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一线城市被“大城市病”困扰，准一线城市也正在或即将面临大城市病，比如产业发展不够均衡、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等。
报道称，相关人士表示，克服“大城市病”是现代化城市增强发展后劲、补足短板的重中之重。国际上，城市病问题主要发生在首都地区和特大城市，而我国的城市病问题已经蔓延到许多二线城市，体现在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空气污染、社会安全弱化、就业困难等多个方面。
除了重点发展城市群外，还应放开对大城市的限制、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构建多尺度、多中心的城市体系，强化大城市的规划与管理，用规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引领大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弱化拥挤效应对大城市规模经济的抵消。
最后对于一些人口拥挤的准一线城市，应疏散中心区的公共服务，推动公共服务的空间均衡配置，转变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将离心疏散确立为未来主要的空间发展方向。
希望大城市病可以早日得到有效的治理！
“城市病”是城市化进程中因城市的盲目扩张、违背自然规律搞建设而表现出来的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失衡和无序现象，它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和经济发展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城市竞争力丧失，阻碍城市可持续发展。治理“城市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有效途径，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城市病”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1规划滞后于建设。“规划服从于建设”、“建设指导规划”、“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规划赶不上变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因而规划的龙头作用、调控作用发挥不出来，一些地方的城市建设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产生的原因：一是指导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控制性详规覆盖率低，且与城市发展不相适应。二是对城市规划的作用认识不够，规划意识差，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行政干预规划、人为影响规划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肢解了城市规划集中统一管理权，削弱了规划的权威。三是中小城市为了招商引资大都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投资商在优惠政策的保护下，受利益驱动，不服管理，随心所欲，不报自建、随意乱建，先建后办、边建边办、建毕不办的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规划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四是规划执法查处难度大。从随州市现状看，规划执法阻力大，特别是私人建房因分散隐蔽、建筑量小，有些来不及查处已形成既定事实，加之查处违法建设程序复杂，周期长，即使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也难以执行到位。 2“马路拉链”随处可见，影响城市整体形象。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大体有给水、污水、雨水、通讯、供电、供热、供气等七种管线，这些管线所属单位的经济状况、时间要求和管线技术标准各不相同，受城市发展条件限制，不能同时规划、同步施工，而且管线所属单位按各自所需，分阶段、分路段挖路施工，使得城市道路经常“开膛破肚”，既影响城市整体形象，给市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又浪费大量资金。 3城市绿地少、公园广场数量不足，标准低，生态环境差。以随州市绿化现状看，主城区绿化覆盖率仅有％，人均公共绿地平方米，低于全国城市人均公共绿地水平（平方米），城市生态环境比较差，妨碍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老城区人口密度大，建筑拥挤，道路狭窄，无可设置绿地的富余空间。同时，由于对城市生态环境重要性认识不够，一方面规划拟建城市绿地的土地政府无钱征用；另一方面，在新开发的居住小区，开发商一味追求利益的化，忽视绿化（考试大注册城市规划师我整理）建设，小区绿地面积严重不足。主城区公园数量少、面积小也是造成绿地面积不足的原因之一。目前，主城区内还没有游园，市民游憩休闲空间有限；老城区无绿化预留地，无法增绿扩绿。 4环境污染严重，居民生产生活环境恶劣。中小城市特别是内陆城市大气、水资源污染指标均存在超标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工业发展速度快，建筑工地多，机动车迅速增加，使烟尘、灰尘和尾气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合成洗涤剂广泛使用和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使生活污水同工业废水一起，构成污染城市的重要来源，加之受城市经济发展的制约，无力兴建污水处理设施。 5城市规模盲目扩张，缺乏特色。城市的形象关键在于有特色。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许多城市变得越来越没有自己的个性，到处是似曾相识的街道，“欧美风格”的小区、千篇一律的建筑比比皆是，火柴盒般的高大建筑密集，宛若“混凝土森林”。产生的原因：城市领导热衷于眼前政绩，追求城市变大、变新、变洋，盲目对文脉之本、风貌特色的老城区进行成片改造，虽然一批批低矮破旧的房屋被拆除，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大广场、宽马路、豪华办公楼、欧式建筑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使许多城市原有的特色迅猛消失。一些中小城市不结合本地人文、历史地理、景物等实际来制定规划。而是贪大求洋，舍近求远，搞大而全、高而空的规划，不结合自己经济实力、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因素搞规划，小城市模仿大城市，内陆城市模仿沿海城市，千城一面。 二、“城市病”的治理措施 1树立规划权威，发挥规划的调控作用。一是加大投入，为加快规划编制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确保中小城市控制性详规覆盖率提高到80％以上，更好地指导城市建设。二是政府必须带头执行规划。规划一经制定，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擅自变更，真正做到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归口一家管，建设一盘棋；强化规划执法手段，政府要积极支持规划执法，对查出的各类违法、违章建筑，要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严肃查处，该拆的坚决拆除，该罚的坚决处罚，该公开曝光的坚决曝光，决不姑息迁就。三是严格按照城市规划技术规范及法规要求，科学、合理调整规划，使规划尽可能满足项目要求，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四是加强城市土地资源管理，国有土地是城市规划和建设之源，中小城市必须建立由政府垄断国有土地市场机制，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相衔接，从源头上治理规划管理失控问题。 2统筹兼顾抓规划，立足长远搞建设。首先，各级领导必须充分认识规划短视行为的危害，形成“统筹兼顾抓规划，立足长远搞建设”的共识，消除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分管城市建设的领导应从投资—规划—建设—管理的各个层次把好关，确保各种管线同步规划、同步施工、一次性预埋，杜绝“马路拉链”的产生。其次，规划一条道路或一个小区，要强调规划的前瞻性、预见性，各类管网要合理布局、科学布局，始终坚持先地下后地上原则组织施工。第三，政府要对地下管线规划建设和管理加以立法，管理部门依法加强管理。 3立足本地实际，实施增绿扩绿工程。各中小城市应该根据各自的人文、地理、历史科学合理制定绿地规划，提高绿化覆盖率，改善城市生态面貌。 从随州市实际看，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一要充分利用城市现有的山林、水体、地形、地貌、植物等自然资源，合理安排绿地布局，形成功能齐全、效益突出、点线面带四位一体的城市园林绿化体系，突出园林绿化地方风格。二要把城南新区的大面积山林与城市绿化融为一体，构筑绿色生态屏障，开发白云公园山场，使山林与公园景点合为一体。三要在市区大小河流沿岸，以水体为衬托，建设宽阔的防护林和风景林带。四要改造老城区中心公园——神农公园，增加绿地面积，实现城市园林由单纯的游憩、观赏向既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又融游憩观赏功能于一体的生态系统。五要强化绿化监督管理，确保城市绿地面积不被侵占。 4加强污染治理，构建城市生态经济。严格控制污染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进一步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关停、搬迁污染严重的企业，大力控制废气、废水、固体垃圾排放；优化能源结构，积极推行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燃料；大力加快治污设施建设，增强污染治理能力，重点加强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建设，提高污水和垃圾处理率，为城市居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借助先进科技构建城市生态经济，使化学工业从源头起就不产生污染物，实现源头治理的目标。 5注重个性特色，科学为城市定位。城市规划要充分体现地理、人文和生态环境，充分考虑城市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资源优势，依据城市的实际，做到文化特色和现代化气息相结合，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呼应，要有超前性、科学性、指导性，准确把握地域内的建设脉博；根据自己的地理风貌、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从特色、优势等方面科学准确地为城市定位，坚持以人为本，根据城市内不同区域的分工，突出功能，注重实用。强化城市总体规划，做好城市风貌规划，在新的建设中注入历史的遗存，使城市脱离肤浅平淡，丰富其文化内涵。 总之，为了防止“城市病”的发生，必须在城市建设中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统筹兼顾，实观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例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过度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以避免或缓解大城市病的发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谓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民生幸福为方向，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人口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倡导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城市化机制，着力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强调布局上必须科学合理，功能上必须宜居宜业，品味上必须特色鲜明，产业上必须高端化，管理上必须精细化，执行上必须落实到位。
近年来，一些特大城市为治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过高等“大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人口调控政策。那么，“大城市病”的病根真的是人口过多吗？除去疏散人口一途，还有没有治病良方？
