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议论文，1500字）曾经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钻研《明朝那些事儿》，最近回头翻翻，发现最感慨的还是王守仁的那句“知行合一”。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方能成才。你还可以这么去理解这句话——心中想的，要与手中做的相一致，方不负心中良知。像海瑞，一生抱负尽在为民谋利，同样，也将一生献给了人民。但是，我还是要说一说我所赞同的理解——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做法。王守仁曾作为御史巡抚过江西。比较搞笑的是，他其实是被当时的尚书大人王琼“坑”到了这里打困扰了朝廷十几年的土匪。作为一个哲学家，王守仁的用兵却是相当的诡异阴险。挖坑打伏那是经常的事，但兵力再多却也要将敌方围得半死不活再下手擒拿；有时故意说轻敌的话，却待对方休养生息时突然出手包了饺子。甚至投降的也不放过，什么被招安过好几次却又反叛了好几次的都杀了示众了，众土匪吓得假投降也成真招安了。江西清净了。奇迹发生了。而这，仅仅是因为王守仁有平定土匪的好的出发点和理想，并辅以狠辣无情的手段。遏制暴力的最好方式就是以暴力对抗暴力，很对。另一个同样将“知行合一”发展到极致的人，叫做徐阶。当时朝政黑暗，嘉靖沉溺道术，严嵩把持朝政，妖风盛行。徐阶打败严嵩的方式，其实是很让人不齿的。提拔徐阶、相当于他老师一般的夏言被严嵩坑害致死，他不发一言；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不忘上门拜访严嵩；嘉靖昏庸，他也主动要求替对方炼丹以博好感，提高自己地位对抗严嵩；甚至最后打倒严嵩，也是通过诬陷他的儿子严世蕃谋反来达到目的。是的，几乎是当时的所有人都在骂徐阶品德败坏，但他默默忍受了下来，并在打败严嵩当上首辅之后，提拔贤才，清理朝政，一手将大明王朝送上了一段虽不是巅峰但却安详和乐的时光。我佩服他，他可以为了人民百姓而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并在这昏暗的朝政之中，在一次又一次施展狠辣手段的同时，从不迷失自己，从不忘却自己的出发点。“用之善即善，用之恶即恶。”心怀一个好的出发点，最终目的是为世间争取广大公平的利益，过程也许遭人不齿，但若成功，亦值得。其实，林肯也是“知行合一”的执行者。在《解放黑奴宣言》的通过过程之中，他的幕僚手下曾询问过他是否需要行贿以保证宣言的通过，林肯含笑不语，手下心中了然，四处活动，最终宣言高票通过。美国的黑人，终于可以争取到自己的公平利益。其实这种事情很普遍。如果一个政客想要上台为广大人民谋取利益，那么他就不得不将对手挤下这竞争台。当然可以启用，但绝对不可以让其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或者升起相悖的思想。若日本打来的时候，我们不以同样的枪杆迎上，又怎可能将他们打出国门？若只是手捧经书满口宣扬仁义道德，只怕我中华大地，早已流遍鲜血了！我中国爱好和平，却为什么发展研制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若不是实力强大，一味的口说和平早已被人碾压了！其实，有很多高尚伟大的理想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强制暴力的无奈举措之上。所以，我们不止应该有一颗清明的心，还应该有可以保证理想实现的做法。“知行合一”，以脚踏实地的变通做法，来实现伟大高尚的人生理想。希望对您有帮助，望采纳，您的采纳将是我们回答的动力
善无憎恶之身，善而恶行。知善知恶是良心，善恶是一回事。-王阳明王阳明是大明帝国时期出生的著名心理学家，明代是朱子科学的主流，同时也反映了王阳明的苦难和他内心发展的障碍。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接触到了Ma Zhe的唯物主义：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客观的，它不是由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当我偶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被王阳明的心感动了，被王阳明的“良心”所说服，并被他的新知识所吸引。生活在大明帝国的王阳明也接受了学习的影响，并按照朱子的材料去了网格。当他去一堆竹子时，他什么也没有出去，所以他质疑科学的权威。他研究过道，想掉进空门，但没能成功。直到后来他才明白龙场的方式和他的思想诞生了。王阳明的弟子自龙场启蒙以来，为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其职业发展提供了条件。王阳明的精神哲学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良知和内心的平静。朱子声称要走到外面的心脏，而王阳明认为事情是在自己的心。只要良心是光明的，真正的意义是可以得到的，而现在所做的只是对内心的理解的实践。从龙场的曙光开始，王阳明的仕途变得更加光明，在江西南部利用自己的思想，禁止匪徒和安宁王起搏。我认为在他的头脑中有心理学的应用，似乎他的头脑可以应用到任何领域，而王阳明解释这是良心的功能。王阳明提倡人人平等，人人都是圣人，所以每个人都不应该看自己，但当他和土匪搏斗时，士兵士气不高，几名士兵当众死亡。既然他提倡众生平等，为什么要用别人的生命换取别人的进步呢？但是王阳明也说他在使用战术时违背良心，所以他从未提到过这些战术在他未来的演讲中的使用。王阳明的心理理论似乎与新儒学相违背，但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理学上，都是关于“拯救自然，走向人类欲望”。人们的心可以分为性和情感，而朱子的理学则主张将“爱”与心分离，寻求外来物来填补内心的空虚。王阳明认为人都有七种情感和欲望，六种欲望与佛陀的坐坐是没有区别的。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一个程度上控制六个欲望。根据他的理论，良知自然变成了控制的程度。天地之心是人，人心是良心，只要良知是光明的，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现在我们把我们的良心带到了一层污秽：对名利的渴望，私欲的出现，使我们不能听从良心的指挥。而我个人认为，在当今时代的生活中，除了名字和利益之外，除了自己的私欲外，还有一些东西是自己进步的动力，即使那些人会拥有世界的心，但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人，这无疑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单一程度上控制这些追求。尽你所能，尽你所能。例如，如果你有能力成为一名官员，为什么我要执着于这个天赋，坐在这个位置，思考如何发挥这个位置上最伟大的天赋，并且在不违背良心的情况下创造最大的利益。王阳明提倡知识与实践的统一，古人也提出了“知行”，但都是分别提出的。这样做的原因是对那些只知道实践的人提出建议，而不知道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只知道理论知识的知识，不去实践。但王阳明的知行理论认为，当我们有知识时，我们就会有争吵。例如，当我们口渴的时候，我们会去喝水。当我们饿了，我们就去吃饭。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由我们的心引导的，光明的良心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阅读之旅
王阳明核心思想之一的知行合一，提出于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也就是龙场悟道的第二年。 从知行观的发展历程来看，宋明时期众多的理学家所提倡的是知先行后，尤其在那个朱熹理学独步天下的环境中，世人所做的学问往往在于求知——见闻之知，在于格物穷理，穷万事万物之理，却忽略了践行。导致儒家正统学问支离，以科举为目的，倡导辞章、训诂，在此大环境中又有佛老盛行，以养生之学求道，以脱离轮回求佛，世人对于儒家求圣之学渐行渐远。 虽然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也是一种穷通外理已至于宇宙真理的哲学途径，暂且不论对错，但是当时的儒学子弟大多仅仅只是把朱熹学说做为考取功名的必要学问。就像我们现在学校里学习的数学物理一样，大多数人只是以答题为目的，甚至很多学校以题海战术，押题等方式去提高升学率，很少会有人深入的去探究此中缘由，虽然学到的知识很多，却越来越偏离生而为人，为何为人的真谛。 王阳明受娄亮的影响，也曾探究过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但他的探究并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切实的跟伙伴去格竹子。现在我们很多人看到王阳明格竹子一个礼拜最后格的晕倒可能会觉得很好笑，会很不理解的觉得这人怎么这么傻，就像当时很多人嘲讽王阳明的学说一样。 世人皆醉我独醒，曾几何时，深入忘我的探究一门学问成了众人的笑柄了？这是王阳明的问题，还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学说。