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行政征用行为的概述为了更好的理解行政征用补偿制度，本文先行对行政征用作一阐述。我国学术界对行政征用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广义的行政征收包括行政征用、行政征收、行政征调等。即把行政征用看作是行政征收的一种类型，认为行政征用是指为了公共利益之目的，行政主体按照法律规定取得行政管理相对人财产的单方行为。①（二）、行政征用系指国家通过行政主体对非国家所有的财物进行强制有偿的征购和使用。目前主要体现在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上。此外，还有国家对文物的强制征购，行政机关对船只的强制租用等。②（三）、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出于公共目的，为满足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强制转移相对人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并给予合理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③（四）、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强制性的取得行政相对人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或劳务并给予合理经济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④笔者认为，上述前三种观点均能基本把握行政征收行为的实质，但各有缺陷。第一种观点把行政征用作为行政征收的一种，实际上以字面表述、而不是以本质内容来归类。行政征用与行政征收有共同特征,如：公共目的性、强制性、法定性、可诉性。但他们的不同之处更加显而易见：行政征用是有偿的、相对人是不可预知的，而行政征收则正反之。另外，上述三种观点中行政征用法律关系中客体的范围较窄。行政征用的对象非常广泛：包括物，⑤智力成果⑥以及劳务。笔者比较赞同第四种观点。此观点从本质上对行政行为进行定义，比较全面的阐述了其特征。二、行政征用补偿制度行政征用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征用行为使被征用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由国家承担的补偿责任的制度。其本意在于“对于因公益之必要，经济上蒙受特别牺牲者，为调节之补偿，以实现正义公平之理想，而期法律生活之安定”，以“为私有财产与公共利益之调和”⑦行政征用补偿的理论基础有多种，特别牺牲说⑧逐渐占主导地位。该说认为，国家本来有使人民负担义务的权力，人民有服从国家命令的义务，但如果是特定人承受了并非一般的负担而受特别牺牲时，国家应给予补偿，这合乎正义公平的原则。行政征用补偿是行政征用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立法水平、执行状况直接决定了行政征用制度的成功与否。我国有些行政征用制度常因补偿内容的不易执行而有沦为一纸空文的危险，⑨便充分说明了行政征用补偿的重要性。(一)、行政征用补偿的特征第一、政征用补偿是由行政主体合法的行政征用行为而引起的。这与由违法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不同。这是对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被剥夺权利或被限制权利者的损失补偿及利害调整。第二、政征用补偿的对象是权利被剥夺或被限制者的合法权益所遭受的特别损失。在行政征用补偿中，只有特别损失才可以补偿，而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都可请求行政赔偿。第三、行政征用补偿是行政主体公法上的义务。行政主体在管理社会公共事物中，使权利被剥夺或被限制者承担了别人没有承担的义务，遭受了损失，是与“社会义务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原则相违背的。因而，行政主体要承担行政征用补偿的义务。（二）行政征用补偿的原则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行政用补偿制度，从而也形成各自不同的原则，有“正当”、“公平”、“公正”“、合理”等补偿原则。法国实行全部、直接、物质补偿原则。日本则实行“正当补偿”原则。美国按征用时市场上的公平价值补偿，这种市场价值，不仅包括征用时的使用价值，而且包括被征用财产的最佳使用价值，即财产因其开发潜力所具有的“开发价值”，体现为一种对于“预期利益”之保护。⑩在我国实践中，有“相应补偿”或“适当补偿”的规定。补偿标准较低，补偿利益小于损失利益，这与我国目前的国情密切相关，经济基础还很薄弱。但是给予更充分、更完全的补偿，同时又能配置资源，监控权力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笔者认为行政征用补偿应遵守下列原则：第一、平合理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对被剥夺或被限制权利者受到的特别损失予以尽可能补偿。同时，应采取灵活的态度，使用不同的标准。如，征地建图书馆和建豪华别墅可采用不同的标准。后者标准可高一些。第二、偿直接损失原则，指行政征用补偿仅补偿与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损失。如，因专利权被征用而不能专有专用的损失是直接损失。由于房屋拆迁被安置到离上班地点较远的地方居住，拆迁户因此增加了上班途中的时间和车票费用，这些损失被认为是间接损失。第三、补偿物质损失的原则，即行政征用补偿不包括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损失，只补偿财产上的利益损失。这是因为行政征用行为是合法的且为了公共目的，不同于对行政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的行政赔偿。第四、补偿实际损失原则，即行政补偿只对已发生或将来一定发生的损失进行补偿，而不包括将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的损失。（三）我国行政征用补偿中存在的问题行政征用制度在我国建立较早，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陕甘宁地区地权条例》中已有规定。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较为系统的有关行政征用补偿的专门法律制度。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行政征用补偿的不足之处有：第一、政征用无宪法依据。以宪法文件规定保护私有财产并适当限制的原则，是近代工业国家一致的做法。如，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人民私有财产，如无合理补偿，不得被征用为公用”；日本宪法规定：“私有财产，在正当补偿下得收为公用”；意大利共和国宪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私有财产在法定情况下的有偿征收之“。而我国“重征用轻补偿或无补偿”的宪法模式，被建国后至今的四部宪法无一例外的采用。11尽管我国早已建立行政征用补偿制度，但却无宪法依据。第二、专门系统的行政征用补偿法。我国行政征用补偿制度规定分散在单行的各个法律中，致使补偿标准有很大差异，且不稳定。这样容易出现各个补偿规定的不协调性甚至排斥性，从而危害法律的可预见性和权威性。另外，一些法律、法规中的补偿标准十分模糊，可操作性很差。这样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便很大，其行使权力便会因无界限而无休止。权力的无休止行使带来的是权利的被侵犯。无专门系统的行政征用补偿法，还导致无补偿方式的统一规定。以金钱补偿为主，其它形式为辅是各国通行的补偿方式。如，法国，除货币补偿外，还出现实物补偿方式（如，为家庭耕作土地被征之家庭成员提供同样条件和设备的土地）我国也有金钱补偿、实物补偿、返还原物、安排就业、支持从事开发经营、兴办企业等形式。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补偿方式，体现了补偿的灵活性的优点。但是，对不同领域中相同或相似情况出现不同方式的补偿，或者对不同或相差悬殊的情形予以相同的方式补偿，也是个不能忽视的问题。第三、行政征用补偿程序混乱。我国无序征用的现象较普遍。12除土地征用外，大多数征用行为均为无程序控制，或仅有非常简单的规定，如《戒严法》规定：“实施征用应当开具征用单据”。没有程序保障的地方，不会有真正的权利保障，13程序的混乱不清会造成权力的滥用，会加重人治色彩，从而权利会被侵犯的机率增加。一般的，行政征用补偿应先由当事人事先经协商达成协议，先补偿，后实施征用行为。第四、行政征用补偿救济手段不完善。此方面不足主要体现在司法救济被排除在救济手段之外。当事人发生争议后，主要通过行政系统内部解决，法院一直不予受理。有很多纠纷经过行政复议程序后，当事人仍对复议结果不服，但状告无门，目前，此状况亟待改变。一是因为法院对此类案件置之不理，不仅不利于保护权利被剥夺或被限制者的权利，也不利于监督行政主体行使权力，从而不符和依法治国的理念；二是因为我国已是WTO成员国，我国必须遵守WTO协议。成员国的立法要设定向司法当局起诉的权利。如果行政机关做出最后裁决后，法院不能再复议，这显然和WTO的规定相矛盾。（四）完善我国新政征用补偿制度的建议本部分针对上部分中我国行政征用补偿制度中的问题做出对应的建议。第一、善宪法中的征用补偿条款。我国宪法应借鉴国外宪政的经验，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征用”条款，并着重突出“补偿规定”，从而为行政征用补偿确立宪法依据，明确基本原则。因为行政征用补偿是关系到基本权利的问题，理应由宪法来作规定，因为宪法是保障权利、限制权力的法。第二、定系统的行政征用补偿法。在宪法相关规定的指导下制定系统的行政征用补偿法或者在统一系统的行政征用法中转辟一部分规定补偿问题。这样，把本来各个零散的补偿规定集中到一块，便于条文之间的衔接和立法精神的协调，使补偿标准更明确，补偿形式更合理，更能防止出现漏洞或发生冲突。第三、使行政补偿有序化。源于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自然公正这一普通法的古老立法原则是听证制度的法哲学基础。它在普通法中确立了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其中一个是：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14我国行政征用补偿也应遵循这个重要基本规则。因为我国目前仍没有把听政程序作为补偿过程中的重要程序，具体权利的不到落实，权力滥用不能很好的被管制。我国应对补偿的制定过程，补偿的具体执行过程，告知补偿的救济途径等都作明确的规定，改变以往条款上的笼统抽象与无序。第四、应把司法救济作为重要的行政征用救济手段。法律应该明确规定，行政征用补偿经过复议后，如果仍不服复议裁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适用调解原则，调解不成，人民法院应当做出判决。
我花钱买来建住房的土地被政府修路占用了政府该如何赔偿我?
