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是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业，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可是，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国际上称之为“荷兰病”。中国目前很多城市出现荷兰病，例如辽宁阜新。产生编辑“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和 Neary在1982年给出的。两位作者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三个部弗里斯兰省Smalle Ee市的气阀弗里斯兰省Smalle Ee市的气阀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历史编辑在1973年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欧洲天然气出口大国荷兰由于能源价格高涨而从天然气出口中获得大量收入，这些收入大大提高了国家社会福利程度。然而，随着天然气出口的增加，荷兰本国货币荷兰盾的汇率也随之上升，劳动者薪水也同时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大幅攀升，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急速下滑，造成经济恶化。伴随着经济恶化，由于经济增长时期大幅提高的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对政府财政产生了巨大压力，财政赤字也随之急速增加。天然气油轮天然气油轮当时由柯克首相领导的政府，呼吁各界能够共体时艰以应经济问题，于是下令三年内劳方不得要求加薪，相反的资方做出的承诺是三年内不得裁员，最后经济也开始复苏，多数国家为之头疼的社会福利问题，也只有荷兰找出解决之道。后果编辑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升将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则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现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下去。二是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荷兰病的影响荷兰病的影响难)。不过，对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我们会发现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这被称为支出效应。“尽管这种病症一般是与一种自然资源的发现联系在一起，但它可能因以下任何一种造成外汇大量流入的事件诱发，其中包括自然资源价格的急剧上升，外国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等。荷兰病”可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适用于所有“享受”初级产品出口急剧增加的国家。中国现状编辑患病城市在中国，有着很多有着因资源而兴起的城市，比如石油之城大庆、煤炭之城大同。历史上，这些资源型城市虽然由小到大、走向繁荣，但由于过于依赖资源优势，造成经济构成单一，当资源由多变少，甚至枯竭时，危机也开始产生。上世纪中国著名的阜新市海州露天煤矿夜间生产的画面，火红的挖掘场景，曾经感动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人，作为著名的煤电之城，那高高扬起的挖煤的电镐，也被印上了1960年版的5元人民币。但2005年，曾经日夜赶工生产的海州矿，在生产了24亿吨煤炭后，却停了下来，原因就是煤已经被采完了。更为紧迫的是，2000年前后，煤炭资源逐渐枯竭的阜新市已经有几十对矿井相继关停。荷兰病在中国荷兰病在中国辽宁省阜新市副市长杨忠林说，几大煤矿基本上，都已经破产，大量的产业工人，面临失业煤炭资源逐渐枯竭，让阜新这座煤电之城产生了不小的困惑。据统计，当时阜新全市三分之一以上工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万产业工人相继下岗，这一数字占到了职工总数的；从全市来看，共有万人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此外阜新还面临着棚户区拥挤成片，采空区不断沉陷的尴尬处境。这种资源型城市如今面临的困境并非阜新所独有。阜新能否治愈“荷兰病”，对全国同类城市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中国一共有118座资源型城市，随着资源的持续开采，先后有一些城市逐渐出现了资源枯竭的现象。2008年，国家发改委确定了阜新、大兴安岭、盘锦、焦作等12个城市为首批资源枯竭城市。仅仅过了一年，国家发改委又公布山东枣庄、辽宁抚顺、内蒙阿尔山、江西景德镇等全国32个城市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而2年后，2011年，这个名单又增加了25个城市，如今总数已高达69个。中国共有118座资源型城市，其中有69座都患上了“荷兰病”，而受到伤害的是69座城市的百姓，几千万个家庭。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得了重病就要抓紧治，否则后患无穷。那么，得了“荷兰病”的城市，该怎么治疗？辽宁省阜新市已经开始挑战“荷兰病”。 [1] 治疗方法面对阜新的困境，党中央、国务院将阜新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试点市，对当时最为急迫的采空区地表下沉，居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问题。为此，国家一方面拨出巨额款项异地建设安置小区，另一方面，还帮助阜新进行经济转型。辽宁省阜新市副市长杨忠林表示，转型当时还是解决老百姓的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虽然阜新煤炭资源越来越少，但在减少产量的情况下，还能维持开采三四十年。为此，阜新市采取每年控制开采1000万吨，用其利润为转型保驾护航的策略。另一方面，阜新也希望通过开发拥有的其它资源，解决急迫的就业问题。这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行动，因为几乎没有积蓄的万下岗工人等不了太久。为此阜新首先打出了三板斧：第一板斧就是协调其它城市，转移劳动力。辽宁省阜新市副市长杨忠林还说，我们的城乡劳务输出，最高的时候，每年在20万。第二板斧则是就是就地发挥城市的功能，尽量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机会。辽宁省阜新市副市长杨忠林告诉记者，当时有一些人力车，还有其它一些，各种私营的一些小企业近多地容纳都给予扶持。阜新的第三板斧则是，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快速发展投资小、见效快的现代农业。辽宁省阜新市副市长杨忠林说，阜新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人均耕地大约是，通常讲人均耕地6亩。依靠人均耕地较多的优势，阜新先后引进了双汇、鲁花、六合等一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在这些企业强大市场销售能力的带动下，当地农民搞起了养殖、种起了花生，不仅增加了就业岗位，也促进了贫困农民的增收。入驻的企业中，双汇就提供了1000多个工作岗位，每年纳税一亿多元。而为保障鲁花的原材料供应，阜新仅花生就种植了270万亩。而通过十年发展，阜新农林牧鱼总产值已经达到217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7000多元。辽宁省阜新市副市长杨忠林说，这也带来了一些其它的产业，物流还有其它一些，附属产品包装业，给这个企业，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产业链条通过三板斧初步解决失业人员就业问题后，阜新重新审视了自身拥有的资源，除煤炭以外，阜新还拥有液压、玛瑙、阳光、风、氟等其它各类资源，而且储量丰富。由于以往只是两眼死盯着煤炭，所以造成了其它产业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成长。如今，阜新又该如何通过多种途径，开发这些资源的优势，把当地经济做大做强呢？他们的首选目标是：发展以液压产业为引擎的装备制造业。辽宁省阜新市副市长杨忠林还表示，液压产业围绕我们，或者叫煤炭开采的，一些设备，围绕沈阳，东北老工业基地，配套的一些产业比较多。为了帮助阜新顺利转型，国家还批准大唐国际在阜新投资240多亿元，建设了煤化工循环经济园，利用内蒙运来的低热值的褐煤来加工煤制天然气，这一工程全部建成后，每年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就能产生120亿元的销售收入。阜新有许多的副产品，比如焦油，中油，石脑油 还有硫黄 ,六胺这些副产品，如果进行加工，它的产值大概，跟主产品加起来，初步算 不是很准，大概加起来300多亿。目前，阜新市也做出规划，要围绕煤化工副产品打造一个煤化工园区，对煤化工的副产品和主产品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加工。此外，阜新也拥有220万吨的萤石矿资源，阜新市也围绕它打造了氟化工产业集群，从以往的低端产品生产，转向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争取实现未来5年，实现年产值1000亿元的目标。荷兰病在中国荷兰病在中国(8张)越在前端消耗的，能源动力就越多，成本这个利润的水平越低，越到后端，能耗不一定提高，但是它的附加值在提高。 [1] 治疗结果通过十年转型，目前阜新已经建起装备制造、煤化工、玛瑙、现代农业等十大产业集群。10年里，煤炭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从下降到，装备制造业占工业比重从3%提升到。地区生产总值从70亿元上升到470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亿元增加到50亿元。人均gdp从3391元上升到25893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327元增加到14994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122元增加到7615元。实现了国家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的初步目标。辽宁省阜新市副市长杨忠林说，现在的就业，每年实名制就业，都在56000人左右，实际阜新市现在有的企业，已经感受到招工比较难。阜新励精图治，扭转了一心向煤看的传统思维，放开眼界，通过10年的经济转型，建起了十大产业集群，成功抵御“荷兰病”。这也为其它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提供了借鉴。其实在辽宁，并非阜新一个城市在这样思考未来，钢铁之城本溪，在资源还尚未枯竭之时，就已经提前进行转型，展现出未雨绸缪的城市发展理念。 [1] 转型从2000年开始，阜新市积极谋划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首次提出并使用了实施阜新经济转型的概念，并明确提出要跳出原有的思维，跳出“就调整抓调整”的思路，用全新的思维、全新的角度来探索经济转型的新路子。阜新经济转型已经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人民收入大幅度提升，阜新做为全国首个资源枯竭性城市的经济转型试点最终取得成功。
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是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业，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可是，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国际上称之为“荷兰病”。中国目前很多城市出现了荷兰病，例如辽宁阜新。
石油探明储量65亿吨，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2－13％。森林覆盖面积8. 6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50. 7％，居世界第一位。木材蓄积量807亿立方米。天然气已探明蕴藏量为4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3强，居世界第一位。水力资源4270立方千米/年，居世界第二位。2000年核能发电量为1310亿千瓦/小时。核电占俄电力的10％。煤蕴藏量2000亿吨，居世界第二位。铝蕴藏量居世界第二位，铁蕴藏量居世界第一位，铀蕴藏量居世界第七位，黄金储藏量居世界第四至第五位。《环球时报》 2005年06月15日 第十九版：俄罗斯资源价值惊人总价值约为300万亿美元，是美国的3倍；专家担心，对资源过于依赖会影响经济长期增长中国人常为自己国家的地大物博而自豪，但实际上，国土和自然资源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是俄罗斯。从石油煤铁到农畜海产，从林木水电到稀有金属，俄罗斯都是当今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资源大国。这已经成为普京时代俄罗斯重新崛起的关键倚重力量，也是影响俄内外政策走向的基本要素之一。那么，俄罗斯自然资源到底价值多少？俄罗斯人怎样看待自己的自然资源呢？资源完全自给的惟一国家俄罗斯自然资源总量居世界首位。俄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2004年出版的《俄罗斯：复兴之路》报告称，俄罗斯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自然资源几乎能够完全自给的国家。作为世界资源大国，俄罗斯已经探明的资源储量约占世界资源总量的21%，高居世界首位。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曾在一篇题为《俄罗斯值多少钱？》的文章中指出，俄罗斯所有自然资源的总价值约为300万亿美元；其中，俄已经探明的资源储量价值约为30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俄著名学者奥·切尔科维奇在题为《世界经济背景下的俄罗斯》的论文中援引权威数据称，与俄罗斯相比，美国已经探明的自然资源储量价值为10万亿美元，中国为5万亿美元，西欧为万亿美元。从类别看，俄罗斯各种资源储量几乎都位于世界前列，特别是在其他国家非常短缺的矿物、森林、土地、水等资源方面，俄罗斯的优势非常大。首先，据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测算，从探明储量来看，俄罗斯各类矿产资源的保障程度都相当高，石油为35年，天然气为81年，煤在60-180年之间，铁矿石为42年，铜、镍、钼为40年，钨为37年，锌为18年，铅为15年，黄金为37年，磷酸盐为52年，钾盐为112年。其次，俄罗斯森林覆盖率约为50%，拥有世界1/5的木材储量。俄罗斯森林资源储量已经超过了整个北美的森林资源。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木材第三大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第三，俄罗斯农业用地亿公顷，其中耕地亿公顷，人均耕地为公顷；而全世界耕地面积不过亿公顷，人均只有公顷。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土地非常肥沃，正如俄罗斯土壤学奠基人多库恰耶夫指出的那样，黑土地带是俄罗斯的主要财富，俄罗斯的黑土地曾丢失了20%-50%的腐殖质，但仍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第四，俄罗斯有丰富的水资源，仅贝加尔湖就容纳了占全球地表淡水总量的1/5。俄罗斯拥有500多条通航河流，总长度为30万公里，实际通航里程为8万公里。如果俄罗斯的全部水力资源被利用，每年可发电2万亿千瓦时。资源是机遇还是灾难对于本国富足的自然资源，俄罗斯各界的认识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资源机遇论。俄罗斯学者阿尔巴托夫、穆欣和列捷尤姆等人认为，一方面，俄罗斯的自然资源是其在世界市场上为数不多的有竞争能力的商品之一；另一方面，它又是对国外巨额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合作项目。正如俄科学院院士利沃夫所说，俄罗斯在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使其有能力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居于领先地位。二是资源灾难论。