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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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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研究论文

浅谈《三国演义》中的贾诩形象(一) 内容摘要: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通过记叙贾诩附李傕,投张绣,最后降曹操,成为曹操势力智囊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一系列事件,成功地塑造了贾诩这一谋士形象。然而人们历来对贾诩的评论却众说纷纭,认为贾诩“乱武”,耍“小聪明”,“唯求自保与显达”,罪大恶极,“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这些观点都是有违《三国演义》事件本质和三国历史事实的。贾诩是智慧的,在军事上能运筹帷幄,“料敌决胜”,在政治上能着眼未来,知人善谋,算无遗策,经达权变,“有良、平之奇”;而且他心怀忠义,一心匡复朝廷,救国救民,是三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德才兼备的英雄。 关键词:《三国演义》;贾诩;智慧;忠义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颠峰之作,以历史事实为基础,通过作者罗贯中巧妙的艺术加工,塑造了一大批三国乱世的群英形象。贾诩在《三国演义》群英中的地位,远不如司马懿,诸葛亮一类,甚至不如刘晔,许攸之流。然而正是这个“配角”人物,对三国历史的发展却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不论是李傕郭汜长安之乱,还是官渡之战前夕的张绣降曹,亦或是曹操立储曹丕称帝,他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因如此,人们贾诩的评论众说纷纭,而其中颇多微词。那么,到底《三国演义》和历史上的贾诩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一 贾诩与长安乱 《三国演义》中贾诩的“出场仪式”就在长安之乱,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贾诩的出场,造就了轰轰烈烈的长安乱。是时董卓被杀,其部将李榷、郭汜、张济、樊稠逃居陕西,使人至长安上表求赦。王允说:“董卓跋扈,都是因为这四人的帮助,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于是李榷准备散伙各自逃命。这时贾诩发话了:“你们搞什么名堂,你们这样弃军单行,一个亭长这样的小官带几个人就能把你们捉住,找死呀!不如诱集陕人并本部军马,杀入长安与董卓报仇。事济,奉朝廷以正天下;如果不能取胜,再逃也不迟呀。”这话说得关键呀,李榷等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于是结集人马,杀回长安,败吕布,杀王允,退马腾,诸侯莫敢谁何。这件事可成了贾诩一生最大的污点,历史学者也找得着人骂了:你贾诩坏呀,你这是“乱武”呀,好不容易才杀了一个董卓,被你一句话,却弄出几个董卓来了,“武士争端起于说士舌端”,太可怕了。“像你这种损国害民未必利己的点子都出的人,还是越少越好”。连史学态度严谨的裴松之也出来大骂一通:“传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然则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人功难著,而乱源意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无恶既枭,田地始开,故始后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总之,你贾诩是罪大恶极。 贾诩冤啦,贾诩何罪之有,使天子蒙侮,百姓遭乱的可是李傕等人“事济,奉朝廷以正天下”。可没叫他们去胁迫皇上,谋害群臣和荼毒生灵呀。为什么要把李、郭的罪让贾诩来背呢?这件事其实恰恰体现了贾诩的智与义。贾诩的智当然也就是料事如神,李、郭攻长安获胜,贾诩为傕谋每每中款。这点大家没有争议,不管认为是“小聪明”,还是大智慧。至贾诩的义,大多数人都嗤之以鼻。其实,我们只要用历史辩证的眼光去分析长安之乱,不难发现贾诩的良苦用心,贾诩只不过想用自己的“良,平之才”指导李傕等“奉朝廷以正天下。” 首先,李傕是贾诩之主,贾诩出此“下”策,是不想让自己的主子自投罗网遭诛,何况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董卓之乱,元凶是董卓、李、郭、樊四人,是为什么?董卓的其他党羽都赦免了。只有此四人罪大恶极吗?好比逃跑五十步与逃跑了一百步,就赦免五十步的,诛杀一百步的,或许贾诩也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而且李傕是自己的主子,身为下属怎能见死不救?这样有违忠义之道呀。所以,贾诩这样做实为忠义之举。 其次,贾诩的目的一是为李傕等全身而退,二是为了匡复国家,这样一举两得的主意,难道不应该出吗?我们试想,如果没有李、郭杀回长安,长安在吕布、王允的把持下能不乱吗?贾诩当然当然也知道吕布、王允不是真能辅佐天子的人,吕布的为人天下皆知,此等人当设法除之,王允也非能济世的相才,所以贾诩冀希李傕等人能除此恶,然后“奉朝廷以正天下”,或者说是“奉国家以征天下”意思就是说,如果事情成功了,就辅佐朝廷平定天下。跟这差不多的说法还有郭嘉劝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但两句话也有差别。“奉国家”,就是匡复祖国,辅佐朝廷,是忠国,是一切为了国家利益;“奉天子”,是辅佐天子,或者说是是侍奉天子,是忠君,听天子的话,不跟天子造反;“征天下”(或“正天下”),是为朝廷出力,是做事;“令不臣”,是发号施令,是用权;前者重在为国为民,后者重在玩弄权术,不可同日而语。是呀,为什么只许别人奉天子以令不臣,“我们西北军将士也是朝廷命官,又不是反贼,我们也能拥戴大汉天子。”如果说贾诩此计为护主只是小忠小义,那么他叫李傕等“事济,奉朝廷以正天下”则显示了他救国图强的大忠大义。 但事与愿违,李傕等人却不知悔改,如此无药可救的人,贾诩再是良医也无可奈何。李傕等人攻陷长安,胁天子,杀群臣,乱境扰民。那问题就出来了,帮助李傕这样的“小董卓”,是没有“知人之明”,是不智;使国家遭乱,天下蒙侮,是不忠。李傕等人实非善类,但即使是罪大恶极之人,我们也希望他改过自新,回头是岸,何况李傕是贾诩的主子,所以贾诩对李傕抱有一丝希望也是人之常情,希望他能借董卓之鉴,扶国安民。但李傕等人是朽木不可雕,最终成了地道的“小董卓”,这样贾诩也无能为力了,也后悔了,但他没有逃避“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罪过虽在李、郭,可贾诩不能袖手旁观。那贾诩能做什么,他是怎么做的呢?一是行善,二是除恶。 贾诩所行的善,包括安百姓,保群臣,护天子。《三国演义》记叙了贾诩力谏李、郭安抚百姓,辅佐朝廷,并尽力保住一大批朝廷大臣。包括赵温、王伟、周忠、荣邵、皇甫郦等。“此等举动,比之李儒劝杀百姓大不相同,惜其党恶,至今受人唾骂。”甚至连孙权也耻笑曹操后来用贾诩之谋。对于朝廷天子,贾诩也一心忠诚,竭力维护。《三国志》裴松之注记叙了这样一件事:傕等与诩议,迎天子置其营中。诩曰:“不可,胁天子,非义也。”傕不听,张绣谓诩曰:“此中不可久处,君胡不去?”诩曰:“吾受国恩,义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这件事出自于对贾诩不屑的裴松之注记,应当是真实的。贾诩绝不是小人,而是“义”士。此时的贾诩,不只是李傕的下属,而是辅国大臣,他的所作所为,不再是为了李、郭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天子、群臣和和黎民不受李、郭之间的内乱之苦,当“郭汜、樊稠与傕互相违戾,欲斗者数矣。诩以道理责之,颇受诩言。” 贾诩除恶就是削弱李傕,使他们最终走向败落。在李傕为非作歹,并召集羌人胡人,以御物宫人妇女诱之以为己用,皇帝想到了既忠义又智慧的贾诩。“使诩为之方计。诩乃密呼羌、胡大帅饮食之,许以封爵重宝,于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三国演义》记叙此事更加详尽,是由皇甫郦,贾诩合力完成。最终确如贾诩所料,李傕、郭汜等全部败亡。毛宗岗是这样评价贾诩的:“杨奉、贾诩始合而终离,是则独能补过者也,若郭阿多反复无常,与二人正自霄壤!”那么,贾诩所作所为是求自保与显达吗?不是,没人要杀贾诩,那何谈自保;那就是求显达了?也不是,李傕等受贾诩救命之恩,所以要封他的大官,贾诩说自己何德何能,“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固辞不受。其实正是因为贾诩忠义之德和知人识势之能,所以固辞不受。最后皇帝离开之时,要贾诩交还了印绶,可见他全不为名利所动,一心只为国家社稷。

无非就是从主要人物和贡献下手战争就是战将的奋战保的君主建立大业的方面文化 以蔡邕妇女 曹氏父子 以及诸葛的前后出师表 还有马均 诸葛亮的发明 华佗 张仲景的医术等等任务? 这个具体没明白 不会是人物吧?内政 从曹操的军民同体化 开始治军 得到北方的快速发展 孙权的治理一方也有独到之处 诸葛亮的内政也不是盖的 但有穷兵黔武之嫌

