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审美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促进其更好的发展,对于做好汉语文学审美 教育 有一定价值,要准确把握汉语言文学特性与时代审美特征,深入研究审美问题,进一步促进汉语言文学的创新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汉语言文学 毕业 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 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
人文应用型人才是集 文化 思想与实践应用于一体的全面性人才，可以在学习中不断地提升文化情怀与自身素养，并能够渗透到工作实践中，影响社会。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学习文学史、哲学史等社会科学知识，它的精神价值一直对人内心的修习产生重要作用。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我国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培养了无数学者与优秀人才，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深化课程，开始涉及到互联网、对外交流等方面，扩大了专业学习内容。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是针对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进修学习，中外世界文学、哲学、历史等方面是课程必修内容，而随着时代进步，这些文化信息越来越多，理论知识也越来越广，所以，专业人才技能也随之进步。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长久积累文学、历史、哲学等知识，使得学生自身文化思想层面高、文笔扎实、思维跳跃，在写作、分析、引经据典方面优越于其他人。
二、人文应用型人才
应用型人才包括诸多方面，人文应用型人才只是其中一个分支，主要就是针对文学素养高的人文科学方面的人才。人文应用型人才有两大特点：一是文学素养程度高，精神价值高于物质，将我国特有的百家思想和西方自由平等尊重的思想集于一体，提倡新的文化思想素养;二是针对我国提倡的“人才需要 社会实践 ”观念，应该将自身专业技能用于社会实践，并能在社会实践中将优秀的人文精神感染给身边的人，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将这种优秀的人文思想传播给社会，对社会造成良好影响，改善社会不良风气。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人文应用型人才的主要培养对象，需要将自身的技能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出来，人文知识是人精神层面的慰藉，而应用于实践便是人的精神产物，需要有良好的培养模式才能将精神与实践相结合。
三、培养模式
(一)课程改革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人文素养和知识技能是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可以保证精神境界的教育。所以，课程设置应该多开设实践应用课程，确保学生人文精神的学习有用武之地，而不再只是存在于脑海心间。现代社会注重的就是人才的实践能力， 经验 丰富的人与初出茅庐的学生肯定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课程向实践改革是必需的，可以多增加学生专项能力写作、古典文学演讲、 辩论 等课程，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语言能力”“文学能力”突出出来。
(二)社会实践
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大多从事编辑、写作、文秘等文职工作，强调良好的文化底蕴，但是没有经过社会的历练，学生就不会懂得工作的性质。所以，在人才培养上，应该固定让学生参加社会工作的实践，比如假期去一些社区、机构、公司做兼职工作，既可以有工作经验又可以提升实践能力。
(三)多元化学习，专业性人才
汉语言文学专业包括文秘、新闻、教育等单独模块，在进行人才培养时，可以多方面学习，但是，术业有专攻，老师可以帮助学生对自己的发展前景进行规划，进行专业培养。我国教育要求人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只有专业人才专攻其事，才能将自身能力完全施展。所以，在汉语言的学习中，文化知识的培养固然重要，但也要认清自身特点，将人文知识分门别类，针对自己精通的模块专业学习，其他模块辅助学习，这样才能做好人文应用型人才。
四、结语
大众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印象就是文化素质高的文学人才，对于专业性能不够了解，但应用型人才是时代发展的必需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在拥有文化素养的同时不断增强自身各项技能才能在未来的工作生活中更有优势。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需要不断开拓新思路，增强全方位的人才培养模式，增强自身人力资本，更好地适应社会要求。
《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提高策略 》
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竞争的不断加剧，各行各业对创新型人才都有非常大的需求。但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仍缺少一定的创新能力，需要对其创新能力进行培养。因此，需要对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创新方面的问题进行改正，从而提升其创新能力。
1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基本现状
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基本状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教学内容缺乏时代性。当前一些大学不能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及时对教材进行调整，致使教学内容老套;第二，缺乏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意识。当前一些大学教师仍是上完课就走，缺乏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不利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2增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意义
增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利用与开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问题，需要对其进行调整和改进。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无异于为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添加了生机，给汉语言的利用与开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二，有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学生在养成创新意识以后，会有增强其实践的动力，进而在此过程中，使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得到锻炼。
3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 措施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教学内容的丰富与完善，对教学环节的改进，以及增强学生创新意识，关注学生的感受三个方面着手，只有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养成了自主创新的意识，才能有效推动学生的实际行动，使其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完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
汉语言专业学生需要具备的 基本素养 之一就是拥有审美能力，尤其是体现学生人文素养的文学审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审美能力，不仅关系到其对专业知识学习的敏感度，对其未来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高级文秘需要具备的特质之一就有审美能力，因此加强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专业课中，文学理论课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主要课程之一，对于学生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具有重要影响。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根据班级学生的 兴趣 爱好 ，选择恰当的文学作品对作品中的语言运用、技巧的使用等进行鉴赏分析，进而增强学生的审美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在班级组建讨论小组等形式，增强学生对该方面内容的兴趣，促使学生有意识的增强自身的审美能力。
丰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环节
助理、教师等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将来主要从事的职位，这就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然而在实际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却缺乏一定的重视，因此要求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革创新，强化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其能够得到一定的重视，促使其具备工作中应具备的能力。例如，现代汉语教师在上课时，不要仅仅局限在教材之上，而是应该在立足教材的基础上，超越教材。由于大学中通常都会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学生，因此在发音上也会存在差异。教师就可以利用这种情况，在将中国七大方言时，分别选取代表，让学生自己体会感受，各地方语言的不同，从而加深学生对该知识点的理解。或者教师可以在班级组织一次 作文 比赛，针对学生中的病句等问题进行讲解，从而帮助学生增强对学生语言交际等能力的培养。
关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感受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需要较高的写作能力，写作能力不仅是学生专业能力的体现，更是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反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的专业素养，从其写作水平就可以体现。因此，学校在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写作方面的力度一定要加强，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第一，提升学生的理论修养。在培养学生的理论修养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丰富学生的阅读量等方式，增强学生的思想深度与高度，使其在阅读分析以后，理解 文章 的内涵;第二，加强学生的用词的准确度。当前很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存在词汇量贫乏，并且不能正确使用使用的现象，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这种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从而改善当前这种状况，使学生在写作时可以做到用词精准简洁;第三，加强对学生语法的掌握。当前很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语法的过程中，仍不能有效的掌握其中的使用 方法 ，需要教师根据班级学生对语法掌握的实际状况，采取有效地措施与方法，加强对语法的学习，从而使学生在进行写作的过程中，能够灵活使用语句，降低出错率，进而增强学生的写作水平，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
综上所述，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各大高校都有的专业，其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不容小觑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教学中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需要不断对其进行改进。为此，各大高校应该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教学进行调整，通过对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的改变，增强学生的创新的能力，使其成为社会所需的人才，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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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是一门有关语言的专业,其对语言文字的修养及其能力也是相对较高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汉语言文学的毕业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重视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不是应用型较强的专业，为适应当前的就业形式，本文提出从两个角度指导该专业的教学：从实用性的角度，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从创新的角度，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并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丰富他们的知识结构，增强其在社会立足的本领。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教学探讨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很难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工程、建筑、医学、会计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是很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它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载体，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1]。其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而核心内容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为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而言，也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2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给出该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中国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从现实意义来看，从实用性的角度指导教学应注意：
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核心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2]。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
3用创新的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维创新等。本文强调：
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该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较广，但往往不精，竞争力上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鉴于该专业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不必过分拘泥于语言与文学本身，而可以结合汉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就业现状，对学生进行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事实上很多新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甚至公共管理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发展而来的。因此，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应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优势。如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3]。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为学生思考的问题。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专业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参考文献
[1]伍建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思路[J].2008,(11):204-205.
[2]陈吉猛.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初探[J].中国电力教育,2008,(9):74-76.[3]丁琴海.大学人文教育的几点思考[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3).
