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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村爆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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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心理学作为一个跨专业学科,正是将传播和心理的联系单独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传播心理学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摇滚乐的传播心理学分析

摘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摇滚之所以能在青年一代中迅速传播开来除了摇滚乐中所要表达和追求的东西符合当时时代的心理脉搏外,还于与青少年特殊心理特征有关。青少年的这些特征都为摇滚乐的传播留下了心理空间。

关键词 摇滚乐 传播 青少年心理

摇滚乐发源于美国,以黑人音乐、蓝调为基础。开始流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摇滚乐以其灵活大胆的表现形式,富有激情的音乐节奏,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如果说50年代的摇滚乐还是把眼光停驻在小汽车、姑娘、爱情、逃学之类反映青春骚动的主题之上,那么60年代则使摇滚开始具有了相当的思想深度和社会责任意识。……(摇滚乐)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或者一宣泄青春期过剩精力的 方法 ,而已经成为一种年轻人思考和表达的途径。①当这种以“思考和表达”著称的音乐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传入我国后,不仅出现了象崔健、郑均等这样摇滚乐手,还出现了“黑豹”、“超载”等摇滚乐队。连主流人士也给于了很高的评价,如美学家高尔泰就曾形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判断: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惟一可以启蒙的 文化 形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摇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来吸引那些为它痴狂的青少年呢?本文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它在青年一代中广泛传播的原因。

一、宏观上,摇滚乐的传播符合了时代的心理脉搏

1986年5月9日、10日夜,北京工体“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挽着一高一低的裤脚登上舞台,吼出了那首标志着中国摇滚诞生的《一无所有》。从此,摇滚乐开始在中国落地、发芽。此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人民刚从“”浩劫的政治阴影之中摆脱出来,经历着一个文化复兴与 反思 的过程。这时引入的摇滚乐也和其他新兴的文艺类型一样成为解放被压抑的人性、唤醒人们生活热情的有力助手。而摇滚乐的反叛精神恰恰切合了当时的青年一代反思历史、批判腐朽传统的心理需要。②可谓是当时中国的气候为摇滚的进入和传播提供了土壤,而摇滚自身的“思考和表达”方式符合了当时中国一代青年人的心理脉搏。

二、微观上,摇滚乐的传播符合了青少年特有的心理特征

1.青春期偶像崇拜心理的必然选择

偶像崇拜也许是青少年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渡性行为,它是青少年在自我否定期追求自我肯定和理想自我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有助于青少年投射自我及自我价值以及重新建构自我。③心理学认为,偶像崇拜是个人对所喜好人物的社会认同和情感依恋,其本质在于对崇拜对象的社会学习和依恋。人们之所以崇拜偶像,是因为人们相信偶像的真实性。④弗洛伊德认为偶像崇拜是青少年发展的标准方向,因为青少年增强的欲望行动不能只指向父母及同辈人,也需指向象偶像这类较远的人。⑤而摇滚所表达的那种激情和伟大、叛逆和反抗正好表达了青少年的心声,青年人也在那些摇滚斗士的身上找到了自己所追随的自由和叛逆。摇滚满足了青年的心理需求,摇滚歌手成了青年心理表达的代言人。自然也就成了他们追逐和模仿的榜样,成为了他们的心理偶像,摇滚乐也就自然而然在青年人中传播开来。

2.摇滚乐满足了青少年追求自由、渴望真实的内心表达

青少年在走入一个由成人构成并掌握话语权的社会以后,他们的言行往往会显得另类,受到来自家长和社会的管教和制约。这时的青少年就会在内心产生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欲望。按照弗洛伊德及其女儿的观点:青春期(12―20岁)的发展,个体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从父母那里摆脱自己……男女青年共同的一点是要和父母逐渐疏离,并尝试去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⑥而“对多数人来说,摇滚乐出现在阶级、时代、文化斗争的一个特殊交点上,这个事实已然使它在大众文化产品中成为一个重要角色,成为一种受压迫者求解放的工具。”⑦从这点上说,青年难怪在表现出愤怒、反抗父母和社会时,选择一种宣泄型的摇滚乐。另一方面,作为刚刚走入社会的青少年,由于长期生活在父母和同龄人的“拟态环境”中,对社会复杂程度的认知还不够深刻。他们长期养成的眼见为实的习惯,在步入社会那一刻受到挑战,对周围事物的真假辨别能力较弱,当遇到挫折时感觉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虚幻和难以相信。因此,有一种渴望简单、真实的生活环境愿望。这些都在摇滚中找到了表达。正如摇滚了二十多年的崔建所说:“摇滚这种音乐形式很宽容,各种情绪都能表达,它需要的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创作”。二者心有灵犀,自然也就为摇滚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找到了默契。

