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金银器研究论文

张景明，大连大学美术学院198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佛教文化艺术专业。200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获法学（民族学）博士学位。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客座教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中国酱文化博物馆专职研究员● 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大连大学学报》、《饮食文化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编辑委员会委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委●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专家●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科评审组专家● 辽宁省新增专业学士学位授予评审专家●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设计产业协会专家组顾问● 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会理事●大连市委宣传部“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研究指定专家●大连市文联专家库专家 共发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学方面的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在港台期刊上发表11篇，被CSSCI检索16篇，《光明日报》发表1篇，被人大报刊资料转载1篇，被《新华文摘》篇目辑览转载1篇。具体如下：1、《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2、《呼市东郊大窑南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2期。3、《呼和浩特市九龙湾征集的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1、2期合刊。4、《中国北方民族的汉代铜器文化》，《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5、《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格尔图汉墓》，《文物》1997年第4期。（CSSCI）6、《浅谈大窑文化》，《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7、《试论突厥族源与铁勒的关系》，《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8、《俄罗斯哈卡斯省府阿巴干发现的汉式宫殿主人再考》，《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9、《考古学在博物馆中的应用》，《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0、《辽代金银器概述》，《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1、《乌审旗翁滚梁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2、《加拿大魁北克文明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1997年第2期。13、《内蒙古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3月25日第4版。14、《辽代覆面具》，《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9期第4版。15、《赤峰地区发现的金代白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4月22日第4版。16、《辽代鸡冠壶》，《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7月29日第4版。17、《内蒙古地区的西夏褐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8月19日第4版。18、《北方草原地区东胡的青铜礼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5期第4版。19、《辽代的箸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10月28日第4版。20、《内蒙古有多少文物古迹》，《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16日第4版。21、东胡民族的饮食器具，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9日第4版。22、《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5月8日第2版。23、《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箸文化》，《中国箸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24、《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发现大泉五十陶范》，《中国钱币》1998年第2期。25、《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远望集——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华诞》，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26、《内蒙古巴林左旗王家湾金代墓葬》，《考古》1999年第4期。（CSSCI）27、《内蒙古地区蒙元时期的金银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8、《元上都与元大都城址平面布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9、《论辽代早中期金银器的唐风格》，《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哲学版）1999年第5期。（CSSCI）30、《论辽、西夏的货币经济以及与宋的关系》，《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9年第2期。31、《金步摇冠饰》，《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7日第3版。32、《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几座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2000年第1期。33、《辽代金银器的器形、纹饰演变及工艺》，《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34、《试析辽代社会经济发展在文献、实物中的体现》，《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CSSCI）35、《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36、《呼和浩特市北郊蟠龙塔地宫遗址》，《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0年。37、《论辽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CSSCI）38、《从群虎图岩画看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虎纹装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2期。39、《内蒙古乌审旗翁滚梁墓葬年代新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40、《辽代金银饮食器的文化内涵》，《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1年第1期。41、《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历史月刊》（台湾）2001年第8期。42、《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的金银器窖藏》，《文物》2002年第8期。（CSSCI）43、《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1期。44、《辽代冠带析论》，《包头博物馆馆刊》2002年第1期。45、《鲜卑金银器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1期。46、《汉文古籍与北方民族研究》，《民族古籍》2002年第2期。47、《内蒙古发现的隋唐金银器研究》，《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48、《论内蒙古地区古代生态环境与饮食文化的互动》，《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2期。49、《辽代契丹民族的人口及特点》，《思想战线》2003年第4期。（CSSCI）50、《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5期。（CSSCI）51、《北方草原的佛教艺术》，《中华文化画报》2003年第5期。