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久没见你
一、作者介绍
本书作者——尼古拉斯·亨利,一位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专长于公共政策分析与公共管理研究。他先后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校区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享利教授著书十余本,发表论文几十篇共论文获得过《美国公共行政评论》颁发的埃德文·O·斯坦恩奖。他曾就职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新默默西哥大学、佐治亚大学以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所领导的佐治亚南部大学曾被CNN专题报道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颗新星,而他本人也步入了佐治亚州100位当代最有影响人物的行列。
二、主要观点及结构分析
本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公共行政的各个方面,包括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范式、公共组织、公共管理、政策制定与执行、政府间关系以及行政伦理等。
这本书分为4篇。
第一篇讲的是公共行政的范式变迁,既讨论公共行政的思想史。“学科发展历史的回顾是重要的,因为公共刑侦人员怎样看待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在民主政体中的适当行为领域,通常属于学术殿堂所形成的观点,而不宜在权力的回廊里所形成的”。
此外这本书是从美国人的视角探究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实践,焦点是美国文化背景下的公共行政。作者提出“定向”(locus)和“焦点”(focus)为公共行政的特征。“定向”(locus)指改学科领域设置在“哪里”。公共行政的一般定向是在政府官僚体制,但是也有特殊情况。“焦点”(focus)是指该学科领域专门研究的“什么”。本学科的很多焦点随着公共行政范式的变迁而改变。
“范式1:政治/行政两分法(1900—1926)”时期(弗兰克·古德诺和伦纳德·D·怀特)强调 “定向”,即公共行政学的学科领域应该设置在哪里的问题。(公共行政应当以政府官僚制度为中心;任何政府都存在政治与行政两个领域;)“政治不应该侵入行政;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导致科学性研究;公共行政能够成为‘价值中立’的科学;公共行政学的使命是经济性和效率性。”“公共服务运动”为本学科领域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打下基础。
“范式2:行政学的原则(1927—1937)”时期(魏楼拜、古立克和厄威克)焦点不需要框架,公共行政领域存在某些普适性的公共行政科学原则,任何行政领域的问题都可以作为技术问题来进行研究。 “公共行政的声誉达到了高峰”,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应运而生。
“范式3:作为政治学的公共行政学(1950—1970)”时期,公共行政学回到了政治科学“温暖的怀抱之中”。行政学研究丧失了焦点,很大程度上重建了政
治学与公共行政学间的联系。而公共行政学在政治学领域内也沦为二等公民,也迫使一些学者积极寻找发展的新路径(案例研究+比较和发展行政)。
“范式4:作为管理学的公共行政学(1956—1970)”,侧重的是焦点而不是定向,没有血缘关系,更加独立从而拥有自身发展的独立空间。管理范式推动公共行政学研究者反思“公共性”问题,为行政学提供了复杂的、高度专业化和专门化的技术。行政学研究的重点应是组织理论,应该用普通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模式取代公共行政学领域的理论研究。
“范式5: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公共行政学(1970—)”,交叉学科项目的发展以及“新公共行政”的出现,学术和实践团体越来越表现出不断增强的自我意识。公共行政学界和公共行政实践者自我意识增强,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和管理学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 第二篇是公共组织。从公共组织的脉络、构造、材料角度,研究公共组织的运作。在讨论组织是什么时候的时候,作者运用模型—一个实验性质的定义,研究对象错提供的资料上。模型是一种自由的研究途径,可以适应不同的情景。组织模型的不同,结论就不同。最后作者从统观组织理论的知识演进,转移到思考它的结构(fabric),探讨组织(尤其是公共组织)怎样适应,以及如何围绕在组织周围四周的各种社会理论产生连接。
在第二篇的'最后一章中,作者以将人与组织如何互动、为何如此互动作为研究焦点。由此,作者在书中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公共组织的研究途径、结构和人因素,从而揭示了广义和狭义的公共组织行为。
第三篇,公共管理。在书中作者认为公共管理的崛起,不仅相对于政治科学而言,而且也相对于公共行政而言,部分意味着他们希望改善效率与效能的技术,其学术地位能够获得提升。在这四个章节中,作者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公共管理的理念发展,即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公共项目绩效管理、公共预算编制程序以及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第四篇,政策制定与执行。第四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公共政策。所谓公共政策就是公共行政人员所依据以便执行的事项。作者将公共政策的不同途径作为探讨政策执行的导言,而后介绍了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两种范式:渐进主义范式和理性主义范式,并分析这两种主义的不足,从而引出公共部门的经验——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战略规划范式。第三部分作者将焦点放在特定范畴上,即公共行政人员个体在公共政策形成中的伦理决策,并且在书的最后,阐释了公共行政人员应敬业精神。
三、观点评述