3.摇滚乐满足了青少年寻找刺激、宣泄积郁的心理需求

多数青少年长期生活在一种父母的“保护伞”之下,他们的生活很少受到来自社会和外界的刺激。而心理学研究表明,只有少量感觉输入的单调环境,会使人感到厌烦和痛苦,甚至导致人的活动的严重失调。国外心理学界就曾对人的这种需要――追求刺激的需要进行过实验。他们给大学生以相当可观的报酬,要他们在缺乏刺激的环境中逗留。具体说,就是要求他们持续躺在帆布床上,除进餐和上厕所外,不做任何事,房间的灯是开着的,但他们被戴着半透明的护目镜,不能看到东西,室内还有装置,防止他们去触摸物体,或听到任何有规律的声音。起初,被试者尝试大睡特睡,但是这种无刺激的环境最终使他们难以忍受,仅两三天后,他们就决意逃脱这个单调的实验环境。⑧虽然这个实验有些极端,但还是反映了人,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他们精力旺盛、渴望新鲜和刺激。而单调的学校、家庭环境往往忽视了他们这方面的需要,认为只要给他们吃穿,满足他们的学习环境就是对他们好了。所以,青年们就会去自己寻找刺激,这时候,以刺耳、尖叫和身体扭曲为特点的摇滚表演方式自然就成为他们得到刺激和宣泄的最好方式。另外,来自学校的学习压力和父母过高的期待有时也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神经无限紧张,感到自己的能力和梦想之间有太多的差距,引起心里上的不平衡。根据心理学的研究,美好的心理平衡要靠工作、家庭、娱乐三者的和谐统一。但青年由于年龄的关系,往往还没有进入社会工作,在家庭中也属于“听命”状态。所以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娱乐活动之中。而在娱乐活动中,由于摇滚是一种审美观效应最强的审美方式,加上摇滚又是一种集体的狂欢,容易诱发郁积心头、含混莫名的感情冲动,因此便很自然地成为青年们的最为理想的宣泄方式。⑨

4.摇滚乐为行走着的青年寻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多数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一种摆脱家庭牢笼,独创一片天地的理想。他们反抗来自父母的说教,叛逆传统的社会规范。但是,多数青少年的这种理想只是一种心理冲动,他们毕竟还缺乏社会 经验 ,缺乏生活技巧以及必要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有就注定了当他们跨出家门的那一刻,多数会遭遇失败。当他们的叛逆行为遭到来自成人社会的排斥后,他们的反抗会显得无力。在这时,他们多数会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出走、逃避,以一种消极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反抗。而摇滚中的“行走者”无疑成了他们的出走路上的知音和陪伴者。比如崔健的《苦行僧》,窦唯的《艳阳天》等,他们有的是坚定而充满力量的走,有的却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其实,当青少年在外面遭遇挫折,感到无助的时候他们心里首先想到的是家,是想回到自己温暖的家里,享受父母的爱。因此,摇滚作为对孤独、迷茫的流浪青年的回应,“回家”也就成了一个逃避的目的地。在歌中,他们尽情抒发着对家、对故乡的想念。张楚高喊着:“姐姐,我要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啦”。这时,摇滚乐中所表达出的由叛逆到出走,由出走到挫折,再由挫折到回家,最后为处于青春期行走并试图逃避的年轻人找到了一个心灵上的归宿,于是多数青少年也就带着摇滚流浪、流浪,他们在撒播摇滚的种子的同时最终也在摇滚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5.摇滚乐唱出了青少年对爱情和性的心理渴望

青春期少年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对浪漫爱情的向往和性意识的蒙胧。从生理角度上讲,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在生理上发育已经基本成熟,开始产生爱与被爱的期待,对两性之间也开始好奇起来。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又使他们羞于直接表达和诉说。而摇滚乐,如郑均的《赤裸裸》在这方面却表现大胆而直白,满足了青少年的表达欲和好奇欲。其实,摇滚乐就其整体精神来说,一开始就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产物。但这种浪漫和激情并非一般流行歌曲中表现的那么呢喃和缠绵,而是更为简洁明快和赤裸裸,像火一样的热情号叫和呐喊,正是这些富有青春期式的激情表达方式吸引了富有激情的青少年的参与。这种心理需求上的满足,为摇滚在青少年当中的传播提供基础。

6.摇滚乐呐喊出了青少年渴望参与社会的心理意识

作为逐渐完成的社会人,青少年除了反叛、逃避以为,其实更多的是想早日融入社会,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如1990年崔健为北京亚运会捐款100万的巡回义演,所到之处无不引起青年的轰动和狂热。摇滚歌手们并不乏自觉意识,许多摇滚歌手都共同认定政治是摇滚乐的起点。这种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热情来自青年人的本性,有其社会心理依据。青年问题专家指出:“青年阶段……从政治上看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在生命周期的这一阶段,青年人努力向成年过渡,不断增加对政治问题的了解,并逐步形成自己基本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其中有些观念终身不变。”⑩当这种青年时期的观念与实际生活进程相结合,便获得了非常具体的内涵。就象有的学者所说的“摇滚文化中最核心的叛逆精神在此则成为摇滚青年们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他们用摇滚的音乐形式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深刻的揭露与大胆的批判。”当青年们无法通过实际的参与来表达对社会改变时,他们便找到了这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摇滚。

摇滚乐是一种青年人的音乐,它节奏简单、表现力强,特别是他那强烈的节奏,与青少年精力充沛、好动的特性相吻合;摇滚乐无拘无束的表演形式,与青少年的逆反心理相适应;摇滚乐歌唱的题材,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紧密相关。由此看出,摇滚本身已经具有了青年人的特点,而传播心理学认为:“受传者的心理系统对传送来的信息要进行选择有它的生理原因,那就是,受传者对传送来的信息具有先天的选择机制。”所以,摇滚乐自身的演奏方式和其所要表达的内容正好符合了青年人的在这一时期的心理选择机制,自然也就为青年人所接受,在青年人中传播开来了。

注释

1 刘小山:《认识摇滚(下篇)》,载《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2003年第3期。

