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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二蛋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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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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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得对,楼主采纳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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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精品装饰

不不会是要就这两句诗写个论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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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好吃奔跑

流行歌曲并非今天才有,而我国古今流行歌词的传播状态却截然不同,古代流行歌词往往能够吸引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从而脱离音乐走向案头文学,而当代流行歌词则越来越成为传播媒介的附庸,无法独立地实现其文学价值,更无法引导当代的主流文学创作。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对古今流行歌词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今天的歌”是否就是“明天的诗”,对于当代文学和当代流行歌曲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 “流行歌曲”一词来源于popular music,西方学者popular定义为“大众”;而目前国内却没有人对流行歌曲做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流行歌曲”、“大众歌曲”、“通俗歌曲”等概念相互混用。因此有必要在本文开头对“流行歌曲”进行定义,即“词曲的内容与形式迎合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当数量群众的心理需求,创作状态自由活泼,无需国家或其他社会机构的强行介入便可以自由地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广泛传播的歌曲”。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流行歌曲不是今天才有的,但为什么古今的流行歌词有这么大的变化,却鲜有人探索,甚至更有人提出“今天的歌”或许就是“明天的诗”的看法。而实际上,当今的流行歌曲已经成为体现当代社会群体文化生活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歌词的内容所表现的到底能否与诗歌的内容相一致?歌词的文学价值又能否独立存在?导致当代流行歌词的这种尴尬境地的原因何在?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1.传播情境的变化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传播活动离不开传播情境的变化, 古今的流行歌曲在传播的过程中之所以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古代的流行歌曲的创作状态是自由的, 这些歌词创作者赋予歌词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个性,而非迎合市场的需求,放松自由的创作环境使得他们的作品在为广大受众接受的同时,也容易得到文人的认可和借鉴,这就为古代流行歌词走向案头文学提供了可能。 而当代流行歌词所处的传播情境使得音乐文化具备了一种特有的运作模式,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品,成为当代人们消遣娱乐的主要手段和方式。这种“商品”属性的形成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大的环境下一种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与客观存在。一旦这些素来为人们众口传唱的流行歌曲成为了商品,歌词创作者就必须要遵循市场规律来办事,写什么样的歌词要由市场的需要来决定,歌词所要表达得也不再是创作者的心声,它消融了作者的个性,取而代之的是要帮助广大的受众来宣泄他们心中的欲望,来满足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需求。流行歌词所承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歌曲的质量在逐年地下降。它已经逐渐地脱离了文学创作的最起码的要求,人们不会特别地去关注歌词。 另外,欧美流行音乐也给中国当代流行歌曲以很大影响,曲风、词风以及歌曲表现形式等诸多方面都对欧美的流行歌曲借鉴不少,从而更确定了当代流行歌曲在大环境下的商品性质。这种古今创作环境的差异很直接地决定了流行歌词是因“个性创作而流行”还是为了“流行而创作”。 2.传播者的变化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2.1创作主体的不同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古今创作主体的创作态度、动机、知识结构以及能力的发挥有很大的不同,这使得古今流行歌词在表现手法与表现风格上有了很大的差异,“诗言志”、“诗言情”的创作动机和实现歌曲商品价值的创作动机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单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的流行歌词可以吸引官方和文人士大夫的注意从而脱离音乐旋律走向案头文学,而当代的流行歌词则只能依附于歌曲包装本身,而无法走向案头了。 