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辛亥革命同以前的各次革命比起来，是更完全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发展。这次革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回忆辛亥革命的历史，继承和发扬这次革命的光荣传统，吸取它的宝贵的历史教训，在今天还是有重大意义的。”宋庆龄副主席也在序言中说：“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回顾过去，重温这段历史，使我们的心中对辛亥革命的英雄们充满了崇敬。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和学习革命前辈的英勇斗争精神，继续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信心百倍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文献中这样描述清末社会：当时“官乱于上，民变于下，海外党徒，长江会匪，东三省马贼，环伺而起”，革命党人认为能解决中国问题“舍革命而无由”。从繁华城镇到穷乡僻壤，民变“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其范围之广，频率之快，类别之多，为历史所罕见。帝国的新政已经陷入到重重危机之中。该书中，官僚立宪派之间的相互倾轧和两败俱伤；民间立宪派的热心呼吁和身体力行；慈禧太后作为最高统治者屡次表现出来的疲惫与无力……清末十年朝野百相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下层人民对新政的抵触并不能单单理解为抵触变革，更大的原因在于长期造成的官民隔膜、官民对立局面不能得到有效改观，朝野双方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随着新政的推行反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两者又缺乏对话机制，也没有基本的民权救济渠道，在情绪化的民意浪潮中，双方的割裂只能越来越大，立宪派官员们在设计改革方案时的谨小慎微，又反过来促使革命党人赢得了更多的信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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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
100132233 李孟扬
【摘要】本文从辛亥革命的深远影响谈起，通过实例分析了辛亥革命群众基础、政治基础、物质基
础和阶级基础。
从、由分析可得知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一场革命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能够得出辛亥革
命的爆发是必然的。
【关键词】辛亥革命必然性原因意义
辛亥革命是1911 年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民主革命运动。
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
这场变革摧毁了清 *** 的朽败统治，结束了绵延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
辛亥革命又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
使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可以说，辛亥革命是20 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
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为中国以后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1）而它的爆发，也是历史的必然。
其一，清廷的腐朽严苛的统治，制造了“ *** ”的局面。
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就是清 *** 对保路运动的镇压。
将本不属于铁路收回作抵押贷款严重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
1903 年12 月清 *** 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
川汉铁路的募集资金阶段，采用的是“官股”“商股”加上“民股”合资的方式，绝大多数四川的百姓都和川汉铁路息息相关，都是川汉铁路的“股东”。
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清 *** 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
不仅如此，清 *** 还对 *** 的保路同志会施以血腥的镇压，制造了“成都血案”，这彻底激起了川人的怒火。
而后为镇压保路运动，清廷调兵至四川，才为武昌起义创造了良机。
与此同期各地抗捐抗税斗争、收回利权等运动也频繁发生，使社会矛盾不断被激化，从而使辛亥革命有了群众基础。
其二，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改革的失败，使得必须有一场革命来推翻封建帝制。
从1906 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
1910 年1 月至1911 年初，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一连四次发动速开国会的 *** 运动。
1910 年9、10 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 *** ；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
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
可是，清 *** 虽然把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1911 年年立即召开国会，坚持拖到1913 年。
1911 年5 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意味着在关键时刻，皇族不愿释放权力。
改革时机，稍纵即逝。
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不顾浩大的四次请开国会运动，不能当机立断在1911 年开国会，是政治迟钝。
由此触发了辛亥革命，清廷自断性命。
其三，20 世纪初，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的较快发展，提供了民主革命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他们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和阶级基础。
而且，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诉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本身就代表了民族资本主义。
传统的封建统治者始终有着重农抑商情结，这本身就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加之鸦片战争以后，为了从中国攫取利益，帝国主义侵略者始终打压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
为求得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民族资本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给予了极大地支持。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 ，（2）当初求生存求发展的目的得以实现。
总而言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和阶级基础。
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曾强烈地激动和极大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辛亥革命,距今已经整整80 年了。