浅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几个问题 近几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机动车辆的增多。起诉到法院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也逐年增多。但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却没有随之健全，还只是停留在原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上，而《民法通则》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只作原则性的规定。《处理办法》虽作了较具体的规定，但又存在许多界定不明确的地方，这就造成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无法准确把握尺度，使各地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做法不一，产生分岐。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确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一、诉讼主体诉讼主体应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原告就是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执而请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原告，就是指因道路交通事故使其人身或者财产受到损害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死亡人的权利继受人以及死者生前、残者残前抚养的被抚养人。对于根据根根据根据把受害人列为原告，这不会产生异议。但对权利继人以及被抚养人作为原告的，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只把权利继受人被抚养人中的一人作为代表，列为原告，而有的地方则把所有的权利继受人和被抚养人全部列为共同原告。由于各权利继受人和被抚养人的权利是各个人享有的，其权利范围也不一样，如同一顺序的财产继承人中，只有16岁或者已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才享有请求赔偿扶养费的权利，因此，应把所有的权利继受人和被扶养人列为共同原告，而不能只列其中的一人为原告，而又对全案的权利人的权利都做出处理。在审判实践中，权利继受人的范围不难确定，但对于被扶养人的范围的确定，却争议很大。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九项的规定，被扶养人以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为限。从文字上看，似乎已规定得很明确，但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不好把握，如非婚生子女、外生肓的子女，非法收养的子女，以及虽没有抚养义务，但为死者生前或者残者残前所实际抚养的人，这些人是否属于被抚养人呢？笔者认为，被抚养人应是死者生前或者残者残前有抚养义务并实际抚养的人，即扶养人与被抚养人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9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因此死者生前或残者残前对非婚生子女负有抚养的义务，因而未满16周岁或者因残疾而不能独立生活的非婚生子女应属于被抚养人。2、计划外生育的子女，虽然计划外生育违反了《计划生育条例》以及我国政策的规定，但违法者不是该子女，而是其父母，政府应对其父母按照规定作出处罚。而超生子女本身并无过错，其与其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如果不把未满16周岁外生育的子女列为被抚养人，实质上是剥夺了该子女的被抚养的权利。3、对于非法收养的子女则应视不同情况做出处理，如非法收养的子女的生父母还健在并有抚养能力的，应由其生父母领回抚养而不属于死者生前或者残者残前抚养的被抚养人。如该非法收养的子女的生父母已去世，或者下落不明，或者已无抚养能力的，则应视为被抚养人。4、而对于那些没有抚养义务，但为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的人，因为他们之间没有法律上的抚养与被抚养的权利和义务，不能作为被抚养人参加诉讼，他们的生活问题应通过民政部门解决。被告，被告就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由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对赔偿主体规定的不明确，导致人们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在确定赔偿主体的被告上很不一致。有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都只列驾驶员为被告，有的只把车主作为被告，有的把驾驶员，车辆所有人列为共同被告，有的把与肇事车有一定关系的人全部列为共同被告。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对赔偿主体被告的确定应做到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不宜统一定论。笔者认为，要正确确定赔偿主体，首先应弄清何为机动车所有人。所有人就是车辆的所有权人，即对车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的人。而这四种权能又是可以分离的，对于汽车在承包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于承包人只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不具有处分权，而发包人因发包而暂时让渡占有、使用权，也不完全具备四项权能，因而只有承包人与发包人相结合才能构成完全所有权，因此应把承包人与发包人都视为机动车的所有人。机动车已转让他人，但未办理过户手续，根据规定，汽车买卖必须办理过户手续，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视为买卖尚未成立。但实际又已交付他人使用经营，这种情况则应把买卖双方视为共同所有人。挂户车主是否是车辆所有人，争议最大。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为了便于汽车的管理和各种规费的收取，都要求把个体运输户组成车队，在交警的车管档案里，车辆的所有人都登记在车队的名下，而实际上汽车又全部由个人出资购买，也是由个人单独经营，而车队只是代办保险、代缴养路费等，也只收取少量的代办费或管理费，而且这些车队本身没有经营车辆，也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也不具有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象这种情况，是车队为车辆所有人还是个人呢？从所有权的四项权能看，车辆挂户后，车队仍然不参与经营，不享受收益，这种车队的实质是个体运输行业的行政管理部门，而个人仍然对车辆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至于对车辆的处分权，只要不欠缴法定的各种规费，也仍然由该个人享有，并不因挂户而受限制。因此，如把这种车队做为车辆所有人而列为被告显然是不妥的，而应以实际所有者的个人为所有人。如是车队与个人合资购买的汽车，挂在车队名下，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则应把车队和个人作为车辆的共同所有人。在弄清车辆所有人后，对赔偿主体被告的确认就容易多了。1、如果驾驶员同时又是机动车所有人的，肇事驾驶员理所当然就是被告。2、如果驾驶员是在接受所有人或所在单位的指派，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由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作为被告，而应把驾驶员列为第三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1条规定，驾驶员所在单位或机动车的所有人在赔偿损失后，可以向驾驶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因此案件的处理结果与驾驶员是有利害关系的，这样既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又有利于案件的处理。3、如机动车在租用或借用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则应把出租人租用人或者出借人借用人列为共同被告。如果汽车是在被盗，被抢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则应列盗窃犯，抢劫犯为被告，而车辆所有人不作为被告，因为此时的车辆所有人对车辆已失去控制，无法支配车辆的运行。二、财产损坏的赔偿标准及范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因交通事故损坏的车辆、物品、设施等，应当修复，不能修复的，折价赔偿。牲畜因伤失去使用价值或者死亡的，折价赔偿。但是赔偿恢复到这些物品损害前的价值，还是简单地赔偿维修费；折价赔偿是赔偿重置价，还是赔偿损坏前的价值，对造成车辆报废的是否还应包括车辆挂牌、保险等损失，各地的做法不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7条第二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或者他人的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折价赔偿。但是物品损坏后经过修理，是不可能恢复原状的，其价值都会发生变化。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但由于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过错责任人在主观上都是出于过失，而且间接损失又难于认定和计算，因此在赔偿损失时应就直接损失进行赔偿。直接损失的计算应是有关部门评估的物品，车辆损坏前与损坏后的价值差。因此，1、对于物品，能够修复的应赔偿修理费和修理前与修理后的差价，不能修复的，应按损害前的价值折价赔偿。对于车辆损坏，能够修复的，应赔偿修理费、施救费、车辆损坏前与损坏后的差价，以及车辆在修理期间原已缴纳但不能退回的保险费等各种规费。2、不能修复的，应按车辆损坏前的价值折价赔偿。包括车辆的本身的价值，车辆的购置费、挂牌费，以及已缴纳但尚未到期又不能退回的保险费、养路费等各种规费，而不能只简单地赔偿修理费或汽车本身的价值。