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1500字论文范文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

民族魂——鲁迅卞一杰合上《呐喊》，合不上的，是我们的“彷徨”。“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正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没有什么病痛比精神麻木更为可怕的了，一个人无论体格如何强壮假如没有灵魂，就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鲁迅是一个真猛士，直面人生，正视鲜血，七十多年了，他依然在奋然前行。这么多年过去了，鲁迅依然没有过时，教材里面处处有鲁迅，到处都有人在不厌其烦地歌颂着鲁迅。鲁迅如果真的过时了，我倒觉得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那表明：鲁迅提出的问题全部被解决了，“看客”在中国也不见踪影了，书本上再也找不到“吃人”这两个字了。如果教材只停留在背鲁迅文章上面，歌颂也仅仅停留在赞颂这个层面上的话，倒不如就象鲁迅的遗言里说的那样去做：“把我忘掉，然后过自己的日子吧”。倘不，那真是傻瓜。把鲁迅和他的作品供奉着只知朝拜，就象存着巨额的财产却不知道如何去使用一样。鲁迅是我们的财富，而且到目前为止，象他这样的财富只有一个！有多少人孜孜不倦地研究着《孔一己》中“大约的确”是否矛盾的问题，有多少学生苦苦背诵着《雪》里面的美文佳句，然而，令我痛心的是，每每街上一有打架争执，那些研究鲁迅的学者、熟读鲁迅的学生，往往都伸长了自己的“鸭脖子”，像被一只手被后面提着一样，拼命往前挤，争当“看客”。鲁迅的文章没有金庸的小说那样有起飞跌荡的情节，也没有朱自清华美的文字，自主去读得人越来越少且不说它，就算有的人背着他的文章，“理解”了他的意思，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他的文章呢？懂得他的忧国忧民呢？鲁迅的文字是平淡的，然而“淡中知真味，常里识英奇”，他平淡的文字读完才感到回味无穷，静下来细想，良久才发现一种莫名的同感，良久才体会他深刻的含义。现在的社会中，还有“祥林嫂”么？重要的其实不是有无祥林嫂，而是祥林嫂周围的人还存在吗？还有人拿着她的悲剧来给自己寻开心吗？的确，虽然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这样的问题或许还存在着，所以我们仍然需要鲁迅，需要呼唤鲁迅精神。记得读罢他的《啊q正传》，顿时觉得啊q似曾相识，细细一想，又惶恐起来，发现或多或少，我们身上都有啊q的影子。读完《狂人日记》，惊的自己一身冷汗，现在还有“人吃人”的事发生吗？想起当下的“三鹿奶粉事件”真正令我们愤怒和担忧。如果当我们读到《故乡》的时候，心中涌起的不再是因为老友的改变而难过，而是对文章真实性的怀疑，那时，或许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可信了吧。“夜正长，路也正长。”鲁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夜却总是会过去的。鲁迅没有走完，但他明白：路迟早会走完。我也相信，即使我看不到路的尽头，我的后代一定会看到。“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当人们能不仅仅是“读”鲁迅、“看”鲁迅、“背”鲁迅，当我们时时能够想起鲁迅笔下的人物并深刻反醒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能把鲁迅真正当作“民族魂”的时候，那便是路走完的时候。我希望，我能走上这条路。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无路人走多了便成了路，成路后走的人更多了．鲁迅却没有告诉我们有路后的地上会怎样，这是他始料未及百算一漏的．现实告诉我们地上有了路人走多了便成沟了！鲁迅在他的《故乡》里说：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的说法不一定是对的，起码算不上全对．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地上的路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知道他在从文之前是学医的，后来他为什么不走救死扶伤的“白大夫”之路了呢？也许你会说是因为他在日本电影院看了一场有中国人入演的记实片，的确，我起初也是这么深信不移的．但事实告诉我这只是一个小片段，就像鲁迅看到的电影片段一样．这只是鲁迅转意从文的一个小插曲，插曲的存在有它存在的价值．它的价值在于它使鲁迅看到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一条让麻木冷血的“龙的传人”走的思想之路．这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让真热慕于医科的鲁迅知道广漠的赤县虽有繁星般众多的炎黄子孙却走不出一条能御敌富强的民族之路．堂堂华夏大地缺的不是走路的人，而是缺能走出路的人．所谓能走出路的人指那一些人呢？鲁迅就是能在没路的地上走出路的人．在那个人且相食外忧内乱的时代何曾少过欲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热血爱国者，鲁迅是最具代表性的爱国“愤青”．稍接触过鲁迅文学的都知道鲁迅在热血青年时代去了小日本仙台学医．学的而且是骨骼学．那时的鲁迅天真地认为医道能救死扶伤就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个时代的爱国“愤青”都很天真．总以为学医就能就中国人民救广漠的赤县．所以从医之路成了那个时代爱国者的明智抉择．鲁迅也随了波逐了流到了日本研究人的206块骨头．忒天真无邪的．但中国的土地上没能让他们走出一条活路．当鲁迅不经意地看到日本崽屠中国人的记实电影时他犯懵了．那一可的他才涣然冰释醍醐灌顶，人走多的地方不一定就有路，没有针砭的路是不可能在中国广漠而荒芜的土地上走出来的．学医的中国“愤青”多如麻，但医者是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走出一条救国图存的路的．中国人的病不在肉体上，而是在思想上骨子里．只可惜鲁迅看到的是主观上的骨子病，他天真地认为治好了中国人骨子里的病中国有就有骨气了．他错了，错得彻底！如果他还一如既往执迷不悟地幻想在中国满目苍痍的土地上走出一条拯救中国的医学道路，那么他错得愚昧极了．那一段小插曲让鲁迅知道地上本没有路人走多了也不一定成为路，人走多了可能成为沟让那时代的话中国人越走越深越走越不能自拔．他毅然抛弃了和藤野先生深不可测的友谊弃医从文．他真正认识到中国人的劣根长在思想上而不是肉体上!当《狂人日记》惊世之篇在一位曾致力于医学的文人笔下生花时，麻木的中国人你望我我望你，回到家也自恋地照镜子．这些人怕了，怕鲁迅写的狂人就是自己．当《孔乙己》轰隆于中国的上空时，麻木的中国知识分子胆颤了心惊了，你看我我看你，“孔乙己到底是谁？难到是我吗？”这样的问题成为了知识分子茶余饭后之事．当《阿Q正传》成为家喻户晓时，麻木的中国把“阿Q”示为“至宝”．你阿Q我阿Q地互相打招呼．……鲁迅还有很多很多让人不寒而栗的着作，他的一生走在一条不是众人都走的路．众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没能走出路但他却走出了．而且走得辉煌走得轰轰烈烈．现实的我们不能只抱着高考一条路，高考之路固然稳当，但走的人太多了，本有的路被走成了沟，后来者不再居上，高考的后来者面临的是名落孙山．何不梦回鲁迅之路，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走一条对社会有用的路!在有关鲁迅思想的研究中，大量的成果集中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冯骥才在《收获》上发表的《鲁迅的“功”与“过”》中认为，鲁迅作品的成功之处即在于独特的“国民性批判”，“在鲁迅之前的文学史上，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先例”，但这不过是“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舶来品，鲁迅从中受到了启发和点拨，却没有看到里面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话语。冯骥才进而认为鲁迅没能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被西方人认作经典的以审丑为主要特征的“东方主义”的磁场。这一度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鸣。