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的国家。早在原始社会，先民为了生存的需要，医疗活动就随之而产生。由于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采取的生产方式也不同，因此引发出多种形式的医疗活动。《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的《素问�6�1异法方宜论》写道：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焫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导引按蹻从中央出。说明古代流传下来的医疗方法是中国各族人民的经验汇集。中华民族所聚集生长的地理空间跨度广大，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亦有不同的文化类型。古代除以农业社会文化为主外，尚有草原游牧文化、森林狩猎文化、河海渔业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创造出不同的医疗技术，运用不同的药物资源，导致中医学的民族和地区差异性，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地方流派，这是中医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多样化理论学说的原因。就其学术层面而言，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科学技术乃至经济发展，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华民族久远的历史也是铸就传统医学丰富多彩的原因之一。在中国，远在百万年前已有人类生存，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须同疾病和伤痛进行斗争，从而产生了医疗救助实践。火的使用，使人类得以熟食，驱寒保暖，同时有一定的防湿作用，也使灸治以及其他借助温热作用的治疗得以施行。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们就用砭石作为治疗工具。
是张仲景 ！因为初一课本里有！在92页上！张仲景，字玑，东汉著名医学家。约生于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卒于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张仲景少年时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对医学有极大兴趣，从史书中受到古代名医扁鹊的影响和启发，又曾拜同乡著名中医张伯祖为师，对于当时那种追逐权势名利、不精究医药方术的士人极为愤慨，认为有病求助于巫祝迷信者是“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公元196年至204年，南阳地方病疫流行同族病死者三分居二，其死于伤寒病者又十居其七。面对这种情景，张仲景毅然辞官业医，对伤寒病的起因和治疗方法进行了细心的研究。他从前人留下的医学著作中，继承了辩证论治的规律知识，又收集了民间的药方和治疗方法，结合自己的医疗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一方面为人治病，一方面从事著述，写出了《伤寒杂病论》。此书经后人整理校勘，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专著。全书共12卷，22篇，397法，除去重复之外共有药方112个。全书重点论述人体感受风寒之邪而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和进行辩证施治的方法。他把病症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六种，即所谓“六经”。在《伤寒论》的各篇中，六经病的不同症候，又贯穿着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即所谓八纲）的基本内容。《金匮要略》是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的专书。共计25篇，全书包括了40多种疾病的诊治。除了《伤寒论》和《金匿要略》外，张仲景还写了很多著作，如《评病要方》、《五藏论》、《口齿论》等，可惜均已失传。从东晋咸和年间起，张仲景被称为“医圣”。他所创造的“六经”分证、中医诊断病情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和辩证施治的原则，为祖国中医学奠定了基础。仲景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一诗赞颂张仲景及其《伤寒杂病论》：此中所说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活了七十岁左右。他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为了更好地开阔眼界，“博采众方”，和同行交流经验，张仲景到了繁华的都城洛阳一带行医。当时文学史上号称“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之一的王粲（字仲宣），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自认文雅、高贵，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而又深情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死了。张仲景热爱医药专业，很重视临床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毕竟是个大官，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又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那时，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不久，他“见朝政日非”，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陷于少室山（《得汉医学丛书·丛桂偶记》），专门总结经验，搞医学著作。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二 O五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 “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中医学是产生于中国的传统医学，它有着悠久的历史，至今仍在流传，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医学体系。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
中医起源很早。在成书于战国到泰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中，中医的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总结了中医辩证论治原则。以后，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有所发展。中医学是医学是文化,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在理论基础，还是思维方式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一致性。如气、阴阳、五行等学说，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套用而来的，整个传统中医理论体系都是以中国文化的若干范畴为理论基础的，可以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理论。换言之，中医的理论、概念和范畴均是中国古代文化关于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体现与反映.