2.2 接受主体的不同对古今流行歌词创作的影响 受众不仅是有分析、有选择地接受媒介,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信息的采集、编制和传递过程,对传播的质量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接受者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而受众不同的地域、年龄段、文化水平以及职业结构也会对流行歌词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在调查统计(调查统计图表于此略)中发现:古代社会群体并不需要过多的对于个人欲望的宣泄与表达,民间流行的更多的是对民风民俗乃至民声的生动表达和反映,对歌词的认识在于“诗言情”、“诗言志”;而当代受众对于流行歌曲的认识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歌词已经成为商品,成为他们消遣放松的主要方式,这无疑对歌词的内容以及表现手法有很大的影响。 3.传播媒介分析 3.1歌词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引起歌词创作的变化 古代的流行歌曲中,词与音乐旋律紧密结合,从《诗经》起都是先有词再谱曲,唐代曲子词始“以辞从乐”;而当代则多依词谱曲,一词只能配一曲,在客观上也加强了歌词对曲调的依赖性,且当代歌词要求的节奏性与当代白话诗歌的自由化无法相一致,因此二者相互借鉴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样的“今天的歌”无法成为“明天的诗”。 3.2 古今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演变 1、古代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变化——从示现媒介到再现媒介 古代流行歌词最初处于自然传播状态,不依靠任何传播技术和手段。这种示现媒介有着传播过程的接力性,传播效果的模糊性,传播关系的透明性,示现媒介的传播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面对面的传播,亲切、自然,容易与受众产生最大的“话语空间”,获得最多的共鸣。 乐谱、词谱等再现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流行歌词的传播与保存,也为歌词增添新的魅力。歌曲创作与歌舞表演产生了专业分工,这在相当程度上促使了流行歌词向案头文学的转化。另外,这种再现媒介的出现也使原创者原有的风格和理念得以很好的保存,同时也为民间歌词向案头文学的转化提供了必要的载体。 2.当代流行歌词传播媒介的变化——高度发达的机器媒介 机器媒介相对于前两种媒介来说更发达,也极大地推动了流行歌曲的迅速传播。广播、CD光盘、电视、网络等机器媒介都给人听觉、视觉上的全方位享受,高科技手段及展现方式吸引了人们原本给予歌词的关注,这种传播方式使得流行歌曲更依赖于一种符号的转换,更依赖于技术上的精湛与高超,而不是歌曲旋律与歌词内容本身,这便使得创作者很难再有将歌曲还原为再现媒介的冲动,而歌词也只能以简单、直白的方式才能获得最大范围内的广大受众的喜爱,才能实现当代流行歌曲的商业价值。 4.传播话语分析 创作者假定的话语对象的差异 创作者要根据与接受者之间的身份地位关系的不同来决定自己的话语风格,古代的歌词创作者在写歌词的时候往往会把话语对象默认为某个人,他所写所唱的,是针对这个人或借描述某事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而进行的。这种对接受话语对象的分析和定位,使他们在创作中把重点放在抒发个人情感、展现个性上,一首歌词不用每个人都懂,但他的话语对象一定要明白,他所要抒发的也只是创作者与话语对象几个人的情感,而非众多接受者。 而当代的歌词创作者在创作之前所假定的话语对象是广大的受众,他不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而写歌,而是为了迎合广大受众的心理需求而参与创作的。当创作主体需要用自己的文字去表达某个特定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情感时,自然是越直白越明了越好的。 歌词话语文本的文学性探寻及其归宿 歌词话语文本本身与文学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的,也正因为如此,古代的流行歌词才能脱离音乐旋律而走向案头文学。歌词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歌词的意境以及自身的语言风格等方面。相比较而言,当代流行歌词对于话语文本文学性的探寻缺失了许多,这自然也是与机器媒介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当然当代流行歌词中也存在一些堪称经典的作品,但从宏观上来说,今天的流行歌词失去了对于文学的研究与探询,而且它也不再是流行歌曲中最主要的因素,只能在机器媒介的操作下才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商业性远远多于文学性。综观当代大的市场环境和趋势,笔者认为,当代的流行歌词再也无法承担起古代流行歌词所担负的使命,它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也成为歌曲传播过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符号,而缺失了之于文学的探寻,最终只能将自己融化在机器媒介的数字和符号里,无法脱离音乐和机器媒介而独立存在,也就更不可能走向案头文学了。这样的“今天的歌”,是不能够成为“明天的诗”的。 参考文献: [1] 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2] 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 冯明洋.