（3）80 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如果说中国的进步是历史必然，那么辛亥革命就是这历史必然性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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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诸雨民，曲青山，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纪念辛亥革命80 周年， *** 青海省委讲师团。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如果没有优秀文化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就不打自垮。辛亥革命离开现在已快100周年了。岁月更迭，历史远去。岁月可以改变沧海桑田，但是永远无法抹去历史在此间留下的烙印，那震耳发聩的枪声将永远定格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可以这样说，随着硝烟散去的那一刻起，人们就一直在探究这段历史以期从中吸取有益的借鉴。1911年的10月10日这一天，古城武昌城头的枪声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它敲响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覆灭的丧钟，引发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伟大变革。这枪炮声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光荣与骄傲，也不仅仅是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更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卓越贡献和光辉的业绩，这场革命所产生的伟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它所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也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它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意义，它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永载史册，彪炳千秋。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评价。《礼记》中有一句话，叫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正是这一信仰的坚定实践者。我觉得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主要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精神在中国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谁就会变成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都会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袁世凯的皇帝寿命只不过八十三天，张勋的复辟则更加短命，和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于试登这个宝座即可为证。辛亥革命是一次划时代的创新和改革。它所要革除的君主专制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制度，所要创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尽管困难重重，历尽艰险，但革命先驱者仍然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呕心沥血，努力发掘那些曾经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凝聚、团结、鼓舞、振奋亿万国人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心理素质的各种积极因素，以此来唤起“我同胞之国民”，共同救亡图强， 通过艰辛的奋斗终于达到革故鼎新的目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剥削压迫、贫困苦难的根源，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到了近代则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彻底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极端贫困和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前提。在民族危亡严重时刻的二十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提出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就开辟了几千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民斗争的新阶段。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敢闯、敢干、敢试，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具有爆发力、原创力，是一种宝贵的人文精神。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志士，是一群以近代知识分子和思想进步的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爱国进步群体，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怀着一心救国赤子情怀，投身到民主革命当中，发动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精神和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几道革命法令，如改用阳历，限期剪辫子，废除跪拜，禁止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刑讯，销毁刑具，颁布一些关于“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等，无一不带有移风易俗，革故鼎新，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用孙中山名义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国内各民族人民的民主权利，虽然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毫无疑义是带有革命和民主性的国家根本大法。它的公布，为人民的民主权利提供了法律的根据，大大有利于民主精神的发扬。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就是要牢记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教育和启迪，就是要继承革命先辈们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优秀品格。随着时代的发展，这股炽烈爱国精神日益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感召力量。今天，我们要完成祖的统一大业，仍然要高举这面大旗，把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需要以爱国主义为力量源泉。弘扬辛亥革命精神，就是要大力弘扬敢闯、敢干、敢试的创新精神，同时也要弘扬“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特别是为人民服务的广大干部，更要学习和借鉴这种精神。勇敢地与腐败势力做斗争，廉洁自身，以人为本，情为老百姓系，利为老百姓谋，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困，这样种精神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光耀千秋的精神财富。现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是跃出东方地平线的一轮绚丽的红日，这轮红日是注定要高高升起来的。我们为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而自豪，更为即将到来的明天而意气风发。