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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 (一) 在反对“两个凡是”,确立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邓小平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论思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二) 在改革的理论依据和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上,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进而决定整个社会形态本质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向深入 (三) 在改革的依靠力量和判断是非的标准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并重新恢复了党的群众路线回答者: 水云深浪 - 状元 十五级 12-13 12:26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1 个人评价 100% (1) 0% (0) 其他回答共 2 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未来走向 [摘要]:从研究格局、研究路径、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等方面来描述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出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四个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与政 治意识形态的关系;相对主义的危险;对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的态度;缺乏组织性 、计划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有必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作 出预见性判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现状/问题/未来走向 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鼎足三分而有其一,而且 由于其国家哲学的地位在整个哲学的研究中占住了主导、主流的位置。因此,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水平就决定和代表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20多年的研究可以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属于思想解放后提出 问题的阶段,主要是围绕真理标准、人道主义与异化等问题进行的,它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研究找到了突破口,扩展了视野,确定了基本的问题域。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 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属于问题走向凝练,逐渐形成鲜明的理论增长点的阶段。在这个 阶段,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人学、社会发展哲学等都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本文旨在对第三阶段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的现状做一个宏观的描述,并试图揭明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 题,在此基础上预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 文革时期全民学哲学、全民研究哲学的狂热使得哲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 时代矫枉过正式地倍受冷落。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人们开始注意提升 自己的文化素质与品位;一些棘手的现实问题也呼唤着哲学的出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人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动向,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世纪之初的 中国,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研究并非一如既往的贫困,而是进入了初步繁荣 的阶段。我们可以从研究格局、研究路径、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等方面来描述当前初步 繁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 从研究格局来看。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多元、分散的格局。以往,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少数几个重点大学,论题也比较 集中,往往形成全国一起讨论某个问题的态势。目前这种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从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的群体来看,出现了高等学校(包括综合性大学、专科性院校、军队院校) 、各级社会科学院、党校,甚至还有民间学术组织的多层次体系。高等学校作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力量,其目前格局可以成为全国研究格局的说明和缩影。就高校而 言,一是从地理格局上比以往更趋分散。全国不同高校已经拥有7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重 点学科、19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 、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成为各地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很多大学之间的水平已在伯仲之间,以往一两所大学号令天下的 时代结束了。二是理工科院校异军突起。在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话语权主要把 握在综合性大学或文科型院校手中,理工科院校更多是上好哲学公共课。现在许多理工 科院校已经成长为足以与老牌院校抗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地。例如清华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等。三是许多大学都形成了自己比较集中的兴趣点和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 ,围绕自己关心的问题进行持续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的研究、 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价值与文化的研究、复旦大学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的生 存哲学研究、黑龙江大学的日常生活哲学研究,等等。而且很多高校还按照自己学术共 同体的理解出版了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著和教科书(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 ,甚至自学、学历考生的教科书)。可见,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真正打破了 天下一统的局面,全方位地进入百花争艳、“诸侯割据”的时代。 从研究路径上看,目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修补。所谓原理的修补就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 和哲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业已归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 补充和修订。具体说来包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说过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忽 略的补充出来,例如价值论和人学的一些观点;根据现实的发展把原来原理中提到的思 想强调、突显出来,例如实践、世界历史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近似思想中 强调更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思想,例如,逐渐强调人类发展的三大形态说,而淡化社会 五大形态说;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中有所蕴涵,但没有明确指出,而其他学科发 展已取得成果的思想提炼出来,例如系统论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修补的 工作主要体现在不断更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这种工作十分重要,一方面是因 为它直接影响到年轻一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印象与理解,这是一个决定到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后继有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的意义在于,这种工作使得多元 、分散的研究相对具有“形散神不散”的保证,能够较有组织地把零散的研究成果凝练 成为一块“整钢”。