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殿写情论文开题报告

《长生殿》的创作范式是史为戏用,是借助戏曲表达曲家情怀.洪升在《长生殿自序》中言说"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他在《长生殿例言》中又言自己创作《长生殿》是"专为钗合情缘",正是由于他创作《长》剧以写情为目的,以擅场为追求,他就在对待史实传闻上有取有舍.他的创作指导原则是"义取崇雅,情在写真","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长生殿》第一出《传概》末唱开篇词【满江红】),以情来结构全剧,就必须按照情感逻辑而不是一味根据史实,传闻来铺叙故事,塑造人物.为了叙与,反映李杨间真挚,生死不渝的爱情,就必须将李杨塑造成至为忠诚于爱情的情种,对于有损杨妃形象的"史载杨妃多污乱事",他就只能"概置不录"(《长生殿例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杨妃个性形象的完美,才能使作者要歌颂的爱情具有合乎逻辑的信服力.如果我们把《长生殿》与此前几部叙与李杨情事的剧作进行比较,就可发现洪升选事用笔的审慎.元代丹丘先生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等量齐观地分叙李杨"情事"和安杨"私事",作品中除有描写李杨的曲文外,还有写安杨乱闱的《禄山偷杨妃》,《禄山戏杨妃》,《禄山别杨妃》,以及写杨妃被万马践死后安禄山对她忆恋的《泣杨妃》,《忆杨妃》,《梦杨妃》,这些曲文对李,杨,安三角"污乱事"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此外,作品还对杨贵妃体态作了庸俗猥亵的描写.《天宝遗事诸宫调》盲从野史传闻这样来叙写,不仅造成作品审美格调的低下,也使得杨贵妃的个性形象呈分裂状态.元代白朴《梧桐雨》杂剧,虽对此作了改造,以歌颂李,杨爱情为主基调,删去不少有关安,杨间"污乱事"的细节描写,但仍承袭"杨妃乱国"的传统观点,对安,杨有私作了渲染.如楔子中写唐明皇将安禄山赐给杨贵妃为义子,安禄山在道白中直言"只是我与贵妃有些私事,一旦远离,怎生放的下心."第一折杨贵妃也言说她与安有私,此事被"我哥哥杨国忠看出破绽",安禄山因此被发往外地,他走后,"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第二折安禄山云自己叛乱"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河山",第三折陈玄礼云"禄山反逆,皆因杨氏兄妹",这就把那场旷日持久,导致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巨大动乱归罪于杨与安有私,认为这种宫闱之乱是灾变之源.这样描写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将重大历史事件儿戏化了,从艺术角度而言,对安杨私事的描写也削弱了作者所要歌颂肯定的李杨爱情的价值和意义.明吴世美《惊鸿记》虽主要写梅妃江采萍事,实也包含李,杨,梅妃间的三角情事,剧中明白点出杨妃原是寿王之妃,且与安禄山有私情,她与梅妃争宠,目的是为了自己固宠,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享乐地位.杨在自己与安的私情被梅妃识破后,便设计陷害梅妃与太子有私.剧中的杨妃给人的印象不过是"祸国殃民"的"祸水"(《惊鸿记》第一出【清平调】),虽然作品后半部极写明皇对杨妃的深切悼念,但作品前半部对杨妃"涉秽"私事及淫邪个性的描述,刻划,无论如何大大冲淡了剧作对李杨爱情的赞美颂扬.清代孙郁与洪升基本是同一时代人,他的《天宝曲史》传奇成书时间略早于《长生殿》.孙郁自称己作"是集俱遵正史,稍参外传.编次成帙,并不敢窃附臆见,期存曲史本意云尔."所谓"曲史本意",孙意是指以传奇戏曲表达史家意识,是说他创作《天》剧是为了演绎反映天宝间的真实历史.但是孙郁在以曲述史时太拘泥,在选事运材上太缺乏史识了,他一以史载,笔记,传闻为据,在素材选择汰删上不能尽按己意.其剧虽然没有像前此同类题材剧作一样刻意渲染安,杨"私事",但仍点明杨妃原为寿王之妃,以及她以禄山为义子之事,另外孙郁笔下的李,杨都不是用情专一的情种,明皇在爱杨妃之外,既始终爱恋梅妃,还又私通勾搭杨妃姐妹虢国夫人与秦国夫人,而杨妃为了与梅妃争宠获胜,竟也默许她两个姐妹与明皇的闱乱之事.