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研究者常使用“一元化”或“一体化”这样的概括50——7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特征（注：如谢冕《文学的纪念》（《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丁帆《17 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等。）
论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历史文化语境弥 沙1,李育红2(1.东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2.渤海大学中文系,辽宁 锦州 121013)[摘 要]审美主义是中国当代文艺的主潮,它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和本质,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的文艺观。不仅如此,它还将审美主义从一种文学观念提升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既是我国当代文艺潮流的一种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它带来的文艺转型和文化转型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一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拨,一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制导。这两种历史文化语境深深嵌入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机体,使它表现出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历史局限。[关键词]审美主义;文学工具论;文学审美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8) 03-0034-05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Context of the Ideological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Modern AestheticismMI Sha, LI Yu-hong(1. College ofHumanities,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2. Department of Chinese, Bohai University, Liaoning, Jizhou 121013, China)Abstract: Aestheticism is the main stream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rt, and it takes aesthetic as highest value and substance ofliterature and art. Furthermore it improves the viewof literature toworld view, the viewof value and philosophy. Itwas not only the changeof Chinese modern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the part and important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bring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context: one isthe criticismto extreme left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ideas; two isreferringtowest aesthetic the-ory. The two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s inset the body of modern aestheticism deeply, and showed great historical rationality, but it has theserious limitation of words: aestheticism; the theory of tools of literature; literary aestheticism; modernity; aesthetic modernity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我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出现较早,渗透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一种文艺思潮。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压倒了政治化的革命文学,成为我国当代文艺领域中的主流。这种文艺思潮的核心观念,强调文艺的审美独立性、自律性,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最高本质。这种文艺观念渗透于当代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唯一标准。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不仅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还将审美主义从文学观上升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此,它既是当代中国文艺潮流的一次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语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文艺思潮的性质。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最直接的文化语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是作为对我国文艺极端政治化、泛政治化的极左文艺思潮的强有力反弹而出现的。而从更大的范围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它受到了西方现代性的深刻影响,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和实践,作为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他者”,深深地介入了我国当代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这在文艺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新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是以“为工农兵服务”,特别是“为政治的文艺”为宗旨的,它秉承和延续着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文艺与政治相统一的新型革命文学传统。因此,新中国的文学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在建国之初,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随着“左倾”思潮的逐步膨胀和极端发展,文学的政治性因素不断被强化、被体制化,导致思想领域中的带有专制色彩的非人化,造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扭曲和畸变。在这种语境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被“文艺为政治服务”所取代。文艺沦为政治的奴仆,沦为表现政治思想的图解,沦为描写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工具。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了打破人们的精神枷锁,求得与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和文学的新发展,开展对极左政治思潮的批判,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是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新时期文学就在这种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语境中形成,开始了对政治挤压、剥夺文学的反拨。这种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准确地找到了极左文艺思潮的思想核心和基础———“政治工具论”,相继展开了对“政治工具论”的批判和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批判,进而转向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性扬弃。但是,文学界也把政治确定为文艺的“外部规律”,以隔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切断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至此,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否定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道路:从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推进到以文学立法的方式确定政治属于文学的“外部规律”,最后发展为文学“远离政治”、要求文学具有“非功利性”、“非政治性”和“非社会性”。就在对文学“政治工具论”拨乱反正过程当中,一些学者发出了“文学回归本位”的呼声,认为文学“政治工具论”抹杀了文学本身的特征,泯灭了文学的审美品格、忽视了文学的“内部规律”。这种“文学回归本位”的学术要求在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过程中越来越强烈,最后终于以傲然独立的面貌出现,变成新时期之初最有感召力的文学主张。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正是在对文艺政治工具论的反拨的基础上,循着“文艺回复自身”的道路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文学从被政治的束缚和扭曲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的自身活力,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翼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地批判了“左倾”文艺思潮,使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重视,使文学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从理论到实践,包括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到文学史的书写都取得了突出的实绩。这是必须充分加以肯定的。然而,这种正义的批判和清算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同时,始终存在着问题的另一面。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重要吗?难道没有好的肯定人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吗?我们在拒斥文艺与不好的、非人的、危害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同时,又怎样处理文艺与好的、宜人的、有利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关系呢?克服文艺与政治的不正确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的矫枉。矫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正。但真的一定要矫枉必须过正,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吗?事实上,这种矫枉过正的理论与实践,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误解,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偏见,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遮蔽,造成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狭隘理解和冷漠态度,造成了文学内部的政治、审美、道德等因素的失衡。当然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保证文学与政治各自的独立力量,又使二者在有机关联中达到互相推动,至今仍然是个尚待解决、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任务。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因时代的演进而消失,所改变的只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方式和提问方式。其实,政治具有不同的形态:政治的思想形态和观念形态、政治的制度形态和体制形态,政治的生活形态和实践形态等等。同时,政治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的政治的质态和表现形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狭隘地理解政治,就可能会导致狭隘地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然而,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政治对社会关系和国家群体意志的重要性,对文学的制导作用的内在机制是不会改变的,所改变的只是影响文学创作和审美活动的形式。中国的当代文学应该以此调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此,王杰说:“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来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一,文艺、审美必然具有政治性。这个命题所揭示的是政治性只是审美、文艺的一个属性,但它决不等于文艺、审美必须为政治服务。文艺不被规定为‘为政治服务’时,文艺仍然具有政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其二是什么是‘政治’?政治不能被简单地界定为‘党派政治’,政治并不狭隘地局限于政党之间的争权夺利。相反,当代社会直接的政治斗争具体、广泛地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在作品文本中得到曲折表现。其三,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界、个体与社会、人的内在要求与外在现实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我们在正视现实矛盾的前提下,把生产力的巨大力量以及个体的心理内驱力转化为与人类幸福生活这个目的相一致的建设性力量。美学通过对艺术和审美现象的分析而把握现实关系,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而实现对现实的改造。”[1]因此,一概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忽视、轻视或漠视文学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二、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明确以实现现代化为发展目标,预示着我们已经自觉地加入到世界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之中,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在此进程中,西方现代性的范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性本土化的必然结果。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为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反映着西方社会历史自身内部的一种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现在已席卷全球,变成了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表现为两个具体的现代性层面,即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主要指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经济、政治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性则主要指社会的思想文化层面。这种文化现代性,从精神性质上说,可以划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倡导一种以培育和弘扬启蒙理性为宗旨的启蒙精神,后者则往往表现为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特别关注和追求人们对社会现代性的负面因素的感受和体验,宣扬一种与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不相协调的审美现代性精神。历史现代性是以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开端的。启蒙理性和启蒙精神是历史现代性的主导的和重要的精神意向和思想内涵。正如康德所指明的:“人从自我蒙蔽的状态中走出来”。为此,必须“强烈地意识到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开发心智”“成为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2]()在这种精神指引下,现代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思想文化等精神领域,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实现“理性的塑造生活”,“坚定不移地推进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律的广泛基础以及独立的艺术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把如此积累的认知潜能从其深奥的阳春白雪形式中解放出来,将其运用到实践。”[3]()“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对人类的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和整个宇宙。”[4]()。这种现代性与主体构型连接起来,使现代人摆脱外在权威的辖制,赋予主体以一种改变自己和批判自己的气质。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领域中的变革,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跃发展,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形成了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需要、才能、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5]()但是,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历史现代性同时存在着严重的负面因素,诸如社会层面的资本主义和技术主义,制度层面的工具理性,精神层面的感性与理性的不平衡。最严重的是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当时的一些学者对以理性为依托的历史现代性进程中的负面因素进行过种种批判。法国思想家卢梭较早地对西方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阿多诺、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都这样那样地对历史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加以反省,寄予忧思。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的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斯·韦伯称现代合理化和官僚化的社会制度已使现代生活成为“铁笼”。斯宾格勒觉察到西方文化开始“日落西山”,走向“文化悲剧”的时代。海德格尔把破坏了人的完整性的技术统治一切的时代指称为“贫困的时代”,指出“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6]()。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幸。”[7]()马尔库塞提出“单面人”的概念,指出“技术解放的力量”不仅导致“物的工具化”,而且造成“人的工具化”[8]()。审美现代性在批判启蒙现代性,克服社会现代性的负面作用中,功不可没。当时的西方社会,用审美现代性来批判历史理性和启蒙现代性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它反对工具化、科学化的目的理性的思想,反对体制和制度的一体化、总体化和绝对的完美化,赞美和追求个性、差异、分化和多元,关注“内在的自然”和“灵性的抒发”,倡导“不纯粹性”。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将审美现代性表述为“背离传统”,“通过否定的思维方法建立一种肯定的东西”,“在不缺少规定性的情况下把辩证法从这种肯定的本质中解放出来”。反对主张“理性与现实和解”的黑格尔的保守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宣扬的绝对统一性的哲学本体论说成是戕杀事物的差异、矛盾和运动的根源。强调艺术“对个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全面塑造”,“必须抛弃那种靠再现正面的东西来帮助社会干欺买卖的现实主义”[9]()。他批判“文化工业”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以丧失艺术的自律为代价,通过制造“虚假的同一性”导致公众意识的“物化”,削弱了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识。海德格尔提出只有艺术才是守护“亲在”和自身的“诗意地栖居”的护法神。