这一派观点否定了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的一国拥有的自然资源越丰富就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接受了西方实证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当年荷兰在北海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后，导致荷兰货币升值，其他领域出口困难，当时的荷兰陷入了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的困境，被称为“荷兰病”。普京总统的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等人强调石油等资源财富最终可能为俄罗斯带来的弊大于利，担心俄经济可能因此丧失竞争力。俄议员雷日科夫6月7日更发表文章指出，俄罗斯已经感染上了“石油艾滋病”。显然，俄罗斯政府接受了第一种认识，认定自然资源是推动俄重新崛起的战略基础，因而加大了对资源的控制力度。今年年初，俄罗斯政府明确宣布禁止外国公司参加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金矿、铜矿等自然资源的开发投标。如果俄罗斯合资企业中外国公司所占的股份超过49%，这家企业也不得参与开发俄罗斯的自然资源。这意味着外国公司将无法参与俄罗斯的自然资源的开采。俄罗斯媒体分析说，普京执政后，越来越加强对自然资源，特别是目前利润巨大的能源资源的控制。俄经济会不会得上“荷兰病”从短期来看，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自然资源的出口，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初级产品的出口拉动，因而同时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近两年来，随着国际油价的逐步上升，俄石油生产出现强有力的增长态势，成为牵引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俄罗斯能源和原材料产值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8%，其中仅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就占总出口的54%。据专家预测，俄能源出口将对俄罗斯今年达到的经济增长率贡献过半。拥有丰富的资源使俄罗斯连续几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7%。但是，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过大，呈现出制约经济复兴步伐的迹象，这引起了俄罗斯有识之士的担忧。第一，依赖高油价拉动的经济已经呈现疲态，并直接影响到俄政府财政收入。由于油田开采效率低和勘探新油田投入不足等原因，俄石油开采增长能力已经接近极限。2004年下半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屡创历史新高，但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却明显下降，9月份仅为％。俄罗斯政府去年的财政预算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今年估计将下降为％。第二，在能源出口收入大增的同时，俄罗斯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的压力也在加大。一年来，卢布兑美元已升值了10％，预计今年还将更快地升值。俄罗斯较宽松的财政政策将刺激已呈现攀升迹象的通货膨胀率。2005年第一季度，消费价格比上季度提高了％，破坏了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率的计划。油价上升也使“荷兰病”加剧，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大量资金和技术更愿意投向能源开采和销售，其他产业的发展将被忽视，导致俄罗斯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第三，由于自然资源产生大量“收益”，容易助长腐败和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也会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引起政治斗争，对俄罗斯社会制度及政治稳定潜存着长期有害的影响。俄要15年后才能摘掉资源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帽子普京政府已经意识到，丰富的资源对俄罗斯摆脱金融危机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可能使俄罗斯经济陷入长期困境。目前，俄罗斯政府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继续对石油、天然气等资源部门加强投资，更新设备，提高该领域的生产效率；二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将来自资源产业的巨额收入投入到其他产业部门中，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三是大力推进行政改革，目标是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防范资源分配中的腐败；四是改革价格体制。目前，俄罗斯国内资源价格水平很低，完全是政府实行价格管制的结果。可是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俄罗斯必须取消对国内资源价格的管制。从长期来看，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俄罗斯政府正在制定计划，准备分阶段取消政府对资源的价格管制，引导投资，增强其他产业的竞争力。据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报告预测，俄经济结构改造至少需要10年时间。在未来10至15年后，俄罗斯才可能摘掉资源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帽子，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环球时报》 2005年06月15日 第十九版俄罗斯自然资源一. 俄罗斯自然资源概况俄罗斯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多种多样，自然资源异常丰富，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地域组合状况别具特点。这些对俄罗斯的产业分布和经济地域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有 着重要影响。俄罗斯地处中高纬度，其地势是西低东高，大致形成三大地形单元。其西部分布有东欧平原一部分（又称俄罗斯平原）和西西伯利亚平原，其平原面积 约占全俄面积的1／2；叶尼塞河与勒拿河之间为中西伯利亚高原，约占全国面积的1/4，中西部的乌拉尔山、东部山带和斜交山带等组成的山地面积约占全俄面 积的1/4。 俄罗斯大部分领土属于温带和寒带气候。气温从北向南逐渐升高，东北高原、山地气温最低，年温差较差大，是气候条件最严酷的地区。由于受西风带、大西洋暖湿 气团的影响以及西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外加东部山地的屏障作用，太平洋的水气难以进入，导致俄罗斯的降水量的分布大致由西向东和由森林带向南北两侧呈递减的 趋势。太平洋沿岸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降水量较大。 俄罗斯有数条长度超过2000公里的河流，其中几条被列为世界长河的均分布在国土的东部地区，如叶尼塞河、勒拿河等。由于地形和气候条件的影响，东部地区 的河流多发源于南部山地，向北、向东注入大洋；欧洲地区河流多发源于中部丘陵地带，呈放射状向四周分流。 由于俄罗斯地域辽阔，地势大部平坦，而且不少地区开发较晚，因此依纬度而变化的水平地带性特点十分明显。俄联邦从高纬向低纬分布有极地荒漠带、苔原带、森 林苔原带、森林带、森林草原带、草原带等自然景观带（或自然地带），在山地则按高度变化形成垂直分布的景观特征。 俄罗斯联邦的自然条件及其地域组合特点对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俄罗斯的自然景观带为其各具特点的农业地带和农业生产地域类型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自然物质基础。广阔的森林带（森林覆盖面积占全俄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和丰富的土地资源（农业用地面积占全俄的土地面积10％左右）为俄罗斯的森林和 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场所。耕地面积占世界耕地面积的8％，居世界前列。自然条件的多样性为俄罗斯经济的综合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但是，俄罗斯的自然条件也有许多明显的不利因素，给农业生产以及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都带来许多困难。其主要问题是：水热之间的矛盾突出，农业综合自然 条件较差和东北部自然条件严酷。 热量资源与水资源分布的不一致以及水热之间矛盾尖锐，是俄罗斯自然条件地域组合中的突出问题。热量资源从北向南渐次增加，而地表径流则大致从北向南逐渐减 少。同时，多数河流由南向北流，使80％的径流量注入北方诸海。全俄每年大气降水量约有7000立方公里，其中有一半被蒸发和渗漏，年径流量尚有3000 多立方公里，相当于世界年径流量的6％，居世界前列，完全可以保障俄罗斯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的需要，并且绰绰有余。然而，由于水热分布的不平衡，致 使南部的森林草原地区降水量少，且极不稳定，蒸发量又很大，呈半干旱甚至干旱状态，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工农业生产和城市用水的需要；而广阔的北部地区，气 温低，降水较多，蒸发小，河流众多，水分过剩。总之，中南部缺水同北部的水分过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南方农业地区的周期性干旱，对农业生产威胁很 大，是造成粮食生产不稳定的直接原因之一。如何解决南旱北涝是目前俄罗斯国土整治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其根本措施是实行北水南调，人为地重新分配地表 径流。如已修筑了额尔齐斯枣卡拉干达运河，其他跨地域、跨流域的调水方案也正在计划与实施中。同时，以解决水分过剩为主要内容的俄罗斯非黑土地带的开发计 划也正在积极准备付诸实施。 俄罗斯联邦虽然是世界上土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是，就农业综合自然条件全面分析，俄罗斯远不如同纬度的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也不如西欧诸国。就热量、 水分等气候条件综合分析，俄罗斯联邦的农业土地的生物潜力可能性比美国低60％，比法国低55％，比德国和英国分别低40％和35％。 俄罗斯联邦广阔的东部地域，永久冻土带广布，自然条件严酷，不仅严重影响种植业发展，同时，对工业和城市建设以及人口移入，都带来许多困难。二. 自然资源状况俄罗斯联邦地质构造复杂，矿产资源丰富。 俄罗斯平原西北部的卡累利阿和科拉半岛地区蕴藏着铁、镍、云母等矿产。希宾山地有世界最大的磷灰石矿，并蕴藏大量的制铝原料枣霞石。俄罗斯平原和其他广阔 地域及西伯利亚地区，蕴藏有世界最大的铁矿区枣库尔斯克磁力异常区，以及乌拉尔、西伯利亚铁矿区。 煤炭主要分布在两个大型含煤带内：一是位于贝加尔湖与土尔盖拗陷之间，包括伊尔库茨克、坎斯克一阿钦斯克、库兹巴斯、埃基巴斯图兹和卡拉干达等煤田；另一 个位于叶尼塞河以东，北纬60度以北，包括通古斯、勒拿和太梅尔等大煤田。此外，远东地区的南雅库特等煤田也很重要。 石油、天然气主要分布在西西伯利亚（以秋明油田为最大）、俄罗斯（伏尔加枣乌拉尔油田）、东西伯利亚三大地台型含油盆地，及萨哈林（库页岛）等地槽型含油 盆地。 中西部的乌拉尔山区和远东山地，形成俄罗斯主要的有色金属矿产基地。远东沿海山地的锡矿也很重要。 俄罗斯的矿产资源，如煤、石油、天然气、泥炭、铁、锰、铜、铅、锌、镍、钴、钒、钛、铬的储量均名列世界前茅。只有锡、钨、汞等金属资源储量较少，不能自给。藏量丰富、品种齐全的矿产资源为俄罗斯发展多部门的基础工业，以及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主要资源分布集中，有些大型能源资源、矿 物原料的分布相互接近，这又为俄罗斯建立大型的工业基地和经济区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资源分布很不平衡：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国土的北部和东部地区； 而急需燃料、原料的西部（欧洲部分）地区却感到资源不足、品种欠缺；矿产资源丰富、品种也较齐全的乌拉尔地区，由于长期开采已造成资源不足，开采难度愈来 愈大。上述情况势必造成远距离运输，给交通部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每年由东部地区运往西部地区的燃料都达几亿标准吨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联邦 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合理分布。 俄罗斯自然资源的丰富还表现在：它拥有原苏联90％以上的森林面积和水能资惊，70％的煤炭，80％的天然气，100％的磷灰石，60％的钾盐和大部分铁 矿石。 西伯利亚和远东是全世界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这里的森林面积达5．03亿公顷，木材积蓄量达600多亿立方米。还有大量的各种金属矿藏，如铁、铜、镍、 锌、锡、铝、霞石、金刚石、水银、镁、云母、铝、钨、金、银等。西伯利亚拥有大量的各种珍贵皮毛动物和价值较高的药用植物。远东海域生物资源丰富，总量为 2850万吨，其中鱼类资源2300万吨。俄罗斯自然资源一. 俄罗斯自然资源概况俄罗斯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多种多样，自然资源异常丰富，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地域组合状况别具特点。这些对俄罗斯的产业分布和经济地域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有 着重要影响。俄罗斯地处中高纬度，其地势是西低东高，大致形成三大地形单元。其西部分布有东欧平原一部分（又称俄罗斯平原）和西西伯利亚平原，其平原面积 约占全俄面积的1／2；叶尼塞河与勒拿河之间为中西伯利亚高原，约占全国面积的1/4，中西部的乌拉尔山、东部山带和斜交山带等组成的山地面积约占全俄面 积的1/4。 俄罗斯大部分领土属于温带和寒带气候。气温从北向南逐渐升高，东北高原、山地气温最低，年温差较差大，是气候条件最严酷的地区。由于受西风带、大西洋暖湿 气团的影响以及西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外加东部山地的屏障作用，太平洋的水气难以进入，导致俄罗斯的降水量的分布大致由西向东和由森林带向南北两侧呈递减的 趋势。太平洋沿岸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降水量较大。 俄罗斯有数条长度超过2000公里的河流，其中几条被列为世界长河的均分布在国土的东部地区，如叶尼塞河、勒拿河等。由于地形和气候条件的影响，东部地区 的河流多发源于南部山地，向北、向东注入大洋；欧洲地区河流多发源于中部丘陵地带，呈放射状向四周分流。 由于俄罗斯地域辽阔，地势大部平坦，而且不少地区开发较晚，因此依纬度而变化的水平地带性特点十分明显。俄联邦从高纬向低纬分布有极地荒漠带、苔原带、森 林苔原带、森林带、森林草原带、草原带等自然景观带（或自然地带），在山地则按高度变化形成垂直分布的景观特征。 俄罗斯联邦的自然条件及其地域组合特点对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俄罗斯的自然景观带为其各具特点的农业地带和农业生产地域类型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自然物质基础。广阔的森林带（森林覆盖面积占全俄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和丰富的土地资源（农业用地面积占全俄的土地面积10％左右）为俄罗斯的森林和 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场所。耕地面积占世界耕地面积的8％，居世界前列。自然条件的多样性为俄罗斯经济的综合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但是，俄罗斯的自然条件也有许多明显的不利因素，给农业生产以及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都带来许多困难。其主要问题是：水热之间的矛盾突出，农业综合自然 条件较差和东北部自然条件严酷。 热量资源与水资源分布的不一致以及水热之间矛盾尖锐，是俄罗斯自然条件地域组合中的突出问题。热量资源从北向南渐次增加，而地表径流则大致从北向南逐渐减 少。同时，多数河流由南向北流，使80％的径流量注入北方诸海。