解析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创新
摘 要：对于汉语言文学的陈旧的教学方法进行实施改革办法，对于现阶段的素质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保证，要求教师在教授基础知识以及讲解的过程中，还要对于学生自身的人文关怀进行加强，对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资源进行发展利用，做到学生在对课本知识进行学习的时候，还可以对自身的认知能力进行提高，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栋梁。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创新
1 导言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给当前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带来了新的工作契机。整合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系统知识，创新好教学方法，现代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才能彰显其独特魅力，不断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让汉语言文学教学工作趋于领先的水平。
2 我国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现状
学生基础薄弱
汉语言文学对学生的语文素养要求高，尤其是对文言文，要求学生具有较好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能自行阅读和理解文言文，如对通假字、同音字等，要求学生有较为系统的文学知识。但我国大学生由于高中进行文理分科，并没有投入大量的精力在语文上，更别说相对晦涩难懂汉语言了，导致我国学生普遍文科基础薄弱。此外，大部分学生对汉语言的兴趣不大，很多是"被选"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也没有通过扩大阅读量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基础。
教学只注重知识理论而缺乏实践
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只对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有要求而对学生的合理利用所学知识的要求很低甚至不作要求。不能否认汉语言文学的理论性很强，但是在这个世界飞速发展的21世纪，理论型书呆子的需求量很小，现在社会更多的是需要知识储备丰富、实践操作能力强的双向人才。教师只要求学生记忆理论知识，会使学生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实际应用表达水平严重不足，现在的社会需要用言语把自己推销出去，这时候的口语表达水平就十分重要了。简单的说在参加面试时面对面试官都不能巧妙的展示自己的才能特长，怎能赢得面试人员的青睐?口语表达看似简单却是个人素质的全面体现，具备较高的口语能力足以体现一个人的德、学、才、识。所以，我们现在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不能单纯的要求记忆理论知识更要强化学生的实践意识及能力。
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师资队伍专业水平不够
随着时代的发展，汉语言文学本来就已经渐渐变得冷门，再加上其教学方式传统落后，导致社会中人们普遍对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大幅度减少，所以，能够真正胜任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老师一直在减少，而且由于现在社会风气的败坏，导致学校在招聘教汉语言文学老师的门槛一直在降低，所以，有越来越多没有足够资历能力的人进入学校鱼龙混珠。而且，由于学校对汉语言文学这一学科的不重视，给教汉语言文学的老师安排了很多政务，使得老师对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变成一种兼职，学校的行政工作非常繁重杂乱，如此繁杂的工作已经导致老师精疲力竭，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投身于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去，导致学校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一直荒废，无法进步。
3 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需要改革创新
需要加强学生的实践意识
汉语言文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但是也不能一味的进行理论知识的灌输，应该注重汉语言文学的实践性。加强学生的实践性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巧妙的锻炼学生的实践意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多增加互动，在互动中可以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在参与中实践的能力也能够得到提升。同时我们的教学要把重心由听放到说、读、写上，在课堂上可以随机安排学生进行口语练习，例如可以设置特殊的场景让学生模拟当事人自由发挥随即表演，安排这样的实践活动可以锻炼提升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在理论学习中适当穿插汉语言文学实践活动，这样可以很巧妙的将理论和实践结合。也可以给学生布置主题限时演讲、汉字听写大会、诗歌朗诵会等形式多样的课堂活动，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锻炼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更好的与人交流。实践证明学生对于参与性、实践性教学的积极性兴趣高涨，教学效果良好。
对汉语言文学的教材进行改革创新
如今的教育都是以开放教育为主且着重培养实用型人才，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教学的实践性。首先。我们应该做的是对汉语言文学的教材内容进行改革创新，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汉语言文学的教材内容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适应新形势下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发展，以必要的理论知识为核心，在教材中融入更多的实践性强的实验应用，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对汉语言文学的研究能力。
教学过程中要做到理论和实践之间有效的结合
在对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不能单单的让汉语言文学整体的教育方法方式仅仅停留在教育的表面。学校对于汉语言文学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做到推陈出新，一定要打破陈旧传统的汉语言教育方式模式，真正做到提高整个汉语言文学自身教学过程中的社会适用性。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实践具体的过程中，参与教学的教师一定要摒弃陈旧的教学方式，一味的对学生进行灌输知识，采取单一呆板的教学模式，教师要充分的结合讲授法和引导法以及采取探究式的学习方法以及采取小组合作的办法等诸多的形式进行教学，实现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教师应从学生学习兴趣出发，赋予汉语言文学教学新的时代语言，开创新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格局，让学生能够从内心深处喜欢汉语言文学学习。
4 结论
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方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对于这方面人才的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带动学习兴趣，老旧的教学方式必须改革创新。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我们应该摒弃循规蹈矩的教学思想，积极的创新的教学方式，让汉语言文学的文化精髓通过创新教学的模式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赵君玉.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的实施[J].才智，2014，07：292.
[2]张晔.当代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之我见[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07：90.
[3]徐景宏.论汉语言文学教学策略及教学改革[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28：113+115.
[4]次旺罗布.浅析汉语言文学教学改革与创新[J].课程教育研究，2014，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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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思维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语言特征往往反映着不同地域、民族的思维习惯差异。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汉语言对比方面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关于英汉语言对比方面论文篇1 浅探英汉委婉语对比 摘 要： 本文应用范畴和构造手段对英汉委婉语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委婉语可以了解委婉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社会 文化 现象。研究英汉委婉语的异同，有助于我们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风俗与文化。 关键词： 英汉委婉语 应用范畴 构造手段 一、引言 委婉语euphemism源自希腊语，由词头“eu”(good)和词干“phemism”(speech)构成，意为吉利之语(words of good omen)或优雅的说法(good speech)。委婉语是人类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委婉语，我们可以了解委婉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社会文化现象。委婉语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同社会心理和语言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委婉语反映了不同社会的发展、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文化。 二、英汉委婉语应用范畴的对比 1.关于疾病的委婉语 生病是人们忌讳说的，因而东西方人常常用委婉语表达。在现代英语中，多用trouble婉指病，如heart trouble，lung trouble等。cancer的委婉语为“the Big C”或“long illness”，“terminally ill”。性病在英语里被称为“social disease”，“the French disease”，“certain disease”，“communicable disease”。汉语里人们把这种病称为“花柳病”、“富贵病”、“那种病”。汉语中，我们把“生病”称作“身体不好”、“身体欠安”，说“癌症”为“不治之症”。 而在身体缺陷方面，英语中婉称crippled(残疾)为physically handicapped(有生理缺陷的)或者用disabled，the inconvenienced表示crippled(瘸子)，用imperfect hearing(听觉不完美)代替the deaf(聋子)，用visually retarded(视力有障碍的)代替the blind(瞎子、盲人)。在汉语中，四肢残疾称“手脚不灵便、走路不便”，偏瘫称“半身不遂”等，秃顶婉称“谢顶”，耳朵聋称“耳背、耳朵不灵”。其他的还有“挨了一下子”、“划了个口子”等代称“受伤”。 2.关于性的委婉语 从古至今，各民族对性爱及与其相关的一些说法均持谨慎态度。随着人类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开放性的说法，但其主流仍然采用回避、模糊、委婉的说法。英语中谈及性行为的委婉语有make love，to have sex with，to go to bed with etc.汉民族历来对性行为持封闭态度，谈及性行为时总是遮遮掩掩，含混模糊。汉语中表达性爱的委婉语有：同房、夫妻生活、房事、云雨之事、那种事等。在谈到性行为不检点时，英语中有free love，trial marriage，love companion，mixed singles等模糊与中性化的委婉语。汉语中则采用较严厉的贬义词抨击不检点的性行为。如男盗女娼、三者插足、寻花问柳、水性杨花等。对于妓女这一令人鄙弃的角色，西方社会给予了许多雅号，如，street walker，street girl，a woman of the town，pavement princess。谈到怀孕时，英汉两种语言均用委婉语，如英语很少直接说pregnancy(怀孕)，而说be in the family way，in an interesting condition，in a delicate condition，knitting little bootees etc.汉语则说，有喜了、要当妈妈了、身怀六甲等。 3.关于死亡的委婉语 古今中外，无论东西方，“死亡”都是一个避讳莫深的话题。人们在语言交际中尽量回避“死亡”二字而尽可能用委婉语代替。虽然英汉语中都有很多表示“死亡”的委婉语，但其中的差异具体表现在： (1)英汉表达死的委婉语在体现社会地位上大相径庭。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对中国文化影响颇深。