世界有一天会再次向中国寻求文化活力、创新思想，世界将在最古老的国家的帮助下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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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望采纳谢谢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辛亥革命（Revolution）作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1]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2] 革命背景变革之道立宪运动是中国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台，中华民国就此诞生。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革命党人曾经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又能屡次重起，海外华侨的大量经济支援，实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用这样一句言语表达：华侨是革命之母。政治影响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思想影响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经济影响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社会影响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生活文化影响“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海外华人的影响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编辑本段革命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后，产生的北洋政府，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编辑本段革命评价在民国前 ,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电影《辛亥革命》观后感
【一】电影《辛亥革命》观后感1000字
圣堂风云，百年战事，千古英雄，风聚云涌;毁家纾难，志在河山。浩浩汤汤报国志，风雨凄凄英雄梦——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于辛亥之年。
“我此番赴死，是为革命……我此番赴死，正为回答革命所为何事，革命是给天下人造一个风雨不侵的家，给孩子一个宁静温和的世界，即使这些被奴役久了的人们早已麻木，不知宁静温和为何物;我此番赴死是为革命……”一段刻骨铭心的遗言，一个不屈不挠的鉴湖女侠，伴随着铁锁链的撞击声，踏着革命的道路，视死忽如归;一代青年志士，誓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同是有志青年，时代竟是如此拙劣再次上演了几十年前的“戊戌六君子”同样的“烈剧”，其誓言仍如“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一样惊心动魄，一样发人深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很清晰、很和谐的画面：广袤的大海，圣洁的沙滩，生龙活虎的青年。他们正在无拘无束、欢畅地奔跑，享受着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快乐;他们知道自己即将革命党的领导下参加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起义，他们也知道，只有推翻腐朽、残暴的封建统治，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共和的新国家，他们才可以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自由奔跑，让天下人都可以自由往来不受任何限制;他们也知道，这是一场需要他们付出生命代价的起义，死有何惧?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求留取丹青，唤醒民众，为建立民主共和的新国家而共同奋斗。
期待已久的战斗终于打响了，惊天动地，响彻世界每一个角落;令人深深震撼，无数的青年，冒着枪林弹雨，仍旧往前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他们一个个就此倒在了血泊中。年轻的生命终止在前进的战斗中，每一个有热血的中国人都会为之落泪，不是伤心，而是骄傲，因为中国有如此热血男儿，国将永远不会灭亡，华夏的历史仍源远流长。他们死了吗?不，他们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革命纪念碑”就是历史的见证。起义失败了吗?不!他们让封建余孽心惊胆寒，让国民为之振奋，继往开来，我们拿起革命先辈的武器，继续完成他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每一声枪响，都划过一道忧伤的弧线，刻在祖国的心上，是一条条深深的永远抹不去的伤疤;每一声炮鸣，都溅起无数的血花，剜去祖国的一块块心头肉，祖国为之而伤痕累累。中华大地已不能再经受战争的摧残，为此我们永远都要保持革命的理念和革命者清醒的头脑，只有我们强大起来才能使祖国强大起来。
革命，是为创建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相互理解、爱护，没有人剥削人，压迫人，不会再有人敢蔑视人民，不会再有人敢听不见人民的呼声而忽视人民的情感;人人都可以自由表达。家里窗明几净，城市街道和谐平坦——革命烈士遗言。
辛亥已过百年，如革命者遗愿，我们享受着自由之风。然而我们没有忘记那些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我们将永远自立自强，保持革命遗风——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
【二】《辛亥革命》电影观后感400字
《辛亥革命》这部电影是由电视剧转过来的。我看这一部电影也是有原因的，老师让我们在国庆假期看一部爱国电影并写观后感，爸爸妈妈也让我了解一点中国历史，所以我看了这部片。
今天，爸爸妈妈带我去新世纪电影城观看了辛亥革命这一部爱国电影。刚刚进了新世纪电影城的六号放映厅，电影就已经开始放映了。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二十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晚清末年，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到了危亡之际，改良派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决心以革命推翻清政府、结束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辛亥革命，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结束了两千八百年的封建统治;写下了人类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篇章，更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理：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深深的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热爱我们的祖国，所以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更上一层楼，将来为祖国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三】观《辛亥革命》有感800字
穿梭于镜头之间，愿用拙笔一支，记录豪情满怀的慷慨赴死，记录大义凛然的奋不顾身，记录用生命谱写下的绚烂……
当无边的黑暗蚕食着中原大地，当的统治奴役着华夏儿女，当列强的阴谋弥漫在谈笑之间，当疾苦的人民沉睡在麻木之中，有一群人，截然相反，他们高举革命的大旗，手擎希望的火把，投身革命，奋不顾身，以自身绽放绚丽，亦是甘之如饴。
秋 瑾：淡然赴死，高洁如白莲
青石板上伴随着铁链划过刺耳的咣当声，一位妇人手铐木枷，脚绑铁链，却毫无惧色，就如同出于淤泥之上的白莲一般，一路平静，一路淡然……
“我此番赴死，是为革命，中国妇女还没为革命流过血，当从我秋瑾始……”明明是壮志凌云的话语，明明是慷慨激昂的蔑视，但她，只是平静的叙说，淡然到让人心疼。是啊，即使是沉重的木枷依旧困不住自由的灵魂，哪怕是坚固的`脚镣依然锁不住革新的脚步。辛亥革命电影观后感800字
心里，许是放不下天真可爱的孩子，心里，许是放不下眷意浓浓的亲情……面对满官的指责，她置个人情思于度外，系国家未来于心中：“我的死是为所有的孩子!”宁静温和而令众人无言以驳。
秋瑾身处麻木的社会，遭众人不解，但她依旧坚持自我，起义失败了，但革命的精神，鼓舞了民族的奋斗不息。青石板上高洁淡雅如白莲一般的人消亡了，但她的倩影，永驻在所有人的心中……