当然,正如有学者批评指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患有某种 程度的“原理病”,系统与严密往往以牺牲灵性为代价,而尾随于实践仅仅做黄昏的猫 头鹰也有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超越与预见功能的危险。 二是走向分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运用。所谓运用研究 ,其实是包含着这样一种假设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是清晰的,相对稳定的,问 题只在于如何把这一普遍的原理与具体问题相结合,从而得出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国内有相当一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从事这一工作。 无论是现实中出现的新事物,还是理论上出现的新热点,我们都可以见到诸如“关于… …的哲学思考”之类的触角不速而至。全球化、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转型、市 场经济、WTO、素质教育、政治文明等等时髦的话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研究的对 象。与整个哲学出现应用分支相伴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研究目前最为理论化的成 果就体现在各门分支哲学中,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科技哲学、教育哲学 、艺术哲学,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化和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引 向 深入与关注现实的必要途径。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文本解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不 满意于目前源于前苏联的教科书体系,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误读,进而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 和运用都是以讹传讹,从错误走向错误。所以当务之急是正本清源。在“重读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亲近马克思”口号下,一批 学者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种研 究路径其实也具有一种道德的震慑力量,因为它包含着对当前浮躁的学术气氛的不信任 和不屑。不过,他们令人肃然起敬的努力背后也树立一种霸权,因为它假定了自己对马 克思文本的唯一真实解读。另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解读就显得更为机敏,那就 是以当下的热点哲学(主要是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进行重新的理解。在这里,正如后 现代哲学家德里达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尤其是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的歧义性 成为其生命力的源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总之,有什么哲学流行,就有这种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能从马克思主义 哲学经典著作中找到依据。 四是进行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是与其他哲学流派比较而存在 的,这是历史的真实,这一真实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自觉地进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各流派的比较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内部也 有比较研究,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自身思想发展的纵向比较研究,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具体的如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一些哲学观点的 比较研究,等等。 从研究视野上看。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历史与世界的视野上都得到了很大的 扩展,初步形成了全方位、立体研究的态势。具体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哲学思想,还有 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普列汉诺夫、李大钊、李达的哲学思想都有人进行研 究。但研究的重点还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的研究,德国 古典哲学和法国启蒙哲学、历史哲学等也一直受到重视。但重点还是对黑格尔、费尔巴 哈哲学思想的研究。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关注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代表人物,包括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阿多诺、霍克海默、萨特、马尔库塞、哈 贝马斯等人的哲学著作在中国被广泛译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参照和 养分。在现阶段,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学界影响最大。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 ,如詹姆逊、德里达的思想在中国也有广泛的影响。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影响的 西方著名学者如吉登斯、华勒斯坦等人关于社会结构、现代性、全球性的观点与研究方 法也正日益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视野。 从哲学研究的自身内容上看,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诸多热点:(1)关于本 体论研究。很多学者指出马克思所拒斥的只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 学也有自己的本体论,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就是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的理论,而目前更多的学者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认为,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 体,并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实践的生成性、历史性和作为人的类存在特征。(2)认识论 的研究。相对而言,认识论的研究在当代没有了以往的热度,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 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社会认识、文本的理解与诠释、 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从中可以看出,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研 究已经超越了纯粹认识论的范围,而与解释学、语言哲学、价值学融汇在一起了。(3) 价值学研究。价值学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目前的马克 思主义价值学研究一方面是继续深化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价值学作为一 种视野和方法,对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4)人学研究。2002年中国人学 学会正式成立及其连续出版的论文集《人学与现代化》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 的共识性、组织性、系统性。不少学者认为人学是哲学的当代形态或哲学的当代热点。 应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进展是近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的最为显著的 成绩。(5)世界历史理论研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倍受关注, 尤其是其关于世界交往、东方道路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等内容最为引人注目。(6)关 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依据、内涵的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过了冬天,在危机中得以逐渐重建,就其内 部来说是相当繁荣的,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存 在着诸多的问题。