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杂志

韩星，男，1960年6月出生，陕西蓝田人。著名儒学、儒教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学、儒（孔）教问题研究。

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国际南冥学研究会副会长、中韩文化交流丛书编委、中国儒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孔子2000学术网站顾问、《原道》学术委员、《原道》文丛编委、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 *** 研究员、陕西省孔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职务。

出版专著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孔学述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

近几年先后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孟子是怎样成为“亚圣”的？有人认为，战国末年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已享有“亚圣”尊号。也有人说，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孟子戴上了“亚圣”桂冠，“孔孟之道”成为儒学亦即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代名词和同义语。其实，这都是想当然的说法，孟子真正成为“亚圣”是在明朝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此时，孟子去世已1800多年了。这就是说，实现从平民思想家到“亚圣”的角色转换，孟子花了1800多年。孟子在世时，虽已是闻名四方的学者和桃李满园的名师，但因其政治主张过于迂阔，未为诸侯所采用，故社会地位不高。即使在儒学圈子内，因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韩非子语），孟子学派仅是其中的一派而已，并未取得强势的权威地位。不仅如此，他的性善论、“法先王”等观点，还遭到同为儒学大师的荀子的严厉批驳。所以，正如周淑萍《两宋孟学研究》一书所说：“孟子其人其书其说，在其生前至秦末，除了本派的支持外，在外界可谓应者寥寥，无人喝彩，而受到的抨击和诘难反而相当猛烈。或许在当时许多人眼中，孟子不过是百家争鸣中一位言辞犀利、咄咄逼人、机敏果决、意气豪迈、好与人辩、敢为天下先的儒士，其学说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之言而已，没有值得推崇的特别之处。”[1]司马迁所撰《史记》流传开后，因其中有《孟子荀卿列传》一篇，于是人们便常将“孟荀”连称，有时也称“荀孟”。这说明，西汉中期及其以后很长时间，孟子和荀子的地位差不多，某些时候甚至比荀子地位还低一些。孟子地位的转折始于唐朝中期。当时，一些士人开始抬升孟子的地位，促使“孟子升格运动”兴起。一、“孟子升格运动”的分期首先使用“孟子升格运动”这一概念的是当代著名经学史研究专家周予同。一些学者也称这一运动为“贵孟”运动，或《孟子》升经运动。该运动的目标是要将孟子由平民学者升为圣人、将作为子书的《孟子》升为经书。整个运动历经数百年之久，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这里依据史料，并参考周淑萍《两宋孟学研究》、徐洪兴《中国学术思潮史·道学思潮卷》等书，将相关情况作一简介。第一阶段：唐朝中后期——孟子升格运动的初兴期唐朝宝应二年（公元763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建议把《孟子》与《论语》《孝经》并为“兼经”，作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其虽未得准允，却发出了将《孟子》由子书升为经书的先声。唐朝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韩愈（768～824）在其影响深远的《原道》《送王秀才序》《读荀子》等文中，提出“道统论”，并开列了“道统”人物名单。他认定孟子是孔子真正的也是唯一的传人。此说奠定了孟子升格的理论基础，揭开了升格运动的序幕。唐朝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晚唐著名文人皮日休又一次提出将《孟子》列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建议。这一建议虽仍未获准允，但如将其与杨绾、韩愈的言行联系起来，可以看出要求孟子升格已成为一种思潮，孟子升格运动已有一定声势。第二阶段：两宋时期——孟子升格运动的全面推进期孟子是战国时期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北宋景_五年（公元1038年），孟子故乡兖州邹县建立了全国第一座孟庙。此庙由当时知兖州的孔子第三十五世孙孔道辅主持修建，后获朝廷认可。北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孟子》一书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其官学地位确立。以后，该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要教材之一、科举应试者的必读之书。北宋元丰六～七年（公元1083～1084年），孟子首次受封官爵。宋神宗诏封他为“邹国公”，从祀孔庙。孟子开始被神化。而荀子仅封为“兰陵伯”。这一巨大差别反映了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扬孟贬荀”倾向。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孟子》被刻石，成为经书，列入儒学《十三经》之中。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大力推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种儒学著述。南宋理学家朱熹将这四种著述结集在一起，并作了章句、注疏，合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成为后人学习的“范本和定本”[2]。南宋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宋理宗下诏表彰朱熹的注解是“发挥圣贤之蕴，羽翼斯文”；在与朱熹后人谈话时，还说他恨不与朱熹同时。理宗的这些话，既抬高了朱熹，也提升了《孟子》的地位。正因如此，这一时期陈振孙编撰的《直斋书录解题》把《孟子》列入经书类著作中。《孟子》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序》中写了如下一段话：“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愚按：‘至’字，恐当作‘圣’字。）又曰：‘孟子有些英气。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括号中的“愚”为朱熹自称。据此可知，在两宋理学家二程、朱熹心目中，孟子已是“亚圣”了。只不过这仍属民间意识，孟子要真正成为神化的“亚圣”，还差以皇帝为代表的朝廷认可这至关重要的一步。第三阶段：元明时期——孟子升格运动的延续期宋蒙对抗时期，理学和尊孟之风已传到北方。元朝建立后，孟子升格运动延续。延_元年（公元1314年），元朝恢复科举考试，以《四书集注》为命题依据。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元文宗加封孟子“邹国亚圣公”。明朝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明世宗更定孔子祀典，改孔子封号“大成至圣文宣王”为“至圣先师”，将塑像改为“木主”（木质牌位）。相应地，作为从祀者之一孟子的尊号也由“邹国亚圣公”改为“亚圣”。来源：文史杂志

