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教育思想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鲁迅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来认识。鲁迅所处的是什么时代呢？周恩来曾经说过：“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满清，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入民国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说是闲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地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阶级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谦诚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周恩来精辟地分析了鲁迅经历的时代和他的思想发展过程。 迅的教育思想还必须和他的思想主线相联系。鲁迅的思想主线是要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催生新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培养革命战士，进行思想革命。他到日本留学，开始学医，原想将来回国后解除病人的疾苦，以医学来拯救祖国。但是他在学校里受到具有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日本同学的歧视。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鲁迅受到了这种侮辱，感到生为弱国人民的痛苦。特别在一次日俄战争的影片上，看到一个说是替俄国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抓住斩首，而围观的一群中国人却神情麻木，视若无睹。他深受刺激，苦思数月，得出结论：“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正是这种挚爱使他容不得人民病态的存在。他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此，鲁迅深入剖析了中国的国民性。早在日本，他就常常和好友许寿裳议论中国民族的缺点。“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和爱呢？……惟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他坚决地主张民族性必须改造，必须进行思想革命，否则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口号虽新，骨子里还是旧的，革命不能成功。他说：“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着自然是扫荡旧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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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
童年早已不甚遥远，但童年的琐事依旧不为岁月的尘土掩盖，心灵深处，依旧存在着那一份对童年的眷恋。印象中的鲁迅眉宇间透着一股超俗的刚毅，傲骨中散出“举世皆浊吾独清”的气度，阅罢《朝花夕拾》，方知走下“神坛”的鲁迅，就像你、我、他一样也是个普通人。 他也曾是一个玩童。不错的，孩提时，谁能舍得跳出“玩”这个字眼呢？百草乐园贯穿了他的大半童年。也曾与那高大的皂荚树为伴，也曾幻想拔出人形的何首乌因此而弄坏了围墙，也曾摘了那紫色的桑葚攒成球。在夏夜里倾听油蛉的低吟，蟋蟀的弹奏；在冬日里搓着红红的小手，塑起雪罗汉。哪怕是伏在菜花上的一只肥胖的黄蜂，哪怕是一片碧绿的菜畦，哪怕是墙角那如珊瑚珠般的覆盆子，也能让他着迷。惊异于鲁迅的一双慧眼，惊异于他的文笔细腻，也惊异与他的童年探险般的经历，却仍不失他那略带稚嫩、幼小的心灵。也难怪，在惜别百草园时，会发出那一声声包含着无奈与留恋的“Ade”的叹息。 然而，仅仅是对百草园的“探究”，是无法造就日后的大文豪的。于是，三味书屋中留下了他最初时稚嫩的童音。即便是那样威严的地方，在他的眼中，也同样能找到别样的情趣。“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无法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古板的老人，却是鲁迅十分敬重的寿镜吾先生。那读到极好的文章，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的动作却也十分有趣。不知道，在私塾整日里念着“仁远乎哉”的日子是怎样熬过去的，正午习字傍晚对课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枯燥无味？最起码，还有去花坛折腊梅花的机会，最起码还有在地上寻蝉蜕的，捉苍蝇喂蚂蚁的可能。再不然，就是描绣像的意外收获。然而，这看似有趣的生活，看似广泛的兴趣果真是发自内心的吗？或许是对枯燥的私塾一种解脱吧，或许是潜意识里对封建腐朽的一种反抗吧，再或许，是对逝去童年的一种寄托与祭奠吧！ 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启蒙老师”竟有一位目不识丁的连姓名也未曾知晓的女佣。她常切切察察地向人低声絮说些什么，还会竖起第二个手指，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这便是长妈妈了。在睡觉时摆成“大”字，许多繁琐的规矩，这与百草园中那个讲叙“美女蛇”的神秘故事的长妈妈实在是不相称了。“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看似普通的一句话，话语中却又饱含着多少复杂的辛酸。一位大字不识的普通百姓，竟能对我无意间说的“山海经”一词念念不忘。从走进书店到成功买书，这期间又受了多少白眼，遭受了多少辛酸。很难想象，诺大的书店里，长妈妈大着嗓门涨红着脸向店主“讨书”时的情形，一番嘲讽之后，终于丢出一本书。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缓缓拿起书走出书店的大门又得有怎样的勇气。难怪接书的那一刻，鲁迅会觉着仿佛遇着了一个霹雳，致使全身都震悚起来。也难怪，在他的心灵深处，会有“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这样的仰天长啸。 他也曾彷徨过。留学日本，身处异国他乡的他眼望着中国留学生的堕落倍感寂寥。本想求得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不想却见得一个个堕落着的“将头发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的学生，仿佛惟有那样才能宣告自己是“清国留学生”。眼见着本国的爱国人士将要被日本人所枪毙，竟还拍掌欢呼高喊“万岁！”正当一个个不公正的待遇让他陷入迷茫与惆怅之时，一位日本教师走进了他的生活。“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这便是藤野先生了。这似乎是一位再平常不过的老师，但对鲁迅心灵却着实震撼了。他的严谨，他的一丝不苟的教风，对日后的鲁迅恐怕有了很大的影响吧。或许对于“我”，他并不是最优秀的教师，但他却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名教师。或许，也正因为受到了藤野先生忘乎国界般的感染，才使得鲁迅从“彷徨”走向“呐喊”吧！ 平实的语言，流水般的真情，鲁迅用亲历唤醒了多少人对童年生活的向往，《朝花夕拾》中又存有多少当代青年美好的梦哦！朝花已谢，只待残阳下拾捡，珍藏这份永久的情感，珍惜这份美好的记忆吧！