然而,审美现代性批判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审美乌托邦的倾向。席勒主张审美能弥合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是人类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和理想境界,审美教育是改变社会零散化的唯一途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则认为艺术是现代社会负面作用的解毒剂,是被理性高度抑制、高度异化的现代人的解放之路。阿多诺认为“艺术救赎”是一剂消除理性控制的良药,因为艺术具有形式上的颠覆能力,可以消除统治阶级行使意识形态的理性条件。马尔库塞主张通过“文化心理本能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的解放。海德格尔则认为,人的本真生存是诗性生存,艺术是存在的家园。这些理论都陷入了不切合实际的审美乌托邦。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切形成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10]()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现代性的阻碍。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化扰乱了文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向:对艺术和道德分治的坚持以及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文化的准绳。”[11]()伯林一语中的地道破了催生了审美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局限:“整个运动,事实上,是一种要将审美模式强加于现实的企图,……对于艺术家,事实上,浪漫主义的一些主张是非常合适的。但他们企图将生活转变成艺术假设在我看来是荒谬的。”[12]()卢卡契批评处于异化状态下的艺术家往往企图以谋取内心的自由来对抗现实的异化,他说:“自由便缩小为一种灵魂的实际,缩小为个人行动的一种特有的方式”。[13]()通过以上地分析我们看到,历史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历史现代性内部更存在着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西方学者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但大多把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病归结为启蒙理性,倾向于认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倾向于从精神方面解决二者的对立,建构二者的和谐,或用审美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这种审美现代性的精神价值取向在文化现代性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它一方面夸大了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最主要的这些学者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精神层面,试图通过审美现代性来战胜工具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弊端,解决社会现代性的问题,表现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艺术与社会的敌对,但并不认为这只是精神的问题,他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精神矛盾。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私人占有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出路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解放生产力;归根结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人的异化。西方大多数反思现代性的学者,虽然也看到了制度与人的矛盾,但把这种矛盾的本源理解为精神之间的冲突。因此,他们不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物质关系和政治关系,而试图从精神上反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加剧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的紧张;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提出的用审美现代性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法的乌托邦性质,所以他们看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出路和历史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感到悲观和绝望。这种理论、思想的偏失诱发出历史与人文的对立,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对立,造成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对审美的批判性的过度强调。三、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的文艺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方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他者”,遮蔽了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诸多差异,导致对中国现实的误解,导致我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思,使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走上了批判社会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的道路。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是存在着诸多差异的。一是时间上的差异。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现代性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水平,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推进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性的历史深处;二是制度上的差异。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途径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人们思想中对我国这两个关键性现实还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或急于改变我们的不发达状况,主张走向资本主义;或忽视了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误认为通过改革走向资本主义,把实行的商品经济误当作实现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对中国当代基本现实的这两种误解,一方面,使我们忽略了对西方现代性、特别是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具有而且应该创造新型社会制度、新型审美现代性的勇气和创造性智慧的发挥。当代中国既有现代性发展不充分和不成熟之处,又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人类的理想,又是现实的运动,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为了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尤其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对我们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审美现代性的限度。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深受西方审美现代性影响的。其核心理念“审美”及其理论基础“美学”主要是通过吸收西方审美现代性而建构起来的。在较为匆忙地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过程中,不可能会对西方审美现代性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现在看来这种反思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目前学界也已展开了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周宪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对“审美现代性”进行了全面地反思。他着重指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性质,尤其是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这种内在矛盾有三种:第一,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于,审美现代性并非只是单纯地批判否定现存社会,它同时也承担了肯定现存社会的功能,但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否定之后的重建,审美用它自身感性的或“身体的话语”对抗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张扬感性的路径同时产生两个后果,一种是对现存社会生存状态的反叛,一种是提供工具理性无法达成的另类体验或欲望的满足,这又是对现存社会的一种补充或弥合。这两个后果之间是矛盾的。第二,是精英与民粹的矛盾。它指的是,现代艺术自律性包含着精英主义和贵族立场,它往往把艺术退守到很小的专业圈子范围内,因而呈现出某种“自恋”特征。而自律性艺术又采取一种社会批判路径,社会批判是要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来实现的,既然自律的现代艺术并不以广大社会公众为目标,那么它的颠覆力量从何谈起呢?第三,普遍人类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盾。审美趣味、天才、艺术自律性、审美价值等本是资产阶级为了更有效地施行统治而设置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它们又被提升为人类的普遍要求和价值,资产阶级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自身成为普遍的人类主体,但在资本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又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因而,这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能服人的。这就是自律那么软弱无力的原因[14]()。在西方,查尔斯·泰勒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在众多的对现代性的反思中独树一帜。他不仅描述现代性精神的两个方面———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和紧张,而且,在历史的追索和分析中,他恢复了这两者各自给现代性、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带来的精神滋养和道德力量,并指出人们应该宏观、客观的看待两者。在泰勒看来,审美现代性从其来源———浪漫主义对现代自我的支撑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它保证了我们的自由和自主。但这种取向却有一个过于狭窄的道德容量,它排斥、无视其他的同样是道德的自我构成因素,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分解式理性带来的自我构成因素———自负其责、自我控制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由于这种排斥和忽视,致使它混淆了自由和自主或自我实现的两个不同层面———行动的方式和行动的质料。前者是指真实的理想是自我指示的,它必须是我的取向,这是对的,但这不意味着我的目标或自由、自主的内容也是自我指示的,也是由自我决定的。相反,这种内容应该是以某个外在于我的东西为背景。否则,自我实现可能会滑入肤浅和主观主义。简单地说,审美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冲突的,但两者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带给我们的都是有效的道德价值理念。在现代,由于没有了前定的、统一的意义秩序背景,于是,它们变成了探索性的东西,因而会给人带来不确定的误解,使现代人无所适从。而一旦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是可探索的,但他们都已成了支撑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道德效力,而不是使他们你死我活的斗争。面对西方现代性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发展程度作出比较准确的科学定位,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出发,追求和探讨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推进启蒙现代性。我们的审美现代性应当受到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规定和制约。一切反对和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性,特别是阻碍当代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都应当加以检视和反思。
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在当时,当身带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以后,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制约下,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地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教条模式. 我相信在当时一定有人写过其他类型的文章，但是，当时的主流是上面所说的，所以，其他类型的文章不会有太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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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着很多的盲目色彩及商业炒作行为~已经失去了文学应有的特色了的`
当代文学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文革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一、现代主义：先锋的舞蹈中国的先锋文学是在十年文革造成的信仰废墟之上生长起来的。它的萌芽、壮大以及衰落都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十年文革对人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摧毁是致命的：他们对曾经【伟大】和【崇高】的各种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心中的信仰支柱逐渐消失，他们因生存迷失了确定的依托和方向而陷入迷惘与彷徨;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则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人们工作与生活的重心，由从前的【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确立，也为人们接受更多的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另外，改革中变幻的生活使人们对世界和艺术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体验，以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表现手法已经使许多人感到了表达上的局限;长期处于闭塞状态中的中国人，在这历史急剧变革的时刻，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投向了世界。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信仰危机、人的异化和自我价值迷失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以锐不可挡之势涌入了中国。从1978年开始，国内的各种文学刊物便开始大量发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论文，各出版社对现代派作品和现代主义研究著作的出版，也蔚然成风，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有：《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外国文学出版社)、《欧美现代派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等。另外，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的经典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等，也纷纷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的先锋小说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中国的先锋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翻译家们的翻译和介绍文章，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各刊物发表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多达400多篇。以袁可嘉、陈焜、瞿世镜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为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译介文章和论著有：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象征派诗歌·意识流·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意识流是什么》、《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意识流问题》;瞿世镜的《【意识流】思潮概观》、《伍尔芙意识流小说家》;李春林的《东方意识流文学》等等。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从1980年开始，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在创作界和评论界拉开了序幕。由于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滋养，思维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定势，因此，当反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主义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有相当一部分【忠诚】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家们便纷纷撰文抨击现代派文学，并从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另一些批评家对保守派们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持赞同现代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一般不否定现实主义文学既定的种种原则，如【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源于生活】等，也都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有颓废和消极的一面，但是，他们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层次和侧面来反映生活，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到80年代中期，批判现代主义的论调渐渐销声匿迹，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可以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适当运用可以丰富与深化文学的表现力这一观点逐渐达成了共识。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有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肯定，使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先锋文学勃兴一时，也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界限的暧昧态度，以及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模糊不清，使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了【误读】，并使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带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富于中国特色的先锋文学。1986年，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提出文学艺术要【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的主张。鲁枢元的这一文学理念马上遭到了以周崇坡为代表的一批评论者的反击。于是，一场关于文学是否应当【向内转】的争论以《文艺报》为阵地热烈地展了开来;1988年，争论中心又转移到《文艺争鸣》。