对此，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指出，城市的人口发展战略，应该站在城镇化的大格局下来认识，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尊重人口的流动。关于北京等城市的“大城市病”问题，问题在于城市的治理方式，而不是人口过多。真正要解决这一矛盾，要对围绕北京的优质资源的增量和存量进行空间调整。北京行政办公区向副中心迁移、设立雄安新区等疏解非首都功能等举措，都是中央对北京人口控制战略的及时调整。
如何看待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
《财经》：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做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准确把握人口发展长期趋势，是做好产业布局、资源配置、福利安排等的基本依据。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十九大中的人口观？
李铁：关于城市的人口发展战略，应该在城镇化的大格局下来认识。首先是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尊重人口的流动是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而不是按照传统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管控。我国有亿人口，其中城镇常住人口占，而户籍人口仅占41%。到2035年实现国家的基本现代化，人口城镇化比例也要达到70%。因此，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要特别注意如何实现人口的城镇化，提高人口的城镇化质量，也就是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加快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达到这个目标，各类城市都要发挥作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也不例外，何况在已经实现的城镇化进程中，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以及城市群地区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财经》：如何看待特大城市一直面临的巨大人口压力？
李铁：比如，从北京的人口增长进程看，三十年来一直在实行的所谓人口控制政策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人口压力的原因不是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进入，而是行政主导的城市化进程造成的。大量市场资源随着行政的导向进入北京，各类企业总部、各类大型事业单位、各类优质资源都集中在北京，当然需要各类人口进入北京提供服务，市场也及时地通过就业机会的提供进行了实际的补充。因此，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规划控制人口1000万，不断进行控制和调整，并不能阻止人口伴随着各类其他要素流入。现在又提出了2300多万的人口控制目标。这是对于进入北京的资源和要素缺乏深刻的认识。
《财经》：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的“大城市病”是人口过多造成的吗？
李铁：关于当前的“大城市病”问题，问题在于城市的治理方式而不是人口。我们很多人把管理上出现的问题，把政府作为的不当以及过去决策的失误归结于人口过多。比如，北京的主城区五环以内667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左右，这和韩国的首尔核心区以及东京的都市区人口相当，为什么他们没有出现对于人口的恐惧，或采取人口排斥政策？实际上我们出现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现象是城镇化进程中必然的产物，是需要花一段时间通过基础设施供给、公共服务的改善加以解决的。需要看到，北京的辖区有万平方公里，而东京比北京小，只有万平方公里，但东京都市圈已经容纳了4300万人口。
《财经》：如果真的想要化解人口压力，应该怎么做？
李铁：真正要实现人口疏解，其核心在于围绕北京的优质资源的增量和存量，进行空间的调整。北京行政办公区向副中心迁移、设立雄安新区等疏解非首都功能等举措，都是中央对北京人口控制战略的及时调整。应该把调整的重点对准优质资源而不是低端产业。
要发挥空间对城市的调节功能
《财经》：如何让优质资源自愿、自发流动？
李铁：我们曾经对世界发达国家的大都市进行过调查，大都市周边有30-50公里半径的辐射区，存在无数个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它们疏解了主城区的功能，缓解了主城区的压力。在东亚，人口密度较高的日本和韩国也是如此。而我们提出的人口控制政策，却把所有的辖区都包括在内，放弃了通过更大空间范围调节要素和人口配置的可能，导致主城区要素的高度集中，这是城市治理的一大误区。
《财经》：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误区？
李铁：原因在于公共服务人口的封闭性，也就是改革前三十年积累的体制矛盾，户口的排他性导致了我们不愿意在现有的财政供给能力下，开放更多的公共服务资源给外来人口。这个问题不是城市治理的问题，也和城市病无关，而是利益问题。
正是因为这种封闭的公共服务利益，使得我们放弃了空间对城市核心区治理的调节功能，不得不采取行政的控制人口手段，从而也造成了我们不愿意过多地投入资源来改善城市辖区的治理现状，改变住房供给结构，从而使压力累积，把政策推向人口的排他性路径。
由于北京和上海等大都市这种封闭的公共服务管理的思维模式，遇到任何情况把责任推给人口过多，而回避了本身固有的人口思维模式，最后导致了全国的上行下效。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所以在十八大以来推行不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财经》：所以长远来看，满足城市不同人群的生存空间需求，还是要靠周边小城镇的发展？
李铁：我们去东京调查的时候发现，距离东京30公里左右的筑波，房价也就相当于人民币2万多元每平米，相比于东京便宜了很多。可见空间的市场调节功能会自动发挥作用。但是在我国的超大城市，却普遍限制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产业和居住空间，这又让矛盾集中在高房价上，扭曲了社会的舆论导向。
按照人口控制的思路，特大城市不愿意提供更多的住房供给来解决外来人口。因为担心提供了住房就会导致更多的人来北京。由于外来人口看不到解决住房的预期，当然把怨气对准了高房价。而全世界的大都市的住房供给，基本上遵循一个规律，就是在城市的辐射半径内，根据远近关系，提供不同价位的住房。政府负责的就是如何解决轨道和公路交通的配置问题和规划问题。
市场有能力提供稳定、安全的住房
《财经》：居者有其屋是人们一个基本需求，如何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李铁：出租住房在全世界都是解决住房供给的主渠道。问题是出租住房应该由谁来供给？由谁来建设？建在哪里？政府建设出租房肯定是遵照政府的安排，可是我们能够把出租住房建设在所有距离就业地较近的空间吗？显然不可能，根据级差地租理论，这是最大的浪费。如果选择较远的地方，会有人去吗？当然会，问题是距离就业地是远还是近？
我们应该清楚，城市的就业空间分布在所有角落。如果按照规划和计划安排，只能选择有限的地点来提供出租住房，当然会增加居住者的交通和时间成本，同时也给公共交通带来巨大压力。全世界的城市出租住房基本上是分布在城市的所有地方，提供出租房的有城市的居民和住宅所有者，当然也有城乡接合部的农民。
《财经》：你刚才说到的是国际上的情况，在中国有没有成熟的模式和做法可供借鉴？
李铁：在集体土地上建设，以户为单位的出租房是广东、浙江以及多个经济发达地区普遍的模式。这种出租房一方面分布面较广，意味着租房者可以从城市的各个方向进入主城区，对交通的压力要小很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住者的时间成本。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种专门以出租为目的的住房，相对于房地产开发的住房要稳定得多，而且也适合集中管理。广东的出租屋管理，就是责任到村到户。深入细致地管理一方面使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也能为外来者提供稳定廉价的住房。特别要注意的是，所谓廉价不是政府价格，而是随行就市。可以给租赁者提供适合自己的多种选择。而提供住房者也会根据政府的要求和市场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房屋建设格局。这种各方皆大欢喜的市场供应方式，完全可以在政府的有效监管下消除了各种安全隐患。
如果我们了解特大城市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的租房价格，就会知道，大部分外来中低收入就业者所能承受的价格也就是几百元。对于他们来说，住房是生活中最大的一块支出，降低住房成本可以形成收入积累，腾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后代的教育，或是为将来回到家乡创业形成一定的资金积累，这对他们家庭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中央的城镇化政策中鼓励农民返乡创业，个中原因就是考虑到他们在城里获得非农就业收入后，有能力回到家乡从事服务业经营。
可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的思维方式距离外来人口的实际需求较远，希望他们也能达到城市户籍居民生活标准，否则以种种理由加以排斥。这显然不符合十九大报告总书记提出要以人民福祉为本的基本精神，人民中当然包括了这些为我们城市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外来就业人口。
《财经》：在你看来，城市政府应该如何对待外来就者业？
李铁：城市治理是长期细腻的工程，需要我们的干部要真正替人民着想，特别是要学会换位思维。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提供服务业，是对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城市发展方式的有效补充，也确实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不同层次服务业的兴起也满足了不同收入水平人口的服务需求，也在为城市提供稳定的税收。在强化安全管理的前提下，外来人口需要被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服务。如果我们把更多的工作放在日常管理和服务中，就会把风险的预防放到最前面，就会大幅度地减少风险的发生。
之所以出现以上严重的大城市病，主要还是政策不到位，另外就是人们虚荣心在作怪等。为了解决大中小城市严重失调和大城市病问题，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另一方面要给中小城市更多的发展机会和优惠政策，使得多数人愿意留在中小城市发展。
为了防止“大城市病”的重现，中国许多中小城市因地制宜探索了不少办法，“新城区”“老城区”“城市西扩”“市中心东移”等等，都是各地应对“大城市病”的努力与实践。一些城市在反思“大城市病”的同时，开始追求“幸福指数”、“健康城市”、“绿色城市”，以减少“大城市病”的深度传染。2015年7月，11日闭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的意见》。其中，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些重磅信息首次向社会披露：北京将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在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控”与“疏”双管齐下，严控新增人口，2020年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中心城区力争疏解15%人口。北京从单中心模式变为多中心模式，解决人口拥挤、交通拥堵、公共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的困扰，是政府和社会达成的共识。但作为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变化敏感而复杂。此次会议透露的信息意味着，北京真正在功能疏解方面实现历史性破局。
例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过度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以避免或缓解大城市病的发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谓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民生幸福为方向，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人口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倡导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城市化机制，着力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强调布局上必须科学合理，功能上必须宜居宜业，品味上必须特色鲜明，产业上必须高端化，管理上必须精细化，执行上必须落实到位。