知行合一的理念其实自古皆有，《易经》中就有“知至至之”的说法，只是后来世人慢慢的淡忘了，要么只注重求知而不去实践检验，要么只注重实践而不去思索探求。王阳明用简捷通俗的话语来重提此话题，用意在于倡导世人知行并进，教导世人注重践行，事上磨练。对于知行合一的理解，《传习录》中有四段总结。 一， 知行本体 。 王阳明用《大学》里“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形容知行本体关系。看到美色（并非指现代女色之意）是知，喜欢美色就是行，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并非在看到后美色后又起个念头去好，在闻到恶臭后又起个念头去恶。这种自然的如好好色的反应就是知行本体互相联系，并无私欲阻隔。 想更好的理解知行本体关系，得从王阳明的“心即理”来说。在王阳明之前，世儒往往把心与理分为二，就算是同样提出“心即理”的陆九渊也仅仅只是把理中的德性部分与心合一，但是完整的理还是与心为二的。王阳明从整体上把心与理合为了一，心中有求知的认知，就自然会有证知的行动。知与行都在我们的完整的心里，不必外求。 二，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为行，真知相对于假知，例如很多人觉得自己是知道读书对自己有用的，但是这个知是真知还是假知呢？当看行为。虽说读书有用，但不去行，就是假知。如说读书有用，确实也每天用功去读，就是真知。一念真知就会行，如果不能行那就多问问自己是真的意识到了吗？ 很多人说会一句话，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啊，但是我做不到。那么这个懂是真懂吗？往往我们做不到，并不是我们真的做不到，只是考虑到外界的影响，担心、恐惧、忧虑导致我们不敢去做。这些都是良知被私欲遮蔽的表现，并不是真正的懂得。 三，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 这是就知行的具体运行而言，从动态上解释了知和行的互相关联互相包容的特性。意识属于知，一个行为中包含了意识的发起，也就是行为的开始阶段。另外同理，行为是意识发起后的具体实践结果，也就是知的终点。所以互相包容，也就是知行合一。 人们往往把这句话认为是先知后行，认为是把知行分为二了，如果真的理解了知行合一的真谛，理解了王阳明为何提出知行合一，那么知和行为一或者为二又有何所谓。知作为始，行做为成，行百步半于九十，没有行的知就等于零，没有知的行也只是漫无目的的漂泊。 四， 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 打个比方，一辆电瓶车没电了，首先你得知道怎么给车充电，你才能去给车充电。但是如果你虽然知道怎么充电，你还得去具体按照步骤去实践下功夫才行，如果只是明白却不去用功也是一种假知。所以说知是主意，行是功夫。主意当与功夫结合，方是正道。知行合一的思维，用一张螺旋式上升的图来理解可能会更加直观。知和行就像是这张图上的无数个点，无论是哪一个点，都是在这根螺旋线上，也就是知行本一。在螺旋线上随意找出一段，当我们真知了，下一步自然而然就知道该往何处去走，真知即为方向。在某一段中，知做为起点，行作为终点，不断的反复践行，不断地自我成长上升。在这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中，知这个主意也在不断的成长，自然能行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充。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们的人生也就像这螺旋上升的曲线，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在知行过程中完善自我，以至于至善境界，以至于圣人。 【王阳明先生的小弟子，愿圣学昌明，人人都能拥有一颗幸福的心】
知行合一曾经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钻研《明朝那些事儿》，最近回头翻翻，发现最感慨的还是王守仁的那句“知行合一”。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方能成才。你还可以这么去理解这句话——心中想的，要与手中做的相一致，方不负心中良知。像海瑞，一生抱负尽在为民谋利，同样，也将一生献给了人民。但是，我还是要说一说我所赞同的理解——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做法。王守仁曾作为御史巡抚过江西。比较搞笑的是，他其实是被当时的尚书大人王琼“坑”到了这里打困扰了朝廷十几年的土匪。作为一个哲学家，王守仁的用兵却是相当的诡异阴险。挖坑打伏那是经常的事，但兵力再多却也要将敌方围得半死不活再下手擒拿；有时故意说轻敌的话，却待对方休养生息时突然出手包了饺子。甚至投降的也不放过，什么被招安过好几次却又反叛了好几次的都杀了示众了，众土匪吓得假投降也成真招安了。江西清净了。奇迹发生了。而这，仅仅是因为王守仁有平定土匪的好的出发点和理想，并辅以狠辣无情的手段。遏制暴力的最好方式就是以暴力对抗暴力，很对。另一个同样将“知行合一”发展到极致的人，叫做徐阶。当时朝政黑暗，嘉靖沉溺道术，严嵩把持朝政，妖风盛行。徐阶打败严嵩的方式，其实是很让人不齿的。提拔徐阶、相当于他老师一般的夏言被严嵩坑害致死，他不发一言；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不忘上门拜访严嵩；嘉靖昏庸，他也主动要求替对方炼丹以博好感，提高自己地位对抗严嵩；甚至最后打倒严嵩，也是通过诬陷他的儿子严世蕃谋反来达到目的。是的，几乎是当时的所有人都在骂徐阶品德败坏，但他默默忍受了下来，并在打败严嵩当上首辅之后，提拔贤才，清理朝政，一手将大明王朝送上了一段虽不是巅峰但却安详和乐的时光。我佩服他，他可以为了人民百姓而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并在这昏暗的朝政之中，在一次又一次施展狠辣手段的同时，从不迷失自己，从不忘却自己的出发点。“用之善即善，用之恶即恶。”心怀一个好的出发点，最终目的是为世间争取广大公平的利益，过程也许遭人不齿，但若成功，亦值得。其实，林肯也是“知行合一”的执行者。在《解放黑奴宣言》的通过过程之中，他的幕僚手下曾询问过他是否需要行贿以保证宣言的通过，林肯含笑不语，手下心中了然，四处活动，最终宣言高票通过。美国的黑人，终于可以争取到自己的公平利益。其实这种事情很普遍。如果一个政客想要上台为广大人民谋取利益，那么他就不得不将对手挤下这竞争台。当然可以启用，但绝对不可以让其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或者升起相悖的思想。若日本打来的时候，我们不以同样的枪杆迎上，又怎可能将他们打出国门？若只是手捧经书满口宣扬仁义道德，只怕我中华大地，早已流遍鲜血了！我中国爱好和平，却为什么发展研制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若不是实力强大，一味的口说和平早已被人碾压了！其实，有很多高尚伟大的理想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强制暴力的无奈举措之上。所以，我们不止应该有一颗清明的心，还应该有可以保证理想实现的做法。“知行合一”，以脚踏实地的变通做法，来实现伟大高尚的人生理想。希望对您有帮助，望采纳，您的采纳将是我们回答的动力
知行合一（议论文，1500字）曾经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钻研《明朝那些事儿》，最近回头翻翻，发现最感慨的还是王守仁的那句“知行合一”。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方能成才。你还可以这么去理解这句话——心中想的，要与手中做的相一致，方不负心中良知。像海瑞，一生抱负尽在为民谋利，同样，也将一生献给了人民。但是，我还是要说一说我所赞同的理解——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做法。王守仁曾作为御史巡抚过江西。比较搞笑的是，他其实是被当时的尚书大人王琼“坑”到了这里打困扰了朝廷十几年的土匪。作为一个哲学家，王守仁的用兵却是相当的诡异阴险。挖坑打伏那是经常的事，但兵力再多却也要将敌方围得半死不活再下手擒拿；有时故意说轻敌的话，却待对方休养生息时突然出手包了饺子。甚至投降的也不放过，什么被招安过好几次却又反叛了好几次的都杀了示众了，众土匪吓得假投降也成真招安了。江西清净了。奇迹发生了。而这，仅仅是因为王守仁有平定土匪的好的出发点和理想，并辅以狠辣无情的手段。遏制暴力的最好方式就是以暴力对抗暴力，很对。另一个同样将“知行合一”发展到极致的人，叫做徐阶。当时朝政黑暗，嘉靖沉溺道术，严嵩把持朝政，妖风盛行。徐阶打败严嵩的方式，其实是很让人不齿的。提拔徐阶、相当于他老师一般的夏言被严嵩坑害致死，他不发一言；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不忘上门拜访严嵩；嘉靖昏庸，他也主动要求替对方炼丹以博好感，提高自己地位对抗严嵩；甚至最后打倒严嵩，也是通过诬陷他的儿子严世蕃谋反来达到目的。是的，几乎是当时的所有人都在骂徐阶品德败坏，但他默默忍受了下来，并在打败严嵩当上首辅之后，提拔贤才，清理朝政，一手将大明王朝送上了一段虽不是巅峰但却安详和乐的时光。我佩服他，他可以为了人民百姓而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并在这昏暗的朝政之中，在一次又一次施展狠辣手段的同时，从不迷失自己，从不忘却自己的出发点。“用之善即善，用之恶即恶。”心怀一个好的出发点，最终目的是为世间争取广大公平的利益，过程也许遭人不齿，但若成功，亦值得。其实，林肯也是“知行合一”的执行者。在《解放黑奴宣言》的通过过程之中，他的幕僚手下曾询问过他是否需要行贿以保证宣言的通过，林肯含笑不语，手下心中了然，四处活动，最终宣言高票通过。美国的黑人，终于可以争取到自己的公平利益。其实这种事情很普遍。如果一个政客想要上台为广大人民谋取利益，那么他就不得不将对手挤下这竞争台。当然可以启用，但绝对不可以让其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或者升起相悖的思想。若日本打来的时候，我们不以同样的枪杆迎上，又怎可能将他们打出国门？若只是手捧经书满口宣扬仁义道德，只怕我中华大地，早已流遍鲜血了！我中国爱好和平，却为什么发展研制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若不是实力强大，一味的口说和平早已被人碾压了！其实，有很多高尚伟大的理想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强制暴力的无奈举措之上。所以，我们不止应该有一颗清明的心，还应该有可以保证理想实现的做法。“知行合一”，以脚踏实地的变通做法，来实现伟大高尚的人生理想。希望对您有帮助，望采纳，您的采纳将是我们回答的动力