知识经济的文化分流与传统音乐的文化守护[J].中国音乐,2000年第3期 [4] 赵志安.论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5] 捕风.音乐:耳朵的快感消费. [6] 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7] 宋玉对楚王问——文选[C].萧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9] 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 周礼•仪礼•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9 [11]刘勰.文心雕龙注[M]. 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2]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3]元稹.元稹集[M].冀勤校点.第2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 谢桃坊.中国词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2 [15] 付林,王雪宁.流行歌词写作新概念[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16] 曾遂今.音乐创造灵感:从音乐的自然传播到技术传播——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 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17] [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8] 曾遂今.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和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19] 修海林.音乐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C].曾田力主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20] 包兆会.我动我晕眩——流行音乐[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21] 赵晓辉,韩乔.最新统计数据:目前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9880万 [22] 李广平.李广平的现代歌词论. [23] 欧阳友权.文学原理[M].海口:海南出版社, 浅谈流行歌曲歌词与古典诗词 内容摘要:流行歌曲发展到今天,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主动地将流行歌曲和古典诗词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古典诗词与现代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磨灭的关系。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的精华加以借鉴发扬,使之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精神快餐;古典诗词从遣词造句,主题营造以及铺陈,情感把握等方面,为现代流行歌曲的词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和借鉴,它将会是流行歌曲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主题。 关键词:流行歌曲; 歌词; 古典诗词; 关系; 交错 On the words of popular songs and classical poem Abstract:Today, though the popular songs keep developing,few people link popular songs with classical poem by heart. Maybe they see them as it indeed connect with each popular songs borrow from the classical poem and make it become one kind of popular spiriture poem offers a great number of ideas and reference for modern lynies creator in the respects of wording and phrasing,making the theme as well as controlling emotion, will be one of the theme which can’t be given up in creating the words of popular songs. Key Words: Popular song; Word; Classical poem; Concern ; Interlock 引 言 中国的流行歌曲,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国流行歌曲产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等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后“迁移”港台,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又逐渐北上,回归到大陆,并从当初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发展到如今的“风风火火闯九州”。