城市病是指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它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也对城市的运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城市病”。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城市病”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以及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也称为城市病。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经济原因。有人将这些问题统称为城市病。城市病是几乎所有国家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但城市病的轻重可以因政府重视程度和管理方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拉美国家的城市病比发达国家更严重 。这些因城市发展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被称为城市病。这种城市病就已经出现在东京、纽约等诸多城市然而一直以来。并没有人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是城市病导致了城市的衰退。在工业革命期间，城市迅速的发展往往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出现，主要包括住宅奇缺、污染严重、卫生状况恶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治理“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效果不佳。 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现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增多、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恶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市政府的负担，使城市政府陷入了两难困境。防治城市病就是规范和监督权力，尊重民意，让民意成为能够和权力平等博弈的重要力量，每个公共决策都有民意广泛参与，劳民伤财的“城市病”才能根治。
问题一：什么是城市病及其危害 城市病是指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它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也对城市的运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城市病”。 主要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城市病”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以及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 其危害具体为： 1、人口膨胀。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导致各类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 2、交通拥堵。交通拥堵不仅会导致经济社会诸项功能的衰退，而且还将引发城市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成为阻碍发展的“城市顽疾”。交通拥挤对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时间和成本。 3、环境恶化。环境污染使得城市从传统公共健康问题(如水源性疾病、营养不良、医疗服务缺乏等)转向现代的健康危机,包括工业和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震动、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等。 4、资源短缺。在缺水型国家或地区中，大城市的水资源紧缺问题最为严重，土地资源紧缺问题也是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问题。 ?5、城市贫困。贫民窟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城市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特有现象，贫困人口多数集中于城市，而城市贫民又大部分住在贫民窟。一方面，贫民窟居民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享受不到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国民感情隔阂，加之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一些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 ? 问题二：什么是城市病 中文名称：城市病 英文名称：city disease 定义：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病。 所属学科：地理学（一级学科）；城市地理学（二级学科） 本内矗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 百科名片 城市病由于人口过于大引起的社会矛盾而产生的一些列疾病称为城市病。 问题三：城市病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国际上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膨胀 特大型城市通常对人口具有强大的集聚作用，而人口的快速集聚也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在人口快速集聚的过程中，一旦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导致各类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 例如，19世纪末前后，英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住房短缺，贫民窟比比皆是;公共卫生设施奇缺，空气及水源污染严重，环境恶劣;就业竞争激烈，工人处境艰难;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又如拉美地区，在20世纪中叶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后，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出现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发展速度的“过度城市化”(或称为“超前城市化”)。 交通拥堵 交通问题一直是大城市的首要问题之一。迅速推进的城市化以及大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城市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交通拥挤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在伦敦，由于市中心区域集中了 *** 机关、法院以及大量的企业、金融机构和娱乐场所，并有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每天在高峰时段有超过100万人口和40000辆机动车/小时进出中心城区，造成该区域严重的交通拥挤，区域内平均车速只有公里/小时，成为全英国最为拥挤的区域。 在巴黎，上世纪60年代，由于采取了“适应小汽车发展”的政策，结果私人小汽车与日俱增，导致市区交通严重阻塞，1973年环城快速路开通后不久就出现了持续性的拥挤。在曼谷，由于车速过慢，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停车场，甚至出现过3个月内有900名孕妇因堵车被迫在轿车中分娩的情况。 环境污染 近百年来,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全球的气候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退化、土壤侵蚀加剧、生物多样化锐减、臭氧层耗损、大气化学成分改变等。根据 *** 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预测,未来全球将以更快的速度持续变暖,未来100年还将升温℃～℃,对全球环境带来更严重的影响,比如农作物将减产、病虫害发生频率和危害速度将明显增加、水资源短缺将恶化等。环境污染使得城市从传统公共健康问题(如水源性疾病、营养不良、医疗服务缺乏等)转向现代的健康危机,包括工业和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震动、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等。环境污染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世界银行曾对此做出过估算,认为由于污染造成的健康成本和生产力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5%。 资源短缺 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高峰会议上，一致通过将水资源列为未来十年人类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联合国环境署同年在《全球环境展望》上指出，“目前全球一半的河流水量大幅度减少或被严重污染，世界上80多个国家或占全球40%的人口严重缺水。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遏制，今后30年内，全球55%以上的人口将面临水荒”。在缺水型国家或地区中，大城市的水资源紧缺问题最为严重，据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到2010年，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大中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休斯敦、雅加达、洛杉矶、华沙、开罗、拉各斯、达卡、圣保罗、墨西哥城、新加坡等都将面临严重的水荒。 此外，土地资源紧缺问题也是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问题。由于土地存在供给的绝对刚性，在大量的人口和产业向中心城区集聚过程中，像东京、纽约、伦敦等大都市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土地紧张问题，土地对现代化大都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作用更加突出。如何开......>> 问题四：如今的中国城市病有哪些 资源紧张。电力，土地，水资源紧张。 生活成本、房价高企。 交通堵塞，城市运转功能滞后，比如排水系统。 环境污染，包括空气污染（雾霾）、水污染、固体垃圾污染。 社会秩序不稳，犯罪率上升。 问题五：中国当下城市病主要有哪些 城市也叫城市聚落，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人口较稠密的地区称为城市，一般包括了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并且具备行政管辖功能。城市的行政管辖功能可能涉及较其本身更广泛的区域，其中有居民区、街道、医院、学校、公共绿地、写字楼、商业卖场、广场、公园等公共设施。 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词。“城”主要是为了防卫，并且用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管子・度地》说“内为之城，内为之阔”。“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日中为市”。这两者都是城市最原始的形态，严格地说，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一个区域作为城市必须有质的规范性。 问题六：城市病的根源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腾飞，城市的集聚效应已非常明显。 “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在2010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这已足以说明中国即将甚至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联合国将2万人作为定义城市的人口下限，10万人作为划定大城市的下限，100万人作为划定特大城市的下限。这种分类反映了部分国家的惯例。中国在城市统计中对城市规模的分类标准如下：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50万~100万的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的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为巨大型城市。我国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6个，而超过700万的已经有十几个。“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或多或少地都患有城市病，而且还有向中小城市蔓延的趋势。”，常住人口超过1600万的城市大多会有严重的城市病。另外，如果特大城市附近有许多其他城市――成为“城市群”；当城市群（200公里范围内）常住总人口超过3000万时，或多或少地都患有城市群病；当城市群（200公里范围内）常住总人口超过5000万时，也会产生严重的城市群病，尤其是环境问题（城市废弃物难以就近消纳）和交通问题等。 问题七：什么是大城市病京津冀 大城市病，指的是在大城市里出现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症状”。 问题八：解读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内容，举出大城市的城市病有哪些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议题包括城市规划、住房政策、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用事业运营等方面的重要议题。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海绵城市建设逐渐被重视。业内保守估算，海绵城市建设将拉动超万亿的投资。海绵城市是综合性城市建设项目，涵盖有城市水系建设、排水防涝系统建设、海绵建筑等工程领域。 在行业步入高景气度的同时，城市管网公司作为海绵城市最受益标的有望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前后反复活跃。 A股市场在中，相关个股将迎来新一轮战略建仓机会：纳川股份(300198)、伟星新材(002372)、青龙管业(002457)。
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但人口仍在以每年60万的速度增加，北京陷入“大城市病”困扰。所谓“城市病”就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环境恶化、资源危机、城市发展带来的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噪音污染、交通拥堵、治安恶化等诸多负面影响。每天上下班高峰，北京的环路基本变成“停车场”长期以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都是国人的向往，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把工作生活在一线城市作为自己的首选，因为一线城市多有优厚的待遇、宜居的环境、便利的交通。即使是众多年轻人逃离“北上广”转战二线城市的今天，也还有一线城市清结，只是不得已而逃离，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当高昂的房价、残酷的工作压力、糟糕的交通、被污染的环境、巨大的生活成本……无法让众多年轻人在一线城市宜居时，逃离是必然的选择。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发生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现象，产生了一系列被称为“城市病”的矛盾和问题，国际上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详细如何应对“大城市病”破解城市发展困局最近的一项专项调研显示，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已经超过了2020年规划目标的1800万人。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但人口仍在以每年60万的速度增加。此前，北京市人大专题调研建议“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引起广泛争议。>>>详细观点争鸣：大城市该不该设准入“门槛”？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而对那些在京拥有住房、具有稳定职业、连续居住的流动人口，应研究采取新的管理模式。>>>详细网友支招[草木林]：“城市病”最主要的解决办法是均衡发展大、中、小城市，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绿色河南]：学习美国，城市发展遍地开花，而不是把资源过度集中在个别城市、个别地区；学习德国，多建设中小城市，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阿伸来了]：“大城市病”是社会发展、人员流动的必然结果。我认为最好在北京周边设立卫星城，这样既不妨碍社会的发展，又不妨碍城市的发展。[Caesar]: 加强大城市人口控制，刻不容缓！[尘辰]: 城市的需求量大主要在于城乡二元化过于极端。如果农村建设的好，城市的压力就会减少。进一步提高乡村收入和生活质量，同时对城市建设规划加强科学性，建设生态型城市。[傲视飞龙] :一个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重要的是要有城市的灵魂和理念,太大的情况下,医疗卫生,教育,交通,水资源,空气质量都将崩溃,建立卫星城市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他山之石：日前，我前往了法国的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这三个城市所在的巴黎大区、罗纳-阿尔卑斯大区、阿尔萨斯大区在城市规划、区域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都有不少成功经验，且入选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新华时政）
城市病是指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它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也对城市的运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城市病”。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城市病”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以及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也称为城市病。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经济原因。有人将这些问题统称为城市病。城市病是几乎所有国家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但城市病的轻重可以因政府重视程度和管理方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拉美国家的城市病比发达国家更严重 。这些因城市发展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被称为城市病。这种城市病就已经出现在东京、纽约等诸多城市然而一直以来。并没有人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是城市病导致了城市的衰退。在工业革命期间，城市迅速的发展往往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出现，主要包括住宅奇缺、污染严重、卫生状况恶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治理“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效果不佳。 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现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增多、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恶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市政府的负担，使城市政府陷入了两难困境。防治城市病就是规范和监督权力，尊重民意，让民意成为能够和权力平等博弈的重要力量，每个公共决策都有民意广泛参与，劳民伤财的“城市病”才能根治。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防控阻击战，需要全国人民的参与，让我们一起打赢它!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疫情的议论文800字，欢迎阅读参考！
究竟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之前还有人存在疑问，如今应该有了深刻感触。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每一场疫情都是对全人类全方位的考验。病毒，地球上最古老的存在之一。它已诞生数十亿年，但是直到100多年前，人类才借助仪器观察到它的模样。从100多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到近20年来的SARS病毒、甲型H1N1病毒、MERS病毒、埃博拉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人类与病毒的斗争从不曾停止。但是，迄今为止，人类对病毒的认识依然少得可怜。
灾难来袭，呼唤担当。
信息分享透明高效，防控机制坚决有力，中国完成了一个个貌似不可能的任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甄别出病原体并第一时间同世界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10天建成两座医院、对近6000万人实施封锁……这是处于疫情中心的中国“做好自己事情”的担当。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从近邻日本到非洲兄弟赤道几内亚，从俄罗斯到西班牙，一架架带着爱心的航班飞抵中国。这是“风雨同舟”的担当。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应对病毒，离不开专家的专业能力。“逆行”人群中，有德国专家，有俄罗斯专家，有世界卫生组织牵头成立的国际专家组。这是“守望相助”的担当。
“凡是不能杀死我的，终将使我更强。”面对疫情，反思必不可少。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全球气候开始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被挤压、城市化居住与日益频繁的人员流动则让病毒的传播防不胜防。有人说：“在把其他物种推向灭绝的过程中，人类也在忙着锯断自己栖息的那根树枝。”因此，不要把每次疫情当做单独事件处理，人类需要思考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是“命运与共”的担当。
“面对疫情，我们都是中国。”德国小伙在“爆款”视频中声援中国。“留下来!跟中国朋友一起奋战!”法国人朱利安用留在中国表达信心。这是“患难与共”的担当。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疫情突袭，人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感谢中国，避免疫情进一步传播。”四面八方，感激之情，发乎内心。“全力支持”、“共同努力”，温暖之意，溢于言表。
这个世界，人与人命运相连，国与国命运相通。面对疫情，隔岸观火，要不得;恶意攻击，更是有悖人类良知。积极担当、共克时艰，才是正解。
已亥末，庚子春，荆楚大疫，染者数万计，众惶恐，举国防，皆闭户，南山镇守江南都，率白衣郎中数万抗之，且，九州一心，共战疫，待疫尽去，国泰民安。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又是一个极具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5G商用元年，是奥运之年是……但这一切的一切都被突入而来的疫情给打破了……
从新年前夕当如今，我相信大多数同学和我一样，不断地从电视网络上接受前方的信息，也不断的冲击着我们认知的上限和下限，与十七年前不同的是，如今讯息密度达到每时每刻都在刷新，期间无数的负面消息，无疑是在放大我们的恐惧与愤怒。
