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lvying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我国现已成为规模优势明显、产业局部领先的数字经济大国。
当今世界已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并催生了众多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交织影响,我国在数字经济建设方面仍存短板,面临诸多挑战。
1、数据要素市场化举步维艰
数据要素市场化将有效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尚处于起步阶段,数据要素市场化举步维艰,主要体现在:数据权属界定不清、数据开放共享程度低、数据孤岛化、碎片化现象突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隐患。
2、数据权属界定不清
权属关系是生产要素至关重要的属性,也是数据交易的基础。我国现有法律对“数据产权”还没有明确的规定,数据权属界定不清一直是掣肘数据要素高效配置的痛点。当前,数据拥有方不愿或不敢把数据拿出来交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数据权利不清晰。脱离了明确的数据产权界定这一基础,数字经济市场化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尝试,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纠纷。只有破解数据权属界定不清的痛点,才能推进数据要素交易健康有序发展。
3、数据开放共享度低,数据孤岛化、碎片化现象依然突出
我国由于体制原因,部门行业条块分割的“行政孤岛”,导致了“数据孤岛”使数据共享不足、开放利用不够。数据孤岛化、碎片化的阵痛主要不是技术问题,尽管也会有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的考虑,但主要还是利益问题,背后隐藏的部门集团利益导致了数据孤岛的产生。广泛存在于政企之中的数据孤岛不仅制约着数字经济发展,而且也制约了“数字中国”建设。
4、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隐患
数字化时代,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被誉为“新石油”。通过数据再利用则可使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成倍增加,但数据也是把“双刃剑”。数据要素对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要求远远高于其他传统要素,数据安全问题不仅危害个人隐私和商业利益,还会扰乱市场资源配置,甚至会造成公共危机。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政府数据治理框架和数据立法缺位,数据创造、收集、使用和开放无法可依,数据的深度融合应用不断衍生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隐患,已影响到了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既是重点,又是难点,更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5、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虽然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但我国仍然是一个数字技术应用型大国,不是数字技术原创型大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隐患,目前我国的一些关键零部件、系统软件、高端装备等关键核心技术基本上依赖进口,与之带来随时可能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进而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主要根源于我们急功近利心切,长期以来不重视基础研究。
破解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只有积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潜下心来持之以恒强化基础研究,加大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如果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的高科技封锁与围堵,能够激起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奋起直追,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无疑也是一个机遇。
6、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数字人才短缺
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但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薄弱环节依然不容忽视,主要体现在5G网络、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在核心技术研发、大数据挖掘应用等领域的人才储备不足,自主创新研发能力较弱。
数字基础设施和人才是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当前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和数字技术人才储备不足、数字化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快速推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试想没有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人才岂能有高质量的数字经济发展。
7、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壁垒仍然较高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中小企业约占我国全部企业总数的99%,贡献了80%的就业,70%的技术创新,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力军。建设数字中国,仅有一批大企业是不够的,需要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上发力。相比于大企业,广大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总体偏低,不同行业发展水平良莠不齐,对不少企业而言,由于转型能力不够、转型成本偏高、转型阵痛期较长,陷入了“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困境。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必然要求,也是大势所趋。我们必须抓住机遇、直面新挑战,多措并举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全面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壁垒和成本。可以预期,广大中小企业会转型、能转型,敢转型之时,就是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之日。
必须强调的是,发展中的短板并不可怕,但决不能任其“短”下去,重要的是要把短板找出来。找准短板很重要,补齐短板更关键。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浪涌潮兴,只有在发展中找准短板,才能精准发力补齐补好短板,打通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顺势而上,加快推进“十四五”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换道领跑、“弯道超车”,使我国赢得未来全球竞争的新优势。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补齐补好数字经济短板路阻且长,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稳扎稳打,久久为功。形式主义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行为都只会贻误历史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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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农业经济的基础要素是土地,工业经济的基础要素是机器,而数字经济的基础要素就是大数据。
大数据作为一种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是提升民众生活品质、国家治理能力的“富矿”。国家高度重视的“新基建”战略布局中,大数据中心的建立,也是希望助力牢固信息化“地基”建设,推动数据要素参与到更多价值的创造和分配,保障高质量的社会发展。
网络零售有更低的运营成本和更高的运行效率,对一个零售企业来说,库存周转天数和账期是衡量一个企业运行效率的最重要的2个指标,网络零售商在这2个指标上的的表现远远高于线下零售店。网络零售有线下实体店难以比拟的优势,如海量的货柜,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等。
数字化品类发展,经历从标准化商品到非标准化产品的发展路径。早期网络零售多数是以标准化商品起步,如图书、酒水,但是非标准化商品、个性化商品有很大的机会,如生鲜电商,标准化很低,流通的损耗很大,同时生鲜是一个高频的消费,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但目前,我国大数据管理尚无针对公共数据管理规范的诸多现实痛点。