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1.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哲学与意识形态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一方面 ,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试图将哲学意识形态化,以为统治者做出深层的辩护;任何哲学 也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从来不存在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哲学。另一方面,真正 的哲学的功能恰恰不在于为现实做辩护,而在于批判现实世界,做国家、民族的“牛虻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觉表明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性质的同时,反对虚假的意识 形态,要求“改变世界”,认为全部的活动就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然而我们却发现,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两个背立的向度:一是日益学术 化、中性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化为一种学术的传统,研究的目的只在于如何解释文本 ,只关心马克思“说了什么”和“如何说”,现实世界逐渐退隐到他们的视野之外,更 不用说“改变世界”了。另一种态度是对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作亦步亦趋的辩护,虽然注 意了现实世界但也丧失了批判的功能。这两者事实上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 质。 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努力不能导致在精神实质上 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反对的,即丧失实践性和革命性。因为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会失去生命力,最终会断送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是一味地反对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辩 护,而是反对一味的辩护,反对简单的图解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 现实政治意识形态服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但是,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意识形态进行简单的图解恰恰是帮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倒忙,使它裹 足不前,也往往为人们所误解。其实,最好的辩护恰恰不是直接的辩护,有所批判才是 长远的、可持续的、真正的辩护。所以,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如何在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批判的武 器始终成为推动我们改造世界的源头活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入细致的 分析与把握。 2.相对主义的危险。包括哲学在内的任何理论,其后来者对它的阐发总是存在着教条 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两种危险。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解中,教条主义的 错误十分严重。但是,在今天,我们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虽然仍然存在教条 主义的危险,但更为迫切的,也是目前不为很多人所意识到的可能是相对主义的危险, 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变动不居,无所不包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丧 失其独特规定性的危险。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长期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思想解放 运动达致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历史结果;二是出于现实需要强调当下理论的正确性总是倾 向于以批判过去的方式进行,往往给人一种厚今薄古的错觉,理论的阐发丧失了根基就 呈现出一种表面的异彩纷呈;三是强调差异与多元的后现代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的冲击加剧了相对主义的倾向。 任何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都必须在实践的发展中做有生命的变动。马克思 主义哲学不仅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变化的,而且把自身也看成是不断生成、开放的。这 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确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把握不在于具体 的结论,而是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质和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工作者的应有精神状态。但是,理论的变化并不是天然合理的 ,变化是否是发展不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沉淀是音调难定的。作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其精髓首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前提。离 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胡思乱想;离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失去规范;离开实事 求是,开拓创新就成了“怎么都行”。当一切理论都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外衣 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彻底庸俗化了。长此以往, 在中国,主要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相对主义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正敌人。 3.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态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体系,既指它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也指它以开放的胸襟对待其他哲学传统、哲学思潮。就中国的 现实情况而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存的哲学传统与思潮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哲学和西 方哲学两方面。应该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近年来在吸取和融会中、西、马 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总的来说还远远不够。从知识结构上看,相当 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工作者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知之 不多,研究更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外语水平普遍不高是一个佐证),经常 满足于自得其乐的独白,却往往发生贻笑大方的尴尬。从精神状态上看,不少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者利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利,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西方 哲学十分轻视,甚至任加挞伐。实际上是外强中干,偷懒取巧。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学 风。加之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也因为种种原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一定的误解, 最终造成彼此之间缺乏交流。这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整个中国哲 学的发展与繁荣。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真诚面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开放本质决定的,更是在21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所要求的。马克 思主义在新世纪中国的历史任务从理论的层面来说就是要实现中国化和时代化,在中国 化的过程中体现时代性,在时代化的过程中体现民族性。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内 容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中国化和时代化。