三、赔偿责任的承担对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责任由谁承担怎么承担，各地做法不一。有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车辆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仅承担连带责任；有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车辆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不承担任何责任；有的只由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车主不承担责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它体现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而《处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承担10%的经济损失。这体现的是无过错责任。因此，《处理办法》采取的是以过错责任为主，以无过错责任为补充的归责原则。我们在审判实践中也应根据这种归责原则来确定赔偿责任的承担。发生交通事故的过错责任主要在于驾驶员，除非该驾驶员可以证明是车子所有人或者其所在单位，强令其违章驾驶，或者可以证明由于车辆的机械问题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因此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应按谁过错谁承担的原则承担。驾驶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如因驾驶员违章驾驶而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根据民法的转承责任原则，驾驶员的过错责任先转由雇主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但车辆所有人及驾驶员所在单位仍可根据过错责任原则主张追偿。因此，对于驾驶员没有履行能力的，可先由车辆所有人或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驾驶员有履行能力的，而且车辆所有人或驾驶员所在单位又有主张由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的，也可把驾驶员列为第三人，直接判由驾驶员承担责任。这样既不影响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又可减轻追偿的讼累。如果车辆所有人或驾驶员所在单位强令驾驶员违章驾驶或者车辆的机械问题而发生交通事故的，由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不承担责任。如果机动车方无过错，但根据无过错责任而承担的赔偿责任，就只能由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受雇驾驶员擅自将车借给他人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无论是因过错责任还是因无过错责任而承担的赔偿责任，都只能由肇事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擅自出借车辆的受雇驾驶员承担连带责任。机动车辆在出租期间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有过错责任的，由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驾驶员没有过错的，由承租人和出租人按一定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车辆被盗、被抢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由盗窃抢劫者承担赔偿责任，车辆所有人因已对该车失去监控，其对发生交通事故无任何过错，因而不承担任何责任。
中国应急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一、应急管理概述1、应急管理2、中国应急管理概况二、目前中国政府应急管理存在的问题1、应急管理观念陈旧2、应对被动行动迟缓3、预防意识和措施不足三、对策建议1、更新观念2、政府须完善应急设施和职能责任制的落实3、提高预防意识防止突发事件造成损失
法律分析：根据我国司法解释，夫妻一方有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物质损害赔偿包括、一方付出了较多义务，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采取多分得财产份额的方式适当予以补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抚育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精神损害赔偿要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五条
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第一千零八十八条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
（二）与他人同居；
（三）实施家庭暴力；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
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一千零九十二条
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八十六条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第八十七条
承担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法律分析：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在夫妻一方重大过错致使婚姻关系破裂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赔偿损害的制度。离婚损害赔偿是一种权利救济、维护婚姻家庭的平等、健康和稳定。《民法典》第1091条确立了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因一方的法定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依法享有赔偿请求权。这是当代民法、亲属法中的公平原则，保护弱者原则在离婚问题上的必然要求，该制度体现了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具有填补精神损害，抚慰受害者，制裁过错方的功能，是我国婚姻法修改中的一个突破。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
(二)与他人同居;
(三)实施家庭暴力;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以上四种情形，包括五种违法行为，是离婚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生根据。我国离婚损害赔偿除具备一般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即侵权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外，还需具备另外一项特殊要件——离婚。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
(二)与他人同居;
(三)实施家庭暴力;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离婚答辩状由首部、答辩理由、尾部和附项三部分组成，在书写时被告人需要注意以下四各方面： 1、在离婚答辩状中， 首先要针对原告陈述的事实进行抗辩 被告要仔细阅读原告的离婚起诉状，起诉状中关于事实部分称述不实的，被告在答辩中应说明实情，对于原告的曲解、歪曲的事实进行合理的解释，将事实还原。 2、在离婚答辩状中，要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逐一进行答辩，并阐明观点 离婚纠纷的诉讼请求通常包括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分割、损害赔偿等项。被告对原告各项诉讼请求要认真、仔细、充分的考虑，理出头绪，确定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 首先，要写出同不同意离婚的意见，陈述理由。 其次，对孩子归谁抚养、抚养费如何支付等作出明确表示。 最后，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提出意见，并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总之，离婚答辩状主要是针对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逐一进行答辩，并表明自己的观点。3、在离婚答辩状中，被告要提出自己的主张 原告在诉讼中遗漏的夫妻共同财产或存在某种过错但并没有提起的，被告可以在答辩状中补充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只要是离婚中所涉及的而原告有没有提出来的或提了但角度不同的，被告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 4、离婚答辩状的份数 被告准备离婚答辩状一式三份，自己留存一份，交给法院两份，其中一份法院会自己留存，另一份法院会在收到离婚答辩状之日起5日内发给原告的。
