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的表现及其治理：
1、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人地矛盾尖锐。布局分散、城市整体规划相对落后，只求规模不问功能，盲目扩大，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和落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得不到良好的保护，城市建设中的人文问题、犯罪率问题突出等。
2、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
3、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
4、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5、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首先要知道有哪些城市病！1.建立卫星城，吧城市过度集中地职能进行适当分解。2.记性合理布局，居住区，工业区进行分开。3.治理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等4.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协调城市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关系。5.加强绿化建设，环节城市惹到效应。6.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就业；扩大廉租房建设，提供住房。7.进行交通规划。
“城市病”是城市化进程中因城市的盲目扩张、违背自然规律搞建设而表现出来的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失衡和无序现象，它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和经济发展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城市竞争力丧失，阻碍城市可持续发展。治理“城市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有效途径，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城市病”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1规划滞后于建设。“规划服从于建设”、“建设指导规划”、“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规划赶不上变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因而规划的龙头作用、调控作用发挥不出来，一些地方的城市建设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产生的原因：一是指导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控制性详规覆盖率低，且与城市发展不相适应。二是对城市规划的作用认识不够，规划意识差，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行政干预规划、人为影响规划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肢解了城市规划集中统一管理权，削弱了规划的权威。三是中小城市为了招商引资大都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投资商在优惠政策的保护下，受利益驱动，不服管理，随心所欲，不报自建、随意乱建，先建后办、边建边办、建毕不办的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规划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四是规划执法查处难度大。从随州市现状看，规划执法阻力大，特别是私人建房因分散隐蔽、建筑量小，有些来不及查处已形成既定事实，加之查处违法建设程序复杂，周期长，即使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也难以执行到位。 2“马路拉链”随处可见，影响城市整体形象。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大体有给水、污水、雨水、通讯、供电、供热、供气等七种管线，这些管线所属单位的经济状况、时间要求和管线技术标准各不相同，受城市发展条件限制，不能同时规划、同步施工，而且管线所属单位按各自所需，分阶段、分路段挖路施工，使得城市道路经常“开膛破肚”，既影响城市整体形象，给市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又浪费大量资金。 3城市绿地少、公园广场数量不足，标准低，生态环境差。以随州市绿化现状看，主城区绿化覆盖率仅有％，人均公共绿地平方米，低于全国城市人均公共绿地水平（平方米），城市生态环境比较差，妨碍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老城区人口密度大，建筑拥挤，道路狭窄，无可设置绿地的富余空间。同时，由于对城市生态环境重要性认识不够，一方面规划拟建城市绿地的土地政府无钱征用；另一方面，在新开发的居住小区，开发商一味追求利益的化，忽视绿化（考试大注册城市规划师我整理）建设，小区绿地面积严重不足。主城区公园数量少、面积小也是造成绿地面积不足的原因之一。目前，主城区内还没有游园，市民游憩休闲空间有限；老城区无绿化预留地，无法增绿扩绿。 4环境污染严重，居民生产生活环境恶劣。中小城市特别是内陆城市大气、水资源污染指标均存在超标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工业发展速度快，建筑工地多，机动车迅速增加，使烟尘、灰尘和尾气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合成洗涤剂广泛使用和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使生活污水同工业废水一起，构成污染城市的重要来源，加之受城市经济发展的制约，无力兴建污水处理设施。 