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立高程立高,男,河南省西峡县人。副主任医师。毕业于陕西省商洛卫校、进修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现任中共陕西省商洛疗养院总支书记、商洛市非典医院院长、原商洛地区医学会副秘书长、中华医学会会员、陕西省麻风协会理事等。中文名:程立高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汉族出生地:河南省西峡县职业:医师、学者毕业院校:陕西省商洛卫校代表作品:《1009名麻风患者家属发病的调查分析》个人资料男,河南省西峡县人。副主任医师。毕业于陕西省商洛卫校、进修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现任中共陕西省商洛疗养院总支书记、商洛市非典医院院长、原商洛地区医学会副秘书长、中华医学会会员、陕西省麻风协会理事等。曾任职陕西省商洛地区行政公署地方病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商洛疗养院副院长、中韩合作商洛仁爱康复中心主任、中共书记。主要业绩1978年研究成功《育红牌》代乳粉,论文收集在中国医科院营养研究所出版《农村代乳品研究专辑》一书,获陕西省柞水县先进科技工作者奖。1998年引进韩国一慈善机构与陕西省商洛疗养院合作,成立了“中韩合作商洛仁爱康复中心”,投入无偿外资800多万元人民币。先后被有关部门授予商洛市白求恩精神奖先进个人、商洛市结对子扶贫先进个人、中共陕西省防治非典优秀共产党员。热爱社会公益事业,利用个人的诚信,引进香港慈善机构资金,资助了三十五名山区贫困儿童就读于中小学校直至高中毕业。发表论文1978年研究成功《育红牌》代乳粉,论文收集在中国医科院营养研究所出版《农代乳品研究专辑》一书。1983年撰写的论文《陕西省柞水县山区农村0-6个月1206名婴儿母乳喂养调查》一文在中华儿科杂志上发表。1984年此论文获西安市科学技术协会三等优秀学术论文奖。1985此论文获商洛地区科学技术协会三等优秀学术论文奖。1997年撰写的论文《1009名麻风患者家属发病的调查分析》在全国(江苏无锡)麻风学术会议暨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读。1998年《商州城区376例3-5岁儿童智商调查》论文在《中国实用综合医学》一书中出版。2000年撰写的论文《陕西省商洛疗养院院外防治及中韩合作项目分析》在全国麻风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研讨会暨中国麻风防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海南海口)上大会交流。2002年撰写的论文《麻风病院持续发展的试探》在全国(广东珠海)麻风学术会议暨皮肤性病防治研究新进展研讨会上大会宣读。2002年原撰写的论文《1009名麻风患者家属发病的调查分析》在国际第16届麻风大会(巴西SARLWADUE)上展刊并收入大会专辑。程菲之父男,汉族,湖北省黄石市人,曾为黄石港口集团员工,后担任武汉体育学院校体操训练基地教练,是中国女子体操队队员程菲的父亲。
呃,这个没有确切时间,一般必修课在过年之前都能查到,没事往查分网站上登一登,貌似现在大都出来了。ps:我有一门选修课开学后成绩才出来的。。
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封闭全市妓院的决议。为了给解放了的妓女诊治性病,在胡传揆教授的带领下,组织了一支医疗队,叶干运从始至终参加了这项工作。时值隆冬,在妓女集中的妇女教养院内,条件十分简陋。刚被解放了的妓女往往不配合治疗,甚至大吵大闹,辱骂医务人员。但医疗队的成员仍非常耐心地进行解释工作,最终使得全部妓女都接受了诊疗。这项工作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医疗队的成员一大早就骑自行车赶到妇女教养院,中午也不得休息,吃过自己带来的简单的午餐后,继续工作到天黑才能骑车回家休息。他们克服困难,辛勤工作,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在1303名受检的妓女中,共诊治各种性病1257例,患病率高达。被解放了的妓女不仅恢复了人身自由,还治好了性病,她们无不感谢党和政府以及医务人员挽救她们走出了苦海。这项工作对叶干运来说,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提高了思想觉悟,同时,在专业技术上,也使他取得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对他今后开展性病的防治研究十分有利。1950年秋,中央卫生部根据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提案,组织了中央防疫总队第七大队前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防治性病和巡回医疗工作。经胡传揆教授的推荐,叶干运被任命为大队长,他率领60多名医务人员赴甘肃省的夏河、卓尼、东乡、临夏以及青海省的湟源、海晏等地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防治工作。他们爬雪山、过草地,深入农牧地区,挨家串户,为患病的各族人民精心诊治,治愈了大批的性病患者,深受缺医少药的当地群众热烈的欢迎,也为控制性病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51年7月防疫大队返京后,叶干运又奉命率领中央内蒙古卫生队前往内蒙古新巴尔虎旗开展性病防治工作。同年9月,全国民族二卫生会议在京召开,叶干运应邀到会,介绍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性病防治工作的经验。会议结束时他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次会议明确了性病防治工作是民族卫生工作的三个重点任务之一。为此,1951年10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卫生部联合组建了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再次任命叶干运为大队长,率领一百多名医务人员于1951年11月前往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开展性病防治、巡回医疗、妇幼保健、卫生防疫和人员培训等工作。当时,自治区刚刚解放不久,当地的治安、交通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再加上崇山峻岭,深沟峡谷以及空气稀薄,高山反应等,使内地来此的队员感到很不适应。但全体队员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叶干运也以身作则,他们不畏艰险,战胜困难,终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走遍了全区20个县,胜利完成了各项任务。他们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其中确诊为梅毒患者8000多人,淋病患者1700人,均予以青霉素治疗,取得良好疗效。叶干运认识到卫生大队只是个临时性的机构,要想使缺医少药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卫生医疗机构,必须大力培养当地的本民族的技术骨干。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两年来为当地培养了40多名中级卫生人员,他们后来都成了当地卫生战线的技术骨干。卫生大队的工作不仅是治病救人,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民族之间的友谊与团结。卫生大队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藏族同胞亲切地称呼卫生大队的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门巴(藏语为医生)。2001年10月,为了纪念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赴藏区巡回医疗50周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卫生部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充分肯定了卫生大队当年在藏区工作的业绩,并颁发了“造福藏区人民的白衣战士、促进民族团结的一代功臣”荣誉证书。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组评选叶干运为“东方之子”,进行了专题报道。在康藏高原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叶干运也遇到不少前来求医的藏族麻风病患者。由于当时规定麻风病人必须收入麻风医院进行隔离治疗,叶干运只好无奈地向病人作好解释,并动员他们去泸定麻风病院接受诊治,但此时,为了解除麻风病人的疾苦,控制麻风病的流行,有必要大力开展麻风病防治工作的想法已经铭记在叶干运的心中。