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王阳明，大明帝国时期诞生的一位著名的心学家，而在当时以朱熹理学为主流的明朝，也足以体现出王阳明的艰辛以及心学发展受到的阻碍程度。刚上大一时，接触到马哲的唯物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我偶然看到这本书时，却也被王阳明的心学所打动，被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服，同时也被他新的格物致知所吸引。生活在大明帝国的王阳明，也曾受理学的影响，也曾按照朱熹的格物致知去格物，当他对着一堆竹子去格的时候，却什么都格不出，于是他对理学的权威提出了质疑。他曾研究过道教，也曾想落入空门，但都没有成功实现，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龙场悟道，才有了其心学的横空出世。自龙场悟道以来，王阳明的弟子大增，为其心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在仕途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王阳明的心学，讲究的是人人平等，讲究的是光明良知，讲究的是内心的平静。朱熹主张去心外格物，而王阳明则认为物就在己心，只要良知是光明的，就能得到其中的真谛，现在所做的事不过是对心学悟道的践行而已。自龙场悟道以来，王阳明的仕途就变得光明起来，南赣剿匪以及平定宁王都是他心学的运用。我认为在他的心学中有心理学的应用，似乎他的心学可以运用到任何领域，而王阳明则解释为这都是良知的作用。王阳明提倡众生平等，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所以每个人都不应该把自己看的轻贱，但其在剿匪时却因为士兵剿匪时士气不高，当众砍杀了几名士兵以儆效尤。既然他提倡众生平等，那他又为何以别人的生命来换取其他人的前进，这无疑违背了他提出的观点。不过王阳明也说自己在运用战术的时候是违背良知的，所以他在以后的讲学过程中从没有提过这些战术的运用。王阳明的心学看似与理学背道而驰；但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讲求的都是“存天理，去人欲”。人的心可以分为性与情，但朱熹理学却硬要将“情”从心中分割，而要去寻找外物来填补心中的空洞。王阳明心学则认为：人都有七情六欲，去除了七情六欲与佛家的枯坐亦没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七情六欲控制在一个度内。按照他的学说，良知自然也成为了这个控制的度。天地间的心是人，而人的中心则是良知，只要良知光明，便可所向披靡。但现如今的我们使自己的良知蒙上了一层污秽：对名与利的向往，私欲的产生，使我们不能正确听从良知发出的命令。而我个人也认为，生活在现在的时代里，除了名与利，除了自己的私欲外，还有什么会成为自己前进的动力，即使会有心怀天下的人的出现，但毕竟我们大多数都为普通人，这些无疑成为了我们所能追求的目标。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如何使这些追求控制在一个度内。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自己有做官的能力，为何要委屈了自己的这份才能呢，坐上了这个位置又要思考的则是如何在这个位置上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才能，在不违背良知的情况下创造出最大的利益。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古人也曾提出过“知行”，但却是分开提出的，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那些只知道实践却不知道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只知道学理论知识而不去实践的人提出的建议。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则认为，当我们有了知就会有行的出现。比如当我们渴了，我们就会去喝水，当我们饿了，我们就会去吃饭等等。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在受到心的指导，光明自己的良知才会有光明的前途。看了这本书，其实对自己也有很大的触动。以前会因为一些小事而自己折磨自己，并且会钻牛角尖，会为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如果王阳明在世的话，他一定会对我说：这一切都是你的私欲在作祟，你需要的只是光明你的良知，你的这些私欲就会被控制，而你自己也会活的更加自在。光明良知的学业是一步步跟进的，不可一蹴而就。在光明良知的路程中，我们应该学会听从第一感觉，这第一感觉往往便是良知发出的声音，它会指导你走向正确的道路。我所理解的心说：不可固执自己的成见，要敢于改变自己，敢于提出质疑，敢于付诸行动。如果知行不合一，再多的知也托不起一个完整的人，人生道路上有苦难不怕，怕的是苦难到来时将自己打倒，未爬起来就先认输。
善无憎恶之身，善而恶行。知善知恶是良心，善恶是一回事。-王阳明王阳明是大明帝国时期出生的著名心理学家，明代是朱子科学的主流，同时也反映了王阳明的苦难和他内心发展的障碍。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接触到了Ma Zhe的唯物主义：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客观的，它不是由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当我偶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被王阳明的心感动了，被王阳明的“良心”所说服，并被他的新知识所吸引。生活在大明帝国的王阳明也接受了学习的影响，并按照朱子的材料去了网格。当他去一堆竹子时，他什么也没有出去，所以他质疑科学的权威。他研究过道，想掉进空门，但没能成功。直到后来他才明白龙场的方式和他的思想诞生了。王阳明的弟子自龙场启蒙以来，为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其职业发展提供了条件。王阳明的精神哲学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良知和内心的平静。朱子声称要走到外面的心脏，而王阳明认为事情是在自己的心。只要良心是光明的，真正的意义是可以得到的，而现在所做的只是对内心的理解的实践。从龙场的曙光开始，王阳明的仕途变得更加光明，在江西南部利用自己的思想，禁止匪徒和安宁王起搏。我认为在他的头脑中有心理学的应用，似乎他的头脑可以应用到任何领域，而王阳明解释这是良心的功能。王阳明提倡人人平等，人人都是圣人，所以每个人都不应该看自己，但当他和土匪搏斗时，士兵士气不高，几名士兵当众死亡。既然他提倡众生平等，为什么要用别人的生命换取别人的进步呢？但是王阳明也说他在使用战术时违背良心，所以他从未提到过这些战术在他未来的演讲中的使用。王阳明的心理理论似乎与新儒学相违背，但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理学上，都是关于“拯救自然，走向人类欲望”。人们的心可以分为性和情感，而朱子的理学则主张将“爱”与心分离，寻求外来物来填补内心的空虚。王阳明认为人都有七种情感和欲望，六种欲望与佛陀的坐坐是没有区别的。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一个程度上控制六个欲望。根据他的理论，良知自然变成了控制的程度。天地之心是人，人心是良心，只要良知是光明的，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现在我们把我们的良心带到了一层污秽：对名利的渴望，私欲的出现，使我们不能听从良心的指挥。而我个人认为，在当今时代的生活中，除了名字和利益之外，除了自己的私欲外，还有一些东西是自己进步的动力，即使那些人会拥有世界的心，但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人，这无疑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单一程度上控制这些追求。尽你所能，尽你所能。例如，如果你有能力成为一名官员，为什么我要执着于这个天赋，坐在这个位置，思考如何发挥这个位置上最伟大的天赋，并且在不违背良心的情况下创造最大的利益。王阳明提倡知识与实践的统一，古人也提出了“知行”，但都是分别提出的。这样做的原因是对那些只知道实践的人提出建议，而不知道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只知道理论知识的知识，不去实践。但王阳明的知行理论认为，当我们有知识时，我们就会有争吵。例如，当我们口渴的时候，我们会去喝水。当我们饿了，我们就去吃饭。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由我们的心引导的，光明的良心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阅读之旅