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代表性的文章有：周崇坡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童庆炳的《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鲁枢元的《大地与云霓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武林伟的《【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张炯的《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曾镇南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等等。这一争论直接导致了当时文化界的【本体论】热。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更多地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人们不仅注意到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使得文坛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在同一时段，中国的先锋文学运动也被推向了高潮。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1、【伪现代派】时期(1979-1981)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吸收外来文学营养使之民族化、继承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的过程 中国是一个有著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近代中国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现代文学产生於这一文化背景下，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直接关系著现代文学的发展。现代文学在发展初期，为打破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的思想统治，进行文学的彻底革新，曾对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包括各种文学形式、表现手法，作了全面介绍与广泛吸收，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学遗产进行重新评价。这对打碎封建旧思想、旧文学的枷锁，促进思想与艺术的解放，促进文学的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曾经指出，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一方面是由於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他自己开始进行创作时所仰仗的也“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但由於中国现代作家自身与中国人民生活，特别是与民族解放、人民革命运动的天然联系，对民族心理、习俗、语言的熟悉，以及中国传统文学的修养，外来文化必然经过有意识地借鉴、汲取、消化的过程，逐步实现民族化。中国现代文学各个领域的早期开拓者，无论是小说领域的鲁迅、郁达夫、叶圣陶，诗歌领域的郭沫若、闻一多，散文领域的周作人、朱自清、冰心，戏剧领域的田汉、洪深，他们的创作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现代化与民族化兼而有之的特徵。与此同时，作为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也曾经出现过对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都缺乏分析的形式主义偏向，一部分作家提出了在文化(包括文学)上“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一些创作存在著脱离群众、脱离民族传统的“欧化”倾向。
当代文学思潮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它们都影响着创作者的创作思路与方式。一方面，当代文学思潮给文学创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思想和新的创作方法。很多文学家借助这些思想和创作方法，发掘出了文学作品的深层含义，使文学作品更具有内涵和感染力。例如，当代文学思潮推动了文学作品从表象话语转变为抽象性话语，使作品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思潮又给了文学创作一种更加具有个性的文体。当代文学思潮推动了文学作品从传统的抒情文体转变为更多元化的文体，如叙事文体、讽刺文体等，使作品更具有个性和活力。总之，当代文学思潮为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文体，不仅拓宽了文学创作的内涵，而且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形式，使文学创作更加生动有趣。
摘要：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们改善生活条件的基本前提和途径，历来都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就业岗位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是最严峻的问题，解决好劳动就业问题其意义极为重大。不仅涉及到求职者的工作安置和许多家庭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回顾西方经济学主要的就业理论，提出这些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以深化认识和借鉴，进而寻求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关键词：就业理论；就业问题；借鉴一、引言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近几年经济增长率都在10%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经济的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进一步讲，就业形势的好坏，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而言，一定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也是一定的，然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却不是很明显。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中国目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存在大量的大学、大专毕业生面临就业选择，甚至毕业就失业的境况。可以说，中国的就业压力很大，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局部就业供给不足，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因而面对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我们应将视野放宽，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就业理论研究的成果，解决就业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二、西方就业理论演进剖析就业这一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就业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对就业问题的长期研究和探索，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就业理论。如古典经济学派的就业理论，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就业理论等。（一）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萨伊定律是古典经济学派就业理论的基石，其基本内涵是供给创造需求。该学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有马歇尔、庇古等，他们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出发，认为市场上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可以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发调整。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相互作用决定实际工资和就业水平，供求平衡时的就业量就是充分就业水平。进而认为，只要不存在工资刚性，工资率可以自由伸缩，市场机制能自由的发挥调节作用，可使一切可供使用的劳动力资源都被用于生产，劳动力市场总能达到就业均衡，长期持续的非自然失业不可能存在，存在的只是自愿失业和短期性摩擦性失业。他们认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是消除货币工资的刚性，使货币工资能够随市场的需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古典学派将自由竞争作为前提条件，主张市场调节平衡就业，否定了失业问题的普遍性。但换个角度理解失业的产生仍然是有可能的，失业问题正是竞争不充分所导致的结果，要解决失业问题首先就应该解决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不充分问题。（二）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凯恩斯就业理论是以有效需求原则为核心，认为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失业之所以持续不断，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般情况均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即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不足，由此造成较多的社会失业，即不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的促进就业理论实际上主张降低工资，即在不降低名义工资的情况下，降低实际工资。但前提是扩大总需求，因为总需求的扩大，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工人名义工资不变，但实际工资相对减少。为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必须摒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依靠国家干预，提出需求管理政策，从而达到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的目的。（三）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继陷入“滞胀”的困境，凯恩斯理论失灵了。因而以托宾、杜生贝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经济学家提出“结构性失业问题”，力图用市场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认为是微观市场的不完全性和结构变化引起滞胀。得出结构性失业是因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调，结构性失业的存在必然引起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由于强大的工会力量使工资易涨不易跌，所以尽管社会上存在着失业，但货币工资却不下降，而只要存在工作空位，货币工资就会迅速上升。于是，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就转化为失业与货币工资上涨并存，进而转化为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发症。该理论主张从就业内容或就业结构角度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如政府要指导收入政策，即政府要采取措施限制工资和物价的上升，以缓和通胀；注重完善劳动力市场，缓和因劳工市场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适当修改完善失业补助金制度，激励失业者就业。（四）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就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理论主要包括名义工资粘性和实际工资粘性两方面。名义工资粘性是由于长期劳动合同的存在和交错调整工资所致，工资通常是由于工会与企业通过谈判订立的合同而固定下来的。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工资不能随市场供求行情而调整。即使没有工会组织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因受有合同的企业粘性工资的影响，工资也不会轻易变动。隐性合同理论认为，雇员与雇主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会形成某种稳定收入的非正式契约，从而使工资具有粘性。隐性合同导致失业的原因是由于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厂商和工人因信息有限，决定了均衡合同出现无效率的非充分就业，因而通常会解除工人。效率工资论则说明了雇主会主动付给员工高工资，以提高雇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跳槽和偷懒的机会成本同时吸引有能力及高技术人才。内部人——外部人理论则指出，内部人由于受到劳动转换成本的保护，在工资决定上有着重要的讨价还价能力，具有较强的就业优势和地位。致使工资调整主要取决于在职人员而不是失业者，于是，便可能出现非自愿性失业。因而解决失业问题政府就要干预工资合同，要减少工资粘性，增加工资弹性，使工资能够适时适度灵活调整。（五）反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反古典”学派主张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借鉴日本的经济模式及行政主导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就业问题上，强调在保证企业自由用人和求职者自主择业的前提下，在保持企业活力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国家对市场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同时建立稳定就业，劳动力流动平缓、劳资合同和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模式。三、西方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及借鉴（一）古典学派就业理论的启示及借鉴首先要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和就业歧视问题，完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不充分表现得很突出，市场存在严重的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就业歧视随处可见。就业招聘中存在严重的歧视性条款，如户籍歧视、地域与方言歧视、学历歧视、性别和年龄歧视乃至身高、相貌等身体歧视、婚姻状况歧视、犯罪经历歧视、姓氏歧视等等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招聘中的一个正常现象。这些现象严重阻碍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正常发展，破坏了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导致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因而必须加强透明化、公平化、法制化和市场化。其次，为了规范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运用市场价格机制调节的同时要严格落实劳动用工合同制度，同时要鼓励企业履行现在流行的SA8000社会责任认证标准的相关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二）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启示及借鉴凯恩斯就业理论强调宏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政府对对外贸易的干预和实行税收政策等来调节就业，是一种总量就业理论。它只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总就业量的变化、就业水平的高低，而不分析就业的结构。由于它只强调从增加有效需求来解决失业问题，忽视对劳动力供给方面的管理与改善；只强调投资总量的增加而忽视投资的就业效率和投资结构的优化。因此，中国在通过政府扩大投资规模解决就业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提高投资的就业效率，要尽可能投向吸纳劳动力较多的行业和领域。另外，政府应注意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制定有利于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计划和产业政策，把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结合起来。因而当前应当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实施以就业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优化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新古典综合派的就业理论启示及借鉴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政府应主要从劳动力市场和人力政策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第一，采取全方位人力资源开发措施，对劳动力进行多层次、多领域、多种形式的继续培训，使劳动者及时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第二，大力发展职业介绍机构，负责信息咨询、指导服务、就业介绍等方面工作，使企业和求职者实现信息对称；第三，减少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限制，增加劳动力的区际流动，帮助解决劳动力和企业进行地区迁移。结合我国目前的情况，应建立完善就业教育制度，积极开发人力资源，全面提高职业技术教育水平。对于农村学龄儿童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对劳动力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以及在岗培训指导等，从而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及时有效配置，消除结构性失业。鼓励引导劳动力在地区、行业间的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再则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借助网络信息资源平台加强对职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特殊群体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等相关信息的发布，达到信息资源共享。（四）新凯恩斯主义的粘性工资论启示及借鉴新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工资粘性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自身运行不可避免的现象，仅靠劳动力市场调节是不可能解决的。政府可就全社会工资水平定期进行全国性的调查，并结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本生活水平为基础，制定出基准工资水平以供各地区的企业参考，使得企业工资在合理区间浮动。另外，政府应控制非工资性人工成本的过快上升，以增强工资弹性，例如，股份制企业股利的发放等要按照企业所处的成长阶段采取适当的股利发放政策，以及企业在年终发给职工的年终奖金等都要在合理的预算范围内。因为股利和奖金都是企业非工资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发放过多，有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都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及就业。（五）反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启示及借鉴可以说反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对现实更具有指导意义。关于就业保证企业具有灵活的用人机制，加强人力资源部的建设，保证企业能够在第一时间招聘到合适的、合格的劳动力，同时求职者也能够自由灵活地选择适应自己的满意的工作岗位，从而充分地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政府要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制定人口政策，一方面调整教育结构等来控制和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另一方面，国家给与市场活动进行宏观引导，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来建立新型的劳动就业体制服务。四、结语总之，西方的就业理论对我国寻求解决就业矛盾的途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我国还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不仅依赖市场机制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总量增长，扩大劳动力的有效需求，还要有市场调控体制改善的制度保证，两者面相辅相成，不可偏颇。参考文献：[1]肖静.西方失业理论与中国的就业问题[J].法制与社会，2006，（11）.[2]刘加强.缓解西部地区城乡就业矛盾对策研究[M].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3]罗恩立,孙定东.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进程剖析与借鉴[J].经济学与经济管理，2003，（2）.[4]谭运进.西方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商业时代，2005，（12）.