法律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张千帆 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38页。张千帆 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40页。刘志刚 《宪法诉讼的民主价值》第4页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专论》 作者: 姚天冲主编 出版日期: 、《行政补偿制度研究》 作者: 高景芳 出版日期: 2005年01月第1版3、《论行政补偿制度》 作者: 夏军著 出版日期: 2007年09月第1版4、《国家补偿法律制度专论》 作者: 姚天冲著 出版日期: 20085、《国家赔偿常用法律法规手册》作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 出版日期: 2004年08月第1版国家赔偿实用核心法规（第二版）》作者: 《实用核心法规系列》编写组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6月第2版国家赔偿案件诉讼策略与实例点评》 作者: 胡肖华 出版日期: 2004年05月第1版国家赔偿指导》 作者: 江必新主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4月第1版法律帮助一点通：国家赔偿》 作者: 赵汝琨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向国家索赔》 作者: 王新 出版日期: 2006年1月立案指南 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执行卷》作者: 罗书平主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立法赔偿纳入国家赔偿法范围的法理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范围的限定 国家赔偿法制定实施已逾十数年，从制度实践的效果来看，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在这些诸多问题中，国家赔偿的范围过窄问题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扩大国家赔偿的范围，使得公民在遭受国家侵权时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得赔偿，已经成为学界和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扩大国家赔偿的范围有很多的层面，其中一个重要但却未被充分发掘的层面就是立法赔偿问题。如果说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只是赔多赔少的问题，纠缠的是具体标准和技术细节，那么立法赔偿干脆就是不赔——不仅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对立法赔偿只字未提，而且国内的国家赔偿法教科书对该问题也同样保持沉默，通常只在介绍国家赔偿法的历史以及法国行政法时稍有提及[①]。因此，在我看来，中国学者构建的国家赔偿法学术体系过度地保持与制度体系的一致性，无法反映出国家赔偿法发展的理论需求，因而是很不完整的。 在立法赔偿领域，就笔者的检索范围看，还没有专门的学术论著；就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而言，以“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为基准平台，输入“立法赔偿”进行检索，结果不超过10篇，而且大多是一些法学研究生或法律实务部门的人的作品，通常被认可的行政法学家鲜少涉猎该领域。这反映出立法赔偿在中国国家赔偿法学术体系中地位之卑微。笔者选择这一论题，因而在文献资料上就会显得很薄弱，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鼓舞着笔者勉力探索，以将立法赔偿的重要问题提出来供更多的学人研讨。 为下文论证之便，在此对本文所使用的核心概念进行基本的限定：立法赔偿是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由制定机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一种法定赔偿类型，立法赔偿分为议会立法赔偿和行政立法赔偿两种，[②]但下文若无特别说明，立法赔偿即指议会立法赔偿。 二、立法赔偿的法律史概况及评论 立法赔偿是一种新近发展起来的国家赔偿类型。在法律史上追索立法赔偿制度的源头，还必须将目光投向法国。法国是行政法的母国，也可以说是立法赔偿制度的母国。法国通过“公共负担平等”的公法原理及法国行政法院的一系列判例初步建立了国家赔偿法中的立法赔偿制度。除了法国，德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建立了有限的立法赔偿制度。日本在“麻风预防法违宪国家赔偿案”[③]中也对立法赔偿采取了接纳的态度。下文将集中讨论法德两国立法赔偿制度的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的评论，从中抽离出对我们国家建构立法赔偿制度有意义参考点。 1、法国立法赔偿制度：判例史的考察 法国的立法赔偿制度是从行政契约领域开始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1906年的Compagnie P·；L·；M一案中发展出“国家补偿责任”规则，即行政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因国家法律的变更或废止而受到特别损害时，如果法律本身没有排除赔偿的规定，则国家应对契约的对方当事人负补偿责任。当然，由于法国行政法并未采如我国国家赔偿法一样的“违法原则”，因此在法国行政法语境中，赔偿与补偿并不进行严格的区分。 但是行政契约领域的“国家补偿责任”规则的确立，还不能说作为一种国家赔偿制度的立法赔偿制度已经完全确立。法国立法赔偿制度的一个奠基性判例是1938年的“小花牛奶公司案”。该案的基本案情是：法国为保护牛奶工业（天然奶），于1934年制定了一个禁止生产奶类制品代制品（人工奶制品）的法律，结果导致小花奶牛公司停业；该公司于1938年向行政法院起诉，请求国家赔偿并获得法院支持。法国最高行政法院通过该案建立了普遍的立法赔偿原则，正式确认国家在契约以外的行为中，即使法律没有赔偿条款，如果对相对人造成损害，国家就需要对相应的立法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在该案中作出支持判决的一个重要法理基础就是法国行政法上的“公共负担平等”原则。[④]关于“公共负担平等”原则，笔者以为有必要在此作一点解释，因为法国的行政法院在此不是依据明确的法律条文作出裁判，而是在法律本文缺失赔偿条款时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通过援引作为一般法律原则的“公共负担平等”原则支持了国家赔偿责任的成立。“公共负担平等”原则是来源于《人权宣言》中的“个人公共负担平等”思想，这是卢梭社会平等思想在共同体建构中的原则体现。“公共负担平等”成为法国国家赔偿法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要点在于：国家公务活动的目的是公共利益（卢梭称之为“公意”），人民同等享受公务活动的利益结果，并同等分担公务活动的费用；如果公务活动造成了个人的特定损害，实际上使得个人承受了公共负担份额之外的额外负担；这种额外的负担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分担，而不能由个人完全承受，这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分担的基本方式就是国家用纳税额进行赔偿。[⑤]该理论不仅可以作为立法赔偿的理论基础，实际上也可以成为整个国家赔偿法的理论基础。 由此，法国通过行政法院的一系列判例确立了国家赔偿法上的立法赔偿制度。法国的立法赔偿制度有其自身法律体系的特点，但在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因为法国和我国都还没有建立事后违宪审查制度，法国行政法院独立化及其富有特色的判例制度等。我们有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立法赔偿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国家赔偿类型，由于立法针对对象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因此关注法国立法赔偿责任构成要件比关注该制度扩大国家赔偿范围的宽泛意义更为重要。关于法国立法赔偿制度上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王名扬教授在其《法国行政法》一书中有过较为精当的“五点”概括：（1）议会法律的排除赔偿条款不受审查，即行政法院不能审查议会法律的合宪性，议会法律明确或默示排除立法赔偿的，法院不得判赔；（2）受损利益具有正当性；（3）损害具有特定性，因为普遍的立法损害不违反公共负担原则，不予赔偿；（4）国家无过错时，损害要具有重大性；（5）重大利益立法不符赔偿责任。[⑥]可见，“小花牛奶公司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在该案例中相关的议会法律没有排除赔偿条款；受损的牛奶公司是合法经营；只有该公司一家受损，故损害具有特定性；该案中国家立法存在一定过错；该项立法并非涉及重大利益。可见，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立法赔偿问题上设置了非常严格的条件，上诉五个条件有一个不满足就可能导致无法获得赔偿。可能这也是法国虽然较早的建立了立法赔偿制度，但立法赔偿的案例并不多。笔者以为这体现了一种司法审慎的原则，即在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进行了复杂而微妙的平衡。同时，我们还需要主要法国自身的宪法审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或限制了法国行政法院创设的立法赔偿制度，如宪法审查实行的是事前、抽象的“宪政院”审查模式，法案已经通过生效即禁止任何形式的再审查，除非议会重新立法或修改法律。因此，法国的立法赔偿制度的稳定性并不如想象的高，因为议会可以简单的通过“排除赔偿条款”先行排除立法赔偿责任，这时行政法院就无能为力了。 2、德国立法赔偿制度：条文的解读与比较 德国立法赔偿制度的建立要比法国晚，而且是通过制定法的形式确立的。联邦德国《国家赔偿法草案（1973）》第6条第1款规定： “立法机关关于宪法法院确认其行为违法后18个月内，未有其他立法者，发生第3条（金钱赔偿）之法律效果。”[⑦] 德国《国家赔偿法》（1981）第5条第2款规定： “如果义务损害为立法者的违法行为所造成，只有法律有规定并自阿规定的范围内，发生赔偿责任”。 此外，在立法赔偿所针对的规范对象上，法国仅限于议会立法，而不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倾向于排除议会法律的立法赔偿责任，仅针对规章违反上位法的情形。[⑧] 限于资料，笔者未能收集到德国法院在立法赔偿方面的判例，但从现有的法律条文来看，立法者以及最高法院都倾向于限制立法赔偿责任，如《草案》规定了违宪的前提和“18个月”的再立法期，《国家赔偿法》（1981）规定了立法赔偿的严格法定主义。因此，如果立法机关审慎对待，那么立法赔偿责任可能一直无法成立。因此，虽然德国通过制定法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立法赔偿制度，但其多层严格的限制使得立法赔偿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当然，笔者同意结合各国自身的宪政制度对立法赔偿进行限制，已确保立法的权威性、稳定性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有效性，因为立法赔偿诉讼经常干扰议会将导致立法工作受到影响。