全俄每年大气降水量约有7000立方公里，其中有一半被蒸发和渗漏，年径流量尚有3000 多立方公里，相当于世界年径流量的6％，居世界前列，完全可以保障俄罗斯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的需要，并且绰绰有余。然而，由于水热分布的不平衡，致 使南部的森林草原地区降水量少，且极不稳定，蒸发量又很大，呈半干旱甚至干旱状态，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工农业生产和城市用水的需要；而广阔的北部地区，气 温低，降水较多，蒸发小，河流众多，水分过剩。总之，中南部缺水同北部的水分过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南方农业地区的周期性干旱，对农业生产威胁很 大，是造成粮食生产不稳定的直接原因之一。如何解决南旱北涝是目前俄罗斯国土整治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其根本措施是实行北水南调，人为地重新分配地表 径流。如已修筑了额尔齐斯枣卡拉干达运河，其他跨地域、跨流域的调水方案也正在计划与实施中。同时，以解决水分过剩为主要内容的俄罗斯非黑土地带的开发计 划也正在积极准备付诸实施。 俄罗斯联邦虽然是世界上土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是，就农业综合自然条件全面分析，俄罗斯远不如同纬度的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也不如西欧诸国。就热量、 水分等气候条件综合分析，俄罗斯联邦的农业土地的生物潜力可能性比美国低60％，比法国低55％，比德国和英国分别低40％和35％。 俄罗斯联邦广阔的东部地域，永久冻土带广布，自然条件严酷，不仅严重影响种植业发展，同时，对工业和城市建设以及人口移入，都带来许多困难。二. 自然资源状况俄罗斯联邦地质构造复杂，矿产资源丰富。 俄罗斯平原西北部的卡累利阿和科拉半岛地区蕴藏着铁、镍、云母等矿产。希宾山地有世界最大的磷灰石矿，并蕴藏大量的制铝原料枣霞石。俄罗斯平原和其他广阔 地域及西伯利亚地区，蕴藏有世界最大的铁矿区枣库尔斯克磁力异常区，以及乌拉尔、西伯利亚铁矿区。 煤炭主要分布在两个大型含煤带内：一是位于贝加尔湖与土尔盖拗陷之间，包括伊尔库茨克、坎斯克一阿钦斯克、库兹巴斯、埃基巴斯图兹和卡拉干达等煤田；另一 个位于叶尼塞河以东，北纬60度以北，包括通古斯、勒拿和太梅尔等大煤田。此外，远东地区的南雅库特等煤田也很重要。 石油、天然气主要分布在西西伯利亚（以秋明油田为最大）、俄罗斯（伏尔加枣乌拉尔油田）、东西伯利亚三大地台型含油盆地，及萨哈林（库页岛）等地槽型含油 盆地。 中西部的乌拉尔山区和远东山地，形成俄罗斯主要的有色金属矿产基地。远东沿海山地的锡矿也很重要。 俄罗斯的矿产资源，如煤、石油、天然气、泥炭、铁、锰、铜、铅、锌、镍、钴、钒、钛、铬的储量均名列世界前茅。只有锡、钨、汞等金属资源储量较少，不能自给。藏量丰富、品种齐全的矿产资源为俄罗斯发展多部门的基础工业，以及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主要资源分布集中，有些大型能源资源、矿 物原料的分布相互接近，这又为俄罗斯建立大型的工业基地和经济区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资源分布很不平衡：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国土的北部和东部地区； 而急需燃料、原料的西部（欧洲部分）地区却感到资源不足、品种欠缺；矿产资源丰富、品种也较齐全的乌拉尔地区，由于长期开采已造成资源不足，开采难度愈来 愈大。上述情况势必造成远距离运输，给交通部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每年由东部地区运往西部地区的燃料都达几亿标准吨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联邦 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合理分布。 俄罗斯自然资源的丰富还表现在：它拥有原苏联90％以上的森林面积和水能资惊，70％的煤炭，80％的天然气，100％的磷灰石，60％的钾盐和大部分铁 矿石。 西伯利亚和远东是全世界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这里的森林面积达5．03亿公顷，木材积蓄量达600多亿立方米。还有大量的各种金属矿藏，如铁、铜、镍、 锌、锡、铝、霞石、金刚石、水银、镁、云母、铝、钨、金、银等。西伯利亚拥有大量的各种珍贵皮毛动物和价值较高的药用植物。远东海域生物资源丰富，总量为 2850万吨，其中鱼类资源2300万吨。
发展经济学比较杂，因为主要是战后当代发展中国家摸索前进，所以没有绝对正确的理论，只能说与时俱进。早期是刘易斯的二元模型和拐点（剩余农村劳动力转入工业，加快城镇化）以及哈罗德-多马模型，丁伯根也有他的理论，还有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号召发展中国家相互合作，共同对抗发达国家的资本剥削）；中期，阿德尔曼有他的理论，还有库兹涅茨提出过一系列曲线，开始加入计量检验，国际贸易从提倡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近来几十年，又引入福利经济学等等。总之，发展经济学挺杂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自己摸索，发达国家是已经走过这条路了（而且他们的条件大多不可复制），除了一些理论还有类似荷兰病的现象之类的反思等等。至于制度经济学，相对好一点，毕竟大体上是有传承的，先是科斯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成本，为制度经济学奠定基础（其实他本人是无心插柳，当时没有引起重视，几十年后被别人发现价值），然后诺斯（经济史学家，创造性提出制度变迁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舒尔茨（林毅夫导师）提出制度变迁理论，再后来就是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甚至张五常（佃农理论）。这两门课学是都学过，就是有些记不清了，大体如上，没有什么基本理论，只有一些上面提到的概念和不同分支、流派，不像古典那样系统。
杨保军：我国城市化概述杨保军：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概念。 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跟在座各位有关，因为我们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要提供住房给大家住的，并且主要是给城里人住，在农村还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的，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家关注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地理学关注经济区位向城市的集中过程。综合起来看，城市化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特征：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房地产商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产品。 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它？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城市化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阶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后期阶段就基本上稳定了，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 回顾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抑制，当时我国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建国以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努力推动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不是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城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到1980年代，学界在积极探讨、推动，而政府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时的红头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城市化这样的术语；1990年代，转变为推进和积极的支持。目前我们国内的基本状况是，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城市化水平从％提高到2001年的％，到去年是39％。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家通常说到的问题有：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城市体系的宏观布局、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缺乏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城镇密集地区各类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结构趋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不足，现有城镇的要素聚集、辐射和带动能力弱；城镇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小城镇数量偏多、规模偏小。 城市化进展快慢跟动力机制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因素为主导，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提供连续的、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以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城市化快速发展，其动力因素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工业化，一个是比较利益驱动，一个是农村剩余贡献，一个是制度变迁促进。 二、城市化道路 针对国家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有过许多争论，归纳起来有主张走小城镇的道路，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第二种是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不足，这属于折衷的思路；还有一种就是主张搞大城市，这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此外，还有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等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各自的若干理由。从模式上有提出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提出来要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有提出来要根据地域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不同模式，也有提出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因为大中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尽管有很多争论，但是最终国家制定的政策在16大报告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16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在这种国情下，照搬国外的模式显然行不通。这个政策有几个含义，第一就是要适度城市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二就是大城市是作为骨干的，中小城市是作为主体的，小城镇是作为基础的。在推进方式上，则强调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结合，要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 经过论证，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总的来看，适当加大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是完全可行的。中小城市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平均的规模不大，应该控制数量、扩大规模、提高素质。中西部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大中小这三者之间脱节，另外城和乡之间也脱节，所以它应该关注中等城市的发展，通过完善大和小之间的过渡环节，来健全城镇体系。 有几个关于城市化方面的误区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澄清。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必然就会引发“城市病”。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加深，如果规划得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或者缓解城市病的；第二就是认为必须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就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结果应当均衡分布。事实上均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城市化更应该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性。 三、世界城市化特征与趋势。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三，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增长明显，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第四，出现了多个大都市连绵带，也出现一些全球性的城市。 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城市经济已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的办公、写字楼的需求会显著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就是传统服务业下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第三，城市人口增长不再是自然增长，而主要是来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第四，世界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全球夜间景象，越亮的地方说明城市经济越发达。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出现了六个大都市连绵带，这也是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记得潘石屹曾经说过一段话，多年前他在北京选择地块开发楼盘，很久拿不定主意，开着车满北京选地。晚上也开车转，突然发现东边晚上灯光最亮，就决定在那里盖楼，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城。这种决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要，根据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有6个：东京、洛杉矶、伦敦、巴黎、芝加哥。 