可以这样说,作为一种词曲交辉、诗乐合壁的音乐体裁和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流行歌曲已经不仅仅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重要的精神食粮,而且成为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先进的文化手段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它为商品交换原则在文化领域的无限扩张创造了条件。文化艺术不再是独立的艺术创造,它不得不受市场供求的制约。”[1]流行歌曲得以流行就是市场的产物。可是,“老百姓并不是把流行歌曲作为一门什么艺术来接受的,而是作为生活来接受的,把它看作属于自己的一种文化。举止行停,起居之中,有形无形俱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取决于他们内心的自然,人为制选的引导或有强烈的终止都不易改变他们的选择。于是,不甚承认权威,也没有考虑那么多,直截了当的承认自己的感受。”[2]因此,这种大众化市场化的精神快餐,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主动地将它和古典诗词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好比是汪洋中的滔滔江水,一个是高峰上的千年积雪,相距太遥远。但是正如滔滔江水实则来源于千年积雪的消融,古典诗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磨灭的关系。本文拟探讨当下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关系。 一、当下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关系示例 流行歌曲作为现今社会的一套大众快餐,已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喜好,所接受。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剖析过:“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的变成媚俗的美学。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我们日常的美学观与道德。”[3]这大概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尽管如此,那些盛行的流行歌曲,却有很大的一部分和我们传统的古典诗词紧密联系,成为流行歌坛上的生力军,这又似乎使它远离了媚俗。我们知道古典诗词意境很深,深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微处,而只有在生活化极度而开的时候,古典诗词才禀为经典盛才。而唯一不同的是,越以前的文字越拘板、越咬口,而越以后的,文字形式越开放、越广阔,这大概也就是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有着如此紧密联系的原因。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结合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直致所得的流行歌曲 “直致所得”一词出自于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他强调诗歌创作要做到“直致所得,以格自奇”,也就是说诗歌意境的创造贵在自然真实,而无人工矫揉造作之弊,而诗境的获得,完全是自然的。这里我们把它借鉴到对流行歌曲的研究中来,也就是直接从古典诗词中引用其诗句或者标题的流行歌曲。古典诗词本身对遣词造句的要求就非常的高,有韵律,句尾压韵,而且他们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音乐性,读起来朗朗上口,很适合吟唱,因此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流行歌曲突变的今天,都有部分的留心能够歌曲直接取材于古典诗词,吸收其精华。 1.对古典诗词全文诗句的引用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要算是《淡淡幽情》专辑,其中收录了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戏楼),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 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秦少游的《桃园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朱淑真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4](这个琼瑶也用过,用在她为《烟锁重楼》还有《新月格格》所写的插曲《鸳鸯锦》里),柳咏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等,加上台湾名声卓著的曲作家古月、刘家昌、翁清溪、陈杨等谱曲,曲与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使这张专辑成为现代音乐史上传颂的极品,《音像世界杂志》曾将该片评为“十张最适合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个就是后来由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倒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现代版的诠释了。这首词其实在大陆也有多个谱曲版本,印象最深的是在83、84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武松》中,张都监家的丫鬟,后来为武松跳楼的那个,就曾弹唱了这一曲。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它说明了经典诗词与音乐的融合性。