别的环境。“寒蝉”点明季节，直贯下片的“清秋节”；“长亭”二字以地点暗喻别情。“寒蝉凄切”声声入耳，长亭送晚，凄神伤怀。词人更以“骤雨初歇”来挽合情景，使这三句即景抒情深曲有致。原本兰州待发，离人即将远去，却因一场不期而至的秋雨延宕了分手时刻。这一延宕，把离愁别绪酝酿得更加深浓。因而，既已骤雨初歇，立即兰州催发，而接下四句，就能缠绵委婉地透露出离人复杂微妙地内心活动和越发难舍难分地情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送、别双方形象地刻画，高度集中、凝练，更加真挚、动人。可以想象，在纷乱无绪之时，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流露在泪眼目光里，否则就极其虚假了。“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则用点染地手法，以“念去去”点明此一去山高水长，人别离冷落凄清，以“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渲染离情。南行千里，烟波浩渺，楚天空阔，而行旅孤单，前路难卜，如此情景相融，自然遇合，正烘托出离人空虚、寂寞和茫然地心境。下片设想别后情景，伤别而适遇清秋，更增感伤。“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此一“愁”字既关景，更关情。“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三句景中含情，向来被视为最能代表柳永词风的名句。远行人无疑只能借酒浇愁，一旦酒醒无异愁醒。此时放眼四望，既不知身处何处，又形单影只，“晓风残月”时分的景象还特别凄清，更令人黯然魂消。可谓句句写景，句句动情，委婉曲折，含蕴不尽。接下四句转而言情，遥接“无绪”意脉，放笔直下。只一句“良辰好景虚设”特笔点醒，即由“今宵”推想“经年”，由“千里烟波”联想“千种风情”，由“无语凝噎”进而到“更与何人说”，层层推进，使上下片一气贯注，浑然一体。实乃状写离情的经典之作。
柳永常与乐工、***女相往来，因此直接受到民间词的影响，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大量创作慢词。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与慢词创作相对应，柳永还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他的词通俗流利，极富音乐性。这一切，都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为苏轼豪放词的出现作出了铺垫。
柳永常与乐工、***女相往来，因此直接受到民间词的影响，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大量创作慢词。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与慢词创作相对应，柳永还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他的词通俗流利，极富音乐性。这一切，都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为苏轼豪放词的出现作出了铺垫。
论柳永艳词及女性形象塑造
柳永：风尘女子的代言人
在整个唐宋词史上，柳永都是一个极引人注目的人。这不仅因为他的词在北宋时期达到了“有水井饮处皆能咏柳永词”的地步，而且还在于其词带有一种特殊的、有别于正统文人的世俗化的市民色彩。即变“雅”为“俗”，着意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市民的生活情调。而在其词中占据大多数的就是艳词，柳永正是以女性书写的方式，塑造了许多的女性形象，成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的最为称职的女性代言人。
柳永出生在一个封建仕宦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与其兄三接、三复均负文名，世称“柳氏三绝”。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庒，后改名永，字耆卿，福建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因排行第七，故也称柳七，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
从家世来看，柳永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早年受母亲的影响很大。柳永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在父权体制下的中国传统女性，出身书香门第。但嫁入柳氏之后，也不得不落入为一个父权为中心的家长制家庭中的女子。他的父亲长期北上治黄，柳永几乎是被他的母亲抚养长大的。母亲经常会写一些想念他父亲的词：“甫又重逢又别离，未知何日是归期？盼书长怨马行迟。脉脉相思传锦字，秋水瑟瑟寄征衣，一腔心事赖君知。他的母亲所具有的女性的文弱气和才赋气都毫无保留的遗传给了柳永。他的母亲代表着封建时代的女性，权力被无情地剥夺，处于社会的底层，这让小小的柳永在心里就感到了不平。因此当柳永处在和她们一样的地位时，他便能够以一个平等的视角来关照对方了。从这个角度看，柳永后来艳词中女性代言书写就不是无水之源啦。
柳永，正是由于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他不免养成追求仕宦的用世意志。但另一方面，他生性浪漫，有特别喜好音乐，精通音律，故“多游狭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1]而他这种生活的方式在那个封建伦理社会又岂能容忍，自然被视为有才无行浪子，而他的词也被视斥为淫mi之作。他的浪漫天性与其执着的用世意志就是一种矛盾，他却想要二者兼具完美，终究只能悲剧收场。然而也正是这种悲剧命运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也教会了他站在全面的人性的角度去关照社会与人生，将自己“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与歌妓们的遭遇结合在一起，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然而柳永并非是一开始就能够深入了解风尘女子的悲哀的.，年少时期的柳永在赴京赶考之时，正是处于一个歌舞升平时期。年少的他在这样的一个艳丽浮华的、风流散漫、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都市之中，他也是一个沉溺其中，并奉行及时行乐的人。这是他的词大多写明媚秀丽的山河和轻歌曼舞的歌女：
“世间尤物意中人。轻细好腰身。香帏睡起， 发妆酒酽， 红脸杏花春。”
“心娘自小能歌舞， 举意动容皆济楚。 ”
“酥娘一搦腰肢袅 ， 回雪萦尘皆尽妙。