[中国神话-秘术篇 第八期]中医起源：《黄帝内经》，古代中医理论体系观念演变。
中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一般指以中国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也称汉医。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除此之外对汉字文化圈国家影响深远，如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学不是指中国的医学，而仅指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科学，它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受到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包括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 中医临床的诊断方法包括望诊、闻诊、问诊、切诊四种方法，称为四诊。四诊各有其独特作用，不能相互取代，在临床上必须综合运用，才能对病症做出正确的判断。 中医临床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针灸疗法、刮痧疗法、推拿、拔罐疗法等。针灸疗法是指针刺或火灸人体穴位来治疗疾病；刮痧疗法是使体内的痧毒，即体内的病理产物得以外排，从而达到治愈痧证的目的；推拿在人体经络腧穴及一定部位上施以特定的操作手法或肢体活动来防治疾病和保健强身的方法；拔罐疗是能使施治部位造成充血现象，从而产生治疗作用。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发源于黄河流域，很早就建立了学术体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名著。 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 周代已经开始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 秦汉时期形成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黄帝内经》，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之后成书的《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是《黄帝内经》很好的补充。 秦汉以来，交通日渐发达，各偏远地区的药材不断进入中原，从而丰富了人们的药材知识，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即是当时流传至今的，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 东汉时期，著名医家张仲景著成了《伤寒杂病论》，该书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 隋唐时期，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洲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唐代医家孙思邈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 宋代，中医教育受到重视。宋政府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设计铸造铜人两具，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另外，宋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当今医学古籍《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明清以来，明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参考文献800余种，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时，西方医学开始传入中国，逐渐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的国家。早在原始社会，先民为了生存的需要，医疗活动就随之而产生。由于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采取的生产方式也不同，因此引发出多种形式的医疗活动。《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的《素问�6�1异法方宜论》写道：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焫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导引按蹻从中央出。说明古代流传下来的医疗方法是中国各族人民的经验汇集。中华民族所聚集生长的地理空间跨度广大，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亦有不同的文化类型。古代除以农业社会文化为主外，尚有草原游牧文化、森林狩猎文化、河海渔业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创造出不同的医疗技术，运用不同的药物资源，导致中医学的民族和地区差异性，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地方流派，这是中医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多样化理论学说的原因。就其学术层面而言，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科学技术乃至经济发展，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华民族久远的历史也是铸就传统医学丰富多彩的原因之一。在中国，远在百万年前已有人类生存，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须同疾病和伤痛进行斗争，从而产生了医疗救助实践。火的使用，使人类得以熟食，驱寒保暖，同时有一定的防湿作用，也使灸治以及其他借助温热作用的治疗得以施行。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们就用砭石作为治疗工具。
中药学（1）原始的药学：中药起源于人类的出现和医疗活动的产生过程。据考古发现约在50万年前便有了医事活动。最早的药学源于对“火”与“酒”的认识和利用。古代，原始人的生活环境十分差。为了生存必须猎取食物，当时主要食物来源是渔猎动物和采摘植物。最初并不知道哪些可食哪些有毒，难免遇到致吐、腹泻、发汗、止痛、止血等情况，甚至也会有中毒死亡的情况发生。当这些现象反复出现时，痛苦的经验和血的教训，使人们发现自然界的东西对人体有不同影响。于是便由被动接受转为有意识的开发利用，从而变害为利，使其为人类除病痛、恢复健康服务。所以说人们对医药的认识，是在生活劳动中及同疾病的抗争中，不断创造、积累逐渐丰富起来的。药物知识的起源是与猎取食物联系在一起的，是凭着人类的“本能”选择必须的物质充饥和治疗而产生的。因此说“药物同源”、“药、食、医”与生俱始。