看完后最大的体会是这本书把美国的公共行政基本体系都详细的介绍了。在美国文化下的视角下,介绍公共行政的产生到发展,再到五次范式的变迁。在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在书中给我感触最大的是第十章——公共政策及其执行的途径。书中说“理解公共政策这一分支领域的一种途径是将它一分为二。”其中一个分支系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渐进主义范式。它关注某些问题的实质性,并且常常冠名为“一些实质性领域的政治学”。其焦点在于共政策过程,也就是政策过程在某一特定领域是如何运行的,并试图客观地描述这个政策过程。
查尔斯.林布隆认为把渐进主义即“不连贯的渐进主义”。渐进主义范式在行政决策制定的定位,是一个保守的趋势;人们以满意、合意的心态,介绍过去的各种政策。这样的情形是会阻碍创新的作为。而且因为社会目标很难加以操作定义,渐进主义的途径当然较理性、系统的途径难以实施。最后,渐进主义政策总比理性主义政策,更具有政治上的方便性,正是社会价值政策是指重新在分配的基本所需。
第二个支系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理性主义范式。它主要研究公共政策理论的发展过程以及这些理论在实践中的产出与效果。它关注于指出制定与执行更好政策的更优途径,而不再太考虑公共政策可能涉及的实际问题与领域。公共行政人员在这一支系里处于支配地位。
理性主义试图成为渐进主义的对立面。理性主义致力于理解现存社会中所有被接受的各种价值,并赋予每一种价值一个相关的权重,然后发现所有可选择的政策方案,知道每种方案的所有后果,计算选定任何一个特定政策后在机会成本考量上对其余选择方案有何影响,以期在最后能选择一个在社会价值成本收益考量下最具有效能的政策选择方案。理性主义模式存在的子集有公共选择模式、排他性/消费模式以及技术评价模式。
两个模式在相互竞争。渐进主义对理性主义进行批判,说他们的途径对行政组织所呈现的复杂现实生活而言太过机械化;它所作出的预测常常是错误的等。渐进主义所面临的批评是它是建立字讨价还价概念基础上的;渐进主义不注重模式的运用;渐进主义者缺乏想象力等。
四、结合当代观点,我的启示
以上的决策为中国政治现实提供好了帮助,但是对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要有自己的政策制定的特点。就理性主义而言,它的前提是决策者是理性的,对决策信息有充分把握,而且对决策所带来的后果及影响有充分认识,对收益与后代有科学评估。中国以往的政策过程就很难说是理性的结果,从《中国国家治理制度方式变迁》这本书得到证实。就渐进主义模式而言,多元决策和精英决策都是由外部力量对政府施加压力和要求,其前提是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而在中国,
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较低,社会利益的表达与综合并非由各种社会结构来承担,而是有政治系统内部权力精英通过分析、研究和调查而将他们所认定的社会利益输入到公共政策中去的。因此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体现为“内输入”的特点。“内输入”是指在社会没有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有政府精英代替人民进行利益的综合与表达,其特征表现为权力精英之间的政治折中,而不是多远抉择下的社会互动。“内输入”突出了权力精英在中国政治决策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权力精英队社会利益的综合与表达)。
由于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分化出相应的利益集团以及其他社会性的政策输入结构,所以党的群众路线的决策,以及党的领导和政府官员们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和决策方法,当代中国的社会利益主要是由党组织和政府内部的各级官员来体察和认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社会利益多元化,经济改革的步伐快于政治改革,“自上而下”的政策要求增多,政策制定的社会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客观上要求“内输入”主体多元化,满足改变社会环境的需要与人们的社会期望的增长。“内输入”中政府同时承担利益聚合与表达将不了避免地造成政府在两种角色之间协调的困境,面对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要求和日益增多的社会,政府是否满足于纯粹的回应作用,以及能否满足不同社会利益的要求,是当前政府决策面临的问题。
我是漂亮小小妞
广泛的公民参与可以充实公共管理的内容和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它是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促使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强化问题分析
实验研究作为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可以引入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创造的方法,其本身也需要结合所应用的学科特征被研究而发展。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借助于本期的两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报告,这里对实验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要性讨论,以图引起公共管理学者的深度关注。
一、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强的实验研究