东汉灵帝时,十常侍专权,朝政腐败,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刘备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参与镇压黄巾军。 灵帝死,大将军何进扶立少帝,诏外兵入京,诛杀宦官。宦官杀死何进,袁绍等尽灭宦官。董卓趁机拥兵入京,废少帝,立献帝,把持朝政。曹操谋刺董卓不成,逃到陈留,发矫诏联合诸侯共讨董卓。关、张加人联军,关羽温酒斩华雄,三人又合力击败董卓骁将吕布,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火焚洛阳,曹操率兵追击,中伏兵败,诸侯各怀异心,联军随之分散,彼此攻伐。 董卓在长安愈益骄横暴虐,司徒王允巧设连环计,先将府中歌女貂蝉许嫁吕布,后又献与董卓,离间二人。吕布与王允合谋杀死董卓,但被董卓余党李傕、郭汜等击败;王允被杀,李、郭执掌大权。 曹操击破青州黄巾军,占据兖州,招贤纳士,势力大增。因徐州刺史陶谦部下杀死曹操之父曹嵩,曹操兴兵攻打徐州。刘备救援陶谦,陶谦欲以徐州相让,刘备力辞,陶谦死。刘备方领徐州牧。 吕布谋夺兖州,被曹操打败,到徐州投奔刘备,屯驻小沛。 李傕、郭汜自相残杀,李傕劫持献帝,郭汜劫持百官,于是,长安城中大乱。杨奉、董承护驾还东都,遭到李、郭追杀,死伤惨重,好不容易回到洛阳,又逢灾荒,处境极为狼狈。 曹操采纳荀彧之谋,率军迎奉献帝,移驾许都,自封为大将军,朝廷大权从此归其掌握。 曹操用“驱虎吞狼”之计。诏命刘备讨袁术,吕布趁机袭夺徐州。袁术约吕布夹攻刘备,吕布因袁术失信,请刘备还屯小沛。 孙策欲继其父孙坚之业,乃以孙坚所得的传国玉玺为质,向袁术借兵回江东,先后打败刘摇、严白虎、王朗等,夺取丹阳、吴郡、会稽等郡,称霸江东。 袁术遣大将纪灵攻刘备,吕布辕门射戟,劝双方罢兵。后因张飞抢夺吕布所买马匹,吕布围攻小沛。刘备投奔曹操,被举为豫州牧。 袁术在淮南称帝,分兵六路进攻徐州。吕布用陈登之谋,击败袁军;刘备亦派关羽截击。曹操会合孙策、刘备、吕布,大破袁术,攻占寿春。不久,曹操约刘备同攻吕布,吕布刚愎无谋,终被擒杀。 曹操班师,带刘备见献帝。献帝认刘备为皇叔,拜左将军,封宜城亭侯,献帝因曹操擅作威福,密赐衣带诏与国舅董承。董承暗结王子服、马腾、刘备等,谋诛曹操。刘备恐曹操疑忌,每日种菜消遣。一曹操同刘备煮酒论英雄,欲加试探。刘备假作畏惧雷声,使曹操对其放松戒备。刘备趁机以截击袁术为名,率兵离开许都,重新占据徐州。 董承与太医吉平合谋,欲毒杀曹操;因家奴告密,董承等皆遭满门抄斩,曹操亲征徐州,刘备大败。匹马投奔袁绍。关羽被困,约三事而暂归曹操,连斩袁绍大将颜良、文丑。后因得知刘备在袁绍处,便挂印封金;保护二嫂,过五关,斩六将,终于与刘备、张飞重聚于古城。 孙策遇刺,伤重而死。其弟孙权继位,由张昭、周瑜辅佐。周瑜举荐鲁肃,鲁肃为孙权定鼎足江东之计,孙权自此威震江东。 袁绍亲率大军进攻曹操,曹操领兵在官渡相拒。谋士许攸建议袁绍袭击许昌,被斥,便投奔曹操。曹操用许攸之谋,夜袭鸟巢,大败袁绍。后又逐步消灭其残余势力,基本统一北方。 刘备被曹操打败,到荆州依附刘表。屯驻新野。徐庶来投,刘备用为军师,击败曹仁,夺取樊城。曹操囚禁徐母,伪造家书召唤徐庶,徐庶被迫辞别刘备,临行举荐诸葛亮。刘备先已从司马徽处知卧龙之名,于是三顾茅庐。礼聘诸葛亮。诸葛亮提出跨有荆、益二州,以与曹操、孙权成鼎足三立之势的战略方针,刘备苦请其出山辅佐。 曹操率大军南征,刘表病死,其妻蔡氏以次子刘琼嗣位,投降曹操。刘备携民出走江陵,在当阳被曹军赶上,军民大乱。赵云单骑救出阿斗,张飞在长坂桥吓退曹军,刘备收拾残兵退至江夏。适逢孙权遣鲁肃来探虚实,诸葛亮即随鲁肃前往江东,欲结孙权共拒曹操。 孙权接曹操檄文;犹豫不决。诸葛亮去战群儒,智激孙权,加之周瑜陈说利害,孙权遂决计抗曹,以周瑜为大都督。周瑜趁蒋干来为曹操作说客之机,巧布疑阵,诱其盗走伪造的书信,使曹操误杀水军都督蔡瑁、张允。诸葛亮草船借箭,周瑜自叹弗如,与之定计火攻破曹,并先后使黄盖行苦肉计,庞统献连环计,曹操骄傲轻敌,黄盖上船诈降,接近曹军水寨时一齐举火。东吴各路兵马四下接应,曹军惨败。曹操带领残兵奔逃,连遭截击,在华容道又被关羽挡住去路。曹操乞哀,关羽不忍,放其逃走。 赤壁之战以后,孙、刘两家争夺荆州,周瑜屡次用计,诸葛亮三气周瑜,周瑜箭疮崩裂而亡。 曹操疑忌马腾,召其入京。马腾欲趁机杀曹操,谋泄被杀。其子马超闻讯,与韩遂起兵报仇,屡胜曹兵。曹操用反间计;使马超、韩遂自相火并,借机打败马超。 汉中张鲁欲取西川,益州牧刘璋派张松说曹操取汉中。张松因受曹操侮慢。转道往见刘备,奉献西川地图,劝刘备取之。 刘璋听取张松建议,请刘备相助。刘备与庞统率军入川,刘璋亲到涪城迎接。刘备屯驻葭萌关,广收民心。后因向刘璋索取兵、粮,刘璋疑虑,稍作敷衍。刘备大怒,夺取涪城,进兵稚城。因庞统在落凤坡中箭身亡,诸葛亮留关羽镇守荆州,与张飞分兵入蜀增援。一路望风归顺,进占绵竹。刘璋向张鲁借兵,张鲁遣马超攻葭萌关。张飞大战马超,诸葛亮用计,马超归顺,并进逼成都,刘璋出降,刘备自领益州牧。 孙权得知刘备占据益州,遣诸葛瑾索还荆州,刘备答应先请关羽,欲逼其归还荆州,关羽单刀赴会,挟制鲁肃,遂得安全返回。 曹操兵伐汉中,张鲁兵败归降。刘备恐其来攻西川,交割江夏等三郡给东吴,请孙权起兵袭合肥,牵制曹操。孙权与曹操大将张辽交战。大败于道遥津。曹操亲率大军救合肥。孙权部将甘宁率百骑夜袭曹营,不折一人一骑。双方相待月余,孙权求和,曹操班师而回,不久又封为魏王,立子曹丕为世子。 曹操命曹洪助夏候渊、张郃守东川,张郃接连被张飞、黄忠打败,丢失天荡山。法正劝刘备乘势夺取汉中,刘备从之,与诸葛亮亲自出兵。曹操闻报,亦率大军亲征,屯兵南郑,命夏侯渊进兵。黄忠用法正之谋,以逸待劳,阵斩夏侯洲。曹操前来报仇,接连战败,身受箭伤。军心动摇。便放弃汉中,于是,刘备进位汉中王,以诸葛亮为军师,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 关羽领兵取襄阳,围樊城。曹操令大将于禁为征南将军,庞德为先锋,率领七军救援樊城。庞德抬棺与关羽决战。箭射关羽左臂。时值连日大雨,关羽水淹七军,于禁投降,庞德被俘,不屈而死。曹操闻讯大惊,欲迁都以避关羽,司马懿建议使孙权袭击关羽后方。孙权用吕蒙、陆逊之计,卑辞麻痹关羽,趁其防备松懈时袭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突围时被俘,不屈而死。 