5城市规模盲目扩张，缺乏特色。城市的形象关键在于有特色。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许多城市变得越来越没有自己的个性，到处是似曾相识的街道，“欧美风格”的小区、千篇一律的建筑比比皆是，火柴盒般的高大建筑密集，宛若“混凝土森林”。产生的原因：城市领导热衷于眼前政绩，追求城市变大、变新、变洋，盲目对文脉之本、风貌特色的老城区进行成片改造，虽然一批批低矮破旧的房屋被拆除，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大广场、宽马路、豪华办公楼、欧式建筑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使许多城市原有的特色迅猛消失。一些中小城市不结合本地人文、历史地理、景物等实际来制定规划。而是贪大求洋，舍近求远，搞大而全、高而空的规划，不结合自己经济实力、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因素搞规划，小城市模仿大城市，内陆城市模仿沿海城市，千城一面。 二、“城市病”的治理措施 1树立规划权威，发挥规划的调控作用。一是加大投入，为加快规划编制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确保中小城市控制性详规覆盖率提高到80％以上，更好地指导城市建设。二是政府必须带头执行规划。规划一经制定，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擅自变更，真正做到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归口一家管，建设一盘棋；强化规划执法手段，政府要积极支持规划执法，对查出的各类违法、违章建筑，要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严肃查处，该拆的坚决拆除，该罚的坚决处罚，该公开曝光的坚决曝光，决不姑息迁就。三是严格按照城市规划技术规范及法规要求，科学、合理调整规划，使规划尽可能满足项目要求，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四是加强城市土地资源管理，国有土地是城市规划和建设之源，中小城市必须建立由政府垄断国有土地市场机制，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相衔接，从源头上治理规划管理失控问题。 2统筹兼顾抓规划，立足长远搞建设。首先，各级领导必须充分认识规划短视行为的危害，形成“统筹兼顾抓规划，立足长远搞建设”的共识，消除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分管城市建设的领导应从投资—规划—建设—管理的各个层次把好关，确保各种管线同步规划、同步施工、一次性预埋，杜绝“马路拉链”的产生。其次，规划一条道路或一个小区，要强调规划的前瞻性、预见性，各类管网要合理布局、科学布局，始终坚持先地下后地上原则组织施工。第三，政府要对地下管线规划建设和管理加以立法，管理部门依法加强管理。 3立足本地实际，实施增绿扩绿工程。各中小城市应该根据各自的人文、地理、历史科学合理制定绿地规划，提高绿化覆盖率，改善城市生态面貌。 从随州市实际看，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一要充分利用城市现有的山林、水体、地形、地貌、植物等自然资源，合理安排绿地布局，形成功能齐全、效益突出、点线面带四位一体的城市园林绿化体系，突出园林绿化地方风格。二要把城南新区的大面积山林与城市绿化融为一体，构筑绿色生态屏障，开发白云公园山场，使山林与公园景点合为一体。三要在市区大小河流沿岸，以水体为衬托，建设宽阔的防护林和风景林带。四要改造老城区中心公园——神农公园，增加绿地面积，实现城市园林由单纯的游憩、观赏向既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又融游憩观赏功能于一体的生态系统。五要强化绿化监督管理，确保城市绿地面积不被侵占。 4加强污染治理，构建城市生态经济。严格控制污染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进一步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关停、搬迁污染严重的企业，大力控制废气、废水、固体垃圾排放；优化能源结构，积极推行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燃料；大力加快治污设施建设，增强污染治理能力，重点加强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建设，提高污水和垃圾处理率，为城市居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借助先进科技构建城市生态经济，使化学工业从源头起就不产生污染物，实现源头治理的目标。 5注重个性特色，科学为城市定位。城市规划要充分体现地理、人文和生态环境，充分考虑城市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资源优势，依据城市的实际，做到文化特色和现代化气息相结合，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呼应，要有超前性、科学性、指导性，准确把握地域内的建设脉博；根据自己的地理风貌、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从特色、优势等方面科学准确地为城市定位，坚持以人为本，根据城市内不同区域的分工，突出功能，注重实用。强化城市总体规划，做好城市风貌规划，在新的建设中注入历史的遗存，使城市脱离肤浅平淡，丰富其文化内涵。 总之，为了防止“城市病”的发生，必须在城市建设中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统筹兼顾，实观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城市病的表现及其治理：
1、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人地矛盾尖锐。布局分散、城市整体规划相对落后，只求规模不问功能，盲目扩大，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和落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得不到良好的保护，城市建设中的人文问题、犯罪率问题突出等。
