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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菇凉
首页 > 学术期刊 > 南宋诗经研究成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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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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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小结 阶段:1 时间:—— 操作:通过上网和翻阅资料查找,然后进行总结内容 经过全体组员的共同努力,本着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修正,在实践中提高的原则,现在正朝着预计的目标,全面深入地开展,现将一学年来的课题研究进行一个阶段性小结。 通过翻阅资料及各方面查找,我们了解了以下知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它们都得名于音乐。“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雅”是正的意思。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颂”是用于宗庙祭的乐歌。 风(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huì〕、曹、豳〔bīn) 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北部一些地方(齐、楚、韩、赵、魏、秦),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雅(二雅:大雅、小雅)唐抄本 诗经 三种(22张)“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 颂(三颂:周颂、鲁颂、商颂) “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 到春秋,流传下来的诗,据说有三千多首,后来只剩下三百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了方便,就称它「诗三百」。 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 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 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现在只剩外传十卷。 至于现在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兹引国际君友会王爱君文集《诗经》。 这一阶段的研究,我们初步了解了《诗经》的基本介绍 ,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我们学习研究小组还会继续努力的,加快研究诗经的内涵与精髓的。 阶段:2 时间:—— 操作:通过上网和翻阅资料查找,然后进行总结内容:本着对《诗经》的研究热情,我们小组继续展开了学习: 相传中国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史记·货殖列传》)あ。由此可知,周代已是一个农业社会。这里所讲的虞夏之贡虽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农业却是实情。这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来看,周族确是靠着农业而兴盛发展起来的。《豳风·七月》则完整地叙述出一年之中的农事活动与当时社会的等级压迫关系。另外,在《诗经》中的《南山》、《楚茨》、《大田》、《丰年》、《良耜》以及《周书》内的《金滕》、《梓材》、《康诰》、《洛诰》、《无逸》等篇中,都有农事的记载。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融为一体。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许多祭祀性颂诗与雅诗的社会基础。宰我曾问孔子何谓鬼神,孔子回答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并且进一步解释:"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官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返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礼记·祭义篇》)以此了解《诗经》中的颂诗、雅诗,便可以得其要领。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会历史特征。我们研究《诗经》,首先要注意产生《诗经》的历史社会基础。 社会基础影响了《诗经》的流传,发展至今,为人们所传颂。我们小组成员搜集了这些产生《诗经》的社会基础,更进一步了解《诗经》。阶段:3 时间:—— 操作:通过上网和翻阅资料查找,然后进行总结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年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小组研究了《诗经》的赏析部分,如下: 《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丰年》中唱道: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在丰收的日子里,人们兴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则描绘了大规模耕作的情形: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在广阔的田野上,数万名农夫同时劳动,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同时我们也会想到:在这种强大有力的集体活动中,个人的存在价值是很容易被忽视、被抹杀的。这是在那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经济条件下必须付出的代价。 《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为止的历史,其中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同姜女结婚,在岐下筑室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大修宗庙宫室,委任官吏,然后建立国家,消灭夷人,最后是文王受命。叙事条理分明,结构严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写建筑场面时,用了许多象声词,很有气氛:“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巨大的鼓声都掩盖住了。以上三首史诗,叙述了周文王出现以前的周民族的历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乐师利用民间传说写成的。 《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叙述到武王伐纣,都记载了周民族的开国历史,大抵也是出于史官和乐师手笔。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可以理出一条线索来了。这些史诗作为叙事之作,其长处在于简明而有条理。但由于其写作目的主要在于记述史实(包括被当作史实的传说)和颂扬祖先,故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不甚重视。