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技术等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及其应用。其中,关键和困难的环节是对所研究物件的内在机制的解析,而这,在现代科学研究正规化意义上,体现为对其因果关系及其机理的分析与验证。由于自然,尤其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自然情形下的观察是被动的、表面的。因此,如何主动地、深度地、操控性地进行因果关系机理研究,就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论的追求目的。基于西方基督教宗教信仰中的理性学派传统,萌芽于文艺复兴后期,成形于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完善于科学理性昌盛的20世纪中期的实验研究方法,目前已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影响力如此之强,以致如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科,也出现了如“实验哲学”这样的研究方式Knobe,2012。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进展较为滞后。有人对《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所发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估,发现该刊所发表的真正实验研究论文出现于1992年以后。1950—1992年,美国政治科学三大主流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JPS、《政治学杂志》JOP共发表实验方法类论文58篇,但之后的1993—1997年5年间,却发表了实验文章28篇,占到1950—1992年所发表的实验类论文的33%。21世纪头5年,政治学实验论文更是快速发展,三大刊物所发论文47篇,这还不包括14篇问卷实验SurveyExperiments论文。政治科学的实验研究已从偶尔为之,发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和有影响力的研究正规化。实验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有不少应用Hyde,2015。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LinOstrom之所以能够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实验方法的娴熟应用不无关联Morton&Williams,2010。至于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较为滞后,直到近期,才有意识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Jilke,etal.,2014。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是值得大力推动的、有巨大学术潜力的研究方式和领域。基于实验研究的优势,《公共行政评论》本期推出以中国问题为研究物件,以实验方法为手段的专栏。之所以推出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题的专栏,旨在凸显本刊的学术意图———推进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尤其是推动具有中国学术气息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与问题
如今,实验研究方法已成为成熟的学科,全面介绍其状况、学理是本导语不能胜任的,然而,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提纲挈领式的核心思想介绍又是必要的。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有诸多种界定,一般是指理论驱动即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下,在典型或人为特定的条件下,采用科学仪器、装置,主动干预和控制研究物件,获取因果关系科学事实,验证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Webster&Sell,2007。实验法的基本逻辑是:①确定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框架;②理论操作化,包括理论命题变数指标化,因果规律的自变数、因变数操作化,指标资料化,统计方法适应性选择等;③实验操作与监控;④分析、解释实验结果,形成理论结论。这是一个从理论意图到变数操作,因果关系解释,形成理论的多阶段过程。其不同阶段的具体方法、方式如理论构建、实验设计和资料分析等,构成了实验研究的方法论知识体系。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包括诸多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庞大、复杂学科体系。实验法之所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经典方式,在于其人为性、随机性Randomization和操控性Manipulation的特征。人为性指实验研究往往是通过人为设定环境或条件,构造“纯”理想的事件环境,并在此环境下观察、测量被试的行为变数;操控性指对理论的变数关系进行呈现、控制、强化等,使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得以重复展现,以发现其内在因果机制;随机性则是以随机原则控制被试、条件,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的、内生的或外在系统误差带来的,保证因果变数的普遍性。正是运用这些方式的综合应用,使科学研究最为关注的因果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被抽离出来,以操控的方式进行验证,从而对不确定世界的内在机制给出确定的解释Palfrey,2009。实验研究最为人所诟病的问题是外部效度问题。外部效度指科学研究中的实验结果类推到真实社会情境中的其他母体或环境的有效性Webster&Sell,2007。用更通俗的话说,即人为实验条件下的研究发现推论到现实情境所产生的失效现象。对于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问题,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解释Webster&Sell,2007。