我们再来换一个角度,流行歌曲多表现一种通俗文化,而古典诗词的介入,恰好将其雅的一面也推到了众人面前,这也正说明了,艺术其实并无雅与俗不可逾越之鸿沟,关键在于融合的手段了。还有家喻户晓的安雯的《月满西楼》,乃是将婉约派词人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配以清新伤感而又略带忧伤的音乐,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深受大众的喜爱并广为流传,远远胜出了单纯词的表现功能,这也恰好说明了古典诗词对流行歌曲的积极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拿来主义的诗词歌曲,较为普遍地被运用在反映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恰到好处来表现或烘托剧中人物的一种情绪或胸怀。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岳飞的《满江红》,在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和其他一些与岳飞相关的影视作品中都曾被谱曲配唱,最有名的可能要数张明敏的那个版本了。香港的武侠剧和历史剧中是最爱用这类作品的。而大陆方面,则多在表现某一主题的文艺活动中,喜欢将一些相关的古典诗词谱曲演唱,比如孟郊的《游子吟》等,来表现一种既定的主题,借诗词的影响力与歌曲的感染力来引导听众进入状态,从而收到预定的效果。另外一首广为传唱的则是徐小凤的那首《别亦难》,用的是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由此我们可以说,古典诗词为流行歌曲提供了主题和内容,它们是一脉相承。 2.对古典诗词标题与名句的引用 有一些流行歌曲喜欢用古典诗词的标题或名句来作为歌词,其出发点就在于古典诗词的标题简短但具有深度,能够恰如其分的表达歌曲所要传达的意境和情感,这也正好符合流行歌曲对歌词简练的要求。古典诗词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既然“能够称得上具有审美价值的,就必定是合乎人道的,是与人的审美需求相吻合的……这是由美的价值属性所决定的。”[5]故词作者们也喜欢借用古典诗词的这些审美价值。这方面的例子就比较多了,有刘海波的《人面桃花》(红唇那样激动,笑容那样朦胧,眼神那样的伤感,象那岁月正在流淌,记忆正在遗忘,桃花依旧笑春天),白雪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AGIN乐队的《烽火扬州路》,陈明的《回首灯火阑珊处有你》,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月梦》等等,这些歌词创作只是借用古典诗词或其中某个著名词语,其实与原诗词并无太大关联,但却提示了现代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那种丝丝缕缕,扯不断理还乱的密切关系。这些也是直致所得的流行歌曲。 (二)离形得似的流行歌曲 “离形得似”一词来自司空图,他在《诗品》中提到具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诗歌意境在艺术创作方法上有自己的特点,而“离形得似”就是其中一点。所谓“离形”,即是不受“形”的束缚,不拘泥于形似; “得似”,即是要传神,得神似而非形似。通俗的说法就是重在传神,这是对诗歌意境来说的,这里我们借鉴到对流行歌曲的研究上来,也就是说从古典诗词中提取其神韵的流行歌曲。上面我们说到的是直接取材于古典诗词的流行歌曲,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从古典诗词中提取其神韵的流行歌曲。他们不用古典诗词原句或标题,而是从中吸取精华。 1. 对古典诗词意境和情调的借鉴 文学创作素来讲究一个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体的广泛性。“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能独立。”[6]因此许多现代的流行歌曲词作者,更是希望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而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拓宽他们的创作思路。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这与她一贯苦心经营的古典婉约女子的形象是十分吻合的,也非常符合她所创作出的各种形象,一派的诗情画意,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创作人的领军人物。他有一个颇有影响的 “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毛宁)、《白云深处》(廖百威)和《巴山夜雨》(李进),单从歌名上来看,已经是和古诗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了。由毛宁唱红了的《涛声依旧》,其精彩之处就在于词作者把传统的古典诗词的意境与现代人的爱情感受有机的结合起来。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是老少熟知的一首名作:“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人抓住“月落乌啼”、“渔火”、“钟声”、“客船”等特定景物,描述旅客夜宿舟中辗转难眠,凄凉冷落的情景。《涛声依旧》的作者也紧紧抓住这些重要的字眼,引用古典诗词的美妙意境,并赋予它们以深刻的含义,籍以表达对已离去的恋人的思念和重归于好的企盼。虽然说古典诗词与这首流行歌曲的主题相去甚远,但是两者在情调上却有着相似之处,古典诗词为流行歌曲提供了借鉴。《白云深处》则用到“白云深处有人家”,还有杜牧的《山行》中的“坐在路口对着夕阳西下,白云深处没有你的家,你说你喜欢这枫林景色,其实这霜叶也不是当年的二月花”(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等车的你走不出你心中的那幅画,卷起这片秋色才能找到你的春和夏”,“等车的你为什么还惨不破这一霎那?别为一首歌把你的心唱哑”。后来他又写了《烟花三月》,《朝云暮雨》(均为吴涤清演唱),还有一首毛宁的《大浪淘沙》(一样的月色洒满你双肩,霓虹灯下看不清你的脸,穿过了岁月织成的网,你是否愿意陪着我回到从前)。