而且在《诗经>》里面,叙事诗并不多,主要就是以上这些。可见从《诗经》起,就显示出中国诗歌不太重视叙事诗的倾向。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戎族的侵扰,诸侯的兼并,统治秩序的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均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 在这一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指责。如《瞻昂》中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悦之。”《北山》中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牺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激烈变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为“王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而诗人则是站在旧有的“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一种不可避免的混乱。 更多的政治批评诗,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事的极端忧虑,对他们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强烈不满。如《十月之交》,据《毛诗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人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其中写道: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峷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这是一幅大动荡、大祸难即将发生的景象。令诗人痛苦的是,当时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梦死地悠闲过活。但同时,作者并不敢自豪无畏地同他所属的集团公然对抗,而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生怕不能见容于众人: 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这并非单独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样对朝政十分不满。“今兹之正,胡然厉矣!”其意如郑玄说:“今此之君臣,何一然为恶如是!”但同时他又极为害怕:“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又如《雨无正》,作者对“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周宗既灭,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对“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的态度十分怨愤,但同时又畏惧地说:“维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结怨于朋友,“仕”就是这样危险和艰难!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诗人们尽量要避免同他们所属的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力量的威迫。看起来,诗人们强烈地表示对于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的关心,而批评其他人缺乏这种关心,这是一种矛盾;但另一方面,这种关心,本质上也就是关心统治秩序的安定,是整个统治集团公认(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确立场、道德原则。他们所批评的,正是对这种立场和原则的背离。当他们发现(或认为)大多数人都已背离了这种立场和原则时,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愤,又感到恐惧,而决不敢张扬纯属个人的态度,使自己处于同集团对抗乃至决裂的地位。 以上所举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类诗歌,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政治诗的传统。诗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情绪,以及总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确”的也就是社会公认的道德立场上才能进行批评而避免张扬个人的态度,对后代的政治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风》中的民间歌谣(包括《小雅》中一部分类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纯粹出于社会上层的《雅》、《颂》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更为浓厚。 十五《国风》,以《豳风》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极古老的农事诗,一般以为产生于西周初。与 《周颂》中的农事诗不同,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像是记农历的歌谣。诗的作者,像是一个奴隶管理人,或者如一些学者所说,他是一个奴隶家庭的家长,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公”和“公子”工作。不拘哪一种,其本人的身份,也属于奴隶,只是地位稍高些。所以诗中既嗟叹农夫的辛劳,又将此作为农夫应尽的义务,并为“公”和“公子”热情祝颂。诗的价值,在于相当忠实而细致地描绘了从氏族公社转化来的氏族奴隶制的社会情状。 我们从诗中看到,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乃至练习武功,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闲,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们夏日里享用;一年到头,周而复始。他们吃的是什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一切好物事,全归主人所有。“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打来的野猪,大的归“公”,小的才归自己;“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织染成朱红色漂亮的衣料,是给“公子”做衣衫;处女也归“公子”:“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只有在新年时节,“公”会让人宰了嫩羊,把农夫们召去。于是众人“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 这首诗不仅在社会学、历史学、农业学方面是极可贵的资料,从文学史来说,也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 《国风》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如著名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首诗,以前很多人都解释为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责问,这恐怕不太确切。