但与十七年前相同的是，那些被冠以英雄称号的人们，他们依然在，是谈及人们在大街上唱国歌而哽咽的钟南山院士，是防疫一线人员与9岁女儿的隔空拥抱，是不辞辛苦给医疗队送蔬菜的秦师傅，是给警局送口罩不愿透露姓名的小伙子，是等妻子归来承包一年家务泣不成声的丈夫，是征集核酸检测小组直面危险时的.那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我做过”，是雷神山，火神山上那日夜兼程的工人师傅们，是奋战在防疫一线那累到虚脱的医生护士，是每一位被阴霾笼罩下的坚强的人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伟大的中国人民”。
其实我本人是比较反感那些什么梦想、未来、希望这些被念叨很多次的词汇，但是有些东西，在灾难面前，谁真的又有勇气直面这样的危险？是啊，不是我这种每天呆在家，只能干揪心的人，更不是靠那些害虫蛀虫、“键盘侠”的那些人，靠的是那些“伟大的中国人民”。
人啊，总是要仰望些什么，那高远、崇高的又与市井不那么挂钩信念，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只能为那些在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加油，但只要有信仰在，没有什么困难在之面前能称之为困难，做好自己改做的事，相信他们，伟大的中国民万岁！
城市病得由来，城市病是由简单粗暴的经济发展方式引发的，深层原因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诉求。因为政府的得利倾向明显，所以在政治上政府往往需要持续其经济模式，但是长期的简单粗暴，不戴套又容易引发反感，于是需要第三方力量制约其扩张的野心，于是 人 大，政 协等开始露头发表意见，通多方合议，让简单粗暴有些情趣，虽然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看起来就像是你情我愿。最后说为人民负责，为人民负责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号召下发展经济，一层是解决城市病的前提下制约经济。由于都是对人民负责，很难明确对人民负责是那一层面。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起源、现状与展望发表时间：2012-09-07 来源：沣西新城 点击数：31 字号： [小] [中] [大]1引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继续稳妥推进城市化。按照中国城市化所处阶段及其趋势判断，到“十二五”期末城市化率将可能达到或超过50%。然而，根据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06-2010中国城市价值报告》，六大城市病正给中国城市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人口无序集聚、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居高不下、安全形势严峻等将是“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城市中国”如何健康前行显得极为重要。意识到这一问题，学者们围绕如何提防和治理城市病问题展开了探索性研究，试图回答：破解当前城市病难题的手段何在？中国将以何种步伐迈入城市时代？又将以何种模式续写中国城市化的传奇？2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的源起早在唐朝，我国城市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数的10%左右，而当时的世界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但一千多年以后，到1949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却仍占全国的10%左右，而同时期世界城市人口已占，直到199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首次超过30%而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城市的兴起始于工业革命，人口迅速增长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并导致了城市病问题的出现。对此，西方的学者开始探索城市病的治理之策并提出了一些理想的城市发展模式。相比而言，由于中国城市化的时间远远滞后于发达国家，所以伴随而来的城市病及其研究相对较晚。直至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城市病问题才开始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如今，回顾这些早期文献，可以发现我国城市病研究内容相对简单，即主要围绕城市化问题而提及城市病，并呈现出几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学者们首先是注意到了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病问题，如吴友仁（1979）指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中小城市，其结果是交通堵塞、公害严重、住房紧张、居住条件恶化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等。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城市化及城市病是资本主义特有产物的观点，杨张乔（1988）作了回应，认为我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在许多方面与世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有相似之处，只是在与社会制度的联系上，表现出各自“质”的异性。其二，把中国城市化模式同城市病相联系，其中有关城市规模的争论最为激烈，一些学者认为城市病是由于城市过大而产生，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刘纯彬（1990）认为“人们看到了大城市病的严重，主张发展小城镇，而实际上小城镇的病要比大城市严重得多”。其三，认为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过度集中于城市而导致了城市病，如黄荣清（1988）指出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劳动者的就业率停滞或下降等问题，进而出现了所谓的“过度城市化”。3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的现状城市病的内涵和特征截至目前，城市病并无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定义。直观上，城市或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都可称为城市病，由此看来其所囊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张汉飞（2010）指出城市病到底指的是大城市病还是中等城市病或是小城市病是许多研究区域经济学的学者们需要探讨的问题，而“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主要强调的还是特大城市病、大城市病。即便如此，从研究者的不同视角，仍然可以将其界定形式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基于城市病的“病态”特征而列举出城市病的主要病症，这一界定方法在我国的城市经济学教材中十分流行。如张敦富（2005）认为由于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城市中也不可避免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包括有关环境区位问题、有关资源分配问题、有关偏差行为问题、有关社会制度问题等。作为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面临流动人口、拆迁问题和老龄化问题等。胡欣、江小群（2005）将城市病划分为二十四类：大拆大建、无序开发、住宅问题、烂尾楼、城中村、流动人口集聚与城市烂边、水危机、垃圾围城、环境污染、马路杀手、工程误区、绿化误区、空城现象、热岛效应、病态建筑、劳动力资源损伤、文化资源过度开发、公共卫生体系滞后、城市地质灾害、交通堵塞、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城市管理不力、规划问题、安全问题等。二是基于城市病产生的内在原因而进行界定。相对于第一种界定，这种定义方法试图把握城市病的本质，因而显得更为深刻。周加来（2004）认为城市病是指在我国城市化尚未完全实现的阶段中，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于城市系统存在缺陷而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张汉飞（2010）认为城市病的本质就是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的匹配度失衡。城市的资源环境是有一定承载能力的，随着城市的膨胀，城市的资源环境越来越不能适应城市的良好发展。另外，城市组织管理落后于城市化过程也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三是基于城市化的角度而进行的界定。与前两者主要侧重于将城市作为独立“个体”加以考察不同，这方面的观点认为城市病是因城市化而产生。如曹钟雄、武良成（2010）把城市病定义为：是城市化进程中因城市的快速扩张、城市的环境、资源、基础设施等难以适应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失衡和无序现象。城市病是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而产生的，它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自身系统存在缺陷，从而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王桂新（2010）指出，一般认为大城市病是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所以有时也称大城市病为“过度城市化”。城市病产生的原因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在有关城市病内涵和表象特征的基础上，学者们不断地尝试探讨城市病背后的原因，取得了较为丰富却又相对零散的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将城市病的原因归结为：一是认为城市病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如徐传谌、秦海林（2007）认为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公共服务并不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与竞争性，或排他的成本过高，因此，由市场提供的供给量往往小于实际需求量。这其实是认为市场机制无法自觉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因而导致城市的“公有地悲剧”。王桂新（2010）同样指出市场经济往往有使城市规模过大的倾向，这些市场的消极作用或市场的失败，可能造成或加剧“大城市病”。曹钟雄、武良成（2010）认为隐藏在城市病表征下的内在决定性要素为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具有公共品属性，因而在市场经济中容易产生过度消费之问题，往往不足以支撑城市的发展，进而导致城市病的产生。但他们同时指出尽管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是纯公共产品，但是公共治理和市场价值的分配可以影响其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得当会对城市病具有重要影响。显而易见，一旦认同城市病是市场机制作用的自然结果，就是承认城市病是所有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共同面临的课题。二是认为城市病是政府的原因而造成。结合城市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周加来（2004）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析，他认为：在城市化起步阶段，由于城市化速度慢，经历的时间长，形成了政府对城市的僵化管理模式及城市规划的严重落后，为城市病留下隐患；在城市化加速阶段，起步阶段的城市系统与功能已越来越不适应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张的需要，以城市建设系统滞后为病因，以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为病症的城市病首当其冲地显现出来。