我有巴金的怀念鲁迅先生四十五年了，一个声音始终留在我的耳边：“忘记我。”声音那样温和，那样恳切，那样熟习，但它常常又是那样严厉。我不知对自己说了多少次：“我绝不忘记先生。”可是四十五年中间我究竟记住一些什么事情?！四十五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和一个秋天的清晨，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里我静静地站在先生灵柩前，透过半截玻璃棺盖，望着先生的慈祥的面颜，紧闭的双眼，浓黑的唇髭，先生好像在安睡。四周都是用鲜花扎的花圈和花篮，没有一点干扰，先生睡在香花丛中。两次我都注视了四五分钟，我的眼睛模糊了，我仿佛看见先生在微笑。我想，要是先生睁开眼睛坐起来又怎么样呢?我多么希望先生活起来啊！四十五年前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不管我忘记还是不忘记，我总觉得先生一直睁着眼睛在望我。我还记得在乌云盖天的日子，在人兽不分的日子，有人把鲁迅先生奉为神明，有人把他的片语只字当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打人，他的名字给新出现的“战友”、“知己”们作为装饰品。在香火烧得很旺、咒语念得很响的时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动权威”做了先生的“死敌”，连纪念先生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在作协分会的草地上有一座先生的塑像。我经常在园子里劳动，拔野草，通阴沟。一个窄小的“煤气间”充当我们的“牛棚”，六七名作家挤在一起写“交代”。我有时写不出什么，就放下笔空想。我没有权利拜神，可是我会想到我所接触过的鲁迅先生。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向他告了别。我同七八千群众伴送他到墓地。在暮色苍茫中我看见覆盖着“民族魂”旗子的棺木下沉到墓穴里。在“牛棚”的一个角落，我又看见了他，他并没有改变，还是那样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小老头子，一个没有派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的普通人。我想的还是从前的事情，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编辑一套《文学丛刊》，见到先生向他约稿，他一口答应，过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编》收进去。《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不能不想到自己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我下决心要向先生学习，才发现不论是看一份校样，包封一本书刊，校阅一部文稿，编印一本画册，事无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别人的事，先生一律认真对待，真正做到一丝不苟。他印书送人，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包封投邮，每一个过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学习，越学越是觉得难学。我通过几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况，了解越多我对先生的敬爱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我感觉到所谓潜移默化的力量了。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拿起笔并不感到它有多少重，我写只是为了倾吐个人的爱憎。可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明白：用笔作战不是简单的事情。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第一次看见他，并不感觉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们说他的笔像刀一样锋利，但是他对年轻人却怀着无限的好心。一位朋友在先生指导下编辑一份刊物，有一个时期遇到了困难，先生对他说：“看见你瘦下去，我很难过。”先生介绍青年作者的稿件，拿出自己的稿费印刷年轻作家的作品。先生长期生活在年轻人中间，同年轻人一起工作，一起战斗，分清是非，分清敌友。先生爱护青年，但是从不迁就青年。先生始终爱憎分明，接触到原则性的问题，他绝不妥协。有些人同他接近，后来又离开了他；一些“朋友”或“学生”，变成了他的仇敌。但是他始终不停脚步地向着真理前进。“忘记我!”这个熟习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它有时温和有时严厉。我又想起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和那个清晨，还有自己说了多少遍的表示决心的一句话。说是“绝不忘记”，事实上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但在静寂的灵堂上对着先生的遗体表示的决心却是抹不掉的。我有时感觉到声音温和，仿佛自己受到了鼓励，我有时又感觉到声音严厉，那就是我借用先生的解剖刀来解剖自己的灵魂了。二十五年前在上海迁葬先生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秋夜的梦，梦景至今十分鲜明。我看见先生的燃烧的心，我听见火热的语言：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但是当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我有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当姚文元挥舞棍子的时候，我给关在“牛棚”里除了唯唯诺诺之外，敢于做过什么事情？十年浩劫中我给“造反派”当成“牛”，自己也以“牛”自居。在“牛棚”里写“检查”写“交代”混日子已经成为习惯，心安理得。只有近两年来咬紧牙关解剖自己的时候，我才想起先生也曾将自己比作“牛”。但先生“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这是多么优美的心灵，多么广大的胸怀!我呢，十年中间我不过是一条含着眼泪等人宰割的“牛”。但即使是任人宰割的牛吧，只要能挣断绳索，它也会突然跑起来的。“忘记我!”经过四十五年的风风雨雨，我又回到了万国殡仪馆的灵堂。虽然胶州路上殡仪馆已经不存在，但玻璃棺盖下面慈祥的面颜还很鲜明地现在我的眼前，印在我的心上。正因为我又记起先生，我才有勇气活下去。正因为我过去忘记了先生，我才遭遇了那些年的种种的不幸。我会牢牢记住这个教训。若干年来我听见人们在议论：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当然我们都希望先生活起来。每个人都希望先生成为他心目中的那样。但是先生始终是先生。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如果先生活着，他绝不会放下他的“金不换”。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所爱戴的伟大的作家。
