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共同富裕效应研究论文

当前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摘要本文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调控作用不在于货币政策本身而取决于其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的研究结论。中国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关键是要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国民经济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been combing the 1930s since Chinese and foreign academic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basis of which come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to play a role in regulation and control is not that monetary policy itself and on its role to play The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for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China deflationary period monetary policy can make a difference. The key is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channels open. Key words: monetary policy effectiveness the national economy 一、引言 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袭扰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5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此举对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充分显示了危难时期“双木撑天”的巨大威力.如今随着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和财政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效应的递减以及“挤出效应”的出现财政政策要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转由货币政策“独木撑天”单独承担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任务。为此深入探讨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就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为“它山之石”完全可以“洋为中用”为中国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提供借鉴中国理论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可望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理论支撑。 二、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论争 货币政策真正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是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之后。凯恩斯学派keynesians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有一个从保守走向激进的过程。凯恩斯本人偏爱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高度重视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指出“就我自己而言我现在有些怀疑仅仅由货币政策操纵利率到底有多大成就。国家可以向远处看从社会福利着眼计算资本边际效率故我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尽管凯恩斯偏爱财政政策但其一生对经济学的重点研究仍然集中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理论上并以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成就闻名于世。因此凯恩斯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绝不是“非此即彼”的态度。事实上凯恩斯也极力主张实施廉价货币政策以增加有效需求促进充分就业。凯恩斯指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当然当利率下降时消费倾向很容易 加强。”由此可见凯恩斯并不是不重视货币政策而是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货币政策没有财政政策在增加有效需求方面来得直接和得力。此一认识被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并得到完善和强化。 号称“美国的凯恩斯”的汉森和凯恩斯一样偏爱财政政策。汉森曾言“货币武器确实可以有效地用来制止经济扩张。”这说明在经济扩张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抑制经济过热汉森同时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恢复经济增长仅仅靠廉价的货币扩张是不充分的。”这说明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由此可见汉森已经认识到了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 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如萨缪尔森. Samuelson和索罗等虽然仍以“正统凯恩斯学派”自居但认为凯恩斯低估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因而在理论上更多地倾向于货币政策。正是他们命名并完善了菲利普斯曲线认为物价上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替代关系政府完全可以据之选择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适当 组合使二者均达到社会可接受的水平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均衡等宏观经济目标。在风靡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 William haus指出“凯恩斯革命早期一些 宏观经济学家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充满疑虑正如他们对新发现的财政政策充满信心一样。但是最近20年来联邦储备体系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并显示出自己有能力减缓或加速经济发展。”“目前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趋向于相信美国的稳定经济政策应该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实施。” “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bin也断言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性。托宾指出“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一个新经济学的实践者或支持者——会认为货币无关紧要货币政策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无关”。他甚至断言“在美国标准的新凯恩斯学说即我前面所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至少从1950年以来也就是说远在货币主义兴起之前便认为货币是具有重要作用的。至少从1951年签订了财政部一联邦储备系统协议以来政府就已根据这种看法制定政策了。 随着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逐步深化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但政策短期效应的长期化实践使得凯恩斯主义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辉煌后亦遭到“滞胀”现实的严峻挑战。 