作者认为,应这样理解:一是,实验研究的优势是内部效度而非外部效度。应当承认,实验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外部效度困境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而对实验研究的价值完全否定。实验研究的根本特质是以操控的方式对所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因果关系呈现、验证,从而对事物的规律进行理论解释。所罗门•阿希的从众实验情境在真实生活几乎不会发生,但恰恰是实验室的从众研究给出了如此令人震惊的从众现象Asch,1955。二是,实验研究的结论有特定的逻辑界限。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结论在推论上均有其逻辑依据,如果说问卷调查法的结果适合分散式推论,个案研究方法的结论适合结构式推论,实验研究方法的理论发现则只适合因果关系性推论。因此,实验方法做出的结论不应是分散式推论或结构式推论。而这一点,不要说刚刚从事实验研究的学者,甚至是有经验的学者,也可能无意识地把因果推论逻辑转变为分散式推论逻辑,从而带来外在效度的严重误差。此外,实验研究还有一个常常为人批评的问题,即研究结果发现往往是“不过如此”的常识验证。对此,人们可能会说:“我感觉就是如此,还需要做实验吗?”实验研究的确有这种现象,即通过细致、严格、大量的实验,证实了常识。对于这一似乎费时费力、似无必要的现象,学术的理解应这样:一是,生活常识的证实即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人类是有智慧的动物,即使一个资质一般的人,通过对生活经验的深度反思,对某一现象的分析、解释也可能是对的,但在科学的因果关系验证标准看来,这是不可靠的,对其检验乃是人类理解自身的学术任务;二是,对于生活常识的判断,学术的研究往往能够给出常识之外的新理解。如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知道,人有服从性。这是对的。但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经典服从实验不仅证实了这个生活经验判断,还给出了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兰姆曾就被试的服从比例对其心理学家同事进行了调查,他的同事判断,只有少数几个人,甚至只有1%的被试会完全服从实验指令,直到使用最大伏特电力进行惩罚。但结果却是,在第一次实验中,就有65%40人中超过27人被试完全服从惩罚指令,直到450伏特的最大惩罚度。尽管被试在服从命令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不太舒服,甚至说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被试在到达使用300伏特电击之前拒绝服从指令Milgram,1963。该类实验的元分析Meta- *** ysis发现,被试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的比例约在61%至66%之间Blass,1999。由此可见,实验研究能够对常识判断有深度的补充。
三、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应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如今,实验研究已成为成熟的研究方法,甚至不少学科已形成了有自己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体系。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性、政治科学等。公共管理科学开展实验研究,虽然存在汲取与追赶这些学科的任务,但也要注意形成自己的实验研究特色:首先,应依据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使用实验方法。实验研究虽然涉及大量的技术甚至技巧问题,但根本看,是以理论构建为驱动的,而理论构建,不同学科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的。就公共管理而言,即使从最直接、简单的定义理解,公共管理的特征是政治—文化—社会性的。显然,这不同于个体性的心理学研究,也不同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研究。由此,简单借用心理学或经济学的实验理论或方法就可能出现底层的的不契合问题。那么,该如何以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进行理论构建?不同学者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如果要在这里给出具体的建议,笔者的建议是,采用“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即从公共管理的真实社会情境中,发现研究问题,以其总体性状态和内在逻辑为基础,以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来构建理论框架。现代学科有分别和界限,但“问题”总是在“那里”,“问题”是不分学科的,故而,若简单地以某一学科或某种理论为解释框架,有可能肢解“问题”,使研究“问题”失真。但是,现代学科毕竟有自己学科立场,而学科立场突出体现在学科的思维方式上。如心理学的思维方式突出表现在以还原分析的方式研究心理活动的因素及其机制。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虽然有不同理解,但大概可以理解为,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检视公共管理活动与政策的恰当性,以此为内在依据,构成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框架”。至于具体的构建方式,因素—结构—功能的此为策略是可资借鉴的方式景怀斌,2011,即从公共管理的视野看,所研究物件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要素间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功能在合法性与有效性方面的表现如何?等等。进而,采用实验方法验证理论判断。其次,公共管理也应注意形成自己学科特有的实验方法。不少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实验方法。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早期心理物理学的实验研究历程分不开。而且,心理学不断汲取新的技术方法扩充实验方式,如心理学汲取了脑神经研究手段,形成了脑认知研究实验技术。类似地,公共管理能否结合自己的学科特征形成自己的实验方法?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需要艰苦的学术努力才能实现。第三,同任何方法都有局限一样,实验研究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实验研究虽然需要大力推进,但它不是“包打天下”的唯一“法宝”,应根据研究任务与问题“采用”,而不是为显示“高大上”而不分青红皁白地“套用”。本期的两篇实验报告是这方面的尝试。其中,《观念形态启用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即体现了“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