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继位,不到一年,即逼汉献帝禅让,改国号为魏。刘备受群臣之请,亦自称帝以继汉统,任诸葛亮为丞相。 刘备欲为关羽报仇,不顾群臣苦谏,兴兵伐吴。张飞鞭挞部下末将范疆、张达,二人刺死张飞投吴。刘备得知,愈加憎恨,连胜吴军。孙权遣使求和,刘备不许,孙权拜陆逊为大都督,陆逊坚守不战,待蜀军兵疲意沮,火烧连营,大获全胜。刘备败走白帝城,感伤懊悔而病,临终前托孤于诸葛亮。 魏主曹丕闻刘备亡,发动五路大军攻蜀,诸葛亮不动声色,暗中遣将设计阻其四路兵马,又遣邓芝出使东吴,恢复蜀、吴联盟。 蛮王孟获犯境。诸葛亮率军南征,采纳马谡“攻心为上”的建议,七擒孟获。孟获心服,蜀汉后方得以安定。 魏主曹丕死,其子曹睿即位。诸葛亮上《出师表》,开始北伐,大败魏国驸马夏侯茂,智取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收服姜维,又打败魏国大将军曹真。魏以司马懿领兵拒蜀。司马懿消灭孟达后,直取街亭,欲断蜀兵咽喉之路。诸葛亮命马谡守街亭,马谡违令于山上扎寨,被魏军围困,丢失街亭。诸葛亮急忙部署撤兵,并亲到西城监运粮草。司马懿突率十五万大军来到城下。诸葛亮以空城计吓退魏兵,连夜退回汉中,挥泪斩马谡,并上表自贬三等。 吴将陆逊大破魏军于石亭,请蜀伐魏。诸葛亮再上《出师表》,二出祁山,大败曹真。因粮运不继,乘胜退兵,计斩前来追赶的魏国勇将王双。 孙权称帝,诸葛亮约吴兴兵伐魏,三出祁山,连败魏军。后主下诏恢复诸葛亮丞相职务,因张飞之子张苞身死,诸葛亮悲痛成疾而退兵。 以后,诸葛亮又数次北伐,虽然屡败魏军,却始终未成大功。六出祁山时,司马懿固守营寨,诸葛亮日夜操劳,心力交瘁,病死于五丈原。临终前,将身后诸事一一安排。请将依计退兵,吓退司马懿追兵。魏延不服杨仪,举兵相攻,马岱斩之。魏主曹睿死,太子芳即位。司马懿杀曹爽,全国大权从此归司马氏掌握。 姜维欲继诸葛亮之志,先后九伐中原,与魏将邓艾等斗智斗勇,互有胜负。因宦官黄皓弄权,姜维屯田汉中以避祸,蜀汉国势日益衰微。 司马昭命钟会、邓艾西路攻蜀,邓艾偷度阴平,直通成都,蜀后主刘禅出降。姜维诈降钟会,鼓动钟会叛魏,欲借机复国。事败,姜维与钟会一同被杀。 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继位,逼魏主曹奂禅让,改国号为晋。吴主孙皓暴虐荒淫,朝政腐败,人心涣散,晋武帝司马炎下令伐吴,吴军土崩瓦解,孙皓投降。至此,天下重新归于统一。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法、个案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着力于追溯“真”之精神的哲学本源,通过对儒道释三家“真”概念嬗变的梳理,概括艺术论中相关范畴的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关于“真”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以阐释,最终,提炼出中国画家思维中“真”之精神的发轫。目前关于“真”概念的研究多是哲学层面,系统梳理先秦哲学之“真”到中国古典绘画之“真”的过渡,成为迫切的、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这也正是此文的研究目的。对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真”之精神嬗变过程的研究,可以清晰中国古典绘画的本质追求,使“真”理论得以延续传承,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任一画种的理论和创作,具有指导当下绘画精神的现实意义。“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中与哲学概念之“真”有何特异处是本文重点研究的方向,目前绝少有论文和专著立足于此。本文首先从庄子之“真”、儒家与“真”相关的概念、佛家之“真”给予探讨哲学“真”,接着从连接哲学“真”与绘画“真”的中国古代艺术论中找到理论根据,继而着手分析几个与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相关的重要问题:如荆浩“图真”论中“真”的具体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产生了何种影响。再如“形神”论的演变过程怎样使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从“形”、“神”两方面在各个时期侧重发生转变。接着在“道寓于器,技进乎道”这一传统思想的统照下,笔者对“真”与“技”、“真”与“心”的关系分析说明,从具体技法提升到主观精神来探讨“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的形而下及形而上两个层面。最后,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的嬗变正与中国古典绘画从宋代绘画注重物象客观规律到元代文人画兴起之后,尤其明清两代,以主观情思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外在的画面事物成为了人之情感的载体这一转变过程相吻合。至此,中国古典绘画对“真”之精神的偏向发生了扭转,并且延续到近代。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思维的精髓,是可以指导任一门类的绘画理论及实践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因为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化发生着侧重的不同。我们寻出中国古典绘画史进程中的精神与力量,也就寻出它内在的向往和需求,从而指导中国绘画史朝着符合理想的方向发展,这是此文希望达到的大意义所在。