这样,虽然作者对描写李杨爱情的密誓,泣梦,寻真,升仙等戏着力强调渲染,但对秽乱之事的描写无疑使全剧主题受到损害,造成人物个性前后不统一,不完整,呈个性分裂状态.这样名义上是"俱遵正史,稍参外传",实际上却违背了历史剧创作的艺术真实,从而使得剧作在追求细节历史真实的同时,却导致了历史感的不真实,从而使作者想要表述历史真实,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创作愿望付诸流水.朱彝尊说洪升"其用意一洗太真之秽,俾观览者只信其为神山仙子焉."[洪升《长生殿》摘掉了传统说唱文学戏曲小说野史笔记加在杨贵妃头上的倾国祸水,乱阶尤物的帽子,而将其塑造为虽骄纵悍妒,总体却温柔软弱,令人同情的佳人形象.她虽是受玄宗宠幸的贵妃,但也有怕被别人夺宠的内心恐惧,不仅对梅妃如此,就是对她的姐妹也同样如此.她和玄宗游幸曲江归来后,玄宗招虢国夫人进宫陪宴,杨贵妃嫉妒,独自先回,这就触怒了玄宗,以致被遣送到宫外.她后悔不已,剪去美丽的头发托高力士献给玄宗,以此激发玄宗的思恋之情,才得以重回宫中.在玄宗眷幸梅妃时,杨贵妃到西园大闹,目的也是为了自己不被抛弃,不被打入冷宫,因此《长生殿》中的杨贵妃形象是个既骄妒又可怜的佳人形象.她和安禄山没有私情,但由于杨氏一门受宠,尤其是杨国忠为政飞扬跋扈树敌过多,以致累及她在马嵬之变中成为牺牲品.剧中的唐玄宗在杨妃外,虽也对虢国夫人有染指之欲,对梅妃心存旧情,但他内心是深爱杨妃的,他不是泛爱滥淫之人,他由爱梅妃而转为爱杨妃,他对梅妃虽不忘旧情但终屈从于他和杨妃之情,正见他和杨妃之情是超越其他任何情感的.兵变之前,七月七夕,他就和杨妃在长生殿上作生死不变的密誓,正是由于两情真挚如此,杨妃死后他才会对她思念不止,剧中前后两部分唐玄宗的个性也是完整统一的.正是由于《长生殿》中赖以结构全剧的情感逻辑是真实可信的,它才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感,具有令人荡气回肠的感人艺术效果.

他肯定了杨贵妃对爱情专一的要求，对封建宫廷扼杀一切生机的控诉，但他否定了他们的纵情享乐。 “政治主题”说，王永健在《洪昇和〈长生殿〉》中认为《长生殿》与吴伟业《秣陵春》、孔尚任《桃花扇》一样，都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种兴亡之感、故国之思以及对明亡的总结是整个时代的必然。“双重主题”说，徐朔方《长生殿校注·前言》（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中认为，《长生殿》不仅把李杨的爱情故事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把李杨故事的背景写成真实的历史剧规模。它的爱情传说和历史主题两者都有杰出的成就，然而在内容上是彼此矛盾的。洪昇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矛盾，但是在他看来这个矛盾是可以统一的，因为洪昇在《长生殿》中寄寓着较深的民族情感和故国之思。主题论的变迁—“情”与“史”的辨证，余秋雨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中说到：《长生殿》魅力，恰恰在于这一无法弥合的矛盾，洪昇是“借李杨爱情的发生方式，表达自己两方面的时代性感受。”—即“至情”与“民族兴亡感”。他首先歌颂了“至情”对政治秩序和传统皇家婚姻制度的撞击，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洪昇自己对情产生了怀疑，而唱出了一首对情的挽歌。对于《长生殿》的主题说法如此多，本论文就对“双重主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长生殿》；双重主题；情一、李杨爱情与政治的关系关于《长生殿》中李杨爱情与政治的关系，也都说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论点：1．“统一”说：这种看法认为“爱国”和“爱情”在《长生殿》中是统一存在的，表达了作者爱情理想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统一，李杨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物，帝与妃的身份表明他们的情爱已不单是两个人的事，而已是被巩固成为封建社会最荣耀，最有特权的婚姻。