林觉民：白衣飘袂，傲然如白梅
他，仅仅一袭白衣就足以构成残酷战争中最美的一道风景，脸上革命的骄傲足以让末路之人看不到生还的退路，甚至望而生畏。侠肝义胆，铁骨铮铮，利落的装枪上膛，迅捷的瞄准射击，一举一动，凌厉中饱含诗意，白衣上点点血色漫延而开，踉跄的身影凝聚了毫不屈服的意志……
辛亥革命”听起来并不陌生。这段历史每个华夏儿女都应当了解。在革命中，有多少战士壮烈牺牲。
清朝时期，孙中山当选了临时大总统。他多次发起起义，却屡次失败。电影中放到了广州起义失败的场景。地上躺着一具具尸体，一位女子抱着已死去的亲人在雨中哀鸣。这样的场面，看得可真叫人心酸啊！
大家可曾听过蚂蚁抱成团冲出大火的故事。如果没有最外层的蚂蚁勇士，哪有里层蚂蚁的生还。还有一个老藏羚羊用自我的身躯“搭建”了一座“生命桥”的故事。藏羚羊们被猎人逼到了悬崖前，这是，老藏羚羊纵身一跃，小藏羚羊们踩着他的身子到了对岸，而它自我却落到崖底。
100年前的辛亥革命如果没有战场上的那些勇士，又哪来革命的成功？1912年12月2日，中华民国成立，三民主义就在人间流传，在烈士们的奋斗拼搏下，这次的革命才能成功。不管武昌起义还是南昌起义，无论是黄花岗起义还是广州起义，没有英雄们的牺牲，就没有胜利，是战士们用自我的鲜血换来革命的成功。愿所有华夏儿女都能记住这段神圣的历史。
以前，我不懂革命是什么。今天，爸爸带我看了电影《辛亥革命》，才对革命有了初步的了解。在影片中，认识了孙中山、黄兴、秋瑾等人。以前曾看过一本书，书中介绍过孙中山，记得他曾是一个医生，可是当他看到满清王朝的腐败，人民的疾苦，他想：“人生了病，医生可以来治，而国家生了病谁来治呢？”于是，他放弃了行医，出国留学，学习外国的治国方法，回到国内他提出了三民主义。虽然我不懂三民主义的真正内涵，但是从影片中我明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为了天下像我们一样的孩子，革命就是为了替天下人谋求永久的幸福，革命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有自己的工厂、银行、铁路、矿山，革命是让我们这个民族不再受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不再给任何人做奴隶，永远不再有封建皇权，使全国之人无一贫者，使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所以他们为了自己的理念，为了民族振兴，在经过不断的努力下，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无数革命先烈的生命换来了一个崭新的制度。
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地幸福，我们应更加怀念无数为了国家解放、民族复兴、不断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牢记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新中国！
闲来没事，点来点去，看得到辛亥革命这部电影，就随机点开看看，还没看完，就忍不住想写点东西，辛亥革命观后感。
想想曾经学过的历史，可能当时太小，没有读懂历史，只是一味的学习，背诵。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让我感到先辈们的不易，革命前辈为了我们后人能过上好日子所遭受的痛苦，磨难，乃至生命。革命，革谁的命，清王朝的吗？在我看来不是，清王朝只不过是历史发展到次的必然产物，每个社会制度的更替，都是要经过血腥风雨的洗礼，那目的是什么？是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让我们更加强大，不会被别人欺负。
中国上下五千年，只有皇权贵族有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而我们这些平民，连基本的生活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其他一切不符实际的东西呢？
当中国人民遭受苦难时，就出现了孙中山先生，这一位历史人物应命运而生，改变人们的思想，让大家有所敢想，有所敢做，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覆灭了清王朝的统治，产生了共和。
我有幸生在现在的社会，让我感到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很感谢先辈，让我们有了这么平和的社会，中国也更加强大。
《辛亥革命》这部电影是由电视剧转过来的。我看这一部电影也是有原因的，老师让我们在国庆假期看一部爱国电影并写观后感，爸爸妈妈也让我了解一点中国历史，所以我看了这部片。
今天，爸爸妈妈带我去新世纪电影城观看了辛亥革命这一部爱国电影。刚刚进了新世纪电影城的六号放映厅，电影就已经开始放映了。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二十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晚清末年，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到了危亡之际，改良派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决心以革命推翻清政府、结束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辛亥革命，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结束了两千八百年的封建统治；写下了人类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篇章，更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理：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深深的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热爱我们的祖国，所以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更上一层楼，将来为祖国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教师组织我们观看了电影《辛亥革命》。就像教师在观影前讲的那样，此刻的我们对祖国的历史了解得太少了，能经过这样的方式深刻学习辛亥革命的历史，回顾当年的腥风血雨，这样的学习对我来说十分的有意义。
影片的一开始烈士秋瑾的话就引人深思：我此番赴死，是为革命，中国妇女还没有为革命流过血，当从我秋瑾始。纵使世人并不不尽知革命为何，竟让我狠心抛家弃子。我此番赴死，正为回答革命所谓何事。正是有无数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国革命者，在那个风雨摇曳的年代，抛家弃子，献身革命，才拯救了中国，拯救了中国人民。
辛亥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回望百年辛亥，缅怀革命先贤，作为一名当代当学生，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我要始终如一地做一名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牢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当今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努力学习，贡献自我的一份力量！
20xx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尽管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为让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继承革命先辈们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爱国主义优秀品格。因此我们参观了位于武昌阅马场的革命圣地―辛亥革命博物馆。
辛亥革命博物馆是红色的建筑，武汉人称它为“红楼”。它那庄严宏伟的气势让我们肃然起敬，孙中山先生的铜像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伟人。走进博物馆，在解说员的陪同下，我们先后参观了传达员室，外交部，都督会客与会议室，黎元洪起居室等十余间古色古香的房屋，然后就去参观辛亥革命的壁画，在墙壁四周都陈列有关辛亥革命的画，我仔细看着，专心听解说员的讲解，我们还见到了先烈们的部分遗物与手迹，还有战斗用大炮，刀等战斗工具。结束了参观，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心中却久久不能平静，博物馆的一切牢记在我的心中。