2、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
3、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
4、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5、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通过人物的语言写人。人物的语言要充分个性化的，能表现人物的出身、教养、经历和性格，让人读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前情提要：大城市有三病：公共资源短缺、污染和犯罪，为治疗城市病，人为的限制人口流动，反而会造成区域发展不均衡。 身在魔都，我习惯了去哪都要1个小时的路程，习惯了站在拥挤的地铁上看着对面空旷的车厢，也不免心中嘀咕太远太挤太累。上海地铁已经开通到17号线（规划到26号线），公共交通还算便利，也难免会出现下图的尴尬。 上海的地铁，南通松江，北达宝山，但除了内环以外缺少环线，才会出现上图的局面。 尽管上海已跻身全世界地铁长度最长的城市之列，但地铁的密度还明显落后于世界上主要的国际大都市，如果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讲，上海还需要建更多更密集的地铁。如果有一天，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可以实现任一地点500米范围内必有地铁站，地铁出行比例达到80%以上，那时的地面交通将不会再拥堵，污染也相对减少。据说这就是纽约、东京、香港已经实现的景象（没去过未亲证）。 特大城市的拥堵与道路的规划也不无关系。中国特大城市的道路往往是大马路多，小马路少，路网密度低。在上海，浦东新区的车道比浦西宽多了。中国在建的新城，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大马路的形式。从直觉上来说，很多人会相信大马路的模式有利于缓解道路拥挤，实际上并非如此，小马路密集的模式一方面可以像毛细血管一样分流主干道路的车流；另一方面，大量的小马路路边可以有足够的人流，从而发展起沿街的商业，这样既增加城市生活的便利度，又可以缩短居民生活的半径，减少开车出行的需求，城市拥堵反而可以得到缓解。 更为突出的问题出现在公共服务上：学区房太贵，医院太拥挤。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根据历史上预测出来的人口增长来决定的，而历史预测大大低估了实际的人口增长。20世纪末的规划认为到2020年上海人口是1800万，事实上现在已经达到2418万。 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失衡问题，也是导致今天出现“城市病”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主要靠地方财政支持，包括学校和医院，特别是基础教育。特大城市传统的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市中心。与此同时，人口在逐渐往郊区扩散，一方面外来人口也在往郊区集中，同时，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也在往外搬。大量优质中小学在市中心，人们在往郊区搬，越来越多的家长开车接送小孩上学。这导致了一个交通现象：熊孩子们的开学终结了寒暑假的良好交通。 中国的特大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有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就应该是医疗、教育。因此当面临医疗和教育资源短缺时，恰恰应该引入各种资本，增加医院和学校的供给。随着人口流动的限制最终会放松，未来特大城市迟早要实现不同人群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也是中央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精神所指。现在特大城市的高中数量规划，是根据本地户籍的孩子数量规划的。如果这一点不改变的话，等到未来公共服务逐渐均等化，户籍制度逐渐被淡化的时候，特大城市有一天将面临严重的高中供给不足的问题，等到那时候再去考虑高中的数量问题，可能已经太晚了。 从古代的治水到现代城市的“治病”，“堵”从来都不是出路。
“城中村”的存在，为本地农民增加收入、以房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提供了机会，为外地人口以低房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方便。但是，城乡结合部的自我无序蔓延，也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滋生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巨量流动人口在“城中村”栖居，无法融入城市，也使得这种“城市病”在各类城市的局部区域加剧。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中村”问题能否解决好，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是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的关键问题。 为了找出破解“城中村”问题的方案和路径，本调研组从北京2010年启动的50个重点村改造入手，寻求 “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思路与做法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主要分布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与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门头沟六区相接壤的地区，涉及77个街道乡镇和1673个社区（村），本市户籍人口万人，流动人口万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 北京市政府于2008年在海淀北坞村和朝阳大望京村进行试点后，2010年启动50个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建设工程，为破解城乡结合部难题进行探索。 