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仍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一批全球性城市将可能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中心；第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意义更为关键；第四，一些传统的发展因素的状况和变化，仍然继续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新经济因素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一些要素还在发挥作用；第五就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较低，这将继续制约着城市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国外两种城市化演进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属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它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从城市的规模结构看，各国因资源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大城市为主，而德国、荷兰、奥地利以中小城市为主。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就是墨印模式，属于政治主导型城市化。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市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吸取国外经验教训，以市场为主导，同时加强政府引导。 四、我国城市化轨迹与特征 我国城市化轨迹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起步期，比较正常，平缓上升；1958年至1965年是动荡期，大起大落； 1966年至1978年基本上是停滞期；1978年至1984年是恢复发展期；1985年至1992年是平稳发展期；1993年以后是加速发展期。 动力机制的演变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前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的最基本因素；其次，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与国际经验相偏离、后来又慢慢接近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第四，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大；第五，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长期受到抑制。 我国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已经进入加速阶段；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从省一级来看，城市化水平在50％至70％的有广东、辽宁、黑龙江，40％至50％的有吉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湖北，30至40％的有山东、陕西、山西、宁夏、重庆、青海、新疆、海南，30％以下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这是前两年的数据，现在都有所提高）。第三，各类城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四，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珠三角就有1741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五，小城镇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六，国家、民间、外资共同推动，呈现出动力主体多元化特征。第七，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逐步形成并扩大，形成区域联动之势。 目前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是：制约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重视数量、规模，轻视质量和内涵；包括一些形象工程、盲目扩大行政区等不恰当的行为；小城镇有贪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倾向；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协调，横向联系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准城市人口数量大，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 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 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 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 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 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 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个百分点。 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网上还有很多，很容易搜到的，呵呵。
你可以去看看（城镇化与集约用地）上的文献，自己去找下这类的资料
是的，城市的发展既带来了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繁荣，也带来了环境、交通等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病”。正确看待城市病，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政府需要加强规划和管理，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和增长速度，建立科学、绿色、智能的城市发展模式，同时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其次，社会各方面也需要积极参与城市治理，包括企业、居民、社区组织等，共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减少浪费和污染，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和环保行动，共同建设美好的城市。
“城中村”的存在，为本地农民增加收入、以房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提供了机会，为外地人口以低房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方便。但是，城乡结合部的自我无序蔓延，也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滋生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巨量流动人口在“城中村”栖居，无法融入城市，也使得这种“城市病”在各类城市的局部区域加剧。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中村”问题能否解决好，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是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的关键问题。 为了找出破解“城中村”问题的方案和路径，本调研组从北京2010年启动的50个重点村改造入手，寻求 “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思路与做法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主要分布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与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门头沟六区相接壤的地区，涉及77个街道乡镇和1673个社区（村），本市户籍人口万人，流动人口万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 北京市政府于2008年在海淀北坞村和朝阳大望京村进行试点后，2010年启动50个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建设工程，为破解城乡结合部难题进行探索。 此次改造的目标为：以保护农民利益和原住农民彻底融入城市为前提，使农民成为有住房、有产业、有就业、有股权、享受社保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新市民，实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完全城市化。1.整合土地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并没有直接把农村集体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在城市化改造后拆迁整理出来属于农村的集体剩余土地，即安置房、集体产业所占土地，可以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用于农民安置的产业项目可以定向出让供地，允许农民在建设用地上建租赁房。 土地也是重点村城市化改造的重要资金来源。政府通过优先安排用地指标、统筹融资抵押物及土地储备上市来实现城市化建设项目的资金平衡。 通过土地融资和集体所有制不变，“城中村”既能实现土地重新安排用途、集约利用，也能获得未来的集体土地收益，有利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 50个重点村改造，拆迁整理出45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平方公里建回迁安置房，平方公里建集体产业，13平方公里回建绿地，4平方公里建设基础设施，平方公里出让后用于平衡建设资金。拆迁后高楼层回迁房的建设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同时留出来大量绿地，绿地占各村总面积占到五分之二左右。这既有利城市环境质量，也为未来的开发留下潜在留备土地。 同时，土地也不影响社会保障水平。政府按照不挂钩土地管理政策，不区分遗留集体剩余土地多少，不改变剩余土地的产权属性，制定“农转居”的工作方案，探索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2.拆旧建新由于旧村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城市化建设必然会遇到旧村拆除的问题。 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旧村拆除面积253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产权院面积1290万平方米，非住宅单位面积1240万平方米。 拆迁方式从总体政策上来说，是在土地储备、绿化隔离建设等模式下明确资金平衡规划，确定拆迁主体、委托拆迁企业启动、实现的。 在一村一策规划指导下，各村的拆迁面积和片区由各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规划方案，审批后实施。其中朝阳区注重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打破了乡域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规划房屋拆迁和土地利用，实现了土地优化管理和集约利用。 因为拆迁面积与补偿紧密相关，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手段侵街占道、加盖房屋，利用违法建设等不当得利行为，政府通过明确拆迁房住宅和非住宅认定标准、拆迁补偿奖励标准来遏制违章、抢建、抢装的问题。 具体规定如下：被拆迁宅基地的权属及面积、被拆迁住宅房屋的权属及面积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有异议的由村委会审核。被拆迁非住宅建筑以《房屋所有权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农业设施、农村集体公共设施也分别需农业主管部门审批文件、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确认作为依据。 同时，政府实行“多建不多得，少建不少得，老实人不吃亏”原则，对于违法高层建筑不予补偿，鼓励少建，对于闲置宅基地进行奖励。例如，昌平区对房屋占地面积超过宅基地面积85%的部分，不再通过评估作价方式给予补偿；未达到宅基地面积85%以内的宅基地闲置面积，按每平方米1000元给予奖励。 同时，各重点村可根据实际公议补偿方案，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一般的做法是，村支书、村干部先深入每家每户进行利益调节、处理争议，然后再确定具体的拆迁补偿方案，以实现大多数人都认可的目标。 例如，唐家岭村如果仅按照宅基地面积补贴，一些有着大面积宅基地的家庭将获得远远多于一般人家的拆迁补偿，但村里大部分宅基地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下，为了让大部分人同意补偿方案，大于160平方米的宅基地不再纳入补偿范围。以前通过违法建设高层房屋获得的暴利性租金收入（改造前部分村民一年的租金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不复存在。 拆迁的补偿方案确定了定向补偿、实物补偿、留地安置等多种补偿安置方式。北京各城区的重点村拆迁可以灵活创新确定补偿方式。例如，朝阳区各乡具体制定住宅腾退补偿政策，就考虑了居住面积小的困难户等情况，具体补偿方式由农民自主选择。石景山区创新提出“1∶房屋实物面积安置”“院地补助”，并举办拆迁困难户联席会评议实施办法。 在重点村改造中，将建设1181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计划在动迁后两年时间内回迁。 截至2013年6月，已有48个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已开工建设，其中33个村已经全部开工建设，15个村部分开工建设。其中，有16个村已全部竣工并陆续回迁，另有5个村部分竣工。作为回迁安置房的配套工程，已规划4平方公里用于水务、交通、医疗、学校等公共设施，实现公共服务与城市接轨，提高生活水平。3.产权改革农村城市化的关键问题是产业发展问题，农村集体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农民利益得到保障，农村城市化才是健康的。 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将拆迁整理的土地按照每个劳动力人均50平方米标准，共规划620万平方米产业用房，统筹重点村产业与周边高端产业功能区协调发展。 同时，试点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房，加强对农村集体土地出租和使用的管理。拆迁中留地安置的补偿方式也为集体产业留下发展空间。 同时，政府全面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提出 “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要求，让农民拥有股份，成为集体经济的收益者。 目前，各重点村产业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各重点村基本都进行了集体资产量化处理、所有成员界定及农龄登记工作。 至2013年6月，50个重点村中已有44个村完成产权改革，其余6个村也已启动改革。4.转农为居50个重点村现已全部启动整建制农转居工作。通州区和昌平区都将改造与区人力社保局、民政局、公安分局对接，将整建制农转居与社会保障挂钩。而在丰台区，农转居则是与征地工作同步进行的。 目前，市政府已批准丰台、石景山、通州、顺义、昌平、房山区的28个重点村整建制农转居工作方案，部分村完成了整建制农转居。 在农转居过程中，确定了实行城乡制度衔接，社会保险及一次性就业补助等由征地、项目投资承担的原则。也就是说，征地补偿等“收入”必须先支付村民的社保和就业补偿，然后再考虑他用。 农民转为居民后，全面接轨城市社保体系，搬迁村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稳步提升，实现各类救助群体社会保障全覆盖。各村也在尽快落实社会保险补缴工作。比如，大红门村2815名村民均可参加“新农合”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此外，政府还着手推进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多渠道拓展就业渠道，力争有就业愿望的人员100%就业，从而使农民的技能有所提高。 