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绵延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以此来激励我们担当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更加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试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论文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权力制衡；宪政意识 所谓宪政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政的知识、态度、评价、期望以及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宪政心理等。诚然，一个国家能否实行宪政，最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国民宪政意识的强弱对宪政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宪政意识是实行宪政的先导，它制约着国家宪政模式的构造与变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一、国民对宪政的认同度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建立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上。1903年，《政法学报》发表的《立宪论》一文认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系国家兴亡。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更加点燃了中国有识之士“宪政救国”的希望之火。他们认为，日胜俄败是专制国败于立宪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已预感到，爱新觉罗的皇祚已经是惨灯将灭了，要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治道——专制、人治已无回天之力，唯一的选择是走宪政之路，这样，立宪则存，不立宪则亡成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最强音。张钟瑞的《土尔基立宪说》一文断言：“日本之兴也，兴于宪政；印度、缅甸、安南、朝鲜之亡也，亡于不知宪政为何物。”庆芳预言：“盖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未有不立宪国家能存在者。”人们认为，由一人政体向数人政体，由独裁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日俄战争后，“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论列，莫不以此为请。”“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呼号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 有人甚至过分乐观地估计：“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可见，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当时对宪政建设倾注了很大热情和寄予厚望。 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先驱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同时，热情讴歌和赞扬民主宪政。梁启超于1902年撰文指出：“专制政体，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因此，“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为“理势所必至”，谁想阻挡这一历史潮流，“譬犹以卵击石，以螳挡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他自信乐观地预言：“吾国民终归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他警告清朝统治者，应及早放弃专制统治，实施宪政。因“时势可顺不可逆，机会可先不可后。”他号召国民“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觉民于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二期发表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揭示了专制和宪政的本质区别。他说：“专制者君主之护符，而宪政则人民之甲胄也”。在专制制度下，“专制之君袭万乘之尊，挟雷霆之威，以侵人民自由而夺人民之权利。”在宪政体制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君民共同遵守宪法，从而，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白坚说：“立宪政治”是“国民政治”， “立宪之事业，为发达民权自由之事业”， “民权自由，立宪政治之真精神”。林懈《在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一文中，从人治和法治的角度出发区分专制和宪政。“专制任人，立宪任法。”专制制度的人治统治，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出现仁君圣主身上，而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因此，在专制社会，“治国少而乱国多”；再从西方宪政国家的经验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必须断然抛弃专制、人治，实施宪政。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呢?汉驹认为，想“开拓平民政治”，必须首先打倒“寡人政治”，要建设法制国，必须“先破专制国”。觉民也认为，“宪政者，必由人民之要求而后得，非君主之所肯施舍也”。汪精卫则指出：“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梁启超则将中国由专制制度向宪政政体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以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自动实施宪政上。 当近代中国刚刚迈进20世纪的门槛之时，宪政思潮主导了中国思想界。公共舆论鼓吹宪政，众多学者潜心研究和撰文宣传宪政，立宪派多次请愿，督促清政府早行宪政，清政府最后也被迫允诺预备立宪。似乎中国人对宪政的认同已达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果说，在宪政优于人治、专制这一点上，思想界和知识界先进分子基本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对宪政理解和认同上，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派尚存很大差异。 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商人是中国宪政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宪政意识最强、鼓吹宪政最力、研究宪政最深的两个阶层。如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宣传和研究西方宪政的文章。这两个阶层对西方宪政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为鼓吹宪政不遗余力，绝大多数成员对宪政在心理上有较大的认同、忠诚以及较高的信任，但立宪派以官员和学者为骨干，大多数旧学功底深厚，久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立言必称孔孟，很大一部分人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虽认同了宪政，但宪政意识尚未在其思想深处牢牢扎根，因为，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完成。甚至极少数人把宪政作为自己步入仕途或在官场平步青云的政治工具，当时有人就尖锐地指出：“今日国会为宦途之滥觞。” 革命派认为，当务之急是革命而非立宪，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上，努力培养国民对革命的认同意识。在宪政领域，则主要集中火力批判立宪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对宪政本身的研究和宣传用力不够，虽然提出了民主宪政主张，但对革命成功后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模式和构造缺乏深入、理性、成熟的思考。 