此次改造的目标为：以保护农民利益和原住农民彻底融入城市为前提，使农民成为有住房、有产业、有就业、有股权、享受社保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新市民，实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完全城市化。1.整合土地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并没有直接把农村集体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在城市化改造后拆迁整理出来属于农村的集体剩余土地，即安置房、集体产业所占土地，可以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用于农民安置的产业项目可以定向出让供地，允许农民在建设用地上建租赁房。 土地也是重点村城市化改造的重要资金来源。政府通过优先安排用地指标、统筹融资抵押物及土地储备上市来实现城市化建设项目的资金平衡。 通过土地融资和集体所有制不变，“城中村”既能实现土地重新安排用途、集约利用，也能获得未来的集体土地收益，有利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 50个重点村改造，拆迁整理出45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平方公里建回迁安置房，平方公里建集体产业，13平方公里回建绿地，4平方公里建设基础设施，平方公里出让后用于平衡建设资金。拆迁后高楼层回迁房的建设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同时留出来大量绿地，绿地占各村总面积占到五分之二左右。这既有利城市环境质量，也为未来的开发留下潜在留备土地。 同时，土地也不影响社会保障水平。政府按照不挂钩土地管理政策，不区分遗留集体剩余土地多少，不改变剩余土地的产权属性，制定“农转居”的工作方案，探索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2.拆旧建新由于旧村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城市化建设必然会遇到旧村拆除的问题。 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旧村拆除面积253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产权院面积1290万平方米，非住宅单位面积1240万平方米。 拆迁方式从总体政策上来说，是在土地储备、绿化隔离建设等模式下明确资金平衡规划，确定拆迁主体、委托拆迁企业启动、实现的。 在一村一策规划指导下，各村的拆迁面积和片区由各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规划方案，审批后实施。其中朝阳区注重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打破了乡域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规划房屋拆迁和土地利用，实现了土地优化管理和集约利用。 因为拆迁面积与补偿紧密相关，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手段侵街占道、加盖房屋，利用违法建设等不当得利行为，政府通过明确拆迁房住宅和非住宅认定标准、拆迁补偿奖励标准来遏制违章、抢建、抢装的问题。 具体规定如下：被拆迁宅基地的权属及面积、被拆迁住宅房屋的权属及面积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有异议的由村委会审核。被拆迁非住宅建筑以《房屋所有权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农业设施、农村集体公共设施也分别需农业主管部门审批文件、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确认作为依据。 同时，政府实行“多建不多得，少建不少得，老实人不吃亏”原则，对于违法高层建筑不予补偿，鼓励少建，对于闲置宅基地进行奖励。例如，昌平区对房屋占地面积超过宅基地面积85%的部分，不再通过评估作价方式给予补偿；未达到宅基地面积85%以内的宅基地闲置面积，按每平方米1000元给予奖励。 同时，各重点村可根据实际公议补偿方案，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一般的做法是，村支书、村干部先深入每家每户进行利益调节、处理争议，然后再确定具体的拆迁补偿方案，以实现大多数人都认可的目标。 例如，唐家岭村如果仅按照宅基地面积补贴，一些有着大面积宅基地的家庭将获得远远多于一般人家的拆迁补偿，但村里大部分宅基地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下，为了让大部分人同意补偿方案，大于160平方米的宅基地不再纳入补偿范围。以前通过违法建设高层房屋获得的暴利性租金收入（改造前部分村民一年的租金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不复存在。 拆迁的补偿方案确定了定向补偿、实物补偿、留地安置等多种补偿安置方式。北京各城区的重点村拆迁可以灵活创新确定补偿方式。例如，朝阳区各乡具体制定住宅腾退补偿政策，就考虑了居住面积小的困难户等情况，具体补偿方式由农民自主选择。石景山区创新提出“1∶房屋实物面积安置”“院地补助”，并举办拆迁困难户联席会评议实施办法。 在重点村改造中，将建设1181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计划在动迁后两年时间内回迁。 截至2013年6月，已有48个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已开工建设，其中33个村已经全部开工建设，15个村部分开工建设。其中，有16个村已全部竣工并陆续回迁，另有5个村部分竣工。作为回迁安置房的配套工程，已规划4平方公里用于水务、交通、医疗、学校等公共设施，实现公共服务与城市接轨，提高生活水平。3.产权改革农村城市化的关键问题是产业发展问题，农村集体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农民利益得到保障，农村城市化才是健康的。 