应该指出,在《诗经》的时代,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孟子》),在社会的一般认识中,原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严重奴役的奴隶们,能否清醒地否定当时社会所公认的这一种原则,本身是个问题;即使有人认识到并表现出来了,这样的诗也不可能被诸侯和周王朝的乐宫照样容纳,成为贵族子弟日常诵咏学习的对象。《毛诗序》解此诗,谓“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食禄”,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诗人还是从社会公认的原则出发,认为“君子”居其位当谋其事,“无功而食禄”就成了无耻的“素餐”——白吃饭。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讽刺的笔法。事实上,“君子”们尸位素餐,倒是普遍的现象。以他们声称的原则讽刺他们的行为,这首诗已经很深刻,不必再加以拔高,以至脱离了原意。 “礼仪”是统治者自身制订的行为规范,而统治阶层的成员,沉湎于荒淫作乐的生活,又往往破坏了这种规范,于是诗人对他们发出尖锐的诅咒。但同时也要看到,这首诗之所以写得如此尖锐而激烈,乃是因为作者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首先站在维护“礼仪”的立场,这也是社会所承认的“正确”的出发点。再如《硕鼠》,也是相当深刻的政治讽刺诗。诗中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这帮家伙的沉重压榨,想要逃到一块“乐土”中去。从诗中“无食我黍”等句来看,作者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层贵族或其他自由民吧。这种反对过度剥削的意见,也是明智的统治者所愿意认可,并认为值得警戒的。 前面说《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我们就把这类诗同《国风》中同样主题的诗放在一起介绍>。《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黄》,《豳风》中的《破斧》、《东山》,《邶风》中的《击鼓》,《卫风》中的《伯兮》等,都是这方面的名作。与叙述武功的史诗不同,这些诗歌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遭遇和想法,着重歌唱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读来倍感亲切。 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他都唱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他去东山已经很久了,现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飘着细雨,衬托出他的忧伤感情。他一会儿想起了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一会儿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派破败景象:“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觉得还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三年不见,不知现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全诗通篇都是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描写,写得生动真实,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这首诗对于后来的诗歌也有一定影响。如汉乐府民歌中的《十五从军征》,写一个老兵从军队里归来,却见到老家已经破败,亲人已经去世,其构思可能曾受到此诗的启发。《小雅》的《采薇》,表现了参加周王朝对玁狁战争的士兵的苦恼,他不能回家,不能休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整天想的就是早日回家。但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回家之事却毫无指望,因而独自黯然神伤,“曰归曰归,岁亦暮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最后终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他走在回乡途中,天空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身体又饥又渴,心里充满悲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他去当兵的时候正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在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乡的时候正是冬天,雪花霜霏飘洒,似乎在表示欢迎,又似乎表示冷漠。这四句,一直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评价,如晋代谢玄就认为这是《诗经》中最好的诗句(见《世说新语·文学》)。后世诗歌中所表现的以折柳赠远行之人的风习,似乎最早就是渊源于此诗,因为此诗最早将杨柳与远行组合到了一起,使人产生了杨柳留人的印象。 应该说明:《诗经》中这一类作品,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反战诗”。因为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这是因为,从集体的立场来看,从军出征乃是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这妨害了士兵个人的幸福,也是无可奈何。这一特点,在《卫风·伯兮》中看得更清楚: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乐,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这首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她既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因为他是“邦之桀(杰)”,能“为王前驱”,又因丈夫的远出、家庭生活的破坏而痛苦不堪。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实的。 在《国风》中,最集中的是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 在《诗经》时代,在某些地域,对男女交往的限制还不像后代那样严厉,由此我们在这些诗中看到年轻的小伙和姑娘自由地幽会和相恋的情景,如《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一个打猎的男子在林中引诱一个“如玉”的女子,那女子劝男子别莽撞,别惊动了狗,表现了又喜又怕的微妙心理。又如《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一对情人相约在城隅幽会,但是当那男子赶到时,那女子却故意躲了起来,急得那男子“搔首踟蹰”,那女子这才出来,又赠给那男子一根“彤管”——究竟是什么东西现在已不清楚,但反正在此具有爱情信物的意义,那男子不禁惊喜交集,因为这“彤管”是心上人送给自己的,所以他觉得真是分外美丽,不同寻常。但毕竟,从总体上说,社会的约制是在逐渐严格起来,恋人们对自己的行动,也不得不有所拘束。