至如一般民众，面对一场场丧权辱国的战争，一张张割地赔款、屈辱求存的条约，以及战祸、贫穷的威胁，他们亟盼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倾覆清朝，改变自己的悲惨生存状况。他们能成为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他们的政治意识本能地倾向于革命，至如宪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与之在1907年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描绘了当时的情况：“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人民应之者卒鲜”，“人民不知立宪为何物，恐中国之大，对于宪政能理解者“寥寥无几”至如认同，更无从谈起。 二、知识界的宪法观念 宪政思想和制度皆出自西方，中国宪政理念源于输入，中国立宪也始于模仿，因此，中国国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大量译介西方宪法和鼓吹西方宪政。 辛亥革命前，宪政思潮勃兴，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先驱者潜心研读西宪，撰文宣传和介绍西宪，从而把中国国民对宪政、宪法认识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无不信奉人民是主权者，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根本体现就是由人民制宪和修宪。晚清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已明确提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汪精卫1905年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倡言：“宪法者，国民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荪楼在1910年撰写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更明确指出：“宪法即国民权利所创，而非宪法畀国民以权利也”，是则“由国民主权以孕育宪法，非由宪法发生国民主权”。宪政与专制、人治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宪政推崇宪法的至．上权威。国民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是衡量一国国民宪政观念强弱的重要标准。李庆芳1908年发表的《中国国会议》一文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称基本法，因为在宪法之中，“可以生长出无数之法”。荪楼对宪法地位的认识比李庆芳更深一层。他指出：“宪法为国家最强有力之法规”，“定国权之组织及行动大原则”，是“一国法治之准则”，其他“一切章程皆孕育于其内”。宪法的作用也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先进分子宣传和研讨的重点。汪精卫1910年在《民报》第25、26期发表《论革命的趋势》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依归。他认为，若宪法出于“限制君权之目的”，使君主与人民权利义务皆定于宪法，用宪法制约君权，则宪政可成。若宪法把巩固君权作为根本宗旨，宪法不仅不能限制君主作恶，反而会成为君主作恶的藏身地和屏蔽所，这样，“则君主之为恶，比专制之时将益肆”。可见，限制君权还是保障民权是专制之法和立宪之法最根本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荪楼尖锐批评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其实质是保障君主之大权。 综上所述，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已经明确指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宪法是国民公意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这一主要功能，并从法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初步阐释。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实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宪法观念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当时研究、倡导、鼓吹宪政思想的先驱者，只能把目光完全投向西方政治文化，对西方宪法理念进行宣传和介绍，因此，他们的宪法思想模仿多于创造，移植多于创新，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些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先进的宪法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短，只能对西方宪政学说生吞活剥，特别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民主法制传统薄弱的东方大国创制宪法，缺乏成熟的思考。特别是对军队在宪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动范围这个关系宪政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尚未发现有人论及。至如绝大多数国民，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不知立宪为何物”。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使我民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虽反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但他们仍象往常一样，企盼好朝廷和好皇帝出现，用人治之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知识界的权利意识 公民权利意识是宪政赖以建立的重要思想条件。专制、人治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其核心是培养公民对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服从、甚至盲从的政治意识。宪政是全体国民参与的政治，需要塑造具有权利意识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合格国民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奉行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养成了安分、柔顺、服从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仁君圣主身上。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 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入中国，权利思想也随着思想界先驱者的鼓吹而逐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和认同。康有为第一次明确喊出“人有自由之权”，“人有自主之权”，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声”的严复竭力宣扬天赋人权。梁启超倡导“民权救国论”，他大声疾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总的看来，在戊戌变法失败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主要宣传民权对国家兴亡的极端重要性，而对权利概念本身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没有从宪政这一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国民权利问题。二十世纪初，随着宪政运动的勃兴，权利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报)1901年第2期发表的《论国民》一文指出：“何谓权利?