2 周宗伟:《中国摇滚乐与城市青少年文化》,载《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姚计海、申继亮、张彩云:《中学生偶像崇拜与学业自我概念、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应用心理学》,2003年第1期,第22页。

5 转引自岳晓东:《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异同分析》,《青年研究》,1999年第7期,第1页。

6 李丹主编:《 儿童 发展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2页。

7 转引自:陆扬、王毅 编选:《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0页。

8 参见克雷奇等著:《心理学纲要》(下册),文化 教育 出版社,1981年版,第380页。

9 潘知常:《邂逅摇滚:当代文化工业的美学阐释之一》,载《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

10 姚文放:《从摇滚乐的文化特质看青年文化》,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11 周宗伟:《中国摇滚乐与城市青少年文化》,载《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2 林之达著:《传播心理学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浅谈传播心理学与网络舆论的形成

2010年4月12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对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 热点 事件的得失进行了考评。其中,江苏常州环保局“批评有奖”是此次的“正面”典型,而贵州安顺警察枪击致死案、山西问题疫苗事件,却因政府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被红色示警。(4月13日《新京报》)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传播与社会舆论也出现了高速的融合,产生了有别于传统舆论的一种新的舆论形式,即网络舆论。民众所反映出的舆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可以在网络上得到最为显明的反应,而在现实中也能较为真实、直接、及时的反映民意,所以网络舆论在这方面是很具代表性的。而人民网此次把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作为对地方党政机关能力的考评标准之一,充分地说明了网络对当今社会的监督力量已不容小觑。因网民揭露而引发的各种反腐以及执法者犯法的案件得到解决在社会上已时有耳闻,而各种网络人物的蹿红以及网络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的普及延伸,也在不断地向人们昭示,网络舆论的时代已经来临,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公民个人,随时都要做好迎接网络舆论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各种改变。这种改变,从政府讲,有关部门可根据发帖人提供的现象进行调查取证,将不法之人绳之以法,但同时也存在着对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对个人亦然,好之能帮助受害人伸冤雪耻或借助网络舆论一炮而红,反之也会使其身败名裂,私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不过,在此文中并不对这种网络现象本身的问题进行探讨,笔者着重于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对网络舆情的形成过程做一个梳理。

一、受众发布信息时的媒介选择

受传者在接受信息时首先要做的是对传播媒介进行选择。有一项关于受传者对8种媒体选择的调查统计资料显示,“受众对国际互联网的选择居于第四位”,“在我国大陆,选择互联网的人数正以惊人速度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 》,1997年中国上网用户才26万人,可是到2001年12月底已达3370万人,4年增加129倍多。”

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将传播的功能概括为三个方面: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和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拉斯韦尔认为,自然与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只有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对社会起着一种“望哨”作用,这种作用也就是媒介的环境监视功能,而媒介的预警功能是环境监视功能的一种。尤其是一些负面的舆论,如果能够在其萌芽状态即迅速预警、果断处置,就会稳定公众心理,平息社会谣言,控制由不良信息引起的群体非理性行为,将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所以,迅速、真实、准确地告知或报告信息,应该是当代媒体的首要任务。大众传媒是公众了解信息的重要 渠道 ,只有保证了这个渠道的通畅,才能够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才能够在危机发生时,不至于引起公众的恐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网络媒体在这方面所发挥的功能也逐渐凸显。

网络特有的“交互”功能也是受众选择媒体进行信息发布时它所具有的一大优势。传统的媒体如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在传播信息时的方式都是单向的,不具有双向沟通的功能,满足不了受众想要迅速得到信息回馈的需求。但是受众在参与网络舆论的过程中,就具有很高的主动选择性,受众可以根据其兴趣喜好获取信息或者发布信息,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展现,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媒体要想掌握社会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就要以最广泛、最权威的方式向公众公布事实真相,澄清事实,说明真相,让公众在真正了解实情、掌握信息的基础上,消除恐慌,增强信心。在这方面,网络媒体无疑将自身的优势发挥到了最大化。在网络中,信息量大且丰富,形态多样、传播迅速及时,受众的操作完成也简单易行,在信息内容选择的自主性、准确性上都有很明显的优势。同时,受众的选择也不必受广播电视和报刊媒体在时间上的限制,受众只需要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就可以随时随地选择适合自己阅读的信息,并且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所以,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掌握和影响传媒传递的信息,改变受众的传受地位。所以,首先在受众对媒体的选择上,互联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优势,它对网络舆论所能够形成的力量给予了一个极具发展力的平台。

二、接收信息时的“自己人心理”

在日常生活中,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会有一种“自己人心理”,即受传者在接受传播过程中,总希望在传播者身上找到与自己的共同点或相似点。共同点或相似点越多,就越容易选择、接受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

在网络信息的发布中,当属UGC用户的内容最能引起受众的关注,UGC是“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原创内容)”的缩写。UGC的概念最早起源于互联网领域,即用户将自己原创的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展示或者提供给其他用户。UGC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业务,而是一种用户使用互联网的新方式,即由原来的以下载为主变成下载和上传并重。例如:YouTube等网站就是UGC传播的成功案例,而社区网络、视频分享、博客和播客(视频分享)等等则是UGC传播的主要应用形式。

在网络上,受众可以更多地接收到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不同形式的报道,还能够做出自己对于事件的独立评判和思考。最重要的是受众还可以及时向媒介反馈自己的意见,随时发表自己对新闻的观点和看法。另外,网络媒体的传播不仅是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互动,还是受众之间的沟通,这是传统媒体无法实现的。