1953年年底,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后,叶干运率队返回北京。适逢中央卫生部在北京筹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叶干运服从组织分配,调至该所参加筹组工作。1954年5月,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叶干运在该所工作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先后担任主治医师、门诊部主任、性病麻风防治研究组副组长、麻风病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顾问等职,并一直从事性病与麻风病的防治研究工作。在中央皮研所建所初期,当时正值全国普遍学习前苏联经验的高潮中,皮研所也不例外。在一次讨论梅毒治疗方案的会议上,该所顾问前苏联专家叶果洛夫强调要采用前苏联保健部制定的以砷制剂为主的间歇疗法,疗程需要两年。胡传揆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间歇疗法疗程太长,副作用较多,不如采用青霉素疗法。叶干运根据自己多年来在基层防治性病的实地经验,也提出为了符合广大基层防治性病的需要,必须采用起效快、疗效高、疗程短、副作用少,而且患者易于接受的疗法,因此,青霉素疗法远远优于间歇疗法。最后,中央卫生部采纳了胡传揆所长的建议,在梅毒治疗方案中将青霉素疗法列为首选。这一决定对广大基层开展性病防治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此,叶干运还专门撰写了一篇“从多快好省的角度来看青霉素治疗梅毒的方案”一文,发表在《中级医刊》上,向基层防治人员推荐这一方案,取得良好效果。在中央卫生部的领导下,中央皮研所负责全国性病防治工作的组织协调与技术指导任务。为了取得第一手的资料,叶干运会同马海德博士等率工作组深入到江西省宁都县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现场调查与防治研究工作,总结出一套在农村地区开展性病防治工作的经验,在1959年3月召开的全国性病、麻风、头癣现场防治交流会上作了报告,进一步推动了各地的性病防治工作全面展开。经过多年的努力,至1964年,全国除个别地区外已经基本消灭了性病。为此,叶干运协同胡传揆教授等撰写了“我国对梅毒的控制和消灭”一文,并在1964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上宣读。新中国建国后仅仅用了15年的时间就将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性病基本消灭了。这一辉煌的成就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与赞扬。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外人员的广泛接触,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再加上社会行为和性观念的改变,致使性病在我国死灰复燃,再度流行,而且被称为20世纪瘟疫的艾滋病也已传入国门。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叶干运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多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提出开展性病防治工作的建议,并主持召开了性病防治讨论会,对今后的防治策略与措施向国家卫生部提出了建议。由于领导的重视,我国再次开展了大规模的性病防治工作。国务院建立了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组织各有关部门分工合作,卫生部成立了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全国性病防治中心,各地也相继建立了防治专业机构。叶干运被任命为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虽已年近古稀,他仍积极投入到防治工作中,为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编写性病防治手册、制订防治工作规范、组织经验交流会、开展性病咨询活动、指导科学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担任了世界银行性病贷款项目专家评审组组长,与国内外专家共同组织了27项性病防治研究课题,都已取得成果。此外,他还多次通过电视和广播宣讲防治性病艾滋病的科学知识。主编了《性传播疾病诊疗与预防》、《实用性病学》、《皮肤性病防治》、《性传播疾病》等专著,为控制性病的蔓延继续作贡献。1956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明确规定要积极防治麻风病。为此,中央卫生部派出了麻风考察组前往广东、陕西等省实地调查麻风流行与防治情况。叶干运参加了考察组,他十分高兴,回想起几年前在康藏高原遇到麻风病人的情景,预感到大规模防治麻风病的战役即将打响。他全身心地深入到各个麻风村院,详细了解当地的麻风流行与防治情况,协助卫生部草拟了麻风防治规划,并参加了1957年6月在济南市召开的建国后首届全国麻风防治会议。此时,他已决心要为麻风病的防治事业奉献一生。会议结束后,他即率领研究小组前往江苏省开展卡介苗接种预防麻风病的研究工作,当年年底,他又去广州参加由阿根廷麻风病学专家斯胡曼教授主讲的全国麻风高级医师进修班,被选为班长。通过3个多月的学习,叶干运对麻风病的基础知识、临床疹疗、防治策略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加强了搞好麻风防治研究工作的信心与决心。学习结束,他回到中央皮研所后,该所刚刚组成性病麻风防治研究组,由著名的马海德博士任组长,叶干运被任命为副组长。他与马海德博士都认为麻风病不仅是个卫生医疗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只能采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性防治措施才能奏效。他和马海德博士率先提出了《以县为单位控制麻风综合防治措施的研究》课题,在江苏省海安县和广东省潮安县与当地协作进行试点,效果十分明显,已在全国推广,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叶干运和他的同事们还在麻风病的流行病学、社会医学、早期诊断、治疗方法、康复医学等方面取得多项研究成果,曾获国家和卫生部科技进步奖。叶干运热爱麻风防治事业,经常深入麻风流行区和麻风村院,一方面为病人悉心诊治,一方面又和病人促膝谈心,深受病人的敬爱。有一次叶干运在广东省潮安县彩塘公社蹲点时,正巧有一位在家居住的麻风患者发生了严重的麻风反应,必须住院治疗。但是这位病人家境困难,不肯住院。叶干运就多次上门劝说,并在经济和衣物上给予帮助,这位病人终于住进了麻风村,很快就控制了反应。每当病人见到叶干运时,都会竖起拇指,连声道谢。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召开麻风病化学治疗研讨会,中央卫生部派叶干运为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为期一周的会议上,叶干运与各国专家交流经验,共同制订了麻风病多种药物联合化疗方案。这个方案的优点是疗程短而固定,治愈率高,复发率小,而且能防止耐药性的产生。回国后,适逢第二届全国麻风防治会议在广州召开。叶干运在会上详细介绍了这个方案,卫生部当即决定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广。试点工作在江苏省扬州地区进行,取得成功,全国普遍采用了这个治疗方案,大批患者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治愈。上海、山东、辽宁、江苏、浙江等省市陆续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的指标,我国的麻风防治工作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1982年,应比利时达米恩基金会的邀请,卫生部组织了由马海德、叶干运、苏骏瑞三位专家组成的麻风考察组,前往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比利时、瑞士、印度和泰国考察各国的麻风防治与研究工作。他们一方面详细了解各国在麻风防治与研究方面的好经验,一方面向国外介绍中国防治麻风病的成效。叶干运还应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邀请做了题为“新中国麻风防治与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受到热烈欢迎。考察组回国后,向卫生部作了汇报,提出了改进我国麻风防治策略、加强国际交流、成立中国麻风防治协会、出版中国麻风杂志等建议,均被采纳。1982年,卫生部成立麻风专家咨询组,任命叶干运为组长。