《郑风·将仲子》写道: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仲子”是她所爱的情人。但她却不敢同他自由相会,且不准他攀树翻墙。只因父母可畏,并在后面重叠的二章中,提出“诸兄”可畏,“人之多言”可畏。有如此众多“可畏”的力量,恋人们又能怎么样呢? 于是我们在《国风》中看到许多情诗,咏唱着迷惘感伤、可求而不可得的爱情。在后人看来,这也许是一种含蓄的微妙的艺术表现,但在当日,恐怕主要是压抑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吧。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陈风·月出》)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秦风·蒹葭》)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汉广》) 一切诗歌的艺术风格都不是无缘无故地形成的。明朗热烈的风格,必是情感自由奔放的产物;含蓄委曲的表达,总是感情压抑的结果。在文学发展的初期,即人们尚未自觉地追求多样艺术风格的时代,尤其如此。《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像《唐风·葛生》,一位死了丈夫的妻子这样表示: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她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也有男子,急切地要把妻子抛弃。在那种妇女毫无地位的时代,弃妇的命运更令人悲哀。 《邶风》中的《谷风》,《卫风》中的《氓》,是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谷风》是一个善良柔弱的女子的哀怨凄切的哭诉,说自己如何辛辛苦苦为丈夫持家,千难万难度过贫苦的日子,家境好起来,人也衰老了,于是丈夫另有所欢,把自己赶出门去;自己离开夫家时,如何难分难舍,因为割不断对往事的追忆留恋。诗中所描写的,是一个贤惠忍让的中国妇女的典型。《氓》叙写了一个女子从与人恋爱到结婚到被抛弃的痛苦经历,一件件事情依次写来,脉络非常清楚。先是有一个男子笑嘻嘻地向她买丝,借机搭识。她答允了这桩婚事,在等待结婚的日子里,她常常登上颓墙盼望他。可是成家没几年,丈夫却抛弃了她。她愤怒地指责丈夫:“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告诫其他女子不要轻信男子:“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是真实的心理,同时多少带有道德训诫的意味。 《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关雎 【诗经·国风·周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是诗人对河边采摘荇菜的美丽姑娘的恋歌。 七 月【诗经·国风·豳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毕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 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 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八月其获,十月陨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 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相信这样的学习研究,对于我们今后的学习会有很大帮助。也许单单经过这一个学年的《诗经》研究,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感受《诗经》的奥秘与含蕴,是需要我们用一生去深究的。但我们仍然能体会到古人对于诗经所赋予的真情意切,诗经中所写的千古名句,更是值得我们积累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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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flower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诗经》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学看成流连光景,消遣闲情的东西。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精神,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上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的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2.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段的理解赋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手法,朱熹《诗集传》,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钟嵘《诗品·序》云: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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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四言体为主的句式,重章迭句复沓的章法,丰富、生动、简练、形象的语言特色,筑成了一座文字的丰碑。《诗经》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影响至为巨大而深远。在新世纪来临之际 ,《诗经》研究出路何在 ,已成为学界关心的话题之一。提出设想通过对《诗经》的了解探究,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兴趣,通过搜集资料,研究交流,培养学生的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激发学生的自主研究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实事求是的精神,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最终方案小组成员首先细读收集到的相关文献资料,对诗经艺术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和把握,再将组内成员收集到的相关资料进行分门别类,本次小组活动重在找出收集到的运用赋、比、兴艺术手法的一些代表诗词。准备工作准备工作一:夏仲梦带领顾清雯、荀懿两位同学到学校图书馆、县图书馆、各大书店查看相关文献、翻阅有用资料,并做记录。准备工作二:三位同学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关于诗经艺术的一些相关资料。由李小君负责。发现问题《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研究成果(一):赋1、运用赋的代表诗词:如:《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2、运用比的代表诗词:《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硕鼠硕鼠, 无食我麦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 3.