货币学派Monetarists是以凯恩斯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货币最重要。”其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三“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润滑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弗里德曼所说的货币政策的三个作用就其实质而言只是一个即稳定经济的作用。由此可见货币学派对货币政策作用的看法比早期的凯恩斯学派要积极但却不及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那么激进。其对货币政策作用的强调也只是稳定经济而已至于是否影响就业、产出等并未论 及。 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是基于其所宣扬的“有限制性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经济哲学思想而这一经济哲学思想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信条一脉相承。在弗里德曼看来消费函数具有稳定性消费函数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供给的稳定性。与货币供给的稳定性相适应其货币政策主张自然而然是所谓“单一规则”。这一“单一规则”与凯恩斯学派的“逆经济风向行事”的货币政策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主张给人的印象是“以不变应万变”大有固定化和程式化的倾向。“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事实上也很难完全适应经济运行的复杂 多变的现实。 如果说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估价和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有趋同而无鲜明特色的话他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意见却值得我们关注。弗里德曼指出“在评价货币政策的标准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些人认为评价货币政策应注意货币市场状况、利率及货币数量而有些人则认为就业情况本身应该成为衡量货币政策的大致依据”。在进行观点概括后弗里德曼提出了自己关于评价货币政策的标准“如果正如货币当局通常所作的那样货币当局以利率或者目前的失业百分率作为评价政策的直接标准那么它将像一艘错误地选择了星球方位的宇宙飞船一样无论它的导航仪多么灵敏、多么精密它终究都将驶入迷路。”“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判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 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由此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不是利率、失业率和价格而是货币供应量。 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s School对政策的作用持消极否定态度货币政策自难例外。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 Robert E lucas曾提出过著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而易见理性预期学派完全否认货币政策的作用。事实上理性预期学派是沿着货币主义的思路特别是依据弗里德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具有强有力的自动稳定趋势这一思路前进的。因此理性预期学派又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又叫做“新货币主义”或“货币主义第二号”。如果说货币主义者还承认总需求管理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被用来影响短期的产量和就业水平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无效性命题”连总需求政策的短期效应也完全否定掉了。由此卢卡斯比弗里德曼在自由放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 供给学派Supply_side Economics是“穿上现代服装的古典经济学”他们崇奉亚当.斯密 Adam smith的经济自由主义和萨伊定理Sayslaw因而对货币政策及其作用是漠视的。 为了回答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ew—Keynesian Economics开始批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的全盘否定。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它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远离客观经济世界的数学上的构想。经济理论应当切合于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制度和现实行为。因此必然发生凯恩斯主义的复兴。新凯恩斯主义者阿兰.布林德指出“宏观经济学已处于另一次革命之中这次革命等于凯恩斯主义的再现但是具有更加严密的理论风格”。著名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保罗.克鲁格曼 更专门撰写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克鲁格曼指出“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萧条经济学回归了这意味着什么从本质上看它意味着两代人以来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方面第一次出现问题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 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显然世纪之交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通货紧缩的阴影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梅开二度、再放光芒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从全球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此举为恢复战争创伤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世界由于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经济步入滞胀泥潭各经济学派遂群雄并起挑战凯恩斯主义的权威地位西方经济学界进入“战国时代”英美等国也曾改弦更张奉行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世纪之交全球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萧条经济学开始回归凯恩斯主义“大一统”的时代似又到来。从全球实践看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不管是否有效却是客观存在。 三、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讨论 如果以凯恩斯的《通论》的出版作为现代货币政策的理论起点货币政策距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才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因而新中国真正的货币政策实践距今尚不足20年。在二级银行体制建立前中国奉行的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合二为一。因而那时人们也讨论货币政策并把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以至金融政策混在一起称之为货币信贷政策、货币金融政策。严格地说这些提法是不够准确的。 1984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反通胀1984—1997与反通缩1998以来正反两方面的货币政策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与之相适应中国学术界对货币政策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讨论更成为学术热点问题之一。这里我们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三个层面上分别进行述评。 