所谓“问题中心”,既是以中国社会出现的观念形态争论为研究物件———试图回答“人们为何以掌握真理的感觉有偏见地认知”社会现象的理论机理,形成了观念形态如何扭曲公共问题决策的研究议题,“公共管理思维方式”即以把此问题置于合法性与有效性检视来设计具体研究问题,而不是借用已有的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在这一思维方式下,采用3“左”“中”“右”观念形态×2启用、未启用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观念形态启用控制,验证了观念形态启用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扭曲现象,进而分析了其机制,为公共问题决策提供了若干建议。另一篇实验论文《如何有效征税:来自纳税遵从实验的启发》则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税率对人们纳税遵从以及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实验分析,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法定税率越高,纳税人逃税越多,但纳税额却越高的结论。作者针对A-S模型或者道德—契约模型的解释局限,以“前景理论”来解释这一发现,将纳税决策过程看成纳税者受到“逃税利益”和“心理机制”双重影响的结果,纳税人会以“法定税负”为其决策参考点,逃税可以带来额外心理收益,纳税人又对这部分收益表现出敏感递减的趋势。这就说明其为何在较高税率时,即便逃税更多、自愿纳税却也更多,从而为如何有效征税提供了实验理论依据。总之,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已成趋势,需要跟进,但公共管理又如何在此趋势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征,更是学科任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面临着引进与创新的双重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范文二: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分析
1文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在内容方面,文化必然会给公共管理活动带来一些作用,比如针对社会成员建立行动规范,将其观念限制在一定范围或是方向上,构建社会文化环境等,也就是说它让公共管理系统的思维和动作能够和文化环境匹配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状态,否则就会失衡。拿行政活动来说,这种活动的最终效果,大大受到行政人员综合能力的影响,比如其知识技能、思想观念、做事态度等。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活动这一领域,文化环境和行政系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管理主体方面,而且还会对其客体产生作用。考虑到管理主体的一切活动都处于文化环境下,所以,要确保主体所进行的公共管理工作在质量和效率方面有所保障,必须确保主体本身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也就是说要让主体和文化彼此间能够变换,让文化催生主体的改变。文化对客体所产生的作用力是通过社会传递给客体的。在社会环境下,文化倾向是决定物质转换关系的原因之一。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优势的文化,会让其他文化朝着自身倾斜和发展。比如,市场经济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和竞争,因此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管理活动越来越提倡民主、公正、服务。由此可见,文化观念确实会对公共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形式方面,由于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多样化,这一性质的存在使得公共管理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文化环境对公共管理系统提出了正面的要求的话,就会让系统的思维和动作逐渐向前者靠拢,公共管理系统要实现综合绩效的全面提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文化所拥有的正面价值和要求纳入进来。文化之所以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和很多因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历史、政治、民族等。比如,国内很多 *** 机构和部门作为一种实体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 *** 部门人员在其中兼任某些职务。又或者是 *** 部门合法地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取一些经济收入,比如售卖公共服务等。这些现象都是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要提升 *** 管理部门体系的效能,并使其拥有更高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必须在文化决定公共管理精神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重点塑造文化环境。纵观中华民族政治变迁历史,一些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洋为中用”、“托古改制”等改革理念,其本质就是以文化环境的革新为切入点,实现行政框架的改变。另外,在进行变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它们彼此之间不断冲撞,结果或是继续排斥,或是融合在一起,因此会给公共管理系统造成多样化的影响。如今,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各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改革措施得到执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无法避免地和历史遗留下的老思想、老观念产生冲突。比如勇于创新和墨守成规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就是我国文化具有多样化特征的最有力的佐证,它们揭示了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向民众传达了 *** 公共管理的特征受到文化影响的认识。文化对公共管理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会一直存在,因此对文化的利用以及研究也必须得到重视,不能中断。