（中文核心期刊）52、《契丹民族的饮食文化在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1期。53、《论白道城在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54、《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中华文化画报》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5、《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6、《酒饮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前瞻》，《中国酒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57、《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与艺术创作》，《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3期。58、《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人生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4期。59、《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60、《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大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61、《从艺术形式中所见之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2、《中国北方草原的金银器艺术》，《典藏·古美术》（台湾）2005年第8期。63、《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论草原文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64、《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3期。65、《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4期。66、《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论草原文化》（第二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67、《辽代金银器的特征及造型艺术》，《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68、《辽代金银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69、《契丹的茶与茶文化研究》，《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6年第2期。70、《岁时节庆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2期。（CSSCI，被《新华文摘》2006年第13期篇目辑览转载）71、《匈奴金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象征》，《民族艺术》2006年第2期。（CSSCI）72、《辽代金银器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中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73、《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产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背景》，中山大学“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74、《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75、《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论草原文化》（第三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光明日报》2007年1月26日。76、《箸与蒙古族进食方式的演变》，2006年10月第四届中国箸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77、《在文明城市中构建大学的和谐环境》，《大连干部学刊》2006年第9期。78、《契丹的饮食文化在墓葬壁画中的反映》，《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79、《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二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0、《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将载在《论草原文化》（第四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81、《中国民族工艺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界定与保护》，2007年10月中国民族文物界定、定级、分类研讨会交流论文。《中国民族文博》第二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82、《北方民族传统文化与草原生态关系的调查和思考》，《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83、《北方草原地区鲜卑金银器造型艺术研究》，《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CSSCI）84、《北方草原西周至春秋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CSSCI）85、《草原丝绸之路开通前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美术研究》2008年第1期。86、《北方游牧民族的虎纹装饰与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三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87、《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88、《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与饮食风味》，《饮食文化研究》2008年第1期。89、《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90、《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论草原文化》（第五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1、《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的唐文化因素》，《论草原文化》（第六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2、《现代化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93、《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界定与理论体系——以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为例研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94、《辽代壁画中的茶饮及相关问题》，《饮食文化研究》（下），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8月。95、《辽代冠带的类型和相关问题》，《宋史研究论丛》第十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CSSCI）96、《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的调查与思考》，《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97、《从出土器物造型谈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多样性》，《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09年第4期。98、《造型艺术的理论探讨——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例》，《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99、《论造型艺术的研究方法》，《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10年第2期。100、《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的风格与思想表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3期。（CSSCI）101、《饮食人类学与草原饮食文化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CSSCI）102、《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连干部学刊》2010年第4期。