说到婚姻，双方也就卷入了另一个方面的社会关系网，也就进入了社会领域。鲁迅说：“爱情是附丽于人生的。”对于举首投足都会给黎民百姓江山社稷产生重大影响的帝妃来说，他们的爱情生活中哪怕是再私人化的事件也会成为社会性事件。“帝王之爱”只有在正确处理国家和政治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有圆满的结局，才能有肯定的价值。所以，《长生殿》中“爱国”和“爱情”是自然、融合、统一的，硬把两者割裂开来是既不忠实于生活实际，也不符合《长生殿》的真实面貌。婚姻、爱情本来就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不存在婚姻或爱情的社会。程千帆从“人民”的看法出发，认为爱情与政治统一于“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1]2．“矛盾”说：这种看法认为作者一方面歌颂了李隆基与杨玉环之间的真情，同时又着力描写他们的爱情带给当时社会政治的恶劣影响，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与腐败。《长生殿》所描写的爱情具有特殊性，李杨的爱情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宝塔尖上的，他们在拥有他人所没有的特权的同时，受着更大束缚，也涉及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爱情本身和道德之外，还存在着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他们的结合引出了一系列的政治后果。李杨的第一次结合之后，就有原来该处死的败将安禄山贿赂杨国忠得以不死，留下祸根。第二次结合就有杨氏四家各建府邸，比富斗阔，恃宠放纵，安禄山勇力过人，得到唐明皇的宠爱，封了东平郡王，后因将相矛盾唐明皇特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放虎归山，使其叛乱阴谋得逞。《密誓》《惊变》之后，就是《陷关》《埋玉》，哥舒瀚函关失守，杨贵妃自尽马嵬坡，爱情与政治始终纠缠在一起。从一定角度来看，帝妃的爱情受到比一般才子佳人更大的束缚：有了爱情必然驰了朝政，背负着千古罪人的骂名。3．“主副”说，这种看法认为《长生殿》中爱国和爱情主题同时存在，但有“主”有|“副”。不论是“爱情”还是“爱国”，这其实都看到了传奇中是“爱情”与“政治”、“批判”与“歌颂”并村的，只是各有侧重，所以实际上它们也是类似于某种“主副”说的双重主题，只不过研究者没有明确提出而已，明确提出来的是王永健，他以政治为主，以情为副；王长年则恰好相反。［2］以上几种不同的论点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片面性。洪昇在《例言》中谈到二过渡到三稿的原因时，曾坦率地交代了三稿的创作动机是：“后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乃“专写钗盒情缘”。这一“专”字说明了他是以写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情缘”为主。因此，本论文认为《长生殿》确实主要描写李杨爱情，歌颂至死不渝的爱情，同时也揭示出安史之乱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描写他们的爱情给当时社会政治的坏的影响，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与腐败。二、洪昇对“情”的重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从产生以来，历史记载、民间传说、文学作品都对其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其中以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奠基，白朴《梧桐雨》继承，而洪昇的《长生殿》则是继它们之后又一部成功的作品。《长恨歌》是《长生殿》写作的最早依据，因其受到佛教的变化乃至道教仙化故事的影响，同时其中还有作者与自己所爱的女子不能结合而产生的深挚恋情，憾恨之情的投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历史的原貌，成为一篇以咏叹李杨爱情为主，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情”诗了。