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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2年，农民出身的刘邦称帝，定国号为汉。称帝之后的刘邦，在遍封所有功臣之后，又封了一个特殊的人为王。这个人既不是刘邦的功臣，也不是刘邦的亲戚，只因为这个人在大泽乡吼出了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自己当起了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的头一个皇帝，可没有什么前人经验供其参考。秦始皇一心只想干彪炳史册的大事，他开始修建世界上最大的城墙—长城，修建世界上最豪华的宫殿—阿房宫，修建世界上最大的陵墓—骊山陵。 这些工程太过浩大，都需要靠整国之力去完成。天下的平民都以为战争总算过去，能好好种几天地了，没曾想壮劳力又被强征去搞这些国家工程。唉，难道农民天生就是受人奴役的吗？ 秦始皇去世后，遗诏传位给宽仁且有远见的大儿子扶苏。如果扶苏继位，他宽仁的个性肯定会立即改善重典苛政，与民休息。但被赵高、李斯破坏，他们逼死了扶苏，另立昏庸无道的小儿子胡亥为帝，这加速了秦灭的步伐。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等900名穷苦农民被秦二世征召到渔阳（今北京密云）防守边界。陈胜吴广等人因比较壮实有威望，押送的官差便提拔他们当屯长，好管理刚从平民中征召的这900名戍卒。 这支小队行到大泽乡（安徽宿州）时，连下几天大雨，发生了洪灾，道路被阻断。眼看是无法按时到达目的地了，大家都知道，秦律是非常严苛的，规定时间内这批征召的戍卒如果未到的话，会被砍头的。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陈胜站了出来，他私下和吴广商议，这种情况去也是死，反抗也是死。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不如带领穷苦弟兄们闯一闯、搏一搏。 陈胜吴广虽然都是穷苦农民，但也颇有谋略的。他们认为胡亥害死了长兄扶苏才当上皇帝的，名不正言不顺，可以打着扶苏公子的旗号反抗朝廷。大泽乡这里以前属于楚国，已故的项燕将军名望也非常高，也可以利用一下。 陈胜和吴广确定以扶苏、项燕之名起义后，就差怎么说服900戍卒了。得想些办法让900人心甘情愿听他的，他们便结合迷信谋划了一些事件。 比如小队伍的人从渔民处买回来鱼准备煮食，切开鱼腹时，发现鱼肚子里居然有锦书，上面写着“陈胜王”。夜里，小队驻地的旁边总有狐狸在叫唤，声音就是在说“大楚兴，陈胜王”，这些神神道道的消息，很快在队伍里疯传。 嬴政当皇帝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陈胜吴广准备领导穷苦农民站起来反抗朝廷，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两位能想出这些点子，算是超常发挥了。 看到队伍里情绪起来了，陈胜吴广两刀便杀掉押解官差，登高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900戍卒哇哇乱叫：“拼了，朝廷不把我们当人看，干了快－辈子的苦役了，老子豁出去了，杀进官府”。 是啊，凭什么咱们就得处于社会最底层，任他们鱼肉？王侯将相难道都是祖传的吗？陈胜吴广不信，大泽乡900平民不信，千千万万的穷苦农民不信。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号“大楚”，陈胜自封为将军，吴广为都尉。他们率领900戍卒往大泽乡的朝廷部门攻去，轻松取胜后，又往蕲县攻去，越战越勇，气势如虹，加入队伍的人越来越多。 有史以来，古代中国的平民应该是最容易满足的了吧。也许他们只需要一块地，能耕种，上税后剩余的粮食饿不死人，他们就会任劳任怨地在地里干活，饱一家人肚子，满一国粮仓。 但是，社会在前进，思想在进步。你当权者想把天下平民当猪狗养，总有一天，绝境里的农民会站起来，用手中三尺锄头，挖掉你万里江山。 陈胜吴广的部队发展得飞快，当他们雄赳赳地站在陈县（前陈国都城，今河南淮阳）外时，已经有几百战车，几千骑兵，几万步卒了。毫无意外地攻克了陈县后，陈胜有了称王的想法，城内士族乡官们就顺其意，建议他称王立国，陈胜同意了。立即建立了“张楚”政权，其为楚王。 自此，陈胜便从前线退了下来，过上了王侯将相的生活，没再出过陈县王宫。他封吴广为代理王，并兵分三路，让手下弟兄们从陈县出发，去攻城略地。 都是缺乏经验惹的祸啊，陈胜根基未稳便称王，兵力不多还分军，大业未成便坐享，结果可想而知。从陈县出去的三路军，没有一路回来的，死的死，叛的叛。 年底，秦军攻破陈县，陈胜总算被动地离开了陈县。逃亡路上，这位农民起义的祖师爷，被他的车夫庄贾杀害，车夫提着陈胜头降了秦朝廷，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就这样草草收场，让人嗟叹！ 当然，陈胜吴广有史以来的揭竿而起，不可能单纯地以他们的成败来论英雄。他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喊出了项羽，喊出了刘邦，喊出了千百万不认命的平民。陈胜虽不是一名合格的领导者，但他留给历史、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无可估量的。 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太史公司马迁著《史记》时，第四十八卷“陈涉世家”，记录的便是陈胜吴广起义，把出身穷苦的陈胜（字涉，故也叫陈涉）归为“世家”，可见其这位大名鼎鼎的历史之父对陈胜起义的看重。 千百年来，不堪压迫的穷苦人民，为了更好地生存、生活，他们有了反抗的勇气，在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但不可否认，社会一直在进步，文明也一直在进步。 参考文献：《史记》、《资治通鉴》 关注作者“剑宗臣”，看更多精彩史事

中国的农民起义最后鲜有成功者，多数是被地主或官僚阶级摘了果实,李自成和洪秀全是两个特别的例子。洪秀全以妖术取得局部胜利，李自成好歹结束了一个王朝，取得全局性胜利，但两人都没有治理天下的本事，农民起义一直在政治上是盲目的、没有远见的。中国古代历史少有靠农民起义而推动社会发展的情形，世界上也少有靠农民起义成功的例子，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底层，这个阶层缺少真正的领袖。因此，中国的发展应该以安抚农民为第一要务，而在城市化后，应该是"农民和城市下层平民"。这个层面挑起的激烈行动，不会对历史进程产生实质的影响，反而会造成社会不必要的动荡，这是对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进行否定。更进一步，社会的进步如果到了必须靠革命才得以推动的话，是社会成本相当大的非最优选择，也是最后不得以的选择，社会治理结构必须进行再造，不仅要避免群众革命性激烈行为，而且应使社会前进的力量通过正常的社会成本小的渠道释放出来。 目前的人民民主专政模式是否具备这样的疏导释放能力，是个很大的问题。改良还是更激烈的改革，需要衡量这种能力释放造成的影响，固然，过于缓慢的改良有可能引爆社会矛盾的炸弹，使改良未成身先死在路上；太激烈的改革也可能会使瞬间释放能量过大，而对社会稳定的基础结构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失，从而蹈入剧烈社会动荡路径而在相当一段长时间内不能达到均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