1985年中国麻风防治协会成立,马海德任理事长,叶干运先后当选为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同时还兼任过中国麻风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麻风杂志》主编等职。1984年,第12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叶干运参加了大会并宣读两篇论文,其中雷公藤治疗麻风反应的报告受到许多专家的重视。1989年,第13届国际麻风大会在荷兰海牙召开,叶干运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主持了麻风流行病学分会场的讨论,并当选为国际麻风学会理事。1993年,第14届国际麻风大会在美国奥兰多召开,叶干运再次当选为学会理事,他在理事会上积极争取第15届国际麻风大会在中国召开,获得大会一致通过。1998年,第15 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叶干运任组织委员会副主席,积极参与大会的各项组织工作。大会的顺利成功,得到各国专家的好评。作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叶干运还培养了我国第一个麻风病学硕士研究生。他指导该研究生完成了“中国汉族麻风病人抗原的频率分布”毕业论文,这在国内外都是首次报道,对研究麻风病的遗传因素具有学术价值。叶干运先后当选为江苏省第五届人大代表和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他对《婚姻法》中有关麻风病的条文提出删改的建议。2000年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召开《婚姻法》修改意见座谈会时,叶干运应邀到会,他从医学发展的角度陈述删改有关麻风病条文的必要性,得到采纳。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中已删除了有关麻风病的不妥条文。叶干运多次参加国际性的麻风学术会议并接待国外专家来华考察,结识了许多国际知名的麻风病学专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为增强国际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选派我国麻风防治研究人员出国进修创造了有利条件。叶干运在国内外医学期刊上发表麻风病方面的论文30余篇。主编了《实用麻风病学》、《麻风防治手册》、《麻风联合化疗手册》、《麻风实验室工作手册》、《麻风护理手册》等专著。叶干运还先后担任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委员、国际麻风杂志编委、亚洲皮肤科学会理事、《美国临床皮肤科杂志》编委、中华皮肤科委员会常委、《中华皮肤科杂志》副总编、《国外医学皮肤性病分册》主编、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顾问、中国性学会顾问等兼职。
程立高程立高,男,河南省西峡县人。副主任医师。毕业于陕西省商洛卫校、进修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现任中共陕西省商洛疗养院总支书记、商洛市非典医院院长、原商洛地区医学会副秘书长、中华医学会会员、陕西省麻风协会理事等。中文名:程立高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汉族出生地:河南省西峡县职业:医师、学者毕业院校:陕西省商洛卫校代表作品:《1009名麻风患者家属发病的调查分析》个人资料男,河南省西峡县人。副主任医师。毕业于陕西省商洛卫校、进修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现任中共陕西省商洛疗养院总支书记、商洛市非典医院院长、原商洛地区医学会副秘书长、中华医学会会员、陕西省麻风协会理事等。曾任职陕西省商洛地区行政公署地方病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商洛疗养院副院长、中韩合作商洛仁爱康复中心主任、中共书记。主要业绩1978年研究成功《育红牌》代乳粉,论文收集在中国医科院营养研究所出版《农村代乳品研究专辑》一书,获陕西省柞水县先进科技工作者奖。1998年引进韩国一慈善机构与陕西省商洛疗养院合作,成立了“中韩合作商洛仁爱康复中心”,投入无偿外资800多万元人民币。先后被有关部门授予商洛市白求恩精神奖先进个人、商洛市结对子扶贫先进个人、中共陕西省防治非典优秀共产党员。热爱社会公益事业,利用个人的诚信,引进香港慈善机构资金,资助了三十五名山区贫困儿童就读于中小学校直至高中毕业。发表论文1978年研究成功《育红牌》代乳粉,论文收集在中国医科院营养研究所出版《农代乳品研究专辑》一书。1983年撰写的论文《陕西省柞水县山区农村0-6个月1206名婴儿母乳喂养调查》一文在中华儿科杂志上发表。1984年此论文获西安市科学技术协会三等优秀学术论文奖。1985此论文获商洛地区科学技术协会三等优秀学术论文奖。1997年撰写的论文《1009名麻风患者家属发病的调查分析》在全国(江苏无锡)麻风学术会议暨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读。1998年《商州城区376例3-5岁儿童智商调查》论文在《中国实用综合医学》一书中出版。2000年撰写的论文《陕西省商洛疗养院院外防治及中韩合作项目分析》在全国麻风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研讨会暨中国麻风防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海南海口)上大会交流。2002年撰写的论文《麻风病院持续发展的试探》在全国(广东珠海)麻风学术会议暨皮肤性病防治研究新进展研讨会上大会宣读。2002年原撰写的论文《1009名麻风患者家属发病的调查分析》在国际第16届麻风大会(巴西SARLWADUE)上展刊并收入大会专辑。程菲之父男,汉族,湖北省黄石市人,曾为黄石港口集团员工,后担任武汉体育学院校体操训练基地教练,是中国女子体操队队员程菲的父亲。
长期以来,麻风病被医学界认为只在人类间传播。而2011年4月底,美国研究人员称,美国首例麻风病人可能由犰狳传染而来。一提犰狳,人们就会想到它的可爱。有些美食家还说,烤犰狳肉是一道美味。路易斯安那州的研究人员发现九带犰狳的更多信息。美国国家麻风病项目的微生物学主任理查德· 杜鲁门称:“大量证据表明,人类通过这种动物染上麻风病的。”相关学术报告已经刊发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杜鲁门是论文的主创作者。每年,大概有100至150名人在美国被确诊患有麻风病。尽管很多人曾经去过麻风病流行地区的国家,但是在哪儿受到传染的并不为人所知。大部分的病患在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而这两个州也是携带麻风病毒的犰狳出没的地区。杜鲁门说:“我们能提供两者间的联系”。麻风病由麻风分支杆菌(赖杆菌)(Mycobacterium leprae)引起,麻风分支杆菌是引起肺结核病的细菌的近亲。通常,麻风病人的皮肤会受损;在严重病例中,患者神经或四肢会受损。多年以来,对麻风分支杆菌的研究困难重重—由于种种原因,它在全球各地肆虐,很难区分。而这种细菌在实验室培养皿中无法生长。麻风病有一年的潜伏期,而且发病很慢。麻风病很难传染——只有5%的人类感染过,而甚至他们通常需要近距离反复接触麻风分支杆菌,才会最终患病。过去,麻风病患遭到隔离,群居在麻风病村。国家麻风病项目主任詹姆士·克莱亨布博士说,通过三种抗生素的组合治疗,麻风病完全能治愈。他说,美国约有3600名麻风病患者,生命无忧。很早以前,科学家就发现:除人类外,犰狳是世界上唯一已知的麻风分支杆菌自然寄主。这种小型哺乳动物发病情况和人类一模一样,最后死于肾脏和肝脏损伤。与人类不同的是,他们更容易患上麻风病:在美国南部部分地区,超过20%的犰狳患病。确认犰狳将麻风病传染给人类需要强有力的遗传学分析。同时,这也基于近十年丰富数据积累,对采于世界各地的麻风分支杆菌基因的相似性及差异性的对比分析。科学家已发现麻风病起源于东非或近东地区(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随着人类迁移到欧洲;而近500年,进入非洲和美洲。