让人感觉像是要写文化调查报告。。。百度一下，资料很多的。毕竟是大家。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我的失恋》鲁迅的这首诗，不但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失恋诗，而且还教育了青年，爱情应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的基础上，门第不同，生活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两样，怎么能相互产生感情呢�这也是对当时流行的或则以地位、财富为条件，或则“一见钟情”的恋爱观的批评。 这首诗是鲁迅作来讽刺徐志摩的。鲁迅在《集外集》自序中他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待到称为诗人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无论如何，徐志摩该是个优秀诗人吧，这样的诗人出现了，本该喜欢才是，怎么反而更不喜欢了。只能说鲁迅不光不喜欢徐志摩的诗，更不喜欢徐志摩这个人。他写《我的失恋》，讽刺的不只是徐的诗，更多是徐这个人。盾加剧，进行上下求索时候的作品。《野草》在思想上以书写内心、解剖心灵为主要特色，也有部分针砭现实之作。反映了鲁迅战斗、探索、彷徨、苦闷的内心感受。但是，着重表现的是黑暗重压下的战斗精神、追求精神、牺牲精神。如《秋夜》中枣树可贵的韧性战斗精神，正是鲁迅精神富有诗意的形象表现。《死火》、《腊叶》、《过客》中虽有矛盾的思想，但是更多的表现出鲁迅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雪》和《好的故事》是绚烂明丽的，体现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光明理想的向往。《野草》中，《影的告别》、《希望》、《墓碣文》等篇章，重点袒露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彷徨，更显示了鲁迅敢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最后两篇《淡淡的雪痕》、《一觉》，可以看出作者已经脱离了苦闷和彷徨，格调明朗，洋溢着乐观、昂扬的战斗精神。《野草》在艺术上多采用象征主义手法，以创造有物质感的形象来表现复杂的内心感受，构思奇特，境界奇幻。同时，作者也注重写实手法、抒情手法的并用。语言精致形象、饱含深情，具有音乐美、绘画美的特点。《野草》以深邃的思想哲理和成熟优美的语言艺术放射异彩，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希望》在《野草·希望》中，鲁迅先生反复地重复这样一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绝望”、“希望”与“虚妄”三者之间，鲁迅不仅表明了通常意义上关于“希望”而“虚妄”的逻辑关系，还更深刻更深邃也更鲁迅个人化的是他同样也表明了与“希望之为虚妄”相同的“绝望之为虚妄”。即在鲁迅那儿，绝望同样也被认知为了一种虚妄。在鲁迅的作品中，“绝望”一词的出现频率远不如另一个词“虚无（虚妄）”。“虚无”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眼里，同其他物质一样也是一种存在的形式和方式。这种虚无作为一个特殊和特定的存在，是人的对象化的虚空，即人在外在世界“恶”的存在中所选择的一种丧失了现实自由后的精神存在，是虚空的抽象。而这种“虚无”在鲁迅先生那儿，则是由“绝望”与“虚妄”之为的虚无。这其中便包含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即表明“绝望”在鲁迅的精神系统中，不是最终的结果，而只是一种情感理性的、指向虚妄的最终结果的认知态度与价值判断。因此，把“绝望”作为分析与判断鲁迅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基点。分享到网易微博
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是衡量社会解放与否的标志。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感受，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在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的战斗的同时，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他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 与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惨害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首先，鲁迅的作品《祝福》，本篇文章是鲁迅先生反映旧中国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短篇小说。《祝福》中的主人公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旧社会她不但不能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而终甚至于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 对于封建礼教强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也进行了挣扎与抗争：早年她就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丈夫不幸去世，祥林嫂孤身一人来到鲁镇到鲁四老爷的家中作女工，当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做女工时，婆婆突然来到了鲁镇，并强行带走了祥林嫂。哪知道祥林嫂的婆婆为了给小叔子筹办结婚的彩礼，竟然将祥林嫂强行嫁到了里山。对此她也挣扎过也抗争过；面对人们的嘲弄、侮辱与伤害，她给以无言的抗议；对灵魂的有无，她表现了怀疑。但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双重打击和人们的风刀霜剑中，她不但连起码的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争到，反而被吞噬被毁灭了。