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将拆迁整理的土地按照每个劳动力人均50平方米标准，共规划620万平方米产业用房，统筹重点村产业与周边高端产业功能区协调发展。 同时，试点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房，加强对农村集体土地出租和使用的管理。拆迁中留地安置的补偿方式也为集体产业留下发展空间。 同时，政府全面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提出 “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要求，让农民拥有股份，成为集体经济的收益者。 目前，各重点村产业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各重点村基本都进行了集体资产量化处理、所有成员界定及农龄登记工作。 至2013年6月，50个重点村中已有44个村完成产权改革，其余6个村也已启动改革。4.转农为居50个重点村现已全部启动整建制农转居工作。通州区和昌平区都将改造与区人力社保局、民政局、公安分局对接，将整建制农转居与社会保障挂钩。而在丰台区，农转居则是与征地工作同步进行的。 目前，市政府已批准丰台、石景山、通州、顺义、昌平、房山区的28个重点村整建制农转居工作方案，部分村完成了整建制农转居。 在农转居过程中，确定了实行城乡制度衔接，社会保险及一次性就业补助等由征地、项目投资承担的原则。也就是说，征地补偿等“收入”必须先支付村民的社保和就业补偿，然后再考虑他用。 农民转为居民后，全面接轨城市社保体系，搬迁村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稳步提升，实现各类救助群体社会保障全覆盖。各村也在尽快落实社会保险补缴工作。比如，大红门村2815名村民均可参加“新农合”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此外，政府还着手推进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多渠道拓展就业渠道，力争有就业愿望的人员100%就业，从而使农民的技能有所提高。 比如，大兴区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抓住了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的机遇，加强两区就业工作融合对接，使得瀛海镇、旧宫镇大部分劳动力在开发区实现就业。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北京50个重点村建设改造工程，通过制度创新消除了城乡二元体制，为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重要实践，为其他需要改革、重建的村落提供了借鉴和经验。1.城乡统筹理念“一村（乡）一策”的城乡统筹理念，首先为重点村起到极大的指导作用，赢得了宝贵时间，且充分利用本村的优势资源，对症下药，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在城市化改造中，各重点村按照一村一策的政策，根据自身资源进行了规划和改造，采用的模式主要有土地储备、绿隔建设政策模式。 土地储备模式即由村里向土地储备机构贷款，开始拆迁和回迁楼建设，整理出的部分土地交由土储部门列入土储上市，实现资金平衡。 绿隔建设模式则是由各村委会的农工商联合公司、农民出资合作建房，集体和政府也投入，项目享受绿隔建设的优惠政策。 此外，重点村对自身土地规划与建设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如丰台区大红门村的土地改造规划，虽然日后作为森林公园的土地所有权归于政府，但使用权依然属于大红门村，这一模式对其他村日后改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另外，在行政审批上，由于北京市发改委下放了重点村建设的立项核准权和招投标核准权，直接指导重点村的科学立项，不断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效率，进而使得拆迁、建设、产业发展、整建制农转居工作得以落实。2.土地管理与所有权改革创新土地资源统筹利用及所有制改革是制度创新的一大方面。由于农民集体的剩余土地在调整规划后可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且允许在集体土地上建租赁房，将重点村一定比例的土地列入土地储备，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同地同权。 非农产业的增加，则提高了土地的流动性，使土地利用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例如，海淀区唐家岭村，除回迁房之外，村里还拥有不少的写字楼、租赁房屋，为该村提供了重要的土地租金收入。 由于改造方案结合各个村的实际情况，个别村的成功经验也很有借鉴意义。如朝阳区建设用地不足的龙爪树村，在保持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打破乡域界限，与其他乡适当置换用地性质，实现双赢。 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思路，进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在吸引外来资金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自有资金，让农民真正成为有资产的市民。农民真正参与建设，才会更有积极性。3.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且必要的步骤，旨在缩小城乡在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距，而建设资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次重点村改造中，北京市各部门都积极为重点村改革搭建融资平台，保障建设资金需求。 北京银监局对融资政策进行专门指导，并对重大项目融资进行具体指导和协调，这保证了融资的方向和效率，让有限的资金资源产生最大的价值。另外，市政部门建立的应急风险资金能够有效缓解资金筹集压力，在关键时能有力地支持重点村建设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融资计划优先满足的是重点村基础设施资金需求，这与土地改革中发展非农产业相吻合。