中国当代美术思潮的论文我推荐85美术新潮__中国艺术重要的风水领85新潮美术:昔为田舍郎，今登天子堂出乎我意料，这两个正在争吵的青年，说的正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两声枪响——1989年2月，肖鲁在中国美术馆对着自己的装置艺术作品开了两枪，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当代艺术作品之一。这之前她曾向唐宋透露开枪的想法，唐宋十分鼓吹她行动，并且在她开枪后被误抓，一起进看守所的经历成就了两个人的爱情。此后唐宋从各个层面对“开枪事件”做了阐释和解说，使世人觉得这是两个人的作品，甚至肖鲁不过是执行者而已。15年后肖鲁和唐宋的爱情破裂，她要求还历史以真实，她是唯一的作者，而当时她默认唐宋作者身份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我们好了”。这是两年前开始闹得沸沸扬扬的一段当代艺术史公案，像“罗丹的情人”一样使人大感诧异又兴味索然。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谢幕礼”(栗宪庭语)的故事，会有这样的尾声，适足以证明一切事物都会呈现出始料不及的面目。个体的故事尚且如此，更何况一次艺术运动——“85美术新潮”的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很多成为当下画坛的显贵。理想主义的前驱最后因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而获得了反复被回顾被总结的礼遇，何尝不是世事难料。我离开那两个争论署名权的青年，在空旷而悬挂画作的展厅里，淋漓的色块和线条像是要倾压下来，既提示着一段艺术史的相关记忆，也提示着一种隐藏的文化逻辑。■昔为田舍郎，今登天子堂“85美术新潮”的回顾何以蔚为风潮？因为这是今天为昨日加冕——中国当代艺术品在世界收藏市场一路价格上扬，屡屡拍出天价，局外人多有横空出世之感，人们需要论证，早在二十年前，“85美术新潮”已经伏下今天艺术品收藏狂飙的发动枢机。这种判断本身也未必是空穴来风，实际上，“85美术新潮”奠定了当今艺术品市场的重要三级——著名画家、收藏家、评论家。当代艺术品市场热浪迫人的“中国明星”多是当年的领军人物。在渐成规模的回顾展览中，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是一次相当有企图心的努力，这个以国际展馆标准建设的艺术中心，直接以当代艺术为名。当我站在798这唯一一家需要收取门票的展馆外，隐约感觉它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标志着在收藏家的运作下，三极合力，怎样把一个二十年前尚在边缘徘徊的青年艺术狂飙运动，转变为一个有现代商业链支撑的文化产业。一些当代艺术家在国际画坛的煊赫，毋庸多费笔墨，在今年的巴塞尔展览中，居然找不到中国当红画家的作品，一问之下，原来“中国明星”们太受热捧，通常作品都绕过画廊体系直接与买主经办，所以踪影难觅。而二十年前，“85”弄潮儿决不可能得到这等礼遇，当年西南艺术群体在杭州举办“新具象主义”展览，据说被人看成了新家具主义，他们展览的留言上，被大大地写上了“蠢驴”二字。回顾展览中陈列的两万多份“85美术新潮”的手稿、通信，使人回到了一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年代，显然对于这样一个与公众隔膜日久的青年文化运动，梳理有其必要，但过度的揄扬却使人感到疑虑——这像是一次学术对市场的策堂化的可能。于是，一度对“85美术新潮”颇感隔膜的观众，开始得到一种精心选择后的当代美术史教育，除了北京798里尤伦斯艺术中心正在进行的展览和系列论坛，11月19号，方力钧的个展又在上海开幕，当代艺术作品随处可与人们劈头相遇，并且开始展示它的渊源。但是这种偏向强烈的选择似乎暗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值得述说和回顾的只有这一段始自85迄至89的当代艺术试验。这并不是个健全的论断，遮蔽了其它没有获得资金支持的艺术成果，使由艺术机构开始的美术史教育变成了成功者的回顾展。就在尤伦斯艺术中心进行“85”美展的同时，同样是“85”的推动者，有中国当代艺术“教父”之称的评论家栗宪庭，别有深意地在宋庄拉开了无名的“青岛画家展”，同是八十年代的艺术群体，他们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公众舞台，更不会为当下所青睐。栗宪庭此举与其说是在唱对台戏，不如说是勉力保留一种被忽略的记忆。栗宪庭说以此来对抗当代艺术界盛行的西方话语霸权，但是他可能没有说出一个更悲观的论断：即使西方话语从当代艺术领域退隐，收藏市场依然会以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干扰记忆的选择。实际上，八十年代值得回忆的艺术作品，从星星画会到伤痕画派，以及另一些流派的探索者，在“85”的辉煌下，显得黯然失色，他们究竟是在画笔的光焰万丈下失色，还是在收藏市场的金光四射下失色，显然是值得学者们考虑的问题，尤其是过多的溢美之词在邀请座谈中喷涌而出的时候。学术性梳理开始继收藏市场的热捧进入以后，意味着一种话语霸权开始产生了，张晓刚曾经说：以前我的画卖100美元时，我觉得很踏实，卖到100万美元时，我反而觉得很虚妄。那他现在面对这些将“85美术新潮”纳入殿堂的学术努力的时候，会不会继续冷静地说：以前我在体制之外的时候，觉得很踏实，现在高高在上，反而觉得很虚妄？“85美术新潮”目前随同它市场指标同时上扬的学术指标，在一定意义上，是现在为过去加冕。经过二十年瓜熟蒂落，它不但收获了光明的尾巴，而且追封已经提上日程。■新话语权下的危机“你是否觉得这一切很美？”来自德国的女记者问我，她跟着我已经在展厅兜了两圈。“我觉得。并不是美，而是让我感到了……时间”我斟酌着用词，我试着告诉她，大部分中国人并不觉得这些作品美，但不管怎么样，这些尝试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情绪，构成一个回忆的序列，我也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但是你不觉得这是西方的文化殖民？”我很惊异她问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参观者，我摇摇头，对她说，你也许应该问问尤伦斯，他正在接受采访呢，他搜集了很多八十年代的作品，据说这个展厅里有一半是他的藏品，他应该推动了这些作品的价格上升，他甚至为此卖了自己十来幅特纳的画，以准备足够的资金来在中国的这个艺术园区兴建一个当代艺术中心。你可以去问问他。但女记者很坚持：如果你们大部分人都不觉得美，那么显然这是西方视角的中国，不是吗。是的，这显然没有疑问，我很快地回答，这个展览让人感觉复杂，它记录了这个国家曾经年轻的一代艺术家的探求，但这种探求至少在目前并没有真正影响人们的审美趣味，也就是没有深刻地参与到对人们审美观念的塑造中。“你知道，我们确实因此看到了很多和我们有可能擦肩而过的作品，但是它们也在形成一种新的遮蔽。”来自海德格尔故乡的女记者沉默了一下：这是指一种新的话语霸权？是的，在这场青年艺术狂飙运动中，不缺乏创作者、评论者和推动者，但是缺少本土的欣赏者，有一个环节断裂掉了。我问她，在你们的“青年狂飙运动”的时候，会有人不读康德和席勒吗？她摇头。这就是问题所在。“一切都变了”，尤伦斯坐在这座完全由自己的基金会投资兴办的艺术中心里，天气很冷，老人围着大围巾，“有人说，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想可能真是如此，但是那真是难以言喻的美妙时光，我们在周末出去搜集艺术品，那时候的艺术家都不谈钱。”我相信这些回忆的真诚，就像相信“85美术新潮”的价值。但是，在对它的反复钩沉中，人们看到一种成王败寇的文化逻辑，而另一些被历史大潮席卷而过的作品，由于缺乏“今日的加冕礼”，而继续沉默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培力：“我可能是一个85的叛逃者”1984年，在西子湖畔浙江美院的陈列馆里，一场“无聊”的展览震惊了前来观看展览的美术界人士：1985年夏天的第一个光头、一群面无表情的游泳的人……和人们预期看到的可以参加全国美展的传统油画完全不同，这些既不温馨感人，也不朝气蓬勃的画作让出钱举办展览的浙江美协大为尴尬，这就是后来载入中国当代艺术史册的“85新空间”展览。而作为这一展览的策划人，张培力那时候还是个初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子。展览结束之后，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杭州当代艺术团体“池社”，成为85美术新潮中重要的艺术团体。和当时青年艺术家的激情四射不同，张培力即使身处在那个火热的年代，也仍然和他的作品一样，带着一种冷静的理性。“一边做一边怀疑自己”，这是他对自己当时状态的描述，“我可能是一个85的叛逃者”，这是20年后他对自己的定位。■那时候总觉得很忙碌《21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文艺青年的黄金时代，现在还记得当时接触过哪些思想吗？张培力：那时候，不同的思想同时进入中国，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在看几本不同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的哲学书，那时候总觉得很忙碌，比现在充实得多。《21世纪》：1985年的“85新空间”展览是85美术新潮的重要一块，这个展览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张培力：当时恰逢第六届全国美展结束，浙江的情况很不理想，浙江美协负责创作的人非常焦虑，希望把青年创作做上去。于是有了这么一个机会，美协出钱，由我出面组织人做展览。我没有按照全国美展的思路来做这个展览，展览出来以后大家一看都傻了。耿建翌画了一组理发系列，其中有一幅叫《1985年夏天的第一个光头》，这种题目本身就比较无聊，我画的是游泳和音乐，但里面完全没有以前画到体育的那种激情，人都很僵硬，没有表情，画面没有任何表现感，很多人接受不了，后来美协压力很大。■我们要放弃使命感《21世纪》：在85新空间展览中，你们当时就有很明确的艺术主张了吗？张培力：没有，那时候还没有想得那么清楚，只是想提出一种新的艺术追求。那时候“伤痕美术”很流行，还有很多人画西藏题材或者乡土题材，这些流行题材在我们看来有点矫饰主义，画的多了已经变成了一种符号，因为它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关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生活。作为在城市生活的人，我们每天都面临很多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这才是最真实的。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们就是想提出一种新的美学态度和视觉语言。《21世纪》：85时期，中国有很多艺术团体，北方艺术群体提出了“理性绘画”，厦门达达崇尚的则是反审美、反文化立场，池社的艺术主张是什么？张培力：池社成立后写过一个池社宣言，但那不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池社始终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我们当时的态度是针对一段时间以来，艺术中过于哲学化、理想化的问题，我们认为艺术家应该更关注艺术本身。池社提出要放弃使命感。从85美术新潮开始，到后来的珠海会议，大家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使命感”，好像我们做艺术不是为自己、为艺术，而是为国家、为人类，这是很荒诞的事，我们身上没有这种责任，如果说有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对艺术本身有兴趣，和使命没有关系。■这场运动，我从来不投入《21世纪》：你怎么看待85美术新潮？张培力：“85新潮的主要影响和意义在于它开拓了一种官方艺术以外的艺术语言，它的真正价值在于争取艺术家的权利，让人们意识到官方艺术以外还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存在，在这之前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面孔，是官方的被模式化的东西。其实85新潮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思想，那时候有点像抗战，不同的思想结成统一战线，相互之间的差异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官方艺术。