知行合一：是指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他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高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高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在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说，封建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封建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封建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 “良知”的完成。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贱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后行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王守仁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知行合一给我们的启示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行动，只有行动才能改变你自己。
2021年10月17日晚，我终于踏上余姚的土地，来到王阳明先生的故乡，想象着阳明先生早年在家乡的山水中润泽滋养，希冀我亦可从这里的山水沾些灵气，竟至激动得久久难以入眠。 此次赴余姚的目的不是 旅游 ，而是与浙江上百名高中语文教师交流《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的。次日早餐后，我赶到余姚中学，在陈智峰和戴柏葱两位老师陪同下，我们来到了阳明雕像前。大概校园中心位置有一个小池，半围着廊亭，通往池心的蜿蜒小径，尽头就是阳明雕像。阳明左手持一根竹杖，右手前倾提着一盏灯笼，照着前方的路，呈迈步前行之姿。我们猜测着竹杖和灯笼的寓意：竹杖是纪念阳明青年时格竹子的故事吧，那么灯笼呢？午饭后，雨已停，阳光若隐若现。我与几位老师来到阳明雕像前合影留念，再谈起阳明的灯笼，记不得谁说的，阳明生活的时代周围非常黑暗，他打着一盏灯笼为人们照明。我则推测这盏灯笼意味着阳明心学思想。 在阳明雕像一侧下方基石上刻有八个字，涂成朱红色，“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是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王阳明对从游的弟子们提出的四方面的要求。而这八个字，在余姚中学楼道和教室里多处都有不同方式的介绍，似乎就像一盏盏指路的灯笼，照亮了学子前进的方向。 王阳明讲“事上练”，重视参与实践，要“知行合一”。 社会 学学科的性质也要求重视实践，“从实求知”，以获得的知识来指导 社会 正确的变迁。在阳明故里余姚中学交流费孝通的经典名著《乡土中国》的整本书阅读心得，感觉两个先后相距数百年的先贤相遇了。事有凑巧，我想到了我所执教的中央民族大学的校训：美美与共、知行合一。前四字取自费孝通晚年提出的关于人类在全球化时代和平相处的十六字箴言，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后四字“知行合一”来自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的关键词。 以我这样不免些微牵强的联想，王阳明与费孝通似乎可以坐在一起，探讨中国的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未来。费孝通晚年提出的 社会 学要研究人的“心态”秩序，心学与 社会 学似乎也可以牵起手来，都在一个“心”字上。 回忆起我近年的学术工作，去年年初在《南京师大学报》发表的论文《“心”即“认知”：认知框架、 社会 事实与赋值力》，就是“心学”与 社会 学的融合，对王阳明的“心外无物”以现代 社会 科学理论进行新解。王阳明“龙场悟道”提出“心外无物”思想成为阳明心学的根基。从现代认知科学的视角看，每个观察者的认知是不同的，导致了同一事物在每个人眼里呈现不同样貌。这个不同就造成了每个人所认为的“事实”实际上的差异，都经过个人的“认知框架”的棱镜进行了框定和过滤，因而同一事物在不同人的眼里，其形象、价值和意义也就有了差别。必须通过认知水平的提高,“心外无物”的心学才能够真正发挥其提高个体和 社会 认知“ 社会 事实”心智层次的价值和意义。 10月19日早上，陈智峰老师与我一起赴温州第二外国语学校跟高一学生交流《乡土中国》的阅读。 与智峰老师余姚相见是第一次，但因文相知已有多年，尤其是关于苏东坡的话题，更是常有往来。他的好多文章我都读过，很有自己独特的见地。比如他在《称呼不同， 情感 各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一个独特切入口》一文中，通过作者对词中人物称呼的不同，寄托了不同的 情感 ，这一分析角度发前人所未发，却又合情合理，富有启发。 在温州讲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自然想起费孝通先生三访温州并提出“温州模式”的故事。查询《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得知，1998年的10月19日，也就是23年前的同一天，费孝通正在温州做 社会 调查，上午访问了东方灯具市场、温州装饰材料市场和温州家具市场，下午接受了浙江电视台的采访。1998年的10月，我刚刚入读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 学研究生一个月时间。费先生和我都不曾想到，就在23年后的同一天，我这样一个 社会 学后生来到温州跟高中学生讲《经典的诞生与大师的成长：费孝通与〈乡土中国〉》。在这所学校，我了解到许多学生都是家长在海外，遍布世界各地。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没有市场的地方，温州人就去开辟市场。费孝通总结的温州精神是：冲破旧框框，创出新路子。 能与温州这些年轻的学子和富有朝气的老师一起研讨费孝通先生的大师成长历程和经典名著《乡土中国》的诞生，真是一件余味绵绵的人生乐事。 忙碌中写下以上这些文字，以纪念首次浙江教育行，也为了记住这次浙江行所遇到的故交新友们，尤其是奋斗在高中教学第一线的那些令我敬佩的语文教师，愿他们心中永驻阳明的灯笼！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 社会 学学院教授，著有《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等） 《中国教育报》2022年01月07日第4版 作者：陈心想