三国演义论文研究的意义

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中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论文范文

[摘要]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思想主要表现于小说评点之中。继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之后,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总结。他在评点过程中对叙事行为的认识与把握,体现了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毛宗岗 评点 叙事

将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放在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宏观历程来考察,如果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理论阐发可以称作第一次“文学的自觉”的话,那么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就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二次“文学的自觉”。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家们,一方面试图阐发小说文体的文本意识,将小说从史传文学中剥离与独立出来,这类似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笔之辩”:另一方面,他们研究分析小说叙事的文本特性与叙事技巧,如关注叙事结构的美学观念、发掘叙事章法的各种文理安排、赏析叙事文学的文法修辞等。毛宗岗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横空出世,和同时期的金圣叹、张竹坡并称为明清小说评点的“三驾马车”。

一、记事与叙事的区分

中国古代真正叙事的传统是从史官的历史叙述开始的。这样,在中国文化史上就形成了一种以历史为准则、以史实为根据的“历史化”思维。使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在史实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和发展。所以古代文人作小说,其目的往往是要“补正史之阙”,在价值判断上则是以“征实”为准则。在写法上就采用现成的实录式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这种“历史化”思维不仅束缚了小说创作的'题材,而且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创作的想象力,制约了文学创作过程中“虚构”的重要作用。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发达的史传文学理所当然地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叙事技巧与经验,它们弥补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之前缺乏史诗与传奇的缺憾,为后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积累和方法总结。毛宗岗正是在充分吸收史传文学创作技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在对“叙事”的概念理解上取得了突破,并且付诸到评改《三国演义》的具体实践中。例如在《读三国志法》中有如下文字:

《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相仿,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显然,毛宗岗是在艺术处理上来确定《三国演义》在众多史书中的地位的,而这和传统史官的叙事目标有着截然的分别和不同。毛宗岗将《三国演义》与《史记》等史书相比较的最突出之处,正是着眼于艺术结构的完整性与整体性。这本身就说明了作为小说叙事文本的形式要素之一的结构原则——整体性是小说家在叙事方式上最先考虑的。即考虑如何将内容进行整体布局与穿插设计。亦可理解为考虑“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这样的一种比较实际上说明毛宗岗的旨趣已经不在于完成记录任务上,而是关注作者在记录过程中的艺术匠心,即作者在叙述事情过程中的美学追求和艺术创作。因此,毛宗岗才可以抛开“史实”的束缚,将虚构等艺术手法成功运用到《三国演义》中去。

虽然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宣称《三国演义》“真实可考”、“叙一定之事”,并以此作为《三国演义》优胜于《西游记》和《水浒传》的凭证和论据。然而,他在自觉的美学追求中,已经将虚构、重组等元素大量使用于《三国演义》的评改中,以此突出小说的整体魅力和艺术价值,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三国演义》的“改”上。正是毛宗岗赋予“叙事”全新的概念和创作理念,才会刻意追求小说文本的精致与巧妙,才会改得好、改得妙,其评点部分才拥有了传世的契机与价值。

综上,正是因为毛宗岗在关注“史笔”的同时又注入了“匠心”,才强烈显现出了作者在加工和润色文本时的主观能动性,才为小说叙事脱离史学、融入文学提供了机遇和指导,让叙事区别记事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美学追求和艺术目标。

二、对叙事行为的关注

故事具有超叙述性,叙事作品也便是对故事的讲述,因讲述方式的不同,原有的故事底本在进入叙述文本时自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形,叙事观念的不同便决定了这种变形方式与选择事件的角度的不同。毛宗岗关注更多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这其实正是关注叙述行为的一种具体表现,或者说是关注叙述行为的一种细致化体现。例如,毛宗岗经常用“叙法变换(幻)”来表达他对叙事行为的一种敏感与关注。