比如，大兴区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抓住了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的机遇，加强两区就业工作融合对接，使得瀛海镇、旧宫镇大部分劳动力在开发区实现就业。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北京50个重点村建设改造工程，通过制度创新消除了城乡二元体制，为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重要实践，为其他需要改革、重建的村落提供了借鉴和经验。1.城乡统筹理念“一村（乡）一策”的城乡统筹理念，首先为重点村起到极大的指导作用，赢得了宝贵时间，且充分利用本村的优势资源，对症下药，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在城市化改造中，各重点村按照一村一策的政策，根据自身资源进行了规划和改造，采用的模式主要有土地储备、绿隔建设政策模式。 土地储备模式即由村里向土地储备机构贷款，开始拆迁和回迁楼建设，整理出的部分土地交由土储部门列入土储上市，实现资金平衡。 绿隔建设模式则是由各村委会的农工商联合公司、农民出资合作建房，集体和政府也投入，项目享受绿隔建设的优惠政策。 此外，重点村对自身土地规划与建设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如丰台区大红门村的土地改造规划，虽然日后作为森林公园的土地所有权归于政府，但使用权依然属于大红门村，这一模式对其他村日后改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另外，在行政审批上，由于北京市发改委下放了重点村建设的立项核准权和招投标核准权，直接指导重点村的科学立项，不断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效率，进而使得拆迁、建设、产业发展、整建制农转居工作得以落实。2.土地管理与所有权改革创新土地资源统筹利用及所有制改革是制度创新的一大方面。由于农民集体的剩余土地在调整规划后可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且允许在集体土地上建租赁房，将重点村一定比例的土地列入土地储备，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同地同权。 非农产业的增加，则提高了土地的流动性，使土地利用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例如，海淀区唐家岭村，除回迁房之外，村里还拥有不少的写字楼、租赁房屋，为该村提供了重要的土地租金收入。 由于改造方案结合各个村的实际情况，个别村的成功经验也很有借鉴意义。如朝阳区建设用地不足的龙爪树村，在保持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打破乡域界限，与其他乡适当置换用地性质，实现双赢。 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思路，进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在吸引外来资金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自有资金，让农民真正成为有资产的市民。农民真正参与建设，才会更有积极性。3.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且必要的步骤，旨在缩小城乡在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距，而建设资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次重点村改造中，北京市各部门都积极为重点村改革搭建融资平台，保障建设资金需求。 北京银监局对融资政策进行专门指导，并对重大项目融资进行具体指导和协调，这保证了融资的方向和效率，让有限的资金资源产生最大的价值。另外，市政部门建立的应急风险资金能够有效缓解资金筹集压力，在关键时能有力地支持重点村建设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融资计划优先满足的是重点村基础设施资金需求，这与土地改革中发展非农产业相吻合。如道路交通，从大红门村的改造经验来看，用自己的钱搞道路建设，借政府之力贷款融资，既缓解了道路建设的燃眉之急，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政策建议（一）政府要对“城中村”改造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推进实施。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部分村的政策落实不到位，甚至没有开始改造。 比如，昌平区东三旗村就没有开始原计划的改造。据村民反映，政府在改造计划发布后没有落实后续改造工作。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督促、落实各重点村改造工作，而不是只完成方案和政策设计，就不管了。 此外，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也应引起重视，部分村出现了资金紧张、无法完成建设任务的局面。主要原因有集体自有资金不足、土地融资困难、后期融资受到严格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资金问题予以重视。 （二）进一步落实改造后的农民权益。 调研中发现，村民的权利意识较为淡薄，对本村的改造意图、改造后权益不甚了解，因此可能会成为改造的阻力。建议加强宣传教育，让村民对自身权益有充分了解，从而支持“城中村”改造进行。 在改造过程中，每个村几乎都划出很大一部分土地被征用为绿地，但这部分土地补贴并不按照市价，补贴资金极少。虽然一些重点村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把绿地所占土地无偿交给政府，但是村子保留该土地将来用作其他用途的收益权。 建议今后接受改造的村庄借鉴此方法，维护村子和村民的土地权益，保留土地收益。就总体而言，部分村出现了用地减少、农民权益受损的问题。 整建制农转居进程也有一定困难，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紧缺，难以完成社会保障对接的费用，以及程序上限制条件过于苛刻，要求必须完成拆迁任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资产处置工作以及社会保障保险衔接费用筹集到位，因此离整建制农转居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 （三）真正落实农民产业用地。 在现实中，重点村改造后的产业及回迁房用地实际比例过小。 参照台湾“城中村”改造方法，其村子留用土地占到原村总面积45%左右。但此次改造的留用土地占比远远小于该比例，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一定损害。 建议在“城中村”改造中充分考虑农民的权益，增加回迁房和产业用地比例。 此外，虽然每个重点村都留下了产业用地，但由于审批过程复杂，加上村庄自有资金短缺，这些土地迟迟不能开工建设。 同时，因为产业用地的用途并没有合理、详细的规划，资源短缺的村子多数将此地用作物流等用途。 建议各村综合自身实际情况对产业用地进行良好规划，有条件的可以多个村连成产业区，这将有助于集体产业壮大以及未来的发展。 （四）落实农民房屋产权。 公租房产权只有70年，改造之前农民拥有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巨大的权益落差会加大改造的难度，引起农民的反感抵触。 建议政府充分考虑农民权益，给予70年后公租房补贴承诺，让农民权益得到明确保障，也让农民安心上房。并且在改造过程中还出现了小产权房问题，也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五）重视外来人口居住成本问题。 原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大量外来人口在改造时被迫离开村子，改造后由于房租升高不能回到原村继续居住。因此这些人的去向将成为很大的问题，可能加重其他未改造地区的压力，造成新的“城中村”问题，从而抵消改造效果。外来人口居住成本的上升，也会抬高城市雇工成本，给城市长期发展造成负面效果，必须引起重视。 （六）增强农民在“城中村”改造中的自主性。 “城中村”的改造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宣传、拆迁、回迁，造成了政府与农民处于对立面的表象。 但实际上改造对于村庄和村民的未来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也是“城中村”融入城市客观上必经的阶段，是村民变居民、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 因此，建议提高农民的自主意识，提升农民对“城中村”改造的理解，给农民一个较长时间的反应阶段，而不是进行运动式的突击改造。这样农民才会支持“城中村”改造，减少争端，并积极地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让农民也加入到改造的队伍中，也可以集思广益，减少未来可能遗留下的问题
人口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中较新的分支学科之一，是介于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间的边缘学科。整理了关于人口问题的地理小论文1400字，欢迎阅读。 针对我国人口问题现状的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多，增长快，人口素质低;地区分布和发展水平不均衡，城市化病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认真分析研究我国目前的人口发展现状和特点，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控制人口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我国的人口现状 1.人口数量大，净增人口多 1953年，我国人口总数为6亿多，1964年为亿，1982年为亿，1990年达亿，1996年达亿。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现已接近14亿，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根据计算机仿真模拟，2025年前后，我国总人口将达15亿～16亿，近年来，由于计划生育成效显著，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仍净增人口1500多万，相当于澳大利亚全国人口数。 2.人口分布和发展不平衡 我国人口东多西少，分布疏密不均。以腾冲—漠河一线为人口分界线，呈现出以下不平衡的特点：沿海、沿河、沿湖地区人口多;平原、盆地人口多;经济和交通运输发达地区人口多;城镇密集、工业发达的地区人口多;汉族地区人口多。 西部地区人口少;干旱荒漠地区人口少;山地、高原人口少;偏僻的农业、牧业地区人口少;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少。 另外，我国人口的发展在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总的说来，农村地区人口发展的速度高于城市，西部地区人口的发展速度高于东部地区。由于人口发展的地区差异，造成农村劳动力过剩，大批农村人口涌进城市。 二、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表现 我国人口增长过多过快，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较高的自然增长率形成了巨大的人口压力，造成了以下问题，具体表现在： 1、人均资源日益减少 我国耕地、森林、草场等资源的绝对数量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资源的数量很少。如我国人均耕地仅为公顷，相当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国森林覆盖率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0%;我国江河径流量人均仅有2450立方米，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我国多种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的1/3。我国是世界上生产粮食、棉花最多的国家，油菜籽、猪牛羊肉的产量也居世界第一位。糖料、大豆、茶叶、花生的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拥有量都很低。 2、 人口流动和迁移频繁。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和经济水平差别较大，西部、中部的大量农村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涌入。中西部的农村出现了十室九空、大量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老弱病残留守农村的现象，根据官方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近亿人。而与此同时，城市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已经不堪重负。超过千万的城市已有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天津和广州，根据2005年的统计，我国超过百万的城市已有51个。 3、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随着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水质下降等“城市病”日益普遍和突出。农村因为缺乏科学规划和指导，加上公共卫生设施的极其不健全，污染问题同样也日益严重。 三、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对策 1、坚定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控制人口总量，才能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 2、切实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3、深入持久地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化解人口迁移、解决城市病、增强农村人口承载力的根本途径。