日：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又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说国民》一文把是否具有权利意识看成国民和奴隶的根本区别。该文指出：“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康有为把能否培养合格公民提到国家存亡高度，他在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一文明确指出：“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梁启超则把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思想看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国民无权利思想的国家犹如无根之树，必亡无疑。”国民的权利既然是立国之本，因此，神圣不可侵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也不能拱手让与他人，若君主、贵族、外人侵害它，必须坚决维护和捍卫它。 宪政需要一大批合格国民，而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有赖全社会共同努力。雨尘子1903年在《新民丛报》第28期《近世欧人三大主义》一文中精辟指出：不知主张权利的国民是“无能的国民”，而无能的国民，是不可能制定宪法、开议会、享受自由幸福的。中国国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令思想界的先驱者忧心如焚，梁启超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把培养国民权利意识放在首位。“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为养成权利意识为第一要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男女“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宣传权利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讴歌和赞美西方宪政国家的民权保障制度，以唤起中国国民的权利意识。如梁启超曾赞美英国道：“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思想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他们充分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多数人的权利”，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宪法对多数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已初步认识到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是民主宪政的实质。 辛亥革命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有人已明确认识到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意识是立国之本和实施宪政的关键，有些论者对权利这一政治学和法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深刻和精辟之见解。 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不仅漫长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排斥宪政，而且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和义务本位也排斥宪政，这一切，阻碍着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和城市市民权利意识的产生和成长。维新时期大力倡导民权，辛亥革命前为宪政奔走呼号的梁启超当时曾发出感叹：“吾见地球千五兆生灵中，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1906年，他指出，能否正确运用选举权是宪政的关键。由于中国国民政治上的幼稚，他担心有人或将选举权视若“弁髦”，随意放弃，或受贿赂胁迫，在投票时违背自由意志，或在选举中用武力手段不正当竞争，或选出的议员不代表人民意志，只为私人和地方小局部谋利，危及中国宪政的实施。觉民在《论立宪与教育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国民最大多数不仅不熟悉法律之学，而且对“国与民之关系，亦多茫然不知”。当时日本舆论也曾指出：“中国人民之泰半，于一己之权利利益殆无所知，而冷漠茫然。”总之，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处于“不知何物为权，何物为度”。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能力非常幼稚，政治知识非常缺乏，几乎处于无权利意识状态。如1909年咨议局选举，投票选民平均只有0．4％。 四、权利制衡思想 宪政即“限政”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著名宪法学家麦基尔恩指出：“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分权制衡思想。“一国之主权一人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君主始终掌握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法自君出”、“朕即法律”被视为万古不变的定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君权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近代以来，西方分权制衡学说传入中国。随着晚请宪政思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已从纯粹的理论研究、介绍、宣传转向理论研究、宣传鼓动与政治实践两者相结合的新阶段。他们一方面撰文积极宣传英、美、法等国的分权制衡学说，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构建中如何体现分权制衡原则。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是宪政和专制、人治在政府体制设置方面的根本区别。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明确认识到分权对宪政的重要性。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指出，从国家机关的设置看，“专制则以一机关用事，而无他机关与之分权；立宪则其机关为统一的分科，立于分功之地位。”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政府应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国会是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责任内阁替国会负责。吕志伊在《国会问题之真相》一文中阐述了国会在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梁启超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遍考西方主要国家国会的职权和功能，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权力：(一)参预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国会是宪政体制中“枢纽之枢纽”。李庆芳特别强调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权。他指出：“国会为监督政府之机关，它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代表国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明确指出：资政院是“专制政体的议政机关”，国会是“立宪政体的监督机关"立宪派把督促清政府速开国会作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举行了三次大请愿。在他们看来，是否设立国会是实施宪政还是仍搞专制、人治的首要标尺。梁启超明确指出：“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谓之不筹办宪政。” 