祥林嫂的挣扎与抗争，完全是出于自发的，为了反对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反抗，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贞节”；为了赎“罪”，她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她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泥沼中进行挣扎也进行了反抗。这决定了她不仅逃不出造成她人生悲剧的苦海，而且最终只能走向死亡的深渊。鲁迅在揭示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临终时对“灵魂”的怀疑，包含着反抗命运的意义，她希望死后能见到儿子，这是对命运的反抗；她又希望没有地狱，死后不被锯成两半，这也是对命运的反抗。不过，她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她也不知道造成自己人生悲剧的真正原因，她当然也更不懂得，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只能推翻这造成人们人生悲剧的万恶的封建制度。 而鲁迅作品《明天》中的单四嫂，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妇女形象。她是一个麻木、顺从，完全失去反抗力的女性。贫困寡居的单四嫂，专靠纺纱来养活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宝儿。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宝儿的病依旧不见好转。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庸医小仙身上。迷信、庸医夺走了宝儿的生命，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寡妇，哪里有能力救活儿子和保护自己？面对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单四嫂只好一味地顺从、屈服，没有丝毫的不满和反抗，完全麻木的把希望寄托在“明天”的到来，但在明天到来时，单四嫂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和仅有的财物。明天，本来应给人希望，使人重获新生，但单四嫂子的每一个明天，带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沉重的打击和失望。在单四嫂子的身上，我们找不到力量，看不到希望。鲁迅先生正是在把吃人的封建社会暴露得体无完肤的同时，对如何解放广大劳动妇女这一社会问题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指出，妇女“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相对祥林嫂、单四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 爱姑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她十五岁嫁到施家， “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然而，就是这个善良、柔顺的农村青年妇女，当丈夫另觅新欢，要遗弃她时，她却变得异常的大胆、泼辣、不屈不挠并进行了强烈而持久的抗争。在封建社会，男人三妻四妾原是司空见惯了的。大多数妇女对此忍气吞声，被迫接受事实。而爱姑在丈夫“姘上了小寡妇”后整整闹了三年，闹得施家鸡鸣狗跳，施家只好请了绅士慰老爷从中说和，而慰老爷只让施家赔八十元，劝她“走散好”。爱姑却不依，认为慰老爷“不通”，定要和他把理讲到底，“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这是何等的坚决、有气概！这在以往的旧中国妇女中是从未有过的。施家最后无法，又请出了与县太爷换过帖的七大人。爱姑还是毫不畏惧地去见七大人评理。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申诉自己在施家受到了欺凌和冤屈，大骂丈夫是“小畜生”、公公是“老畜生”。“男尊女卑”、“出嫁从夫”的所谓封建道德，在她眼中受到了极大的藐视。爱姑替广大受压迫妇女出了一口气。虽然最后还是在地主老爷的威逼下，以施家出九十元大洋、双方“走散”结案。以上所述都是爱姑的离婚“战绩”，爱姑的反抗，已不同于祥林嫂式的反抗，它正从完全被动向有一定的主动性转变。从爱姑身上，我们看到了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所以敢想、敢说、敢干。《离婚》中爱姑仍然处于被损害的地位，同样受封建礼教毒害，仍属于悲剧的角色。况且，爱姑又是一个没有知识、没见过世面，缺乏社会斗争经验的农村妇女，她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对七大人这样的头面人物抱有幻想，认为七大人是“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她还想把官司打倒县里、府里。可爱姑不知道，七大人正是压迫她的封建势力的代表。她丈夫之所以敢遗弃她，就因为有七大人等地主老爷和封建礼教在背后撑腰。七大人根本不理睬爱姑的冤苦，而是以他装腔作势的威风，压迫她屈服，以“走散”结案。爱姑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爱姑不同以往的强烈的反抗斗争，有了摆脱悲惨命运的希望。这标志着鲁迅先生在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鲁迅，分在关注妇女问题时，不但把眼光放在农村妇女身上，也把焦点放在城市的新型女性身上。《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子君，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她接受过教育，受过知识的熏陶，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极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作者也批评了子君软弱、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当他们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由于她性格的软弱，最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格，她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却默默地把仅有的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随着涓生被解雇，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子君与涓生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最后两人不得分手。