中药即中医用药，为中国传统中医特有药物。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采集、炮制、制剂，说明作用机理，指导临床应用的药物，统称为中药。简而言之，中药就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疾病并具有康复与保健作用的物质。中药主要由植物药（根、茎、叶、果）、动物药（内脏、皮、骨、器官等）和矿物药组成。因植物药占中药的大多数，故有“诸药以草为本”的说法，所以中药也称中草药。三国魏嵇康《养生论》：“故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诚知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也。”晋张华《博物志》卷七：“中药养性，谓合欢蠲忿，萱草忘忧。”宋徐铉《题庙》诗：“常嗟多病嫌中药，拟问真经乞小还。”中药主要来源于天然药及其加工品，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及部分化学、生物制品类药物。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中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包括动、植、矿三类，共365种，每药项下载有性味、功能与主治，另有序例简要地记述了用药的基本理论，如有毒无毒、四气五味、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剂型，可说是汉以前我国药物知识的总结，并为以后的药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由政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这部本草载药844种，并附有药物图谱，开创了我国本草著作图文对照的先例，不但对我国药物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不久即流传国外，对世界医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此书载药1892种，附方11000多个，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药学的起源和发展也称为本草史。
起源：
中药最早是我们的祖先在寻觅食物的时候发现的，他们发现这些东西不能作为常规食物使用，否者身体会有副作用，而病人吃了却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于是日积月累，以身试法，不断的总结归纳，逐渐形成完整的中药学体系。
发展：
明朝大家李时珍，以毕生精力，实地考察，对古代本草学进行全面整理总结，历时27年完成了《本草纲目》这部巨著，载药1892种，载方11000多个，新增药品374种。清代，赵学敏对本草纲目做了非常多的补充，著有《本草纲目拾遗》，载药921种，仅新增药就有716种。
本草史简介：
《本草史》又称《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1993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李时珍。五十二卷。作者用了近三十年时间编成，收载药物1892种，附药图1000余幅，阐发药物的性味、主治、用药法则、产地、形态、采集、炮制、方剂配伍等，并载附方10000余。本书有韩、日、英、法、德等多种文字的全译本或节译本。
集我国16世纪之前药学成就之大成。书中不仅考正了过去本草学中的若干错误，综合了大量科学资料，提出了较科学的药物分类方法，溶入先进的生物进化思想，并反映了丰富的临床实践。本书也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被国外学者誉为“东方药学巨典”。
中药的发展历史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为汇集整理先秦时期大量蕴积的药物开发利用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更为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当时药物专著已达110多种。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是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既是先秦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总结，又是后世本草和开发利用的楷范。全书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按中药的养命、养性、治病等3种功效归并为上、中、下三品。这些药物至今仍有200余种沿用不衰。到了魏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到730种（《名医别录》新增365种），后又经《本草经集注》增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至此，我国中药理论体系雏形已定，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唐代，药物已增加到1000余种，药物知识也已基本可以满足一般临床应用的需要。国家曾组织力量开展药源调查，在此基础上于显庆年间（656--660年）编修了《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编修并颁布实施的具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在已有的本草学基础上，精选民间新药114种，使药物种数达到850种，这本药学专著以较多的药物基原考证和较丰富临床用药经验赢得了中外医药工作者的尊崇。70多年后，陈藏器又收集《唐本草》未载之药692种，撰成《本草拾遗》。二者合计，唐代开发利用的中药资源已达1500多种。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医药资料的整理、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北宋时期，国家再次大规模调查药物资源，并成立医药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还设立了官办的制药厂（惠民制药局）生产中成药。百余年中，三次修订本草，大量校勘汇总，增补文献和用药经验，形成历史上官修本草高潮，官方代表作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宋代唐慎微集前人之大成，收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筛选遗余药物554种，又自增8种，辑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至此，我国古代开发利用的药物资源已达1748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宝库。金、元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在稳定和巩固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转向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其主要贡献是把医药理论与具体药物密切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中药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深。明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本草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医药界人文荟萃，名著迭起。《本草品汇精要》收载药物1815种，增补46种，尤以文字简洁精要。彩色实物绘图名闻于世。