尽管我们和北方、西南几个群体的艺术态度都不一样，这些人在一起甚至会吵得一塌糊涂，但不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面临的是一个共同的障碍。《21世纪》：那个年代今天看来必然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东西。张培力：非理性和冲动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事实上，这种反思不是从现在开始，而是早在85时期就开始了。我有时候觉得我是一个叛逃者，在整个85美术运动期间，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很投入的人，我也在做这些事，但一边也在怀疑自己。我们回头去看80年代以前的西方艺术，每个时期的流派都有特定的艺术语言，非常清晰，但在中国的80年代是没有的。提起西方的印象派、后期印象派、超现实主义，我们马上可以具体想到一个艺术样式、风格，但提起中国80年代，虽然好像有很多流派，但与艺术语言都没有关系。可以说它把原有的罐子砸碎了，但没有做出新的罐子。事实上，那时候搞艺术的人很多，一开会乌鸦鸦一片，但最后沉淀下来的、被人们记住的还是那些有自己独特艺术语言的艺术家和艺术品。在当时，人们关心的不是艺术语言，开会讨论的都是哲学，是政治、社会，都很玄、很抽象。艺术家真正开始关心艺术语言、关心个人经验是在89现代艺术大展之后。我认为85时是非理性的，89之后才是理性的。王广义：“浪漫点说，那和我的青春相关联”这些年，提起王广义，人们常常要从拍卖说起。凭借《大批判》系列蜚声海内外的他，90年代中期以后作品价格在国际画坛一路走高。然而今天在“85美术新潮”的展览中，在王广义的名字下面，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熟悉的政治波普作品，而是《凝固的北方极地》。1985年王广义参与创办了“85新潮美术”中最重要的艺术团体之一“北方艺术群体”，并凭借系列作品“凝固的北方极地”一战成名，那时，他还是个典型的文化乌托邦主义者，幻想着能通过艺术找到一条文化救赎之路。而在89“现代艺术大展”前后，曾经高举“理性绘画”旗帜的他却走上了另外一条艺术道路，一系列政治波普作品把他的艺术生涯带上新的高峰。翻过20年的时光，王广义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哲学语汇来定义自己的艺术道路，那就是“无立场”。对你个人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能谈谈那时候的情况吗？王广义：那时候我刚调到珠海画院，当时画院为了扩大知名度，决定花30万邀请全国的著名画家为画院成立举办一次高级别笔会。当年，一个地方单位要办一个全国型的活动必须与国家级机构合办，我来到北京，找到当时在《中国美术报》担任编辑的栗宪庭，栗宪庭找到社长，这件事情很快就促成了。当时我们自己组成了一个机构，我、张培力、舒群，我们都是评委会的副主任，名单拟好之后，《中国美术报》盖的公章。我们邀请到全国知名的美术界名人和全国各个艺术团体的成员，在珠海召开了三天的“85美术新潮大型纪灯片展”，这场会议完全是一场当代艺术的峰会。会议中途，珠海市文联就发现这件事和他们想像的完全不同，他们原先的想法不过是让那些著名画家为官员们画些山水画，但当时他们可能还搞不清楚这帮人是怎么回事，所以会议还是开完了。这件事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我失业，但在艺术史上，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次集会。《21世纪》：当时，当代艺术是不是还处在一种半地下的状态？王广义：对，说半地下比较准确。珠海会议之所以能开成，也和当时文艺界的气氛有关，那时候大家对当代艺术的态度还比较开放。后来《中国美术报》还用了几个整版的篇幅来报道这件事。■艺术应该和我的生活有关《21世纪》：89现代艺术大展对于你好像特别重要，在这之后，你的艺术风格发生了很大转变，当时是什么触动你发生这种转变？王广义：那时候我想了很多问题，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艺术应该和我的生活有关，否则我会没有什么感觉。此前我画的《北方极地》系列和后古典系列，无论别人说好还是不好，我的感觉是他们和我还是隔得很远，是一种二手经验的产物，是我想像中的文化的一个问题，不是我的直接经验，当我为现代艺术大展创作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和我的成长整个相关的东西。《21世纪》：在89现代艺术大展前后，你提出了“清理人文热情”的观点，这和你艺术风格的转变也有关系吗？王广义：这个观点提出是在1988年的黄山会议。当时很多搞艺术批评的人常常把一件作品无限放大，假如一件作品引起关注了，有批评家来阐释这件作品的时候，常常说一件作品包括了人类的文明史、哲学史，把黑格尔等等哲学都说进去了。最初我是特别喜欢这种描述的，但后来我感觉有点不对了，我觉得这种人文热情的大量投入，导致了一种幻觉。这也是我艺术上的转折点，我认识到艺术可以和哲学没关系，但它必须和我的生活有关系。■我的艺术道路就是“无立场”《21世纪》：这样看来89现代艺术大展对于你来说，其实是对80年代的一个告别。王广义：是的，是对80年代的告别，90年代我的创作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找到一个词来描述自己的感觉，原来也用过一些比较模糊的词，比如“中性态度”、“中立态度”，但总觉得不准确。后来偶然看一本哲学书，发现我所要找的就是那个词——“无立场”。现在回顾，我整个的艺术道路就是“无立场”，包括《被工业快干漆覆盖的名画》以及后来的《大批判》，立场其实是很模糊的。我不是要反对什么、批判什么，或者要什么不要什么。当然在无立场状态下做出的作品，容易造成误读。所以对于我的作品总有这样那样的说法。《21世纪》：你从“北方极地”开始的作品都可以用“无立场”来概括吗？王广义：应该是这样，但更准确的说法是从后古典系列开始的。比如《红色理性》，现在来看从观点上我是没有立场的，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阐释，什么都可以说，但事实上，我什么都没说。《21世纪》：你怎么评价自己在80年代的这些作品？王广义：对我自己的艺术历程，这个阶段当然非常重要，浪漫点说，那是和我的青春相关联的。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很客观的说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21世纪》：对于整个“85新潮”，你怎么看？王广义：有人把它称为“文艺复兴”，我觉得称为“奠基”更准确，是为中国当代艺术“奠基”。赶巧了，青春时代我们参与了打造这个伟大的基石的历程。
同意2楼的,题目太大,论点太大,写不好,容易散掉,答辩的时候很容易被老师抓小辫子的,快换个小点的吧.我毕业论文题目就太大,结果被老师问的自相矛盾了.
西方当代艺术的艺术流派：1、20世纪初至一战曝发：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派、未来主义和抽象派。特点及代表人物：1905年法国诞生的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派绘画，运用鲜艳、浓重的色彩，以直率、粗放的笔法，创造强烈的画面效果，充分显示出追求情感表达的表现主义倾向。代表人物有马蒂斯、弗拉曼克和德朗。在北欧，随着德国1905年桥社和1909年蓝骑士社的先后成立，表现主义作为一种重要流派登上画坛。代表人物有爱德华·蒙克、安索尔、席勒、柯克西卡、诺尔德以及桥派的基希纳、蓝骑士派的康定斯基和马尔克。后印象主义代表人物塞尚是第一个把具象带往抽象形式的画家，他的“把自然还原为圆柱、圆锥与球体的三种基本形状”认识，催生了立体派的诞生。1908年崛起的以布拉克和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派绘画继承了塞尚的造形法则，将自然物象分解成几何块面，从而从根本上挣脱传统绘画的视觉规律和空间概念，然而“抽象”艺术在毕加索看来并不存在，他认为只不过有人强调风格，有人强调生活罢了。立体主义产生后，在上世纪20年代还相继出现了未来主义、构成主义、绝对主义、新造型主义等立体派分支，其中1909年在意大利出现的未来主义美术运动，利用立体主义分解物体的方法，加上表现速度、时间和力量的因素，以体现“速度美”，代表人物有波丘尼、巴拉、塞韦里尼等。蓝色骑士领导人康定斯基发现了它的奥妙，即仅用颜色、形状就可以传达艺术家的感觉和情绪，由此他跃入了抽象主义的范畴。他于1910创作的一幅“无题”的抽象绘画，被视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幅纯粹抽象的作品，进而改变了20世纪的艺术，成为100年以来生命力最顽强的艺术。抽象派另一代表是荷兰画家皮特·蒙德里安，两人分别代表着抒情抽象和几何抽象两个方向。2、一战至二战结束：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3、二战后：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超级写实主义
浅论近代卡通如果想了解什么是卡通， 那么就不妨先从“卡通”这个词的由来讲起。卡通，是英语“cartoon”的汉语音译。对于这个词的词源，有两种不同说法：其一是说它来自法语中的“carton”（图画）；其二是说它源自意大利语中的“cartone”（纸板）。从卡通的词源上，我们就能够确切地获知，卡通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最早起源于欧洲。而在近代欧洲，有两个促使卡通出现的重要历史条件：首先，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壮大了市民阶层的力量，导致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其次，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自由开放的艺术理念开始为社会所接受。这两个条件的相互作用，使得传统绘画走下了中世纪的神坛，日益接近平民的审美趋向，给以简御繁的卡通画提供了产生的社会基础。同时，作为市民阶层表达自身要求的手段，卡通画也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政治内涵。在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的笔下首次出现了含卡通夸张意味的素描图轴。而以法国人奥诺雷·杜米埃（1808-1879）为代表的讽刺漫画家，更是将政治卡通发展到了艺术的高度。时至今日，政治卡通依然是西方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卡通艺术的发展史上，英国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英国是最早建立现代议会民主政治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早进入产业革命的国家之一。民主政治的确立，保证了人民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为卡通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产业革命的兴起，引发了报刊出版业的繁荣，为卡通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早在17世纪末，英国的报刊上就已经出现了许多类似卡通的幽默插图，但是由于缺乏专职画家和固定的艺术风格，因此还算不上真正的卡通画。随着报刊出版业的繁荣，到了18世纪初，出现了专职卡通画家，英国卡通的风格也逐渐定型。与同时期欧洲大陆的幽默讽刺画相比，英国的卡通画较多的取材于社会风情，以幽默含蓄见长。 的变化，就是刊物的读者定位由成年人逐渐转向儿童和青少年。而AP公司是这个趋势最大的受益者，他们成功的推出了“老虎提姆”的卡通形象，使其一跃成为孩子们钟爱的卡通明星。它的姊妹作《熊娃娃》也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绩。另外，《老虎提姆》的作者之一福克斯·韦尔还创作了《小虎吉莉》和《河马小姐》等少女漫画作品。与政治卡通和漫画相比，动画片的发展历程似乎更富有传奇色彩。如前所述，动画艺术是现代影视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动画和电影的“史前阶段”，两者却是合而为一的。直到摄影术发明之后，电影和动画才开始分道扬镳。1895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最先向公众展示了他们的“电影机”，并放映了《火车进站》、《海水苑》等影片。