文/Eva77最早看到关于王阳明的事迹，是在初中看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中得到的。 说杨过“坐了约莫半个更次，突然间眼前似见一片光明，四肢百骸，处处是气，口中不自禁发出一片呼声，这声音犹如龙吟大泽，虎啸深谷，远远传送出去”。然后此段文中后部分提到几句话“后来明朝之时，大儒王阳明夜半在兵营练气，突然纵声长啸，一军皆惊，这是史有明文之事”。所说“史有明文”一句，言之凿凿，但是金庸先生所提及的“文”在何处，就先不去考证了。附会之言敷衍开来，不过是为了增强故事的可读性而已，所谓：虚虚实实，亦真亦幻，方才让人着迷些。这是第一次对大儒王阳明有印象的来源与所在。 其后，人在旅途，陆续读到了有关他的故事。如看曾国藩家书中，初见“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之句惊为天语，后来知道这是王阳明的原著成句。1905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参加庆功宴的过程中，面对众人的盛誉默不作声。这位日本军事史上少有的天才将领，刚刚率领装备处于劣势的舰队在日俄战争中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他只是把自己随身佩戴的腰牌展示给众人，那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一生俯首拜阳明”。 每一个时代，每个国家在紧要关头都一定会有可堪大任之人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抛开民族的观念不说，只是就事理而言，能让杰出的人都信服的人，一定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而王阳明正是这样的人！ 一、王阳明其人 王阳明，真实名字是王守仁（1472-1529），浙江余姚的汉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所以又称他为王阳明。他是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他不但精通儒释道三家，而且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世谓“心学”，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是一代大儒，而且还能统军征战，而且只打胜仗。关于他平定江西盗匪叛乱，35天平定南昌宁王朱宸濠之乱，平定思恩与田州的土酋卢苏与王受造反的事儿别书早有细述，不赘述。平定宁王之乱后，他被将士称为“大明军神”。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本人最后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兼巡抚。后来被封“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二十四史的《明史》部专门有《明史.王守仁传》。嘉靖皇帝在位时能有这样的大人物辅佐，真是也算延续了明朝的脉络。 后世好多人评价他时，说他“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而成为‘真三不朽’，实现了古今圣贤的最高人格理想”。王阳明57岁驾鹤西去后，后世对他的评论如江海滔滔，一直到今。《明史》曾评：“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他的同乡、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称王阳明“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称：“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清初学者魏禧说：“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清代著名学者王士慎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近代大学者钱穆更是把王阳明的著述《传习录》称为七本“中国人所必读的书”之一。 二、冈田武彦其人 近500年来，对王阳明著述的解读、阐释和延伸在国内就没有间断过。宝山已在，用什么样的角度和观点来解读他，都不为过，也可谓百家争鸣。但是近现代中，在深刻研讨王阳明著作的人群中，冈田武彦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人。他在2004年就已经过世了。可是我曾经说过：文心永恒，只要人类依然存在，那伟大的灵魂总能穿越时空，与后来的人对话。我看一个作者的作品，总会先去试着了解他的身世。因为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绝对不是突如其来的，他一定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了解了身世，也就会更加明白或了解其著作的很多内涵。 冈田武彦（1908—2004）是国际阳明学大师，日本当代著名儒学家，被儒学大师杜维明赞为“儒学祭酒”。他1934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58年任九州大学教养部教授，196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66年应聘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72年荣退后为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并获“中华学术院荣誉哲士”称号。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评议员，东方学会名誉会员、评议员等重要学术职务。主要论著有《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江户时期的儒学》、《中国思想的理想与现实》、《宋明哲学的本质》等。此外还有《坐禅与静坐》、《楠本端山》、《中国与中国人》等十余种著作和《王阳明文集》、《刘念台文集》等编译作品，并与人合作主编了《朱子学大系》、《阳明学大系》、《近代汉籍丛刊》、《王阳明全集》（译注本）等丛书和多卷本文集。 如果接触日本文史哲方面多些的话，就会知道他的授业恩师楠本正继也是近现代日本哲学界的殿堂级人物。而楠本正继的祖父楠本端山更是日本幕末维新时期新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端山与其弟楠本硕水俱称名于世，时有“西海二程”之说。兄弟两人联手创立了日本著名的楠门学派。可以说冈田武彦是楠门学派衣钵的传承者。 近现代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崛起于东亚，实事求是的讲，它对中国文史哲各方面的研究力度与深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国自身。来看看冈田武彦所做的一些事情：为了研究阳明心学，冈田武彦曾亲访中国八省区八十余县市，行程两万余里。又亲自捐款并大力募款，修复中国境内多处阳明墓和纪念碑亭，以及阳明故居的瑞云楼等，为国内重新重视、重新认识王阳明付出了巨大心血。还是如前所言，抛开民族论的观点，单就从学术研究而言，一个人一生如果不是有发自内心的真正热爱和痴情，又怎么会付出这么大的精力、物力和时间去坚持做一件事呢？ 三、《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其书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是冈田武彦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按照这本书作者自序中的提及，完成时间应该是在1957年前后，是他在日本九州大学获得文学博士时的毕业论文，全文大概有45万字。主要是“以宋、元、明时期的思想文化为背景，特别是儒学发展史为背景，在简述宋明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和特点的基础上，系统深刻地论述了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内容、特点、社会影响、历史作用，细致论述了阳明心学的分化、演变和明代中后期王门各派各家的离合同异、学术宗旨，并以阳明学、阳明后学与朱、陆之学，特别是明末其他儒学流派做了具体而微的对比”，为读者深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有很好的帮助。在这本书1987年正式发行中文版前，冈田武彦作了一篇序，详细论述了该书的诞生过程。在序言中，他提出学术研究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内在性研究。他说：“所谓‘内在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时，把他的体验移入自身，然后设身处地地加以体验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在科学的实证中去弄清楚他的哲学思想”。他把西方舶来的科学的实证研究称为表象研究，相对于这种实证，他自己更倾向于“关心和重视内在性的研究”。为何提及这段？因为在《王阳明与明末儒学》这本书中，他将这种研究方式发挥到了极致。正和王阳明本身所提出“极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观点有很多契合之处。这是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时刻加以关注和印证的。 这本书按照他的中文翻译作者国内著名学者钱明的说法，中文翻译肇始于90年代初，反复折腾了近10年，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首版。钱明为何人？他现在是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他得到了日本九州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哦？有点眼熟，哈哈。对，他获得了和冈田武彦一样的学位。是的，因为他就是冈田武彦的学生之一。 为何还要提及他的翻译者？因为正是有了这些关系的描述，才会让读者知道从对日文的理解与精准把握上，从对作者著述的研究与阐释上，钱明译本应该更加接近冈田武彦对阳明学的思考与生发。 