各城市管理者把精力和目标放在经济建设上，忽视了生态效益、环境污染等；在城市化的基本实现阶段，受传统思维惯性约束，管理者面对许多新问题束手无策，而被管理者则面对管理者的无能也无可奈何，由此双方往往发生冲突；全社会的目标都集中在经济效益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被忽视，甚至以牺牲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谋求经济效益。基于在现阶段的我国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曾广宇和王胜泉（2005）指出，由于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在GDP中所占份额较大，政府要出政绩，就要在工业上进行圈地运动。因此，“GDP政府”容易忽视其它不大容易显示政绩的事情，尤其是需要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发展事业发展滞后。因政府职能缺位而出现城市病的机率并不为少。此外，有学者进一步指出“GDP政府”还容易使地方政府盲目扩张城市，导致城市规模超过最优状态，进而带来一系列社会与经济问题。三是认为城市病是由城乡矛盾所导致。早在20世纪中期，托达罗就意识到很多发达国家面临广泛的城市失业和乡村向城市移民的持久性现象。然而，由于西方城市发展观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导致相关研究大都站在城市的角度研究城市病问题，而没有将城乡关系纳入分析框架之内。正如刘永亮、王孟欣（2010）所言：“现有文献虽然研究角度不尽相同，研究结论也有所差异，但有一点基本相同，即往往单纯地从城市自身角度去思考和解决城市病”。事实上，城市和乡村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必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必须从城乡关系角度去研究城市病，寻找更为根本和深远意义上的解决之道。城市的发达和农村的疲敝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的基本背景，而涌向城市的人口一旦超过城市现实承载力，就会引发城市病，因此城乡发展失衡是催生城市病的重要因素。城市病的治理回首过去，中国加速城市化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快”字当头，城市化率由1978年不到18%提高到2010年接近50%。放眼未来，我国还将持续处在城市化的高峰期。未来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城市中国，需要关心的问题是城市中国是好或是坏？是健康或是病态？为此，2000年，中国市长协会就推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白皮书”——《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消除‘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防治城市病的宏观理论，为我国的城市病治理提供大的原则和方向。自此，逐渐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就中国城市病现状或者潜在病症开出药方。首先，立足于城市本身而提出的治理方法。其一，意识到城市规划的重要性，认为缓解城市病的利器之一就是加强城市规划，使城市发展从无序走向有序。事实上，国外城市如伦敦20世纪40年代后编制了“大伦敦规划”，东京编制了“首都圈整备计划”，巴黎于1961年建立了专门机构“地区规划整顿委员会”，墨西哥城于1987年制定了第一个“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其二，就是要控制人口进而控制城市规模，如丁金宏（2011）指出大城市的病态是以“大”为根本病因，要缓解或消除大城市病，控制人口规模不啻为治本之策。郑亚平、聂锐（2010）认为城市人口规模在170～250万之间时，投资回报较高，社会福利较好，对要素有较强的吸引力，城市规模产生集聚经济效应和扩散辐射能力比较明显，且没有明显的“大城市综合症”，城市的综合效益比较显著。其三，一些学者针对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就业困难、贫民窟而分别提出的对策也属于这一研究范畴。其四，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的理念及增强公众参与度也逐步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次，从城市与区域的关系提出治理方法。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所以很多学者从城乡系统的角度提出了治理城市病的对策，他们主张突破以往就城市论城市、就农村论农村的片面做法，建立互补互促、协调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化战略。刘永亮、王孟欣（2010）指出我国的户籍制度、小城镇战略也并未有效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世界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靠控制大城市规模和鼓励发展小城镇的做法并不能有效解决城市病问题，根治城市病必然要寻找新的出路，而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发展平衡，则是解决城市病的根本之道。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两位学者建议：努力解决城乡教育失衡问题；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战略高度；设法保留农民工的“保命田”。朗朗、宁育育（2010）从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现状出发，综合分析了当前一些学者有关城市风险的看法，认为：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工业蓬勃发展，很多农民都扔下土地，进工厂工作，可是一旦这些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其它地区，大量的人失去土地，也没了工作，将成为城市贫民。另一方面，在中国，解决城市的问题必须考虑农村，中外学者中早有这种共识。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是缠在一起的，没有农村的建设，城市问题也难寻答案。除此之外，我国还有一些学者主张通过发展城市群、卫星城等实现对中心城市压力的有效缓解。再次，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提出应对之策。在我国城市发展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模式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王小鲁（2010）对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进行的经济学分析指出：小城镇由于达不到经济规模，将无力承担必要的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及运营支出，导致污水横流、垃圾成山，生活环境严重不佳;市场调节下的大城市合理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资源合理利用，尤其是节约土地资源，这事实上是主张大城市克服小城镇病的观点。他同时认为超大城市由于收益与成本负担不对称可能产生大城市病，但是通过合理规划进行疏导和加强周边次级大城市有序发展，将有效减轻其膨胀压力。然而，与此不同，近期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城市化发展研究”课题组（2011）则指出发展中国家有过度大城市化的痼疾，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病正在集中爆发，为此我国需要依赖中小城市推进城市化道路。其实，由于城市化质量差，无论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都有可能患上城市病。万广华（2010）就认为虽然大城市化战略能够通过集聚经济带来规模收益，但会加剧城市住房、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矛盾并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反过来说,发展小城镇的成本也不一定低，也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且这个暂时的“缓冲带”和“蓄水池”还可能面临二次转移成本，从而带来人力和资金的浪费以及资源配置的低效甚至无效。鉴于此，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观点，即通过发展城市群以克服小城镇化和大城市化问题的主张正在悄然流行起来。最后，借鉴国际经验提出新型城市发展模式。为应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城市病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谋划“城市转型”，发展新型城市。几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将发达国家新型城市理念介绍到国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一些城市也正在认同并致力于向新型城市发展方式转变。（1）健康城市。世界卫生组织（WHO，1994）将其定义为：健康城市是指不断创建和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地扩大社区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活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相互支持的城市，其目的是通过人们的共识，动员市民与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合作，以此提供有效的环境支持和健康服务，从而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和市民的健康状况。我国学者陈柳钦（2010）率先将健康城市及其理念引入国内，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2）生态城市。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中，指出生态城市是“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诱发人的创造性和生产力，提供高水平的物质和生活方式”。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行生态城市研究和建设。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试行)》，鼓励在全国范围内创建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目前有广州、上海、宁波、昆明、成都、贵阳、长沙、扬州、威海、深圳、厦门等约20多座城市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3）低碳城市。低碳城市作为一个新兴概念，还处在研究探讨当中，缺乏统一准确的界定。气候组织给低碳城市下的定义为：在城市内推行低碳经济，实现城市的低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2008年初，世界自然基金会以上海和保定两市为试点推出“低碳城市”发展示范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至少有100个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号，没有一个省份缺席。（4）宜居城市。宜居城市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良好，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1996年，联合国人居中心在伊斯坦布尔召开联合国第二届人类住区大会通过的“人居议程”明确提出了“适宜居住的人类住区”概念。2005年1月27日，国函[2005]2号文件《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首次提出建设“宜居城市”。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200多个城市明确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目标。（5）紧凑城市。1990年，欧洲社区委员会发表《城市环境绿皮书》，正式提出“紧凑城市”的概念，认为紧凑城市相对密度较高的城市更能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从而更好地保证生活质量和环境状况。