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代表性的启蒙读物研究论文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了30余年的历史，但启蒙在中国仍然是个热点话题。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紧迫，启蒙也成为一个既敏感又必须面对的问题。从历史视角认识启蒙从历史上看，中国遭遇“启蒙”问题，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是民族自觉的标志。一般来说，发端于《新青年》创刊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鲜明地举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鼓吹个人自由，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主张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而且，从实践上来看，新文化运动也确实在沉闷、黑暗的中国掀起了一阵旋风，起到了启蒙的效果。在新文化运动中，代表封建专制势力的孔子及其学说受到了严峻的批判，民主与自由也成为中国发展的潮流，个体的权利意识有了很大的增长，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白话文也替代了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启蒙和西方的启蒙是完全一样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启蒙为什么会转向？换言之，西方的启蒙之路是不是中国的必经之途？这个问题的核心实质是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问题。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指出“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一度成为对这一问题的经典回答。很明显，这一回答是以启蒙和救亡的区别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一回答承认启蒙有着独立的、外在于救亡的价值和意义。按照这一逻辑推论，在“救亡”不再成为问题之后，中国理应再来一次启蒙运动进行“补课”。自新中国以来，民族危亡不再，“救亡”也随之成为一个历史问题。但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相当成的一段时间里，不用说全民式的运动，单就一种学界的思潮而言，“补课”式的启蒙也没有成就什么气候。或许尚有待于将来？其实，在此不妨从历史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来释疑。纵观中国近代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中华民族救亡历程中“自然”的产物。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揭示的是中华儿女探索救国救民的心路历程，其主题始终是“救亡”。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中有启蒙的元素，那也只能是“副产品”。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对民族振兴的憧憬，是大多新文化运动领袖拥有的共同情感。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到处洋溢着“救亡”的气息，正所谓“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青年”正是为了“新社会”；而孤独苦闷彷徨的鲁迅“不得不”在黑暗中大声呐喊，与其早年“弃医从文”理想一脉相承，最终也是为了刷新民族与社会；胡适以鼓吹“全盘西化”而闻名，但其初衷何尝不是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改造国人？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启蒙始终是为救亡服务的，也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当启蒙不能解决救亡问题时，或者是人们发现了解决救亡问题的捷径时，启蒙只能被“压倒”，被抛弃。中国由“启蒙”转入“救亡”，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严复、孙中山等人已经对西方的社会问题有了轮廓性的认知，早已在思想上破除了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西方文化危机的总爆发，即便说这种“爆发”还只是处于调整和过程中，处于完成中，但是西方文化内在的缺陷已经昭然若揭。因此，当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长期受实用思维影响的中国人很快就转移了视线。罩着“救亡”的“启蒙”外衣被毫不留情地扒掉了，“德先生”也只好沦为一种历史资源以备来日发掘和使用。在中国文化的大视野中审视启蒙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启蒙精神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石。但这种精神在遭遇中华文化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在“救亡”的主题下，很多先进的中国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涉及中西文化关系及取舍的问题。中国文化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前者寄予了中国人的集体和族群情结，后者则意味着中国人对个体价值的体认。这也构成了处理个人和集体矛盾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文化。据此视角来看，西方式的启蒙在中国难免不发生变形、变种，倒是附和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句，得以迅速传播并发展。因此，启蒙在中国总是摆脱不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启蒙总是与民族的救亡联系在一起，启蒙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和个体觉醒从根本上也摆脱不了“天下情怀”的束缚。正如前文提到的鲁迅，被誉为反传统的斗士，然而其最终却又淹没于传统中。那种直面现实、勇往直前的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正是蕴藏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底层的东西，而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其他很多致力于启蒙救国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启蒙的实践就要处理一个核心问题：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传统文化中，个体价值必须通过集体才能体现出来，而没有独立的、自在的意义。