首先想结婚了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要具备结婚的条件首先。考虑到家庭的负担经济承受能力等等要想得比较周到一点了才能结婚。拓展资料结婚的必备条件有:①男女双方完全自愿。新婚姻法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这是婚姻自由原则在结婚问题上的具体表现。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要求是指:男女双方自愿,而不是一厢情愿;男女本人自愿,而不是必经父母或第三人的同意;男女双方完全自愿,而不是勉强同意。②达到法定婚龄。法定婚龄是指法律规定的允许结婚的最低年龄。新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与当代外国的立法比较,我国的法定婚龄是较高的,这是由我国现阶段国情所决定的。男女双方当事人达到法定婚龄后,有决定自己是否结婚和何时结婚的权利,由此可见,与我国古代强制早婚的必婚制比较,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实行的是倡导晚婚的允婚制。③符合一夫一妻制原则。根据一夫一妻制原则,申请结婚的双方当事人需原配偶,只能是未婚者,或者丧偶、离婚者。违反一夫一妻制的男女结合,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知识延伸:结婚条件之禁止结婚的疾病我国婚姻法中禁止结婚的疾病患者有两类:一类是法律明确列举的,即患麻风病尚未治愈者;二类是法律作概括性规定的,主要指在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的疾病。麻风病是接触性的恶性传染病,患有这种疾病的人结婚会传染给对方,并遗传给后代,这对于对方、对子孙后代,甚至民族的健康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法律明确规定麻风病患者不得结婚,但已经治愈者不受此限。法律上作概括性规定,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主要指精神失常未经治愈、先天性痴呆以及某些已被实践证明不应结婚的传染性或遗传性疾病。对确定为不宜结婚的疾病,应具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并应进行医学上的专门鉴定。禁止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我国1980年婚姻法规定:“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患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修订婚姻法时,卫生部门的同志提出,解放初期,我国患麻风病的较多,现在我国已经基本消灭。麻风病不遗传、传染性小、发病率低,即使将病毒注入健康的人体内,也不一定发病,90%的人对麻风病有天然抵抗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治愈麻风病已不存在问题。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明确提出建立无麻风病的世界,标准是一万人不超过一人患麻风病,并取消了对麻风病隔离治疗的措施,像对其他传染病一样对待。我国提出的基本消灭麻风病的标准大大高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因此,应当取消麻风病未治愈不宜结婚的规定。立法采纳了这一意见。什么是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姻法没有规定,母婴保健法规定,男女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医学鉴定证明。婚前医学检查包括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病三类疾病的检查。经婚前医学检查,对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间内或者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医师应当向男女双方说明情况,提出医学意见;经男女双方同意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后不生育的,可以结婚。有的同志提出,母婴保健法虽然说明了婚检项目和暂缓结婚的情形,但并未确定禁婚疾病,再加上医生一般也不在婚检报告中明确婚检对象是否可以结婚,为结婚登记工作带来了困难。为此,修订婚姻法应当明确什么是禁止结婚的疾病。立法部门就此问题专门听取卫生部门和著名医学专家、教授意见。大部分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发现许多新的不宜结婚的病种,婚姻法不要明确患哪种病不宜结婚,可以规定为“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具体由行政法规或有关部门规定。有人提出,遗传病种类很多,遗传基因不同,遗传的情况不同,患严重遗传疾病婚后生育的孩子不一定患遗传疾病。比如侏-儒的遗传率为50%。如果结婚和生育分开,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些遗传病是可以治愈的,婚姻法应当允许患遗传疾病的人结婚,但不宜生育。关于性病、艾滋病可否结婚,有不同看法。
麻风病会被战胜的理由先是因为一个治疗,然后就是因为开发出了疫苗全民接种疫苗之后马蜂的传染率就会变得很低。而且其实马蜂是可以治的。只是你用药妥当与否。麻风反应的治疗首选糖皮质激素进行治疗,如泼尼松,随着病情缓解可逐渐减量;也可选用沙利度胺,随着病情缓解后可逐渐减量。一般治疗麻风患者不需要隔离治疗,但麻风患者的家属,特别是儿童,应检测是否有麻风病的症状和体征。患者及家属应加强对麻风的认识,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并保持放松的心态。麻风主要靠抗生素进行治疗,治疗强调及时、足量、规律。
50年代根本没有特效药,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方式,也没有疫苗。唯一的办法就是隔离病人。麻风病确实不是一个传染性多么强的病,现在普通人群的身体素质,超过9成即使接触也不会发病,但那会儿不是没吃的嘛,人都弱,一个个饿得四肢浮肿大姨妈都不来还谈什么免疫力,要阻止麻风病的肆虐,还得搞隔离。于是皮防系统就每年都派医生下乡,到村到户去查,看有没有麻风病人,有的话就带走,统一集中到麻风村里去治。这样的普查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实在是年年都查不出来新发病例了,才逐步终止。乡镇以下的皮防站也
2007年1月29日“世界防治麻风病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现症麻风病人数由建国初期的约52万人,减少到现在的6300多人,这些数字标志着中国在经过50多年的努力之后,已经走出了麻风病时代!在防治麻风病的医疗大军中,有一位巾帼英雄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她就是麻风界、现已92岁高龄的李桓英教授。1983年初,李桓英带着最好的春节礼物——治疗麻风病的特效药物来到麻风寨。最初的一抹记忆麻风病的可怕程度,是人人都知道的,这里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勐腊县原县委副书记刀建新深受人民爱戴,在建国初期的西双版纳知名度极高,但在1950年的一天,他却神秘地离开政坛,在万众瞩目的县委大院消失了。没过多久,谜底被揭开:刀副书记患上了麻风病!麻风病,在人们眼中,比死神还可怕、比魔鬼还狰狞,刀建新别无选择,为了不让可怕的疾病传染给其他人,他选择了离开工作岗位和与妻子离婚,尔后住在偏僻荒凉的麻风寨——一个由麻风病人及其家属过河开荒,在原始森林的脚下自我隔离组成的村寨。离开工作岗位之前,刀建新没忘交纳党费。他心里清楚,这很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交纳党费了,却发现,自己无比虔诚伸出去的手始终没人接应。他猛然醒悟了:自己现在已是“魔鬼”附体的人了,同事们虽然非常同情自己却不能不防范。刀建新在麻风寨一待就是30多年。直到1983年初,李桓英带着最好的春节礼物,治疗麻风病的特效药物(联合化疗)来到麻风寨,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刀建新和全寨所有麻风病患者均被治愈。1990年泼水节这天,麻风寨摘“帽”后被州委更名为“曼南醒”,刀建新为第一任村长。曼南醒,在傣语中是“新生”的意思。这一年,随着李桓英防治麻风病经验的不断推广,中国的防治麻风病事业终于揭开了历史性的新篇章。李桓英就这样给中国医学界留下了最初一抹记忆!李桓英1921年出生于北京,194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一年后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名校霍普金斯大学。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她被推荐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一批官员。由于工作出色,1958年世卫组织又对她提出续签5年合同的聘请。然而就在这时候,李桓英毅然选择了回国:“我的祖国现在仍然是一穷二白、百废待举,医疗事业更是急需发展,我身为她的儿女理应尽微薄之力……”“麻风病即便比恶魔还恐怖,我也要和它一斗到底!” 李桓英曾是联合国卫生组织雅司病技术专家,有着在缅甸、印尼等国家农村防治疾病的丰富经验,但至于麻风病的研究,无疑是个全新的课题。在苏北濒临长江的麻风村度过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李桓英查阅了有关麻风病的最近国际杂志和重要文献,也找出了当时麻风病控制中存在的问题。显然,麻风病的存在史,就是一部摧残人类的罪恶史!麻风病,是一个极其古老的病种,早在埃及建造大金字塔之前就开始祸及人类了。在中世纪的欧洲,患者不但要身系一个铃铛,还要躲到荒郊野外和无人居住的山谷。在我国,麻风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代。