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关系的文献调查论文

古代中日关系大概可以分成下面几个部分 汉魏时期—— ——中日关系萌芽 一、 汉魏时期——中日关系萌芽 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这在汉书上有所记载。而后汉书是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 记录。 三国时期，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关系密切 关系密切。到女王卑弥呼统治时，中国使者 关系密切 四次赴日。由此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金属制品的传入使日本的冶炼术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 国输入的铜镜已不能感到满足，开始自己动手制造，这点从倭镜大量出土可以证实。图中左侧是中国 的铜镜，右侧是日本的仿镜。 中国南近代史(中日关系) 严海禁， 派兵剿御倭寇。 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 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明成祖允 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温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 易条约》。 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 义满死，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 海的活动又继猖獗。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规定 10 年一贡，人员贡船都有了一定限制，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 公元 1590 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菲 律宾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1592 年，日本侵略朝鲜。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 援朝军，但第一批轻敌失利。第二批援军入朝，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1598 年，丰臣秀吉病死 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 海外贸易。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 后来，德川幕府为了禁绝天主教和巩固幕府的统治的安全，陆续颁布了一些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 与国外的交往逐渐中断。。 六、 明治维新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 1868 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日本的国力日渐强盛。然而日本内部矛盾激化，日本政府 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征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中国，开始推行向中国 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开始对中国血腥的侵略史。

从甲午战争至今，东亚经历了以“殖民、战乱、革命”为主的60年和以“和平、冷战、竞争”为主的60年。未来东亚是走向“安全、合作、统合”还是“对抗、冲突、内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前景。东亚战略格局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动。目前安倍晋三内阁的某些做法，与甲午战争前十年及伊藤博文内阁有相似之处。这预示着未来十年日本国家模式转型有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使中日矛盾再度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深入、客观、全面地了解变化中的日本，加强协调，妥善应对。甲午战争120年来的警示与启迪第一，自甲午战争至今的120年来，之所以出现“战争”与“和平”两个甲子，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直接相关。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国家模式必然导致中日战争，甚至海洋国家之间的战争；二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国家模式，则没有造成中日军事冲突。目前，日本国家模式正处在新的转型期，尽管难以轻易复活军国主义，但如果日本以维护本国安全为由，逐步突破战后自我约束而脱离和平发展道路，也会以新的形式威胁中国的安全与主权。第二，东亚大国关系格局之所以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较大的变化，与相关国家发展模式成败引起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各国当权者更迭后的决策偏好。继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再度把中国视为主要军事对手的对外战略，正使中日矛盾第三次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其原因之一是，在二战后建立“反华包围网”方面，50-60年代美国的对华冷战政策、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的“亚太安全体系”均告失败，如今日本的安倍内阁似乎在做第三次尝试。2013年，在东北亚陷入孤立的日本，竭力诱导美国、拉拢东盟各国制衡中国即其表现之一。尽管目前中日矛盾的时代背景及矛盾性质与历史上的有所不同，但未来十年，这种矛盾如何变化将决定东亚战略格局走向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第三，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无内乱则外患难至，靠人帮不如靠自强。中国要不断增强硬国力与软国力。在硬国力方面，科技、经济强，国防方能强。在软国力方面要抓一个核心，即提高法治化、科学化的正确决策能力与落实执行能力。中国要切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经济总量曾是日本的三倍以上，但还是遭到日本的入侵。原因就在于中国海空军事力量薄弱，陆军则在军阀混战中自相残杀。因而“中国梦”的实现决不能以GDP所反映的经济规模总量来衡量，而要看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先进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拥有坚实的国防力量，同时要维护好国内社会政治的安稳，防止国际上“八国联军”式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对中国或中国周边地区的“包围”。第四，与国际格局变化相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需要从时代高度判断。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后起的大国往往通过战争重新分割世界，谋求霸权，曾两次引发世界大战，中国均饱受其害。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不复存在，帝国主义难以通过占领殖民地建立世界霸权，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因而国际力量多极化与新兴大国崛起不需要依靠战争手段，而可以采取和平方式。战后，日本、德国都曾经历了和平崛起的历程。而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经历这一历程，其国防力量增强绝不意味以武力侵略别国。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符合本国利益与世界潮流，而谋求突破战后宪法自我约束、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则有违世界潮流和日本的根本利益，并可能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