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人民富起来论文

如果有人问我,党在你的心中是什么?我可以自豪地说,党就是一面飘扬的旗帜,一盏指路的明灯；如果有人问我,党在我心中有多重?我可以郑重地回答,党在我心中重千斤；如果有人问我自己是否践行了党的伟大精神,我可以明确的说,我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铭记党的精神,并在日常生活中做好!5000年的灿烂文化让我为我的祖国深感骄傲,但中国近代史却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外国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在中国的国土上飞扬跋扈,烧杀抢掠,肆意地践踏着我们的锦绣山河.中国人民为挽救中华民族,进行了各种试探,长夜漫漫,路在何方?路在何方?1921年的一个夏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仿如一道曙光划破黑暗的长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挺身而出,带领着千百万革命志士,用燎原的星火唤醒了四万万劳苦大众,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那一刻起,党在我心里是一座丰碑,是一个灯塔,是一面旗帜,让我敬仰、引我前行、促我奋进.

实现共同富裕论文范文如下：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天下大同的思想，早期农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儒家的大同理想等，都是其集中体现，它主要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于没有束缚、压迫、贫穷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天下大同与共同富裕有相通之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通过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得以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深植于我们的脑海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科学系统的思维谋划全局，促进人民群众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40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大跨越，在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下，202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国民经济运行稳定恢复，稳就业保民生成效显著，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上有更大作为。

十四五时期，我们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民生福达到新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复杂性和阶段性，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自主创新力的大力提升、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发展、文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既要立足于做大，持续做大、做强、做优经济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分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设定了共同富裕的过程性目标。在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这就要求我们在新时期要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提升经济循环效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完善再分配制度，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鱼水情深，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忘却人民情怀、忽略人民关切、背离人民期盼，我们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人民事业更加积极有为地奔跑，凝聚起在新征程中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力量。

文明的曙光——论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前，有1000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所有文明当中处于巅峰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滑，变成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160年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怎样才能让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得到复兴。 文化撞击与文化自洽 要探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探讨中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急剧衰落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不少国内外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顽固，提出打倒孔家店，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彻底铲除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 中国文化跟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要弄清楚何谓文化。不同的学者对文化会有不同的定义，我个人喜欢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二是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三是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其实，这三个层次的划分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起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则是上层建筑。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洽的实体。比如，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工具是石头，生产方式是游猎，生产力水平很低，它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公社，伦理、价值是公有。这样一个上层建筑或曰社会组织和价值标准，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以及克服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的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与非常低的生产力的水平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进入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公有变为私有。这种转变可以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耕的生产方式中，只要每个人付出努力，将来生产、收获多少是可以预期的。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组织和私有制的价值伦理有利于提高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每个文化体应该都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并没有所谓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只有当一个文化体跟另一个文化体碰撞了，才会有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先进与落后到底是靠什么来决定的？在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在价值伦理方面，很难说什么是比较好的，什么是比较差的。比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私有制里每个人为自己负责，到底哪个比较好？确实很难说。把人类文明分为先进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力水平。中国的文化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变为世界上相对落后的，也正是由于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器物发明的突飞猛进，经济基础快速提高，而当时中国经济基础的提升却滞后了。 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经济基础 因此，要讲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应该分析中国的经济基础有没有办法赶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有没有办法赶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作为经济学者，我对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也就是经济基础提高的可能性，是相当乐观的。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技术的不断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方式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对于西方那些技术先进的国家，技术创新的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就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唯一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奇迹，其背后的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随之缩小了。中国在 1979年改革前后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在1979年之前，中国主张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此后的25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的成绩。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对于这一点，我也比较乐观。根据各种比较，包括人的生命预期、婴儿死亡率、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对比，中国在2000年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在1960年的水平。众所周知，日本从1960年开始到1988年，用了28年的时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尽管我不会过分乐观地认为，从2000年开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赶上美国，但是我完全相信，现在人均收入是美国的3％的中国，靠引进技术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到2030年的时候人均收入可能达到美国的20％。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届时人民币很可能会升值，根据升值的数量预计，我国的人均收入很可能将是美国的30％甚至40％。如果中国在2030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那么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就会与美国相当。如果中国到那时人均收入可以达到美国的3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比美国高50％，如果那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就要靠改革开放，要靠维持政治稳定，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再造内部自洽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也必须有和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中国现有的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如伦理、价值等会不会变成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障碍，或者说如果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能够提高的话，中国的上层建筑会不会随之进行创新、调适，变成一个新的内部自洽的文化实体？ “五四”运动以后，大多数学者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保守、顽固。他们批判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的代表者孔子是顽固、保守、落后的，因为孔子讲“述而不作”，他不创新。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孔子主张的“仁”，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主张是与时俱进的，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不仅孔子是这样，儒家第二个代表人物孟子也是这样。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虽然判断的标准还在于人自己的心。所以，孟子有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但是，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后来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了，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面对印度文化的冲击，中国的儒家文化并没有退缩，而是把佛教的思想消化、提升，扩大了中国儒家文化的范畴；儒家学者除了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外，还增加了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探索。宋朝武力虽不强，但是在经济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宋朝的儒家哲学被称为理学，理学大师朱熹注释的“四书”成为科举的标准教材，但是中国的文化并没有在那里停止。到了明朝，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理学和心学的差异可以从对《大学》一书中“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找寻背后的道理。王阳明则认为 “格物致知”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王阳明的“心学”是适应明朝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以后，新兴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要求的。 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的，并不是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是顽固、保守和一成不变的。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