当权者迫害屠杀麻风病人的惨剧,直到20世纪还时有所闻。20世纪初,据说广州一个军阀,把300多麻风病人集体召集来,说是请他们吃饭,然后在白云山枪决了。我们人类文明只有5000年,麻风病却跟随了我们3000多年!而在人类和麻风病斗争的几千年里,又几乎全都是失败的记录!“麻风病的历史是该完结了!或许自己就是为其敲响丧钟的医疗队伍中的重要一员!”掩卷沉思,李桓英心中除了沉重,也升腾着开创历史的坚定与豪迈。不少朋友和同事对李桓英的选择感到不理解,因为,凭她的资历很轻易就可以拿到好的研究项目,退一万步也不可能接受麻风病……是啊,千百年来麻风病一直被人们视为仅次于梅毒的脏病、丑陋病,避之惟恐不及,你一个留洋的娇贵女性居然与它纠缠到了一起,真是傻到家了!面对纷纷议论,李桓英却总是淡然一笑,心中一个声音却是越来越响:“医不讳病,治病救人是天职,麻风病即便比恶魔还恐怖,我也要和它一斗到底!”李桓英了解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研究用多种抗麻风有效的新药的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试验,没有限定疗程。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试验结果做依据,就能拿到那些新药。对缺医少药的医疗界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了尽早争取到世界卫生组织免费药品的支持和试验项目,改革开放刚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工作的李桓英,立即开始在我国西部几个省找试点,在云南省卫生厅的推荐下,初步把治疗地点选在西双版纳。她准备通过试探性观察疗效,在得到第一手材料后再扩展试点到我国麻风病较多的云贵川,一定要做到有绝对把握。“李教授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让年轻人都无法承受,好多时候我都怀疑李教授是不是凡人。” 在李桓英的地图上,有三面小旗,这3面小旗标出的地方,就是李桓英最后确定的防治研究麻风病的3个试验点,它们都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境内,是三个疫情最为严重的麻风寨。这一年,李桓英已经58岁了。从北京到那里要用几天,然后还要乘汽车走六七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这些所谓的山路,大部分路段其实都是牛马踩出的、只容一人行走的羊肠小道,有的地段一边是山,一边是悬崖。可以说,由北京走一趟麻风寨,即便是年轻人也会累得几天爬不起床,但年近花甲的李桓英却硬是挺了下来。她从未叫过苦,也从不认为苦,她的观点是:“工作就是斗争,没有困难怎么会成功?当你一心往前赶路的时候,即便有苦也顾不得叫苦了。”这也是记者采访李桓英教授感触最深的地方。在勐腊,李桓英这位北方长大的“旱鸭子”却不怕水,到麻风村要过河,而且绝大多数时间也只有独木舟可坐。这种原始的渡河工具没有稳定性可言,左右摇动,随时有倾覆的危险。遭遇过翻船,她笑呵呵地说:“我这么胖,沉不了。”李桓英也有以车代步的时候,由于山高路险,她先后两次经历车祸的威胁。最严重的是一次雪地翻车,汽车翻滚到深十多米的沟里停了下来,她被甩出去很远,躺在血泊中昏迷不醒。几次车祸,曾让李桓英三根肋骨骨折,双侧锁骨断裂,头部负伤缝过7针,身上伤痕累累。同在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工作的刘健告诉记者,李教授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让年轻人都无法承受,好多时候我都怀疑李教授是不是凡人!李桓英肯定是凡人,也有着灵敏的痛感神经。她也不是没有在心里叫过苦,只是,她始终觉得,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就要无比坚定地走下去;“叫苦是没用的,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还不是照样往前冲?”李桓英就是凭着这种心态和精神,始终走在防治麻风病医疗队伍的最前沿。从在勐腊县选点,到出国参观访问,选用治疗新方案,现场应用,到每年看望病人,随访,肯定疗效,直至判愈和监测完毕,共达十多年(1980-1995)。医生、患者联手就有抗击病魔的必胜信心与病人零距离在“文革”中下放到苏北麻风村,李桓英就充分领教了麻风病的极端恐怖。参与治疗时总是把自己像防化兵一样封闭起来,外露部分只剩下两只眼睛;发药时,许多医生是通过木棍递过去的。医生成了滑稽的“渔翁”,病人成了“鱼”。苏北麻风村亦如此,而李桓英却做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举动。在这里,李桓英与刀建新结识,她不仅紧紧握住了刀建新缺了手指的手,还给了他一个结实的拥抱。在场的医生和地方官员惊呆了!在场的群众惊呆了!没过多久,整个麻风寨沸腾起来:“天哪,北京来的女摩雅(医生)不怕麻风病!”李桓英郑重告诉大家:“人类是麻风菌的主要宿主和传染源,未经治疗的麻风病人(主要是多菌型患者),其皮肤及黏膜损害处可以带有麻风菌,可以通过呼吸道和皮肤传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触即发的传染病。在与传染性麻风患者同等接触的条件下,只有极个别人发病,绝大多数人有自然免疫力,是不会患上麻风病的!而且,新治疗方案极有效,即使是多菌型病人在接受联合化疗一周内,也会基本消除其传染性。因此早发现才是预防传播和防止残疾最好的方法。”李桓英说,只要医生、患者联手,必定会有抗击病魔的信心。在新中国防止麻风病的历史上,作为医学专家,李桓英可谓敢与麻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第一人!在走村串寨中,李桓英总结出了一个早发现麻风病的小窍门:让小学生们每天都回家检查父母的双手、双脚,看身上有没有不痛不痒的浅色斑块或凸起的肿块;若有异常马上报告老师,由老师通知村里的麻风病防治人员,进行确诊病情记录和追踪、诊治。点子虽小,却实用、有效。来麻风寨不久,李桓英首次提出并在当地推行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三级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对遏制麻风病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之后,李桓英还采纳了新的治疗方案,不仅产生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还缩短了治疗周期。之后,1985年李桓英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法,扩大到云贵川麻风较高的七个地州,之后在全国范围内也取得了显著疗效,有万余例麻风病患者被治愈,经过10年监测,复发率仅为,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1%的标准。这一巨大成功,很快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注意,经10年的监测期考察论证后,于1994年向全世界推广。
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封闭全市妓院的决议。为了给解放了的妓女诊治性病,在胡传揆教授的带领下,组织了一支医疗队,叶干运从始至终参加了这项工作。时值隆冬,在妓女集中的妇女教养院内,条件十分简陋。刚被解放了的妓女往往不配合治疗,甚至大吵大闹,辱骂医务人员。但医疗队的成员仍非常耐心地进行解释工作,最终使得全部妓女都接受了诊疗。这项工作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医疗队的成员一大早就骑自行车赶到妇女教养院,中午也不得休息,吃过自己带来的简单的午餐后,继续工作到天黑才能骑车回家休息。他们克服困难,辛勤工作,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在1303名受检的妓女中,共诊治各种性病1257例,患病率高达。被解放了的妓女不仅恢复了人身自由,还治好了性病,她们无不感谢党和政府以及医务人员挽救她们走出了苦海。这项工作对叶干运来说,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提高了思想觉悟,同时,在专业技术上,也使他取得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对他今后开展性病的防治研究十分有利。1950年秋,中央卫生部根据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提案,组织了中央防疫总队第七大队前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防治性病和巡回医疗工作。经胡传揆教授的推荐,叶干运被任命为大队长,他率领60多名医务人员赴甘肃省的夏河、卓尼、东乡、临夏以及青海省的湟源、海晏等地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防治工作。