天子死称“崩”，诸侯死称“薨”，大夫死曰“卒”，士死曰“不禄”。西方人笃信__，认为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故生来人人平等。英语中有一条古老的格言：Popes，Kings，beggars，and thieves alike must die.头衔和地位并不能免人一死。在死神面前，卑贱者和高贵者一律平等。 (2)由不同的宗教文化带来的表达差异。英语中die的很多委婉语来自《圣经》，如to go to a better place/world(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世界)，to go to Heaven/Paradise(进入天国)。汉语中，入佛门的则说“迁化、圆寂、舍生”等;对信仰道教的则说“蝉脱、羽化、别驾、遁化”等。 (3)因价值观念的不同，英汉委婉语也不同。汉语中表“死亡”的委婉语还有褒贬之分，如壮烈牺牲、慷慨就义、为国捐躯等。英语国家的民族英雄常常受人敬仰，在英语里找到一些表示为国家或事业而捐躯的委婉词语，如bite the dust/the ground，fire one’s last shot，give one’s life，kiss the dust lay down one’s life。 4.有关“低微职业”的委婉语 在英汉这两种语言里，职业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它直接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为提高某些职业的社会地位，人们往往使用委婉语加以美化。这种现象在现代英语中俯拾皆是：把maid(女仆)或housekeeper(女管家)称为domestic help(家务助手)、day-help(白天帮工)或live-in help(住家帮手);一般服务员也升级为service manager(服务管理人员);butcher(屠夫)也改称为meat technologist(肉类技术专家);garbage collector(垃圾收集工)也称sanitation engineer(环境卫生工程师)。 现代汉语也有类似的职业委婉语，“理发师“成了“发型设计师”，理发店也随之改成了发型设计中心，“佣人”成了“家政人员”，“厨子”婉称为“大厨”、“大师傅”，用“服务员”代替“跟班、听差、跑堂”，“司机”代替“车夫”等。这些职业委婉语的使用一方面反映出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和追求高雅的心理趋势，另一方面体现出现代人的尊重意识和平等观念。 5.关于年龄上的委婉语 英语中有关老的委婉语很多，这与其文化密切相关。美国文化以个人主义为中心，讲究独立与隐私，子女成人后即与父母分居，老人生活孤单寂寞，于是老成了生活中的一大忌。因此，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老的委婉语。如：senior citizen，advantage in the age，the mature，seasoned man等。 同时人们把晚年称为golden years(黄金年华)，养老院并非理想去处，也被婉称为a home for adults(成人之家)、a rest home(休养所)等。然而在中国，情况却正好相反，因为中国历来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观。在中国，“老”字带敬意，是资历和地位的象征。人们有时还倚老卖老，以老为荣。 如什么“老板、老大、老总、老师、老师傅”等。汉语中类似“年老”的委婉语也很多，如：古稀之年、高龄、高寿、桑榆、夕阳红等。同时，中国人还常把老字放在姓氏的前面或者后面，来称呼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以表尊重，如：老赵、王老。这体现了中国重视老人的价值观，而这些在英美文化中是不可思议的。可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们对同一事物的态度可能截然相反。 三、英汉委婉语构造手段的对比 由于英汉民族的语言不同，两种语言在文化、语言形式和 思维方式 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英汉委婉语的差别正是由于两种语言的语言特点差异所造成的，主要体现在英汉委婉语各自的词汇形态特点、语义特点和语法特点等方面。英语是一种拼音文字，通过语音及语法手段构成委婉语，或拼写形式的变异，达到委婉的目的，汉语却侧重于词汇手段。 英语委婉语的构成方式： (1)缩略(Abbreviation)：ladies代替ladies’ room，婉指女厕所。 (2)尾脱落(Apocopation)：lav代替lavatory(厕所)。 (3)首字母缩略(Initiating)：.代替body odor(狐臭)。 (4)逆生(Backforming)：ecnop 代替ponce，婉指“拉皮条的人”。 (5)音节或字母重复(Reduplication)pee-pee=piss(小便)。 (6)音节扭曲(Phonetic Distortion)Cripes=Christ(基督)、God(上帝)。 (7)混合词(Blend word)：gezunda=This object“goes under”the bed.(那东西放在床底下，即“夜壶”)。 (8)小词(Diminutive)：heinie=hind end(后端，即“臀部”)。 汉语委婉语独特的构成方式： (1)拆字法。如：张俊氏道：“胡子老官，这事你作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言身寸。”(“谢”拆开后即“言”、“身”、“寸”)。(《儒林外史》第32回) (2) 歇后语 法。人们在做一些消极评论时，常会借助一些歇后语来缓冲过于直白的语气，以达到委婉的目的。比如骂人时说：茶壶里的水(滚开)。 (3)换字法。例如，北方话口语中常说“扯蛋”，书面语转写时，换成“扯淡”。 (4)符号替换法。例如：“×你妈!你怎么不说话，哑巴吗?” (5)反义法。所谓反义就是指与禁忌语的意义相反。如广州人把“气死我”说成“激生我”;把“笑死我”说成“笑生我”。显然，生与死是 反义词 ，这里用“生”避开了“死”。 三、结语 笔者对英语和汉语中的委婉语从应用范畴与构造手段两方面进行了比较，试图找到两种语言中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委婉语不仅仅是修辞现象、语言学现象，更蕴含浓厚文化内涵、民族特征。在各个国家的日常交往及工作中，委婉语的运用极为广泛，它可以润滑和协调人际关系，使交际活动顺利进行。充分认识其构造手段、形式特点、发展规律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风俗与文化，从而增强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邓志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2]束定芳，徐金元.委婉语研究：回顾与前瞻[J].外国语，1995(5). [3]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刘瑞琴.英汉委婉语对比与翻译[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关于英汉语言对比方面论文篇2 浅谈英汉词缀对比研究 【摘 要】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两者在构词法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分析了这两种语言的词缀，通过前缀和后缀的词缀对比，会给英语教学以及英汉互译提供一些启发。 【关键词】词缀;前缀;后缀;对比 1 词缀的定义 词缀法是把词缀附加在词根上构造新词的 方法 (陈，1991)，也叫做派生法。总的来说，前缀起着语义功能，而后缀有语法功能。在英语中，它是一种重要的构词法，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在新的 英语单词 中占。在汉语中，由词缀法构成的词非常少，然而词缀化是汉语本身发展的自然趋势(吴，2001)。 2 英汉前缀对比 英汉前缀的不同反映在英语比汉语有更多的前缀。英语前缀是构词主要的成分，仅次于词根。整体来说，英语派生过程比汉语更复杂、更多样化。 英语前缀的分类 英语前缀大多只是改变词义而不改变词性，所以英语单词是在意义的基础上分类的，英语前缀可以分为九类，列举如下： 汉语前缀的分类 汉语的前缀表示语法意义，其首要功能是改变词性，这种功能相当于英语的后缀，这是两种语言最大的区别。汉语的前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只是为了构词，如“老”，老婆、老大、老虎;“阿”，阿爹、阿婆。另外一类不全是语法的性质，可能会改变词性，汉语前缀根据意义可以划分为以下类型。 汉语前缀和其相对应的英语形式： 1)否定前缀 不人道 inhuman 非正式 informal 不科学 unscientific 非导体 nonconductor 无形 invisible 无条件 unconditional 2)态度前缀 反建议 counterproposal 亲美 pro-American 反常 abnormal 伪政府 pseudo-government 反社会 anti-social 3)程度或大小前缀 超自然 supernatural 泛非 pan-African 超音速 hypersonic 次大陆 subcontinent 准学者 quasi-scholar 4)数字前缀 半封建 semi-feudal 单边 unilateral 半人半神 demigod 单晶体 monocrystal 双音节 disyllabic 多中心 polycentric 双语 bilingual 多级 multipolar 英汉前缀的对比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推测出两种语言的大多数前缀都有对应关系。总体来说，英语前缀在不改变词性的基础上，对词根起着语义功能，而汉语前缀具有语法的功能，更倾向于语义分类。 然而，在两种语言中，由相对应的前缀构成的派生词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一种语言中的派生词在另一种语言中有着相同意义也可能不是派生词。例如，“不毛”在汉语中是个派生词，由前缀“不”和名次“毛”组成。在英语中相对应的词是“barren”，是个单词素的词。同样，英语中派生名词“non-smoker”是由一个前缀“non-”和一个名词“smoker”组合起来的，在汉语中是个名词词组“不吸烟的人”。 许多前缀具有多种意义，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即一种语言的前缀在另一种语言中具有几种意义，反之亦然。英语前缀“a-”有三种意思：a. 强调原来的意思，如await; b. 改变词性和意思，如awash; c. 非、不， atypical。在汉语中，前缀“不”可以用英语中不同的前缀来表示，如un-， il-， ir-， a-等。 3 英汉后缀对比 与英语相比，汉语中表示人的后缀比指示状态和动作等的后缀多。两种语言的后缀都是加在词根之后。 英语后缀的四种范畴 英语后缀是对原来的词的一种修饰，它改变了词原有的词性。英语后缀有四种类型：名词后缀、形容词后缀、副词后缀和动词后缀。当词根加上这些后缀后，分别形成名词、形容词、副词和动词。 汉语后缀的分类 与英语后缀不同，汉语后缀主要构成名词。加上后缀的词根几乎限于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尤其是名词。下文选择了若干汉语后缀和所对应的英语后缀。 1)名词后缀 ①表示代理人和职业的后缀 专家 specialist 教员 teacher 银行家 banker 打字员 typist 发明家 inventor 技术员 technician 读者 reader 讲师 lecturer 逃亡者 escapee 工程师 engineer 马克思主义者 Marxist 魔术 师 magician 助手 assistant 积极分子 activist ②表示属性、状态和学说意义的后缀 灵活性 flexibility 创造性 creativity 正确性 correctness 湿度 humidity 长度 length 唯心论 idealism 相对论 relativity 社会主义 socialism 达尔文主义 Darwinism 电子学 electronics ③表示亲昵或轻蔑意味的后缀 胖子 fatty 酒鬼 drunkard 赌棍 gamester 电影迷 filmnik 2)动词后缀 人格化 personify 简化 simplify 深化 deepen 现代化 modernize 革命化 revolutionize 3)形容词后缀 男孩子气 manly 孩子气 childish 阔气 luxurious 傲气 cocky 井然 orderly 默然 speechless 4)副词后缀 油然 spontaneously 惨然 miserably 特地 specially 继而 afterwards 率尔 rashly 英汉后缀对比分析 如上所述，汉语在构成名词方面有丰富的后缀，尤其是指示人的名词。据估计汉语表示人的后缀在词缀中达到32%，在英语中只有13%。两种语言的后缀很明显的不同在于汉语后缀大多带有些许感情色彩，尤其是轻蔑意义;而英语后缀很少带有这种贬义的感情色彩。 汉语中一定量的后缀在英语中没有相对应的后缀，因此，在英语中由自由词来表达这些后缀的意思，例如桌子(desk)、杯子(cup)、石头(stone)、尾巴(tail)、泥巴(mud)。同样，当表示女性的后缀附加于对应的动词之上，整个词就代表了女性。然而，在汉语中单个词就代表了相同的意义，比如女演员(actor-actress) and母老虎 (tiger-tigress)。 后缀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加上后缀的英语派生词与加上前缀的汉语派生词相对应，比如，“lawless” 和 “fearless”分别译成“非法”和“无畏”。英语中带有指小意义名词后缀在汉语中经常译成前面加“小”的名词，如小鸭(duckling)、小猫(kitten)。有时，同时使用前缀“小”和后缀“儿”，如小罐儿(cannikin)。 4 结语 总之，科技全球化给英语和汉语提供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在此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比较。英汉词缀既有相似处也有不同点，将两者相比不仅有益于 英语学习 者深刻认识两种语言，而且有益于他们丰富英汉词汇。 【参考文献】 [1]陈治安.英汉词缀法构词比较[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1(1). [2]韩汉雄.英汉词缀比较及 其它 [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7). [3]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吴东英. 再论英语借词对现代汉语词法的影响[J].当代语言学，2001 (3). [5]萧立明.英汉比较研究与翻译[M].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 出版社，2010. [6]张晗.英汉构词法对比[J].厦门大学外文学院，2010(3).