在网络传播中,发布信息的大多都是一些普通民众,他们发帖时的心理状态以及表达出的事件关注点,包括言论措辞等大都能和普通受众产生共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网络上的发帖行为就很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再加以事件本身,或是百姓急需解决的能博得网民大量同情心的事件,或是贫富极端中的富端的“为富不仁”抑或高官的以权谋私,这都是大多数的百姓所深恶痛绝却不敢也没有渠道可以供其发泄和交流的,而网络低门槛和匿名的特点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平台。

三、接收信息时的心理选择

受传者在面对众多媒体进行选择接收时,他们的心理系统对传播媒体的选择情况包括:“当一种传播媒体能使受传者在接受信息时可以自由地控制接受信息的速度、次数、时间、地点,而另一种传播媒体则不能使受传者在接受传播时可以自由地控制接受信息的速度、次数、时间、地点。那么,受传者会选择前者而舍弃后者。”“当一种传播媒体告诉受传者发生了什么事,至于这件事是什么样子,只能尽力提供尽可能详尽、具体、生动的描述,让受传者根据描述去想像这件事是什么样子;而另一传播媒体在告诉受传者发生了什么事的同时把这件事的样子原原本本地展现在受传者面前,不作描述,不需要受传者去想像这件事是什么样子。那么,受传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一传播媒体。”

随着网民越来越习惯和喜爱自己创作内容,并与他人分享,在互联网上,UGC已经成为很多网民的生活方式,例如在UGC最为活跃的BBS和博客领域,国内已经有很大的用户群体,并且仍在迅速增长。

在当今的信息传播中,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移动 网络,受众所获得的信息中越来越多的内容不再来自于传统媒体,而是直接来自于用户、论坛、博客、社区、视频分享和微博等等。尤其是手机功能的不断强大,再加之微博的飞速 发展和大范围的普及,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利用手机制作图片、视频,将自己的心情和所见所闻用手机记录下来,并且随时随地就可以将这些内容发布到微博上,或者传递给他人,再形成各种转发和评论,就有可能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甚至在 社会舆论上形成广泛的影响,这种例子已屡见不鲜。如今,上微博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一大渠道。

所以,在网络传播中,受众对身边的新鲜事的传播方式和方法,正是符合上述受传者的 心理系统对传播媒介的选择情况的,是受传者更倾向于选择的传播方式。网络传播正是能满足受传者这种心里需求的信息发布平台,

受众在选择传播方式时,会选择更容易也更便捷的能发布其意见的媒介,而网络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富发展空间的平台。首先,它存在一些操作上的优势。其一是其门槛很低,操作并不困难,只要稍有网络常识的人都可以通过其发布并接收信息。它的第二大优势就是有个快捷的入口,比如优酷首页会有一个搜索框,可以让用户很便捷的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并找到自己的同类 爱好 者,这是网民愿意使用它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其三是它的草根性和匿名性,可以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传播与接收信息同时进行,用户拥有了自主生产内容、发布内容的权力,而不仅仅只是个被动的信息受众。

以上是本文对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从其传播心 理学角度所做的分析。但是,在分析网络舆论盛行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弊端。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生成内容,相应的也就会有很多错误、片面甚至虚假的内容。所以,这就需要受传者在接受信息时要拥有一定的判断能力,或者相关部门可以相应建立一些审核机制。但如果真的建立了条条种种的审核机制,那么网络舆论传播还会像今日这样继续繁盛吗?这将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杜骏飞.中国网络传播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周葆华.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刘卫东.新闻传播学概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6]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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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Pandade