你好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现在的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学者冯友兰的彩照[1]《中国哲学简史》享誉全国，《人生的境界》《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被编入中学教材。1915年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不久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研究生，回国后，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曾出其手。曾长期任教清华大学，历任清华及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清华校务委员主席，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有重要贡献。一生为了治学，收藏有中外图书数万册，其中不乏古籍和善本图书。尤对中外哲学史料的收藏较为系统，文史著作大半。1994年，其亲属遵照先生遗愿，将其藏书捐赠给清华大学收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有《冯友兰文库》。文库主要收藏冯友兰先生著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资料，现有7 000余册图书。著《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四十年的回顾》、《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中国现代哲学史》等数十种。[2]中学时期冯友兰照片集(20张)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籍山西高平县，清康熙55年（1716年）先祖冯泰来河南唐河祁仪镇经商，遂定居于此，百余年间，繁衍为当地望族。祖父名玉文，字圣征，一生无意于功名，善作诗，有《梅村诗稿》。父亲冯台异，字树侯， 号复斋。生于清同治5年（1866年），光绪15年（1889年）中举人，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殿试位居三甲榜尾，赐同进士出身，至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下帮办洋务，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后任湖北崇阳县知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病逝於任所。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第五中学。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大学时期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武昌中华学校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婚姻生活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还是在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第二中学读书时，经同学介绍，与他的同乡河南新蔡人任坤订婚。任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其父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冯友兰与任坤订婚时，正是任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任坤毕业后方能结婚。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开封结婚。此时冯友兰23岁，任坤24岁。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而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坤身上。因此冯友兰的成就与这位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实在不能分割。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在“文革”期间，冯友兰屡遭抄家，备受欺凌，又多亏任载坤的多方护佑方使得冯友兰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也正是在“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又遭批判之际，任载坤因患肺癌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她带着千般无奈和万般凄凉离开了人世。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五十九年前，冯友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如此结局的。因为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爱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样，虽然都有一个过程，但其本质是稳定的。在冯友兰这位哲学家心目中，“爱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早已与他生命的本体融在一处而成为一种永恒，那还会有什么牵挂呢！二人生女儿作家宗璞。创办刊物1918年6月，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开封，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引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学。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来思想。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华学校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赴美考察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考察，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学成回国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1923年，冯友兰考察回国。1925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在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出席哲学会议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三松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被捕审讯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创制新理学体系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1946年5月 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碑文气势磅礴，旨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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