他们爬雪山、过草地,深入农牧地区,挨家串户,为患病的各族人民精心诊治,治愈了大批的性病患者,深受缺医少药的当地群众热烈的欢迎,也为控制性病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51年7月防疫大队返京后,叶干运又奉命率领中央内蒙古卫生队前往内蒙古新巴尔虎旗开展性病防治工作。同年9月,全国民族二卫生会议在京召开,叶干运应邀到会,介绍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性病防治工作的经验。会议结束时他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次会议明确了性病防治工作是民族卫生工作的三个重点任务之一。为此,1951年10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卫生部联合组建了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再次任命叶干运为大队长,率领一百多名医务人员于1951年11月前往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开展性病防治、巡回医疗、妇幼保健、卫生防疫和人员培训等工作。当时,自治区刚刚解放不久,当地的治安、交通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再加上崇山峻岭,深沟峡谷以及空气稀薄,高山反应等,使内地来此的队员感到很不适应。但全体队员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叶干运也以身作则,他们不畏艰险,战胜困难,终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走遍了全区20个县,胜利完成了各项任务。他们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其中确诊为梅毒患者8000多人,淋病患者1700人,均予以青霉素治疗,取得良好疗效。叶干运认识到卫生大队只是个临时性的机构,要想使缺医少药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卫生医疗机构,必须大力培养当地的本民族的技术骨干。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两年来为当地培养了40多名中级卫生人员,他们后来都成了当地卫生战线的技术骨干。卫生大队的工作不仅是治病救人,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民族之间的友谊与团结。卫生大队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藏族同胞亲切地称呼卫生大队的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门巴(藏语为医生)。2001年10月,为了纪念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赴藏区巡回医疗50周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卫生部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充分肯定了卫生大队当年在藏区工作的业绩,并颁发了“造福藏区人民的白衣战士、促进民族团结的一代功臣”荣誉证书。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组评选叶干运为“东方之子”,进行了专题报道。在康藏高原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叶干运也遇到不少前来求医的藏族麻风病患者。由于当时规定麻风病人必须收入麻风医院进行隔离治疗,叶干运只好无奈地向病人作好解释,并动员他们去泸定麻风病院接受诊治,但此时,为了解除麻风病人的疾苦,控制麻风病的流行,有必要大力开展麻风病防治工作的想法已经铭记在叶干运的心中。1953年年底,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后,叶干运率队返回北京。适逢中央卫生部在北京筹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叶干运服从组织分配,调至该所参加筹组工作。1954年5月,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叶干运在该所工作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先后担任主治医师、门诊部主任、性病麻风防治研究组副组长、麻风病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顾问等职,并一直从事性病与麻风病的防治研究工作。在中央皮研所建所初期,当时正值全国普遍学习前苏联经验的高潮中,皮研所也不例外。在一次讨论梅毒治疗方案的会议上,该所顾问前苏联专家叶果洛夫强调要采用前苏联保健部制定的以砷制剂为主的间歇疗法,疗程需要两年。胡传揆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间歇疗法疗程太长,副作用较多,不如采用青霉素疗法。叶干运根据自己多年来在基层防治性病的实地经验,也提出为了符合广大基层防治性病的需要,必须采用起效快、疗效高、疗程短、副作用少,而且患者易于接受的疗法,因此,青霉素疗法远远优于间歇疗法。最后,中央卫生部采纳了胡传揆所长的建议,在梅毒治疗方案中将青霉素疗法列为首选。这一决定对广大基层开展性病防治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此,叶干运还专门撰写了一篇“从多快好省的角度来看青霉素治疗梅毒的方案”一文,发表在《中级医刊》上,向基层防治人员推荐这一方案,取得良好效果。在中央卫生部的领导下,中央皮研所负责全国性病防治工作的组织协调与技术指导任务。为了取得第一手的资料,叶干运会同马海德博士等率工作组深入到江西省宁都县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现场调查与防治研究工作,总结出一套在农村地区开展性病防治工作的经验,在1959年3月召开的全国性病、麻风、头癣现场防治交流会上作了报告,进一步推动了各地的性病防治工作全面展开。经过多年的努力,至1964年,全国除个别地区外已经基本消灭了性病。为此,叶干运协同胡传揆教授等撰写了“我国对梅毒的控制和消灭”一文,并在1964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上宣读。新中国建国后仅仅用了15年的时间就将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性病基本消灭了。这一辉煌的成就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与赞扬。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外人员的广泛接触,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再加上社会行为和性观念的改变,致使性病在我国死灰复燃,再度流行,而且被称为20世纪瘟疫的艾滋病也已传入国门。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叶干运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多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提出开展性病防治工作的建议,并主持召开了性病防治讨论会,对今后的防治策略与措施向国家卫生部提出了建议。由于领导的重视,我国再次开展了大规模的性病防治工作。国务院建立了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组织各有关部门分工合作,卫生部成立了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全国性病防治中心,各地也相继建立了防治专业机构。叶干运被任命为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虽已年近古稀,他仍积极投入到防治工作中,为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编写性病防治手册、制订防治工作规范、组织经验交流会、开展性病咨询活动、指导科学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担任了世界银行性病贷款项目专家评审组组长,与国内外专家共同组织了27项性病防治研究课题,都已取得成果。此外,他还多次通过电视和广播宣讲防治性病艾滋病的科学知识。主编了《性传播疾病诊疗与预防》、《实用性病学》、《皮肤性病防治》、《性传播疾病》等专著,为控制性病的蔓延继续作贡献。1956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明确规定要积极防治麻风病。为此,中央卫生部派出了麻风考察组前往广东、陕西等省实地调查麻风流行与防治情况。叶干运参加了考察组,他十分高兴,回想起几年前在康藏高原遇到麻风病人的情景,预感到大规模防治麻风病的战役即将打响。他全身心地深入到各个麻风村院,详细了解当地的麻风流行与防治情况,协助卫生部草拟了麻风防治规划,并参加了1957年6月在济南市召开的建国后首届全国麻风防治会议。