不过，立法赔偿制度存在的最大意义，笔者以为不是具体给当事人多少赔偿的问题，而是监督立法机关审慎立法的问题，并且申明了立法行为的有责性。 三、立法赔偿为何姗姗来迟？——重温主权理论 上述对法国与德国立法赔偿制度的考察告诉我们，立法赔偿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只是一种极其有限的存在，各国的具体制度形式出外比较大，但无一例外的对立法赔偿责任进行限制。我们知道，在绝对主义的主权观念下，任何形式的国家赔偿都是难以想象的。后来是宪法学家狄骥通过对绝对主义主权观和国家观的理论解构，为国家赔偿制度开辟了道路。[⑨]但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立法赔偿制度的发展远远迟缓于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有些国家又称“冤狱赔偿”）而且被设置了多层的限制，这不得不引发我们反思，并且要求我们在建构立法赔偿制度时所要注意的分寸。这必须回到传统的主权理论。 我发现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的国家赔偿法教科书及涉及立法赔偿的论文大抵都将主权理论或观念看作是一种过时的东西，看作是对扩大国家赔偿法问题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的一种障碍？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国家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表象，没有注意到它们国内具体的争议以及立法或司法制度上的审慎对待原则。其实，国外已经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国家（比如法德）对立法赔偿责任的限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议会代表人民意志，其立法具有权威性。这种基本判断背后不是所谓的公民权利概念，而是主权概念。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主权的概念及“立法主权”在建立国家秩序上的重要性，我们对于立法赔偿的讨论才可能是理性和富有意义的。 主权理论必须追溯到法国思想家博丹。博丹的主权理论是一种立法主权理论，他对主权的规定是“国家绝对和永久的权力”，他通过在理论上抽离社会中间层，建立了近代第一个基本的“主权者——臣民”的立法主权模型。这一模型后来虽然被不同时期的理论家所加工或改造，但其基本思想都源出于博丹。博丹在规定了主权的基本属性之后对主权采取了一种经验式的列举方式，将主权理解为一个包容若干重要项的权利束，这是一种典型的法学思维。他将制定法律作为作为主权的第一项权利，奠定了整个近现代主权理论的“立法主权”性格。[⑩]后来主要的主权思想家霍布斯和卢梭都将立法权作为主权最重要的标志，特别是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国家合法性的基本论证模式，现代的宪法基本都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上。 以人民主权思想为基本制度线索，我们就会发现立法赔偿姗姗来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体的社会契约义务，即个体作为公民在建构整个政治共同体秩序时所承诺接受的守法义务。社会契约的最重要意义不在于权利，而在于权力，即个体通过共同的行为形成一个公共意志和人格，全体共同置身于该公共人格的指导之下，在享受共同体体福利的同时承担起个体的社会契约义务。而由民主政治程序支持的立法则成为这种公共人格的体现形式，而且是唯一可能的体现形式。因此，不管狄骥以什么样的形式解构了主权理论和观念，都不可能是彻底的。在一个秩序井然和治理完备的政治共同体内，集体主权的需求和个体权利的需求是同时发生和互为条件的，因此尽管国家赔偿法在行政领域和司法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立法领域必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否则我们很难想象民主政治程序的权威性、神圣性，无法想象国家具有何种值得尊重的公共人格。 笔者在此引入主权理论，主要是为了提供一种观察和思考国家赔偿法特别是立法赔偿问题的新的视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它将提醒我们在不断索取公民权利的同时是否注意到并合理考虑了个体公民所承担的社会契约义务。 还需要指出的是，立法赔偿制度的建构往往与违宪审查制度相关联。如有研究者认为“二者（立法赔偿和宪法诉讼）在程序衔接山野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日本的立法赔偿常与违宪审查诉讼同时提起，立法的不法以‘违宪’来确认。应该说这种做法是比较符合法理的。”[11]而德国的立法赔偿制度也要求以违宪作为前提。问题是，这种“违宪型”立法赔偿制度需要某种事后的、司法性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为前提。法国不具有事后审查制度，因此其立法赔偿制度的范围是不稳定的，立法“进”则司法“退”。这提示我们思考中国的立法赔偿制度时需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宪政制度进行设计，不可能绝对的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确实，如果以议会法律为对象，依一般的法理与逻辑，如果没有相对独立而成熟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为前提，立法赔偿是难以成立的。法国的特殊性在于：其拥有独立而发达的行政法院系统，这个系统具有丰富的判例体系和高超的司法技术，所以能够通过小心的避绕和解释法国的宪政制度，并通过“公共负担平等”原则逐步建立了法国特色的立法赔偿制度。但法国只是特例，尽管它最早的建立了立法赔偿制度。其实法官行政法院表面上说无权审查议会法律，并且立法赔偿责任的成立也不以违宪性作为前提，但其援引“公共负担平等”原则作为主要的法理基础，该原则在此处已经不是一般的公法原则，而是法国的“不成文宪法”，法院依该原则作出的立法赔偿判决具有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内涵。笔者认为立法赔偿（以议会法律为对象）本身就是一种违宪审查，不管它与违宪审查在程序上如何安排，违宪性都应该成为立法赔偿的要件之一。 从立法赔偿与违宪审查的关联性来观察立法赔偿姗姗来迟的现象，我们就会理解为何法德两国都要严格限制立法赔偿责任——违宪审查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态的、高危险的权力，其审慎和严格行使是国家稳定的需要。但是违宪审查与立法赔偿又具有一定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是法律后果上的，违宪审查的后果主要是宣布无效、撤销或责任修改等，而立法赔偿的后果就是损害赔偿——前者可能主要是政治权力系统内部的责任，而损害赔偿必然是对外的责任，而政治权力系统的运行是需要一定的封闭性的，因此，前者可能是后者的前提，但后者未必是前者的结果。以笔者的理解，排除法国那种过分特殊的事前宪法审查模式，以违宪审查的一般事后模式来看，立法赔偿的发展还远远迟缓于违宪审查。这也不奇怪，因为违宪审查注重的是法律体系内部的自洽性，虽然其可能与公民权利相关并由公民发动，但却并不必然或者很少引起具体的国家赔偿责任；而立法赔偿注重的是法律侵害的可赔偿性。 四、我国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由于本文是对国家赔偿法纳入立法赔偿制度的一种原理性探讨，因此无意于追究在中国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技术细节或政策建议，结合前文的考察与分析试图提出思考中国立法赔偿制度可能性的参考框架。笔者发现已经发表的、涉及立法赔偿制度的学术论文五一例外的都是主张在中国建立立法赔偿制度，并且认为这是扩大国家赔偿法范围、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是文明和进步的体现。这种逻辑当然没有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走向权利的时代”。但笔者需要指出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中国还不存在任何有效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因此全国人大的法律是不可能受到违宪评价，因而是也不可能确立立法赔偿责任的。有人也许会说，法国也不存在事后普遍的违宪审查权，我们能不能学学法国，鼓励在行政审判中支持立法赔偿？否也。法国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和丰富的行政法判例体系，能够通过解释诸如“公共负担平等”这样的一般性原则发展法律，这是法国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最重要基础，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的司法部门独立性不足，司法经验与技术不足，与社会的互动也不足。尽管有研究者建议“人大的立法赔偿问题由法律另行规定或在国家赔偿法中单列一章”[12]但这种立法的可能性及后续司法的可能性都很成问题。因此，笔者以为在中国违建立任何有效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之前，人大（包括地方人大[13]）的立法赔偿问题，除非立法本身加以规定，否则是不可能引起立法赔偿责任的。立法赔偿制度在人大立法领域的拓展在根本上取决于人大制度的改革进程与改革框架，以及中国是否能够建立某种有效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因为在笔者看来，本文前面的考察和分析已经揭示了立法赔偿制度的一项基础性原理：违宪性是立法赔偿的前提，没有违宪审查就没有立法赔偿。当然，这里是仅就人大立法赔偿而言的。因此，在中国讨论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可能性，不能简单的从作为特例的法国模式出发，而应该以德日的“违宪审查与立法赔偿的关联性”模式为基准进行思考。 二是区分人大（议会）立法赔偿和行政立法赔偿，侧重建立行政立法赔偿制度。在目前的宪政框架下，人大的立法赔偿由于依赖于更为根本的制度变革而不能得到解决，但行政立法赔偿却可能获得突破。行政立法赔偿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密切相关。目前的情况是，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可以在提起行政复议时一并进行审查，但这不是司法审查，而是行政系统的内部审查。