子君回到冰冷的封建家庭后，不久便死于无爱的人间。无疑，子君的悲剧是时代悲剧。 子君的悲剧是必然的，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这处，在于其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 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和对受压迫妇女的痛惜之情，鲁迅“自觉地与先驱者取同一步”，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限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爱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的，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您是杀人还是提问？没有五千字的，我尽量写，鲁迅在揭示土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用权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性，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 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鲁迅创作《伤逝》的目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小说，不是为了表现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也不是为了歌颂当时风行一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为了指出"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探讨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一代"五四"反叛青年在冲出家庭的牢笼后如何才能走上"新的生路"。 鲁迅在写作这篇小说的两年前，即1923年12月，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过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部社会问题剧，曾被译作《傀儡家庭》在中国公演，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走出家庭，而鲁迅则在演讲中告诫大家："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两年之后，鲁迅旧话重提，是因为他认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他在《伤逝》中不厌其烦地12次用了"新的生路"一词。《狂人日记》中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为以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鲁迅《野草》读后感这些看似短小，而确短小深涵的文章，让我来不及变化表情，一百多页的墨洒开我心中点点疑团，对生活，以及对曾以往在我身边或未来抑或鲁迅年代的种种变迁，心灵的变迁，生活的万变。鲁迅要讲的很深，而总是用梦来诠释，哪怕梦，也是有些细腻的，幻然成了迷宫，我仰望天空给自己希望去寻找答案，所谓彩虹。鲁迅尖酸的文字直指封建阶级的腐朽庸俗，丑化之至。赞美，现在不是当时，我不会丝毫后怕与退却，所以我笑的直爽。野草，好比当时社会起来奋斗的人民，他们的忘我、为民，使得更多的人民愤慨。鲁迅先生高兴，这样的局面预示着人们的革命快要完成，未来的大业就在眼前，同志们起来吧，奋斗吧，用我们的双手建立我们的家园，把侵略者赶出去。先生在革命成功之前，他不允许自己大笑或歌唱“为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起不幸。”先生希望战争快快到来，精力充沛的战士经不起岁月的摧残，时间也经不起等待的消逝；更希望战乱快快结束，流离失所的人民经不起硝烟的折磨，战火也经不起长久的痛苦。 从古至今，多少的爱国志士“生得伟大，死得光荣”。陆游的“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过戍轮台”；顾言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雷锋的“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一句句感人至深的话语都是名人的肺腑之言，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诚实，什么叫做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他们用青春燃烧，用生命激励世人。他们是历史的故人，也是伟人，更是我们心中的英雄。鲁迅先生也是。《野草》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它借种子的力量来说明生命力是不可抗拒的，借此来启发和鼓舞当时的人们去抗争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野草的这种精神也告诉我：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往往困难重重、布满荆棘，但我们要像野草一样，只有克服重重困难，才能钻出地面，向世人展示自己蓬勃的生命力。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
民族魂——鲁迅卞一杰合上《呐喊》，合不上的，是我们的“彷徨”。“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正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没有什么病痛比精神麻木更为可怕的了，一个人无论体格如何强壮假如没有灵魂，就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鲁迅是一个真猛士，直面人生，正视鲜血，七十多年了，他依然在奋然前行。这么多年过去了，鲁迅依然没有过时，教材里面处处有鲁迅，到处都有人在不厌其烦地歌颂着鲁迅。鲁迅如果真的过时了，我倒觉得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那表明：鲁迅提出的问题全部被解决了，“看客”在中国也不见踪影了，书本上再也找不到“吃人”这两个字了。如果教材只停留在背鲁迅文章上面，歌颂也仅仅停留在赞颂这个层面上的话，倒不如就象鲁迅的遗言里说的那样去做：“把我忘掉，然后过自己的日子吧”。倘不，那真是傻瓜。把鲁迅和他的作品供奉着只知朝拜，就象存着巨额的财产却不知道如何去使用一样。鲁迅是我们的财富，而且到目前为止，象他这样的财富只有一个！有多少人孜孜不倦地研究着《孔一己》中“大约的确”是否矛盾的问题，有多少学生苦苦背诵着《雪》里面的美文佳句，然而，令我痛心的是，每每街上一有打架争执，那些研究鲁迅的学者、熟读鲁迅的学生，往往都伸长了自己的“鸭脖子”，像被一只手被后面提着一样，拼命往前挤，争当“看客”。