这些女子仿佛就是毫无愁苦，只会轻歌曼舞，尽情享受的。这就反映了当时的柳永笔下的女性形象是没有思想和人格符号的，柳永对这些女子仅指停留在欣赏把玩的层面，正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啊！然而，他在第一次落榜后，写下的《鹤冲天》传入了皇帝耳中。没想到，及临放榜， 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 何要浮名！”认可柳永的“浅斟低唱”，并以此为借口剥夺了柳永的“浮名”，迫使柳永打出了 “奉旨填词”的旗号。这次来自最高权贵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突然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只能够在痛定思痛之后被迫接受命运的安排。从此，咽泪装欢，玩世不恭，沉醉于烟柳之地。
柳永虽然有着执着的用世意志，就像李白一样怀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但是他长期不第，滞留汴京，穷困潦倒。出于人生低谷的柳永抱着“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态，降低自己的身份，放下傲视权贵的“白衣卿相”的架子，以心换心，开始将笔伸向她们那个长久不被关注的世界“他长期生活在都市下，对社会底层妇女的境况比较地熟悉， 他同情她们，常以代言的方式表达她们的不幸。［2］他将她们的悲剧命运与自己的坎坷遭遇融为一体，道出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凉之感。或许就是这种比较狭隘的共命运心里情绪，放大了他与风尘女子的情感共鸣。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对秦观的“将生时之感打并入艳词”产生了影响。秦楼楚馆，歌女舞妓，柳永过着那种““依红偎翠”的生活。有了这种透彻的了解和体验之后他开始将笔端伸向下层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愁“万种千般， 把伊情份， 颠倒尽猜量。”他的创作一方面可以消解释闷，另一方面又可以维持生计。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女子地位低下，歌妓的地位更属低贱，没有独立的人格，更不会作为讴歌的对象把他们写进作品。柳永由于自己的身世之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她们，以其忧愁为忧愁，以其痛苦为痛苦，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的书写她们。
第一：他用满腔的热情描写了一群年轻美貌、心性温柔的歌妓形象。他笔下的歌妓，如花之妖烧，水之洁净，兰之芬芳。他常用美好的词汇来赞美她们。《玉女摇仙佩》中就塑造了这样一位美丽的女子：“取次梳装，寻常言语，有得几多姝丽？拟把名花比……争如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为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词中女子可谓美若天仙，楚楚动人。“占得人间，千娇百媚”，作者一见钟情，爱恋之心顿生。也正是在这个形象中，洋溢着柳永对那些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的爱，是一种高级、永恒的审美情感。
第二：赞美了风尘烟花女子的真挚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世人也许皆道风尘女子的水性杨花、朝三暮四，但在六次中他们确是痴情女子的化身，是执著地追求爱情与幸福的多情女子。如《望远行》云：“永日画阑，沉吟独倚，望远行，南陌春残悄归骑”希望以此来感悟对方，博得爱。还写出了女子不见君的思君幽怨，如《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限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构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拌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第三：代歌妓批判谴责男子的薄情寡义。在柳永的陛下也并非所有的女子都是温柔软弱的，也有有个性的大胆的、泼辣的女子。如《锦堂春》：“依前过了旧约，甚当初赚我，偷剪云鬟。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待伊要尤云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更敢无端？写出女子并非为求爱而委曲求全的个性。
第四：道出了烟花女想要洗心革面从新做人的愿望和心事。宋代**女严蕊在其《卜算子》词中所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既反映了身不由己的苦闷，又表达了她希望跳出火坑，赎身从良，重新获得自由的愿望。柳永的《迷仙引》：“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词反应了风尘女子对卖笑生活的厌恶和渴望得到“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的真正爱情生活愿望。
第五：柳永笔下的歌妓都是充满了聪明才智的。宋代歌女，不仅聪明美丽，能歌善舞，而且能作诗填词，甚至有的还能和柳永和词，如《惜春郎》“属和新词多俊格，敢共我勍敌。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这就肯定了她们的价值，并且真实的映了她们的面貌。
在宋词中，也有很多文人如欧阳修、晏殊的笔下也出现了许多的女子，但他们对女子的看法，是以自己为本位，站在一个欣赏者的角度，她们希望从她们的美丽、温柔、多情中得到享受，却没有平等的交流。或者是把情感生活看作是自己性情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生命。”［3］“但柳永不同， 他总是直接进入闺情之中， 体会或是承担那种种的喜乐哀怨， 从而用自己的心喊出闺阁的声音。”［4］有时他甚至亲自充当故事的主角， 将自己的情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总之，在我国古代词史上，柳永是第一个站在全面的角度上观察和了解烟花女子的，从她们身上发现了真善美，代她们抒写怀抱，做她们忠实的、称职的代言人。这就使得他的艳词充满了女性人格魅力，闪出点点的人性光辉！
参考文献：
[1]柳永著，高建中校.乐章集·例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谢桃坊 柳永词选评［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3]［4］过常宝 柳永的文化角色与生存悲剧 ［J］ 东方丛刊，2003(12)