现代电影就此诞生。而第一部动画电影却是在十年后才得以问世。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动画片高昂的制作成本。时至今日，动画片依然是需要高投入的文化产品。1906年，在爱迪生实验室工作的布雷克顿（J. Stuart Blackton）制作了《滑稽脸的幽默相》（The Humorous phases of Funny Faces），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动画影片。此后，来自法国的埃米尔·科尔（Emile Cohl）进一步发展了动画片的拍摄技巧，并且先后制作了250余部动画短片。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利用遮幕摄影的方法，将动画和真人表现结合起来的先驱者。正是因为科尔对于动画片发展的杰出贡献，他也被奉为当代动画片之父。另一位对早期动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是美国人温瑟·麦凯。他出生在美国的密西根州，早年曾经靠给马戏团、通俗剧团画海报为生，后来成为了报社记者和漫画专栏画家。1914年，麦凯推出了一部剧情动画片《恐龙葛蒂》（Gertie the Dinosaur）。这部动画片的推出，改变了此前在动画作品中的纯艺术倾向，把故事、角色和真人表演等组织成为互动式的情节，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而憨态可掬的恐龙葛蒂，更是成为了名噪一时的卡通明星。继《恐龙葛蒂》之后，麦凯又制作了《露斯坦尼亚号之沉没》。这是第一部以动画方式制作的纪录片。温瑟·麦凯的成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他以自己作为漫画家的修养和积累，开创了一种重视角色的塑造、故事结构和通俗趣味的新型动画创作模式。在麦凯之后，美国的动画家们开始走上了一条与他们的欧洲同行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属于新大陆的卡通时代就要到来了。[编辑本段]卡通帝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卡通艺术的发展水平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而毋庸置疑的是，这种领先是全方位的。早在1840年，波士顿的DC约翰斯顿公司就发行了名为《克赖斯帕》的单页画报，这可能是最早出现在美国的卡通作品了。此后，随着欧洲移民的不断涌入，原本流行于欧洲的卡通艺术也开始登陆美国。1880年，美国报业大亨普利策在他的《纽约世界》报上增设星期日特刊，并在其中增加了卡通专栏。此后不久，另一位报业巨头赫斯特也开始在自己旗下的《纽约杂志》和《美国幽默大师》等刊物上定期发表卡通作品。这意味着卡通作品在增加报刊发行量上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上述两大报系的强力介入，无疑是给还处在幼年期的美国卡通注射了一针助长剂，自此美国卡通的发展驶进了快车道。1895年，著名漫画家奥特考特（）创作的系列漫画《黄孩子》（Yellow Kid）开始在普利策创办的《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上发表。但不久之后，奥特考特带着“黄孩子”一起跳槽到了赫斯特旗下的《纽约杂志》（New York Journal）。《黄孩子》系列最初的名称是“Hogan’s Alley”，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年纪在六、七岁，身着脏睡衣大脑袋，名叫“Mickey Dugan”的小孩儿。其实，这件睡衣在开始的时候是蓝色的。到了1896年，由于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使人们能够轻易的将纸染成黄色，Dugan也就此换上了黄衣。后来，奥特考特又在漫画里加上故事主人公的对白，使大家更容易理解故事主题。这也使得《黄孩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连环画。由于“黄孩子”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精明的商人们便以这个形象为基础，开发了大量有关“黄孩子”的周边产品，其中包括玩具、塑像、广告招贴等。尽管“黄孩子”也经历了许多的波折，但是在它首次面世后的第七年，即1902年，《黄孩子》系列终于出版了单行本。应该指出的是，《黄孩子》的成功不但促进了美国卡通漫画的发展，而且为漫画作品的商业运作提供了经典范式。在整个二十世纪初， 卡通漫画始终在寻找与美国文化的交汇点。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和令人难忘的卡通形象。不过，直到三十年代初，美国卡通漫画的黄金时代才真的来临。对于“黄金时代”，有这样一个精辟的描述：美国漫画的黄金时代就是超级英雄在廉价画报上横行的时代。众所周知的，诸如超人（SUPER MAN）、蝙蝠侠（BATMAN）、闪电侠（FLASH）、潜水侠（AQUA MAN）等众多的超级英雄形象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这些超级英雄的共同特点就是拥有健美运动员般的身材，常人无法具备的超能力，不断打倒邪恶又强悍的敌人，拯救世界。而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持续影响力的，恐怕就要算是超人和蝙蝠侠了。《超人》的主角是一个来自氪星球、具有超能力的外星人克拉克。在他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便乘坐太空船从氪星来到地球，并被善良的肯特夫妇收养。长大后，他开始发现自己拥有地球人不具备的超能力。为了掩饰身份，克拉克从偏僻的小镇来到了大都市，并在《星球日报》担任编辑，从而结识了年轻貌美的女记者露易斯。从此以后，每当城市的安全和秩序受到恶势力的威胁时，总会有一个披着斗篷、身着紧身衣的飞天英雄及时显身，拯救那些陷入危机中的人们。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超人的主要任务都是英雄救美。《超人》系列最先在《动作漫画》（ACTION COMICS）第一期上发表，并迅速风靡全美。1939年1月16日，《超人》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到1941年，已经有超过三百种报纸每日连载《超人》漫画。而以“超人”为主题的动画片、电影和电视剧，更是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层出不穷。毫不夸张地说，“超人”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几乎是在超人取得成功的同时，“黄金时代”的另一位超级英雄蝙蝠侠也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当中。蝙蝠侠原名叫做昆布西，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富豪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被歹徒所杀，因而变成孤儿，由管家抚养长大。长大后，他发誓为铲除罪恶而战。于是，他便成为了身着蝙蝠装的蒙面豪侠。除暴安良，制裁法律的漏网者成了他最重要的使命。蝙蝠侠的故事最早出现在《侦探漫画》（DETECTIVE COMICS）的第二十七期上。与超人相比，蝙蝠侠是一个没有超能力的普通人，这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而蝙蝠侠用于对抗邪恶的主要工具是各式各样的科技发明，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那辆万能蝙蝠车。在黄金时代的众多超级英雄中，神奇女侠（WONDER WOMAN）可以说是一个“另类”。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打破了此前男性对于超级英雄形象的垄断，更为重要的是，她的出现彻底重构卡通世界中两性秩序，使得女性角色不再只是男英雄们的附庸，而真正成为主宰故事的主角。因此，当“神奇女侠”系列于1941年底在《全明星漫画》（ALL STAR COMICS）上推出后不久，便受到了众多女性读者的热烈欢迎。漫画英雄的出现绝非偶然。事实上，它是漫画艺术与美国文化碰撞的必然结果。美国文化的核心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这是一种以崇尚个人奋斗和强调优先保护个人利益为要旨的文化。出于这种文化背景，特别是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和二次大战给美国社会带来剧烈冲击的情况下，人们欣赏和渴望“救世主”式的超级英雄，将他们看作是希望和力量的象征。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这样的人物，于是人们便转而在杜撰的世界中寻求精神寄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社会经济不但没有被战争拖垮，反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由于战争而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成为了当时美国文化的主流。于是乎，漫画中的超级英雄们也纷纷投入了保卫国家、反对纳粹的战斗中。“黄金时代”也迈向了巅峰。随着卡通漫画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日趋增强，美国漫画的发展也逐步走向了多元化，出现了教育漫画、科学漫画、西部漫画等新题材。与此同时，一味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炒作，使得美国漫画中的暴力、色情等不良因素激增，有的漫画出版物甚至赫然标明“儿童不宜”。由此，漫画业成为公众和舆论抨击的焦点，并最终导致了“黄金时代”的没落。1945年春，弗雷德里克·魏斯曼博士的《引诱无辜》一书出版。魏斯曼博士是一位在当时的社会上相当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界的知名人士。他始终坚信“充斥着暴力和阴暗内容的漫画，是助长青少年犯罪和社会混乱的根源”。虽然事后的调查表明，魏斯曼博士的绝大部分论断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但这本书的出版恰恰迎合了当时主流舆论对漫画业的广泛批评，因此立即得到了各界的支持和肯定。一时间，漫画成为了超级禁书，人们时常用谈论毒品的口吻来谈论漫画。1954年4月，美国联邦参议院青少年犯罪调查委员会针对漫画对青少年的影响问题举行公开听证会，魏斯曼博士以证人的身份出席。他声称：漫画是玷污儿童纯真，引发少年犯罪的罪魁祸首，相对于漫画而言希特勒只是小儿科。“孩子们往往从四岁开始，就遭受到漫画的毒害。”他甚至要求马上禁止漫画的出售。虽然，这次听证会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参议院最终还是要求颁发一个检查标准，杜绝漫画中一切可能毒害青少年和败坏道德的内容。这其实就是在舆论上宣判了“黄金时代”的死刑。在参议院听证会后不久，漫画出版商们在1954年10月26日成立了“美国国内漫画杂志联合会”，并制定了“联合会内部检查标准”，还要求在此后出版的漫画封面上明确标明限制等级。这无疑是一个对美国漫画业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由于这个多少有些矫枉过正的标准，此前畅销的恐怖、警匪类漫画几乎绝迹；西部漫画中的牛仔们也不得不大幅收敛，肉搏和枪战的场面明显减少；甚至于搞笑动物漫画里的“暴力”举动也变得畏首畏尾。许多出版社和漫画刊物因为发行量的急剧下跌而破产，大多数职业漫画家迫于生计压力也不得不转行。当然，像《美国上尉》的作者乔·西蒙这类少女漫画作家，也因为超级英雄的缺席而一度走红。不过，从整体上看，美国漫画业还是因此而元气大伤，虽然日后有所恢复，但终究还是没能重振昔日雄风。与美国漫画业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相比，同时期的美国动画业却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而要回顾这段历史，就不能不提到沃尔特·迪斯尼和他的迪斯尼公司。事实上，在沃尔特·迪斯尼之前，美国已经拥有了不少杰出的动画家，但是作为后来者的沃尔特却是真正促使美国动画业走向飞跃的人。