国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制约政府权力误用和滥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在强调国会对政府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国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李庆芳深刻指出：“国民为母，政府为子；国民为主，政府为仆。”梁启超也认为：“政府受国民之委托，受国民之雇佣”，政府为国民服务受国民监督是天经地义的。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指出：报馆为“代表国民发公意以公言者”，监督政府、教导国民是其两大天职。“对政府，当如严父之责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国民之所以不能放弃监督政府的权力，是为了有效防止政府的权力误用、滥用，侵犯国民权利。 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基本上认识和理解了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并运用分权制衡理论粗线条地勾画出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了以立法权为中心的政府权力主从式构造理论。这些宪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对中国当代民主宪政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晚清朝臣中的官僚知识分子对宪政心存矛盾心理，在宪政思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们被迫附和，但对代议政府“知识尚薄弱”，对国会内容，也“懵懵惚惚”，而且害怕开国会后，官位不保，或虽保官位，但受宪政体制束缚，不像旧体制中任职自由，内心极端厌恶宪政，但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只能采取“暗默反对”。至如一般农民和市民，由于几千年“皆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为市民者以为分不当预闻国事，一旦闻国会之名，尚不解为何物，安辩其权限之何如!” 从总体看，辛亥革命前十年，轰轰烈烈的宪政思潮掩盖着国民宪政意识的普遍薄弱，知识界、思想界先进分子对宪政的相对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认同，掩饰了绝大多数国民对宪政的茫然无知。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及其启示 自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由于本身制度的落后等多方面原因受尽压迫，传统的封建制度已经极大的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民族资产阶级发动了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中辛亥革命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一次旧民主主义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辛亥革命（Revolution）作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1]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2] 革命背景变革之道立宪运动是中国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台，中华民国就此诞生。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革命党人曾经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又能屡次重起，海外华侨的大量经济支援，实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用这样一句言语表达：华侨是革命之母。政治影响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思想影响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经济影响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社会影响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生活文化影响“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海外华人的影响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编辑本段革命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后，产生的北洋政府，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编辑本段革命评价在民国前 ,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望采纳谢谢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辛亥革命（Revolution）作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1]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2] 革命背景变革之道立宪运动是中国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台，中华民国就此诞生。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革命党人曾经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又能屡次重起，海外华侨的大量经济支援，实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用这样一句言语表达：华侨是革命之母。政治影响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思想影响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经济影响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社会影响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生活文化影响“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海外华人的影响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编辑本段革命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后，产生的北洋政府，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编辑本段革命评价在民国前 ,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神马？我不晓得。
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马勇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推翻了皇帝，结束了中国二千余年的专制统治，而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划了一个句号，使19世纪中叶开始被迫进入近代的中国相对说来抛却了旧传统的束缚，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不要说人民不愿意放弃共和国的公民地位而去做专制皇帝的臣民，即便是统治者自身也深感毕竟时代条件不同了，“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 民初“中央学会”的筹设与夭折 严昌洪杨华山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尽管袁世凯窃夺了革命的果实，但在窃得国权之初，袁氏尚不敢即刻帝制自为，而不得不稍顺民心和潮流，改革政治，制定法规，发展经济，促进学术，以取国人的支持。因此，相对于封建专制时代，民国伊始，初步显示出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生机和气息。其中，中央学会的筹设即是表现之一。对于中央学会，因其最终并未成立，学术界迄今尚无论及。笔者认为，中央学会虽然流产，但亦在民国历史上留下了应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