柳永（约971-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北宋著名词人。出身于儒宦世家，工部侍郎柳宜少子，景佑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又世称柳屯田。柳永为人放荡不羁，仕途更为坎坷。时人将其举荐于仁宗，却只得四字批语：“且去填词”。仕途无涯，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流连于歌楼舞榭，沉迷于声色词曲，潦倒终身，竟由群妓合金而葬。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经历，以及他的博学多才，妙解音律，使这位“浅斟低唱”、“怪胆狂情”的浪子，成为致力于词作的“才子词人”。由于柳永对社会生活有相当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对都市生活、妓女和市民阶层相当熟悉。都市生活的繁华，妓女们的悲欢、愿望及男女恋情，自己的愤恨与颓放、离情别绪和羁旅行股的感受，都是其词的重要内容。此外，也有一些反映劳动者悲苦生活、咏物、咏史、游仙等作品。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他接受民间乐曲和民间词的影响，大量制作慢词，使慢词发展成熟、并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词的表现手法上，他以白描见长；长于铺叙，描写尽致；善于点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强烈；语言浅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词自成一格，广为流传。柳永在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有新的开拓，标志着宋词的重大变化，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词音律谐婉，平易轻约，更善情景之融。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言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足见其靡盛，而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倍加推崇：“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著有《乐章集》，其词中名篇有《雨霖铃》、《凤栖梧》、《八声甘州》、《望海潮》等。柳永生平散见张宗橚《词林纪事》和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等。生卒年不详，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世称柳屯田，因排行第七，亦称柳七。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许。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节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有《乐章集》。名篇欣赏：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岳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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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放荡不羁的一生，
柳永是宋代第一个专心致力于词、特别是慢词创作的作家。 柳永约生于987年 ，约卒于1053年。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进士，先后做过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推官，昌国州（今浙江定海 ）晓峰盐场监官，晚年为著作郎、太常博士，最后官至屯田员外郎。 柳永青少年时期随作官的父亲生活在京城汴京，当时的北宋，“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片升平景象，柳永精通音律，喜为词章，在奢靡淫荡的社会风气浸染下，他常常留连于歌楼伎馆之间，为乐工歌女们写作新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 ，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因为科举考试的屡屡失利，使他在失望之余更加不拘形迹，放浪形骸。他在落第后写的一首《鹤冲天》词里抒发了他的愤懑不平，同时，也表现了他狂放不羁的个性：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 ，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他说自己“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表现了对自己才华的自负、对仕途的鄙夷，当然，这只是他在当时情况下，作出的柳永式的反抗。 因为长期的出入烟花巷陌，茶馆酒楼，柳永跟歌妓乐工们有较多的来往，同情她们的不幸，理解她们的愿望，他跟歌妓们的关系，不完全是狎客跟妓女的关系，更多的则是以平等的态度相对待，所以他和他的词，都受到这些下层女子的欢迎。他也从市井文学中汲取了营养。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唱。”柳永词能达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程度，和歌妓们的传唱是分不开的。当然，柳永词中也不免有流于低级趣味的描写，这是柳永为宋代文人所指责、鄙夷的原因之一。 但柳永毕竟是出身在一个有儒学传统的家庭，儒家思想对他的浸染并不因仕途的失意而全然消失，他在景元年（1034）考中进士后，曾在定海晓峰盐场任盐官，亲眼目睹了盐民的悲惨生活，写下了长诗《煮海歌》，诗仿《毛诗》，作小序云：“悯亭户也”。亭户，盐民 。诗中有句云：“（煮海民）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 …虽作人形俱菜色，煮海之民何苦辛！”对盐民表示深厚的同情。他在余杭任上，“为人风雅不羁，而抚民清静，安于无事，百姓爱之”（《余杭县志》），可见柳永不失为一个正直、正派的官员。 柳永一生坎坷不遇，曾为寻找出路四处宦游、干谒，晚年虽曾出仕，但沉沦下僚，羁旅天涯，“道宦途踪迹，歌酒情怀，不似当年”（《透碧霄》），但他的词名却传扬天下，他对词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使得人们永远缅怀这位九百多年前的“才子词人”。有《乐章集》传世。