因此，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沃尔特·迪斯尼是动画史上的第一位大师”。1923年，年仅22岁的沃尔特·迪斯尼告别了故乡堪萨斯，动身前往好莱坞寻求发展。那时的好莱坞是一片创业的热土，而此时的电影仍处在默片阶段，至于动画片也只不过是摆在电影开演前的助兴节目而已。在那里，他白手起家，以仅有的3200美元注册成立了“迪斯尼兄弟动画制作公司”。在沃尔特来到好莱坞的这一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动画作品——由真人和动画人物合演的无声动画片《爱丽丝在卡通国》。在好莱坞的最初几年中，迪斯尼和他的公司渐渐的站稳了脚跟，但是在1927年沃尔特遭受了他事业上的第一个沉重的打击。这年，他创作的第一个广受欢迎的卡通人物“幸运兔奥斯华”被发行公司用欺的手段夺走，公司因此几乎陷入绝境。恼火而无奈的迪斯尼踏上了返回故乡堪萨斯的列车。然而，正是在这次返乡的旅途中，沃尔特的头脑中出现了一只活泼可爱的小老鼠。后来，沃尔特的夫人给这个崭新的卡通形象取了个响亮的名字“Mickey Mouse”！这就是日后享誉世界，为各个国家的儿童所喜爱的卡通明星——米老鼠。米老鼠的出现，固然为迪斯尼公司提供了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然而，要使米奇和他的伙伴们成为人见人爱的超级明星，迪斯尼公司还必须有新颖的制作理念。而新理念的核心就是重视剧情的设计和不断创新。在迪斯尼之前，动画片作为普通电影放映前的垫场节目，往往只看重视觉效果而不太注意故事情节的安排。迪斯尼的米老鼠系列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制作的初期就对作品的情节进行周密的安排，让短短七八分钟的小片子变得非常引人入胜，再加上制作精良的画面，迪斯尼的动画片一下子就甩掉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除了先进的创作理念，对创新的敏感是迪斯尼的另一张王牌。20年代中后期，电影告别了默片时代，有声电影的出现引发了整个电影业的革命。沃尔特敏锐的察觉到了变革的来临，开始尝试制作有声动画片。1928年11月18日，作为电影史上的第一部音画同步的有声动画片，《汽船威利号》在纽约市的殖民大戏院隆重首映，并取得成功。到了1932年，迪斯尼又推出了第一部彩色动画片《花与树》（Flowers and Tree）。除了预料之中的轰动之外，它也为迪斯尼赢得了奥斯卡动画短片奖。五年后，即1937年，迪斯尼耗费数年时间精心打造的第一部全动画卡通剧情片《白雪公主》（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上映。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动画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因为这部作品所取得的巨大商业成功，使得迪斯尼的制作计划开始向长片倾斜。紧接着，在1940年里，迪斯尼公司连续推出了《木偶奇遇记》和《幻想曲》两部动画长片。其中，《幻想曲》更是被视为现代动画片的经典之作，推出伊始便获得了广泛赞誉。在不断推出新作的同时，迪斯尼的卡通明星阵容也不断扩充，除了米老鼠之外，米妮（Minnie）、布鲁托（Pluto）、高菲（Goofy）和唐老鸭（Donald Duck）等新形象也陆续出现在了迪斯尼的动画片中。伴随着不断涌现的优秀作品和卡通明星，迪斯尼公司终于在40年代初确立了它在卡通帝国中的霸主地位。对于整个美国动画业而言， 迪斯尼的成功具有巨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由于动画市场的扩展，许多新动画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此时的好莱坞已经是全美、乃至全世界动画业的中心了。凡·伯伦制片厂（Van Beuren Studio）就是这些新动画公司中的一员，在他的旗下同样聚集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动画家。在30年代后期，这家公司推出了著名的系列动画片《汤姆猫和杰瑞老鼠》（Tom and Jerry），并获得成功。另一家有影响的动画制作机构是华纳制片公司在1934年创立的动画部，主要作品包括：《猪豆子》(Porky and Beans)、《达菲鸭》（Daffy Duck）、《邦尼兔》（Bugs Bunny）等系列动画片。与迪斯尼的米老鼠一样，它们也都是尽人皆知的卡通明星。然而，在迪斯尼辉煌的成功里，危机也在悄然孕育着。成立之初的迪斯尼公司，以艺术和创造为信条网罗了大批一流的动画人才。但是，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迪斯尼的艺术风格也逐渐趋于固定，迎合观众和市场的需求成为了节目制作的基础和前提。更重要的是，迪斯尼的员工越来越感到，公司的繁荣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收入增长，不满情绪开始在迪斯尼的内部蔓延。到了四十年代初，迪斯尼公司属下的动画家们开始筹备成立工会，希望以此来与公司高层对抗，争取提高报酬。可是，高层的态度似乎要比想象中的更为强硬，由此也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最终，许多公司的业务骨干负气出走，并合伙成立了“美国联合制片公司”（United Productions of America，简称UPA）。虽然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是沃尔特·迪斯尼和他的公司依然是那个时代无可辩驳的成功者。今天的迪斯尼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娱乐王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证明了沃尔特的理想和成功是超越时代的。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美国的漫画业还是动画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围绕着卡通产品，美国的娱乐产业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运作体系，实现了卡通自身发展的良性循环。而“美式卡通”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才得以实现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成为了一股不容小视的文化力量。[编辑本段]卡通新浪潮在二战前后，虽然欧美卡通产品依然占据着世界卡通市场的主流，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变革，卡通艺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无可否认的是，一股卡通业的新浪潮正在兴起，并将席卷全世界。就在美国卡通走上商业化道路的同时，欧洲的漫画家和动画家们似乎依然在坚守着他们固有的艺术理念。但即使如此，这一时期的欧洲卡通也绝不乏经典之作。在德国，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漫画大师埃·奥·卜劳恩。卜劳恩的原名叫做埃里西·奥塞尔，出生在德国萨克森州的一个偏僻小镇。后来由于工作变动的缘故，埃里西的父亲携全家移居到福格兰特山区的首府卜劳恩市。而埃里西之所以会用“卜劳恩”作为自己的笔名，也是出于对这座城市的怀念。在1921年到1933年期间，埃里西以画家的身份发表了大量的卡通画，还为他的挚友、作家埃里西·卡斯特纳的许多作品画过插图。然而，随着纳粹党的上台，德国的社会政治气候迅速右转。因为不满纳粹党的倒行逆施，埃里西创作了一些以纳粹党为讽刺对象的漫画作品，结果招来了纳粹头子约瑟·戈培等人的忌恨。埃里西的漫画作品一度被查禁。后来，因为当时的《柏林画报》需要一位能够画连载漫画的画家，负责此事的著名作家、出版家和编辑库尔特·库森贝格博士便找到了埃里西·奥塞尔，希望能够由他来承担这项工作。最终，由于《柏林画报》的积极周旋，纳粹当局解除了对埃里西的禁令，但却附加了一系列苛刻的审查条件，并且绝对禁止他的作品中出现任何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尽管如此，埃里西还是在1934年到1937年期间先后完成了200多套作品，这也就是著名的《父与子》系列漫画。在法西斯横行的岁月里，这套漫画作品宛如人性的绿洲，成为德国人民面对残酷现实生活时最好的心灵慰藉，因而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父与子》被誉为德国幽默的象征，其声望很快就跨出了国界。1929年，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开始创作《丁丁历险记》系列。从那时起直到1983年3月埃尔热逝世为止，《丁丁历险记》先后完成了二十余卷。1986年，作为埃尔热生前未能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丁丁和阿尔法艺术》出版，丁丁系列就此完结。评论界普遍认为，丁丁系列的成功应该归结为作者对于将故事主线和真实背景有机结合的充分重视，因此埃尔热也被称为是“漫画新闻记者”。不管怎样，由于融合了纪实风格和幽默风趣的创作元素，丁丁系列成为了漫画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埃尔热也因此而步入了漫画大师的行列。就在美国的动画家们尽情享受“黄金时代”的时候，欧洲的动画家们却依然执著于试验与艺术化的道路。这从两者对于同步声音技术的运用上就可见一斑。在美国，人物声音主要用来展现角色的特征和个性；而在欧洲，声音效果却被用来作为实验的“素材”。事实上，欧洲的动画家几乎将动画片中的画面和音效之间的配合发挥到了极致。这些有益的尝试与探索，极大地丰富了动画片的表现手法，对动画艺术的发展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动画片毕竟是一种需要高投入的文化产品，如果没有完整的产业链条支撑就很难作大作强。随着美国动画片的大举进入，欧洲本土的实验动画也逐渐的凋敝了下去。也许没有人会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了欧洲动画业一次“中兴”的机会。由于大战的影响，原本连成一片的世界卡通市场被分割成了若干块，客观上刺激了各国卡通业的独立发展。同时，因为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把动画片作为战争动员和宣传的重要手段，所以开始出现了以政府投资来扶植本国动画业发展的局面。在战时的英国，新成立的“哈拉斯和巴契乐”动画公司受英国当局的委托，前后共制作了七十多部支援战争的动画宣传短片。这些短片在英国各地的影院和剧场里放映，对鼓舞英国人民的斗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类似的“战争动画”，也曾经出现在美国、日本这样的参战国家里。战后，虽然不必再将动画片作为战争动员的手段，但是它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宣传媒介，因而受到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广泛重视。动画片作为一种媒介被运用在公众关系、企业广告、文化教育，乃至政治竞选等方方面面。这使得欧洲的动画业找到了新的支点。与西欧国家相比，东欧和前苏联的动画业稍显滞后，但却有着属于自己的风格和体系。亚历山大·巴斯克金、布拉姆帕格姊妹等都是前苏联动画界的杰出代表。其中，布拉姆帕格姊妹在1925年完成《中国烽火》（Chinese on Fire），更是为中国观众所熟知。虽然有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俄国的动画片过于刻板，但是从总体上看，前苏联的动画家还是从本国的丰富文化遗产中发掘了大量优秀的素材，拍摄出了不少优秀的动画作品。让我们再回到美国。在“黄金时代”末期出现的多元化的风格被新一代的美国漫画家所继承，从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漫画作品。1950年10月2日，美国著名漫画家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z）开始发表他的《花生》系列漫画（PEANUTS）。在那以后的五十年里，花生系列“狼人”（WOLERINE），以及在90年代初出现“鬼面骑士”（GHOST RIDER）等等。