鲁迅的文章没有金庸的小说那样有起飞跌荡的情节，也没有朱自清华美的文字，自主去读得人越来越少且不说它，就算有的人背着他的文章，“理解”了他的意思，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他的文章呢？懂得他的忧国忧民呢？鲁迅的文字是平淡的，然而“淡中知真味，常里识英奇”，他平淡的文字读完才感到回味无穷，静下来细想，良久才发现一种莫名的同感，良久才体会他深刻的含义。现在的社会中，还有“祥林嫂”么？重要的其实不是有无祥林嫂，而是祥林嫂周围的人还存在吗？还有人拿着她的悲剧来给自己寻开心吗？的确，虽然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这样的问题或许还存在着，所以我们仍然需要鲁迅，需要呼唤鲁迅精神。记得读罢他的《啊q正传》，顿时觉得啊q似曾相识，细细一想，又惶恐起来，发现或多或少，我们身上都有啊q的影子。读完《狂人日记》，惊的自己一身冷汗，现在还有“人吃人”的事发生吗？想起当下的“三鹿奶粉事件”真正令我们愤怒和担忧。如果当我们读到《故乡》的时候，心中涌起的不再是因为老友的改变而难过，而是对文章真实性的怀疑，那时，或许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可信了吧。“夜正长，路也正长。”鲁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夜却总是会过去的。鲁迅没有走完，但他明白：路迟早会走完。我也相信，即使我看不到路的尽头，我的后代一定会看到。“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当人们能不仅仅是“读”鲁迅、“看”鲁迅、“背”鲁迅，当我们时时能够想起鲁迅笔下的人物并深刻反醒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能把鲁迅真正当作“民族魂”的时候，那便是路走完的时候。我希望，我能走上这条路。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无路人走多了便成了路，成路后走的人更多了．鲁迅却没有告诉我们有路后的地上会怎样，这是他始料未及百算一漏的．现实告诉我们地上有了路人走多了便成沟了！鲁迅在他的《故乡》里说：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的说法不一定是对的，起码算不上全对．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地上的路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知道他在从文之前是学医的，后来他为什么不走救死扶伤的“白大夫”之路了呢？也许你会说是因为他在日本电影院看了一场有中国人入演的记实片，的确，我起初也是这么深信不移的．但事实告诉我这只是一个小片段，就像鲁迅看到的电影片段一样．这只是鲁迅转意从文的一个小插曲，插曲的存在有它存在的价值．它的价值在于它使鲁迅看到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一条让麻木冷血的“龙的传人”走的思想之路．这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让真热慕于医科的鲁迅知道广漠的赤县虽有繁星般众多的炎黄子孙却走不出一条能御敌富强的民族之路．堂堂华夏大地缺的不是走路的人，而是缺能走出路的人．所谓能走出路的人指那一些人呢？鲁迅就是能在没路的地上走出路的人．在那个人且相食外忧内乱的时代何曾少过欲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热血爱国者，鲁迅是最具代表性的爱国“愤青”．稍接触过鲁迅文学的都知道鲁迅在热血青年时代去了小日本仙台学医．学的而且是骨骼学．那时的鲁迅天真地认为医道能救死扶伤就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个时代的爱国“愤青”都很天真．总以为学医就能就中国人民救广漠的赤县．所以从医之路成了那个时代爱国者的明智抉择．鲁迅也随了波逐了流到了日本研究人的206块骨头．忒天真无邪的．但中国的土地上没能让他们走出一条活路．当鲁迅不经意地看到日本崽屠中国人的记实电影时他犯懵了．那一可的他才涣然冰释醍醐灌顶，人走多的地方不一定就有路，没有针砭的路是不可能在中国广漠而荒芜的土地上走出来的．学医的中国“愤青”多如麻，但医者是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走出一条救国图存的路的．中国人的病不在肉体上，而是在思想上骨子里．只可惜鲁迅看到的是主观上的骨子病，他天真地认为治好了中国人骨子里的病中国有就有骨气了．他错了，错得彻底！如果他还一如既往执迷不悟地幻想在中国满目苍痍的土地上走出一条拯救中国的医学道路，那么他错得愚昧极了．那一段小插曲让鲁迅知道地上本没有路人走多了也不一定成为路，人走多了可能成为沟让那时代的话中国人越走越深越走越不能自拔．他毅然抛弃了和藤野先生深不可测的友谊弃医从文．他真正认识到中国人的劣根长在思想上而不是肉体上!当《狂人日记》惊世之篇在一位曾致力于医学的文人笔下生花时，麻木的中国人你望我我望你，回到家也自恋地照镜子．这些人怕了，怕鲁迅写的狂人就是自己．当《孔乙己》轰隆于中国的上空时，麻木的中国知识分子胆颤了心惊了，你看我我看你，“孔乙己到底是谁？难到是我吗？”这样的问题成为了知识分子茶余饭后之事．当《阿Q正传》成为家喻户晓时，麻木的中国把“阿Q”示为“至宝”．你阿Q我阿Q地互相打招呼．……鲁迅还有很多很多让人不寒而栗的着作，他的一生走在一条不是众人都走的路．众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没能走出路但他却走出了．而且走得辉煌走得轰轰烈烈．现实的我们不能只抱着高考一条路，高考之路固然稳当，但走的人太多了，本有的路被走成了沟，后来者不再居上，高考的后来者面临的是名落孙山．何不梦回鲁迅之路，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走一条对社会有用的路!在有关鲁迅思想的研究中，大量的成果集中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冯骥才在《收获》上发表的《鲁迅的“功”与“过”》中认为，鲁迅作品的成功之处即在于独特的“国民性批判”，“在鲁迅之前的文学史上，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先例”，但这不过是“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舶来品，鲁迅从中受到了启发和点拨，却没有看到里面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话语。冯骥才进而认为鲁迅没能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被西方人认作经典的以审丑为主要特征的“东方主义”的磁场。这一度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鸣。陈漱渝在《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和《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确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影响。