杨保军：我国城市化概述杨保军：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概念。 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跟在座各位有关，因为我们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要提供住房给大家住的，并且主要是给城里人住，在农村还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的，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家关注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地理学关注经济区位向城市的集中过程。综合起来看，城市化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特征：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房地产商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产品。 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它？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城市化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阶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后期阶段就基本上稳定了，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 回顾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抑制，当时我国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建国以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努力推动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不是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城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到1980年代，学界在积极探讨、推动，而政府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时的红头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城市化这样的术语；1990年代，转变为推进和积极的支持。目前我们国内的基本状况是，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城市化水平从％提高到2001年的％，到去年是39％。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家通常说到的问题有：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城市体系的宏观布局、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缺乏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城镇密集地区各类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结构趋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不足，现有城镇的要素聚集、辐射和带动能力弱；城镇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小城镇数量偏多、规模偏小。 城市化进展快慢跟动力机制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因素为主导，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提供连续的、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以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城市化快速发展，其动力因素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工业化，一个是比较利益驱动，一个是农村剩余贡献，一个是制度变迁促进。 二、城市化道路 针对国家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有过许多争论，归纳起来有主张走小城镇的道路，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第二种是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不足，这属于折衷的思路；还有一种就是主张搞大城市，这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此外，还有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等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各自的若干理由。从模式上有提出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提出来要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有提出来要根据地域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不同模式，也有提出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因为大中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尽管有很多争论，但是最终国家制定的政策在16大报告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16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在这种国情下，照搬国外的模式显然行不通。这个政策有几个含义，第一就是要适度城市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二就是大城市是作为骨干的，中小城市是作为主体的，小城镇是作为基础的。在推进方式上，则强调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结合，要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 经过论证，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总的来看，适当加大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是完全可行的。中小城市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平均的规模不大，应该控制数量、扩大规模、提高素质。中西部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大中小这三者之间脱节，另外城和乡之间也脱节，所以它应该关注中等城市的发展，通过完善大和小之间的过渡环节，来健全城镇体系。 有几个关于城市化方面的误区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澄清。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必然就会引发“城市病”。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加深，如果规划得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或者缓解城市病的；第二就是认为必须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就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结果应当均衡分布。事实上均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城市化更应该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性。 三、世界城市化特征与趋势。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三，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增长明显，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第四，出现了多个大都市连绵带，也出现一些全球性的城市。 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城市经济已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的办公、写字楼的需求会显著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就是传统服务业下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第三，城市人口增长不再是自然增长，而主要是来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第四，世界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全球夜间景象，越亮的地方说明城市经济越发达。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出现了六个大都市连绵带，这也是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记得潘石屹曾经说过一段话，多年前他在北京选择地块开发楼盘，很久拿不定主意，开着车满北京选地。晚上也开车转，突然发现东边晚上灯光最亮，就决定在那里盖楼，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城。这种决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要，根据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有6个：东京、洛杉矶、伦敦、巴黎、芝加哥。 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仍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一批全球性城市将可能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中心；第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意义更为关键；第四，一些传统的发展因素的状况和变化，仍然继续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新经济因素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一些要素还在发挥作用；第五就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较低，这将继续制约着城市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国外两种城市化演进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属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它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从城市的规模结构看，各国因资源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大城市为主，而德国、荷兰、奥地利以中小城市为主。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就是墨印模式，属于政治主导型城市化。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市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吸取国外经验教训，以市场为主导，同时加强政府引导。 四、我国城市化轨迹与特征 我国城市化轨迹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起步期，比较正常，平缓上升；1958年至1965年是动荡期，大起大落； 1966年至1978年基本上是停滞期；1978年至1984年是恢复发展期；1985年至1992年是平稳发展期；1993年以后是加速发展期。 动力机制的演变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前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的最基本因素；其次，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与国际经验相偏离、后来又慢慢接近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第四，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大；第五，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长期受到抑制。 我国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已经进入加速阶段；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从省一级来看，城市化水平在50％至70％的有广东、辽宁、黑龙江，40％至50％的有吉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湖北，30至40％的有山东、陕西、山西、宁夏、重庆、青海、新疆、海南，30％以下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这是前两年的数据，现在都有所提高）。第三，各类城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四，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珠三角就有1741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五，小城镇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六，国家、民间、外资共同推动，呈现出动力主体多元化特征。第七，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逐步形成并扩大，形成区域联动之势。 目前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是：制约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重视数量、规模，轻视质量和内涵；包括一些形象工程、盲目扩大行政区等不恰当的行为；小城镇有贪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倾向；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协调，横向联系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准城市人口数量大，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 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 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 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 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 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 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个百分点。 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网上还有很多，很容易搜到的，呵呵。
“城中村”的存在，为本地农民增加收入、以房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提供了机会，为外地人口以低房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方便。但是，城乡结合部的自我无序蔓延，也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滋生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巨量流动人口在“城中村”栖居，无法融入城市，也使得这种“城市病”在各类城市的局部区域加剧。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中村”问题能否解决好，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是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的关键问题。 为了找出破解“城中村”问题的方案和路径，本调研组从北京2010年启动的50个重点村改造入手，寻求 “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思路与做法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主要分布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与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门头沟六区相接壤的地区，涉及77个街道乡镇和1673个社区（村），本市户籍人口万人，流动人口万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 北京市政府于2008年在海淀北坞村和朝阳大望京村进行试点后，2010年启动50个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建设工程，为破解城乡结合部难题进行探索。 此次改造的目标为：以保护农民利益和原住农民彻底融入城市为前提，使农民成为有住房、有产业、有就业、有股权、享受社保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新市民，实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完全城市化。1.