蝴蝶效应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的成因与防范摘要:“蝴蝶效应”现象作用于风险社会的理论基础之上,伴随着传播媒介的沿革扩大其影响并形成新的独特性质。在网络传播过程中,“蝴蝶效应”确实存在,并以其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和影响的快捷性、多向性、逆变性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新视域。信息全球化时代极高的信息依赖性产生结构风险,给予“蝴蝶效应”存在的社会基础;网络媒体高效的互动性、强力的分众趋势和海量的低成本信息给予其发挥的时空基础;有效元对自身认知的过度自信、网络互动环境的“剧场效应”和有效元的标新立异给予其爆发的心理基础。因此,我们只有依靠加强传统媒体网站品牌建设,规范其自身行为以营造网络舆论强势空间;依靠加强网络监管,完善网络传播的法律体系,采取一些紧急避险措施,并长期对全体公民进行媒介素质培养,才能规避“蝴蝶效应”的负面影响。本文为防范这种负面影响提供可靠的依据和制定对策的起点,以期引起学界和业界的重视,促进交叉学科的融合,从而推动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关键词:蝴蝶效应网络传播风险社会有效元对于“蝴蝶效应”现象的研究起始于物理学领域,而后作为混沌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被引入经济学,构成了行为金融学的重要分支。近两年,“蝴蝶效应”进入传播学研究视野,却多被误用与滥用。使用者通常是用来做现象描述,套用此词强调网络传播方式的巨大影响力和轰动效应,鲜有学者关注此现象的内在动因与防范问题,鲜有建设性意见。本文以传播学理论为核心,借助心理学研究成果,并结合网络新闻实践剖析“蝴蝶效应”现象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成因,并初步探讨相应的措施以规避“蝴蝶效应”的负面影响,正确引导其发展方向,为维持良性的网络传播秩序提出几点建议。本文意图在于使学者、媒体从业者及网络监管部门人员等 利益相关者充分重视“蝴蝶效应”的益处与危害,并为预防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的“蝴蝶效应”的负面影响提供可靠的依据和制定对策的起点。希望本文能够在推动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和促进交叉学科融合两方面做出一份贡献。一、“蝴蝶效应”的存在(一)风险社会的大环境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第一次在论著中使用了“风险社会”一词,并宣告了全球已进入“世界风险社会”。风险在此是一个中性词,意味着某种不确定性概率,它与收益相伴而生,是人们衡量是否采取某种行为的重要参考依据。社会风险日益全球化,某个地区或国家发生危机必然与整个世界相关联,并呈现不断扩散的趋势。风险具有扩散性和叠加性,“对风险信息的忽视有助于风险的增长和传播”。[1]网络传播时代,现实的地域观念被虚拟的时空所置换,既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麦克卢汉“全球村”的预言,又使不确定性可以从任意结点爆发并肆意蔓延,形成真正的“世界风险社会”。正是风险社会的大环境为“蝴蝶效应”的发生和迅速传播提供了结构可能性与理论依据。而在网络媒体中,任何有效元(笔者将介入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过程的任一网络用户定义为有效元)译码、传输与编码的各个环节本身就潜伏着风险生成与扩大的可能。“正是文化的认识与定义形成了风险。” [2]每个网络用户成了迷失在“符号森林”[鲍德莱尔(Baudelaire)]中的孩子。风险的生成与扩大过程很好的诠释了“蝴蝶效应”的发生机制,而风险社会中,网络用户的迷失状态恰好对应了后文详细阐述的用户接收与转载信息的心理基础,兴趣的迷失给“蝴蝶效应”以可乘之机。所以,正是风险社会为“蝴蝶效应”现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二)网络传播中的“蝴蝶效应”上世纪六十年代,“气象学家洛仑兹()在他的计算机上计算一个热力场中热对流问题的简化模型,” [3]结果发现,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使“系统自任意初始状态出发的相轨线成蝴蝶形态,既不重复也无规律。” [4]为了形象地说明这种现象,洛仑兹打了个比方: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广为人知的“蝴蝶效应”比喻。而后它作为混沌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被引入经济学,构成了行为金融学的重要分支。中国刚刚宣布发射导弹,港台就有100亿美元资金流向了美国;2004年年初大豆需求不旺价格一路下滑,由于2月初南美的旱情预报,短短数日内就引发了CBOT和连豆期货价格的大幅攀升,这都是军事和经济领域中的所谓“蝴蝶效应”。近两年,“蝴蝶效应”进入传播学研究视野,却多被误用与滥用。使用者通常是套用此比喻做现象描述或初步解释,强调网络传播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和轰动效应。这却脱离了此概念的本意,成为流行的时髦词汇,“换汤不换药”的阐述固有观点,也或许只是吸引目光的故作惊人语罢了。然而“蝴蝶效应”的前提是复杂系统即非线性系统,并指出总体趋势不变的情况下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动将导致未来前景的巨大差异。笔者借用钱学森先生的巨系统说法,将网络与用户的人机交流整体看作复杂巨系统。笔者认为传播学层面的“蝴蝶效应”也强调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但它更强调影响的快捷性、多向性和逆变性。所谓“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是指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任一有效元对信息消化、吸收和释放过程中的微小改变都有可能引起网络新闻的“信息流”的扭曲和“意见流”的大幅波动甚至整体反转。其中,初始条件变化后“影响的快捷性”是指影响通过信息形式在较短时间内大面积扩散;“影响的多向性”是指不仅能影响到与初始条件同类性质的因素,还会影响到“信息流”的真实性、完整性、清晰性和“意见流”的公正性、严谨性、负责态度以及网络传播情境的情绪倾向等方方面面;“影响的逆变性”是指影响的效果在飞速扩大一段时间后受某一有效元的扰动回归原初状态或逐渐转移出有效元的注意领域,甚至有可能突然发生逆转,进一步向相反方向发展。