103、《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分析大连城市精神与文化的定位》，《大连日报》2010年8月9日第7版。104、《民族民间手工技艺的延续与保护——以大连地区为个案研究》，《技艺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学苑出版社，2010年11月。105、《北方游牧民族的刺绣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106、《中国北方草原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留住祖先餐桌的记忆——杭州亚洲食学论坛学术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107、《论中国北方草原饮食文化的生态观》，《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2期。（CSSCI） 1、《草原文化》，合著，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2、《鞍马文化——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合著，香港，1996年。3、《世界博物馆巡礼——内蒙古博物馆》，合著，台湾大地地理出版公司，1996年。4、《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合著，内蒙古画报社，1997年。5、《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专著，文物出版社，2005年7月。6、《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1月。7、《辽代金银器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11年8月。（获得2008年大连市人民政府出版专著资助）8、《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 主持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12项，参加国家、省市级项目8项。主持项目：1、2007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07BF35），万元，2007年10月至2010年10月。2、2009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草原文化研究二、三期工程·草原饮食文化研究》（08@ZHO20），7万元，2009年1月至2011年1月。3、2008年，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教育的关系》（2008040），万元，2008年5月至2010年4月。4、2005年，主持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代金银器的文化内涵和发展历史》（L05CLS013），万元，2005年12月至2006年12月。5、2004年，主持大连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研究》，1万元，2004年12月至2006年12月。6、2005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大连城市形象与文化建设的人类学分析》（05DLSK141），2005年9月至2006年1月。7、2006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06DLSK162），万元，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8、2008年，主持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地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研究》（2008lslktjjx-04），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9、2008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作用》（08DLSK113），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10、2010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研究》（10DLSK040），自筹，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11、2011年，主持国家文物局全国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与技术研究项目《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10万元，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12、2012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东北地区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保护与开发研究》，9万元，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参加项目：1、1998年，参加了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中国饮食文化区域史》丛书《中北地区饮食文化史》的编写，担任子项目负责人。2、1999年，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二期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内蒙古卷》的编写（97AD01）。3、2007年，参加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辽金时期家族与社会变迁研究》（L07AZS001），1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07年12月至2009年12月。4、2009年，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包豪斯模式”与“实践嵌入式”结合对增强设计类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09YJA770004），5万元，第一主要参加者，2009年12月至2012年12月。5、2009年，参加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城市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6、2009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对策研究》（09DLSK219），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7、2010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10DLSK044），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8、2011年，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认同研究》（11BZS022），15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11年7月至2014年12月。 1、论文《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1996年获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会第三届优秀论文三等奖。2、论文《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2000年获内蒙古青年知识分子科技创新奖。3、论文《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2001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4、论文《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2002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二等奖。5、论文《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2003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6、论文《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2004年获得内蒙古首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与主办政府联合颁发，以下相同）。7、论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2005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三等奖。8、论文《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2005年获得内蒙古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9、论文《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0、论文《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1、论文《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2006年获得内蒙古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二等奖。