一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 关于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调控作用据不完全归纳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是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对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强调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达教授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谢平研究员。黄达认为“我们上上下下注视到现代宏观经济政策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一般趋向看是估计偏高。比如那时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 只要控制住货币就可以给建设和改革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这样的高估价在1989年的紧缩中有明显的反映紧缩的贯彻货币政策显得单枪匹马过分突出企图扭转下滑的趋势也过于单独依靠扩大货币供给这一个杠杆的“启动”。给人的印象是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在我们这里由于财政与金融的实力对比急剧变化——集中的财力趋于畸弱金融的力量变得畸强以至于在宏观金融调控中形成了货币政策独木撑天的局面。�6�7�6�7我们对货币政策的效力有高估的倾向这除了在开始运用宏观政策之际易于过分关注其效应的原因外也是由于财政金融实力畸形对比的这个背景所致。显然现在已注意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提但财政政策由于财政资金可以调动的余地不大事实上难以发挥配合和缓冲的作用”。如果说黄达根据我国的资金宏观配置格局得出了货币政策作用“过分突出”有高估的“倾向”的话谢平则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否定态度。谢平指出“货币政策短期内的多重目标是否能同时达到呢非常困难。由于多目标之间的互相矛盾货币政策往往无所适从。”“面对通货紧缩货币政策能否像抑制通货膨胀那样迅速有效呢答案是否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治理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和吉林大学的刘金全教授。吴军在其专著《紧缩与扩张——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模式选择》一书中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亦可以证明经济膨胀时期在抑制物价方面货币政策的强效应和财政政策的弱效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在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刘金全通过经验实证得出了同吴军基本一致的结论。刘金全指出“我们检验发现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减速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加速作用。”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戴根有研究员。范从来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戴根有指出“其实从理论上讲货币政策是总揽社会总需求的任何 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没有相应的货币政策加以配合都可能落空。所以从道理上讲这两年财政政策作用很大程度 上是货币政策给予积极配合的结果。”简言之范从来和戴根有认为即使是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 二目前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发挥作用 中国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对此许多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谢平研究员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之所以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主要原因是货币政策操作面临9大挑战即多目标约束、与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矛盾、通货紧缩的压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货币信贷计划的失效、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余地小、货币乘数与货币流通速度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货币政策与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冲突等。 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教授认为我国现阶段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之所以难以发挥作用原因是政策的作用被抵消掉了。具体地说是社会公众的预期心理、经济体制的因素、政策运作机制的副作用和政策的“挤出效应”抵消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国务院研究室李晓西研究员等认为当前国民经济活力不足主要不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体制性梗阻。表现为传导机构和客体缺乏活力、路径过窄、速度下降、动力和信号失真、环境不容乐观等。武汉大学邱力生博士也认为我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太理想问题在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渠道中存在着一些 梗阻比如信用制度不健全、金融组织结构欠佳、产权制度和利益机制障碍及管理偏差等。 中国深圳综合研究院刘宪法认为近年来中央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了重大的政策调整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度放松。但其总体效果并不明显经济增长乏力物价持续下降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更为严重的是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货币供应量持续回升物价持续走低的情况。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经济也陷入了与日本经济相类似的“流动性陷阱”的困境。 据上述中国学者对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上。 三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 针对导致中国货币政策效应不佳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许多 学者从不同的分析角度提出了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 曾康霖教授认为要继续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关键是解放思想提供政策环境增强社会公众对经济、金融的信心找准政策运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范从来教授认为货币政策对反通货紧缩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通货紧缩时期应该实施“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是指适度扩张货币供给一方面避免经济衰退阶段信用恶化、货币流通量过度紧缩经济衰退情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为了积极配合其他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刺激经济回升。 李晓西、余明认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可在以下方面做工作处理好防范金融风险和扩大银行信贷的关系扩大基础货币投放探索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新渠道扩大商业银行对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改进窗口指导的方法加大商业银行对有效益、有市场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创造条件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变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唱独角戏的局面进一步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组织体系进一步改革货币市场体系建立统一高效灵活的货币市场等。 