此时,他已决心要为麻风病的防治事业奉献一生。会议结束后,他即率领研究小组前往江苏省开展卡介苗接种预防麻风病的研究工作,当年年底,他又去广州参加由阿根廷麻风病学专家斯胡曼教授主讲的全国麻风高级医师进修班,被选为班长。通过3个多月的学习,叶干运对麻风病的基础知识、临床疹疗、防治策略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加强了搞好麻风防治研究工作的信心与决心。学习结束,他回到中央皮研所后,该所刚刚组成性病麻风防治研究组,由著名的马海德博士任组长,叶干运被任命为副组长。他与马海德博士都认为麻风病不仅是个卫生医疗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只能采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综合性防治措施才能奏效。他和马海德博士率先提出了《以县为单位控制麻风综合防治措施的研究》课题,在江苏省海安县和广东省潮安县与当地协作进行试点,效果十分明显,已在全国推广,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叶干运和他的同事们还在麻风病的流行病学、社会医学、早期诊断、治疗方法、康复医学等方面取得多项研究成果,曾获国家和卫生部科技进步奖。叶干运热爱麻风防治事业,经常深入麻风流行区和麻风村院,一方面为病人悉心诊治,一方面又和病人促膝谈心,深受病人的敬爱。有一次叶干运在广东省潮安县彩塘公社蹲点时,正巧有一位在家居住的麻风患者发生了严重的麻风反应,必须住院治疗。但是这位病人家境困难,不肯住院。叶干运就多次上门劝说,并在经济和衣物上给予帮助,这位病人终于住进了麻风村,很快就控制了反应。每当病人见到叶干运时,都会竖起拇指,连声道谢。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召开麻风病化学治疗研讨会,中央卫生部派叶干运为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为期一周的会议上,叶干运与各国专家交流经验,共同制订了麻风病多种药物联合化疗方案。这个方案的优点是疗程短而固定,治愈率高,复发率小,而且能防止耐药性的产生。回国后,适逢第二届全国麻风防治会议在广州召开。叶干运在会上详细介绍了这个方案,卫生部当即决定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广。试点工作在江苏省扬州地区进行,取得成功,全国普遍采用了这个治疗方案,大批患者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治愈。上海、山东、辽宁、江苏、浙江等省市陆续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的指标,我国的麻风防治工作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1982年,应比利时达米恩基金会的邀请,卫生部组织了由马海德、叶干运、苏骏瑞三位专家组成的麻风考察组,前往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比利时、瑞士、印度和泰国考察各国的麻风防治与研究工作。他们一方面详细了解各国在麻风防治与研究方面的好经验,一方面向国外介绍中国防治麻风病的成效。叶干运还应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邀请做了题为“新中国麻风防治与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受到热烈欢迎。考察组回国后,向卫生部作了汇报,提出了改进我国麻风防治策略、加强国际交流、成立中国麻风防治协会、出版中国麻风杂志等建议,均被采纳。1982年,卫生部成立麻风专家咨询组,任命叶干运为组长。1985年中国麻风防治协会成立,马海德任理事长,叶干运先后当选为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同时还兼任过中国麻风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麻风杂志》主编等职。1984年,第12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叶干运参加了大会并宣读两篇论文,其中雷公藤治疗麻风反应的报告受到许多专家的重视。1989年,第13届国际麻风大会在荷兰海牙召开,叶干运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主持了麻风流行病学分会场的讨论,并当选为国际麻风学会理事。1993年,第14届国际麻风大会在美国奥兰多召开,叶干运再次当选为学会理事,他在理事会上积极争取第15届国际麻风大会在中国召开,获得大会一致通过。1998年,第15 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叶干运任组织委员会副主席,积极参与大会的各项组织工作。大会的顺利成功,得到各国专家的好评。作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叶干运还培养了我国第一个麻风病学硕士研究生。他指导该研究生完成了“中国汉族麻风病人抗原的频率分布”毕业论文,这在国内外都是首次报道,对研究麻风病的遗传因素具有学术价值。叶干运先后当选为江苏省第五届人大代表和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他对《婚姻法》中有关麻风病的条文提出删改的建议。2000年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召开《婚姻法》修改意见座谈会时,叶干运应邀到会,他从医学发展的角度陈述删改有关麻风病条文的必要性,得到采纳。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中已删除了有关麻风病的不妥条文。叶干运多次参加国际性的麻风学术会议并接待国外专家来华考察,结识了许多国际知名的麻风病学专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为增强国际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选派我国麻风防治研究人员出国进修创造了有利条件。叶干运在国内外医学期刊上发表麻风病方面的论文30余篇。主编了《实用麻风病学》、《麻风防治手册》、《麻风联合化疗手册》、《麻风实验室工作手册》、《麻风护理手册》等专著。叶干运还先后担任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委员、国际麻风杂志编委、亚洲皮肤科学会理事、《美国临床皮肤科杂志》编委、中华皮肤科委员会常委、《中华皮肤科杂志》副总编、《国外医学皮肤性病分册》主编、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顾问、中国性学会顾问等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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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议论文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在我们的文章中引用一些名人事例,一定会让我们的论据更加有说服力,下面,高三网小编就为大家搜集了一些名人万能事例。大家一起来看《议论文素材经典名人事例 万能素材》,供大家参考。
1.被认为是傻子的科学家
本世纪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童年时并不显得聪明,3岁时才学会说话,父母因而认为他是一个傻子。上学后,有位老师对他父亲说:“你的孩子将是一事无成”,甚至勒令他退学。16岁时,他报考苏黎世大学,又因成绩差而名落孙山。但他并不恢心。通过勤奋学习,成了杰出的物理学奠基人。曾有青年问他是怎样成功的,他写下了这样一个公式:A=X+Y+Z(A代表成功,X代表勤奋学习、工作,Y代表好的学习方法,Z代表少说废话)。
2.思想巨人鲁迅
1、你用锋利的笔尖,划出黑暗中的一道《白光》;你用声嘶力竭的《呐喊》,惊醒了《彷徨》中的国人。“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气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胸怀。鲁迅—一个不朽的灵魂,用一生的奋斗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狂人日记》。
2、“把生命献给中国,让世界为之景仰.矮矮的身躯,创造出崇高的事业,瘦削的肩膀,承载着千年的使命!从狂人的眼睛里,我们读出了历史得沉重;从阿Q的身影中,我们体会到变革的艰难;从坟头的花环上,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从铁屋的呐喊中,我们听清了奋进的声音你在孤独中呐喊,你在市声里彷徨,采一片朝花为自己送行,荷一杆长戟向黑暗进攻!大星陨落,天地同悲;巨著行世,千秋共仰----我们知道任何奖项也不足以涵盖你的贡献,但谨以此菲薄的礼品献给你-----世纪伟人鲁迅。”
本文中,我整理了善良的议论文素材事例,来看看吧!希望对你的作文有帮助!