柳永词的新变 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 市民情调的表现与俚俗语言的运用 铺叙与白描 羁旅行役之感与抒情的自我化 正如宋诗直到欧阳修等人登上诗坛才显示出独特的面目一样，宋词到柳永手中才发生重大的变化。 柳永（987？～1053？），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仁宗景佑元年（1034）进士。先后做过睦州团练推官、馀杭县令、晓峰盐场（在今浙江定海县）监和泗州判官等地方官。后官至屯田员外郎，世故称“柳屯田”。 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首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里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样辉煌的慢词篇章。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首先是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在其他文人词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而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的爱情的渴望。试比较：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水长阔知何处。（晏殊《鹊踏枝》）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柳永《定风波》） 这两首词都是写女主人公因爱人外出未归而忧愁苦闷。然而晏词含蓄，柳词坦率。柳永此词因直接表现世俗女子的生活愿望，与传统的礼教不相容，而受到宰相晏殊的责难。柳永另一首《锦堂春》（坠髻慵梳）所写的市民女子，更是对负约不归的郎君既埋怨，又数落，并且设想等他回来时该如何软硬兼施地惩治他，以使他今后，不敢再造次。这种泼辣爽直的性格，直抒其情的写法，正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 其次是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且看其《满江红》： 万恨千愁，将年少、衷肠牵系。残梦断、酒醒孤馆，夜长无味。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始终。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 添伤感，将何计。空只恁，厌厌地。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不会得都来些子事，甚恁底死难拚弃。待到头、终久问伊看，如何是。 词以女主人公自叙的口吻，诉说失恋的痛苦和难以割舍的思念。另一首《慢卷�r》（闲窗烛暗）写女主人公与情人分离后的追悔和对欢乐往事的追忆，也同样传神生动。这类表现普通女性心声的词作，配合着哀婉动人的新声曲调演唱，自然容易引起大众情感的共鸣，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 再次是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柳永长期流连坊曲，与歌妓交往频繁。他虽然有时也不免狎戏玩弄歌妓，但更多的是平等的身份和相知的态度对等她们，认为她们“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少年游》）；欣赏她们“丰肌清骨，容态尽天真”（《少年游》）的天然风韵；赞美她们“自小能歌舞”、“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的高超技艺；关心同情她们的不幸和痛苦；“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少年游》）也常常替她们表白独立自尊的人格和脱离娼籍的愿望：“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柳永这类词作，与晚唐五代以来的同类相比，不仅有内容风格的不同，更体现也一格观念的变化。而作为当时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歌妓，与市民的生活内容、消费方式密不可分，因而，柳永词真切地表现她们的命运，也非常贴近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欣赏趣味。不过其中也有些低级趣味的色情描写，这是他常常受到宋代文人指责的原因之一。 另外，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的汴京使他流连忘返；“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 （《瑞鹧鸪》）的苏州，也使他赞叹不已。他用彩笔一一描绘过当时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游乐情景。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这都市风情画，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而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 柳永在词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 “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 “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严有翼《艺苑雌黄》即说柳词“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 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小令由于篇幅短小，只适宜于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象征性的意象群来烘托、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绪。而慢词则可以尽情地铺叙衍展，故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如上举《定风波》、《满江红》词）；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试比较两篇名作：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欧阳修《踏沙行》）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雨霖铃》） 两首词都是写别情。