语言学可以写的内容很多。基本上不外乎以下一些:一，语音类如语音的属性、音韵与语音的关系、强弱、轻浊、音节等二，词汇类如词汇形态学，语义学，构词，词化，语义场等等三，语法类如语法结构，层次，修辞等四，句子类如分析句子的各种成分，语序，基本句型等五，语篇类如连贯性，思维逻辑性，结构修辞，主体与客体意识等这方面的教材很多，就看你的要求了。现在英语与汉语的对比语言学和对比文学比较热，从这方面下手也不错。
On suprasegmental features 一． Introduction So far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phonetic features as they apply to single phonetic segments, or phones. Phonetic features can also apply to a string of several sounds, such as a syllable, or an entire word or utterance. The study of phonological features which applies to groups larger than the single segment, are known as suprasegmental features, such as the syllable or the word. The study of these features is known as prosody. It mainly includes syllable, stress, pitch, tone, and intonation. In this paper, I will talk about the suprasegmental features in great detail. Key words: phonetic, suprasegmental.二． Syllable The most obvious prosodic feature in language is the syllable. Let's briefly discuss the notion of syllables. Like all of our other basic linguistic concepts, although everyone knows what a syllable is, the concept "syllable" is difficult to define in absolute terms. A syllabl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at is, onset, nucleus, and coda, of which nucleus is a must. A syllable that has no coda is called an open syllable while a syllable with coda is called a closed syllable. In English only long vowels and diphthongs can occur in open syllables. The onset may be empty or filled by a cluster of as many as three consonants, while the coda position may be filled as many as four consonants. The maximal onset principle states that when there is a choice as to where to place a consonant, it is put into the onset rather than the coda. In some languages, syllables are always open, that is, they always end in a vowel, never a consonant. (Hawaiian) On the other hand, every Hawaiian syllable must begin with a consonant. (Aloha spoken as a single word begins in a glottal stop.) In other languages, syllables are always closed; they must end in a consonant (Navaho): Háá'ishah dididiljah. Let's build a fire. Táá diné 'ooljéé'go naaskai' Three men went to the moon. (Like Hawaiian, they must also begin in a consonant.)三． Stress The nature of stress The word stress is used differently by different autho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emphasis, accent and prominence is also defined differently. Robins has defined it as “a generic term for the relatively greater force exerted in the articulation of part of utterance”. The nature of stress is simple enough—practically everyone would agree that the first syllable of words like“father”, “open” is stressed, that the middle syllable is stressed in “potato”, “apartment” and the final syllable is stressed in “about”, “perhaps”, and most people feel they have some sort of idea of what the difference is between stressed and unstressed syllables, though they might explain it in many different production of stress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depend on the speaker using more muscular energy than is used for unstressed syllables. From the perceptual point of view, all stressed syllables have one characteristic in common, and that is “prominence”. Roach has manifested that at least four different factors are important to make a syllable prominent:i) Loudness: Most people seem to feel that stressed syllables are louder than unstressed ones; in other words, loudness is a component of ) Length: The length of syllables has an important part to play in prominence; the syllables which are made longer than the others will be heard as ) Pitch: Pitch in spee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requency of vibration of the vocal folds and to the musical notion of low-pitched and high-pitched notes; if one syllable is said with a pitch that is noticeab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others, this will have a strong tendency to produce the effect of ) Quality: a syllable will tend to be prominent if it contains a vowel that is different in quality from neighboring vowels. Languages differ in how they use ) In some languages, each syllable is equally stressed or unstressed，as in Cambodian2) the syllable in each word is more stressed. The place of stress is fixed on a certain syllable:1) initial. Finnish, Hungarian and other Finno-Ugric languages2) penultimate. Polish,3) final. ) Complex set of rules. In Bulgarian nouns and verbs have separate sets of rules for stress placement. Hopi (phonetic: first syllable of a two syllable word: síkwi meat; in words of three or more syllables, accent falls on the first long vowel: máamatsi to recognize; or on the first short vowel before a consonant cluster: péntani to write; otherwise it falls on the next to last syllable: wunúvtu stand up)The place of stress is ) In Russian the stress is completely random: xoroshó, xoró) In English the stress is more predictable but still random. Usually a middle syllable of a longer word receives the stress. In two syllable words stress is rando and often renders differences in meaning: project/to project, produce/produce, and insult/ to insult. Some languages have more than one stress per word: English is such a language. In English, words of four syllables or more have a primary and a secondary stress. Some English compounds have phrasal stress on the first element of the compound. Phrasal stress often distinguishes meaning in adjective/noun combinations. Sentence stress in English According to He Shanfen (1992), English sentence stress has two main functions:⑴ to indicate the important words in the sentence; ⑵ to serve as the basis for the rhythmic structure of the sentence. Consequently, in connected English speech, sentence stress usually falls on content ( or lexical) words, which carry the basic meaning of a sentence, . nouns, adjectives, adverbs etc. Those which are usually unstressed in sentences are form (or structural) words, which show grammatical relationships, such as articles, auxiliary and modal verbs, monosyllabic prepositions, etc.
转摘More and more scholars are now showing an interest in adopting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Between 1949 and 1989, an incomplete survey by the author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only about 30 textbook passages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including aspects of general linguistics, pragmatics, styl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From 1990 to 1994, there was an incredi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assages looking at translation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Almost 160 articles published over these five years concerned translat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stylistic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semantics, pragmatics, sociolinguistics, text linguistics, rhetoric, etc. New terms such as discourse analysis, hermeneutics, dynamic equivalenc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context, theme and rheme, cooperative principles, to mention just a few, appeared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e can definitely identify a trend of applying linguistics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se years. Today, we are at the point of questioning whether linguistics is a necessary part of translation.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who are in favour of free translation, have repeatedly raised this question to the public and appealed for an end to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ome firmly believe that translation is an art and that therefore linguistics is neither useful nor helpful. Such a claim is wrong if we look at translation as a whole, including scientific translation where meanings are rigid and restricted and the degree of freedom is limited. Flexibility, in this case, is neither required nor appreciated. But eve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inguistics is hardly a burden. Wang Zongyan pointed out that « If one sees linguistics as a body of rules regulating language, translators most probably will yawn with boredom. If it signifies the use of words and locutions to fit an occasion, there is nothing to stop translators from embracing linguistics » (Wang 1991: 38). The controversy over « literal » versus « free » transl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convincing supporters on each side. For example, ancient Western scholars like Erasmus, Augustine, and others were in favour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mong early Chinese translators, Kumarajiva is considered to be of the free school, while Xuan Zuang appears as literal and inflexible. In modern China, Yan Fu advocated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while Lu Xun preferred a clumsy version to one that was free but inexact. There is nothing wrong in any of these stances. When these translators emphasized free translation they never denied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vice versa. Problems only arise when the discussion turns to equivalent translations. The problem of equivalence has caused much controversy. Some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re could be an equivalence of language elements independent of the setting in which they of occurred. Based on this assumption, some « literal » translators tried to decompose a text into single elements in hopes of finding equivalent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is a naive idea. Jakobson (1971: 262) notes that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is the cardinal problem of language and the pivotal concern of linguistics. » He does not refer to « equivalence » but to « 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 » as the cardinal problem. Nida was also misunderstood by many for his notion of « equivalence, » which he took to mean that « 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 (1969: 12). He further concluded that « Absolute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ng is never possible » (1984: 14).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believed that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ither free or literal approaches was uncertain: an unduly « literal » translation might be awkward or even unintelligible, while an unduly « free » one might make the original text disintegrate and disappear altogether. To them, equivalence between a translation and an original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rticipants (cf.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216-217). Catford (1965: 27) expressed the same concern that equivalent translation is only « an empirical phenomenon, discovered by comparing SL and TL texts. » In citing the above examples, I have absolutely no intention of insisting on untranslatability. What I mean is that a translator should incorporate his or her own experience and processing activities into the text: solving the problems, reducing polyvalence, explaining away any discrepancies or discontinuities. Linguistic knowledge can help us treat different genres in different ways, always with an awareness that there are never exact equivalences but only approximations. Therefore, amplific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become acceptable. If we agree that texts can be translated, then, in what way does linguistics contribute to translation?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must look at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linguistics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ame into being only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when Ma Jianzhong published a grammar book Mashi Wentong «马氏文通» in 1898, which was the first in China and took the grammar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s its model. The study of language was, in turn, influenced b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Mashi Wenton, the main emphasis is on the use of morphology, which takes up six-sevenths of the book. Influenced by the dominant trend of morphological studies, a word was regarded as the minimum meaningful unit, and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the logical combination of words of various specific types. Translation was, then, principally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word. In the West, Biblical translation provided a very good example, just as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did in China. Not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did some linguists come to realize that sentences were not just the summary of the sequenced words they contained. The Prague School, founded in the 1920s, made a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syntax.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 approach of the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Prague School, a sentence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two parts: theme and rheme. Theme is opposed to rheme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opic and comment, and is defined a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contributes lea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Rheme,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part of a sentence which adds most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communicative dynamism. These two terms help enlighte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into English. In the mid-1950s, the study of syntax peaked with the Chomsky's establishment of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 This theory of the deep structure and surface structure of language influenced translation tremendously. Nida relied heavily on this theory in developing his « analyzing-transfering-reconstructing » pattern for translation. Some Chinese linguists, in the meantime, tried to raise language studies to a higher plane. Li Jinxi (1982) enlarged the role of sentence studies in his book A New Chinese Grammar, two thirds of which was devoted to discussing sentence formation or syntax. He writes that « No words can be identified except in the context of a sentence. » The study was then improved by other grammarians, including Lu Shuxiang, Wang Li.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udies,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unit of the sentence was put forward by some scholars. It was Lin Yu-Tang who first applied the theory to translation in his article « On Translation. » He claimed that « translation should be done on the basis of the sentence [...] What a translator should be faithful to is not the individual words but the meaning conveyed by them » (Lin 1984: r 3).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a sentence was therefore emphasized. Chao Yuanren, a Chinese scholar and profess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criticized scholars and translators who tended to forget this point and take language for something independent and self-sufficient. In fact, it is obvious that when we translate a sentence, we depend on its context; when we interpret an utterance we rely on the context of the speech (cf. Chao 1967). When a sentence is removed from the text, it usually becomes ambiguous due to the lack of context. Therefore, translation becomes difficult. In the 1960s, people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 study of language based on sentences was not even sufficient. A complete study should be made of the whole text. A simple sentence like « George passed » may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If the context is that of an examination, it means George did well on a test; in a card game it would indicate that George declined his chance to bid; in sports it would mean the ball reached another player. Without a context, how could we decide on a translation? Linguists therefore shift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exts and to discourse analysis. Text linguistic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since that time. Van Dijk was a pioneer in this field, and his four-volume edition of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is of great value. Halliday's Cohesion in English and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on a textual level.