他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最喜欢将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过演绎与归纳,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而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流行歌曲的创作树立了一个典范。不过他主要是以描写个人情感为主,这也是现代流行歌曲的主流。 除了对个人情感,还有对家国情怀进行借鉴的。冯小泉就是一个代表,因为他本身是学民族乐器出身的,所以对民族文化有很深的兴趣与植根,他的词作中也较多运用古典诗词典故或名句,多是以古典诗词来营造一种氛围,表现一种气魄,表达一种情怀,更偏重于一种社会责任和民族情怀的东西,比较熟悉的有《中华民谣》(“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还有《秋水长天》等。我们还可以拿现在很火的刀郎来说,他的歌并没有很明确的引用古典诗词,但是让人首先联想到的是盛唐时期的边塞诗,因为边塞诗是盛唐诗歌中最能体现大唐盛世时代风貌的代表性作品,一提起盛唐边塞诗派,总能让人想到那大漠风尘中的热血男儿,无奇不有的绝域景色,以及边关将士旁若无人的大无畏气概和回肠荡气的儿女柔情,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情怀,惊叹于在环境如此恶劣的边塞,竟也有这等美丽壮阔的异景,这种在艰苦中感受美的精神应该就是所谓的盛唐时期积极乐观的向上精神。这些就是我们从古典诗词中吸收的家国情怀的意境。 上述这些例子都很好的说明了当下流行歌曲在意境和情调上对古典诗词的借鉴。 2. 对古典诗词语言风格和形式的借鉴或套用或模仿 用古典诗词的风格和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精练与表达方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儿女情思,还是家国情怀,又亦或是什么?/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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咩~咩~羊

1926年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8年进上海国立音专学习音乐。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1935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赴延安,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45年10月因因劳累和营养不良,他的肺病日益严重。无情的病魔让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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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成真罗

枫桥夜泊 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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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忧毛球

一:背景 《黄河大合唱》写成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秋冬,作者随抗日部队行军至大西北的黄河岸边。中国雄奇的山川,战士们英勇的身姿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灵感,时代的呼唤促使他怀着高涨的爱国热情谱写了一篇大型朗诵诗《黄河吟》,后来被改写成《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作品由八个乐章组成,它以丰富的艺术形象,壮阔的历史场景和磅礴的气势,表现出黄河儿女的英雄气概。 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著名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在次年1月抵达延安后,写出了《黄河》词作,并在这年的除夕联欢会上朗诵了这部诗篇。 冼星海回国痛感民族危亡的深重,深知民众的苦痛。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他站在民族斗争的前例。他确信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解放,“为抗战发出怒吼”,他纵笔谱写歌曲。 1939年冼星海去看望病床上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听其朗诵《黄河吟》听其讲述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遂荡其共鸣,乐思如潮,非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六天,完成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半月之内又完成了该作品八个乐章及伴奏音乐的全部乐谱。写就了这一时代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 之后,《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整个中国。 《黄河大合唱》为我国现代大型声乐创作提供了光辉的典范。在六十年代后期,还被改编为钢琴协奏曲。 二:作者 冼星海,生于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农历五月十一日),原藉广东番禺,父亲冼喜泰是一个船工,在他出世时已去世,母亲黄苏英是一个农村妇女。