如道路交通，从大红门村的改造经验来看，用自己的钱搞道路建设，借政府之力贷款融资，既缓解了道路建设的燃眉之急，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政策建议（一）政府要对“城中村”改造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推进实施。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部分村的政策落实不到位，甚至没有开始改造。 比如，昌平区东三旗村就没有开始原计划的改造。据村民反映，政府在改造计划发布后没有落实后续改造工作。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督促、落实各重点村改造工作，而不是只完成方案和政策设计，就不管了。 此外，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也应引起重视，部分村出现了资金紧张、无法完成建设任务的局面。主要原因有集体自有资金不足、土地融资困难、后期融资受到严格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资金问题予以重视。 （二）进一步落实改造后的农民权益。 调研中发现，村民的权利意识较为淡薄，对本村的改造意图、改造后权益不甚了解，因此可能会成为改造的阻力。建议加强宣传教育，让村民对自身权益有充分了解，从而支持“城中村”改造进行。 在改造过程中，每个村几乎都划出很大一部分土地被征用为绿地，但这部分土地补贴并不按照市价，补贴资金极少。虽然一些重点村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把绿地所占土地无偿交给政府，但是村子保留该土地将来用作其他用途的收益权。 建议今后接受改造的村庄借鉴此方法，维护村子和村民的土地权益，保留土地收益。就总体而言，部分村出现了用地减少、农民权益受损的问题。 整建制农转居进程也有一定困难，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紧缺，难以完成社会保障对接的费用，以及程序上限制条件过于苛刻，要求必须完成拆迁任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资产处置工作以及社会保障保险衔接费用筹集到位，因此离整建制农转居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 （三）真正落实农民产业用地。 在现实中，重点村改造后的产业及回迁房用地实际比例过小。 参照台湾“城中村”改造方法，其村子留用土地占到原村总面积45%左右。但此次改造的留用土地占比远远小于该比例，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一定损害。 建议在“城中村”改造中充分考虑农民的权益，增加回迁房和产业用地比例。 此外，虽然每个重点村都留下了产业用地，但由于审批过程复杂，加上村庄自有资金短缺，这些土地迟迟不能开工建设。 同时，因为产业用地的用途并没有合理、详细的规划，资源短缺的村子多数将此地用作物流等用途。 建议各村综合自身实际情况对产业用地进行良好规划，有条件的可以多个村连成产业区，这将有助于集体产业壮大以及未来的发展。 （四）落实农民房屋产权。 公租房产权只有70年，改造之前农民拥有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巨大的权益落差会加大改造的难度，引起农民的反感抵触。 建议政府充分考虑农民权益，给予70年后公租房补贴承诺，让农民权益得到明确保障，也让农民安心上房。并且在改造过程中还出现了小产权房问题，也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五）重视外来人口居住成本问题。 原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大量外来人口在改造时被迫离开村子，改造后由于房租升高不能回到原村继续居住。因此这些人的去向将成为很大的问题，可能加重其他未改造地区的压力，造成新的“城中村”问题，从而抵消改造效果。外来人口居住成本的上升，也会抬高城市雇工成本，给城市长期发展造成负面效果，必须引起重视。 （六）增强农民在“城中村”改造中的自主性。 “城中村”的改造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宣传、拆迁、回迁，造成了政府与农民处于对立面的表象。 但实际上改造对于村庄和村民的未来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也是“城中村”融入城市客观上必经的阶段，是村民变居民、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 因此，建议提高农民的自主意识，提升农民对“城中村”改造的理解，给农民一个较长时间的反应阶段，而不是进行运动式的突击改造。这样农民才会支持“城中村”改造，减少争端，并积极地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让农民也加入到改造的队伍中，也可以集思广益，减少未来可能遗留下的问题
通过人物的语言写人。人物的语言要充分个性化的，能表现人物的出身、教养、经历和性格，让人读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例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过度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以避免或缓解大城市病的发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谓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民生幸福为方向，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人口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倡导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城市化机制，着力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强调布局上必须科学合理，功能上必须宜居宜业，品味上必须特色鲜明，产业上必须高端化，管理上必须精细化，执行上必须落实到位。