他把《长恨歌》的戏剧冲突主要集中在事件冲突和情感冲突两方面。在事件冲突方面，唐明皇的太平盛世和夜以继日的欢爱被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给沉重地打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土，千乘万骑西南行。”可怜堂堂一代君王，不得不离开京城，沦为逃难者。造成这种不堪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唐明皇的枕边施爱，沉迷于女色，消极政务。在情感冲突方面，马嵬坡下唐明皇在将士们的逼迫下赐死了杨贵妃，从此，他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茫茫的无奈之中。对贵妃的无限思念常常让他痛苦万分，面对曾经携手走过的地方，不禁黯然伤神，他感到无比的孤寂。白居易塑造这样一场爱情悲剧，把爱情的永恒、美好瞬间的定格幻化成比天地还要长久的情感憾恨，更突出表现了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同情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诗篇最后一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一浪漫主义情感的升华，使全诗的情感冲突有了绵延不断的高潮，也具备了悲剧的崇高、圣洁和穿越时空的美好。白居易如此突出李杨间的真挚爱情，其主要依据是民间传说，当这种描写不得不涉及政治影响的时候，他作了适当的保留，虽有一些批评，但并不妨碍主人公形象的完整。作者笔下的李隆基和杨玉环是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的形象，他把他们当作爱情悲剧的男女主人公加以同情，极力渲染了他们的爱情，同情他们生离死别的悲剧。洪昇的《长生殿》则把白居易所回避的这方面问题加以着力描写。他在揭露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悲剧的社会政治原因时，除了描写他们的爱情和人民利益的矛盾外，还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腐化。如杨国忠的专权、安禄山的野心、杨家的骄奢，还歌颂了一些忠诚义士的行为，如雷海青的慷慨骂贼、郭子仪的坚决抵战等。这些描写都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因此《长生殿》是爱情和政治的结合，它并不像白居易《长恨歌》那样，只是对爱情悲剧的同情。自唐代以来，除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外，元代白朴的杂剧《梧桐雨》也较为著名。白朴没有把创作的着眼点放在李杨爱情的描写上，而是极力写了命运对天子的挟持和陵逼。唐明皇在与杨贵妃的朝歌暮舞中，把会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收为干儿子，且演出了一段洗儿会“私事”。当唐明皇与杨贵妃长生殿乞巧盟誓、情浓意浓时，他们亲手培植下的祸害根芽终于结下恶果。安禄山兵临城下，唐明皇仓皇逃窜，在马嵬坡下，面对将士们的威逼，唐明皇无力自保，只好让杨玉环自缢。白朴这样描写，写出了社会的现实，也反映了他对蒙元政权的强烈不满。因此，他写《梧桐雨》的主要目的在于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腐败和荒淫，表现人世沧桑之感。从以上对《长恨歌》和《梧桐雨》两部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长恨歌》重写爱情，歌颂至死不渝的爱。《梧桐雨》则重在写政治，意在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现实社会并表现人世沧桑的感受，而洪昇《长生殿》则是爱情与政治并存，最主要的是对“情”的主题的深刻表现，这也是《长生殿》的成功之处。洪昇的好友徐灵昭在《长生殿》序言中说：“或用虚笔，或用反笔，或用侧笔、闲笔，错落出之，以写两人深情，各极其致。”