运用兴的代表诗词:《关雎》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二)试对以上三种手法作简作分析:1、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2、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3、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研究体会:通过这次研究性学习,我们学到了不少赋比兴手法的知识,懂得了《诗经》中不少赋比兴手法的运用,我们也认识到这些手法在诗歌中的重要地位,领略了古典诗词的伟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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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经学”的发展,从春秋彰始,有三个重要阶段,即汉唐经学、宋元义理、清代考据。 一、先秦时期。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苟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不过,这四个学术中心区域在汉初的《诗》学传授,绝不只限于齐、韩、鲁、毛四家《诗》的四位始祖。《汉书·儒林传》说:“汉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这只是说申、辕、韩数人是在鲁、齐、燕等涌现出的大师级人物而已。其《诗》学也只是形成了区域性特点,并没有明确的派系之分。只有在政治力量介入之后,才使《诗》学的传播由无序进入有序状态。而《诗》学传播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就是《诗》学博士的设立。 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北学基本继承汉代章句之学,南学则承袭魏晋以来以玄解儒的学风。各有所师、各有所本的状况,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歧异,而且也使国家在科举考试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唐初,经学依然沿续着南北朝以来的师承关系,“师说多门”的情形显然与唐初统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适应,统一南北经义和学风,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统一的当务之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新汉学时期(清代)。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清古文学、清今文学、宋学的残余,都在近代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冲击下一齐衰亡。 现代作为《诗》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二十世纪前叶的《诗经》研究具有不同于之前及之后的《诗经》研究的独特之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文化更替、学术转轨,一切都处于新旧杂陈,日渐趋新的状态。早在“五四”以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就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研究《诗经》。在《诗经》研究领域中,研究主体方面既有传统旧式学者如章太炎、吴闿生、林义光等,又有接受过现代教育,学贯中西,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新式学者,如胡适、闻一多。在研究成果方面,传统学者在经学思想的支配下,延续着传统的传注笺疏之学,并取得一定成就,以吴闿生的《诗义会通》和林义光的《诗经通解》为代表。虽是经学研究的继续,但其中颇有通达之举,这些举动暗合了现代《诗经》的研究原则,是新旧杂陈研究局面的一种表现。 新式学者以现代研究理念为指导,在新研究模式下取得的学术成果,是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主流,代表了当时《诗经》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胡适是现代《诗经》研究的开山人,顾颉刚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朱自清的《赋比兴说》、朱东润的《诗心论发凡》、闻一多的《歌与诗》等现代学者的著作,以其系统、条理、缜密的特性远胜传统《诗》学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闻一多,他在研究《诗经》的丰富著作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把民俗学的方法、文学分析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揭示《诗经》的内容和艺术性,并且创始了《诗经》新训诘学。民国《诗经》研究处于新旧学术范式交替的特殊时期,决定了其学术思维必然存在绝对、片面的一面。急于推倒传统经学研究模式,打开《诗经》研究的新局面,使这代学人多注目于传统《诗经》研究的种种不足,尤其排斥正统《诗》学观点。这种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但其缺陷与不足也是毫无疑问的。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妨碍研究的客观公正和继续深入。 郭沫若是《诗经》今译的创始者,并且提出一个把《诗经》运用于古代史研究的科学研究体系。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广泛利用《诗》、《书》、《易》及甲骨文、金文等历史文献资料开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对前期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并修正了部分论点,确切地建立了关于西周奴隶社会的学说。两书普遍征引《诗经》作为论证。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收辑建国后的研究论文,书中许多文章论及《诗经》,尤其是《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和《简单地谈谈诗经》,对《诗经》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作出全面的评价。二十世纪对《诗经》的文学研究完全超越了单一的训诂、疏解、感悟和鉴赏的传统研究模式,无论在观念和方法上,还是从深度、广度上都有重大的突破。在掌握文学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现代的文学阐释,注意使实证性、感悟性与理论性相结合,在作品内容与历史环境、形象与认识、形式与内容、感情与思想的统一中展开分析,从而透过作品表面,挖掘其深刻内涵,并从时代思想和文化精神予以观照;在艺术上,注意总结其塑造艺术形象、创造诗歌意境的方法,揭示其艺术创作个性、风格特征和具体的表现手段以及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 从以上筒略的发展轮廓可以看到,两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侠等研究资料的研究。在这四个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从孔子到当代,都应该给予科学的总结,批判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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