在行政诉讼法领域，抽象行政行为，无论是较高位阶的行政法规与规章，还是较低位阶的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法学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业已达成共识，并积极提议修改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笔者以为抽象行政行为，特别是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是一件可期待的事，因为其体制阻力远比人大立法赔偿制度的确立要小。这一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修改行政诉讼法，将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首先做到与行政复议法的衔接，并积累立法赔偿的经验；第二步，将规章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建立规章违法的立法赔偿制度；第三步，在前两步充分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将行政法规纳入司法审查的领域，建立行政法规违法/违宪的立法赔偿制度。制度总是渐进发展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弱制度经验的国家，激进改革的风险是很大的。因此，中国的立法赔偿制度以行政诉讼法的完善和行政立法赔偿的先行为起点，是一种非常明智选择。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行政立法赔偿部分必须主要区别于普通的刑事赔偿和行政赔偿，在赔偿责任的限制上需要更加严格。因为行政立法行为虽然一般被认为是行政行为，但它不是普通的行政行为，而是一种法律规范的创制行为，议会立法赔偿所遭遇的困境和限度行政立法赔偿一样难以避免。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借鉴法国行政法院的操作技术，具体可参考王名扬教授概括的“五要件”，特别是其中的损害特定性要件。 四、结语 立法赔偿根本地涉及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一种系统性重构，是国家赔偿制度逻辑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一发展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受到现代宪政主义的深刻影响。但是，立法赔偿与行政赔偿及刑事赔偿具有重要的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将可能导致国家根基的瓦解和基本秩序的松动——这种重要差别就是：立法是普遍性行为，而行政或刑事司法只是个别性行为——如果无差别的处理三种类型的国家赔偿，那么普遍的立法就将产生普遍的赔偿，而且还可能与作为个别行为的行政或刑事司法赔偿发生重叠和交叉，覆盖或吸收其他制度的功能。本文的考察和分析表明：即使在最先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法国以及通过成文法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德国，立法赔偿责任所受的限制都远远超过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因此，在中国建立立法赔偿制度必须坚持审慎原则，尤其需要结合自身的宪政制度独立思考。由于中国尚未建立任何有效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因此人大立法赔偿不可能在现行体制下获得解决，但行政立法赔偿可以先行，并为将来可能有限纳入的人大立法赔偿积累经验。在建构中国的行政立法赔偿制度时，尤其需要注意法国行政法院的司法经验，将其成熟的司法经验作为我国立法的可行参考。在“走向权利的时代”，在习以为常的将法律制度理想化和简单化的时代，我们思考立法赔偿制度，尤其需要审慎的思虑和辨析，否则就很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公民宪法权利救济权有最高法律地位的宪法将其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历史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该规定与法的体系和宪法的法律地位不和谐。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立法，确实保障公民权利救济权在新时期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权利救济权 自力救济 他力救济 宪法诉讼 一、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救济权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不能获得救济，就等于没有这项权利，既通常所说的“无救济就无权利”，但这是在肯定权利存在的前提下从反面说明如果对权利不予以有效的保护，则权利就无法实现，但如果权利不存在，根本没有救济的可能性。权利救济权属于每项基本权利必然包含的内容，因而事实上并非独立的基本权利。[1]宪法是保障每个人权利的“社会契约”，它首先是一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其最高的法律效力要求制定普通法律时，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内容和方式是普通法律应该之规定，这些一般体现在诉讼法律制度及行政复议等法律规定中。因此，权利救济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是不适当的，至少不符合法的逻辑体系。 我国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救济权有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批评权可以认为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建议和检举权不能包含在权利救济权内，因为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使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得到救济。而控告权和申诉权包含在诉讼权内。既然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当权利受到来自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侵害时，公民有权获得国家赔偿是宪法确定公民权利得到救济的应有之意，也是法的正义性必然之要求。宪法是“法律之法律”，其超然地位决定制定普通法律时，立法者在制定宪法权利时应同时制定保障权利实现的救济权，这种保障的提供是国家的义务，而对于公民来说是权利救济权。 我国宪法规定的所谓宪法的权利救济权不排除有积极的因素。在中国宪法之上的观念较弱，人们习惯于从宪法的具体规定中机械的寻找创造法律的依据时，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进程中，宪法规定了权利救济权无疑能对保障人权的立法起到促进作用。比如，也许宪法如果没有规定公民的国家赔偿权，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有可能滞后出台。因为从表面上看，宪法的规定普通法律如果不能与之配套的话，人们很容易看到该漏洞从而引起立法的冲动，以至于完善它。但这种规定我们并不能因其具有积极因素而排除其不合理性。 宪法规定了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的救济权，但却没有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比如，没有规定公民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鉴于时代已经改变，社会之结构，已从农业迈入工业。社会结构之改变，明显地影响到基本权利之效力。在工业社会下的生存弱者，民法所谓的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对其都无意义。对个人尊严以及基本权利之侵害，除了国家以外，实质的社会势力者，亦是主要来源之一”。[2]由此可以看到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宪法权利救济权的规定无疑暴露出中国制宪的不成熟性。如果作为明示的规定来突出权利救济权的重要性，在宪法修改时可以概括列一条“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有获得救济的权利”，这样既能体现宪法的高度概括性和“无处不在”性，又符合宪法作为法的逻辑性。
1、《行政裁决辨析》，载《法学研究》1990年第6期2、《国家赔偿责任的性质》，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3、《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4、《国家赔偿立法探索》，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5期5、《向新的高峰迈进——九十年代我国行政法学展望》，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3期6、《行政处罚现状与立法建议》，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7、《规范行政行为》，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8、《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构想》，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9、《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10、《公务法人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11、《行政许可权初探》，载《中外法学》1991年第3期12、《论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13、《司法赔偿制度论要》，载《政法论坛》1992年第4期14、《论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特征》，载《政法论坛》1994年第3期15、《论行政诉讼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2期16、《行政监督与救济制度的新突破》，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17、《