所谓中国化也就是民族化,就是要使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融汇在一起,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方 法的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观点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双重超越;所谓时代化就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始终站在世界哲学发展的最前沿,始终能吸纳同时代最优秀的文明成 果,始终保证自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不抱成见,平等而主 动地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进行交流,才可能完成它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 4.缺乏组织性、计划性。中国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方面是得益于多元、分散格局的形成,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按照自己 的传统进行深入研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有国家社会规划、教育部社科规划等 宏观的调控,以及一些全国性学术组织的横向协调,但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缺乏组织性、计划性,或者说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各个学术共同体的有组织 性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至少有如下害处:一是山头林 立已经导致了很多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力量分散。很多直接能感受到的问题大家都在 花大力气进行研究,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有千万种却大同小异。有一些需要集 一批,甚至全国的优秀专家才能完成的重大课题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究其原因是各忙 一摊,很少能进行实质性的合作。这种力量分散的状况很难想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能拿出足以与世界哲学对话的东西来。二是不同学术共同体的趣味 差异性的极度增长导致的是自恋与封闭。很多某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的人惟我 独尊、孤芳自赏,轻视别人的工作和成绩,不同“圈子”里的学者彼此之间缺乏真诚的 交流。 可能有不少人接受了这样一种舶来的知识社会学观点:知识是以分立的方式存在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全部的知识,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处于不可避免的无知状态。所以 ,科学研究的宏观计划是不可能的,那只是狂妄的自负,科学研究只能是自生自发地演 进。确实,任何理论的进展在历史的效果上都是演进,但决不能放弃有组织的活动。对 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始终能站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 上“一览众山小”,要始终正确地指导人们“改变世界”,要始终保持其在中国的国家 哲学地位,对它的研究就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周密地进行的。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在新世纪纵览各派哲学,如下的断语依然有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 的哲学!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它的过去,有它的现在,也必然有它的未来。从目前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潜在可能性和中国现实的需要两方面来看,我们觉得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可能表现在如下方面: 1.继续进行返本开新和吸收借鉴的工作,逐步展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成 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经典著作还将不断有人进行新 的解读,“重读”、“走进”、“走近”等类似的口号还会此起彼伏。而且,在对文本 本身的研究过程中,解释学、语言学的方法会更为自觉地得以运用,不同版本,例如中 文、英文、俄文、德文之间的细小差异都会被放大而掀起郑重其事的讨论;关于文本某 一问题的“商榷”会络绎不绝;从现实问题或新潮理论出发关于马克思某一观点的“新 解”还将大行其道。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 吸收借鉴的工作仍将继续。随着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重大项目的进展,各研 究单位,尤其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高校在不久将来大多会以集中书系的方 式系统展示各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理解。 2.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将进一步分离。一方面是对文本的解读走向 深入,把人们对现实进行改变的注意力转移到主观与文本真实的是否符合上;另一方面 受西方对马克思学术化定位的影响;再一方面是对复杂现实问题厌倦后的逃避。三方面 的原因都可能使得一部分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注重的是马克思说了什么或马 克思的治学、治思路径。极有可能出现一批这样的学者,他们不一定信仰马克思主义, 但潜心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他们会非常自觉地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格区分 开来,以视自律。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实上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或马克思 学的研究。与此同时,有两拨学者可能依然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 理解。一批学者是从执政党和官方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地以正统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之作合法性的辩护,其研究的原则,甚至说法都有统一的政治口径 ;还将有一批多少有点愤世嫉俗的学者自认为代表着社会的下层,从马克思的革命、战 斗精神中直接获得灵感,以马克思的文本观点和方法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 。总之,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这种分离还将加剧。 3.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第一、第二点的未来不过是从目前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出发就可以预见的,而从规范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 未来还有其应该的向度。在应该的向度中,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 很紧迫的任务。无论是返本开新还是吸收借鉴,无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还是政 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元格局都需要一个总体上的超越。或者说需要在可预见 的时间内很好地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任务,建构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新形态。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是学理意义上的,即系统化的、理论 化的,是真正的哲学。就目前的研究基础来看,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 态极有可能是在人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得以最后形成的。 根据目前整个哲学发展的趋势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规定性来看,未来建构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从内容上来说可能有三个词是十分关键的:历史、人、实践。目前, 整个哲学,无论是本体论研究,还是认识论研究、价值论研究,突出其历史性是共同的 趋势,而马克思主 回答者:haiweishuilan - 助理 二级 12-10 20:21无 回答者:sssss20062005 - 童生 一级 12-10 20:27
陳奕婷3144
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 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 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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