我们看到,叙事者处于强势位置,人物处于被动位置。叙事者通过调遣人物的行动来实现叙事的目的:刘备欲破黄巾军,具有形式上的困难,而这种形式上的困难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审美的快感。毛氏认为,《三国》一书情节发展奇特曲折、变幻莫测且矛盾冲突峰回路转,如第四十回评写到: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若观前事便知其有后事,则必非妙事,观前文便知有后文,则必非妙文。

其实毛宗岗在这里强调的“叙法变幻”的效果,和西方文学批评中“陌生化”的概念有着某种相关与吻合。毛宗岗在评点中强调罗贯中在人物设置方面使情节曲折化,而这种曲折的情节给读者带来惊奇感,从而达到了特殊的审美效果和阅读快感。当然,毛宗岗对“叙法变换”还有其它方面更深刻的认识,涉及到叙事视角问题,在此暂不论述。

毛宗岗不仅以“叙法变换”来表达对叙事行为的关注,还通过叙事顺序进行进一步的阐释说明。以补叙为例,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特意将补叙的作用详加阐释:

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拖沓,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妙品也。

毛本第十八回南阳之战,张绣引兵二番追赶曹军,正是得胜之时,忽然杀出一队人马阻拦。叙事者并未当即揭开这队人马底细。仍照常推进叙事。毛宗岗注意到这一叙事策略,他批到“此处且不说是何军。留在后文补出。叙法变幻。”后文交代完张绣,又返回来交代曹操,才说明其来历。毛氏夹批曰:“补叙前文所未及,好。”南阳之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但它在本文叙述中的时间跨度却并未收束。只有补此一段,为所有的谜面找到谜底,才能算是截止和完整。毛宗岗连连称赞曰“好”,便是肯定补叙手法给艺术效果所带来的审美变化。

再例如,毛宗岗强调叙事时需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在文本内容层面上显现出明确而强烈的叙事目标追求。毛宗岗对叙事目标的理解是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他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之法颇加留意,并且总结出“以宾衬主”之法。此外,他在评点过程中还提出了不少术语,这显然是对叙述重点和作者意图进行的区分与总结,体现了他对叙述目标的关注与探究。

综上,正是由于毛宗岗将小说从史学中分离出来,把叙事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而不是照实抄录,他才有意识地关注“叙事”与“记事”的区别,才更加自觉地留意和关注叙事行为。总之,在《三国演义》评点中,毛宗岗将叙事批评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显示出古代小说叙事理论的成熟与成就。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作者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贯中是他的字,山西太原人(还有庐陵、东原、钱塘等多种说法)。他生于元代,死于明初,大约生活在公元1330~1400年间,他生平不见史传,据某些片断的材料说,他性格孤介,“与人寡合”,因“遭时多故”,东奔西走,“不知其所终”。他还是一个“有志图王者”,曾充当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客。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据说小说创作有数十种,曾写过十七史演义。现存署名罗贯中的通俗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他还写过杂剧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杂剧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及魏、蜀、吴三国历史为题材。作者在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运用了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书版本很多,现存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本。全书24卷,240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它集中了宋元讲史话本和戏曲中的精彩部分,将元代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全部加以改写(删去了荒诞的故事,增加了史实,扩充了篇幅),成为一部长篇巨著。此后,新刊本大量出现,但它们都只是在嘉靖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增删、整理的工作,没有大的改变。最流行的本子,是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增删、评点过的120回《三国演义》。书约成于康熙初年,比嘉靖本更加紧凑完整。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即根据这个本子重印,删去了评点。 《三国演义》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写起,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统一为止,前后共97年。它描述了三国时期纷繁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它的主要思想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三国之间军事、政治、外交事件的描述,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这些可供我们借鉴。孔明身上就集中反映了各种斗争的经验、智慧和才能。2.揭示了当时矛盾重重、动乱不安的局面。这能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性。3.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动乱年代里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与和平统一的愿望。小说描叙了封建军阀屠杀人民,劫掠百姓,以致田园荒芜,生产凋敝,白骨如山,饿莩遍野的历史事实。作者对坚持分裂割据的军阀进行了鞭挞和嘲讽;对于曹操,虽不赞成由他来统一天下,但在写他同北方军阀进行斗争时,却如实地描述了他的雄才大略;作者本来寄希望于蜀汉,把刘备、孔明作为仁君、贤相的典型来塑造,希望他们君臣际会,作出一番功业,统一中国,使百姓安居乐业。这种反对分裂、主张统一的思想,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4.“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尊曹或尊刘,是历史家长期的争论,这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倾向,既继承了晚唐以来三国故事,直到《平话》一贯“尊刘”的文学传统,又继承了东晋习凿齿和南宋朱熹“尊刘”的史学传统,表现了为东晋、南宋偏安的汉族王朝争正统,反对入侵的外族统治的思想倾向,反映了元明之际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此外,《三国演义》还大力宣扬了刘、关、张的“义气”。所谓义气,内容十分复杂,既渗透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也包含着当时人民的道德理想。有的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和鼓舞人民的力量,如人民用义气互相团结,互相救援。但是由于义气不是从阶级观点出发,而往往是从个人恩怨出发的,所以常常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影响深远。它是广大人民认识三国时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整个社会面貌的教科书;它曾为后世农民革命的战略策略提供了借鉴;几百年来它为民族戏曲提供了大量题材;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种反映复杂历史生活的体裁。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作者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贯中是他的字,山西太原人(还有庐陵、东原、钱塘等多种说法)。他生于元代,死于明初,大约生活在公元1330~1400年间,他生平不见史传,据某些片断的材料说,他性格孤介,“与人寡合”,因“遭时多故”,东奔西走,“不知其所终”。他还是一个“有志图王者”,曾充当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客。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据说小说创作有数十种,曾写过十七史演义。现存署名罗贯中的通俗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他还写过杂剧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杂剧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

我觉得要作研究不应该拘泥于《三国演义》,除了认真研读《三国演义》外,还要和别的类似的文章作对比。这些小说对我影响颇深,我几乎每隔一年看一遍,而且每次都象读一本新书一样认真的看。似乎每次都有新发现,每次都有新收获。象这种文章你必须得反反复复地仔细品味,而且人在成长,伴随他对事物的看法也在潜移默化。事物总在不停息的发展变化之中。

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这个问题,是此次讨论会上争论最为激烈、意见最为分歧的一个问题。除以往提出的“正统说”、“忠义说”、“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反映三国兴亡说”和“讴歌封建贤才说” 等五种观点之外,新提出的主要有“悲剧说”、“仁政说”、“农民愿望说”和“分合说”等四种观点。而且即使是以往的几种旧提法,有人也作了新的解释,注入了新的内容。 (一)悲剧说。 这是此次讨论会上十分引人注意的一种说法。此说论者认为,在《三国演义》所塑造的大批艺术形象中,曹操和刘备,包括他们所代表的集团,不仅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始终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曹操被刻画为一个千古不朽的奸雄形象,一个剥削阶级利己主义的集中代表,贪欲和权势欲的象征。他的身上几乎概括了剥削阶级的全套统治手段和全部本质特征。而残暴狡诈和雄才大略的紧密结合、“奸”与“雄”的高度统一则是他最显著的标志。这一形象乃是恶德的实体、个性化了的社会存在,是作家所处历史环境的直接映象。与此相反,刘备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则是对理想道德的追求,他幻想在尘世中实施“仁政”,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以曹操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和以刘备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理想象征之间的激烈交锋,构成了《三国演义》一书最基本的矛盾冲突。 不幸的是,以曹操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却最终战胜了以刘备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理想追求。《三国演义》为人们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左右形势,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鲜廉寡耻、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战胜了孝悌礼让、忠诚信义等理想观念;暴政强奸了仁政,兽性代替了人性;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伦理观念不得不让位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市侩原则。这不单是三国时期的历史现实,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所以《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蜀汉集团的悲剧,正是悲剧的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一部历史悲剧,它因之而成为民族历史的启示录,奠定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二)仁政说。 此说论者认为,《三国演义》一书有着极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个倾向性集中地表现在“尊刘抑曹”上,以前不少论者把这一点作为《三国演义》的主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强烈倾向并不等于就是它的主题。透过“尊刘抑曹”的表象,我们看到的乃是于对仁政的歌颂和向往,对于暴政的批判和鞭挞。《三国演义》对刘蜀的“尊”和“拥”,反映了挣扎在封建制度残酷现实之中的人民对仁政的热烈拥戴;对曹魏的“抑”和“反”则反映了人民对暴政的深恶痛绝。这不仅是贯穿全书的主题思想,也是《三国演义》一书在思想倾向上的民主性、进步性的具体体现。 (三)农民愿望说。 此说论者认为,我们分析《三国演义》的主题,不能也不应当离开这部作品形成的历史。尽管《三国演义》是以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为该书所作的注为主要的素材和依据,也就是说主要是以正史为素材和依据,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它更多地受到讲史话本、元杂剧以及宋元以来大量流传的民间故事、传说的影响。“尊刘抑曹”的倾向正是在这样长期流传、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此外,也有不少同志认为,象《三国演义》这样一部思想蕴涵丰窗的文学巨著,要想用三言两语来概括它的主题思想是很困难的。目前提出的各种说法应当说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但是却似乎都难于为人们所一致接受。重要的问题在于认真地分析一下这几种提法的相同之处,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比较它们实质上的分歧,而不必匆忙地作出结论。同时,探讨《三国演义》的主题还不能脱离对版本的研究,版本不同,其主题思想常常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一点也是不能忽视的。