冼星海自少依靠祖父生活,六岁时祖父去世,随母亲到南洋,进了一所旧式学校,攻读四书五经。后转到英国人办的英文学校,攻读英文。十一岁转到华侨办的高等小学,读了两年,回到广东,进岭南大学附中,又升入大学,一直以半工读来维持生活。 一九二四年,冼星海学习结束,做过打字员、工人、夜校教员和岭南大学音乐教员。二十一岁那年到北京进北大音乐传习所学理论和小提琴,兼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翌年到上海国立音乐院学习,一九二九年离开国立音乐院,加入田汉所组织的南国剧社。 一九三○年,二十五岁的冼星海出国到法国巴黎,随奥伯多菲尔学习小提琴,在巴黎六年,曾进过法国国立巴黎音乐院和丹第(Vincent d''Indy)创办的音乐学校,做过饭店堂馆、修指甲和咖啡店的杂役和音乐师等。他初期的作品如《风》(三重奏),明显地受到当年他跟从过的杜卡(Paul Dukas)及丹第的影响。 冼星海一九三五年夏末回国,改变了创作方向,参加了汹涌澎湃的国防音乐运动,开始写作第一交响曲,并于百代唱片公司工作,但不久就因与公司意见不合而辞职,转入新华影片公司任《壮志凌云》、《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等片的音乐指导。 一九三七年冼星海为《日出》、《大雷雨》等剧作曲配音。“八·一三”事变后,加入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到浙江、河南、湖北等地宣传;年底留武汉,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与张曙等共同主持武汉抗战音乐运动。翌年十一月,第三厅工作受阻碍,奔赴延安,出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一九三七年初,创作《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牺盟大合唱》等作品。 一九四○年五月,冼星海离延安赴苏联深造音乐,一九四五年四月在病中完成最后的作品《中国狂想曲》,十月三十日病逝莫斯科,享年四十岁。冼星海在苏联的最后五年,完成不少器乐作品,包括有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管弦乐第一组曲《后方》、第二组曲《牧马词》、第三组曲《敕勒歌》、第四组曲《满江红》、交响乐《中国生活》、中国舞曲三首、小提琴与两架钢琴合奏曲《阿曼盖尔德》,而《中国狂想曲》则不幸成为他的“天鹅之歌”。 三:《黄河大合唱》引起的轰动 《黄河大合唱》;在抗战烽火的洗礼下,迅速成长为中华儿女爱国救亡的号角;与此同时,以其所负载的精神力量和民族个性,在海外华人及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到了和平年代,它犹如一位战功累累的元勋,继续驰骋在国内外乐坛,成为中华民族傲人的艺术财富。 《黄河大合唱》一问世,就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唱,成为抗战救亡的精神号角。并推动了团结抗日的形势发展。首演时,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二十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打击乐器有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选成效果……这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40多位势血青年放声高唱,《黄河大合唱》从此传遍了延安,传遍了中国,飞向了世界,此起彼伏,回响不绝,震撼人心,经久不衰。毛主席看了演出后,特别高兴,站起来使劲鼓掌,连声说:“好!好!好!”周总理也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 此后的数十年来《黄河大合唱》一直作为正义力量的象征,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以其穿越时空的巨大魅力,在炎黄子孙中永远传唱! 1985年在冼星海同志逝世40周年之际,香港举办了历时14天的“黄河”音乐节。《黄河大合唱》全曲演唱仅40分钟,然而那天的谢幕竟长达20多分钟。在台湾,《黄河大合唱》被禁演的时间长达40多年。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到香港听了《黄河大合唱》之后,对《黄河大合唱》演出解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很多人想办法争取《黄河大合唱》在台湾的演出,各种报纸也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呼吁。在台湾被禁锢了40多年的《黄河大合唱》最终得以演出。 2001年4月14日,美国纽约的百老汇春意盎然。“黄河之声”中国经典名曲音乐会吸引了来自香港、台湾和大陆的旅美华人,也吸引了众多的美国人。美国最有影响的英文报纸《纽约时报》两次介绍该音乐会。 音乐会的下半场是美国人用中文演唱气吞山河的《黄河大合唱》。开场的《黄河船夫曲》激烈紧张,这段唱曲节奏较快,歌词绕嘴,对于美国歌手们来说发音相当困难,但他们那种“咬文嚼字”、一字一句毫不含糊的态度,反而把乐曲表现得更有力度。美国合唱团的女声部音质清丽,极富弹性,中文发音准确,金发碧眼的女士们以热爱家乡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把合唱曲中的《黄水谣》表现得有如春波婉转,映出了黄河两岸农田村舍。合唱的最后一个乐章《怒吼吧黄河》将音乐会推到黄河的浪峰,当《黄河大合唱》在合唱团八十几位队员多次重复的“向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的高亢歌声中结束时,激动万分的观众一下全都站起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热情的欢呼声向中美艺术家表达他们内心的感情和由衷的感谢。观众中的美国人从节目单中的英文介绍和演员们表现的音乐中也听懂了“黄河”,他们与中国听众一样情绪高昂,热烈地鼓掌。再三谢幕的全体演员们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又唱起了《保卫黄河》,这时观众们情绪高昂,以有节奏的掌声加入了这雄壮的进行曲,还有不少人跟着唱起来。