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de Beaugrande and Dressler (1981) provided an overall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text, which is useful to translation studies. De Beaugrande actually wrote a book called Factors in a Theory of Poetic Translating in 1978. The book did not become very popular as it confined the discussion to translating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books on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uch as the works of Eugene Nida, Peter Newmarks, . Catford, Georges Mounin, and others. These books gave a great push to the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extual or discoursiv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ould not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xt linguistics. Some studies remained on the syntactic or semantic level, though even there textual devices were employed. In talking about the translation units of word and text, Nida wrote: ... average person naively thinks that language is words, the common tacit assumption results that translation involves replacing a word in language A with a word in language B. And the more « conscientious » this sort of translation is, the more acute. In other words, the traditional focus of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was on the word. It was recognized that that was not a sufficiently large unit, and therefore the focus shifted to the sentence. But again, expert translators and linguists have been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individual sentences, in turn, are not enough.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paragraph, and to some extent on the total discourse. (Nida and Tabber 1969: 152) From that statement we can see that Nida regards a discourse as something larger than a paragraph, as an article with a beginning and an ending. Nida himself never applied text linguistics to translation, and there might be some confusion if we use his term in our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 because discourse analysis is not merely a study based on a larger language structure. Some Chinese scholars did make the effort to apply text linguistic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ang Bingqin's article (1987) was the first academic paper of this sort. He stated his aim to study and discover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 text in light of text linguistics. He analyzed numerous examples using textual analysis, but unfortunately, all the samples he collected were descriptions of scenery or quotations from the books of great scholars--no dialogue, no illocutionary or perlocutionary forces in the language. He failed to provide a variety of examples. For this reason, his research findings are largely restricted to rhetorical texts in ancient China (cf. Wang 1981; Luo 1994). Scholars like He Ziran applied pragamatics to translation. He's article (1992) put forth two new terms, « pragmalinguistics » and « socio-pragmatics » which, in translation, refer respectively to « the study of pragmatic force or language u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linguistic sources » and to « the pragmatic studies which examine the conditions on language use that derive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 He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pragmatic equivalent effect between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that is, to reproduce the message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itself, as well as the meaning carried by the source language within its context and culture. In this article he tries to distinguish « pragma-linguistics » from « socio-pragmatics » but finally admits that « Actually, a clear line between pragma-linguistics and socio-pragmatics may sometimes be difficult to draw. » Still he insist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agma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is helpful and even necessary. Ke Wenli (1992) argued that semantics, which in a broad sense combine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should be studied to help understand, explain and solve some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ranslation. In this article, he examines four semantic terms--« sense and reference, » « hyponomy, » « changes of meaning » and « context »--giving many examples to illusrate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some general knowledge of semantics and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antics and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is clearly written and readers can easily draw inspiration from it. These linguistics approaches shed new lights on the criteria of «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 defined by Yan Fu.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criticize the vagueness of these three criteria and endeavored to give them concrete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content of these three traditional criteria has been greatly enriched, especially by the effect equivalence theory, which in a broad sense means that the target language should be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 language from a semantic, pragmatic, and stylistic point of view. But we are still unable to evaluate translations in a very scientific way. Therefore, Chinese scholars like Fan Shouyi, Xu Shenghuan and Mu Lei embark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translations and used the fuzzy set theory of mathematics in accomplishing their analysis. Fan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on this field of study. His 1987 and 1990 articles evaluate translations according to a numerical quantity of faithfulness. Xu's article «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Evaluating a Translation's Quality » presents a normal mathematical model. He state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produce an absolutely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s with this model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and randomness of man's thought process. Making such analysis mor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would require further research. The unit in translation is a hard nut to crack. Without solving this problem, no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ill ever be sufficient. To date, very few people have focused their research on this area. Nida holds that the unit should be the sentence, and in a certain sense, the discourse. Barkhudarov (1993: 40), Soviet linguist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 suggests that: translation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produced in one language into a speech product (or text) in another language. [...] It foll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ho carries out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of the theorist who describes or creates a model for that process, is to establish the minimal unit of translation, as it is generally called,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the source text. Though he no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t of translation in a text and considers that this unit can be a unit on any level of language, he fails to point out what a text is and how it might be measured in translation. Halliday's notion of the clause might be significant in this case. To him, a clause is a basic unit. He distinguishes three functions of a clause: textual, interpersonal and ideational. According to Halliday, these functions are not possessed by word or phrase. But he is not quite successful i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use and text (cf. Halliday 1985). In China, some people have tri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Wang Dechun (1987: 10) more or less shares Bakhudarov's view that the translation unit cannot be confined just to sentences. In some ways, the phoneme, word, phrase, sentence, paragraph, or even text can all serve as a unit. At this point, we cannot find anything special in treating text translation except for having text as the highest level among translation units. This is not the aim of text linguistics or discourse analysis. If we want to apply thes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we will require a textu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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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喻的认知阐释》，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2. 《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3. 《英语文体学》（主编，研究生教材），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4. 《20世纪英美文学要略》（编著），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1（2002年获江西省英语学会学术论著一等奖）。5. 《格林童话精粹》（译著），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0。6. 《叙事：意义与策略》，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7. 《济慈书信集》，（译著）东方出版社，2001。8. 《沟通与超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9. 《文本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 《赣文化论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11. 《实用汉英分类翻译手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12. 《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主编(负责主要编写工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10，（此书获得江西省英语学会一等奖）。13. 《跨文化传播——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论》，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14. 《傅浩文集之一·诗学卷·距离》，140千字，作家出版社2002年9月版。15. 《叶慈诗选》（英汉对照），300千字，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16. 《乔伊斯诗全集》，150千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17. 《阿米亥诗选》（增订本），220千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18. 《叶芝诗集》（修订本），500千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19. 《20世纪英语诗选》，350千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0. 《德瑞克·沃尔科特诗选》，200千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版。21. 《拿单·扎赫诗选》，约130千字，河北教育出版社，即出。22. 《英语名诗译解》，120千字，哈尔滨出版社，即出。23. 《叶芝精选集》（主编、译），800千字，燕山出版社，即出。 1. “语义压制的转喻理据”，《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6。2. “概念隐喻与认知语境”，《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6）。3. “语言的模糊性和语境的解释功能”，《西安外语学院学报》，2002（1）。4. “隐喻的语用阐释”，《山东外语教学》，2002（3）。5. “信息短路下的话语标记”，《外语学刊》，2003（3）。6. “间接言语行为中的借代”，《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03（2）。7. “语用标记与话语连贯”，《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8. “论话语标记在语言的生成和理解中的作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6）。9. “转喻的认知语用阐释”，《外国语言文学》，2003（4）。10. “理想化认知模型与转喻的语用功能”，《山东外语教学》，2003（3）。11. “基于脚本的架桥式语用推理”，《外语与翻译》，2003（4）。12. “翻译的语用等效观”，US-China Foreign Language 《美中外语》，2004 (1)。13. “框架转换与意义建构”，《外语学刊》， 2004（3）。14. “架桥式语用推理的认知研究”，《天津外语学院学报》 2004（1）《语言文字学》（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004（5）。15. “构式义、转喻与句式压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2）16. “言语行为转喻与话语的深层连贯”，《外语教学》，2004（3）17. “阅读理解中语用推理的认知考察”，《外语教学》，2004（5）18. Fitting a top-down strategy into a traditional reading class. Teacher’s Edition, 11, 12-16，. Effect of using a "top-down" strategy on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comprehension of English readings. Asian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13, 29-44，.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yles in East Asian contexts. TESOL Journal, 11/2, 5-11，. Chines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 in EFL teaching. System, 30/1, 85-105，. A close look at the Chinese cultural influence on students' learning styles and strategies. Asian Englishes, 5/1, 40-63，. The middle group of learning-centered teaching. Teacher’s Edition, 9, 24-30， . Creating group-centered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a large EFL classes. ELI Teaching, 23/1, 16-19, . Matching teaching styles and learning styles in East Asian contexts. Internet TESL Journal, 7/. Advantages of group-centered learning in large classes. Teacher's Edition, 6, 8-13. . Teaching reading: Fitting a “Top-down” strategy into the Chinese Context,Guidelines, 23/2, 20-23. . The effective use of the mother tongue in EFL teaching. Guidelines, 22/1, . Modern vs. traditional. English Teaching Forum. 37/3, 27-29. . Making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work together with the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in a traditional setting. Guidelines. 21/1, 23-33. . An analysis of cultural conflic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FLteach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20/1, 35-43. . Developing an English teaching program by integrating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thods. Guidelines 20/2, 77-88. . Integrating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thods. ELI Teaching. 28, 15-19, . Techniques and principles in language teaching. ELI Teaching 29, 37-39. . Reconciling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thods.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30/4, 458-471. . “中澳大学生学习观念比较”，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 “学习策略与教学方法”，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论兼收并容，折衷诸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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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翻译研究的前瞻式和后溯式视域《译苑新谭》，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阿诗玛”、“刘三姐”英译与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外国语言文学文化论丛》（11），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人类语言学概述 《外国语文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语用学概述 《外国语文导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功能、目的、语用-语言学翻译理论中的社会文化考量《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论丛》（10），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民族志翻译与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以羌族文学为例《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跨学科视域下“文化翻译”评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来源期刊），2014年第3期。文化翻译和作为翻译的文化-凯特·斯特奇民族志翻译观评析《当代文坛》（CSSCI来源期刊），2013年第3期。重读奈达：奈达与民族语言学翻译模式 《中国应用外语研究》2013年第1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作为表演的翻译——表演理论视域下的我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对外翻译 《当代文坛》（CSSCI来源期刊），2012年第4期。声音与形式再现中的他文化呈现——民族志诗学与翻译研究 《外国语文》（中文核心期刊），2012年第1期。回顾、思考与展望－《Routledge翻译研究指南》评述《中国翻译》（ CSSCI 来源期刊），2009年第4期。论翻译理论研究的认知视角《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2009年第 6 期。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文化意义《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论丛》（9），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三类翻译与第三种文化－文学翻译与文化异质的传送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2008年第6期。论翻译中的文化趋同与存异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2008 年第 4 期。语言差异性与欧盟的语言工作 石坚、易丹主编《寻找欧洲－欧洲一体化之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年。认知语言学与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 《外语学刊》（ CSSCI 来源期刊）， 2007 年第 2 期。三叶一芽 三位一体 —— 杨武能 教授访谈录 《外国文学研究》（ A&HCI 、 CSSCI 来源期刊）， 2006 年第 5 期。论翻译的文化诗学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来源期刊），2006 年第 3 期。苏珊· 巴斯内特文学翻译思想述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来源期刊）， 2006 年第 2 期。深度描写、新历史主义和深度翻译《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中文核心期刊），2006 年第 2 期。民族志与翻译：翻译研究的人类学视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来源期刊），2006 年第 1 期。翻译与文化异质的传送－多元系统论与翻译规范的视角《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论丛》（ 8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年。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初探 《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论丛》（ 7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年。从复译现象看翻译文学的开放性 《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论丛》（ 6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人类语言学的语言与文化观简述 《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论丛》（ 5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容忍与并存－浅谈美国的多元文化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中文核心刊物）， 2002 年第 2 期。论言语行为的社会文化特征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中文核心刊物）， 2002 年第 3 期。中国西部的欧洲研究 《澳门欧洲学会会刊》， 2001 年。语用前提在话语交际中的作用 《外语教学科研论文集》（ 2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浅论标记项与无标记项 《外国语文研究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本科生英语论文 范文
范文一：英语本科 毕业 论文
The Spirit of Revolt of Tess --Study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Thesis statement:
Everyone knows that Tess’s life is a great tragedy, but she is still a courageous woman who dares to fight by all means. In order to defeat the unfortunate fate she always resists the decadent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and the hypocrisy religion.