在网络传播中的“蝴蝶效应”很可能就是一个帖子或网站上的一条小消息,引起众多有效元的卷入,进而使矛盾不断升级,事态爆炸性扩大或骤然倒向变更,导致事实信息的扭曲和舆论评价的压倒性倾向。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的“蝴蝶效应”现象例如2004年6月,针对台湾歌手张惠妹在大陆做宣传时流露出的“台独”思想的网络谣言,从网友捏造的“大陆政府指定的台湾绿色艺人”名单和网友杜撰的“张惠妹专访”,到网络论坛每天平均300多条公开反对张惠妹的帖子,再到张惠妹被迫取消宣传活动,台湾当局抨击大陆民主,扬言封杀大陆艺人,最后大陆国台办专门举行记者会澄清,终于形成了可怕的蝴蝶效应,使艺人风波上升到政治层面。[5] 再如2003年3月29日,《中国日报》网站发出“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洛杉矶遭到暗杀身亡”的假新闻,一些大型网站和电视台迅速跟进播发此新闻,韩国股市由此下跌了。其后不久,2003年4月1日,一14岁少年将新闻组上流传的“香港将宣布成为疫埠”的谣言复制成《明报》即时新闻网页形态并上传至近似明报网站的网址引起香港社会恐慌和抢购风潮。“蝴蝶效应”也有良性的,例如2006年3月长春绝症盲女小欣月原本是一个患绝症的平凡少女,因其上天安门看升旗的小小愿望无法实现,在网络媒体中传播后并不起眼,而东北地区小范围网民共同在长春公共关系学校告知其是在北京天安门为其举行升旗仪式圆了孩子的梦,这一小小细节的转变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巨大轰动,小欣月一时间成为点击率最高的名字,甚至打算拍成电影《欣月童话》并请梁家辉出演。“蝴蝶效应”也有可能发生嬗变,令人触目惊心的虐猫事件本身是违背社会道德和人类情感的,然而仅基于此,有效元就将虐猫女子及拍摄者的相片做成“通缉令”广为传播,甚至有人“悬赏追凶”,进而使虐猫事件的矛盾激化达到顶点,虐猫女子成了十恶不赦的舆论征讨对象,无法保障自身的隐私权,道德谴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诅咒谩骂的语言暴力。还有许多事件不胜枚举,都是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蝴蝶效应”的最好注脚。二、网络传播过程中“蝴蝶效应”的成因分析 (一)信息全球化现状随着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全球化”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高频词汇。尹鸿曾经论断:“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商业传媒系统来推进全球市场并鼓励消费价值,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大概就不可能发生。” [6]由此可见,网络新闻传播对于全球化趋势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网络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信赖关系,造成了人理性判断的疲劳。而且网络中新闻传播者具有隐蔽性,传播者和受传者相互作用、界限模糊,在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和受众都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笔者将介入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过程的任一网络用户定义为有效元,是借用医学神经系统中的“神经元”概念中的元字,“元”者,“源”也,流转之源头枢纽,暗示网络用户对信息的消化、吸收和处理过程,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把关人”的作用被淡化,许多国家政府都难以作为,互联网管制仍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态。信息在大量传播中消除了原有的不确定性,但也以更快的速度创造出新的不确定性。所以说风险在社会中扩散,不仅由于风险本身,更由于我们对风险的纷陈解释――社会及媒体建构。“词语的意义具有一个不稳定的特征,它有赖于其在话语结构里的表达。语言提供给我们的仅仅是对现实的描述,而不是现实本身。” [7]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现代人生活中的真实,是媒体构造的“拟态环境”的现实。信息泛滥乃至信息爆炸是这一时代显著的特征,在许多情况下,每个人都不得不被纷杂的信息骚扰,无聊的传言、糟糕的音乐、乏味的广告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互联网不仅影响政治决策,影响经济运行,而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所有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信息虽多,有用的却难找,人成了漂浮在信息海洋上的小小浮萍,其主体意识逐渐被信息的巨浪吞没而丧失。这也就是约翰?塔洛克给出等式“危险社会=传播/知识/信息社会”的原因所在。网络传播时代如此高的信息依赖性和如此快的信息扩散率,注定了在当今风险社会中,网络新闻传播的蝴蝶效应将掀起狂暴的龙卷风。(二)网络媒体特性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指出,电子媒介的属性是非线性的、重复性的、非连续的、直觉性的,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他有句名言:“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We shape our tools, and thereafter our tools shape us.)网络以其独特的媒体性质使网络新闻在传播过程中的“蝴蝶效应”在最大限度上得到了响应与增强:1、高效的互动网络媒体由于提供了公共意见和信息交流的平台,从而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改变了受众反馈的弱势地位,将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的天然强弱势地位解构为有效元之间的充分交流,从而形成了新的交往秩序。网络传播时代,人际互动在时间和成本上都能降到最低,几乎是零摩擦的互动环境,麦奎尔认为网络强化了受众介入、反馈、选择、接近和使用媒介的能力,咨询型、对话型受众出现,因此使“互联网具备去大量化、去集中化、去国家化、去专门化、去中介化、去集体化等特性”。 [8]正如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认为的,网络引入游戏身份的新的可能性,重新建立交往等级,分散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脱离原位。