推荐这本书的中文译本，是重庆出版集团旗下的重庆出版社近期印制的。全书16开，为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全书共432页，其中主文共9章31节（算上“附录<李氏说书>”共31节）399页，从第一章绪论之第一节“明代的文化与思想”始，至第九章“东林学和刘蕺山”之最后一节“刘蕺山”讫。其余33页均为作者中文版序、前言、译者序和目录，以及国内研究王阳明的著名学者、《明朝一哥王阳明》一书的作者吕峥所写的《当自由的大门打开时，人们朝那个方向奔跑？》的推荐序。这个推荐序个人感觉是一篇不错的文字，尤其首见“欲望枯骨”这个词，觉得有点写尽人间的感觉，是篇很有深度的白话文，哈哈。还有这本书的目录编排也是很有特点的，可以关注下。400多页的厚度，设计装帧精美，格调素雅文气，个人觉得算是12月份所看书以来性价比最好的一部了。 而且重庆出版社的前身是1950年组建的西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恢复现名，曾经出版过获得"中国图书奖"的《邹韬奋传记》，《世界工艺美术邮票鉴赏大图典》，国家"九五"重点出版工程《中国石窟雕塑全集》(10卷)，获第5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首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一等奖的《中国历代印风系列》(21卷)，获第13届香港印制大奖"书面及封套设计冠军奖"的《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等优秀图书。而且还陆续出版过涉及日系人物的作品，如《丰臣秀吉》、《织田信长》、《宫本武藏》、《武田信玄之风林火山》等。想来在日文丛书研究、翻译和发行方面应该是经验颇丰。 四、写在末尾 这本书从拿到手，陆陆续续读了快10天的时间了。说实话，进度尤其慢，每个晚上有时候连20页都读不完。因为这本书中引经据典，所用原著原典之文不胜枚举，基本上是处处皆是。每至于斯，都觉得冈田武彦实在是了不起的日本大儒，也为自己惭愧不已。我动用了各种手段和方式：从“懒人听书”上找来关于王阳明的论述和曾国藩的论述一有时间就听听；记下不懂的词汇和引文，逐一查找资料，以解其惑，以求甚解：翻出以前买的王阳明的《传习录》原著，反反复复和冈田武彦这本对照着读，相互印证，希望能明白点，长些见识，真有点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感觉。 而越往里面读，就越觉得自己的渺小和卑微。越感受到读书的奇妙和乐趣。 一个500多年前的人写下了文字，构建了气势恢宏的思想建筑，一个60多年前的人初窥堂奥，写下了参观后的游记，一个现在快到40岁的人偶然看到游记后，虽然觉得自己智商呆萌，看的云山雾罩，却还想按图索骥找到一条路，爬上山看看。。。 不朽的思想，精致的文心，和伟大的灵魂会一直在，永远在！ 它们承载在文字中，穿越时空，启迪来者，获得永生。很荣幸，自己能看到这本书。当然，要是还能早点，就更好了。 写到这儿，想起吕峥先生写在护封上的那句话，引于此：“余生也晚，无缘面谒泰山，聆听冈田先生之教。早年读先生所著《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只觉力透纸背，酣畅淋漓，深感古人‘《汉书》可以下酒’之说不谬”。 一生俯首拜阳明，信然，戚戚焉！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想要系统学习王阳明先生的心学，就必须要先把他的著作都读一遍
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用四句话就可以阐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我们的心本来是没有善也没有恶的，首先是起心。起心之后就有了识别的善恶之分。
王阳明所有的理论都是围绕“无善无恶”和“起心”来展开的。
王阳明当年所受的教育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他的心学理论也是用儒学来表述的，当然了，也只有这样当时的人才能接受，才能更好的理解。
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其实就是展现出来的禅学。还有“致良知”其实就是佛学中讲到的菩提（菩提：智慧、境界．）。
一、王守仁的教育理念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王守仁的教育理念在当时科举至上，学校重知识记诵，轻全面发展的情形下提出和实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精华所在，他的教育理念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内容：
（一）注重儿童全面发展
他除了重视开设传统的“读书”课程来发展儿童的智能外，还倡议开设“歌诗”、“习礼”和“考德”等内容。
（二）依据儿童特点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现代心理学认为，儿童的有意注意稳定性较差，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而分散、转移，能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很短，对新鲜的事物非常感兴趣，只是一味的读书学习对幼儿来说简直是太枯燥乏味；儿童同时又是好动的这是儿童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所以在课程的安排上要有张有弛、动静交替、不断变化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做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协调。
（三）注重儿童个体差异
人的个性千差万别，所以教育要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给予适当的引导。“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是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在儿童教育中，王守仁非常注重儿童的个体差异，他认为资质不同，教学要因人而异。
扩展资料：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有三个要点：
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
第二，知行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
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
显然，王阳明所谓的“知”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在本质上是集道德、伦理、政治于一体的道德人文哲学。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心学
人民网-“知行合一”的内涵与现实意义
百度百科-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2.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道德心理学来源于西方心理学，具有高度的经验性和综合性，是一门古老而又崭新的交叉学科。道德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道德认知的研究、道德情感的研究和道德行为理论的研究三方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道德心理学理论浅述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道德心理学理论综述》
[摘要]道德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道德认知的研究、道德情感的研究和道德行为理论的研究三方面。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三阶段理论和柯尔伯格的三阶段六水平理论为道德认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艾森伯格从亲社会的独特视角研究了道德认知的发展;道德情感理论受到了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良知理论和移情理论是该领域的重要理论：道德行为理论的研究主要探讨道德的心理机制和道德行为的形成。
[关键词]道德心理理论;道德认知发展;道德情感;道德行为
[作者简介]刘亚娟，苏州大学教育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江苏苏州，215123;吴荣先，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江苏省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江苏苏州，215123
