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歌论文文献

中唐诗丰艳多姿，中唐诗坛气象盛于盛唐 @施蛰存[原文]@笑独行[删编]【如何看待宋严羽《沧浪诗话》的独尊盛唐观与妙悟论】 严羽作《沧浪诗话》，首先推宗盛唐，贬低中唐。他说： “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 ……他这篇《诗辨》，享有几百年的权威，后世诗家及文学史家都跟了他吹捧盛唐诗，好象王、孟、高、岑、李、杜以后，都是第二流诗人了。至于盛唐诗为什么好到如此，他也不能提出切实的理论，……。 禅宗佛学，标举一个“悟”字，否定研究经典，否定深入思考，否定身体力行，只要能“悟”，便可登时得道。但悟有两派，一派主张顿悟，属临济宗（派）；一派主张渐悟，属曹洞宗。 严羽以为汉、魏的诗，至高无上，连“悟”都不需要。好象说：汉魏诗人，随时随地，抓起笔来，立即写成好诗。谢灵运至盛唐诸诗人，得力于“透彻之悟”，亦即是顿悟，属于临济宗的门下，所以是第一流的诗。大历以后的诗人，仅能得“一知半解之悟”，所以是曹洞宗门下的小乖禅，只是第二流的诗。至于晚唐诗，便是不入流的东西了。这便是严羽推崇盛唐诗的理论依据。那么，什么叫“悟”？什么叫“透彻之悟”？什么叫“一知半解之悟”？严羽也没有正面的说明。不过，……他说：“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由此可知，他所谓“悟”，是以读书穷理为平时修养的基础。由此而获得“妙悟”，写出诗来，没有书本知识和理智思考的痕迹。…… 如果妙悟仍然要从多读书、多穷理得到，这个悟字已经和禅宗的悟有些距离，至少已落下乘的渐悟。看来严羽所谓妙悟，即是明清诗家所谓性灵，也就是梁启超所谓“因斯披里纯”，现代所谓灵感。读书穷理是诗创作的修养基础，但诗决不能直接从书本知识和理性认识中产生，而是要从一时灵感的触发中产生。妙悟、兴趣或灵感，就是严羽所谓别才、别趣。 他所谓“近代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就是说诗中所表现的只是文字的功夫、学识和思想，而没有灵感。因此，这种诗就显得呆板凝滞，而“涉理路，落言鉴”了。这一节话是针对江西派诗人而言的。 如果这样理解严羽之所谓妙悟，我以为他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不是唯心论的观点。不过这样的悟法已不是禅宗的悟。他用禅宗的术语来比喻诗法，没有考虑到各方出发点的不同，这是比喻错了。既说“非关书也，非关理也”，又说“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就是他的矛盾。禅宗并不主张多读经、多穷理才能悟入。 严羽论诗，推崇盛唐，因为盛唐诗人有兴趣，善妙悟；而大历至晚唐诗之所以愈趋愈下，是因为这些诗人最多只有“一知半解之悟”。这个观点是任何一个文学史家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有两点错误。 第一，这是文学退化论。中唐以后的诗，都不及盛唐诗，后人都不及前人。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诗经》、《楚辞》以后，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吗？ 第二，妙悟并不能用于各体各类的诗。妙悟、兴趣、或灵感，只能作为鉴赏一部分抒情诗的标准。至于咏怀、咏史之类的诗，反映社会现实的讽谕诗、新乐府诗、叙事诗，我们鉴赏这些诗，正是要体会作者的学识或思想，而并不要求作者有妙悟。作者也不可能因一时的妙悟或兴趣触发而写这种诗。李白的《古风》，杜甫的“三吏”、“三别”，高适的《燕歌行》，可以体会到多少妙悟的效果？【明陆时雍比较盛中唐诗与清何文焕论中晚唐五言律诗】 严羽的妙悟论，尽管明清诗家改用比较具体的“性灵"、“神韵”等名词，但并不用来作为鉴赏诗的唯一标准。惟有他的独尊盛唐的观点，却仍然为明、清以来诗论家所承袭……。“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敛也。 “初唐人承隋之余，前花已谢，后秀未开；声欲启而尚留，意方涵而不露，故其诗多希微玄淡之音。中唐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所谓绮绣非珍，冰纨是贵，其致迥然远矣。 “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体格卑而声气亦降，故其诗往往不长于古而长于律，自有所由来矣。”这是明代陆时雍《诗镜》中[比较盛唐诗与中唐诗]的话。……第一节说盛唐诗的风格在铺张，中唐诗的风格在收敛。第二节说盛唐诗如绮绣秾华，中唐诗如冰纨素淡。这两点是对中唐诗作较高的评价。但第三节提出中唐诗的缺点，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体格卑，声气降。这样，又把中唐诗贬低了……。 [他的中唐诗人不长于作古诗而长于作律诗]这个观点，却犯了逻辑错误。他给人的体会，好象种种缺点都表现在中唐诗人所作古诗中，而律诗则为中唐诗的特长，没有这些缺点。 律诗虽然起于初唐的沈、宋，但盛唐诗人所作多为五言律诗。只有杜甫晚年才大作七言律诗。中唐是七言律诗大发展时期，故中唐诗人多作七言律诗。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从始兴到繁荣的过程中所反映的必然现象，并不是由于中唐诗人的才情不适宜作古诗。 “五律至中、晚，法脉渐荒，境界渐狭，徒知炼句之工拙，遂忘构局之精深。所称合作，亦不过有层次、照应、转折而已。求其开阖跌宕，沉郁顿挫如初盛者，百无一二。 “然而思深意远，气静神闲，选句能远绝夫尘嚣，立言必近求夫旨趣，断章取义，犹有风人之致焉。 “盖初、盛则词意兼工，而中、晚则瑕瑜不掩也。” 这是清乾隆时人何文焕[论中、晚唐五言律诗]的话，见于《唐律消夏录》。……第一节是贬词。但我以为这一节话仅适用于晚唐五言律诗。中唐诗人所作，还不至如此。第二节是褒语。我以为仅适用于中唐五言律诗。晚唐诗人所作，还够不到这个好评。最后的论断所指两个优缺点[其实]也不能以整个时代来概括。中、晚唐五言律诗亦有词意兼工的，而初、盛唐五言律诗亦有瑕瑜不掩的。…… [总之，]许多诗话中评论唐诗，或者论古诗，或者论绝句，总的倾向，几乎都说中、晚唐诗不如盛唐。……【中唐诗丰富多彩，中唐绝对不是唐诗由盛转衰的时期】 《唐诗品汇》以武德至开元初为初唐，计九十五年，选诗一百二十五家。以开元至大历初为盛唐，计五十三年，选诗八十六家。以大历至元和末为中唐，亦五十三年，选诗一百五十四家。以开成至五代为晚唐，计七十年，选诗八十一家。从这个表中就可以看出唐诗的极盛时代，实在中唐。……盛唐只是唐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而不是诗的、或说文学的全盛时期。中唐五十多年，诗人辈出，无论在继承和发展两方面，诗及其他文学形式，同样都呈现群芳争艳的繁荣气象。…… 我[在《唐诗百话》中]选盛唐诗人十六家，觉得已无可多选，因为留下来的已没有大家。但我选中唐诗人二十五家，觉得还割爱了许多人。同样是五十三年，即使以诗人的数量而论，也可见中唐诗坛盛于盛唐。 中唐诗分前后二期。大历至贞元为前期。在这一时期中，五言古诗及律诗，都是王维、孟浩然诗风的延续。韦应物、刘长卿的五言诗，并不比王、孟逊色。 七言律诗是杜甫的继承，在杜甫的格调上有新的发展。……题材内容有所扩大，作者愈多……是七言律诗的盛世（即大发展时期）。 绝句的成就，更是中唐高于盛唐。韩翃所作，未必亚于王昌龄。王建的宫词、刘禹锡的竹枝词，为绝句开辟了新的领域，亦盛唐所未有。 贞元至长庆为后期。这是唐诗的大转变时期。王维、孟浩然变而为孟郊、贾岛。杜甫的五、七言古诗变而为韩愈。 白居易、元稹继承杜甫的新乐府，给它正名定分，并建设了现实主义的理论：诗的任务在讽喻时政，诗的创作方法要大众化。这种对文艺的积极的认识，又不是盛唐诗人所能想象的。 此外，张祜的绝句，饶有兴趣；李贺的歌诗，幽怪秾丽而体格高古，也都胜过盛唐。铁山青士附注：该文系删编自施蛰存《唐诗百话》第七十七话《中唐诗余话》，正文经在下调整细分段落、分节加小标题，现大标题亦为在下重拟。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诗人，其中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更是名垂青史、光照万代的大诗人。正是无数有名的大诗人和默默无闻的小诗人一道，构成了唐诗星光灿烂的景象，让千百年以后的诗人、诗坛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唐诗这种空前绝后的景象呢？首先，是唐代以诗取士的政策。唐承隋制，实行的是科举制。这为人才的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代的科举名目繁多，其中最为人重视的是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官僚，即使官位再高，如不中进士，终身为憾。而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为了能中进士，举子们无不在诗歌上狠下功夫。这样，就势必在客观上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诗歌写得好坏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诗歌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皇帝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们的鼓励带动下，全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诗歌创作，形成了谈诗、写诗的广泛风气，这也造成了庞大的诗人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以能诗为荣，以不能诗为耻。以至出现了妓女以能背诵诗来提高身价的现象。种种重视诗歌创作的现象，应该说都是与以诗取士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诗歌发展到了唐代，也到了应该开花结果的时期了。从《诗经》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成长过程，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经验，诗人们对诗歌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认识。特别是魏晋以来，随着诗歌的反复繁荣，在理论上对声律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各种诗歌艺术经验。