12、论文《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获得内蒙古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三等奖。13、专著《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2007年获得大连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进步奖（首届政府奖）三等奖。14、论文《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2008年获得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15、论文《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中的唐文化因素》，2009年获得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16、论文《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谈大连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的定位》，2010年在大连市委、市政府举办的“繁荣城市文化，培育城市精神”征文中获得二等奖。

金，有华贵的黄色光泽；银，有端庄的白色光泽。天生丽质的它们，不仅是自然界中的稀罕金属，秉承着“物以稀为贵”的价值传统；而且还与生具备着各种良好的品质，使得古今中外诸多民族的人们，无不对其情有独钟，往往在各种文明创始之初，便与其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而以金银制成的工艺品，则又常常凸现着制作者技艺的精湛与构思的巧妙。相得益彰之下的各种金银器，实现了形与质的完美结合，虽经千锤百炼，历沧海桑田，仍可世代流光溢彩，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辉。 金银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是吉庆与高尚的祥符，更是比德与喻美的寄托。而由金银幻化出的艺术珍品，则将丰富的艺术欣赏价值与文化收藏价值兼容而蕴含其中，展现着远古先民智慧的结晶，承载着他们世世代代于心中无限渴求的美好愿望。 世界上最早的黄金制品出现于公元前五千年的古埃及，最早的银器则出现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随后，希腊、罗马、波斯、萨珊朝等都开始了对金银器的广泛使用。金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足可谓之绵久而辉煌。早在距今约三千余年前的商周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金制品。略迟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则开始了对银制品的使用。早期金银器均为小型装饰制品，小巧简约、清新活泼便成为了对此时金银器特征最为恰当的概说。随后，金银器在经历了秦汉时期的繁荣发展后，又融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异域风情，最终形成了唐代绚丽多姿、成熟健康、优雅活泼的独立风格，并成为一代盛世的标志。宋元时期的`金银器，在装饰上引入了绘画艺术，因而较之前代器物更多地充满了诗情画意，愈发清秀典雅。而华丽浓艳则是明清时期金银器的显著特征。该时期内，金银器造型与制作均讲究美观与精细，以至流之于繁琐，褪尽了唐宋时期的勃勃生机。在金银器上镶嵌珍珠、宝石，金银工艺也开始与漆艺、木艺、玉器工艺等进行了结合。在精雕细琢的高超工艺与富丽堂皇的整体效果掩映下，一系列颇具奇胜之姿的合璧产品，为金银器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中国古代金银器不仅类型多样，范围广泛，而且工艺复杂精细，科技价值含量很高。从其用途划分，不但包括了生活器皿、服饰、宗教用具、殡葬用具、医药保健用具、钱币、工具等大类，另外还有少量祭祀、兵器、模型等类，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金银制品一开始就以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形式出现，而不像铜器和玉石等制品，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才逐渐从具有功利目的性的生产工具中脱离出来，进入审美对象的范畴。更为有趣的是，具有使用价值的金银器皿直至唐以后才大量出现。“物以稀为贵”的特性，使得人们赋予了金银器以更多远超于实用物品本身的意义，着意于“金银”，而失意于“器”。同时，一件精美绝伦的金银器，从肇始至完工，又往往需要使用多种工艺，将大自然的创造与人类的智慧完美结合，从而成就其集千恩万宠于一身的连城之价与夺目之光。 中国古代金银器不仅工艺繁复，制作技巧高超，而且造型精巧，装饰细密，每一件都是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佳作。无论是以几何形为主的平面造型，抑或是以写生动物、植物为主的立体造型，无不展示着制作者观察的细腻与比例掌握的准确。大体量者往往显得稳固、刚劲，而小体量者则纤巧、灵动，优雅大方。栩栩如生的造型，配以或金黄璀璨，或银白庄重的底质，给人以强烈视觉效果与心理效果的暗示。而花纹图案的装饰，则极为注重整体效果。布局安排则凸现出两大特点。一为讲究对称。以器物中轴线为中心，左右相向地布置同样的纹样，使整个器物显示出均衡、饱满的感觉。二为讲究对比。以大小、高低、动静、颜色的对比，形成各种变化，造成节奏感，从而突出主题，对文化内涵进行清晰、流畅的表达。而用以装饰的题材内容，则可谓丰富多彩。有以写实或图案化的动植物为内容的；有以反映时代生活的人物故事为内容的；有表现流云、飞瀑、晨曦的自然景象；也有表现菩萨、罗汉、金刚的宗教形象；还有高度抽象化、概括化的几何纹样图案，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排列方式：或对称式，或回旋、抱合、相背的平衡式排列，或一整二破的连续式排列。最为代表着人们亘古不变美好希冀的，便是以各种吉祥图案与文字为内容的器物。不同的表征，代表着人们多种多样祈福纳祥的心理渴求。如以龙象征神圣，以凤象征高贵，以牡丹象征荣华富贵，以鹊闹枝头象征吉庆，以鸿雁衔胜象征平安，以石榴、鱼子象征多子多孙。此外，还有以谐声寓意纹样，吉祥文字，以及将此二者相结合的主体表达方式。常见的吉祥图案有蝙蝠、如意、磬、鱼、松竹梅等。而文字则有“福”、“寿”、“吉庆万年”、“祝延万寿”等等。这些伴有着浓郁中国特色的象征组合方式，与金银器物进行结合，既满足了人们追逐财富，渴望坐拥权势的心理，又满足了对种种美好寓意的寄托，真可谓合璧之作。 金银器，以贵重金属为材料，施以精湛巧妙之制作工艺，配以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之构思，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更迭出现之不尽相同的各个时代文化内涵，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将各个时代相同的追求富贵、吉祥的民族心理阐释的畅晓明白。集装饰性与实用性于一身的金银器，也因其不菲的价值，独具的特质，于普通金属器皿之中，着意显示出了其自身别具的人文、科学、经济价值。耀眼悦目的金银器，成为了绵延长久、当之无愧的传世珍藏!

唐代金银器的制作，有“官作”和“行作”之分。“官作”即由少府监中尚署直属的“金银器作坊院”负责。“行作”即金银行业的工匠产品。上述圆雕作品工艺复杂，设计巧妙，制作上精益求精，是否“官作”所为，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同时，由于这些作品均为传世器物，缺乏科学的考古发掘依据，因此在具体制作阶段的判别上有一定难度。但我们可以从它的造型、錾刻纹饰的流行时间以及文献考证上去探究端倪（因片幅关系，待以后再作展开）。至于它的功用，毋庸置疑，它和其他金银器皿一样，除了满足陈设观赏、日常生活所需，还在于它的特殊价值所产生的社会功能。引用齐东方先生的话说：金银及其器物已“成为广泛运用于馈赠、供奉、赏赐、赋税的最佳物品，作为对外交往、经济制度、政治斗争的媒介物，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甚至重大政治生活……”。这方面有史为证，无须赘述。另外，有唐一代金银器制作高度发达，从文献资料看，当时制作数量巨大，不管是地方进奉或皇室赏赐的金银器玩均不在少数，为什么长期以来唐墓出土很少有此发现？历代盗墓者的疯狂盗掘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根本原因可能还在于唐时厚葬之风盛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对殉葬品均不惜倾资以求，以致官府不得不明令禁止。《唐六典》卷二十八载：“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所有以瓦木为之”。《唐会要》卷三八记载着开元二十九年另外颁布的敕令：“三品以上明器，……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及金银铜锡……”。了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个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在华美绚丽的唐代金银器中，动物造型的塑造和运用虽不是主流，但是，其高超的制作技巧、富有想象力的艺术构思，却是人类手工艺术登峰造极的具体表现，在唐代金银器制作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参考文献：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