三国演义研究论文目的

意义:

1、《三国演义》描写了近百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活动,展示了三国兴亡的历史画卷。其中,《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大人物、大豪杰、大英雄,这些人物的优秀品质都很值得现在人学习。

2、《三国演义》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演义体小说语言,塑造了四百多个人物形象,描写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小说体裁,这不仅使当时的读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而且也刺激了文士和书商们继续编写和出版同类小说的热情。

作品主题

1、《三国演义》以人物为载体形象地衍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仁、义、礼、智、信、勇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

2、《三国演义》通过魏、蜀、吴三国的故事,揭示了“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发展规律。

1、题目:题目应简洁、明确、有概括性,字数不宜超过20个字(不同院校可能要求不同)。本专科毕业论文一般无需单独的题目页,硕博士毕业论文一般需要单独的题目页,展示院校、指导教师、答辩时间等信息。英文部分一般需要使用Times NewRoman字体。2、版权声明:一般而言,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内均需在正文前附版权声明,独立成页。个别本科毕业论文也有此项。3、摘要:要有高度的概括力,语言精练、明确,中文摘要约100—200字(不同院校可能要求不同)。4、关键词:从论文标题或正文中挑选3~5个(不同院校可能要求不同)最能表达主要内容的词作为关键词。关键词之间需要用分号或逗号分开。5、目录:写出目录,标明页码。正文各一级二级标题(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标注更低级标题)、参考文献、附录、致谢等。6、正文:专科毕业论文正文字数一般应在3000字以上,本科文学学士毕业论文通常要求8000字以上,硕士论文可能要求在3万字以上(不同院校可能要求不同)。毕业论文正文:包括前言、本论、结论三个部分。前言(引言)是论文的开头部分,主要说明论文写作的目的、现实意义、对所研究问题的认识,并提出论文的中心论点等。前言要写得简明扼要,篇幅不要太长。本论是毕业论文的主体,包括研究内容与方法、实验材料、实验结果与分析(讨论)等。在本部分要运用各方面的研究方法和实验结果,分析问题,论证观点,尽量反映出自己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结论是毕业论文的收尾部分,是围绕本论所作的结束语。其基本的要点就是总结全文,加深题意。7、致谢:简述自己通过做毕业论文的体会,并应对指导教师和协助完成论文的有关人员表示谢意。8、参考文献:在毕业论文末尾要列出在论文中参考过的所有专著、论文及其他资料,所列参考文献可以按文中参考或引证的先后顺序排列,也可以按照音序排列(正文中则采用相应的哈佛式参考文献标注而不出现序号)。9、注释: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有些问题需要在正文之外加以阐述和说明。10、附录:对于一些不宜放在正文中,但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可编入附录中。有时也常将个人简介附于文后。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法、个案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着力于追溯“真”之精神的哲学本源,通过对儒道释三家“真”概念嬗变的梳理,概括艺术论中相关范畴的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关于“真”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以阐释,最终,提炼出中国画家思维中“真”之精神的发轫。目前关于“真”概念的研究多是哲学层面,系统梳理先秦哲学之“真”到中国古典绘画之“真”的过渡,成为迫切的、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这也正是此文的研究目的。对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真”之精神嬗变过程的研究,可以清晰中国古典绘画的本质追求,使“真”理论得以延续传承,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任一画种的理论和创作,具有指导当下绘画精神的现实意义。“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中与哲学概念之“真”有何特异处是本文重点研究的方向,目前绝少有论文和专著立足于此。本文首先从庄子之“真”、儒家与“真”相关的概念、佛家之“真”给予探讨哲学“真”,接着从连接哲学“真”与绘画“真”的中国古代艺术论中找到理论根据,继而着手分析几个与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相关的重要问题:如荆浩“图真”论中“真”的具体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产生了何种影响。再如“形神”论的演变过程怎样使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从“形”、“神”两方面在各个时期侧重发生转变。接着在“道寓于器,技进乎道”这一传统思想的统照下,笔者对“真”与“技”、“真”与“心”的关系分析说明,从具体技法提升到主观精神来探讨“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的形而下及形而上两个层面。最后,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的嬗变正与中国古典绘画从宋代绘画注重物象客观规律到元代文人画兴起之后,尤其明清两代,以主观情思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外在的画面事物成为了人之情感的载体这一转变过程相吻合。至此,中国古典绘画对“真”之精神的偏向发生了扭转,并且延续到近代。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思维的精髓,是可以指导任一门类的绘画理论及实践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因为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化发生着侧重的不同。我们寻出中国古典绘画史进程中的精神与力量,也就寻出它内在的向往和需求,从而指导中国绘画史朝着符合理想的方向发展,这是此文希望达到的大意义所在。

简单一点说吧:他可以让你明白很多人生的智慧,人生的哲理,可以帮你树立自己的理想,可以让你体会那战火纷飞的激情年代,可以看到刘备以一底层劳动人民奋斗到天下争雄的霸主,这种气概不得不令人佩服,可以看到曹操为个人理想而不折手段的政治野心,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警示一样令人惊叹。可以看到诸葛亮火烧赤壁的智慧,可以看到关云长无关斩将的勇气、可以看到赵云单挑曹军七十二将的英勇等等如此事例很多哦。真是看一遍就多理解一分,看的遍越多就越能感受到此书的博大精深。所以本人强烈推荐楼主有时间一定要看此书,此书绝对比现在的韩国的木偶剧受用。

三国演义研究小论文

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描写了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集体表现了统治集团之间政治和军事斗争。代表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三国志传》等,简称《三国演义》。该书继承了历史上诸多史书、杂传、戏剧、小说,如陈寿《三国志》、《殷芸小说》、《三国志平话》等的故事题材,着重描写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和兴衰过程,始于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风云画卷,揭示了东汉末年社会现实的动荡和黑暗。全书使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摇曳多姿,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人物形象栩栩传神,刘备之仁,曹操之奸,孔明之智,关羽之忠,张飞之莽,赵云之勇,孙权之霸,周瑜之英,无不赫然在目。可以说没有哪一部小说能像《三国演义》这样对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尚产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读后感 「三国演义」是由明朝文学大家罗贯中根据当时所流行的话本收集而成的,主要是介绍东汉末年,群雄四起,争霸天下的野心为背景,故事是由魏、蜀、吴这三国交织而成,其中,以蜀汉为主体,所以,作者对蜀汉中的主角包括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则是赞赏有加,对魏中的主要角色,「曹操」,则是以贬居多。 「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奇书之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亦是章回小说之一,所以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多的评价,其中,有许多故事都使很多人拍案叫好,包括:三顾茅庐、草船借箭、死孔明吓退活仲达等……,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有。 一、「过五关斩六将」:当时关羽因为要保护二位嫂嫂及侄儿的情况下,不得已只好屈服于曹军之下,但关羽虽处在曹营下,却无时无刻地挂念的大哥,时时打听大哥的下落,直到有一天关羽终于知道大哥现处在河北袁绍那里,他赶快提刀跨马护送着两位嫂嫂及随行的女眷们乘车,到了东岭关口,因偏将孔秀执意要请示曹丞相之后,此时,关羽已怒火上升,就把孔秀劈成两半,消息传到洛阳 ,虽洛阳守将韩福和孟垣商量对策,但哪里是关羽的对手,两人都被关羽所劈死,像这样,关羽一连闯过五个关口,杀了六员守将, 才渡过黄河,他虽然感到有些愧对曹操,但此时的他只想赶快和大哥碰面,杀了这么多人,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二、「的芦救主」:此时,刘备虽然对刘表的召请,心里感到疑惧,但又不得不去,所以,刘备便带着赵云,跨着的卢,向襄阳出发,蔡瑁装得非常恭谨,到了第二天早上,荆襄九郡四十二州县的文武官吏,开始参加刘备代替刘表主持的「丰年大宴」,赵云非常小心的跟在刘备身旁,于是,蔡瑁又设下计策,把赵云支开,等到酒过三巡之后,伊藉执着酒杯,个人总结走近刘备席前,悄悄地向他说过:「蔡瑁想要杀你,你赶快从西门逃走吧!」于是,刘备立即跨上的卢向西门逃出去,但没想到走不到几里路,前面有一条又深又急的河,此时,刘备只好向急流中跨下去,这时,刘备嘴里喃喃地念道:“的卢,你要救我!”的卢好像是听懂他话似的,奋力窜起来,使刘备脱离了险境。 这二则故事使我受到了启发,(一)是让我感受到关公的重义气,即使大哥在天涯海角,只要有消息,也要把两位嫂嫂平安的送到大哥手上,把自己的生死置之身外,一切以两位嫂嫂的安全为重; (二)是让我感受到人不可只注重外表,认为它是坏的而舍弃它,就像是的卢一样,纵使它是会克主的,但刘备却不在意它,可能是刘备的仁心感动了的卢马,所以,在主人最危急之时,它无克主反而是救了主人一命。 看完三国演义,才感觉到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也感受到作者的写作能力,罗贯中把所有人物都描述的栩栩如生,如:关羽的义、张飞的直、诸葛亮的忠及曹操的奸等……,让读者都与故事的剧情融合为一体,随着故事剧情的高潮而起伏,「三国演义」因为属于章回小说,故事具有连续性,让人有一直想看下去的心理,而且不会觉得枯燥乏味,故事编排得宜,紧张刺激,使人有一种深陷其中,好像自己也处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乱世之中,「三国演义」不仅是在当时有一种象征的功用,也是令一种体制的创新,更是研究明清小说的典范之一,所以,「三国演义」真是一本值得在再看的好书,每阅读一次,就感觉多了一次不同的体验,文学素养也提升了许多。