Outline
Ⅰ.Brief Introduction to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A. Women’s role in industrial movements during 19th century in England
B. A brief commentary of the novel
1. the writer --Thomas hardy
2.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novel
Ⅱ.Tess’s spirit of revolt all through her life
A. Tess’s fight to the moribund society
1. the moribund society
2. Tess’s fight to the moribund society
B. Tess’s resistance to the traditional moral concept
1. the traditional moral concept
2. Tess’s resistance to the traditional moral concept
C. Tess’s resistance to the hypocritical religion
hypocritical religion in that time
2. Tess’s resistance to the hypocritical religion
D. Tess’s resistance to the unfortunate marriage
’s unfortunate marriage
2. Tess’s resistance to the unfortunate marriage
Ⅲ.Conclusion: In a word, Tess has shown a powerful woman's image to common people with her unyielding spirit of revolt. She, to the moribund society, traditional old morals, hypocritical religion, capitalist marriage system, has carried on the strongest revealing and criticism. Her kindhearted enlightenment, noble emotion, strong personality, and her resistance in imbuing all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forever, worth savoring.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spirit of revolt of Tess.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novel. Then,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commentary of the novel. Moreover, it concentrates on :(1) Tess’s fight to the moribund society. (2) Tess’s resistance to the traditional moral concept. (3) Tess’s resistance to the hypocritical religion. (4) Tess’s resistance to the unfortunate marriage. And at last the paper reveals that Tess is actually a character with the spirit of revolt all through her life.
key words:tragedy,Spirit of revolt,industrial movement,unfortunate fate
内容提要
本文研究的是小说主人公“苔丝”的“反抗精神”。首先，本文对小说的背景做了介绍。然后，对文本进行简要评论。再次，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文本主人公“苔丝”的“反抗精神”进行集中讨论：(1) 苔丝对腐朽社会的抗争;(2) 苔丝对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反抗;(3) 苔丝对伪善的宗教的反抗;(4) 苔丝对不幸婚姻的反抗。最后，揭示出苔丝整个人生经历中的反抗精神。
关键词：悲剧,反抗精神,工业运动,不幸命运
范文二：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格式要求
1、主要任务
毕业论文写作是完成本科教学计划、实现本科培养目标的重要阶段，是英语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对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毕业论文是学生大学毕业前的最后学习阶段，是英语教学深化和升华的重要过程;是对学生的英语实践技能、英语 语文知识 及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综合素质、研究与创新能力进行检验考核的重要手段;是学生学士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是衡量、评估英语专业教学质量与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
2、知识要求
英语专业的毕业论文按专业方向的不同可分为“文学”、“语言及语言学研究”、“语言教学”、“翻译研究”和“ 文化 与跨文化”等不同类别。按论文性质的不同，又可分为理论型研究论文、应用型研究论文、综述型论文和研究 报告 型论文。每个专业方向都可以有这4种不同的类型。
(1)理论型研究论文指对已有的语言、文学、翻译、教学、文化等学科领域的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研究成果，在翔实、可靠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有一定新意的探讨，这种新意可包括新的命题、新的视角、新的材料、新的 方法 、新的论证、新的结论。理论型研究应熟识与了解现有的科学观点、结论和评价，并进行消化、吸收，针对现有理论中的不足、不确切和未涉及之处进行局部的修正、改进、补充或完善。写理论型研究论文的学生要有较好的理论准备，能够熟练运用已学的理论知识，正确、科学地分析、解决论文撰写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具体的理论性问题，在教师的指导下发现、提出理论性问题并对某一具体理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2)应用型研究论文指以实际应用为目的，探讨已有的知识在实践中应用的可能性，或运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探索应用的新途径。应用型研究必须与教学、研究或社会相结合，重点在于如何运用现有的知识，提出、分析、论证或解决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作出有参考或应用价值的结论。选择写应用型研究论文的学生要有一定的理论准备，能够熟练运用已学的理论知识，正确分析、解决论文撰写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并在老师的指导下运用某一具体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3)综述型论文是对某一学科领域研究与发展状况作综合叙述介绍的一种论文类型。综述型论文是在大量阅读各种文献的基础上，对学科中某一具体的理论性或实际应用性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归纳，分析整理，去粗取精，做出判断，理出清晰而明确的研究发展脉络，从而展示研究现状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分析问题的症结，并指出未来的研究走向和发展趋势的动态性研究成果。写综述型论文的学生应对所选课题的研究状况有比较全面的把握和正确的了解，对材料的归纳 总结 要较好地体现出综合性和概括性，要在分析、判断的基础上作出新的结论，而且要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前瞻性。
(4)研究报告型论文是就某一课题开展调查或测试并对调查或测试中获得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整理、讨论，从而作出结论的调研性论文。研究报告型论文可分为调查报告与测试报告两类。写研究报告型论文的学生需要具有正确采集、分析和处理信息和数据的方法，需要具有在理论上对调查过程进行分析和论证的能力，并能在老师的指导下独立 1
制定调查或测试方案。
3、能力培养要求
毕业论文写作是本科英语专业教学计划中规定的一项内容和组成部分，是学生毕业前提交的一份具有一定的理论或应用价值的学术论文。它是学生毕业前独立而系统地从事科学研究的初步尝试。毕业论文表明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实际应用英语的能力，表明学生相关学科方面的学识水平，表明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毕业论文对能力的培养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1)锻炼学生运用连贯的、正确的、科学的英语语言的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的水平;
(2)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思维品质;
(3)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来理论性问题或英语实践技能方面的应用性问题的能力;
(4)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
(5)培养学生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4、综合素质要求
毕业论文在英语人才培养中起着一般教学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对课堂教学和非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毕业论文跟课堂教学和非课堂教学二者的配合可有效地解决语言知识、言语技能和相关知识的活用问题，能以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成果的方式把分散的知识、技能与能力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全方位的，即思想、观念、知识、技能、能力和文化素质等诸多方面的全面综合，这种结合同时也包括文献资料检索能力、资料筛选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动手能力、概括能力、归纳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总之，毕业论文教学以培养学生全方位的多方面综合素质为目的。
语言既是人类社会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语语言文化方面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解读酒店英语中的语言文化
摘 要： 酒店服务人员应从与饭店英语相关的中西方文化知识出发，领会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以矫正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而带来的语言偏差，从而达到学习语言、吸收文化和服务客人的目的。
关键词： 酒店英语 语言文化 文化差异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不同文化习惯的语言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而跨文化语言沟通存在于涉外高星酒店服务的各个环节。因此，酒店英语不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而且是语言文化和交际技能的培训。语言的本质属性不是语言知识而是思维。当一个人不了解该语言所蕴涵的文化时，那必然会发生语用错误。
二、具有本质特性的酒店英语
酒店英语属旅游专业英语范畴，具有专业英语的针对性(pertinence)和服务英语的得体性(decency)。语言标准应为:明晰、通畅、表意得当。如：
Waiter:How would you like with your steak?Rare，medium or well-done?(请问您牛排要几成熟?三成，五成还是七成?)
Guest:Rare，please.(三成。)
通常，rare是“稀少”的意思;medium是“中间”的意思;well-done是“干得好”的意思。而出现在服务员为客人点菜的流程中，它的意思就非常具有专业英语的针对性了。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对言语得体有这样的描述:“此时此地此人说此事，这样的说法最好;对另外的人在另外的场合说的还是这件事，这样的说法就不一定最好，就应使用另一种说法。”请看下面这组酒店客人和服务员之间的对话:
Guest:Hi，waiter，you speak beautiful English.
Waiter: Thank you，sir. Welcome to Holiday Inn.
Waiter顺应英语习惯欣然接受，而非按中文习惯去拒绝，说“No，no，My English is not good.”以示谦虚，否则只会使顾客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由此看出，服务语言的得体性在酒店英语的情境应用中显现得淋漓尽致。
三、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在酒店英语中的体现
文化影响着语言学习的思维方式，因此中英两种语言文化交汇时，必然会发生冲突。语言学家曾指出:“在与外族人交谈时，本族人对于他们在语音和语法方面的错误较宽容。与此相反，违反说话规则被认为是不够礼貌的。因为本族人不大可能认识到社会语言学的相对性。”这种情况又被称之为“社交语用失误”，它主要是指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交际时出现语用习惯错误。在酒店服务岗位的英语使用时，中英文化的差异将会给酒店服务中的语言交流带来不便。
(一)招呼(Greeting)用语
按照中国的文化习惯，问候和打招呼时，常爱涉及对方本身，询问的内容显得十分具体。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最喜欢用的口头语如：
“吃饭了吗?”(Have you finished your dinner?)
“上哪儿去?”(Where have you been?)
如果将上面的招呼用语拿来用在老外身上，定会令他们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例如:在酒店，初次见面对一位英美女客人说：“Did you have your lunch?”她会感到非常诧异。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这样打招呼是暗示邀请的意思。这也是酒店英语服务中服务人员要引以为戒的。
与之不同，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weather)、健康状况(health)、体育(sports)或兴趣爱好(interest/hobby)作为话题。如：
What a lovely day!(今天天气真好呀!)
I like hiking，and you?(我喜欢徒步旅行，你呢?)
(二)介绍(Introduction)用语
中国人小学第一节英语课便学了“What’s your name?”这句话。而这句话伴随许多人长大，考过了四、六级，TOEFL，IELTS，但对于它在何种情况下使用却鲜有解释。实际上，英语国家的人在第一次见面时一般先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对方，如“I am ...”，对方会自然地说出自己的姓名。因此“I’m ...”这里可以直接译成“请问贵姓?”。即使在填写表格、面谈等场合需要问及姓名时，一般也只说“Your name，please?”或“May I have your name?”如果使用“What’s your name?”会有一种被审问的感觉。一般只有海关人员、警察采用这种问讯句式。因此酒店员工在客人check-in(入住登记)或check-out(办理退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礼貌而得体的问询，以免冒犯客人。
(三)称赞(compliment)和接受赞扬
在人际交往中，谦虚和低调是中国人崇尚的表达方式，常会用“哪里哪里”、“不行，差远了”来回应别人的夸奖。而西方人则认为实话实说才能友好往来，而会欣然接受来自他人的赞扬。也常用赞美作为交谈的话题，如赞美对方出色的工作等。面对客人的赞美，员工的回答应是:“Thank you.”如：
Guest:You did a good job!