然而，“鲁迅展示中国人的丑陋面，并非印证西方侵略者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在展示种种丑陋的过程中渗透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否定性评价，使读者在否定性的体验中获得审美愉悦。”黄川在《亚瑟·亨·史密斯与东方主义》中重点分析了“东方主义”一词的含义和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详细情况，指出冯骥才把“东方主义”加之于鲁迅的头上是“轻率的、不科学的”。由论争引发，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被导入了十分广泛、深刻的领域。对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形成的渊源，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由来》以翔实的史料证实：鲁迅留日时期与许寿裳关于国民性的探讨，是受到当时弘文学院院长加纳治五郎与中国学者杨度关于国民性讨论的直接触动。潘世圣的《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认为，“青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其实与近代西方，明治日本，他的先辈思想家如梁启超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留日学生有着多样的联系，鲁迅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他的时代，他的周边世界的精神倾向。”王学谦在《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中指出，幼时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直接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并促成了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程致中在《鲁迅国民性批判探源》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一单方面的影响，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包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有关国民性的讨论的影响，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着作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痛切反省和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的影响等等。袁盛勇的《国民性批判的困惑》则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主要源于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他看到了我们国人的“古老鬼魂中”还有一个“我”，因而，“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一种自我在场的启蒙话语……他把自己拽进话语语场的同时，也一并让读者沉入其间，在自我反省中杀出一条生路”。尹康庄的《鲁迅的民众观》指出，鲁迅“致力终身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实践的逻辑起点”，是鲁迅对民众的“否定与肯定之间所形成的悖论”。方长安的《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是和立人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深受日本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亦即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的深化还表现在“鲁迅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研讨会”的举行。这一学术会议是由汪卫东的《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内在逻辑系统》和竹潜民的《中国国民性“密码”和“原点”探秘——兼与汪卫东先生商榷》争鸣文章引起。前文认为中国国民性“原点”和“密码”以“私欲中心”四字概括，后文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原点”和“密码”应是“自欺欺人”。陈越认为汪卫东的“私欲中心”失之太泛，竹潜民的“自欺欺人”不是“对国民性劣根性表现的深层原点的概括”。周楠本指出，“自欺欺人”说实际已包含于“精神胜利法”中，而“私欲中心”是和“精神胜利法”一样的国民劣根性表现，因而“原点”和“密码”的提出并无多少新意。张恩和和林非都肯定了从“私欲中心”和“自欺欺人”入手探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积极意义，特别认为以“自欺欺人”为中心展开对国民性弊端的分析是“颇有道理的”。但对国民劣根性的形成，他们都认为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封建专制制度和绝对权力统治的结果，“在这样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范和限制下，怎么能不产生退守、懒惰、卑怯、奴性、虚伪巧滑、自欺欺人等各种各样的国民性”（张恩和语）。钱理群的论点有三：一、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不是外来思潮的移植；二、改造国民性问题涉及对民众的看法，鲁迅一向把民众分成两类，即“厥心纯白”的朴素之民和“在名教斧钺底下”失去了天性的“无名主无意识的杀人团”，鲁迅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后者；三、对“真”与“诚”的倡导，对“伪”的批判是鲁迅一生的命题。孙玉石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他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动因，继承了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学传统拥有的“大爱与大憎结合的精神”，体现的是文学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因而孤立地研究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密码”与“原点”，“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意义”。孙玉石提出应当特别尊重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思想家的“独特性”，这就是：“他是以自己的直接感悟与无休止批判来辐射他的思想能量，而不是在逻辑系统的思考中来论证他的思想凝结的。