然而，新时代的超级英雄们似乎再也无法找回他们特在位于西海岸的洛杉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主题公园——迪斯尼乐园。时至今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迪斯尼乐园，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热爱卡通的人们心中永远的乐土。就在像迪斯尼这样的老牌动画企业坚持传统动画理念的同时，以UPA为代表的小型动画企业则开始尝试面临新的革命。迪斯尼公司再次充当了新技术的弄潮儿，推出一系列大制作的动画巨片，包括取材于安徒生童话的《小美人鱼》（1990）、根据阿拉伯古典名著改编的《一千零一夜故事》（1992）、根据莎翁名著改编的《狮子王》（1994）、反映早期北美殖民生活的《风中奇缘》（1995），以及第一部全部采用数字技术制作的动画片《玩具总动员》等等。这些动画大片的推出不但体现了迪斯尼驾驭新技术的能力，而且还引发了“剧场传统”的回归，人们不再守着家里的电视机而是买票到影院里去观看动画片。这是电视取代电影成为最重要的动画媒体之后从没有过的现象。另一方面，以“梦工厂”为代表的业界新锐也在与迪斯尼的竞争中逐渐崛起，不断为世界各国的卡通迷们奉上精美的“动画大餐”。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非欧美国家的卡通业也正在获得长足的发展，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以中、韩、日三国为代表的东亚卡通业的崛起。在中国，“中国学派”的出现，把民族文化与动画艺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部部美轮美奂的动画精品，在世界上为中国卡通界赢得了尊重与赞誉。韩国的卡通艺术基础相对薄弱，但是通过与日本卡通界的交流与合作，也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风格和影响。日本卡通业在经历着半个世纪的高速发展之后，不但确立了独具特色的卡通风格，而且还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条，成为日本文
当代旧体诗歌多以体论，能开创独特诗风人物：90年代聂绀弩【绀弩体】《聂绀弩诗全集》、熊鉴《熊鉴诗集》，他们开始以口语今词与文言结合，诗作新奇而不失韵味、幽默而满含辛酸，具现代性。21世纪代网络诗:曾少立【李子体】《李子词》，现代文学语言与旧体诗词格律结合，具有时代特征和个人化风格；观云【围脖体】，当代首家诗词微专栏天涯《围脖风月》，其体比格律略宽，较打油更雅，用韵宽，吸收了“段子体”、“语录体”、“网络语言”等当代文风，尽量行文流畅，文字直白，幽默时尚，以更有效地吸引当今信息时代的现代人群，具现当代性。参考：百度百科【聂绀弩】【熊鉴】【曾少立】【围脖体】【微博体】等。
60以后没有纯粹的文学
我觉得，当代的文学小说都还未不熟，尽是网络快餐文，思潮是啥玩意儿？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文学类毕业论文 范文 一：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摘要：作品中正文本之旁的副文本，是用以辅助理解内容的相关文本。这类文本既是正文本的映衬文本，也是整个作品的组成部分。我国现代文学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本文对现代文学作品副文本当中蕴含的史料内容进行解析，继而探究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一、现代文学副文本由来
在我国文学史上，纯文学作品历来备受瞩目，其也是文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但从史料内容看，文学史料的来源非常广泛，除纯文本以外还涉及到文学作品中的副文本，例如， 日记 文本、书信文字及年鉴或年谱等[1]。此外，现代文学有别于古典文学，二者史料内容也不相同。现代文学比古典文学多加入了新元素，包括扉页引言、文本封面、 广告 文本等，此类元素出现后，文学文本逐步被划分成正、副文本，其中，正文本表明作品的本质特征，而副文本用以表明辅助信息，带有历史特征。鉴于此，副文本能够用于探究多方面的历史性问题，其史料内蕴相当丰富。
二、现代文学副文本的内含史料
1.序跋
一般而言，正文本附近位置穿插或环绕着副文本，这类副文本的用途是向读者交代、阐明相关信息，因此，借助副文本能够获取当中的史料。不过，多数副文本并不具备信息凸显性，人们需要参照正文本及相关资料才可辨析出史料内容。副文本中的“序跋”囊括了大量的史料内容。现代文学的诸多作品中包含了序跋，其中通常阐述文学史、作品、作家等各方面的内容，可为后世提供有关的史料内容。例如，《<呐喊>自序》叙述了鲁迅本人所经历的转折事件，《无妻之累》序跋交代了当时沪杭凶杀案件的相关情况。此外，序跋是作品和序跋撰写者之间的联系纽带，例如，周作人为所教学生的作品撰写序跋;鲁迅常给左翼派作家书写序跋。从序跋中可看出作品构思、作家思想等内容，借助序跋表达这些内容，可以映射出创作背景、出版过程、传播情况等信息。
2.扉页、题辞、引语
现代文学出现了题辞、扉页及引语，这类文本短于广告，其短小精悍，蕴藏多种史料信息。扉页、引语多来自经典诗词、中外名著等的部分内容，写法接近于“用典”，把经典的中外文句引入现代文本中，既可幻化出新鲜的情境语言，也可体现中、外史料内容。例如，《采石矶》是郁达夫所著作品，当中引用诗句“ 文章 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杜甫)[2]，用以表达作者自己对胡适的激愤之感。《走到出版界》的扉页卷语借用《庄子•秋水》中惠子和庄子交往 故事 ，用以暗喻鲁迅和作者(高长虹)的关系。这类文本本身兼有史料性质，促使其成为古今、中外史料的“融合剂”。作者自写题辞中可见更多的史料信息，例如，《绿页》为苏雪林作品，当中的扉页题辞写道“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由此看出，在结婚之初时，苏雪林的婚姻生活十分甜蜜。此外，引语、题辞仅出现在某个版本里，其余版本则被删去，这一般是为了辨别版本所作的标记，凭借版本标记也可得到作品的版本史料。
3.注释
少量文本中的注释是由作家本人所标，多数是后人按照文本内容添加的注解，因此，注释可视为后生、外生类副文本，这些内容需要放到正文本中才能获得合理解释。从用途看，注释可对文本的细节内容作进一步解释、说明，通过查看注释，读者可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深层含义及内蕴意义。注释内容揭示出作家、作品的多方知识，让读者能够更为系统地研读作品。可以说，注释的广泛度超出序跋范围。文本注释有文内注、分题注两种，其中，分题注囊括了版本变化、发表出处、作品背景、标题变动等情况内容;文内注包含的信息量更广、更多。
4.图像
作品中的图像有插图、封面画、相关照片等。插图、封面画可传达正文本的相关内容，其作为直观内容具有很强的视觉性、功能性，用以图证文学的史料价值。例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图志》等。部分现代期刊也有图文类作品。如，半月刊《戈壁》由叶灵凤主办，当中“鲁迅先生”系列漫画描绘出叶灵凤和鲁迅间的“ 文化 恩怨”故事。此外，正文本出版之初已经附有的封面画、图像等，同样富含各种史料。例如，《坟》一文扉页穿插着翅收于胸、一眼睁一眼闭的猫头鹰就是作者鲁迅的现状投影和真实写照，《生死场》封面图是由作者萧红所画，展现出东三省处于不断沦陷的真实境遇。
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相关研究中的作用及影响
1.副文本为后世探索现代文学提供史料
文学作品当中的副文本可向人们展现多种类型的研究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①历史遗物，诸如文人故物、故居及手稿等，此类史料可作为刊登原版文物时所用。②历史文本，大致有年鉴、年谱、方志、著述、家谱等;③文学纯文本，包含小说、 散文 、诗歌、戏剧等;④部分文本介于文学、历史两种学科之间，此种文本亦称作“亚文本”或者“副文学”，主要有人物传记、信件、个人日记、游记、书话、回忆录等。此外，副文本的形式多样，一些类似宣传、传播的文本也可归到其中，好比作品序跋、出版词、刊登语、广告策案等[3]。往深处看，还有一些常被忽略不计的“碎片文本”，包括作品中的笔名、引语、扉页语段、题辞、图像文字、注释等。其实，这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副文本中，蕴含着非常之多的史料，研究学者应当重视这些内容的信息研究。同时，作品文本和碎片文本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其中一项内容进行探讨时，应当紧密联系另一文本内容，这样才可全面地看待文学作品，副文本的运用价值也才得以充分发挥。
2.副文本是现代文学史学中的构成部分
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副文本，其形式、内容都有丰富的史学资源，研究副文本相似于探究历史本相，在副文本里可以探析出现代文学之原有面貌。例如，《地泉》中的会集序言、良友丛书的刊发广告等。除了史实价值外，副文本还是人们理解正文本的重要信息，通过了解副文本，读者能发现更多的情景语言及相关信息。作品叙述一个具体背景时，往往需要副文本加以深度刻画，将作者成长经历、阅历情况介绍给读者，让人们全方位认识文本的叙写内容。从大局看，副文本贯穿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全程中，其参与到文学史论、思潮运动、社团运动、文类动态史的演变发展中。此外，还可编制关于现代文学广告、序跋的史志。
四、结束语
自现代文学中形成副文本及其相关文本后，文学作品得以深度细化。对副文本展开研究，应当注重其史料信息的多方挖掘，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看待副文本的价值探究，从文本注解、内容阐述、史料内涵等多个方面进行解读，鉴品副文本中蕴藏的人文价值。在解读文本时，研究者要秉持“从细节入手、立足于边缘”的原则，力求“复原”作品中的原有史貌，并以创新眼光审视文本的价值元素，开发其中的信息研究资源，运用辩证思维考虑文本史料的研究意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人们对文学文本进行研读时，应当用联系、全局的视角看问题，不能将正、副文本进行孤立，而要整合副文本的诸多信息，综合探讨现代文学众多作品，以彰显文学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
[1]王云霈,刘进才.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拓展——评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28):72-74.
[2]张虹倩.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叙事嬗变及修辞策略问题——基于副文本目录的考察[J].当代修辞学,2015,11(2):76-82.
[3]张元珂.论中国新文学文本改写的向度、难度和限度[J].东岳论丛,2014,35(9):131-139.
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故事，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 教育 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 反思 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张丽，李季.试论《西厢记》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现代性特征[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02):41.
[2]贾晶晶.茅盾“为人生”文艺观溯源[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4):16-18.
[3]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C]//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汇编2007-2008年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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