道德心理是指人类道德言行的心理状态、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凡是涉及道德问题的心理现象都属于道德心理的范畴。人类对道德心理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国外最早可追溯到休谟和达尔文，国内最早可追溯到荀子和孟子。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道德心理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从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算起，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道德心理学理论发展到今天有很多理论出现。道德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成分组成。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道德心理学理论进行论述，旨在为道德心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争论的平台。
一、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道德认知的发展是道德心理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心理学家、道德学家们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而且形成了很多有体系的理论，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推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和美国心理学家柯尔伯格。
(一)皮亚杰的三阶段道德发展理论
皮亚杰认为儿童的道德认识发展经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前道德阶段(0～5岁)。此时儿童的思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其行为直接受行为结果所支配;对道德的概念还很模糊。第二阶段是他律道德阶段(5—8岁)。此阶段儿童对道德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看法，但也只是认为道德即规范和规则，遵守规范和规则便是符合道德的，反之就是违反道德的，只重视行为后果，而不考虑行为动机，因此他又称此阶段是道德现实主义;此时的道德就是服从权威。第三阶段是自律道德阶段(8岁以后)。他们开始认识到道德规范的相对性，体验到了规范之外的东西，如责任、公正、动机等，因此皮亚杰又称之为道德相对主义，此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就是儿童逐渐形成了“良心”，对道德的认知和判断已经升华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皮亚杰是第一个提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的人，也是第一个应用实证的方法对道德认知发展进行系统研究的人，这是其最大的贡献。但由于皮亚杰对儿童道德观念的研究是从属于他对一般人类认识发展问题的研究的，因而他不可能对儿童道德教育所涉及的所有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
(二)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三水平六阶段模型理论
柯尔伯格在1980年提出了他最新的、最全面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他认为，道德发展经历三水平六阶段：水平一：前习俗水平。处于这一水平的儿童，对规则中的是非善恶观念十分敏感，依据行为的实际后果来判断行为是否道德。这一水平分两个阶段。阶段一：惩罚与服从的道德定向阶段。本阶段的人是自我中心的，所谓对就是绝对服从权威而避免惩罚的，他不考虑他人的动机和利益，把自己的观点和权威观点混淆。阶段二：相对的快乐主义道德定向阶段。所谓对就是满足自己或他人的需要、利益，他能把自己的、权威的、和别人的利益及观点区别开来。水平二：习俗水平。处于这一水平的个体认为规则是正确的，有维护秩序的内在愿望，行为价值是以遵循规则的秩序为依据的。阶段三：好孩子的道德定向阶段。本阶段的人采纳的是一种与他人维持良好关系的观点。阶段四：遵从权威与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定向阶段。此时人把社会观点与人际关系或动机相区别，依据自身在社会制度中的地位来确定人际关系。水平三：后习俗水平。此时个体认为道德决策不仅取决于原则、利益、动机，还必须为社会所赞同，社会是按公平和仁慈来运作的。阶段五：民主地承认法律的道德定向阶段。本阶段人采纳的是一种超越的社会观点，理性的个体意识到权利和价值优于社会依附和契约的观点。阶段六：普遍原则的道德定向阶段。这一阶段人真正懂得了道德本质，将用于社会治理的普遍伦理内化为一种道德的崇高境界。
柯尔伯格在皮亚杰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道德的发展做了系统的研究，其理论源于皮亚杰但又发展并超越了皮亚杰，他整合了传统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这在道德心理学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外他还进行追踪研究，不仅有对美国本土被试的追踪研究，还有对土耳其、以色列等国家的跨文化的追踪研究，这使得他的研究更具普遍性。
(三)艾森伯格的亲社会道德发展理论
艾森伯格对道德心理的研究是从亲社会道德情景方面开始的，她认为“一个人必须在满足自己的愿望、需要和价值与满足他人的愿望、需要和价值之间作出选择”，也就是说个人利益和需要帮助的人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艾森伯格认为儿童亲社会道德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阶段一：自我关注的享乐主义推理;阶段二：需要取向的推理;阶段三：赞许和人际赞许的定型取向推理;阶段四：包含有两个小阶段，即自我投射的移情推理阶段和过度阶段;阶段五：深度内化推理。
艾森伯格开辟了道德研究的一个新的通道，即从亲社会道德方面做了理论研究，弥补了前人单一研究的不足，特别是弥补了柯尔伯格从道德禁令方面研究的不足。但是她的研究多是通过对儿童的口头报告分析得到的，可靠性值得置疑。另外她的研究因为是在亲社会的情景下进行的，所以难以在一般情景下推广。
二、道德情感理论
道德情感是个体对社会道德现象是否符合自身的道德知识经验而产生的情绪体验，是主体有意识的评价性的心理反应。道德情感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一般来说，可表述为：心理激动—分析评价一形成定势。
(一)孟子的道德情感理论
孟子认为，凡人皆有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里的“心”首先含有情感之义。恻隐之心，一般表现为同情心，羞恶之心表现为一种羞耻感与憎恨之情，辞让之心表现为一种宽容大度之情，是非之心更多表现为对善恶的情感认同与拒斥。有鉴于此，朱熹认为，孟子“所谓四端者，皆情也”。“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在善恶分析中，不仅有
理性的分辨，而且有情感的认同：好善恶恶已不单纯是理性判断，更是一种情感上的接受或拒斥。正是德性所蕴含的情感之维，从一个方面构成了向善的内在动因，并为知转化为行提供了一个过渡平台。
孟子对最基本的人性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对道德情感的朦胧的描述，这些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道德情感中最基本的四种。人只有形成了这些情感，才会去做道德的事情。
(二)王阳明的理论
王阳明主张“无心则无身”，强调道德主体的情感品格;主张“心外无善”，注重道德行为的情感驱动;主张“致极良知”，开发道德自律的情感机制，由此形成了他系统的道德情感理论。王阳明注重内心体验，强调精神生活优越于知识性活动;强调直觉，而不是分析;强调人的情感本质。
王阳明在宋明理学繁盛时期提出的道德情感理论，是理论界的一朵奇葩，改变了中国当时理性研究独占鳌头的局面。他的“心外无善”是道德发展的高级阶段，即道德已经内化到人心中，做事只需随“心”。此心是道德化了的，它有自己的原则。“致极良知”是指在个体心中已形成了良知，道德情感具有“悲天悯人”的特点，具有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的情怀。
(三)霍夫曼的移情理论