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借鉴紧凑城市理论，采取高密度、多样化、公交导向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是实现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6）创新型城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应对城市衰退和全球化，国外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创新型城市问题。我国学者于21世纪初开始将“创新型城市”的概念引入国内，尤其是2006年初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后，许多城市相继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创新型城市是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驱动力，创新资源高度聚集的城市。由于创新型城市摆脱传统城市高消耗、高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因而成为克服城市病的选择之一。（7）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目前最热门的话题，也是国内最前沿的研究课题之一。IBM公司指出“智慧城市”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智慧城市”的理念提供了城市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开辟了认识城市、发展城市的新视角。目前，上海、深圳、南京、武汉、成都、杭州、宁波、佛山、昆山等城市相继推出了“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4简评必然性VS偶然性纵观有关城市病界定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可以很明显发现学者们对城市病的产生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病伴随着城市或城市化进程而必然产生，如谢志强、梁洪波（1991）较早著书专门论述城市病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城市在走向现代化、高度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将面临人口过多、环境污染、空间拥挤、交通拥塞、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管理低效、资源短缺、城乡冲突或社会失衡等问题。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台“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政策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城市可能会产生“大城市病”，但大城市与“大城市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王小鲁、王桂新等知名学者主张发展大城市。截至目前，这两派的论争还在继续。而在实践上，世界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过程中城市病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也不一样，因此也很难得出城市病存在是否具有必然性甚至规律性的结论。这给认识我国城市病问题和城市规模取向都带来了不少的困惑。表象性VS内在性城市病具有诸多显而易见的症状和特征，一些学者在归纳这些病症的基础上将其等同为城市病，并分门别类提出具体的治理对策。由于研究者涉及城市规划专家、城市社会学家、城市环境学家和城市经济学家等，因而其建议也具有很大的不同。与此相反，另外一部分学者相信城市病表象的背后必然存在一定的内在机理。由此，他们致力于研究城市病的内在本质性原因，如城市运行的外部性规律、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规律、城乡结构关系等等，认为这些因素可能是造成城市病的共性或者根本原因。很显然，无论是在城市病的“防”还是“治”上，后者更具有价值。因为只有找到城市病的内在性病根，才能取得标本兼治的效果。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是更具难度和挑战性，故而当前还未取得一个共识性的成果。孤立性VS系统性根据对城市病的认识视野，还可将相关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将城市首先孤立起来，进而专注于城市内部找寻城市病的起因；另一种是从区域系统性、城市开放性的角度考察城市病问题，认为城市病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城市自身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城市与外部系统失调的结果。例如一些学者将城市和区域、城市与乡村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认为由于两者之间无法实现良性循环而导致了城市病，进而指出防治城市病需要站在区域的高度。发展卫星城、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或者一体化、建设城市群等都可认为是基于系统性视角解决城市病的主张。显然，由于这方面研究涉及到多个不同客体，因而将会变得较为复杂，但也更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应是今后重点的探索方向。市场VS政府地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往往更多依靠市场推进，但是结果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事实上，由于市场机制完全发挥效力需要以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为前提条件，而城市发展中的社会保障、公共资源和服务等要素并未能内生化于市场当中，因此导致市场的失灵。鉴于此，我国大多数研究者都或明或暗地认为城市病是市场机制或者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为此需要政府的介入。确实，政府在城市规划引导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然而政府也可能存在失灵，拉美国家的城市病问题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对我国而言，曾经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等城市化发展模式，城市病问题也从未间断过，为此，将来需要好好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正确界定市场和政府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角色，这对防治城市病至关重要。静态VS动态城市作为有机体具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城市化也具有公认的S型规律，两者都暗示城市病问题应该从动态的角度加以审视。而目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静态研究，缺乏结合城市发展的阶段性对城市病进行分析，其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制约。由此在实践上很有可能出现措施的滞后性和无效性。因此，未来城市病的动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重视，且从时间维度来看，一项完整的城市病研究工程应该包括:一是城市有机体的均衡研究（描述一定时期城市的健康状态）；二是城市有机体自身变异趋势的研究（分析城市内部动态变化如何导致城市偏离最佳健康状态）；三是城市有机体“冲击——响应”研究（观察外生因素如何冲击城市系统进而导致城市患上不良之症）；四是开出城市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药方。引进VS创新城市病是伴随着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因此其中必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要探索这种规律性就需要考察先行国家的历史进而做出总结。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政策也急需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以少走弯路。为此，我国十分需要将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梳理、辨识和引进。此外，还有前文介绍的几种新型城市发展模式，目前国内不少城市纷纷提出要打造创新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等等，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具体行动中还应结合自身的优劣势，融入本土特色，实现吸收和创新，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城市的升级转型。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就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创建中国个性化城市模式以防治城市病的研究少之又少。资料来源：《现代城市研究》2012年第05期
近年来，一些特大城市为治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过高等“大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人口调控政策。那么，“大城市病”的病根真的是人口过多吗？除去疏散人口一途，还有没有治病良方？
对此，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指出，城市的人口发展战略，应该站在城镇化的大格局下来认识，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尊重人口的流动。关于北京等城市的“大城市病”问题，问题在于城市的治理方式，而不是人口过多。真正要解决这一矛盾，要对围绕北京的优质资源的增量和存量进行空间调整。北京行政办公区向副中心迁移、设立雄安新区等疏解非首都功能等举措，都是中央对北京人口控制战略的及时调整。
如何看待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
《财经》：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做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准确把握人口发展长期趋势，是做好产业布局、资源配置、福利安排等的基本依据。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十九大中的人口观？
李铁：关于城市的人口发展战略，应该在城镇化的大格局下来认识。首先是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尊重人口的流动是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而不是按照传统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管控。我国有亿人口，其中城镇常住人口占，而户籍人口仅占41%。到2035年实现国家的基本现代化，人口城镇化比例也要达到70%。因此，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要特别注意如何实现人口的城镇化，提高人口的城镇化质量，也就是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加快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达到这个目标，各类城市都要发挥作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也不例外，何况在已经实现的城镇化进程中，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以及城市群地区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财经》：如何看待特大城市一直面临的巨大人口压力？
李铁：比如，从北京的人口增长进程看，三十年来一直在实行的所谓人口控制政策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人口压力的原因不是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进入，而是行政主导的城市化进程造成的。大量市场资源随着行政的导向进入北京，各类企业总部、各类大型事业单位、各类优质资源都集中在北京，当然需要各类人口进入北京提供服务，市场也及时地通过就业机会的提供进行了实际的补充。因此，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规划控制人口1000万，不断进行控制和调整，并不能阻止人口伴随着各类其他要素流入。现在又提出了2300多万的人口控制目标。这是对于进入北京的资源和要素缺乏深刻的认识。