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反思与重构》，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5期18、《WTO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2期19、《澳大利亚行政法中的程序公平原则》，载《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2期20、《行政许可案件判决方式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21、《行政许可、登记行为违法的法律责任》，载《法学》2001年第10期22、《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难的现状及对策》，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6期23、《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国家侵权损害赔偿》，载《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24、《关于收容审查、行政程序及法治原则的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25、《行政法官对国际法的适用》，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26、《公安派出所能否采取刑事强制传唤措施》，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27、《行政赔偿的范围》,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28、《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29、《行政诉讼范围研究》，载《诉讼法学研究》（第一卷，2002年）30、《行政诉讼证据问题研究》，载《证据学论坛》2002年3月31、《国家赔偿法的完善及发展探索》，载《政府法制建设》2001年第2期32、《论行政诉讼中的撤销判决》，载《法学与实践》1990年第5期33、《建议制定行政许可证法》，载《法学与实践》1991年第5期34、《我国立法法应规范的“法”的范围》，载《法学杂志》1997年第4期35、《荷兰的行政法制度》，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2期36、《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模式》，载《法律科学》1994年第3期37、《行政诉讼第三人研究》，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38、《中国法治的里程碑－－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39、《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40、《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探索》，载《求是学刊》1999年第1期41、《公安侦查行为行政可诉性研究》，载《求是学刊》2000年第3期42、《透视中国的行政审判体制：问题与改革》，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3期43、《法治难题与行政法的任务》，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5期44、《司法赔偿研究》，载《人民检察》1994年第1期45、《行政许可案件判决方式探微》，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8期46、《析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之必要性》，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10期47、《公益行政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的司法方式》，载《方圆》2001年第11期48、《澳大利亚行政法概览》，载《法律适用》1993年第4期49、《行政机关赔偿协议程序》，载《法律适用》1994年第2期50、《论对物行政行为》，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9期51、《试论行政诉讼的种类》，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52、《中国行政许可程序解决方案之选择》，载《法制建设》2002年第6期53、《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关键是严格执法》，载《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7期54、《正当期望：概念性的分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夏季号55、《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交织与处理》，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4期56、《司法独立与宪法修改》，载《法学》2003年第12期57、《地方保护主义的成因和解决之道》，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6期58、《中国行政审判体制重构与司法体制改革》，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59、《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方式》，载《法学》2005年第5期60、《警惕执法者规避法律》，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2期61、《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8期62、《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效力》，载《中国改革》2005年第3期63、《立法的民主化及法律监督》，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64、《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5、《创新立法方式提高立法质量的重大举措》，载《中国人大》2006年第5期66、《修改行政诉讼法需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67、《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载《人民论坛》2005年第7期68、《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作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的部分讲稿，略有删节。原讲稿执笔人为马怀德、史际春、薛刚凌、刘守文。69、《公益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及提起条件论析》，载于《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70、《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及立法意义》，载于《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71、《完善城管综合执法需更多智慧》，载于《法制日报》2006年9月5日
提供一些行政法的毕业论文题目，供参考。1．论依法行政原则2．论行政公开原则3．行政处罚程序问题研究4．听证制度研究5．信息公开制度研究6．给付行政中的法律问题探讨7．行政复议问题研究8．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研究9．国家赔偿责任理论问题研究10．我国国家赔偿法实施中的问题探讨11．国家公务员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起诉离婚应该提交哪些材料一、起诉离婚应该提交哪些材料当事人必须要知道向人民法院提交哪些相关的材料：(一)离婚起诉状及副本各一份(起诉书中要有明确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财产的分割及子女的抚养要求，并提出相关的证据);(二)能证明其与被告的合法夫妻关系的结婚证或夫妻关系证明书;(三)夫妻共有财产的清单(含现金、存款、房产、股票、债券等等夫妻约定或法律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内容);(四)夫妻感情破裂或者没有破裂的相关证据;(五)一方有过错的相关证据;(六)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一、如何写 离婚诉讼 答辩状 ? 离婚答辩状 由首部、答辩理由、尾部和附项三部分组成，在书写时被告人需要注意以下四各方面： 1、在离婚答辩状中，首先要针对原告陈述的事实进行抗辩 被告要仔细阅读原告的 离婚起诉状 ， 起诉状 中关于事实部分称述不实的，被告在答辩中应说明实情，对于原告的曲解、歪曲的事实进行合理的解释，将事实还原。 2、在离婚答辩状中，要针对原告的 诉讼 请求逐一进行答辩，并阐明观点 离婚纠纷 的诉讼请求通常包括 离婚 、 子女抚养 、 财产分割 、损害赔偿等项。被告对原告各项诉讼请求要认真、仔细、充分的考虑，理出头绪，确定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首先，要写出同不同意离婚的意见，陈述理由。其次，对孩子归谁 抚养 、 抚养费 如何支付等作出明确表示。最后，对 夫妻共同财产 的分割提出意见，并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总之，离婚答辩状主要是针对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逐一进行答辩，并表明自己的观点。 3、在离婚答辩状中，被告要提出自己的主张 原告在诉讼中遗漏的夫妻共同财产或存在某种过错但并没有提起的，被告可以在答辩状中补充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只要是离婚中所涉及的而原告有没有提出来的或提了但角度不同的，被告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 二、离婚答辩状必须要写吗? 在收到 起诉书 的15天答辩期内，被告可以写离婚答辩状也可以不写离婚答辩状。答辩状是法律赋予被告的一种权利，被告人可以答辩，也可以沉默。但由于答辩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答辩状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正当合法权益，答辩状的目的就是回答、反驳对方诉状的诉讼请求，以减免答辩人的责任。因此为了自己的利益，处于离婚诉讼中的被告人应该积极以离婚答辩状的形式提出答辩。 综上所述，在离婚案件中的被告，有给自己答辩的权利，一般来说，被告会 委托律师 代理 案件。在出庭答辩的时候，需要提交一份答辩状，在里面针对原告的诉讼展开答辩，并标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经过双方论证，法院结合法院调查的结果做出判决。这样要注意，答辩的观点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上。