Waitress:Ah，thank you.
(四)关于隐私(privacy)
在中国，初次见面询问对方年龄、婚姻、收入是很自然随意的事情。而倾向自我、独立和自由的英语国家的人，会认为这些内容涉及个人隐私。如：
Are you married?(你结婚了吗?)
What’s your salary?(你的薪水是多少?)
以上内容涉及个人隐私，服务员切忌问及客人此类问题。因此，当酒店员工对入住客人的基本情况不甚了解时，“Is your husband/wife with you?”或“How many children do you have?”这样的问话是不得体的。
(五)搭配词语(phrase)表达
搭配词语指词与词的横向组合关系。搭配是民族文化中约定俗成的，不能用中文的搭配思维去套用到英语里面。在酒店用语中经常用到的如:“红茶”英语为“black tea”，而“black coffee”用汉语表示为“不加糖的咖啡”;“红酒”在英语中是“wine”(不是red wine);而white wine中文也不译成“白酒”。因此在搭配词语运用时，同样要注意词汇表达中的文化内涵。
四、尊重语言文化、提高饭店英语应用能力
世界各民族由于历史渊源、思想方式、生活习性、审美观念、价值理念、宗教信仰等不同，从而产生了文化上的差异。语用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目标语国家的文化因素，因此要增强文化意识、主动自觉地吸收并融入他人文化环境中。
在培养文化意识(culture consciousness)，理解语言内涵的同时，还应注重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语用原则，注重词汇文化差异、句法文化差异及日常习俗文化差异来强化文化意识，为提高正确语用能力奠定基础。不能视酒店英语为简单的口语交流，必须增强对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要树立英汉语言差异意识，懂得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应用，即掌握一些文化语用知识。
五、结语
综上所述，酒店服务人员应改掉以往只重视语言本身而忽视语言文化的不合理做法，把文化因素纳入语言之中，用英语进行有效得体的交际。努力培养文化习得意识并使文化的规范与语言技能的培养同步进行。不仅注意语言形式的正确，还要重视语言运用是否恰当。既要有母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对比语言学修养，又要有两国比较文化背景学方面的知识，这才是成为国际化酒店具有跨文化意识人才的首要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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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美式英语语言文化特点分析
摘要：美国文化是崇尚自由、平等和自我的文化，其包容性十分强，具有多元化的民族融合性。其核心文化特征是追求人人平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些文化特征在美式英语文化中有着深刻的体现。文章结合美国文化的产生背景对其语言分析特点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词：美式英语;语言文化;特点
引言
美国文化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民族文化。从世界文化的区域和类型来说，美国文化属于西方文化范畴。但与其他西方文化相比，美国文化有着许多迥然不同的地方，它不但有别于与其有着亲缘关系的英国文化。而且有别于它的邻国加拿大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化。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
首先，语言体现了文化。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根据文化的狭义定义，文化是从社会习得的知识。而语言则是人类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和感受的反应，属于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为语言是人类思维和交流的工具，也是人类形成思想的中介。本文试图从美国英语所反映的移民文化、价值观念、新文化等方面来分析美式英语语言文化的形成特点。
一、美式英语的形成背景
美国英语的形成与发展与美国的移民历史所带来的文化大融合有着密切关系。17世纪初，英国开始在北美进行殖民活动，在北美建立多个殖民地，而在殖民地的通用语言就是英语。之后不断有欧洲人移民到这片大陆上。自殖民地时期，美国英语就在多民族的接触与融合中从异族的语言文化中吸取营养，充实内涵，加快语言的多元化发展，形成美国英语的独特的融合特征。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和印第安语、黑人语言等移民群体的语言词汇不断渗透到美国人使用的英语里。
另一方面，美国政治、经济、人口结构和社会生活的特殊性，推动了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美国英语的独立与发展。在词汇、语音和语法结构等方面有别于英国英语的民族语言，美国英语的形成关键在于这个民族在新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不拘一格地创造和使用新词。而美国英语中丰富的新词都是出现在普通大众的言谈之中。
由于美国新社会特有的力量和群众性语言占据优势，因此，在美国，语言影响的流程是由下而上发展的。在美国英语中，最贴近生活和最能反映平民要求与社会生活特征的是俚语，俚语是美国英语词汇的主要来源之一。方言和俚语一样分布广泛，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是美国民族语言的生命源泉，既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又有丰富的表现力和多样性，大量的方言和俚语使得美国英语在较短的时间内区别于英国英语而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民族语言。
二、美式英语的语言文化特点
1、个体主义价值观及其在美国英语中的表现
美国文化以个体为本位，个人主义在美国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美国价值观的核心。它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自力更生达到自我实现。与它联系最紧密的是自由平等竞争。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基本保障，而竞争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根本途径。美国人在创造自己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许多表现个人主义的词汇。最有代表性的如：self-absorption(自我专注)、self-limitation(自我制约)、self-cultivate(自我修养)、self-conquest(自我战胜)、self-admiration(自我赞赏)、self-control(自我控制)、self-dependence(自立)、self-reliance(自我依靠)、self-responsibility(自我负责)、self-advancement(自我发展)、self-salesmanship(自我宣传)、self-fulfilling(自我实现)、self-protection(自我保护)等。个体主义价值观特别重视对个人空间和私生活的保护和尊重。"privacy"(隐私)一词在美国人的意识中占有异常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在生活空间还是在情感处理上，哪怕是对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都会尊重对方的选择和隐私。
2、美国英语与印第安文化
土著印第安人是美洲大陆最早的定居者，他们的祖先是具有亚洲蒙古人血统的游牧狩猎者，他们于后冰川时代跨过白令海峡来到北美大陆。从美国英语中可以找出许多反映印第安文化的词语。如山川、河流、湖泊等。美国英语吸收了约有2000个左右的印第安词语。
印第安人善于狩猎并拥有种植的技艺，因此很多动物和植物的名称都来自印第安语。如mose(麋)、pecan(美洲核桃)等。美国各州的名称，有一半是来自印第安语。如密苏里州(Missouri)、俄勒冈州(Oregon)、密西根州(Michigan)、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犹他州(Utah)等。另外，许多与印第安人的部落关系、生活方式、宗教习俗、农作物以及社会机构有关的词也来自印第安语。
3、美国英语使用的通俗化和标新立异的意识
美国人在词语的使用上有通俗化的特点，他们不喜欢咬文嚼字，说话力求形象、易懂。最能体现美国人用词通俗化的是美国俚语。美国俚语是平民百姓的语言，虽通俗形象不矫揉造作，但有些也难免流于粗俗，这些粗俗的俚语不宜登大雅之堂。但有时为了避免语言单调和落入俗套，上流人物甚至总统也敢离径叛道。贵为总统，出言粗俗，无非是想表明自己敢于向常规与正统挑战，在语言表达上突出自己的粗犷个性和创新意识。
汽车文化是美国社会的显著特点，美国人经常借用汽车的商标来比喻其他产品的质量和等级。如，美国Ford汽车公司曾生产一种滞销的Edsel牌汽车，于是，Edlse就常被用来比喻为"彻底失败的产品或人"。
结语
美国英语丰富多彩，反映了美国文化的千姿百态。而且，美国英语的每一个演变都有其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是与美国社会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它们真实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是美国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活动和文化思潮的折射。在美国英语中，不仅蕴藏着美利坚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性格特征，而且也突出地体现了语言的时代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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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交际工具、思维工具、认知工具， 文化 的载体、信息(知识、情报、资料)的载体。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语语言文化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英语语言文化论文篇1 浅谈英语语言中姓氏的文化内涵 摘要：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姓氏，它作为一种符号，构成了文化载体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英语姓氏有着极其复杂的构成和来源，其中可能埋藏着历史、经济、文化、地理等众多因素。对于接触语言、文化的研究者，探析英文姓氏来源的工作十分必要。本文尝试探索英语姓氏的演变历程，从而揭开现代英文姓氏与其本源的关系。这必将对英文教学以及加深学生了解 英语文化 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英语姓氏 来源 文化 英语语言 自从有了文明，人类为了便于繁衍生息、交流沟通，就发明了姓氏。随着历史进程和社会的发展，姓名的构成和习用逐步形成。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姓氏，它作为一种符号，构成了文化载体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英语姓氏有着极其复杂的构成和来源，其中可能埋藏着历史、经济、文化、地理等诸多的因素。对于 学习英语 语言的人来说，探析英文中的姓氏来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代英国在经历了多次外族入侵，才得以形成英语民族及其语言。这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凯尔特人为主的世界上众多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到了近代，英语民族的活动舞台随着大英帝国不断向海外的扩张而进一步扩展，也就更大范围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血统和语言。其中，尤以美利坚民族和美国英语的形成最为典型。 这自然也就让英语姓名系统变的更加复杂化。尤其是在现、当代，英语民族血统进一步多元化，英语语言体系进一步扩大化，这当归功于大批涌入英语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尽管外来移民的姓名不断被英语同化，但多多少少都会保持原民族的某些特征。据英美 姓名学 家统计，如今英语姓名的语源就与三十多个大小语种相关。下面，我们着重来看英语姓名在其本土的演化发展过程。 在英伦三岛被诺曼底人入侵以前，即公元1006年的诺曼征服前，英国人没有姓，只有名。 英国封建主义的高峰是在公元9世纪到15世纪。在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关系与市场关系不断加强，英国人口也急剧增加。由于备选的个人名的数量远不能满足剧增的人口需要，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只好选择了相同的名字作为个人名。这样当同名的人相遇或同居相处时，问题就产生了，通常会出现诸如呼此彼应、一呼几应之类的误会。