《滇南本草》收载药材448种，是一部记载高原地区药物（包括民族药物）的珍贵著作。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把古代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推向了顶峰，并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总结了明以前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图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学的编纂技能和水平，开拓了后世中药发展的新局面。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中药行、店林立，还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中药材产量和运销量随之大增，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著录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 实图考》。前者收载《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后者收载植物1714种，虽名为《植物名实图考》，实际也是一部宝贵的药物专著。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药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藏族著名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载药物2294种，具有浓厚的藏药特色，是中国藏医药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中药学·中药的起源
关于中药的起源，有着不少动人的传说。《帝王世纪》一书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另一个为“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淮南子》则提到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有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通鉴外纪》还提到“氏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其它书中还有类似的传说，但是总起来说，大都集中在伏羲氏及神农氏。史学家们认为，伏羲氏是早期畜牧业时期的代表人物; 神农氏则为早期农业时期的代表人物，比伏羲氏要晚。以他们两人作为发现药物的代表，说明药物的起源与原始社会的畜牧业、农业的出现及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诸书记载多有“尝”字，充分表明人们是在进食的过程中发现药物，这就是后世所说的药食同源。
在原始社会中，人们为了维持生命，除了狩猎获得肉食之外，主要以植物作为饮食的来源。由于对植物性质的缺乏了解和饥不择食，进食有毒植物后就出现呕吐、腹痛甚至昏迷等毒性反应。有时也因偶然食用某种食物而使病痛减轻或消除。经过世世代代的长期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区别食物与不能食用的植物，认识到哪些植物可以用于治疗疾病，初步积累了一些药物知识。以后，随着农业的出现及发展，人们在栽培农作物的过程中增多了对植物的观察与体验，发现更多的植物药。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生产的进步，医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对药物的需要与日俱增，药物的来源也由野生药材、野兽发展到部分人工栽培药物和驯养家畜，并且开始利用矿物药。通过长期经验的积累，用药的知识愈来愈丰富，人们传播这些知识的方式由口耳传授发展到了文字记载，出现了药物的著作。由于植物药在药物中占据多数，所以古人将记载这些药物的专书称为本草。
关于药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时期。记载周代历史的《周礼》中有着“聚毒药以供医事”、“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论述。郑玄对五药的注解是“五药，草、木、虫、石、谷也”，即当时对药物已有分类。《周礼》 中还记载“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说明当时还能区别各种药物的药性。《诗经》记载了西周甚至部分商代的诗歌，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述中药的书籍。书中载有不少动、植物，其中有若干药物。仅就植物药而言，包括芍药、黄芩、甘草等五十多种，有的简要记载了产地、采集和食用季节。这些药物虽未提到可以治病，但是却有百余种为后世的本草书籍所收载。《山海经》虽然是一部记载我国各地山川和物产的著作，但却记录了一些药物的产地、性能及功用。这是一本较早记载药物功用的书籍。书中载有一百多种药物，包括植物药五十二种、动物药六十七种、矿物药三种等。这些药物的功用，可分为预防、补益、种子(促进生育)、避孕、醒神、杀虫、毒药 (毒鼠、鱼及人)、解毒、兽医用药等。这些药物可治疗内、外、妇、皮肤、眼科等数十种疾病。七十年代于武威出土的汉代木简载有中药约一百种。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书《五十二病方》载方近三百个，中有药物二百四十多种。其中有植物药及矿物药如水银、蜀椒、黄芪、芍药、甘草、黄芩等。《内经》中记载了十二个药方，其中有植物药及动物药如乌贼骨、茜草、泽泻、半夏等。这些说明至迟到了汉代，中药学已经初具规模，产生药物专著的时机业已开始成熟。
在中药的起源上，酒具有重要的地位。酒的人工酿造，一般认为是在夏代。晋人江统在《酒诰》中说“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表明古人将多余的煮熟谷物抛弃后，无意中发现在一定的条件下，熟的谷物可以自行发酵成酒。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上记载了稻、麦、禾、黍、稷等多种农作物，证实商代的农业生产很发达，已能生产不同的谷物。这些谷物为酒的酿造提供了物质基础。古书中记述的商纣王建酒池肉林，说明那时已经饮酒成风。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很多属于盛酒的器具，间接证明商代的酿造业已经很发达。
人们在饮酒的同时，发现酒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除了可以使人兴奋愉快、减轻痛苦之外，还能起到麻醉作用。酒不但本身能够通利血脉，还能促使其它药物发挥作用。随着饮酒的普及和医药知识的增加，药物品种的增多，人们从单独用酒治病发展到将药泡在酒内制成药酒来治病。由于酒在医疗中的广泛使用，以致古人在造“医”字时把“酉”作为该字的下半部。古时“酉”与“酒”通，“酉”本身就是酒坛的象形。这说明酒在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殷商甲骨文上有“鬯其酒”的记载。据班固在《白虎通》中解释说“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鬯其酒”指的就是将药物泡在酒内。《内经》中有关于“醪醴”(醪为浊酒，醴为甜酒)的叙述，认为它们的作用是“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如果经常服用，可以预防疾病。《汉书》甚至把酒称为“百药之长”，将酒放到中药的首要位置。