详细的答辩状需要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准备，就您目前提供的信息，有两点可以写一是同意离婚，但离婚原因是因为对方存在婚外情过错，并可以据此主张损害赔偿。写答辩状的目的是回答、反驳对方诉状的诉讼请求，以减免答辩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答辩状当中要包括您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它是法律赋予处于被告地位的案件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作为被告有处置答辩权的自由，可以答辩，也可以沉默。但由于答辩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答辩状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正当合法权益；有利于人民法院在全面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判明是非，做出正确的判决，因此需要您对答辩权给予足够重视，积极以答辩状的形式提出答辩。具体来讲，您可以针对原告提出起诉的事实、理由和根据以及请求事项，进行答辩，阐明自己的理由和要求，并提出事实和证据证实自己的观点。最后，温馨提醒您，答辩状和证据很重要，答辩状、证据关乎到您自己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答辩状会把您的主张告知法官，而证据是用来证明您的主张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送达起诉状和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答辩状应当记明被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第一百二十六条 告知权利义务告知人民法院对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当在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向当事人告知有关的诉讼权利义务，或者口头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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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
医疗事故赔偿案例分析[1]
常见医疗事故案例法理分析
一、违反治疗常规的医疗事故案例分析
案例：患者林某，女，36岁，因头晕、咳嗽、咽痛2天，到某医院门诊就诊。
医生予以口服感冒冲剂、候风撒、肌注青霉素等治疗。
林某考虑到家中有青霉素针剂，便没取药，并自带青霉素到医院找熟人护士刘某注射，刘某得知病人进行注射过青霉素后，就直接给病人打针，这过程中，林某出现心跳、胸闷等过敏反应，继而心跳、呼吸骤停、抢救无效死亡。
请用护理伦理学分析上诉案例。
律师回答：
如果注射青霉素之前没有进行过敏试验，那就严重违反了治疗常规。
用不着“护理伦理学”进行分析。
相关法律知识：
第三条
处理医疗事故，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责任明确、处理恰当。
第四条
根据对患者人身造成的损害程度，医疗事故分为四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重度残疾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中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四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
具体分级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二、操作失误案而导致得医疗事故案情分析
案例：赵xx，男，27岁。
因母亲去世，精神恍惚，误服安定片10片。
家人发现后送往市第一医院就诊。
此时，病人腹部膨胀，按压不动，并大口吐血，继而出现呼吸困难， 大小便失禁，后处于休克状态。
其间家属多次去二楼向朱医生反映，朱却显得很不耐烦，下楼看过后先是说：“腹胀是洗胃引起的胃肠胀气”，后又说“病人是胃黏膜出血”，之后离去。
此时，病人病情进一步恶化，但其身旁没有一名护士和医生。
家属在绝望中将病人转入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抢救。
该院诊断为胃破裂出血，病人胃部有一条长7厘米、宽3厘米的纵向裂口，并有一小动脉破裂，流血不止，腹腔内有大量气体，并清理出5000多毫升血性液体及食物残渣。
后抢救脱险。
事后，患者家属将这起医疗事故起诉至法院，法院判处初诊医院赔偿病人人民币2万元，判处医生朱xx有期徒刑3年。
律师回答：
认定为责任事故是完全合理的，让医院对此做出赔偿也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
相关法律知识：
第一条
为了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第三条
处理医疗事故，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责任明确、处理恰当。
医疗事故赔偿案例分析[2]
一、有风险的医疗行为如果是在征得患者及其家属同意后实施的，风险责任由谁承担?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基本案情】
1998年7月24日12时15分，原告甲因左小腿被搅拌机绞伤，入住被告乙医院的外科一区治疗。
经诊断，甲的左胫牌故开放性骨折，又小腿软组织严重挫伤。
同日下午一时许，经甲的亲属签字同意，乙医院为甲进行“清创术十左胫骨钢板内固定术”及“左小腿石膏后托外固定术”。
8月1日，甲要求出院，经劝阻无效，在甲的亲属立下“自动出院、后果自负”的字据后，乙医院为甲办理了离院手续。
1998年8月1日上午10时25分，甲入住丙医院治疗。
8月13日，丙医院为甲进行植皮手术，10月5日进行扩创，病灶清除、去除钢板、石膏托外固定术，术中发现甲的伤口内留有泥沙。
1998年10月13日，甲从丙医院出院后再次入住乙医院治疗。
经诊断，甲的左小腿重度感染、骨折并骨髓炎。
10月21日，乙医院为甲做扩创、骨折复位加外固定术，见到一块死骨。
术后伤口愈合，甲与12月24日出院。
1999年2月11日，甲左小腿疼痛，再次入住乙医院。
经治疗好转，甲与20XX年11月6日自行出院，但左腿比右腿短，已经构成残疾。
【裁判要旨】
经医疗事故委员会鉴定，同安医院的治疗过程符合医疗规范，不属于医疗事故。
有风险的医疗行为如果是在征得患者及其亲属同意后实施的，风险责任应由患者及其家属承担。
二、医疗卫生机构在非紧急状态下，未经同意擅自改变合同中双方约定的'医疗方案，承担何种责任?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基本案情】
甲乙系夫妻关系，因生育障碍到A医院就医。
2002年9月9日，甲乙与人民医院签订了“试管婴儿辅助生育治疗协议和须知”(以下简称生育和须知)。
人工辅助生育存在多种技术，IVF和ICSI都是人工辅助生育的技术手段，协议和须知中并没有约定人民医院将采取哪一种技术为原告治疗。
甲交纳检查费5400元，与A医院举证的ICSI技术收费项目符合。
A医院举证的2002年9月9日的治疗记录单也记载拟治疗为ICSI。
因此，综合分析可知，原告已知悉两种治疗手段，其缴费行为应视为对两种治疗手段做出了选择。
A医院的收费行为应当认定为对原告选择的确认。
因此可推定，原、被告之间已经就采取ICSI技术治疗达成合意。
A医院有义务采用该技术为甲乙治疗。
义务人员在采取甲的精子后，采用IVF技术操作，治疗未成功。
【裁判要旨】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履行医疗服务合同时，在非紧急情况下，未经同意擅自改变合同双方约定的医疗方案，属于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的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
本案中，A医院应当对甲乙医疗费用的损失以及药品支出予以赔偿。
三、患者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是否免除医院的责任?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参考
【基本案情】
原告在手术前多次检查均确定为左侧卵巢囊肿(为单侧病变)，但术中将右侧切除，无证据加以证实是病变器官，属不正常医疗行为。
医院术前切除原告右侧卵巢未履行告知义务，致使原告误以为摘除的是左侧卵巢。
原告出院后，感觉症状不见好转，到医院复检时才发现病变卵巢并未切除，已构成对原告身心健康的侵害。
经鉴定，被告医院的行为已经构成二级乙等医疗事故。
【裁判要点】
在手术前，医生有充分说明义务和告知义务，患者具有知情同意权。
本案中，医院应当负赔偿责任。
四、如何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范围?
【来源】《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
【基本案情】
甲因剧烈运动后出现阵发性心悸，于20XX年3月19日在A医院进行手术。
手术中出现了三度房室传导阻滞，治疗无好转。
术后第七天，甲复制了A医院的病历。
20XX年6月5日，甲在B医院安置了永久性心脏起搏器。
经鉴定，A医院在对甲进行治疗的而过程中存在操作不当，损害参与度为50%，甲的伤残等级为四级，
【裁判要点】
医疗事故须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才能确定，因“医疗事故鉴定以外的原因“导致人身损害的，不属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而属于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应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