所以，人们就在自己的名字上添个词来区别。于是，英语民族的先民们便开始在个人名后面添加个人附加名，作为区分同名人的手段，以增强人名的社会区分职能。 个人附加名大多是本人的出生地名、职业名称或着绰号等。例如，一个名叫 Mike 的人，如果他的职业是渔夫(the Fisherman)，人们就叫他 Mike the Fisherman(渔夫麦克)。如果一个人的名叫作 Hen-rye，而他出生于牛津(Cambridge)，人们就习惯性地称呼他为 Henry of Cambridge(牛津的亨利)。个人附加名并不世袭，因此还是在个人名的范畴内，而“正宗”的英语姓往往是由个人附加名发展而来的。例如，Mike the Fisherman 和 Henry of Cam-bridge 分别演化成 Mike Fisherman(麦克?费士曼)和 Henry Cambridge(亨利?剑桥)。 到了十七世纪，英国的封建制度逐步腐朽没落，而资产阶级却迅速发展。于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科技文化不断进步，英国人口也急剧上升，人们联系日益密切，而随之出现的同名现象给人们的交往带来了不少麻烦。以防混淆，人们便在附加名和姓之间再添加一个或多个词来进一步区别。后来加上可变的中间名(middle name)。例如： George McadamSmith，其中的“Macadam”即为可变的中间名。 那么姓又是何时在美国出现的呢? 一些学者的结论是美国的姓始自公元 1000 年。其实，在 1492年美洲新大陆被哥伦布“发现”之前，现在美国境内的原始居民，即土著印第安人没有姓，只有个人名。姓是随着 16 世纪欧洲白人的到来才开始出现的。16 至 17 世纪，英国移民及其后裔姓名的基本构成部分是名和姓，如法学家 James Iredell。从 18 世纪起，由于英籍移民的增加和社会联系的增多，美利坚人作为全美的主体民族也开始用中间名(Middle name )了。现 在 我 们 熟 悉 的 前 总 统 George ，他的名字就是这种情况。 英语姓氏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以变得纷繁复杂，来源更是多种多样，但是有些来源却是相同的。一种是来自地名。世界各民族的姓都和地名有密切关系 ，英姓中也有类似情况，如由祖先居住的地名而沿用下来的“Arlington”、“Ford”、“Scott”等姓。还有的是起源于行业名。在中世纪后期，英国经济曾突发地繁荣，各种手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于是人们就根据职业或者工种来决定自己的姓。现今较为常见的有“Archer”(弓箭手)、“Butcher”(屠夫 )、“Glover”(手套商)、“Harper”(竖琴师)、“Locker”(仓库保管员)、“Potter”(陶工)、“Smith”(金属工 )等等。这些姓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及经济发展情况。另外，贵族等的头衔也是来源之一。 有些姓最初是一些贵族家庭用来称呼一家之长的，后来为了永保家族荣誉感，便将他们传给了后代，代代相传就渐渐成了姓。“Constable”(王室总管)、“Judge”(审判官)、“King”(国王)、“Mar-shall”(元帅 )等便是此类英姓中常见的。这正是封建社会烙下的印迹。动物也给英语姓氏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某些人出于对动植物的崇拜和赞颂，就把它们的名称拿来作自己的姓。常见的如“Bird”(鸟)、“Fish”(鱼)、“Lion”(狮子)、“Swan”(天鹅)、“Wolf”(狼 )等，以及 Wood”(森林)、“Apple”(苹果)、“Flower”(花 )、“Bush”(灌木丛 )、“Rose”(玫瑰花 )等。还有一些英文姓氏来源于颜色的名称： 英语中的“Brown”(棕色的)、“Pink”(粉红色的)、“Red”(红色的)、“Silver”(银白色的)、“White”(白色的)等就是如此。江河湖海等 通过以上简单的回顾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英语的姓氏来源十分广博，其历史成因也非常复杂。正是由于各种多变因素的参与，才导致英文姓氏的演变这般有趣。由于姓氏与人类各种社会活动休戚相关，因此才具有非凡的意义。进一步地研究英语姓氏来源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西方的认识，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并且，对于引导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英语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关翠琼.英语姓氏的起源[J].写作，2006，(22). 关于英语语言文化论文篇2 浅论英语语言文化内涵的多元化英语教学 摘要：从跨文化交际视域和语言运用的层面上诠释文化在英语语言使用中所蕴涵的多样性、内在丰富性以及该语言与其所承载的文化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是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要求。可为多元文化区域内如何学习吸纳异域语言，借鉴、融合异域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提供一个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的理论研究空间。 关键词：文化内涵;多元化;英语教学 一、语言与文化 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承，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特殊载体，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文化影响和制约着语言交际的过程和效果。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可以表达客体的概念意义;此外，作为文化的载体，还蕴涵着该语言的民族文化含义和文化心理。 二、英语与英语文化 人们在学习英语过程中，主要通过阅读了解对象国的社会风貌，文化风俗，而阅读材料多出自一两个母语国。于是有些人就认定“英语这种语言和某一两个使用英语的国家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这是一种错觉，因为这种理论不能充分解释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媒介的作用。这些人所说的“语言既不是抽象的'人类语言'，也不是微观到个人的'言语'，而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部族的语言。” 因此，似乎可得出这样的推论--英国文化即英语文化。但这种错觉是由于混淆文化离不开语言，与一定的文化离不开某一具体的语言之间的界限而产生的。所以切不可在语种与文化之间划等号。因为，今天的English culture(英语文化)一词包含甚广。 三、多元的英语文化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今天的English culture(广义的英语文化)具有多元性，其内容可以涵指：①英国文化;②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文化，即狭义的英语文化，如美国文化，加拿大文化，新西兰文化，澳大利亚文化及加勒比海地区部分国家的文化;③以英语为传播媒介的非英语、非西方文化;④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文化内容。 毋庸置疑，英语运载着英美文化。作为以英美为代表的母语国家的语言，英语承载主流社会的文化，同时也担当非主流的、非英语移民社团与主流社会的交际媒介。如果英语不具备跨文化运载能力，身居于纽约市约25万的华人是无法同美国主流社会交流的(当然他们的交流是通过那些懂英语的移民来进行的)。由此看来，英语是英美文化的载体，推而广之英语是西方文化的载体，同时英语也是外来的、非英美的、非西方文化的载体。另外，作为外语型国家(如中国)的国际交流语言工具，它反映的是该国的政府的政治立场和人民的文化生活(即在中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在南非是南非文化的载体)。 四、英语与各国的文化之间的关系 作为国际交流语言的英语与各国的文化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可以用变化着的对抗融合关系来概括。世界语言——英语正作为母语国家和第二语言型国家的内部语言而被使用，同时，还作为英语国家与非英语国家，非英语国家与非英语国家的交流工具而被广泛使用。 在使用中，英语本身固载着的西方人的逻辑和传统与该地的使用者的母语逻辑和民族传统规范不断产生“碰撞”，即所谓的英语与该国文化的对抗;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的适应，某些英语本身固载着的东西，甚至某些“碰撞”，竟然在该国文化环境下留存下来，即所谓的英语与该国文化的融合。在世界上的多元文化区域内，时时都在进行着学习吸纳异域语言，借鉴、融合异域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 五、英语语言文化内涵的多元化与英语教学 “作为世界语言，英语的文化内涵是多元的，既包括西方文化要素，也包括东方文化要素;既有__的元素，也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元素。” 由此可见，英语语言教学中要充分考虑英语语言文化的多元化对英语教学过程及效果的影响。因此， 教育 者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创设立体化教学环境，避免与当地文化对抗，真正实现语言和文化的协调。 英语语言文化教学要创设立体化教学环境，是指把语言文化教学的三维即学习者、学习者将来使用语言的目的环境及学习者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立体的课堂结构。以中国的英语教学为例，“英语基本是中国人教，中国人学，在中国用”。在此环境中，“中国文化始终占支配地位，异域文化的输入只能起补充作用。” Smith 在1981年曾指出：“一种语言一旦成为国际性的，它就不可能恪守一种文化规约。” 也就是说为了用英语跟菲律宾人做生意，中国人并不需要学习欣赏英国的生活方式，也不需要发标准的英国音。近年由于英语文化教学意识的加强，教师在英语语言教学过程中一味的强调异域文化的某些规约，强调片面的语言和文化的协调。殊不知他们忽视了学习者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其结果是“语言似乎纯粹了，但协调被破坏了，因为犯了与当地文化对抗的错误。” 所以，切不可忘记英语运载着的中国文化。 2.正确理解学校课程的作用。 对于少数将要从事与异域文化密切相关的工作的人来说，了解对象国的文化是必要的。即使这样学校的课程也只能起到指导作用，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教学中只顾遵循课本内容(英语的文化规约)，不能正确做到因时因地制宜(指的是不能按照言语事件发生的现实环境即学习者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来决定材料的选择，来确定言语的适宜度)，那么教学中的某些行为将导致文化误导现象的产生。因此，要正确理解学校课程的作用，切不可片面夸大其作用。“要了解异国文化的全貌并能在实践中适应它，非得深入其地住上一段时间不可”。 3.补充教学力量，聘请母语使用者任教。 为了补充教学力量，我们请了很多母语使用者来教书。他们应该清楚的意识到英语是多元文化的载体。来中国任教的人应该接受过必要的训练，对在这一异域文化(中国文化)中“交流时可能遇到的文化歧异有必要的思想准备，这样他们便不会因为听到一个不顺耳的招呼而变得愤怒，不会因为对方的自谦自贬而大惑不解。” 师生必须认识到 “学生的文化环境是文化课的起点，对象国的文化环境是终点”。只有起点确定了，师生才能最终顺利达到终点。 切不可本末倒置，在学习之初教师便一味地将对象国的文化环境强加给学生(将终点作为了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了解学生的文化环境要比让学生了解教师将把他们引进的文化环境更重要。” 而在现实的教学实践当中，外籍教师若对学生所在的文化环境一无所知，仅把对象国的文化规约呈现在课堂上，不顾冒着与该国文化产生对抗的风险，让学生模仿并接受，可想而知将会受到怎样的教学效果。 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相互接触交流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格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英语已成为多元文化的载体。面对跨文化交际的需要，英语语言文化教育成为高校英语教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明确英语是多元文化的载体这一事实，从跨文化交际视野中研究英语语言与其所承载的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无疑将对原有的英语语言文化教学理念和 方法 提出挑战。从而为多元文化区域如何学习吸纳异域语言，借鉴、融合异域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提供一个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理论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颜治强.世界英语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2]陈原.社会语言学[M].学林出版社，1983 [3]张正东.外语立体教学法的原理与模式[M].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