欧阳修词用的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则柳永词则是用铺叙衍情法，整个送别的场景、过程，别前、别时、别后的环境氛围以及人物的动作、情态、心绪，都有细致的描绘和具体的刻画。欧词是借景言情，情由景生；柳词则是即事言情，情由事生，抒情中含有叙事情和隐约的情节性。这也是柳永大部分词作的共同特点。 同时，他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词的一般结构方式，是由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则扩展为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即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如《驻马听》（凤枕鸾帷）、《浪淘沙漫》（梦觉）和《慢卷�r》（闲窗烛暗）等。后来周邦彦和吴文英都借鉴了这种结构方式而加以发展变化。在空间结构方式上，柳永也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算得伊家，也应随分，烦恼心儿里”（《慢卷�r》）。 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忆帝京》： 薄衾小枕天气。乍觉别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 也拟待、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不加任何藻饰，却生动地刻画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过程。 柳记不仅创造和发展了词调、词法，并在词的审美趣味方面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变化，在题材取向上朝着自我化的方向发展。晚唐五代词，除韦庄、李煜后期词作以外，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柳永词则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早年进士考试落榜后写的《鹤冲天》，就预示了这一创作方向：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此词尽情地抒发了他名落孙山后的愤懑不平，也展现了他的叛逆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的个性。 柳永在几度进士考试失利后，为了生计，不得不到处宦游干谒，以期能谋取一官半职。南宋陈振孙所说柳永“尤工于羁旅行役”（《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正是基于他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的切身感受。由于“未名未禄”，必须去 “奔名竞利”，于是“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安公子》）。而长期在外宦游，又“因此伤行役。思念多媚多娇，咫尺千山隔。都为深情密爱，不忍轻离拆”（《六么令》）。但“利名牵役”，又不得不与佳人离别：“走舟车向此，人人奔名竞利。念荡子、终日驱驱，争觉乡关转迢递。”（《定风波》）《乐章集》中六十多首羁旅行役词，比较全面地展现出柳永一生中的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等复杂心态。稍后的苏轼即是沿着这种抒情自我化的方向而进一步开拓深化。 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说“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组）”；又说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皆在佳句”，“源流从柳氏来”（《碧鸡漫志》卷二）。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词更是一脉相承。秦观的雅词长调，其铺叙点染之法，也是从柳词变化而出，只是因吸取了小令的含蓄蕴藉而情韵更隽永深厚。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脱胎，近人夏敬观早已指出： “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犹如一水中分，分流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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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歌妓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女性。男性以狭邪的目光注视着她们，这些歌妓们只能活在这种目光之下，别无他法。柳永的歌妓词在词的内容上获得了新意，他使歌妓的生活呈现在我们眼前，同时也让我们有了机会，可以窥探到当时社会生活中女性的状况。关键词：柳永;歌妓词；歌妓 柳永是以善写歌妓词而著称，这类作品成就也最高。歌妓作为诗中的主角，在柳永笔下不再被称为“谢娘”、“谢女”，而开始有了自己的名字。薛瑞生曾对柳永《乐章集》中提到的歌妓姓名做过统计，有师师、秀香、瑶卿、安安、虫虫、香香、英英、冬冬、楚楚、宝宝、心娘、佳娘、酥娘等18个。正是柳永使她们从神秘中走出，在众人的眼中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物。 柳永的歌妓词总的来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是以歌妓本身为主体的，或赞美她们的美貌、才艺，或展现她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勾画出个性鲜明、生动逼真的歌妓形象，可统称为咏妓词。另一类是以词人自己为情感的主体表达词人对歌妓的思念、追忆，这一部分可统称为思妓词。暂且不议。 第一类中大量的作品停留在表面，描写的是歌妓们美丽的容貌、卓约的风姿。“身材儿，早是妖娆，算风措，实难描。”描绘的是身材；“一个肌肤浑似玉，更都来，占了千娇。”描绘的是肌肤;“天然俏，自来妍黠，最奇绝，是笑时，媚靥深深，百态千娇。”描绘的是姿态。再如《北宋词史》中所写：《柳腰轻》为咏题之作，整首诗围绕“英英妙舞腰肢软”写舞女的动人舞姿。《木兰花》一组词描绘了心娘、佳娘、酥娘、虫娘的舞姿歌喉，为她们的色艺惊艳而神魂荡漾。“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的秀香 、“妙舞腰肢软”的英 英 ，“一搦腰肢袅，回雪萦尘皆尽妙”的酥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服”的佳娘，一个个色艺兼佳，怎能不令男儿动心呢。 他集中笔墨大量描写了歌妓的色与艺，但也不乏代歌妓言情之作，替这些落入风尘的女子表达出内心的感受。