例如:l多个政务部门、行业企业之间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接口错综复杂,导致公共数据共享开放仍未深入展开,涉及公共服务、城市管理信息的共享,更是难以实现。
l我国大数据信息的社会化共享水平还有待提高,共享开放管理尚未形成闭环,政企、行业和民众之间,信息公开仍有很多壁垒,阻碍了社会服务效率的提升和数据经济的深化发展。
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信息社会化共享,是发展高效便捷的社会生活,把握更多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的关键举措。鉴于上述问题和痛点,苏宁董事长张近东在2020年两会上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推动公共数据的社会化共享:
一、成立数据治理委员会,推动大数据共享体系建设
二、建立“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管理平台
三、完善技术和管理规范,保障数据共享的安全可控
四、界定明确的数据共享属性和共享权益,实现数据确权流通
五、建立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的通识教育
随着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从技术探索到产业应用的阶段,数字经济强调培养学员的复合能力,是经济学、数据科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的结合,是一种跨界培养,是“思辨+管理+赋能”相结合的具体实践。
UCA—DDE项目旨在缔造数字科技独角兽,成就数字经济领军者,培养拥有商业资源同时具有影响力的业界翘楚,提高企业的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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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在其他产业领域的应用带来的效率增长和产出增加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近年来,数字经济正在加快向其他产业融合渗透,提升经济发展空间。
“四化”框架带领数字经济高速发展
发展数字经济,构建以数据价值化为基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数字化治理为保障的“四化”协同发展生态,既是重大的理论命题,更是重大的实践课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
四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四者间的关系,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
中国数字经济早期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的先天优势,网民规模的高速增长为互联网行业的崛起提供了天然的优质土壤。2012年以后,网民增速趋于平缓,移动端时代到来,促使中国数字经济进入成熟发展期。
总体而言,中国数字经济的主要商业模式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演变,从信息传播到电子商务,从网络服务到智能决策,新模式和新企业不断涌现,商业模式重心向用户端倾斜,技术成为行业核心的驱动力,但争夺流量和积累用户规模仍然是商业模式成功的关键要素。
数字经济规模持续上涨 对GDP贡献明显
根据中国信通院于2020年7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近年来,数字经济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由2005年的2.6万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35.8万亿元。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在GDP重所占的比重逐年提升,由2005年的14.2%提升至2019年的36.2%。
数字经济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不断增长。2014-2019年期间,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在50%以上,其中2019年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7%,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均高于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产业数字化是核心
根据中国信通院于2020年7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我国从2005年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二分天下,到2019年主要以产业数字化为主。2019年数字产业化规模为7.1万亿元,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约为28.8万亿元。
数字产业化以软件为核 产业数字化在服务业爆发
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我国数字产业化的结构从2012年的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主,到2019年以软件产业为主。2019年我国软件产业占数字产业化的比重上升至55%左右,电信业占数字产业化的比重则下降至28%左右。
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中服务业、工业、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37.8%、19.5%和8.2%。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数字政府建设加速推进政府治理从低效到高效、从被动到主动、从粗放到精准、从程序化反馈到快速灵活反应转变,新型智慧城市已经进入以人为本、成效导向、统筹集约、协同创新的新发展阶段。
数字经济的经济带效应明显
2020年12月28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中国区域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0年)》,报告根据区域的数字创新要素、数字基础设施、核心数字产业、数字融合应用、数字经济需求和数字政策环境等六大方面进行评估。从省份的角度来看,2019年数字经济竞争力排名前五分别是广东、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
从城市的角度来看,2019年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数排名前十五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杭州、天津、成都、重庆、宁波、武汉、福州、西安、厦门、青岛。
从地域分布来看,数字经济竞争力较高的城市仍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有11个东部城市,北京、上海、深圳位列前三位,有1个中部地区城市武汉,有成都、重庆、西安3个西部城市从省市分布来看,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均有两个城市上榜。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突出的区域聚集特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核心。这一方面是由于三地经济基础优势显著,可以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才、资金等资源保障;另一方面三地扎实的产业基础,也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整体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未打破“胡焕庸线”。根据赛迪智库于2020年9月发布的《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白皮书》,相较2019年,2020年共有8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指数排名有所上升,其中陕西、广西、云南、甘肃、内蒙古、新疆6省(区)均位于我国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正拥抱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努力在新的赛道实现突破。
数字技术具有跨越地理特征的优势,未来,随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数字经济将会进一步突破地理条件限制,逐渐改变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为缩小东西部差距注入新动能。
十四五近百万亿规模
根据2020年11月初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十四五”规划强调了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数字经济无疑成为投资者未来五年甚至十五年挖掘的富矿。2020-2026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到2026年,数字经济规模有望突破95万亿元。
以上数据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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