网络经典传播学中传播模式的划分是依据信宿的多寡和组织形式,而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此标准无法适用,因此可以说,网络媒体自身具有多重媒介属性,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甚至人内传播(有效元利用各种符号表达思想的同时也是在理顺个人想法)于一体,表达渠道畅通。网络媒体高效的互动特性,同时构成了它的风险:多重媒介的传播模式交织,带来了有效元个体的多样化背景,随之而来的就是管理的复杂性和“把关人”作用的削弱。与传统媒体的事前审查事后追惩的严格把关不同,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的起点,几乎没有任何等级森严的审查程序,多以事后追惩为主,而商业网站和个人网站总是想方设法绕过人为壁垒,将自己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信息辐射式的扩散出去,而几乎无须任何关卡损耗。原先存在于新闻传播源头的强大“把关人”群体――记者、编辑等的控制作用十分微弱。很多情况下,新闻网站只是新闻的初级生产者,新闻发布后就脱离网站轨道,很大程度上由其它有效元控制。有效元有意无意地提供新闻线索,转发与自己趣味相投或利益相关的新闻,或者通过广泛讨论和对新闻事件的意见反响左右网络新闻的传播过程中“信息流”的客观真实和“意见流”的主观倾向。总之,网络媒体高效的互动特性使弱势反馈演变为多向交流,提高了受众地位;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把关人”作用薄弱,议程设置混乱。2、强力的分众网络媒体由于其自身具有跨越时空的特性,而使网络用户能够跨越地域的区域界线,突破基于血缘、业缘和地缘的社会团体的组织约束,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背景且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匿名个体,在共同的兴趣、爱好、观点和希望的基础上达成认同,结成“以议题(issue)、共识与认同感的所建构的虚拟社会空间”即“网络世代(Net Generation)” [9]分众后的小众群体有效地集中了个人需求和价值偏好,更加便于同性质信息的快速扩散和行动诱发,有利于信息和广告等的针对性达到最大的影响效果。然而在网络环境下,网络用户以浏览代替阅读、以兴趣决定内容,不断漂移的情绪使绝对的注意时间减少,而相对的注意时间延长,注意力过分集中,极易产生非权威意见的意见领袖。而意见领袖靠其独具特色的个人魅力随意篡改新闻信息或发表意见言论,对其它网络用户产生信念影响和行为诱发。而且在网络新闻传播的过程中,细节被有效元忽略或任意填充,事实被简化,信息被放大,而伴随信息的意见影响也会在特定群体迅速散播,引发群体行为。总之,网络媒体强力的分众趋势有效地集中了用户需求,然而这种相对的过度注意会导致对意见领袖的盲目崇拜。3、海量的低成本信息信息具有共享性即使用不灭性,这是信息区别于物质的显著特点。所以新闻传播必然否定在任何传播范围上的限定,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新闻传播不应该有来自任何方面的排除性,否则就和其寻求最大传播面相背离了。而网上个人出版方式――博客实现了“零进入门槛”:零编辑、零技术、零成本、零体制、零形式。这种低成本的信息生产和交换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媒介使用形式和效率,促使更多人接近媒介,形成了有效元的多样化状态。最大范围的信息源头,大量信息备选,赋予网络用户庞大的信息选择自由。然而信息高速的更新换代,在尚未形成较完整的知识体系时即已成为明日黄花,《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曾说:“我们被信息淹没,但却渴求着知识。”在虚拟网络中的人的信仰易产生也易消失,流行周期逐渐缩短。信息过载消耗着现代人的时间精力和耐心热情,加重了社会整体的浮躁情绪。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犹如“公地悲剧”它发生的根源在于,“个人在决策时只考虑个人的边际收益大于等于个人的边际成本,而不考虑他们行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最终造成了一个给与他们无限放牧权的经济系统失败和崩溃” [10]网络中的低成本也有造成人们远离网络的可能性。而且在海量信息背景下,有效元为了使自己的信息或言论引起更多网络用户的主意,往往采用极夸张或煽情的语汇及表现形式,有可能成为引发“蝴蝶效应”的初值微小偏差。总之,网络媒体海量的低成本信息为网络用户提供了庞大的信息选择自由,然而信息过载会对网络用户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产生消极影响。(三)用户接收与转载信息的心理基础1、有效元对自身认知的过度自信使“蝴蝶效应”迅速覆盖在网络中,有效元对声音、影像的操纵造成一种自恋情绪,信息接受者反而自己是“拟态环境”制造者。“信息加工心理学强调认知中的结构优势效应,即原有的认知结构对当前认知活动的影响。” [11]也就是说,有效元依据自己的社会背景和知识储备,去判断、审视和转载他所接触到并自认为有用的信息或一致的意见,而他自身对网络新闻的介入和解释又使其创造的“拟态环境”产生了光环效应,强化了自身固有观念。这种过度自信的自恋情绪的出现在心理学中的解释就是:“面对同一个投射刺激不同人所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而每个人所能知觉到的东西恰好反映其人格的内部情况”。 [12]针对有效元,由于信息的不断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接受与选择性内强化,信息看起来也似乎向着有利于自己的结论方向发展。这也是弗洛伊德发现的“投射”是将思想、印象与欲望加诸外部环境的一种过程,否认对自己的不快指责,而将这种指责投射到他人身上。而有效元自身工作性质的轻体力性和名誉取得的迅速性令其自身产生了光环效应,这种光环效应更使其加强了对自身的过度自信,强调有利信息,忽略有害信息,使自己处于成功永恒的美妙幻象的悬崖边处。2、网络互动环境的“剧场效应”使“蝴蝶效应”迅速扩散无论麦克卢汉和技术决定论者如何夸大媒介作用,媒介都只是信息内容的附着品,是合作产生信息的要素。没有传受双方意义的共通空间,媒介形式并不产生意义。而在共通空间意义互换基础上,形式才赋予内容新的信息和价值。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开放的互动环境使有效元之间的情绪相互感染,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剧场效应”。