《定风波》最为最著名的一首便是以歌女的口吻写成。描绘了歌女对恋人的思念之情，以及对爱情的追慕。在《昼夜月》中，她追求的不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只是想要两个人长相厮守，这与当时的闺中贤妇截然不同。《迷仙引》中，她追求的是能够找到一位知心人，和他携手到老，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对爱情的渴望，对与心爱之人共同经营一个家，也是平常人家的姑娘所期待的，只不过这些风尘女子看过了那么多人来来往往，经历了那么多的花言巧语，深知这些的难能可贵，也便对这些更加渴望。 柳永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无论如何落魄，终究不能完全的理解尊重这些歌妓。不得不说，柳永也不曾成为她们所期待的那个人。即便他替歌妓们发声，依旧没有摆脱那个年代那个地位的男性对待歌妓的“狭邪”态度。面对如此多的美人，他未曾伸出援手，即使他曾在《迷仙引》中写到过她们想要脱离“妓籍”的愿望，也没有真正的实行。在他的词中，女性只是男性泄欲、玩弄的对象，他浪迹江湖，处处留情，视歌妓为消愁解闷的玩物。他的词抒发的多是多情爱恋，《西江月》一词中师师香香安安，“四个打成一个”，三位照单全收，多情就是无情，事实上是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位投入真感情。结尾“奸字中心著我”尽显沾沾自喜之情。哪里来的真情可言？他也是一个薄情之人。翻开柳永的《乐章集》，着墨最多，他看得最重的歌妓应是虫娘：“虫娘举措皆温润。每到婆娑偏恃俊。”“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他也曾对她许下要相守一生的诺言：“眼前时、暂疏欢宴，盟言在、更莫忡忡。待作真个宅院，方信有初终”，“但愿我、虫虫心下，把人看待，长似初相识。况逢春色，便是有举场消息。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但是柳永真正中举后。却未能实践前约。 试想多多少少可以理解尊重歌妓们的柳永尚且如此，当年的那些文人士大夫们，又会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她们?这些歌妓也只是当时妇女的一个放大，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不知有多少普通人家的姑娘也经受着同样的痛苦。 【高中所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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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常与乐工、***女相往来，因此直接受到民间词的影响，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大量创作慢词。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与慢词创作相对应，柳永还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他的词通俗流利，极富音乐性。这一切，都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为苏轼豪放词的出现作出了铺垫。
柳永（约971-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北宋著名词人。出身于儒宦世家，工部侍郎柳宜少子，景佑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又世称柳屯田。柳永为人放荡不羁，仕途更为坎坷。时人将其举荐于仁宗，却只得四字批语：“且去填词”。仕途无涯，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流连于歌楼舞榭，沉迷于声色词曲，潦倒终身，竟由群妓合金而葬。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经历，以及他的博学多才，妙解音律，使这位“浅斟低唱”、“怪胆狂情”的浪子，成为致力于词作的“才子词人”。由于柳永对社会生活有相当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对都市生活、妓女和市民阶层相当熟悉。都市生活的繁华，妓女们的悲欢、愿望及男女恋情，自己的愤恨与颓放、离情别绪和羁旅行股的感受，都是其词的重要内容。此外，也有一些反映劳动者悲苦生活、咏物、咏史、游仙等作品。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他接受民间乐曲和民间词的影响，大量制作慢词，使慢词发展成熟、并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词的表现手法上，他以白描见长；长于铺叙，描写尽致；善于点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强烈；语言浅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词自成一格，广为流传。柳永在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有新的开拓，标志着宋词的重大变化，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词音律谐婉，平易轻约，更善情景之融。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言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足见其靡盛，而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倍加推崇：“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著有《乐章集》，其词中名篇有《雨霖铃》、《凤栖梧》、《八声甘州》、《望海潮》等。柳永生平散见张宗橚《词林纪事》和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等。生卒年不详，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世称柳屯田，因排行第七，亦称柳七。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许。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节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有《乐章集》。名篇欣赏：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岳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