邱力生提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的办法首先需要认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的地位和作用其次疏通梗阻的操作是第一要规范银行金融机构的行为第二疏通渠道要考虑解决货币供求传导机制的核心一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问题。 可见与中国学者 认为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国民经济运行环境相适应他们提出的对策思路亦集中在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上。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见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围绕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理论演进经历了“肯定—否定— 肯定”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凯恩斯主义者肯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货币主义者肯定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而否定货币政策的长期效应理性预期学派完全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新凯恩斯主义者则完全肯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经济学已经回归了。这大概就是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认识的演进过程。 2.中国真正的货币政策操作始于1984年二级银行体制的建立。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分水岭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经历了反通胀1984— 1997和反通缩1998年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与之相适应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调控作用大概形成了三种观点可谓之否定论、非对称性论和完全肯定论货币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问题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在于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和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3.从中外货币政策理论的演进中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货币政策就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有效性不在于货币政策本身而取决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在治理通货膨胀和控制物价方面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要大些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fw789。在治理通货紧缩和防止经济衰退方面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要小些。此可谓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当然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它应时代的需求而生又为时代的见弃而亡。这是经济理论的命运也是经济学家的命运。由此货币政策理论的优劣似乎亦不在货币政策理论本身而在于时代的选择。 4.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的研究理论色彩浓厚有些甚至上升到了学理的高度走进了教科书和学说史。中国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的研究则主要着眼于现实集中在实际问题的探讨上。这可能是由于中外货币政策实践的历史长短不同所致。 5.当前中外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远没有达到精确化的程度 。要真正像经济增长模型中解析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那样清晰地解析出货币政策的有效值似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程要走。

货币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其目标与财政政策的目标基本相同，包括充分就业、价格稳定、汇率稳定、高速度经济增长以及利率稳定、依据可承受的要求分摊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负担、防止大规模银行倒闭和金融恐慌等。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法定准备金率、道义劝告、公布与指导等。货币政策有多个目标和多种工具，就需要讨论：第一，不同的货币政策之间在效果上有什么差别?第二，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不同经济主体有什么影响?第三，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如何选择的?如果同一个货币政策对国内不同经济主体的影响差别很大，获得利益者自然支持该政策，而利益受损者就可能反对，从而产生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博弈。同时，在国内不同经济主体之间与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之间也存在博弈，这还涉及到理性预期假定下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问题。(一)货币政策的制定是不同主体博弈的结果货币政策一般是由中央银行制定实施的。中央银行是如何制定货币政策的呢?美国经济学家凯恩对比了美国联邦储备体系货币操作的两种观点：一种是乌托邦式的；另一种是愤世嫉俗式的。乌托邦式的观点是将美联储看作一心一意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构。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包括通货膨胀、失业和利率等，其任务是更精确地定量给出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之间的关联。大量的经济学专业人士被邀请来设计模型，以找到能够最有效地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工具。愤世嫉俗的观点强调货币政策并非美联储一心一意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结果，而是各方压力相互竞争的结果。美联储主席、其他联储官员、国会议员和财政部官员的言论都被看作货币政策受不同主体影响的证据。美联储通过利率进行操作，接受利率向哪个方向变动的劝告，它接受经济部门，特别是受利率影响的经济部门的游说，这些部门可能包括建筑行业、金融机构和证券交易商等。乌托邦式的观点将货币政策看作是美联储为实现公众利益而设计的，是福利经济学的规范分析；而愤世嫉俗的观点将货币政策看作美联储与其他政府部门和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是实证分析。如果美联储是一个超脱于政府、总统、国徽和其他利益集团的部门，可以设想它完全为公众利益服务，但如果美联储是一个现实的官僚机构，那么其为全体公众利益服务的可能性就要受到怀疑。同时，相同的货币政策对国内不同主体的影响差别甚大，其政策即使想要服务于全体公众的利益也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只能是不同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二)特定货币政策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再分配效应相同的货币政策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影响差别很大，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即使都受益或都受损的经济主体，受益或受损的程度也不相同，即货币政策是非中性的。