[3]徐朔方在《长生殿校注·前言》中认为“《长生殿》不仅把李杨的爱情故事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把李杨故事的背景写成真实的历史剧规模。”[4]洪昇本人则更明确地说《长生殿》是“专写钗盒情缘”，即以表现李杨的爱情为主，一方面通过总结爱情悲剧劝诫统治者，昭明穷奢极欲必祸败随之，反对纵欲主义倾向；另一方面通过总结爱情悲剧表现兴亡之叹，寄寓了深层的爱国情感。李杨间的爱情大致可以分为性爱、情爱、挚爱三个阶段。他们的爱情由浅入深，逐渐趋向专一和成熟。杨玉环本来是唐明皇的儿子李瑁的妃子，因为她无人能比的美貌及优美的舞姿，唐明皇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且唐明皇与杨玉环都有喜爱乐曲的共同点。因此，他们互相倾情，彼此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定情》一出则写出了玄宗见到她的第一印象，即为：“昨见宫女杨玉环，德性温和，姿容艳丽。”于是唐明皇便决定册封她为贵妃，但此时他们的爱情是肤浅的，唐明皇只是沉迷于她的美色，而杨贵妃虽对唐明皇有一丝好感，但她心中好是深爱着他的丈夫李瑁。所以，他们初始阶段的爱情尚未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玄宗较多的迷恋于对方的美貌和肉体，着眼于外表。白居易《长恨歌》中也妥帖的用诗描绘了这个侧面：“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可见此时维系他们的是一般帝妃间所常有的权势与美色的交换。随着李杨相处时间的增多，彼此加深了对共同爱好的了解。唐明皇的爱情从不专到专一，杨贵妃也力争玄宗对自己的专一。在唐明皇勾搭上虢国夫人时，杨玉环首先虑及的不是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及保住家族的利益，她不愿去迎合唐玄宗的心思假做欢颜留自己的姐姐虢国夫人在宫中，她不甘心玄宗的朝三暮四，情不自禁的恼恨他们，也因此惹怒了唐明皇与他大闹了一场，结果是被唐玄宗放逐出宫，遣送回家。杨玉环在家中对唐明皇日夜思念、茶饭不思，整日以泪洗面，而此时宫中的唐明皇面对没有贵妃的皇宫，他总是感到“对景总是生憎，触目无非惹恨……若不召她回来，教朕怎生消遣”。他明确认识到杨玉环对他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他们间关系的价值，可出于帝王的尊严、皇宫的规矩，不知该如何是好。高力士便帮唐玄宗出了一妙招，高公公去杨府向杨玉环诉说皇上的矛盾心理，于是有贵妃《献发》一出：“只为欲表我忠肠”，“全仗你寄我殷勤……止鬓鬓发数根，这便是我残思断魂。”这给无可更改的皇帝谕旨一个可以改变的借口。唐明皇将杨玉环复召入宫 ，两人又续情缘。这表明“真情”的种子已经播下，但是“真情”种子成长过程中不免要经历些许风风雨雨。唐明皇虽钟情于杨贵妃，但他仍不忘后宫佳丽三千，他背着杨玉环以皇帝之尊驾幸梅妃。杨贵妃发现后便前去搅乱他的好梦。虽然她过去曾表示：“愿承鱼贯，敢妒蛾眉”，但此时的她则坚持“钗不单分盒永圆”的理想爱情了。她希望得到玄宗专一的爱，便当面揭穿和谴责李隆基的变心和不专，并以缴还钗盒相威胁。这时杨贵妃真挚的感情压过了理智，她无暇顾及后果，只把心中的一腔妒火宣泄出来。唐明皇对于这一场暴风雨式的倾泻只是软言应付，并没有拿出皇帝的权威呵斥她，而是又惊又悔，因为他感受到了杨玉环的真情。至此，两人的爱情达到了情爱的阶段。白居易《长恨歌》也有诗为证：玄宗由贪恋美色而转入精神内在的情爱阶段“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密誓》一出是李杨爱情的转折点。李杨爱情发展到了挚爱阶段，二人“七月七夕感牛郎织女之事，私誓生生世世愿为夫妇，则君王臣妾未曾有者”。这完全是痴情男女的海誓山盟了，说明他们的情感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阶段。《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表现出李杨爱情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境界，原来肤浅的爱情开始让位于两颗真心的结合。《埋玉》一出，而人的感情更到了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忘我程度。