在中国人民心中,有一个家喻户晓、极富魅力、光辉四射的历史人物,他就是三国时代那位羽扇纶巾的军师、丞相诸葛亮。清代才子纪晓岚曾用他响亮的名字出了一副上联:“明月照纱窗,个个孔明诸葛亮”,几百年来一直无人能对,成为世间“绝对”。其实,真正成为千古“绝对”,无人媲美的,恰恰是诸葛先生本人。 “智多星”的丰采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诸葛亮是中华民族公认的智慧之神,在英才辈出的三国时代,在当时即有“智多星”的称号。高卧隆中时,他还只是一介书生,即被当时大名士宠德公称为“卧龙”,司马微赞为“识时务的俊杰”。公元207年,他出山辅佐势单力薄的刘备,先与孙、曹逐鹿中原,后与司马懿争雄天下。正是他的智慧,曾无立锥之地的刘备能走出困境,取荆益两州,三分鼎足,成就帝业。也正是他的智慧,庸主刘禅能坐稳江山,长期与强大的魏国抗衡,使司马懿“畏蜀如虎。” 诸葛亮的智慧,首先在深度上表现出多层次性,兼具大智与小智,并具急智与远谋。智有大智与小智之分。有小智者未必有大智,有大智者也未必有小智。宋代吕端,颇有智谋,但小处不甚精明,宋太祖谓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智还有急智与远谋之别。这二者也常不可得兼。与诸葛亮同时代的鲁肃,有大谋远略,但乃一忠厚长者,做事、决策未必敏捷过人。如此看来,诸葛亮确实是完美的智者。他有大智,有远智,自不待言。他的“隆中对”,被誉为“千古奇策”,奇就奇在他第一个预见“天下三分”,并进而提出促成天下三分的战略战术。后来形势的发展也果如他的预言判断。真可谓智转乾坤!刘备伐吴大败,病死白帝城,蜀国从其颠峰上一落千丈。他再次受命危难之际,毅然重整旗鼓,闭关息民,养精蓄锐,和吴平戎,使蜀吴又成犄角之势,共钳曹魏,并毅然六出祁山,以攻为守,虽最后回天乏术,但数载保全之功同样是体现深谋远虑。但诸葛亮如果仅凭如此,还不足以成为智慧的化身。他的智慧还表现在他的机智、敏捷、善辩、尽能上,既有大智大慧又有小处的聪颖、细节的精明,既能远虑周详,更能急中生智,随机应变。民间传说他“一步三计”,三国演义更是绘声纭色地描写了他卓绝千古的神机妙算。“草船借箭”、“智算华容”“舌战群儒”、“七擒孟获”、“空城计”,甚至死了还要以木像吓走司马懿,真使人莫测高深。这些虽有艺术夸张,故事的虚构,但也说明了他确是足智多谋,为同时代的兵谋家所望尘莫及。 诸葛亮才兼文武,在智慧的广度上亦是前无古人。在政治上,他将儒家学说所主张的仁德施之于民,又将法家之法用于治国治军。陈寿的《三国志》称道他“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将一个国空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岂不令人惊叹!在军事上,他发展了孙吴兵法,世所推崇。司马昭灭汉后,特令军事家陈勰学习他的兵法兵制,推行为晋朝的军事制度。诸葛亮还以个人的天才智慧,创造了著名的八阵图,发明了元戎(一种新式连弩),钢刀及木牛流马,威力无比,杜甫曾作诗称赞“八阵图”的神奇:“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西晋李兴也说:“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流马更是世间神物,惜早已失传。在理财上,诸葛亮同样显示出杰出的才能,他治蜀期间,开源节流,轻徭薄赋,务农植谷,推广生产技术,因而出现了国用足、民财阜、人口旺的景象。至蜀亡时,府库仍储有“米四十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绢各二十万匹”。以一个小国支持频繁的战争而不至使人民饥困,到亡国时还有这么多盈余,如非诸葛亮及其后继者善于理财,焉能这样! 诸葛亮因何如此才智超群?先天的颖慧加上后天的努力。他饱读先秦诸子,博古通今,并能运用自如。可以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上,集百家而成大智。他有道家的淡泊风范,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有法家的法治精神,及至墨家的科技杂艺,纵横家的纵横捭阖,名家的机智善辩,阴阳家的奇门遁甲,无不一一具备,从容体现。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又是外交家、理财家。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富发明创造,亦可称是发明家、科学家。在文学上,他虽无曹操的横槊赋诗,但一篇《出师表》,大情大义,不知要压倒多少千古雄文!南宋诗人陆游《书愤》一首曾极尽赞叹:“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人格神”的魅力 诸葛亮的伟大,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神,更重要的他是千百年来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人格神。在中国历史上,德才兼备的人不少,但象他这样集智慧神与人格神于一身,可谓绝无仅有。他所张扬、实践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精神,为历代所推崇备致。 诸葛亮的人格、节操、风范,概括起来是如下四个方面: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诸葛亮隐居隆中时,博览群书,广交士林,关心时势,每自比管仲乐毅,负有担大任、致高远的远大抱负。但他又绝不是那种醉心于功名利禄、汲汲于荣华仕进的俗子。事实上,当时曹操称雄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朋友石广元、孟公威皆投其麾下,他却不为所动,其兄诸葛瑾在东吴颇得重用,他也不去投靠。最后,刘备三顾茅庐,以千古未有的求贤至诚深深打动了他,他才毅然步出草庐,一匡天下。在著名的《戒子书》中,诸葛亮曾如此谆谆告诫:“夫君子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宁静无以致远”,真乃至理名言,也是他淡泊节操的真实写照。 尽瘁国事,忠心辅政。诸葛亮先后辅佐刘备、刘禅两代皇帝,忠心耿耿,公而忘私,刘备很信任他,临死托孤于他,并大义地提出让出家天下,但他没有夺取君位的政治野心,侍奉扶不起的阿斗,更加殚思竭虑,“亲理细事,汗流终日“,最后以身殉职,病死军中,时年五十四岁。诸葛亮辅佑后主,实际上是执一国之政,出帅入相,但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群臣并不感到他的僭越,倘非心底无私,国而忘家,焉能如此! 任人唯贤,清正廉明。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真乃金玉良言,至今仍振聋发聩。诸葛亮如此进谏后主,他本人则更是任人唯贤的典范。托志忠雅的蒋琬,清廉有才的费祎,智勇双全的姜维,都到他的重用和培养。他死后,这几人成为蜀国的中流砥注。托孤大臣李严运粮失责又慌报军情,被诸葛亮废为平民,但对李严之子仍加以信任,并促进他劝父改过自新。由是李严不仅不抱怨,而是心怀感激,诸葛亮去世,李严因悲痛发病而死。诸葛亮知人善任,明之以法,晓之对情,其服人心如此!在廉洁上,亦堪称典范。他曾上书后主,如实申报个人财产。书曰,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一家可以温饱,臣随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给,决不别伯经营,增长私产一寸,臣死以后,如查出多余财产,那就是对不起国家。光明磊落。苍天可鉴。 坚韧一心,竭尽人谋。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匡复汉室,还于旧都”,一统天下,但现实却是极严峻的:三国之中,对手魏国势力最为强大,其土地、人力、财力、物力比吴蜀二国的总和还要多,而蜀国相对最弱。诸葛亮深知这一点,“与其坐而待亡,孰若伐之”(后出师表),于是毅然挑战极限,采取一切积极措施,发愤图强,以挟泰山而超北海的气概,“驱驰千万众,怒目瞰中原”,虽劳而无功,仍不失为英雄壮举,这既是诸葛亮的悲剧,也正是他的伟大。这种尽力而为的奋斗精神,后人无不感慨系之。成都武侯祠一联云:已知天定三分鼎,犹竭人谋六出师。而杜甫的《蜀相》一诗,更可谓是诸葛亮的千古知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孔明情结”与“诸葛亮文化” 一部廿四史,有多少谋臣勇将,又有多少雄主名王,但历史老人似乎却分外垂青诸葛亮这位出师未捷的英雄。自魏晋以来,他的智慧光茫越来越夺目耀眼,他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彰显天下,他的形象日益高大丰满,历史人物的诸葛亮已变成一个文化的诸葛亮,潜入民族的心理底层,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全国各地,纪念他的庙宇祠碑不可胜数,南阳诸葛庐,成都武侯祠,陕西定军山,无不成为世人朝拜的圣地。上至士人,下至百姓,无不具有一种“孔明情结”,而有关他的故事、传说、题咏、小说、戏剧,更是层出不穷,形成一种蔚为大观的文化现象。甚至许多东西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孔明灯、孔明锁、孔明扇、诸葛巾,不胜枚举。 远在两晋南北朝,诸葛亮去世以来,他即受到老百姓的追悼和士人知识分子的普通赞扬。陈寿作《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但仍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认为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同时,有关他的军事艺术和智慧,则被编进民间故事及志怪小说广为流传。至唐代,有关诸葛亮的诗歌如雨后春笋,今检索《全唐诗》总计涉及诗人50多名,诗100余首,其中尤以李白、杜甫、刘禹锡、李商隐、杜牧等人的诗篇影响至深,广为呤诵。至宋元,诸葛亮的感人事迹,激励着人们的反抗斗志。抗金名将宗泽临终时含恨长呤杜甫咏诸葛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过河而死。民族英雄岳飞受诸葛亮陶染至大,他曾手书出师表并作跋云:“更深策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词诗赋及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以,竟不成眠,座以待旦”。史载,岳飞北伐,上表答诏,忠义之言,颇有诸葛遗风。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十分敬仰诸葛亮。他在被押解燕京途中,作《怀孔明》诗:“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襟。汉相明大义,赤心贯苍穹”。与此同时,诸葛亮及其故事大量成为多种文学、艺术种类创作的题材。迄元末明初,终于孕育出罗贯中三国演义这部伟大小说。从此,诸葛亮作为中华民族智慧与德行的象征地位,已牢固确立,成为妇孺皆知的光辉人物。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伟大诗人杜甫对诸葛亮的热情赞颂堪称千古定评。一千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对他仍怀着当年诗圣的那股敬仰之情。诸葛亮的智慧与精神,他所达到的完美境界,就像一首伟大的诗篇,让人受益无穷,百读不厌。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1798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与《三国志》中的人物真实性格也是有很大差距的。现举几个人物说明。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首先是历史的宿命循环论,在毛本中得到强化,还有就是作者具有十分强烈的封建思想和局限性,并且各种封建迷信在其间,这都是在阅读时应该剔除的封建糟粕,除了在原著中保留,其它改写本基本删除了这些东西。《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归晋共经历了五大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黄巾之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讲了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府的反击,出现了刘备,曹操等英雄,而东汉政权也快灭亡了. 董卓之乱是讲董卓入京前后的故事,从何进与十常侍对战到少帝逃出京城,结果被董卓救驾.董卓入京后收买了猛将吕布,又废少帝,立献帝,大权独揽,实施暴政,逼得群雄联军伐董卓,虽然后来联军失败了,但是董卓最后也被吕布所杀. 群雄割据是讲董卓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互相厮杀,最主要分为三个战区,即北方的袁绍与公孙瓒,江东地区孙策的崛起,中原地区曹操,刘备,吕布,袁术之间的战争. 再后来的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最主要的我想谈谈自己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也是曹操值得欣赏的地方,曹操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的标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10年春天下了一道《求贤令》.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他共同来治理好天下的,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这绝不是机遇,而是当政的人求,访得来的.有鉴于此,曹操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他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埋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后来,曹操于公元214和217年又下了两道《求贤令》,反复强调他在用人上"唯才是举"的方针.他要求人事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官吏在选拔人才上,力戒求全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受有关系,只要真有才能就行.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中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而且对于有才干的人曹操还能做到不计前嫌,比如陈琳本来是袁绍的部下,曾经替袁绍起草檄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降曹操.曹操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之,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陈琳连忙谢罪.曹操爱惜他的文才,不仅对他不处罪,还照样任用他. 曹操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的杰出才能和善于招揽人才,还在于他有着豁达的胸襟和广阔的胸怀.在赤壁的惨败之后,曹操并未一筹莫展,而是笑着说了一句"今北方仍由我所据",并且三次大笑展现出他对待挫折的乐观态度.曹操同时也是个很有文学情趣的人,喜欢作文赋诗,即使大战在即也情趣不改,他的许多诗作都是乐府中的名篇.