《财经》：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的“大城市病”是人口过多造成的吗？
李铁：关于当前的“大城市病”问题，问题在于城市的治理方式而不是人口。我们很多人把管理上出现的问题，把政府作为的不当以及过去决策的失误归结于人口过多。比如，北京的主城区五环以内667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左右，这和韩国的首尔核心区以及东京的都市区人口相当，为什么他们没有出现对于人口的恐惧，或采取人口排斥政策？实际上我们出现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现象是城镇化进程中必然的产物，是需要花一段时间通过基础设施供给、公共服务的改善加以解决的。需要看到，北京的辖区有万平方公里，而东京比北京小，只有万平方公里，但东京都市圈已经容纳了4300万人口。
《财经》：如果真的想要化解人口压力，应该怎么做？
李铁：真正要实现人口疏解，其核心在于围绕北京的优质资源的增量和存量，进行空间的调整。北京行政办公区向副中心迁移、设立雄安新区等疏解非首都功能等举措，都是中央对北京人口控制战略的及时调整。应该把调整的重点对准优质资源而不是低端产业。
要发挥空间对城市的调节功能
《财经》：如何让优质资源自愿、自发流动？
李铁：我们曾经对世界发达国家的大都市进行过调查，大都市周边有30-50公里半径的辐射区，存在无数个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它们疏解了主城区的功能，缓解了主城区的压力。在东亚，人口密度较高的日本和韩国也是如此。而我们提出的人口控制政策，却把所有的辖区都包括在内，放弃了通过更大空间范围调节要素和人口配置的可能，导致主城区要素的高度集中，这是城市治理的一大误区。
《财经》：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误区？
李铁：原因在于公共服务人口的封闭性，也就是改革前三十年积累的体制矛盾，户口的排他性导致了我们不愿意在现有的财政供给能力下，开放更多的公共服务资源给外来人口。这个问题不是城市治理的问题，也和城市病无关，而是利益问题。
正是因为这种封闭的公共服务利益，使得我们放弃了空间对城市核心区治理的调节功能，不得不采取行政的控制人口手段，从而也造成了我们不愿意过多地投入资源来改善城市辖区的治理现状，改变住房供给结构，从而使压力累积，把政策推向人口的排他性路径。
由于北京和上海等大都市这种封闭的公共服务管理的思维模式，遇到任何情况把责任推给人口过多，而回避了本身固有的人口思维模式，最后导致了全国的上行下效。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所以在十八大以来推行不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财经》：所以长远来看，满足城市不同人群的生存空间需求，还是要靠周边小城镇的发展？
李铁：我们去东京调查的时候发现，距离东京30公里左右的筑波，房价也就相当于人民币2万多元每平米，相比于东京便宜了很多。可见空间的市场调节功能会自动发挥作用。但是在我国的超大城市，却普遍限制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产业和居住空间，这又让矛盾集中在高房价上，扭曲了社会的舆论导向。
按照人口控制的思路，特大城市不愿意提供更多的住房供给来解决外来人口。因为担心提供了住房就会导致更多的人来北京。由于外来人口看不到解决住房的预期，当然把怨气对准了高房价。而全世界的大都市的住房供给，基本上遵循一个规律，就是在城市的辐射半径内，根据远近关系，提供不同价位的住房。政府负责的就是如何解决轨道和公路交通的配置问题和规划问题。
市场有能力提供稳定、安全的住房
《财经》：居者有其屋是人们一个基本需求，如何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李铁：出租住房在全世界都是解决住房供给的主渠道。问题是出租住房应该由谁来供给？由谁来建设？建在哪里？政府建设出租房肯定是遵照政府的安排，可是我们能够把出租住房建设在所有距离就业地较近的空间吗？显然不可能，根据级差地租理论，这是最大的浪费。如果选择较远的地方，会有人去吗？当然会，问题是距离就业地是远还是近？
我们应该清楚，城市的就业空间分布在所有角落。如果按照规划和计划安排，只能选择有限的地点来提供出租住房，当然会增加居住者的交通和时间成本，同时也给公共交通带来巨大压力。全世界的城市出租住房基本上是分布在城市的所有地方，提供出租房的有城市的居民和住宅所有者，当然也有城乡接合部的农民。
《财经》：你刚才说到的是国际上的情况，在中国有没有成熟的模式和做法可供借鉴？
李铁：在集体土地上建设，以户为单位的出租房是广东、浙江以及多个经济发达地区普遍的模式。这种出租房一方面分布面较广，意味着租房者可以从城市的各个方向进入主城区，对交通的压力要小很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住者的时间成本。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种专门以出租为目的的住房，相对于房地产开发的住房要稳定得多，而且也适合集中管理。广东的出租屋管理，就是责任到村到户。深入细致地管理一方面使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也能为外来者提供稳定廉价的住房。特别要注意的是，所谓廉价不是政府价格，而是随行就市。可以给租赁者提供适合自己的多种选择。而提供住房者也会根据政府的要求和市场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房屋建设格局。这种各方皆大欢喜的市场供应方式，完全可以在政府的有效监管下消除了各种安全隐患。
如果我们了解特大城市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的租房价格，就会知道，大部分外来中低收入就业者所能承受的价格也就是几百元。对于他们来说，住房是生活中最大的一块支出，降低住房成本可以形成收入积累，腾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后代的教育，或是为将来回到家乡创业形成一定的资金积累，这对他们家庭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中央的城镇化政策中鼓励农民返乡创业，个中原因就是考虑到他们在城里获得非农就业收入后，有能力回到家乡从事服务业经营。
可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的思维方式距离外来人口的实际需求较远，希望他们也能达到城市户籍居民生活标准，否则以种种理由加以排斥。这显然不符合十九大报告总书记提出要以人民福祉为本的基本精神，人民中当然包括了这些为我们城市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外来就业人口。
《财经》：在你看来，城市政府应该如何对待外来就者业？
李铁：城市治理是长期细腻的工程，需要我们的干部要真正替人民着想，特别是要学会换位思维。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提供服务业，是对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城市发展方式的有效补充，也确实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不同层次服务业的兴起也满足了不同收入水平人口的服务需求，也在为城市提供稳定的税收。在强化安全管理的前提下，外来人口需要被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服务。如果我们把更多的工作放在日常管理和服务中，就会把风险的预防放到最前面，就会大幅度地减少风险的发生。
之所以出现以上严重的大城市病，主要还是政策不到位，另外就是人们虚荣心在作怪等。为了解决大中小城市严重失调和大城市病问题，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另一方面要给中小城市更多的发展机会和优惠政策，使得多数人愿意留在中小城市发展。
例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过度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以避免或缓解大城市病的发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谓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民生幸福为方向，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人口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倡导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城市化机制，着力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强调布局上必须科学合理，功能上必须宜居宜业，品味上必须特色鲜明，产业上必须高端化，管理上必须精细化，执行上必须落实到位。
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但人口仍在以每年60万的速度增加，北京陷入“大城市病”困扰。所谓“城市病”就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环境恶化、资源危机、城市发展带来的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噪音污染、交通拥堵、治安恶化等诸多负面影响。每天上下班高峰，北京的环路基本变成“停车场”长期以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都是国人的向往，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把工作生活在一线城市作为自己的首选，因为一线城市多有优厚的待遇、宜居的环境、便利的交通。即使是众多年轻人逃离“北上广”转战二线城市的今天，也还有一线城市清结，只是不得已而逃离，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当高昂的房价、残酷的工作压力、糟糕的交通、被污染的环境、巨大的生活成本……无法让众多年轻人在一线城市宜居时，逃离是必然的选择。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发生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现象，产生了一系列被称为“城市病”的矛盾和问题，国际上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详细如何应对“大城市病”破解城市发展困局最近的一项专项调研显示，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已经超过了2020年规划目标的1800万人。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但人口仍在以每年60万的速度增加。此前，北京市人大专题调研建议“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引起广泛争议。>>>详细观点争鸣：大城市该不该设准入“门槛”？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而对那些在京拥有住房、具有稳定职业、连续居住的流动人口，应研究采取新的管理模式。>>>详细网友支招[草木林]：“城市病”最主要的解决办法是均衡发展大、中、小城市，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绿色河南]：学习美国，城市发展遍地开花，而不是把资源过度集中在个别城市、个别地区；学习德国，多建设中小城市，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阿伸来了]：“大城市病”是社会发展、人员流动的必然结果。我认为最好在北京周边设立卫星城，这样既不妨碍社会的发展，又不妨碍城市的发展。[Caesar]: 加强大城市人口控制，刻不容缓！[尘辰]: 城市的需求量大主要在于城乡二元化过于极端。如果农村建设的好，城市的压力就会减少。进一步提高乡村收入和生活质量，同时对城市建设规划加强科学性，建设生态型城市。[傲视飞龙] :一个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重要的是要有城市的灵魂和理念,太大的情况下,医疗卫生,教育,交通,水资源,空气质量都将崩溃,建立卫星城市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他山之石：日前，我前往了法国的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这三个城市所在的巴黎大区、罗纳-阿尔卑斯大区、阿尔萨斯大区在城市规划、区域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都有不少成功经验，且入选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新华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