特别是南朝“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走向格律化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唐代诗人们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诗歌遗产，加以创造，终于酿成了诗歌的空前繁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唐人，终于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他们的世界也更为精彩。再次，我们也应看到唐代强盛的国力对诗歌繁荣的作用。唐代的国力之盛，当时世界无出其右。这不仅为唐人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初盛唐时期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豪迈之作，正是人们对国家和个人自信心的反映。唐诗的那种旷古少有的豪情逸兴也是强盛国力作用的结果。历史不能重复唐代，当然就不可能再现唐诗那样的辉煌。自宋代以来，人们在审视唐诗的发展时，总不忘对唐诗的发展进行分期，所以就有了三唐、四唐之类的说法。自从明人提出了四唐说之后，人们普遍承认了这种说法的权威性。而权威性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四唐说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确实勾勒了唐诗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初唐，即唐玄宗以前，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南朝宫体诗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唐太宗到上官仪等，无不大写华丽婉媚的作品；另一方面，诗歌改革的序幕正悄然拉开了。初唐的诗歌改革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以陈子昂、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下层诗人，通过自身的遭遇意识到了诗歌创作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于是他们提倡“兴寄”、“风骨”，写出了诸如《登幽州台歌》、《感遇》、《在狱咏蝉》、《从军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类情感充沛，动人心魄的作品，从内容上对宫体诗进行了改造或改革。而以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层诗人则在对诗歌艺术的精雕细刻中，发展并完善了诗歌格律，并最终完成了对诗歌格律的定型，这从形式上发展了宫体诗。所以，初唐没有伟大的诗人，却有杰出的诗歌改革家。盛唐，即唐玄宗至唐代宗时期，这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盛唐诗人将初唐诗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成果合二为一，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于是诗歌创作大放异彩，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他们不论是写作田园山水，还是描写边塞生活，抑或是表现社会人生，无不穷形尽相，极尽能事，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合唱出令后世神往的“盛唐之容”—— 一种富有理想、昂扬向上、热情豪迈的精神风范。这些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顶峰上，因而也就成了整个历史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更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国力衰微了，但诗歌并没有衰落。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仍不失英雄本色，与盛唐诗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唐诗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盛唐。这一时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别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晚唐，即唐文宗至唐亡，这是唐诗的夕阳期。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写照。这个时期没有了理想，只有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只是天鹅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