陈漱渝在《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和《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确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影响。然而，“鲁迅展示中国人的丑陋面，并非印证西方侵略者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在展示种种丑陋的过程中渗透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否定性评价，使读者在否定性的体验中获得审美愉悦。”黄川在《亚瑟·亨·史密斯与东方主义》中重点分析了“东方主义”一词的含义和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详细情况，指出冯骥才把“东方主义”加之于鲁迅的头上是“轻率的、不科学的”。由论争引发，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被导入了十分广泛、深刻的领域。对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形成的渊源，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由来》以翔实的史料证实：鲁迅留日时期与许寿裳关于国民性的探讨，是受到当时弘文学院院长加纳治五郎与中国学者杨度关于国民性讨论的直接触动。潘世圣的《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认为，“青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其实与近代西方，明治日本，他的先辈思想家如梁启超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留日学生有着多样的联系，鲁迅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他的时代，他的周边世界的精神倾向。”王学谦在《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中指出，幼时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直接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并促成了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程致中在《鲁迅国民性批判探源》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一单方面的影响，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包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有关国民性的讨论的影响，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着作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痛切反省和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的影响等等。袁盛勇的《国民性批判的困惑》则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主要源于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他看到了我们国人的“古老鬼魂中”还有一个“我”，因而，“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一种自我在场的启蒙话语……他把自己拽进话语语场的同时，也一并让读者沉入其间，在自我反省中杀出一条生路”。尹康庄的《鲁迅的民众观》指出，鲁迅“致力终身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实践的逻辑起点”，是鲁迅对民众的“否定与肯定之间所形成的悖论”。方长安的《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是和立人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深受日本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亦即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的深化还表现在“鲁迅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研讨会”的举行。这一学术会议是由汪卫东的《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内在逻辑系统》和竹潜民的《中国国民性“密码”和“原点”探秘——兼与汪卫东先生商榷》争鸣文章引起。前文认为中国国民性“原点”和“密码”以“私欲中心”四字概括，后文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原点”和“密码”应是“自欺欺人”。陈越认为汪卫东的“私欲中心”失之太泛，竹潜民的“自欺欺人”不是“对国民性劣根性表现的深层原点的概括”。周楠本指出，“自欺欺人”说实际已包含于“精神胜利法”中，而“私欲中心”是和“精神胜利法”一样的国民劣根性表现，因而“原点”和“密码”的提出并无多少新意。张恩和和林非都肯定了从“私欲中心”和“自欺欺人”入手探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积极意义，特别认为以“自欺欺人”为中心展开对国民性弊端的分析是“颇有道理的”。但对国民劣根性的形成，他们都认为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封建专制制度和绝对权力统治的结果，“在这样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范和限制下，怎么能不产生退守、懒惰、卑怯、奴性、虚伪巧滑、自欺欺人等各种各样的国民性”（张恩和语）。钱理群的论点有三：一、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不是外来思潮的移植；二、改造国民性问题涉及对民众的看法，鲁迅一向把民众分成两类，即“厥心纯白”的朴素之民和“在名教斧钺底下”失去了天性的“无名主无意识的杀人团”，鲁迅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后者；三、对“真”与“诚”的倡导，对“伪”的批判是鲁迅一生的命题。孙玉石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他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动因，继承了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学传统拥有的“大爱与大憎结合的精神”，体现的是文学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因而孤立地研究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密码”与“原点”，“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术意义”。孙玉石提出应当特别尊重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思想家的“独特性”，这就是：“他是以自己的直接感悟与无休止批判来辐射他的思想能量，而不是在逻辑系统的思考中来论证他的思想凝结的。他追求关注的一贯性，批判的直击性却不一定有哲学家思想的严密性。”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专集都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沈钧儒手书）三个字。 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1957年版本，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2005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八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生平（1881～1936）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