整合土地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并没有直接把农村集体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在城市化改造后拆迁整理出来属于农村的集体剩余土地，即安置房、集体产业所占土地，可以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用于农民安置的产业项目可以定向出让供地，允许农民在建设用地上建租赁房。 土地也是重点村城市化改造的重要资金来源。政府通过优先安排用地指标、统筹融资抵押物及土地储备上市来实现城市化建设项目的资金平衡。 通过土地融资和集体所有制不变，“城中村”既能实现土地重新安排用途、集约利用，也能获得未来的集体土地收益，有利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 50个重点村改造，拆迁整理出45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平方公里建回迁安置房，平方公里建集体产业，13平方公里回建绿地，4平方公里建设基础设施，平方公里出让后用于平衡建设资金。拆迁后高楼层回迁房的建设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同时留出来大量绿地，绿地占各村总面积占到五分之二左右。这既有利城市环境质量，也为未来的开发留下潜在留备土地。 同时，土地也不影响社会保障水平。政府按照不挂钩土地管理政策，不区分遗留集体剩余土地多少，不改变剩余土地的产权属性，制定“农转居”的工作方案，探索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2.拆旧建新由于旧村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城市化建设必然会遇到旧村拆除的问题。 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旧村拆除面积253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产权院面积1290万平方米，非住宅单位面积1240万平方米。 拆迁方式从总体政策上来说，是在土地储备、绿化隔离建设等模式下明确资金平衡规划，确定拆迁主体、委托拆迁企业启动、实现的。 在一村一策规划指导下，各村的拆迁面积和片区由各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规划方案，审批后实施。其中朝阳区注重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打破了乡域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规划房屋拆迁和土地利用，实现了土地优化管理和集约利用。 因为拆迁面积与补偿紧密相关，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手段侵街占道、加盖房屋，利用违法建设等不当得利行为，政府通过明确拆迁房住宅和非住宅认定标准、拆迁补偿奖励标准来遏制违章、抢建、抢装的问题。 具体规定如下：被拆迁宅基地的权属及面积、被拆迁住宅房屋的权属及面积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有异议的由村委会审核。被拆迁非住宅建筑以《房屋所有权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农业设施、农村集体公共设施也分别需农业主管部门审批文件、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确认作为依据。 同时，政府实行“多建不多得，少建不少得，老实人不吃亏”原则，对于违法高层建筑不予补偿，鼓励少建，对于闲置宅基地进行奖励。例如，昌平区对房屋占地面积超过宅基地面积85%的部分，不再通过评估作价方式给予补偿；未达到宅基地面积85%以内的宅基地闲置面积，按每平方米1000元给予奖励。 同时，各重点村可根据实际公议补偿方案，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一般的做法是，村支书、村干部先深入每家每户进行利益调节、处理争议，然后再确定具体的拆迁补偿方案，以实现大多数人都认可的目标。 例如，唐家岭村如果仅按照宅基地面积补贴，一些有着大面积宅基地的家庭将获得远远多于一般人家的拆迁补偿，但村里大部分宅基地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下，为了让大部分人同意补偿方案，大于160平方米的宅基地不再纳入补偿范围。以前通过违法建设高层房屋获得的暴利性租金收入（改造前部分村民一年的租金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不复存在。 拆迁的补偿方案确定了定向补偿、实物补偿、留地安置等多种补偿安置方式。北京各城区的重点村拆迁可以灵活创新确定补偿方式。例如，朝阳区各乡具体制定住宅腾退补偿政策，就考虑了居住面积小的困难户等情况，具体补偿方式由农民自主选择。石景山区创新提出“1∶房屋实物面积安置”“院地补助”，并举办拆迁困难户联席会评议实施办法。 在重点村改造中，将建设1181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计划在动迁后两年时间内回迁。 截至2013年6月，已有48个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已开工建设，其中33个村已经全部开工建设，15个村部分开工建设。其中，有16个村已全部竣工并陆续回迁，另有5个村部分竣工。作为回迁安置房的配套工程，已规划4平方公里用于水务、交通、医疗、学校等公共设施，实现公共服务与城市接轨，提高生活水平。3.产权改革农村城市化的关键问题是产业发展问题，农村集体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农民利益得到保障，农村城市化才是健康的。 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将拆迁整理的土地按照每个劳动力人均50平方米标准，共规划620万平方米产业用房，统筹重点村产业与周边高端产业功能区协调发展。 同时，试点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房，加强对农村集体土地出租和使用的管理。拆迁中留地安置的补偿方式也为集体产业留下发展空间。 同时，政府全面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提出 “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要求，让农民拥有股份，成为集体经济的收益者。 目前，各重点村产业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各重点村基本都进行了集体资产量化处理、所有成员界定及农龄登记工作。 至2013年6月，50个重点村中已有44个村完成产权改革，其余6个村也已启动改革。4.转农为居50个重点村现已全部启动整建制农转居工作。通州区和昌平区都将改造与区人力社保局、民政局、公安分局对接，将整建制农转居与社会保障挂钩。而在丰台区，农转居则是与征地工作同步进行的。 目前，市政府已批准丰台、石景山、通州、顺义、昌平、房山区的28个重点村整建制农转居工作方案，部分村完成了整建制农转居。 在农转居过程中，确定了实行城乡制度衔接，社会保险及一次性就业补助等由征地、项目投资承担的原则。也就是说，征地补偿等“收入”必须先支付村民的社保和就业补偿，然后再考虑他用。 农民转为居民后，全面接轨城市社保体系，搬迁村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稳步提升，实现各类救助群体社会保障全覆盖。各村也在尽快落实社会保险补缴工作。比如，大红门村2815名村民均可参加“新农合”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此外，政府还着手推进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多渠道拓展就业渠道，力争有就业愿望的人员100%就业，从而使农民的技能有所提高。 比如，大兴区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抓住了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的机遇，加强两区就业工作融合对接，使得瀛海镇、旧宫镇大部分劳动力在开发区实现就业。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北京50个重点村建设改造工程，通过制度创新消除了城乡二元体制，为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重要实践，为其他需要改革、重建的村落提供了借鉴和经验。1.城乡统筹理念“一村（乡）一策”的城乡统筹理念，首先为重点村起到极大的指导作用，赢得了宝贵时间，且充分利用本村的优势资源，对症下药，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在城市化改造中，各重点村按照一村一策的政策，根据自身资源进行了规划和改造，采用的模式主要有土地储备、绿隔建设政策模式。 土地储备模式即由村里向土地储备机构贷款，开始拆迁和回迁楼建设，整理出的部分土地交由土储部门列入土储上市，实现资金平衡。 绿隔建设模式则是由各村委会的农工商联合公司、农民出资合作建房，集体和政府也投入，项目享受绿隔建设的优惠政策。 此外，重点村对自身土地规划与建设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如丰台区大红门村的土地改造规划，虽然日后作为森林公园的土地所有权归于政府，但使用权依然属于大红门村，这一模式对其他村日后改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另外，在行政审批上，由于北京市发改委下放了重点村建设的立项核准权和招投标核准权，直接指导重点村的科学立项，不断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效率，进而使得拆迁、建设、产业发展、整建制农转居工作得以落实。2.土地管理与所有权改革创新土地资源统筹利用及所有制改革是制度创新的一大方面。由于农民集体的剩余土地在调整规划后可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且允许在集体土地上建租赁房，将重点村一定比例的土地列入土地储备，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同地同权。 非农产业的增加，则提高了土地的流动性，使土地利用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例如，海淀区唐家岭村，除回迁房之外，村里还拥有不少的写字楼、租赁房屋，为该村提供了重要的土地租金收入。 由于改造方案结合各个村的实际情况，个别村的成功经验也很有借鉴意义。如朝阳区建设用地不足的龙爪树村，在保持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打破乡域界限，与其他乡适当置换用地性质，实现双赢。 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思路，进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在吸引外来资金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自有资金，让农民真正成为有资产的市民。农民真正参与建设，才会更有积极性。3.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且必要的步骤，旨在缩小城乡在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距，而建设资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次重点村改造中，北京市各部门都积极为重点村改革搭建融资平台，保障建设资金需求。 北京银监局对融资政策进行专门指导，并对重大项目融资进行具体指导和协调，这保证了融资的方向和效率，让有限的资金资源产生最大的价值。另外，市政部门建立的应急风险资金能够有效缓解资金筹集压力，在关键时能有力地支持重点村建设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融资计划优先满足的是重点村基础设施资金需求，这与土地改革中发展非农产业相吻合。如道路交通，从大红门村的改造经验来看，用自己的钱搞道路建设，借政府之力贷款融资，既缓解了道路建设的燃眉之急，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政策建议（一）政府要对“城中村”改造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推进实施。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部分村的政策落实不到位，甚至没有开始改造。 比如，昌平区东三旗村就没有开始原计划的改造。据村民反映，政府在改造计划发布后没有落实后续改造工作。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督促、落实各重点村改造工作，而不是只完成方案和政策设计，就不管了。 此外，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也应引起重视，部分村出现了资金紧张、无法完成建设任务的局面。主要原因有集体自有资金不足、土地融资困难、后期融资受到严格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资金问题予以重视。 （二）进一步落实改造后的农民权益。 调研中发现，村民的权利意识较为淡薄，对本村的改造意图、改造后权益不甚了解，因此可能会成为改造的阻力。建议加强宣传教育，让村民对自身权益有充分了解，从而支持“城中村”改造进行。 在改造过程中，每个村几乎都划出很大一部分土地被征用为绿地，但这部分土地补贴并不按照市价，补贴资金极少。虽然一些重点村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把绿地所占土地无偿交给政府，但是村子保留该土地将来用作其他用途的收益权。 建议今后接受改造的村庄借鉴此方法，维护村子和村民的土地权益，保留土地收益。就总体而言，部分村出现了用地减少、农民权益受损的问题。 整建制农转居进程也有一定困难，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紧缺，难以完成社会保障对接的费用，以及程序上限制条件过于苛刻，要求必须完成拆迁任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资产处置工作以及社会保障保险衔接费用筹集到位，因此离整建制农转居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 （三）真正落实农民产业用地。 在现实中，重点村改造后的产业及回迁房用地实际比例过小。 参照台湾“城中村”改造方法，其村子留用土地占到原村总面积45%左右。但此次改造的留用土地占比远远小于该比例，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一定损害。 建议在“城中村”改造中充分考虑农民的权益，增加回迁房和产业用地比例。 此外，虽然每个重点村都留下了产业用地，但由于审批过程复杂，加上村庄自有资金短缺，这些土地迟迟不能开工建设。 同时，因为产业用地的用途并没有合理、详细的规划，资源短缺的村子多数将此地用作物流等用途。 建议各村综合自身实际情况对产业用地进行良好规划，有条件的可以多个村连成产业区，这将有助于集体产业壮大以及未来的发展。 （四）落实农民房屋产权。 公租房产权只有70年，改造之前农民拥有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巨大的权益落差会加大改造的难度，引起农民的反感抵触。 建议政府充分考虑农民权益，给予70年后公租房补贴承诺，让农民权益得到明确保障，也让农民安心上房。并且在改造过程中还出现了小产权房问题，也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五）重视外来人口居住成本问题。 原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大量外来人口在改造时被迫离开村子，改造后由于房租升高不能回到原村继续居住。因此这些人的去向将成为很大的问题，可能加重其他未改造地区的压力，造成新的“城中村”问题，从而抵消改造效果。外来人口居住成本的上升，也会抬高城市雇工成本，给城市长期发展造成负面效果，必须引起重视。 （六）增强农民在“城中村”改造中的自主性。 “城中村”的改造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宣传、拆迁、回迁，造成了政府与农民处于对立面的表象。 但实际上改造对于村庄和村民的未来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也是“城中村”融入城市客观上必经的阶段，是村民变居民、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 因此，建议提高农民的自主意识，提升农民对“城中村”改造的理解，给农民一个较长时间的反应阶段，而不是进行运动式的突击改造。这样农民才会支持“城中村”改造，减少争端，并积极地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让农民也加入到改造的队伍中，也可以集思广益，减少未来可能遗留下的问题
你可以去看看（城镇化与集约用地）上的文献，自己去找下这类的资料
科技论文按照各个科技期刊的要求进行电子和书面的表达，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下面是我精心推荐的一些初中生青少年科技论文，希望你能有所感触!