他追求关注的一贯性，批判的直击性却不一定有哲学家思想的严密性。”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专集都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沈钧儒手书）三个字。 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1957年版本，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2005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八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简介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人称“文教思革”.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县。小时享受着少爷般的生活，慢慢家基衰败变得贫困。青年时代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898年鲁迅从周樟寿更名为周树人。1902年公费至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因战乱奋起改行为作家，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见《呐喊》自序）。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7年与许广平女士结合，生有一男名周海婴。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著作收入《鲁迅全集》，作品及《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后于1981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小说中《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较为知名。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我的失恋》鲁迅的这首诗，不但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失恋诗，而且还教育了青年，爱情应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的基础上，门第不同，生活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两样，怎么能相互产生感情呢�这也是对当时流行的或则以地位、财富为条件，或则“一见钟情”的恋爱观的批评。 这首诗是鲁迅作来讽刺徐志摩的。鲁迅在《集外集》自序中他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待到称为诗人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无论如何，徐志摩该是个优秀诗人吧，这样的诗人出现了，本该喜欢才是，怎么反而更不喜欢了。只能说鲁迅不光不喜欢徐志摩的诗，更不喜欢徐志摩这个人。他写《我的失恋》，讽刺的不只是徐的诗，更多是徐这个人。盾加剧，进行上下求索时候的作品。《野草》在思想上以书写内心、解剖心灵为主要特色，也有部分针砭现实之作。反映了鲁迅战斗、探索、彷徨、苦闷的内心感受。但是，着重表现的是黑暗重压下的战斗精神、追求精神、牺牲精神。如《秋夜》中枣树可贵的韧性战斗精神，正是鲁迅精神富有诗意的形象表现。《死火》、《腊叶》、《过客》中虽有矛盾的思想，但是更多的表现出鲁迅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雪》和《好的故事》是绚烂明丽的，体现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光明理想的向往。《野草》中，《影的告别》、《希望》、《墓碣文》等篇章，重点袒露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彷徨，更显示了鲁迅敢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最后两篇《淡淡的雪痕》、《一觉》，可以看出作者已经脱离了苦闷和彷徨，格调明朗，洋溢着乐观、昂扬的战斗精神。《野草》在艺术上多采用象征主义手法，以创造有物质感的形象来表现复杂的内心感受，构思奇特，境界奇幻。同时，作者也注重写实手法、抒情手法的并用。语言精致形象、饱含深情，具有音乐美、绘画美的特点。《野草》以深邃的思想哲理和成熟优美的语言艺术放射异彩，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希望》在《野草·希望》中，鲁迅先生反复地重复这样一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绝望”、“希望”与“虚妄”三者之间，鲁迅不仅表明了通常意义上关于“希望”而“虚妄”的逻辑关系，还更深刻更深邃也更鲁迅个人化的是他同样也表明了与“希望之为虚妄”相同的“绝望之为虚妄”。即在鲁迅那儿，绝望同样也被认知为了一种虚妄。在鲁迅的作品中，“绝望”一词的出现频率远不如另一个词“虚无（虚妄）”。“虚无”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眼里，同其他物质一样也是一种存在的形式和方式。这种虚无作为一个特殊和特定的存在，是人的对象化的虚空，即人在外在世界“恶”的存在中所选择的一种丧失了现实自由后的精神存在，是虚空的抽象。而这种“虚无”在鲁迅先生那儿，则是由“绝望”与“虚妄”之为的虚无。这其中便包含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即表明“绝望”在鲁迅的精神系统中，不是最终的结果，而只是一种情感理性的、指向虚妄的最终结果的认知态度与价值判断。因此，把“绝望”作为分析与判断鲁迅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基点。分享到网易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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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确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的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确很好，我的人生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的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确很好的生活方式的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吗，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