马嵬坡之变是对盟誓后李杨爱情的严峻考验，面对军队的哗变，杨于环虽也十分留恋自己的生命，但是为了不让唐明皇为难，她自愿请死，表现出她对情爱的忠贞不渝及责任意识。无力自救的唐明皇面对军队的威逼，只好牺牲杨玉环来保全自己。杨贵妃死后，唐明欢触景伤情日夜思念杨贵妃，真挚的不可抑制的爱情更加强烈地从他的内心流泻出来。《闻铃》、《哭像》、《雨梦》等出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明皇对贵妃的思念。洪昇根据自己的爱情理想给这一对生死离别遗恨绵绵又痴情苦恋刻苦相思的情人以神话式的结局：双方在牵牛织女星的撮合下，最终在月宫团圆，这样自然的把生死之恋导向情爱永恒。洪昇本身也极其重视《长生殿》情爱的表现。洪昇出生欲一个没落的名望家族，从小受着良好的文学教养，他早年来到北京就很有诗名，曾受业于王士祯、施润章等并和当时知名人士赵执信等交往。他在北京没有找到什么政治出路，一直做了二十九年的国子监生，在这期间他还一度遭到“家难”，父亲被污蔑谴戍，家庭负担很种，生活比较清苦。他曾在诗中这样描述自己：“八口总为衣食累，半生空混利名场”（《省觐南归留简长安故人》）。他对现实有所不满，表现为狂放、孤傲，常常“白眼锯坐，指古摘今”（徐灵昭《长生殿序》）。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的传奇《长生殿》脱稿，轰动一时，到处传抄、搬滨。第二年因为在佟皇后的丧期内演唱《长生殿》，据说被御史黄天鸿弹劾，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洪昇也被革去了国子监生。从此他离开北京回到故乡，过着郁郁寡欢的生活。康熙四十三年，在浙江吴兴醉后失足落水而死。[5]家庭的没落和政治上的失意，使洪昇深刻体会到现实的残酷，因此《长生殿》中寄托了作者的某些思想和情感，他希望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向往。洪昇《长生殿》是一部历史剧。它以唐代安史之乱为背景，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作者前后经过了十几年时间三次易稿才最终完成，最早的稿子《沉香亭》其情节不可避免要涉及李隆基与杨玉环，但他们未必处于整个故事的中心位置，主要笔墨可能是表现李白的“身世之感”。他的朋友毛玉斯也认为戏的排场近于熟套，他就删掉了有关李白的情节，加以李泌辅助中心的内容，剧名也改为《舞霓裳》，其情节显然根据白居易《长恨歌》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诗意而展开，其主题有可能是寄“盛衰兴亡之叹”。但他仍不满意，想到“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便再加修改，主要敷衍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使之成为表现“钗盒情缘”为主线的爱情剧，李杨爱情成为全剧的中心。剧本吸取了唐代的民间传说，写杨玉环死后归蓬莱仙院和唐明皇游月宫的故事，表现他们的爱情悲剧在经过生离死别、刻苦相思之后，在天星女孙的撮合下重新团聚。为了突出“钗盒情缘”，剧本也改以李杨二人七夕盟誓的长生殿为题名，由此可见洪昇对“情”的重视。在《长生殿》的开场曲中，洪昇这样介绍全剧主题：“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铿，无情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齐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6]“情而已”，洪昇明明白白地说《长生殿》的主线、主题只是一个“情”字。然而，洪昇为何如此重视“情”呢？这与他当时生活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洪昇所生活的清初那个时代，满清政权尚未巩固，汉族人民不断反抗，自然遭到统治集团的严酷镇压，而且当时文字狱盛行，人们在言论上不自由，受到的束缚极大且当时又是数百年的理学思想受到极大冲击的时代。