科技打造“智慧城市”
2013年新年伊始，号称“史上最严格”交通法规有关“闯黄灯，扣六分”的规定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在新交规不可更改的前提下，更新信号灯等交通设备似乎成为最直接的解决方式之一。其实，这些解决方法正是“智慧城市”概念和智能运输概念所将涉及的：道路不再那么拥挤、建筑物“零”排放、一卡在手，所有公共服务都能解决。
所谓“智慧城市”，就是借助新一代物联网、云计算、决策分析优化等信息技术，将人、商业、运输、通信、水和能源等城市运行的各个核心系统整合起来，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控制城市运营，并优化有限资源使用情况的城市。
据世界银行测算，一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进行智慧管理，将增加城市发展红利的—3倍。在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实际上是新型城镇化主题投资的新一轮延伸。1月10日，全国人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在第三届中国智慧城市大会上指出，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城镇化成为发展新红利和增长新引擎，而智慧城市则被视为医治城镇疾病的良药。据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统计，目前我国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总数已达154个，预计投资规模超过亿元。
智慧城市治“城市病”
智慧城市的概念在国内已提出多年，随着中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相关行业将迎来巨大的市场机遇。其中，“新型”体现在城市智能化、网络化，使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宜居之所，具体涉及城市综合体、绿色建筑、智能公共基础设施、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类的环保事业、管理信息技术等内容。科技部高新司副司长杨咸武指出，当前，我国一些城市发展中的“城市病”越来越突出，大力建设智慧城市将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将不断推动关键技术突破，和业界一道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升级。”
对于以往“不智慧”的困扰，智慧城市服务平台建设方代表郭为举例说：“我们公司有位员工原来不是北京户口，后来给解决了北京户口，但给小孩办理转户口时，因为信息沟通等问题，用了两年半。希望通过网络化环境，我们办事更容易，既节省时间，也节省能源。”
2012年12月，住建部正式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同时印发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其中后者包括保障体系与基础设施、智慧建设与宜居、智慧管理与服务、智慧产业与经济四个一级指标，涉及无线网络覆盖、城市公共基础数据库和信息安全，数字化城市管理建筑节能、垃圾分类与处理、供水排水燃气系统，创新投入、产业要素聚集、传统产业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内容。
按照规划勾勒的画面，未来，人们上班前可通过智能交通系统选择最佳出行路线;生病时再不用跑到医院排队，可通过远程医疗系统享受“家庭医生”的诊疗，医疗机构可通过电子健康档案全程管理辖区内每个居民的健康状况;外出旅游时，有全景式、全天候、个性化的导航、导游、导购、导餐、导娱，提供各类智慧型旅游服务，在家中便可了解景区人流密度、环境指标、自然灾害信息预警……
随着国家试点工作启动，一场以“智慧城市”为焦点的产业盛宴已经开席。在浙江，宁波成为省内首个综合试点的城市，嘉兴的交通、医疗和电网则申报了省内的“智慧城市”单项试点项目。2012年，《嘉兴市“智慧城市”发展规划》明确了嘉兴将用5年建成一座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智慧城市”，智慧应用体系涉及政务、民生、交通、电网、健康、城管、文教、环保、物流、旅游十个领域。
作为“智慧城市”项目之一，目前，嘉兴市已在秀洲区规划建设一个近平方公里的光伏高新技术产业园，分为研发基地、创业基地、屋顶光伏太阳能高技术服务基地、屋顶光伏太阳能装备制造基地、屋顶光伏太阳能应用服务基地五大功能区块。所有的建筑物屋顶都将装满太阳电池半导体材料，以便将太阳光辐射最大程度上转换为电能。
科技打造智慧城市
可高精度定位、测速、授时的最小北斗双系统卫星导航接收模块，可辅助医生实行骨科复位的机器人智能导航系统，可提供电子商务服务和精准营销的多功能客户管理平台……如今，智慧城市建设在政府投入的支撑下正在高速增长，智能交通、数字城市管理、城市安防、医疗信息化等成为重点突破领域，物联网、云计算、下一代互联网等新技术将得到广泛应用，城市智能水平将不断提高。
在第三届中国智慧城市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指出，智慧城市是使用智能计算技术使得城市的关键基础设施的组成和服务更智能、互联和有效，随着智慧城市的建设，社会将步入“大数据”时代。从已披露的数据看，“十二五”期间，320多个城市在建设智慧城市上的直接投资合计超过3000亿元。
作为中国最早实践“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地区，上海早在1984年制定的全国第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战略中就提出了“城乡通开”、“城乡一体”的概念。但三个五年计划后，上海市城乡一体化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郊区城镇化还面临“人才、产业、市场等生产要素集聚缓慢”等问题。
“郊区城市化，不是农村变城市面貌的过程，而是内在的产业结构问题，如何重构产业基础十分重要。”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员陈维说：“上海郊区怎么加速城市化，核心还是产业基础构建，但中心城区即使制造业萎缩还有金融等服务业的支撑，而郊区则找不到更合适的可补充的产业。”事实上，这也是上海整体产业转型的问题。近些年随着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萎缩，上海郊区没有明显的进步动力。
去年，上海市公布《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年行动计划》，提出加快建设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智慧城市”，其具体目标是，到 2013年上海信息产业总规模达到万亿元，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达到。在庞大的“智慧城市”计划背后，是上海市决策层对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考量，其关键词正是“产城融合”。根据《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年行动计划》，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将从中心城区向郊区转移，“第一步是把郊区城镇化地区全覆盖，下一步是郊区的其它地区。”
如何建得智慧
2012年9月28日，我国首个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仪式在京举行，会上同时发布的《智慧城市技术白皮书(2012)》指出，尽管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已具备一定的基础，但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划、技术标准、产业基础、法律规范和人才支持等诸多问题，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认为：“‘智慧城市’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新产物，是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形形色色的网络平台集成与现实社会相结合的代名词。‘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结果，构建了一个开放创新、绿色生态、文明科学的现代新城市发展模式。”
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对企业来说，由于市场不清晰，落实仍需要过程。在近日举行的2012中国(上海)智慧城市高峰论坛上，智慧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曹国辉说：“平安城市推广了很多年，它的主要瓶颈在于我们过多地强调了城市的偏建设，而没有强调后期设备的运营、管理和服务。”
过去三年，关于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国内各大论坛及智库都进行了沸沸扬扬的讨论，只是目前并无真正的模式。从当前各地政府发布的智慧城市规划可以看出，无论从区域发展、产业前景还是获得上级部门的扶持和关注来看，他们更希望最大程度地体现特色。
由于智慧城市建设涉及领域众多，各地特色与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目前没有一套统一的管理体系。因此，住建部就有关智慧城市的标准研究工作进行研究，希望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智慧城市的数据共享与协同，未来还将依托城市一卡通为基础的互联互通，同时借助智慧城市建设的有利时机，规划新一代的智能小区的建设、服务及运营模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曾表示，智慧城市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在特定历史时刻交汇的产物。如今，互联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兴技术更迭速度急剧加速，智慧城市将导致新模式、新技术、新应用的另一种“融合”与“交汇”。
这种融合交汇的结果不能以技术革命或者产业革命简单概括，并最终将作用于整个时代的腔调与社会运行秩序。技术推动时代进步，人文可以抑制时代的疯狂与冲动，这或许正是智慧城市的未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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