最明显的是在BBS多对多的传播形式,有效元发表意见往往不是在孤立环境下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在互动情境中完成,易于言语极端,甚至脱离事实;互动辩论中与个体表白,使言论偏离个人思想的表达,而仅限于口舌之争甚至人身攻击。极易发生经典传播学理论中的“沉默的螺旋”现象。压抑非主流声音,形成接近一致的较主流意见。3、有效元的标新立异使“蝴蝶效应”有了逆变的可能性在前文网络的海量低成本信息特点中已经论述,由于有效元的数量众多且众说纷纭,并且处于匿名环境下全无社会背景的标榜,使其具有表面同一性,任一有效元若想在“鸡群”中“鹤立”就必然寻求独家的信息、独到的见解、犀利的言词和夸张的表现,而在这种寻求过程中,很可能偏离了新闻真实和意见公正。虚拟环境下的匿名心理在社会心理学中指的是在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下人可能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做出单纯为吸引注意的特异举动。这种标新立异无疑显示着有效元的个体存在,但片面强调某信息因素而忽略其他因素难免引发和助长“蝴蝶效应”。三、规避“蝴蝶效应”的负面影响,正确引导网络新闻良性传播(一)加强传统媒体网站品牌建设,规范自身行为以营造网络舆论强势空间“风险传播是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他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 [13]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风险传播过程中,媒体发挥了关乎风险的告知、倾听、言说和影响功能。“人类进入‘风险社会’后,风险的‘不确定性’挑战了‘全能政府’以及专家知识的权威性”。[14]尽管挑战存在,根据美国Jupiter媒体调查研究公司(Jupiter Media Metrix)的调查显示,网络用户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知名网站,呈现出“马太效应”。尼尔森网络评估公司电子商务部副总裁肖恩?卡得尔(Sean Kaldor)称:“搜索引擎网站、门户网站和社区网站已经成为每一个在线冲浪的网民必然要访问的站点,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而在我国,传统媒体网站是其习惯的落脚点。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从网络用户角度看,他们需要媒体对海量信息进行“过滤”和“把关”,这是由人类大致固定的信息接收量的生理条件制约的,而且网络信息的真实性难以辨识。而只有传统媒体的品牌效应承接到网络中,他们身份公开,便于接受监督;而且具有专业经验、职业道德和时间、能力。根据经典传播学理论的“沉默的螺旋”现象,一旦若干主流媒体网站加强了其自身的品牌建设,而且共同营造出强势的舆论区,削弱非主流声音,整合网络用户观念,达到“正音”效果。而现在我国的传统媒体网站的问题在于:其主媒体的品牌建设本身存在问题;它对信息的编制方式与人们的真正需要存在偏差;“舆论一律”和同质化现象明显,没有合理的对立意见呈现等等。因此应当恪守新闻真实和意见公正,加强自身建设,树立品牌效应,正确引导“蝴蝶效应”的发展方向,规避其负面影响,强化其良性因素,从而保证网络新闻的良性传播。(二)加强网络监管,完善网络传播的法律体系,部分网络区域实行有限的实名制,有效元承担相应的责任限定应当在网络技术层面加强网络监管,在网络技术人员中选取设立“网络警察”队伍,实时监控网络变化,解除恶意攻击,对于恶性“蝴蝶效应”的原初的微小变化引起重视和化解。但网络监管要以不侵犯、不利用公民隐私为基础维持和谐的网络环境。积极建立和完善适用于网络新闻传播的法律体系,例如法学界争论最多的网络知识产权问题,网络媒体是知识产权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引起具有隐蔽性和罪证难以收集等特点。为了使有效元承担相应的责任限定,可以在网络部分区域实行有限的实名制,比如可以在某些校园论坛实行实名制,或者后台实名而前台匿名等形式。而建立实名制之前要首先重建网络用户间的诚信,否则实名制只会带来不良后果。(三)对全体公民进行普遍的媒介素质培养,端正其看待媒介的态度、增强其使用媒介的能力和自我道德规范网络传播方式本身倡导的就是一种平等和对霸权的蔑视,要求互助合作、追求公平公正,而“知识沟”现象在网络传播时代仍是十分明显。因此要进行全民的媒介素质培养,这是一项艰巨然而受益深远的任务。我们要端正全体公民看待媒介的态度、增强其使用媒介的能力和自我道德规范。亚当?斯密曾经指出道德是“出自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15]道德是法制社会最微妙却极其有效的必要补充,虚拟环境中也不例外。美国哲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在回答“每个人应当怎样去适应这个网络社会时”指出:“首先要培养‘自我编程能力’,人是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 [16]也就是说,每个网络用户都要正确选择、分析、处理信息,使其为我所用,要作电脑的主宰者,而不是被其迷惑或为其所累。(四)恶性“蝴蝶效应”发生时的紧急避险措施以上是“蝴蝶效应”爆发前的长期防范措施,而一旦网络中恶性“蝴蝶效应”爆发,应急措施并非我国惯用的政府出面行政干预,而最好是如James(2000)提出的在相同环境中解决,即“以网路对付网路危机”。具体措施例如立刻利用媒体网站或组织专题网页阐明事实真相和政府态度;实时更新网页资料和联系方式;利用网络如论坛、电子邮件等形式双向沟通;建立重要的背景链接,介绍相关知识,讲解处理办法;注意相对立的攻击者所传递的新闻信息或相关评论,及时做出回应或澄清;组织技术人员及时检修,随时解决网路硬件问题。四、结语综上所述,“蝴蝶效应”在风险社会的理论基础上发生作用,其巨大影响力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确实存在。信息全球化现状和网络媒体的特性是“蝴蝶效应”存在的客观原因,而网络用户接收与转载信息的心理基础是其存在的主观原因。只有加强传统媒体网站的品牌建设,加强网络监管,并对全体公民进行媒介素质培养才能规避“蝴蝶效应”的负面影响,正确引导网络新闻的良性传播。对于“蝴蝶效应”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的成因与防范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地发现与探讨,在学术界下一步的研究中,将有可能形成完整的论述体系,甚至开创一项新的传播学理论。我是新闻专业的,这些仅仅是提示,最终论文还是得好好自己写,加油满意请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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