在药食同源的基础上，出现了中药的水煎液，亦称汤药或汤液。相传商汤时代的伊尹创制了汤液。伊尹是商汤的厨师，善于烹调，以后被任为宰相。《甲乙经》的序中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吕氏春秋·本味》中还提到伊尹同商汤谈话时讲到医学。他说：“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这些记载表明伊尹不仅精于烹调，而且通晓医学。他在烹调食物时常用姜、桂等调味品，从而认识到这些调味品具有辛温健胃的作用，能够治疗一些疾病。以后，他将以水煮食物的经验用来以水煮药物，把不同的中药放在一起制成汤液。由于他兼通烹调和医学，因而可能在创制汤液方面作出贡献。《资治通鉴》 中说伊尹“闵生民之疾苦，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浊重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明确提出他是汤液的创始人。应当指出，汤液的出现，是人民群众进行长期医疗实践，对用药经验加以总结提高的结果。但是，伊尹在将中药配制成为复方的汤液和促进汤液的应用方面确有不可磨灭的成就。
去翻翻本草纲目啦
中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一般指以中国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也称汉医。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除此之外对汉字文化圈国家影响深远，如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
古代东方医学的发源地在黄河流域。
这四次大瘟疫，导致欧洲数以万计的人染病身亡，同时也让人们意识到医学的重要性，要知道医学发展史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人类对疾病的抗争史。
在经历这四次大灾难后，西方医学技术与理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西方人卫生健康观念。
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不仅哲学与艺术上意识领先，医学与生理学也出现较早，并且在当时得到较大发展。
在《荷马史诗》中，就有关于战争中医师治疗战士伤口的描述，在希腊神话体系中，也有对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描述。从各种史料文献来看，当时古希腊对医生是比较尊敬的。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除此之外对汉字文化圈国家影响深远，如日本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
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2018年10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中医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
道家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道家文化分为文道、武道。道家的“文道”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体系庞大的文化系统。道医学就是道家“文道”中的五术之一，道家五术分为医、卜、星、卦、山五大门类。其中道医学名列五术之首，是道家历代修真者的必修课之一，也是道家法脉承传中代代相继、口传心授的重要内容。只是由于法脉承传秘授的特点，所以历史上鲜见文字专著流传于世间。 道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道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在道家内部的不同脉系之中师徒相授，代代相传。为人民健康的预防、治疗和保健贡献着力量。由于道医学是内功修真者在世间“广施方便，救死扶伤，德化众生，积行累功”的重要工具，所以古往今来，道医学可以说是最接近人民大众的一门医学，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道家人物布施医道、起死回生的脍炙人口的故事。道医学以药物便易、方法简便、疗效可靠而著称于世，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中国流传几千年而不颓，逐步发展成独立的医学体系。 道医学的理论和方法，由于是一种自身实证基础上的医学技术，它已经超越世俗“眼见为实”认识论的限制，是人体生命科学中，必须跨越太极阴阳相互之间的障碍和制约，自由穿越太极弦才能真正掌握和应用的学科，是一种深层次高领域的生命医学领域。所以，真正上乘的道医学都必须在本身进行系统内功修证的基础上，证至相应的层次和阶段，然后经过上师的心传印授才能真正掌握和应用。所以道医学历代都是师徒承传，理论和方法只限于笔抄纸录，口诀相延，不付梓印。虽然其中许多方法在历史长河中也与世医相融交汇，但是其中根本的精华，仍然深藏脉系之中，不易被世俗所掌握，故而历史上鲜有道医学这方面的专著论述。 道医与世医（道家将国医或中医称之为世医）都是同源共脉，都源自于自然大道。古有：“歧黄源于道”之说，此言非虚。世医是根据道的易理、阴阳、五行、气血理论而阐发，这些显性的医学理论和方法利于世俗学习掌握和运用，只需掌握文理精义即可临床应用医术。但是，道医则必须隐显、阴阳理论和实践集于一身，能够洞穿太极弦，显性和隐性同步掌握，才能将道医学运用于临床实践。所以相对于世俗中的医学而言，道医学是比较难以全面掌握和应用的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必须依靠医者本人坚实而且系统的精气神内功修炼基础。 道医与世医之间的根本区别，其实是对精、气、神这三大人体基本生命物质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认识之间的差别。世医对人体精气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理论认识、理性掌握的范畴中；道医则是既要有理性认识，同时也要对精气神具有自身内环境实践的直接感性认识，在双重认识整体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和掌握。 道医学的基础理论，建立在以甚为深邃的洞察力内证，运用自身的深度静定慧观，对生命进行长期全面而细致的观察，根据观察所得而逐步建立起人体医学理论基础。世医在历史上则是继承和运用道医学中的这些基础理论，仅以智观加以学习和运用发展。中医学发展至现在，已经偏重于单纯的智观性发展和丰富，甚至将道医学中经过慧观所取得并且建立的基础理论，部分地轻率地当作糟粕抛弃掉。例如在一个时期阶段中全面否定阴阳、五行学说，摒弃三魂七魄学说，甚至否定经络学说、气机学说等等。将中医学的灵魂抽离抛弃，全面向单纯的智观领域发展。这种现象在道医学领域是不可能发生的，道医学注重智与慧同观研究实践任何事物，而且将慧观所得作为指导智观的基础，是“慧智同观”研究医学的一门学问。 道医学的学习与掌握，首先在于对传统理论的全面继承，而不是轻率地否定。道医学诞生于道家修真者数千年以来，以自己的性命为试验室进行长期反复的研究和实践，首先在自己身体之内进行全面归道性转化实践，探索精气神与形之间的本质关系，成就了千千万万的祖先，使他们步入真人的行列，并且同时产生了道医学
中国。中医学是产生于中国的传统医学，它有着悠久的历史，至今仍在流传，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医学体系。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