然而，启蒙的本意却是彰显个体独立的价值和主张个体自在的权利。这种矛盾既是中西文化交锋的一种缩影，也是中国在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之于中国文化的特性和近代中国的实际，对该问题的解决又必将直接诉诸于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中。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的实现都有赖于政治这一平台。在传统社会政治几乎是唯一的平台。而说到政治，启蒙的最高理想就是实施宪政。孙中山不仅对西方社会有着直切的了解，对中国社会也有着深刻的观察，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五权宪法”就不乏中西合璧的设想，而后来提出的“知难行易”学说更是基于中国国情的考量。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设计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路线图。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的《中国革命史》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简言之，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在“救亡”大背景下，这种设计尽管难免带有一些功利色彩，甚至由此而出现一些急功近利、无视客观实际的人为因素，但其基本路径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长期受“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文化滋润的中国人需要被训练成“个体的理性人”；而要实现启蒙救国（强国），实现宪政，就必须解决“知难”的问题。当民众对“启蒙”达到彻底地“知”时，“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同样，带着“救亡”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后才能爆发出理论的伟力。从对人民力量的肯定，对群众智慧的尊重，到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就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相融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封建积弊和西方现代文明缺陷“双重超越”的尝试。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实现强国梦，宪政一直是先进的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上，朝向这一目标的路径却反复曲折，从君主专制到一党专政，最后以“一党执政和多党参政”的模式相对稳定下来。中国启蒙的现实选择中国需要启蒙，因为中国需要自由和民主，中国离宪政目标还有距离。那么，中国的启蒙之路在哪里？首先，启蒙离不开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即便以西方文化为参考系，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也绝不是启蒙的对立面。特别是担当意识，作为个体价值的一种判断标准，更与启蒙精神鼓励个性和个人价值的一面相通。不可否认，启蒙还有重视个体自由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中比较缺少的。但过度重视个人自由，特别在当前这样一个没有充分受到启蒙“训练”的中国，其隐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理念迅速风靡全国，并为全社会所认可，就是中国式启蒙的一种表现。可以说，如何在个体与集体之间构建合适的张力，既保证充分的个人空间以鼓励个人创造力和积极性，又照顾到集体的关切以实现大众的公平，仍将是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其次，启蒙不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启蒙虽然鼓吹自由平等，但也同样需要领袖和鼓手。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洛克、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些精神领袖的鼓与呼，启蒙能发展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运动？而在中国，这一责任由谁担当？非知识分子莫属。一方面，相对于大众而言知识分子更容易承继天下情怀和担当意识，更容易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和营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往往视野开阔，总是处于时代的前沿，容易接触新事物。就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和对接而言，知识分子最有发言权，也最有资格。在启蒙的路上，这些知识分子就和西方启蒙运动中的精神导师一样，担负着传承文明、启迪大众的使命。当然，当下“救亡”问题已经远去，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启蒙运动完全可以从容一些、淡定一些。因此，当下的启蒙重点在于“知难”而不是“行易”，其目的不是为了“救亡”（也就不存在孙中山由“知难行易”学说中推出的把先知先觉者之知强加于普罗大众的必要），而是从根本上解决“知难”的问题，以使普罗大众明白“个人”之意义与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改造社会，刷新民族。从文化建设到政治实践。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高，其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无论是执政者，还是部分社会大众，对政治体制改革诱发社会不稳定的疑虑尚存，改革共识难以凝聚。如何处理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不妨从普及启蒙理念开始，首先在思想领域放开搞活，在思想层面“模拟”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应该把当前的启蒙纳入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在营建宽容、理性的文化氛围，促进公民文明文化素质提升方面下功夫。也就是说，我们要优先在观念上为启蒙扫除障碍，理顺社会和大众的观念。当然这个观念是知识分子们“深思熟虑”的产物，这一“深思熟虑”应当得益于开放的舆论，得益于不同观点的交锋，得益于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普罗大众的打成一片。在未来，文化建设必须替代经济建设在推动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地位，从而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