歌声结束,激动的观众们还不愿离去,又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最后演员们唱了三遍《保卫黄河》,音乐会才徐徐落下帷幕. 4.《黄河大合唱》简介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具代表性、且又最为人熟悉的作品。乐曲诞生于日战前最为惨烈的日子,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武汉沦陷后的事,著名诗人光未然(张光年)带着抗敌演剧三队撤退,经过黄河,引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翌年一月抵达延安,酝酿已久的诗情便爆发,写成黄河诗章,在农历大除夕作了朗诵演出,当时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深被光未然的朗诵感动,在一个小窑洞内,抱病连续写了六天;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四月十三日由邬析零指挥抗敌三队于陕北大礼堂公首演,五月十一日再由冼星海指挥鲁迅演出队演出。 今日已贵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的著名作曲家李焕之,回忆当年在延安演出《黄河大合唱》,有这样一段很生动的描述:“在物质条件极缺乏的边区,要组成一个完备的乐队是谈不上的,当时有什么乐器都尽可能地用上,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击乐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当谱架。没有低音乐器,就自己动手制作。你看那乐队的右角,立着一具新的“武器”,那是用汽油铁桶改造的低音胡琴,它发出了雄浑且带有金属共鸣的声音,歌唱黄河的宏伟气概;你再看在这具新式“武器”的侧面,又是一具新型“武器”,它是一个大号的搪瓷缸子,里面摆了十几二十把吃饭用的勺子。当“黄河船夫曲”的朗诵“那么你听吧!”一完,指挥者的手臂一挥,这具新式打击乐器就发出“哗啦哗啦”之声,与管弦、锣鼓齐鸣,配合着合唱队的“咳哟,划哟!……”,烘托出万马奔腾之势。 《黄河大合唱》当年首演共分八段,但不知何故采用三弦伴奏,人声朗诵的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却往往被略去不演。据说是因为战时难找能胜任该段朗诵的演员,便略去不演,久而久之却成为惯例。从创作技术来说,冼星海运用了西方的“康塔塔”形式和合唱和声写作技巧来创作《黄河》;从题材上来说,则将现实和人民的生活,作了艺术性的加工塑造,这使《黄河大合唱》成为一首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感的艺术品。九十年代的今日,跟半个世纪前《黄河》诞生的时代、生活背景虽已完全不同,但此作品对中华民族所起的精神激励却仍然存在,每次唱之听之,仍令人激动,其因在此。 或许在今日重温一下冼星海于一九四三年至四五年间,在苏联所写的“创作札记”中关于创作《黄河大合唱》的经过,对欣赏这部作品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这首大合唱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写,三月三十一日完成,写于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时际演剧第三队来延,光未然同志把黄河歌词写好后即交我去谱,写成后由第三队邬析零指挥,四月十三日第一次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其后鲁艺周年纪念晚会在五月十一日和十二日举行了两次表演,均得延安各界的好评。 以后延安遇到有大的晚会,如欢迎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邓宝珊将军、茅盾、沈志远和蒙古代表及国民政府的调查团、慰劳队、西北摄影团等,都是以《黄河大合唱》为中心。这曲是在鲁艺一个小窑洞(鲁艺旧址)里写成的,为着第三队要离延,我就以五、六天的时间连总谱和合唱写成了。因为各地不论前线和后方都欢迎这个大合唱,所以我老早就有意思把它写成五线谱,用交响乐队伴奏合唱,比较简谱所写的更好些,但因为忙于教务和创作,一时未能执笔。但一九四一年春,我很顺利地把它完成了。这种配器法是欧美和各国都可采用,比较以前的简谱更国际化,但同时这个作品是民族形式和具有进步的技巧。 这大合唱在延安演出时曾屡次由我指挥,合唱队由一百起增加到五百,乐队二十余人,多用中国乐器。大礼堂几乎容纳不下,声音远远可以听到。 还在延安的时候,人们就告诉我,重庆和国内各报都有说及《黄河大合唱》是抗战期中新音乐的创举。当我一九四○年夏天在西安办事处时,萧三告诉我,他的老婆在莫斯科看到了英文报报导我和《黄河大合唱》;苏联名记者和摄影师卡尔门先后在“国际文学”和一九四○年莫斯科出版的“旗帜”写了一篇文章,名《在中国的一年》,其中也有关于我和《黄河大合唱》的评论。我当然不会因为这样就满足。尤其是有一天,吴玉章同志当全体鲁艺术学生教员集合时,说及我的努力和《黄河大合唱》得到国际上的嘉许,我听了之后,自问渐愧,因为我历年所想创作的作品,一方面要多产,一方面又要精练,一个《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么,我还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渐愧的是自己写得还不够好,还不够民众所要求的量! 因此我又写了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和其他作品,但我还要写,要到我最后的呼吸为止。我不曾忘记丹第八十三岁临死前还对我们说,他想写作,仍想完成他关于理查特·瓦格纳的文章!罗曼·罗兰七十三岁的时候仍想学习俄文,因为他发现俄国文学的宝藏。贝多芬临死时说:‘我不过写了几个音符……’我是什么东西呢?比较他们差得多了,还不更努力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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