明代的弘治、正德年间，王阳明建立了他的心本论，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7]他追求人人与生俱来的“本心”就必然会打破已经走向僵化的程朱理学，在客观上肯定了与“天理”相对立的“人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李贽的《童心说》更是一篇宣扬“本心”的宣言和向理学挑战的檄文。他树立起了“情”这面大旗，针对“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思想，要求尊重个性和人的权利，提倡真情、至情，以表现人的自然之情为美。清代受尚情风气的影响，“情”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末清初的这股启蒙思潮对洪昇无疑产生了影响，其中汤显祖可能是影响洪昇的桥梁。汤显祖《牡丹亭》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写出了柳梦梅与杜丽娘之间的真挚情感，他们为情而生，为情而死，提出了“至情”的观点。洪昇《长生殿》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专一、平等、永久、不受政治束缚的要求，也表现了作者的情爱观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同时又反映出安史之乱这段真实的历史背景。作者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展示了广阔的历史背景。洪昇以李杨情缘作为一个最佳视点，以帝妃之恋来展现整个社会的全貌，写出了当时背景下爱情必然受到政治的牵绊。而作为帝妃这段特殊的爱情，更加会对政治产生影响，必然是“占了情场，驰了朝纲”。洪昇在歌颂至死不渝的爱情的同时也写出了历史的真貌。生活在清初的洪昇对唐明皇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荒淫、腐化的揭露，对安史之乱所作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明末朝政的批评，对异族的鄙视和对降官的痛恨以及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长生殿》是在描写一个“精诚不散，终成连理”的爱情故事，主题是歌颂和赞美生死不渝的爱情，但也寄寓“垂诫来世”的意义。作者围绕爱情的主要线索，在《赂权》《契游》《进果》《骂贼》等出中，深刻地描写了宫廷的荒淫腐朽，奸臣的专权误国，外戚的奢侈淫靡，朝廷的倾轧内斗，表现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人民生活的痛苦，真实地反映出天宝之乱的历史背景，暴露批判了统治集团的罪恶，显示出作者的政治态度，增加了作品的现实意义。但这部反不占整个戏的四分之一，而且都是为爱情服务的，表现了爱情的曲折变化：由浅到深直至死别。从以上几点分析中，本论文认为洪昇《长生殿》是以爱情为主，以政治为副。三、杨贵妃形象的被理解《长生殿》第四出，杨贵妃上场白云：“奴家杨氏，弘农人也……生有玉环，在于左臂，上隐太真二字，因名玉环，小字太真。”已有专家指出，杨家从杨贵妃的五世祖杨汪的曾祖就徒居河东了，按照嫡系三代的居住情况，杨贵妃应为莆州永乐人。[8]杨贵妃本来是个普通的女人，要不是在马嵬坡被唐玄宗亲自下令缢杀，她也许不会成为文学人物。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大诗人李白在宫中当面为杨贵妃写下《清平调》三章，使千秋万代之后等纭纭纵生得以想象她的云衣花貌。岂料这三首作品却是从来没见过杨贵妃的韦睿的伪作。[9]这个事实足以发人深省：我们对杨贵妃究竟了解多少？许多文学作品都对杨贵妃有着不同程度的描写。白居易的《长恨歌》运用对比、夸张等手法刻画了一个绝代美人的形象。“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两诗句展开了对其美丽外貌的描绘，她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最后于马嵬坡悲惨死去，死后的杨贵妃还深情思念着唐明皇，表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作者赋予她的是钟情而又悲惨的绝代美妃的形象，基本上没有正面描写杨玉环的政治行为和政治野心，不过也在客观上展示了她沉迷无度的奢华生活给朝廷、国家带来的捆扰和严重后果。