1、18岁的特蕾莎离开家乡来到爱尔兰加入了劳来多修女会,后来主动到印度最破烂的贫民窟,在那里用几卢比租下一间房子,收容饥寒交迫的孩子。为了他们,她亲自到街上乞讨食物,帮他们清洗身体。房间里没有桌子、椅子、黑板,她就以地板为黑板,教孩子们认识孟加拉字母。一次,她遇见一个人身上全是脓包、伤口,脓包上尽是蠕动的蛆和虱子,便到警察局请求他们拨一处地方,使她可以接待这样的无家可归者。就这样,她创办了“死者之家”专门收容垂死的游民。秉持同样的信念,她还创办了“弃婴之家”和“麻风病之家”。1979年,她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同年获印度政府颁发的全国最高荣誉奖。特蕾莎修女是人类社会的福音,她与贫困中的人们融为一体,为他们带去光明和爱。而特蕾莎修女这样做,不为所图,不求任何回报,纯粹只是去帮助那些受难的人民。
2、雷锋从一九六一年开始,经常应邀去外地作报告,他出差机会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多了,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一次雷锋外出在沈阳车站换车的时候,一出检票口,发现一群人围看一个背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原来这位妇女从山东去吉林看丈夫,车票和钱丢了。雷锋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塞到大嫂手里,大嫂含着眼泪说:“大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雷锋说:“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 五月的一天,雷锋冒雨要去沈阳,他为了赶早车,早晨5点多就起来,带了几个馒头就披上雨衣上路了,路上,看见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孩,手还领着一个小女孩也正艰难地向车站走去。雷锋脱下身上的雨衣披在大嫂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他们一起来到车站,上车后,雷锋见小女孩冷得发颤,又把自己的贴身线衣脱下来给她穿上,雷锋估计她早上也没吃饭,就把自己带的馒头给她们吃。火车到了沈阳,天还在下雨,雷锋又一直把她们送到家里。那位妇女感激地说:“同志,我可怎么感谢你呀!”
3、有一位登山者,在途中遇上了暴风雪。他深知不尽快找到避风处,非冻死不可。他走啊走,腿已经迈不开了。就在这时,脚碰到了一个硬梆梆的东西,扒开雪一看,竟是一个快冻死的人。登山者犯难了:是继续向前,还是停下来援救这个陌生人?在心灵深处翻江倒海之后,他毅然作出决定:脱下手套,给那个人按摩。最后,两人互相搀扶,走出了困境。
长期以来,麻风病被医学界认为只在人类间传播。而2011年4月底,美国研究人员称,美国首例麻风病人可能由犰狳传染而来。一提犰狳,人们就会想到它的可爱。有些美食家还说,烤犰狳肉是一道美味。路易斯安那州的研究人员发现九带犰狳的更多信息。美国国家麻风病项目的微生物学主任理查德· 杜鲁门称:“大量证据表明,人类通过这种动物染上麻风病的。”相关学术报告已经刊发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杜鲁门是论文的主创作者。每年,大概有100至150名人在美国被确诊患有麻风病。尽管很多人曾经去过麻风病流行地区的国家,但是在哪儿受到传染的并不为人所知。大部分的病患在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而这两个州也是携带麻风病毒的犰狳出没的地区。杜鲁门说:“我们能提供两者间的联系”。麻风病由麻风分支杆菌(赖杆菌)(Mycobacterium leprae)引起,麻风分支杆菌是引起肺结核病的细菌的近亲。通常,麻风病人的皮肤会受损;在严重病例中,患者神经或四肢会受损。多年以来,对麻风分支杆菌的研究困难重重—由于种种原因,它在全球各地肆虐,很难区分。而这种细菌在实验室培养皿中无法生长。麻风病有一年的潜伏期,而且发病很慢。麻风病很难传染——只有5%的人类感染过,而甚至他们通常需要近距离反复接触麻风分支杆菌,才会最终患病。过去,麻风病患遭到隔离,群居在麻风病村。国家麻风病项目主任詹姆士·克莱亨布博士说,通过三种抗生素的组合治疗,麻风病完全能治愈。他说,美国约有3600名麻风病患者,生命无忧。很早以前,科学家就发现:除人类外,犰狳是世界上唯一已知的麻风分支杆菌自然寄主。这种小型哺乳动物发病情况和人类一模一样,最后死于肾脏和肝脏损伤。与人类不同的是,他们更容易患上麻风病:在美国南部部分地区,超过20%的犰狳患病。确认犰狳将麻风病传染给人类需要强有力的遗传学分析。同时,这也基于近十年丰富数据积累,对采于世界各地的麻风分支杆菌基因的相似性及差异性的对比分析。科学家已发现麻风病起源于东非或近东地区(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随着人类迁移到欧洲;而近500年,进入非洲和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