梅耶等认为，人们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受到的负面影响比较大，因为它可能会从公众手中抽走一部分实物；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受到负面影响的部门有住宅建筑业、小企业厂商等。最简单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提高利率。对住宅建筑业而言，这至少会造成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提高了住宅建筑业的建筑成本，使新住宅建设者遭受损失；第二，提高了购房者的支付成本，特别是购房者需要分期付款的时候，利率越高，购房者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高。对小企业厂商、特别是新企业厂商而言，利率提高可能会使这些企业在还未进入市场前就已经破产了，因为利率提高会提高这些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其获利的机会。同时，利率提高对债权人比对债务人有利，比如在银行中拥有存款者在利率提高后可以多得到利息；而欠银行贷款者则必须因为利率的提高而多向银行支付还款。针对特定的货币政策，有的主体收益，有的主体受损，就在不同主体之间由于特定的货币政策而形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效应。(三)货币政策是否有效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与一定的宏观经济背景密切相关的，中央银行之所以要制定和实施一定的货币政策，就是为了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如在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经济萧条时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些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呢?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任何货币政策都存在时滞，即从政策实施到发挥作用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货币政策不但起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造成更加严重的问题，被称为“稳定器梦魇”。对货币政策“时滞”和起不到预期效果的原因，经济学家们虽然给出了各种解释，但也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得到解释。1.社会公众可能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是最好的。每个经济主体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公众并非不理性，但政策实施中每个主体能够得到的收益或受到的损失是非常少的，而对政策实施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但如果要关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各种问题，却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理性的选民一方面会有搭便车的动机，另一方面也有“理性的无知”的动机。2.特殊利益集团可能会对货币政策施加过大的影响。货币政策对每个主体的影响是不同的，但不同主体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的可能性却存在很大的差别，住宅建筑业、小企业生产商可能更容易组织起来，而其他受影响的公众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在政策制定的影响中，已经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要比尚未组织起来者将产生大得多的影响，他们可能会提供政治献金等方式获得政策制定者的支持。3.作为官僚机构的中央银行更是关心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利益。前面在分析中央银行是官僚机构的时候已经阐述过该问题。4.理性预期的反作用。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萨金特和尼尔·华莱士等提出了选民或其他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问题。他们认为，面对特定的经济形势，企业主、消费者等可能会对中央银行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做出理性预期，为了防止自己在货币政策中遭受损失或为了在政策实施中获得收益，这些消费者、企业主在政府实施特定的政策之前就已经开始行动，当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实施时，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作用基本也就不能发挥出来了。他们还提出，政策要能够起作用，必须要出公众所不意。这样，在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之间就存在一种博弈。总之，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四、货币非中性的新解释传统的“货币中性论”认为，从长期看，货币数量增加对物价和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如果仅从货币数量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看，货币数量的增加对社会经济可能没有影响，是中性的。但是，货币数量增加并非均匀分布的，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主体在货币数量增加中能够得到的新增加货币的数量是不同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社会阶级结构，进而改变一个国家不同阶层的地位，促使制度发生变迁，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该思路可以概括为：外生货币→财富重组→阶级兴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比如，美洲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大量金银并运往欧洲，导致了欧洲金银数量的迅速增加。与此同时，流入欧洲的金银在欧洲不同阶层之间重新分配，导致了欧洲社会阶级结构和不同阶级相对力量的变化，商人阶级兴起。新兴阶级出现之后，不满足于既定的社会制度和权力分配格局，进而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产权制度创新。有效的产权制度建立起来，形成了对新兴阶级产权的有效保护。在此基础上，政府信誉建立起来，促进了国债制度的建立；私人信誉建立起来，促进了金融市场的自发建立和扩展。由此引起的低利率和大规模投资，促进了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五、结语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货币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因为货币是最直接的财富。货币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最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货币本身作为一种制度，它的起源与演变，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变化，货币材料的选择、铸币制度、纸币制度等都是以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的。货币政策问题既是货币问题，也是政策选择问题，显然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对货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货币材料的选择是否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不同阶级或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从多种金属本位制度向单一金属本位制度的演变，是否涉及财富的转移；货币政策的演变究竟体现了哪些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家之间货币相互交换的基础是什么；等等。本文仅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货币问题的一个开端，大量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