“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姊妹兄弟皆烈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等诗句都十分准确地写出了杨贵妃的奢华生活及其美貌给国人带来的灾难：“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但白居易对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并没有把全部责任推给杨玉环，他把灾难原因归罪于唐明皇的沉溺美色，荒淫无度及对政事的荒废。因此，白居易笔下的杨玉环对政治责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能全归咎于她。陈鸿的《长恨歌传》从不同方面丰富了《长恨歌》的内容，他既同情杨玉环的不幸遭遇，又指出她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更彻底的贯彻了“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的创作意旨，更多地把她塑造成一个“祸国尤物”的形象。再看白朴的《梧桐雨》，杨玉环则更多的继承了《长恨歌传》中“祸国尤物”的形象。作者有意无意的把杨玉环塑造成一个头脑简单行为污秽的宫廷尤物，把她写成一个干预朝政的权贵人物。作者认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全因她而起，首先是唐明皇因她而耽于声色爱海，荒于朝政，任人唯亲的。安禄山兵变也只为了“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由此可见，白朴对杨玉环这一人物形象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写出了她的美貌、奸诈与淫荡，最后还设计了马践其尸的情节，对她祸国殃民的行为予以鞭挞。以上三部作品或多或少将杨玉环视为唐政权衰败的原因。洪昇的《长生殿》否定了“女人是祸水”这一观点，刻画了一个美丽、痴情、钟情又深明大义的杨贵妃形象。《长生殿》中的杨玉环是一个外貌艳丽、情操美好的女性形象，而不是一个淫邪的妖妇。她风姿卓越、通晓音律、善弹琵琶、善歌舞、聪慧有才学。作者赋予她如此美好的形象，将她塑造成一个美丽、性情温和和善解人意、聪明有才情的贵妃形象。杨玉环在剧中不再是以色惑君、纵情享乐，妨碍君主处理国事的负面形象，恰恰相反，她以责任等大道理督促唐玄宗勤政。如第十九出《絮阁》，唐玄宗因私未出早朝，杨玉环主动跑去前殿质问，先是责备唐玄宗“到日三竿犹不临朝”，然后再三请陛下早出视朝。正是这些就可以看出她以国事为重的观念，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在爱情上，杨玉环也由先前的被动变为主动，对于爱情的到来，她不仅仅是被动接受的角色，更是一个敢于追求的女人，在剧中表现出强烈的妒忌心和争宠撒痴的本领。为固宠，她力求在才艺上压倒梅妃；为保卫爱情，她不惜使用娇、妒、痴、怨、闹等手段。她对爱情专一忠诚，也要求唐明皇对她忠诚专一，她可以因为皇上与虢国夫人眉来眼去而发怒，也因为明皇偷幸梅妃而大闹，明显看出她为追求美好爱情而作出的巨大努力。《长生殿》也写出了她的牺牲精神。面对死亡的威胁，她毫不畏惧，以超常的勇气接受一切。在军队的威逼下，唐玄宗方寸大乱，处于万般为难的困境，杨玉环为保全自己所爱的人主动请死：“望见赐自尽，陛下不得安稳至蜀，妾虽死犹生也。”她帮助唐玄宗下了最后的决定，以自己的慷慨牺牲换取唐玄宗和朝廷的安全，表现出无畏的牺牲精神。死后的贵妃仍对唐明皇一片真情，先是灵魂追随唐明皇，后又情愿谪仙班重续前缘。可以看出《长生殿》中的杨玉环是一个为爱而死又为爱得以重生的人物，是一个至情至爱的形象。《长生殿》在处理杨玉环形象上打破了封建传统观念，彻底改变了女人是祸水的错误观点。经过改造加工，将杨玉环处理为一个值得同情的正面人物，给她塑造成一个忠于爱情、完整统一的鲜明的杨贵妃形象，胜过了《长恨歌》和《梧桐雨》。从以上三点的分析可以看出，洪昇《长生殿》是以李杨爱情为主线，通过描写李杨爱情悲剧折射出当时社会的腐败，从而表现出“垂诫后世”的意义。

杨贵妃恃宠善妒，其弟国忠招权纳贿。皆因唐明皇纵情声色，治国无方。安史之乱，哥舒翰潼关不守，兵败降贼。明皇仓皇幸蜀，逃离长安。群龙无首，领袖无能。马嵬曙，陈元礼纵兵逼哄。明皇声色之徒，徒之奈何，贵妃遂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