三国演义研究性论文

nikeyicongzhongdedaoqif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10分,太小气了吧

东汉灵帝时,十常侍专权,朝政腐败,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刘备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参与镇压黄巾军。 灵帝死,大将军何进扶立少帝,诏外兵入京,诛杀宦官。宦官杀死何进,袁绍等尽灭宦官。董卓趁机拥兵入京,废少帝,立献帝,把持朝政。曹操谋刺董卓不成,逃到陈留,发矫诏联合诸侯共讨董卓。关、张加人联军,关羽温酒斩华雄,三人又合力击败董卓骁将吕布,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火焚洛阳,曹操率兵追击,中伏兵败,诸侯各怀异心,联军随之分散,彼此攻伐。 董卓在长安愈益骄横暴虐,司徒王允巧设连环计,先将府中歌女貂蝉许嫁吕布,后又献与董卓,离间二人。吕布与王允合谋杀死董卓,但被董卓余党李傕、郭汜等击败;王允被杀,李、郭执掌大权。 曹操击破青州黄巾军,占据兖州,招贤纳士,势力大增。因徐州刺史陶谦部下杀死曹操之父曹嵩,曹操兴兵攻打徐州。刘备救援陶谦,陶谦欲以徐州相让,刘备力辞,陶谦死。刘备方领徐州牧。 吕布谋夺兖州,被曹操打败,到徐州投奔刘备,屯驻小沛。 李傕、郭汜自相残杀,李傕劫持献帝,郭汜劫持百官,于是,长安城中大乱。杨奉、董承护驾还东都,遭到李、郭追杀,死伤惨重,好不容易回到洛阳,又逢灾荒,处境极为狼狈。 曹操采纳荀彧之谋,率军迎奉献帝,移驾许都,自封为大将军,朝廷大权从此归其掌握。 曹操用“驱虎吞狼”之计。诏命刘备讨袁术,吕布趁机袭夺徐州。袁术约吕布夹攻刘备,吕布因袁术失信,请刘备还屯小沛。 孙策欲继其父孙坚之业,乃以孙坚所得的传国玉玺为质,向袁术借兵回江东,先后打败刘摇、严白虎、王朗等,夺取丹阳、吴郡、会稽等郡,称霸江东。 袁术遣大将纪灵攻刘备,吕布辕门射戟,劝双方罢兵。后因张飞抢夺吕布所买马匹,吕布围攻小沛。刘备投奔曹操,被举为豫州牧。 袁术在淮南称帝,分兵六路进攻徐州。吕布用陈登之谋,击败袁军;刘备亦派关羽截击。曹操会合孙策、刘备、吕布,大破袁术,攻占寿春。不久,曹操约刘备同攻吕布,吕布刚愎无谋,终被擒杀。 曹操班师,带刘备见献帝。献帝认刘备为皇叔,拜左将军,封宜城亭侯,献帝因曹操擅作威福,密赐衣带诏与国舅董承。董承暗结王子服、马腾、刘备等,谋诛曹操。刘备恐曹操疑忌,每日种菜消遣。一曹操同刘备煮酒论英雄,欲加试探。刘备假作畏惧雷声,使曹操对其放松戒备。刘备趁机以截击袁术为名,率兵离开许都,重新占据徐州。 董承与太医吉平合谋,欲毒杀曹操;因家奴告密,董承等皆遭满门抄斩,曹操亲征徐州,刘备大败。匹马投奔袁绍。关羽被困,约三事而暂归曹操,连斩袁绍大将颜良、文丑。后因得知刘备在袁绍处,便挂印封金;保护二嫂,过五关,斩六将,终于与刘备、张飞重聚于古城。 孙策遇刺,伤重而死。其弟孙权继位,由张昭、周瑜辅佐。周瑜举荐鲁肃,鲁肃为孙权定鼎足江东之计,孙权自此威震江东。 袁绍亲率大军进攻曹操,曹操领兵在官渡相拒。谋士许攸建议袁绍袭击许昌,被斥,便投奔曹操。曹操用许攸之谋,夜袭鸟巢,大败袁绍。后又逐步消灭其残余势力,基本统一北方。 刘备被曹操打败,到荆州依附刘表。屯驻新野。徐庶来投,刘备用为军师,击败曹仁,夺取樊城。曹操囚禁徐母,伪造家书召唤徐庶,徐庶被迫辞别刘备,临行举荐诸葛亮。刘备先已从司马徽处知卧龙之名,于是三顾茅庐。礼聘诸葛亮。诸葛亮提出跨有荆、益二州,以与曹操、孙权成鼎足三立之势的战略方针,刘备苦请其出山辅佐。 曹操率大军南征,刘表病死,其妻蔡氏以次子刘琼嗣位,投降曹操。刘备携民出走江陵,在当阳被曹军赶上,军民大乱。赵云单骑救出阿斗,张飞在长坂桥吓退曹军,刘备收拾残兵退至江夏。适逢孙权遣鲁肃来探虚实,诸葛亮即随鲁肃前往江东,欲结孙权共拒曹操。 孙权接曹操檄文;犹豫不决。诸葛亮去战群儒,智激孙权,加之周瑜陈说利害,孙权遂决计抗曹,以周瑜为大都督。周瑜趁蒋干来为曹操作说客之机,巧布疑阵,诱其盗走伪造的书信,使曹操误杀水军都督蔡瑁、张允。诸葛亮草船借箭,周瑜自叹弗如,与之定计火攻破曹,并先后使黄盖行苦肉计,庞统献连环计,曹操骄傲轻敌,黄盖上船诈降,接近曹军水寨时一齐举火。东吴各路兵马四下接应,曹军惨败。曹操带领残兵奔逃,连遭截击,在华容道又被关羽挡住去路。曹操乞哀,关羽不忍,放其逃走。 赤壁之战以后,孙、刘两家争夺荆州,周瑜屡次用计,诸葛亮三气周瑜,周瑜箭疮崩裂而亡。 曹操疑忌马腾,召其入京。马腾欲趁机杀曹操,谋泄被杀。其子马超闻讯,与韩遂起兵报仇,屡胜曹兵。曹操用反间计;使马超、韩遂自相火并,借机打败马超。 汉中张鲁欲取西川,益州牧刘璋派张松说曹操取汉中。张松因受曹操侮慢。转道往见刘备,奉献西川地图,劝刘备取之。 刘璋听取张松建议,请刘备相助。刘备与庞统率军入川,刘璋亲到涪城迎接。刘备屯驻葭萌关,广收民心。后因向刘璋索取兵、粮,刘璋疑虑,稍作敷衍。刘备大怒,夺取涪城,进兵稚城。因庞统在落凤坡中箭身亡,诸葛亮留关羽镇守荆州,与张飞分兵入蜀增援。一路望风归顺,进占绵竹。刘璋向张鲁借兵,张鲁遣马超攻葭萌关。张飞大战马超,诸葛亮用计,马超归顺,并进逼成都,刘璋出降,刘备自领益州牧。 孙权得知刘备占据益州,遣诸葛瑾索还荆州,刘备答应先请关羽,欲逼其归还荆州,关羽单刀赴会,挟制鲁肃,遂得安全返回。 曹操兵伐汉中,张鲁兵败归降。刘备恐其来攻西川,交割江夏等三郡给东吴,请孙权起兵袭合肥,牵制曹操。孙权与曹操大将张辽交战。大败于道遥津。曹操亲率大军救合肥。孙权部将甘宁率百骑夜袭曹营,不折一人一骑。双方相待月余,孙权求和,曹操班师而回,不久又封为魏王,立子曹丕为世子。 曹操命曹洪助夏候渊、张郃守东川,张郃接连被张飞、黄忠打败,丢失天荡山。法正劝刘备乘势夺取汉中,刘备从之,与诸葛亮亲自出兵。曹操闻报,亦率大军亲征,屯兵南郑,命夏侯渊进兵。黄忠用法正之谋,以逸待劳,阵斩夏侯洲。曹操前来报仇,接连战败,身受箭伤。军心动摇。便放弃汉中,于是,刘备进位汉中王,以诸葛亮为军师,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 关羽领兵取襄阳,围樊城。曹操令大将于禁为征南将军,庞德为先锋,率领七军救援樊城。庞德抬棺与关羽决战。箭射关羽左臂。时值连日大雨,关羽水淹七军,于禁投降,庞德被俘,不屈而死。曹操闻讯大惊,欲迁都以避关羽,司马懿建议使孙权袭击关羽后方。孙权用吕蒙、陆逊之计,卑辞麻痹关羽,趁其防备松懈时袭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突围时被俘,不屈而死。 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继位,不到一年,即逼汉献帝禅让,改国号为魏。刘备受群臣之请,亦自称帝以继汉统,任诸葛亮为丞相。 刘备欲为关羽报仇,不顾群臣苦谏,兴兵伐吴。张飞鞭挞部下末将范疆、张达,二人刺死张飞投吴。刘备得知,愈加憎恨,连胜吴军。孙权遣使求和,刘备不许,孙权拜陆逊为大都督,陆逊坚守不战,待蜀军兵疲意沮,火烧连营,大获全胜。刘备败走白帝城,感伤懊悔而病,临终前托孤于诸葛亮。 魏主曹丕闻刘备亡,发动五路大军攻蜀,诸葛亮不动声色,暗中遣将设计阻其四路兵马,又遣邓芝出使东吴,恢复蜀、吴联盟。 蛮王孟获犯境。诸葛亮率军南征,采纳马谡“攻心为上”的建议,七擒孟获。孟获心服,蜀汉后方得以安定。 魏主曹丕死,其子曹睿即位。诸葛亮上《出师表》,开始北伐,大败魏国驸马夏侯茂,智取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收服姜维,又打败魏国大将军曹真。魏以司马懿领兵拒蜀。司马懿消灭孟达后,直取街亭,欲断蜀兵咽喉之路。诸葛亮命马谡守街亭,马谡违令于山上扎寨,被魏军围困,丢失街亭。诸葛亮急忙部署撤兵,并亲到西城监运粮草。司马懿突率十五万大军来到城下。诸葛亮以空城计吓退魏兵,连夜退回汉中,挥泪斩马谡,并上表自贬三等。 吴将陆逊大破魏军于石亭,请蜀伐魏。诸葛亮再上《出师表》,二出祁山,大败曹真。因粮运不继,乘胜退兵,计斩前来追赶的魏国勇将王双。 孙权称帝,诸葛亮约吴兴兵伐魏,三出祁山,连败魏军。后主下诏恢复诸葛亮丞相职务,因张飞之子张苞身死,诸葛亮悲痛成疾而退兵。 以后,诸葛亮又数次北伐,虽然屡败魏军,却始终未成大功。六出祁山时,司马懿固守营寨,诸葛亮日夜操劳,心力交瘁,病死于五丈原。临终前,将身后诸事一一安排。请将依计退兵,吓退司马懿追兵。魏延不服杨仪,举兵相攻,马岱斩之。魏主曹睿死,太子芳即位。司马懿杀曹爽,全国大权从此归司马氏掌握。 姜维欲继诸葛亮之志,先后九伐中原,与魏将邓艾等斗智斗勇,互有胜负。因宦官黄皓弄权,姜维屯田汉中以避祸,蜀汉国势日益衰微。 司马昭命钟会、邓艾西路攻蜀,邓艾偷度阴平,直通成都,蜀后主刘禅出降。姜维诈降钟会,鼓动钟会叛魏,欲借机复国。事败,姜维与钟会一同被杀。 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继位,逼魏主曹奂禅让,改国号为晋。吴主孙皓暴虐荒淫,朝政腐败,人心涣散,晋武帝司马炎下令伐吴,吴军土崩瓦解,孙皓投降。至此,天下重新归于统一。

你应该看一看演义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然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 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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