霍夫曼的道德情感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移情。他认为，移情在道德情感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他提出了移情的四种水平，即普遍移情、自我中心的移情、对另外个体的移情和超越情景的移情。霍夫曼还解释了内疚在移情性苦恼中的作用，并将它与惩罚的焦虑和弗洛伊德的内疚做了区分。另外还试图确定移情和道德原则的关系，认为移情情感的唤起可以激活道德原则。 霍夫曼的研究解释了移情的产生和发展，阐释了内疚和移情情感的关系以及移情与道德原则的关系。他第一次对道德情感理论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研究，然而，他没有解释儿童如何学会在对他人的关心和自私自利动机之间平衡。
三、道德行为理论
道德行为是在个体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自觉认识基础上，自由选择后而表现出来的行为。也就是说，道德行为包含两个基本含义：一是面对利益时的道德冲突;二是面对冲突时的道德选择。
有道德冲突才有道德行为的选择问题，道德冲突的大小同所选择的道德行为价值是成正比的，道德冲突越大，所选择的善的行为价值就越高。
道德行为过程一般分为发动、进行和终结三个基本阶段。与此相适应，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可分为道德心理的激活、道德心理持续和道德心理平衡三个过程。在道德境遇的外在诱因和道德情感的内在驱动下，道德行为被激活，而道德行为是一个持续的活动，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在行为的持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道德行为完成以后，道德冲突解除，道德动机得到了实现，此时道德心理重新平衡，道德行为终结。因此也可以说，道德行为是解决个体内心冲突、维持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中强调了道德行为成分，他认为道德行为是习得的，儿童的道德行为是观察学习和模仿的结果。社会学习理论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儿童会模仿社会榜样的亲社会行为和攻击行为，但是这种只强调模仿学习的理论，使得道德行为好似失去了主体的能动性。而道德行为是由个体内心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意识发动的。不过社会学习理论对道德行为的形成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操作过程，这点是道德行为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
道德行为是道德心理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它不仅和道德认知有关，还和道德情感有着密切的联系，道德认知是道德行为的前提，道德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道德行为。另外道德行为还和环境因素、个人目标等外界因素有关。目前中外对道德行为的理论研究还仅停留在一些零散的观点水平上，很少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出现，这是道德心理理论研究的空缺。
综观中外对道德心理的研究，道德心理学理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不完善，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索，特别是对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研究。另外我们不应该仅停留在研究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水平上，还应该进一步对这三个维度细分，应该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目前对三者关系的研究仅仅是一些简单的阐述，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模型。道德心理是很复杂的，它不仅与个体有关，还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对道德心理的研究还要与社会环境相联系。总之，道德心理学理论研究还不完善，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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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2.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格物致知谓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为中国古代认识论的重要命题之 一。语出《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郑玄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於善深，则来善物；其知於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格物致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格物致知"一词出自《大学》。格，至也。物，犹事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北宋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确的表述。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对于朱熹的的解释，我们的理解是，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决不湖涂。词 目 格物致知 发 音 gé wù zhì zhī 释 义 格：推究；致：求得。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 出 处 《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示 例 顾彼西洋以～为学问本始，中国非不尔云也，独何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严复《原强》）
中国的传统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致知。
——题记
格物致知是我国“情系中华”的征文特别奖荣誉奖的获得者——丁肇中，提出来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使人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
大家就经常在想，为什么我堂堂一个有5千年文化历史的大国，还不如一个美国，那我就告诉你，不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来打过中国，而是中国的教育系统有问题！
大家可以想，美国为什么能这样的牛B呢？那是因为美国注重的是特长培养，而我们的中国呢？是想培养一个全才啊！
就拿一个小小的纺织业，除了纺织，什么材料，布料啊，这全是美国的，你敢说纺织也要大学生，博士来纺织？所以说中国的教育有问题啊！( 文章阅
格物致知谓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为中国古代认识论的重要命题之 一。语出《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郑玄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於善深，则来善物；其知於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格物致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格物致知"一词出自《大学》。格，至也。物，犹事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北宋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确的表述。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对于朱熹的的解释，我们的理解是，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决不湖涂。
词 目 格物致知 发 音 gé wù zhì zhī 释 义 格：推究；致：求得。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 出 处 《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示 例 顾彼西洋以～为学问本始，中国非不尔云也，独何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