近些年，一线城市被“大城市病”困扰，准一线城市也正在或即将面临大城市病，比如产业发展不够均衡、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等。
报道称，相关人士表示，克服“大城市病”是现代化城市增强发展后劲、补足短板的重中之重。国际上，城市病问题主要发生在首都地区和特大城市，而我国的城市病问题已经蔓延到许多二线城市，体现在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空气污染、社会安全弱化、就业困难等多个方面。
除了重点发展城市群外，还应放开对大城市的限制、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构建多尺度、多中心的城市体系，强化大城市的规划与管理，用规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引领大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弱化拥挤效应对大城市规模经济的抵消。
最后对于一些人口拥挤的准一线城市，应疏散中心区的公共服务，推动公共服务的空间均衡配置，转变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将离心疏散确立为未来主要的空间发展方向。
希望大城市病可以早日得到有效的治理！
城市病的表现及其治理：
1、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人地矛盾尖锐。布局分散、城市整体规划相对落后，只求规模不问功能，盲目扩大，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和落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得不到良好的保护，城市建设中的人文问题、犯罪率问题突出等。
2、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
3、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
4、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5、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通过人物的语言写人。人物的语言要充分个性化的，能表现人物的出身、教养、经历和性格，让人读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前情提要：大城市有三病：公共资源短缺、污染和犯罪，为治疗城市病，人为的限制人口流动，反而会造成区域发展不均衡。 身在魔都，我习惯了去哪都要1个小时的路程，习惯了站在拥挤的地铁上看着对面空旷的车厢，也不免心中嘀咕太远太挤太累。上海地铁已经开通到17号线（规划到26号线），公共交通还算便利，也难免会出现下图的尴尬。 上海的地铁，南通松江，北达宝山，但除了内环以外缺少环线，才会出现上图的局面。 尽管上海已跻身全世界地铁长度最长的城市之列，但地铁的密度还明显落后于世界上主要的国际大都市，如果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讲，上海还需要建更多更密集的地铁。如果有一天，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可以实现任一地点500米范围内必有地铁站，地铁出行比例达到80%以上，那时的地面交通将不会再拥堵，污染也相对减少。据说这就是纽约、东京、香港已经实现的景象（没去过未亲证）。 特大城市的拥堵与道路的规划也不无关系。中国特大城市的道路往往是大马路多，小马路少，路网密度低。在上海，浦东新区的车道比浦西宽多了。中国在建的新城，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大马路的形式。从直觉上来说，很多人会相信大马路的模式有利于缓解道路拥挤，实际上并非如此，小马路密集的模式一方面可以像毛细血管一样分流主干道路的车流；另一方面，大量的小马路路边可以有足够的人流，从而发展起沿街的商业，这样既增加城市生活的便利度，又可以缩短居民生活的半径，减少开车出行的需求，城市拥堵反而可以得到缓解。 更为突出的问题出现在公共服务上：学区房太贵，医院太拥挤。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根据历史上预测出来的人口增长来决定的，而历史预测大大低估了实际的人口增长。20世纪末的规划认为到2020年上海人口是1800万，事实上现在已经达到2418万。 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失衡问题，也是导致今天出现“城市病”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主要靠地方财政支持，包括学校和医院，特别是基础教育。特大城市传统的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市中心。与此同时，人口在逐渐往郊区扩散，一方面外来人口也在往郊区集中，同时，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也在往外搬。大量优质中小学在市中心，人们在往郊区搬，越来越多的家长开车接送小孩上学。这导致了一个交通现象：熊孩子们的开学终结了寒暑假的良好交通。 中国的特大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有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就应该是医疗、教育。因此当面临医疗和教育资源短缺时，恰恰应该引入各种资本，增加医院和学校的供给。随着人口流动的限制最终会放松，未来特大城市迟早要实现不同人群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也是中央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精神所指。现在特大城市的高中数量规划，是根据本地户籍的孩子数量规划的。如果这一点不改变的话，等到未来公共服务逐渐均等化，户籍制度逐渐被淡化的时候，特大城市有一天将面临严重的高中供给不足的问题，等到那时候再去考虑高中的数量问题，可能已经太晚了。 从古代的治水到现代城市的“治病”，“堵”从来都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