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公共管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公共文化以及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
公共管理理论行政文化创新的核心是市场理念与公共理念的融合:
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可知,从本质上看,市场文化和公共文化融合即为对 *** 公共管理效率的要求,这是 *** 公共管理市场效率理念的重要基础。在以往的公共行政观念中, *** 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平、公正方面,以将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为追求,忽视了自身所制定的政策在市场的执行效率,忽视了资金的市场价值。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否定公平、公正、预算的作用,而是将部分 *** 注意力转移到资金市场效率方面,也就是在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将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所以,在进行公共管理革新时, *** 会将更多的关注倾向于服务质量方面。
公共管理理论的行政价值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内部所包含的关系进行审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构建和更新自身对国家和社会、 *** 和市场、 *** 和人民等多种关系认识的过程,这是对以往公共行政理论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进一步延伸。公共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应该追求公共价值以及市场价值,而且努力将两种价值归于一个方向上。公共管理理论是由“公共理论”和“管理理论”所构成的。前者突出显示公共管理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认为公共行政的需要承担起对政治和公民的责任。后者的理论来源于现代经济学以及企业管理理论,它将企业这种经济主体的管理经验应用到公共部门中来。过去的行政学理论,往往都是在“公共”和“管理”二者中择其一,这种问题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把公共管理理论引入到行政学中来,有效地将“公共”和“管理”同时纳入到行政学范畴内。公共管理所追求的价值即为提升行政民主政治责任意识,它以议会和行政、政党和行政等多种关系为切入点,全面研究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下,行政所表现出的适应性以及敏感性。以往的行政管理在寻找将行政和政治分隔开来的方法,该怎么样确保行政不受政治的影响;而公共管理理论却提倡让行政去主动适应政治,同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管理理论十分重视 *** 外部的正式生态环境因素,对公共管理产生的复杂的作用。“公共理论”从管理人员面对的公共生态环境入手,强调公共管理者必须不断提高自身对环境的敏感性,特别是当政治中混有多元民主时,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能够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并据此调整策略方向。“公共理论”一直在尝试寻找一条实现行政官僚体系和民主共存的途径。对于欧美国家所实施的民主体制而言,文官的选拔并没有采取选举制或任命制,不过他们被法律赋予了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他们执行社会价值分配的必备基础。在实践中权力的度是很难把握的,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对 *** 的期望存在很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希望 *** 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的同时,又希望 *** 将重点精力放在革除弊病方面。因此才会构建很多程式来对 *** 进行约束。在民主政治体制背景下,官僚行政组织对民主的控制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赋予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监控权;第二种为政务领导,也就是构建政务官和常任文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公共管理的行政组织文化创新:
利用公共管理理论作为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指导,具体措施为将决策权和执行权赋予不同的机关。成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能够自我管理的行政执行局,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行政执行管理。执行机构体制或执行局制作为一种行政执行体制,其主要的特征在于对决策和执行实施分权而治,具体来说,将位于现行科层制中的中下层组织单独抽离出来,让其实现独立经营,并将编制、人事、财务等许可权赋予掌控经营大权的经理。也就是说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上下级变成了合同关系。行政执行局的成立有法律作为依据和保障,其主要职能在于执行 *** 政策以及向公众提供服务,在技术、专业、监管等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特性,业务之间的关联更小,不再具有 *** 职能部门的性质和属性,但必须接受 *** 部门的管理。执行机构不能制定政策。执行机构的正式成立,说明 *** 组织机构已经转向执行机构包裹核心政策司的形式,其中核心政策司的主要作用是制定政策,执行结构的职责为确保政策能够落实,并提供服务,这和以往作为下级单位直接听命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从行政角度来看,执行机构和政策核心司不是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对前者的领导是通过合同实现的。将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开来的思想,实际上是公共管理中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后产生的。在进行这种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组织内部就的行政组织文化也会慢慢发生改变,主要特征在于让行政组织更加重视绩效、服务质量以及商业价值。绩效指的是在承担行政责任的前提下,行政管理必须追求更高的绩效,通过各种措施的实施,比如合同管理、组织结构简化等,促进行政组织理性和灵活性的全面提升,最终实现组织效率的大幅提高;服务指的是行政组织要转变对公民的看法,将公民当做顾客一样为其提供服务。只有服务质量得到了提高,公民满意度才会相应地提高;商业指的是要将公共服务当做一种商品,然后再推向市场。让更多的 *** 部门甚至是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服务建设中来,实现市场竞争目的。
公共管理的行政治理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使得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并将二者引入到行政改革建设领域,在 *** 内外部展开改革。内部改革即为执行局的成立和实施,外部改革即为号召公民参与进来,充分利用公民和社会的作用。后者体现了公共管理对行政治理的颠覆性认识。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两种思想是极力推崇这一点的,即“重塑 *** 理论”以及“治理与善治理理论”。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管理理论就是“重塑 *** 理论”。该理论认为, *** 改革的主导者必须拥有企业家的精神,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力量。具体来说:首先,在改革过程中对 *** 进行重新定位, *** 不应该成为改革的执行方,而是应该把握改革方向。通过购买的方式,将改革执行任务交由其他组织,实际上这一过程就是公共服务产生和提供的过程。其次,对于改革中的资源来说, *** 要做的事即为穿针引线,充分调动各种稀缺资源,完成改革。 *** 利用民主程式,为社会需要指定目标。同时,发挥私人部门的优势,不断进行商品和劳务的制造,引入非 *** 组织,提供更加全面的公共服务。这里提到的非 *** 组织指的是第三部门,即志愿或非营利性组织不包括以往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这些组织的所有者或控制者往往都是个人,它们能够提供能够满足公众需求的服务或产品,但目的不在于赚取经济利润。最后, *** 服务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呈现出来:传统形式,比如制定并实施的法律法规、税费收缴、发放经济补助等;创新形式,比如和民间组织构建合作关系等;先锋派形式:成立基金、市场重构、号召志愿者为公众利益服务等。公共管理理论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多具体的理论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治理与善治理论开始崭露头角。在该理论框架下,公共事务管理的措施有:合作、协商、整合目标等。从本质上看就是构建符合市场规律、满足公众利益的合作关系。它所构建的管理机制用合作网路的权威取代了 *** 的权威。该理论所倡导的观点为:第一,除了 *** 之外,其他公共和民间机构也扮演着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它否定了国家权力中心即为 *** 的观点,如果公共和民间机构对合法权力的应用受到民众的肯定,那么它们也会因此成为权力中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所属层面的差异。第二,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开始和公民、社会共同承担责任,这就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彼此间权力和责任慢慢混为一谈。第三,对于集体行为而言,其所包含的所有社会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为了促进彼此目标的实现,这些机构和部门往往都会进行资源的交换,并通过交流寻找目标的共性,这样所有的参与者就会和 *** 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帮助 *** 处理一部分行政事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善治模式实际上是非常理想的。善治指的是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断促进公共利益的提升。从本质上看就是由 *** 和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共同管理。为了能够让公民肯定公共管理活动质量和成果,管理机构和活动必须尽最大努力解决公民和 *** 、公民内部的利益矛盾。要达到善治这一目标, *** 和公民都必须进行奋斗并且开展合作,公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权利,和 *** 构成公共权威并共同构建和维护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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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