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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佛教律学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律学思想是佛教伦理思想的基础及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含摄了定学与慧学的内容,而威仪则是律学伦理思想的外在表现。

论文关键词:佛教;律学伦理思想;威仪

一、佛教律学伦理的基本含义

我们通常所说的“律”,既可以是事物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也可以说是一种基本的律则、规范,它贯穿于宇宙问的一切事物,因此,对于万事万物,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必不可少的。以宇宙万物来说,大到天体日月的运行,小到鸟兽虫鱼的滋生、草木花卉的成长,都可以说是因为有一种自然律的存在而起着作用的结果。再以人类来说,大到社会、国家,小至种族、团体,也都是因为有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律仪的约束、规范作用的结果,它们才得以存在、延续乃至发展下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宇宙万物还是芸芸众生,如果不遵循一定的律则,没有一定的律仪来规范、约束它们,它们就都不可能存在下去,更不用说繁衍、发展了。这种律,体现在佛教中,就是规范、约束僧团生活乃至一切活动的戒律。佛教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规范与约束僧团而又适应僧团的戒律,僧团才得以维持、存在,佛种也才得以延续、发展。由此可见,释迦牟尼佛制定戒律以摄护僧众,与宇宙的存在、运行有相通之处,与众生的和合相处,更是大有关系。

释迦牟尼曾经说过,过去三佛——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因为只是自己专心于厌离现世的证悟,没能广泛而普遍地为弟子说法,没有为弟子制定学处(戒条),不立说波罗提木叉。这样,佛与大弟子涅 粲 (逝世)后,弟子们的梵行就会速减,不能久住。因此,前三佛的梵行就没能久住、流传下来。而后三佛——拘楼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则广为说法,并为弟子制定学处、立说波罗提木叉,因此,他们虽然逝世了,但因有律的规范与约束,所以各个弟子的梵行都不会消逝。由此可见,律仪与佛法的住世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佛法住世的久暂,没有不是以制定戒律摄护僧众以为依据的。

在佛教中,“律”之一词是指身、口、意三业(动作、、思想)的轨则,以身口的活动造作为身语的表业,心即意业。但佛教认为身语动作,都是由于心的指挥而造出的种种业。可见。心意作用对身口动作具有主导作用。所以释迦牟尼制律的目的就是,不但要控制而且要统一各个人的心意,即思想,以此来约束、规范人的`身语的活动。

佛教中与律相关的概念有不少,它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来解释佛教律的思想。只是因为“律”的含义最能表达佛教有关律的思想与精神,佛教的律及道宣所创立的南山律宗才以“律”来命名。

以梵文的音译来说,佛教中有关律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 1、毗尼:又译为毗奈耶,鼻奈耶等,都是根据梵文轻重音的不同而的。与之对应的意思是律。其基本含义有以下几种:

(1)律或灭:律是从教而得名,其最基本的含义为法,而法的基本含义为犯及不犯,其中犯包括轻与重。而轻与重中又包括因果缺缘开制等的不同。而灭是指戒能灭诸恶法。

(2)善治:指善戒能治一切过患,除伏诸非。因为按照佛教的观点,众生在六道中轮回,起惑造业,受很大的痛苦,没有出期,就是因为没有戒律作为其堤坝。相反,如果有清凉的戒律来治伏身心,那么,一切过患就不可能会产生,生死也就可因此而免除了。

2、婆罗提木叉:又译作波罗提木叉,钵喇底木叉。汉语“戒”的含义与之相近。它主要有以下几种含义: (1)别解脱:指对身戒(杀、盗、淫)及语戒(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而定的外在行为上的别别防非解脱,这和针对心意或精神的戒法(指定共戒、道共戒)是不同的,由此,称之为“别解脱”。

(2)处处解脱: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从近的一方面来看,它是为了止业,处于凡地,是在因位上,是渐防,是各个防护身口七支,使之得以各个解脱。从远的一方面来说,其目的是为了除惑,处于圣道的地位,是在果位上,其目的是要让惑业得以顿破。

另外,这个词也指列纪戒律项目之书(戒本)。在布萨(每隔半个月举行的僧团集会)之日,在僧众前宣读各条文的规定,以令比丘忏悔过非。

3、尸罗:又译为尸怛罗,具有以下含义: (1)戒:“尸罗,此翻为戒。”(卷一)这儿的戒是从性而得名,性包括善、恶、无记三种,其基本含义为禁、警惕,善戒能防非止恶,策动三业以修善行。

(2)清凉:恶能令身心热恼,戒能令身心安适,因此就把戒称之为清凉。

4、优婆罗叉:又译为优波罗忏,其义为律。但是这儿所说的律与毗奈耶还是有些不同,而且这个名称在经律论中极少运用。比如说,律藏一般也可以称之为“毗奈耶藏”,但却没有“优婆罗叉藏”这一说法。

以上四类(通用的只有三类)梵文音译的名称,虽然细加分别,会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其基本意义是相通的,都可以称为“律”或者“戒律”。以下我们对于律学思想的分析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展开的。

二、佛教律学的内在精神

众所周知,佛教有很多的宗派,各个宗派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各宗派之间也有一致的地方。在各个宗派的教法里,我们可以用境、行、果三者去统摄它们;在各个宗派的行法里,我们可以用戒、定、慧三学的次第去含摄一切。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出戒定慧三学在佛教中的重要性。这也正如道安法师所说的:“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人道之由户,泥 洹 之关要也。”

关于戒律思想的基本含义,我们前面已作过较详细的阐释。至于定和慧,其简单定义是这样的:定为六根涉境不随缘;慧为心境俱空,而能照鉴万有。另外,有的教派在断惑证真的修行次第方面,更在戒定慧三学之外,又加上身这么一项,成为身、戒、定、慧。这一点在修行的次第与方法上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事实上,按照佛教来说,诸法的次第都是相因相缘而生的。在这方面也是这样,因为观身而持戒,因持戒而生定,因禅定而产生智慧。本来,身体是由四大(地水火风)五蕴(色受想行识)假合而成。但凡夫却执着我和我所,由此就产生了无边无际的惑业,于是就贪恋着生死而永远难以得到解脱。而戒定慧三学,就是使人们逃出这种苦境而得以解脱的无上法门。简而言之就是,由于戒行的精严,正知而住,使心不为五欲之境所动,由此进而修定。由修定而离欲,依定而发慧,有慧就可以降伏内心的烦恼,由此也就远离苦境而得到解脱了。

具体地说,首先,定学与慧学可以统摄于戒律学。比如说,在《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论》所列的戒名,即波罗提木叉戒、禅戒、无漏戒;在《俱舍论》中则称之为别解脱律仪,静虑生律仪,无漏律仪。其实,禅戒就是定学,无漏戒就是慧学。但它们是怎样通称为戒呢?原因就是,入禅定时,三业就自然得以调善,因此就不能起非恶。已经证到了无漏智,就自然不会毁犯所有的戒律。由此之故,就把这两者分别称之为定共戒与道共戒。四分律里面所称的增戒学、增心学、增慧学,也就是指定学与慧学可以统摄于戒学而说的。

但是,波罗提木叉戒与禅无漏二戒的性质是不同的,这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对比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一、从时方面来说,木叉戒需佛出世才有,因此非常稀有。而定共戒和道共戒,即使佛不出世也能通过禅定和证道而获得,因此是常有的。二、从境方面来说,木叉戒通情非情,遮罪性罪都禁止,从这点来说,更宽泛,因此也更优胜。而禅无漏戒只通情,不通非情,只能禁止性恶,从范围来说,它们更狭窄,故不如木叉戒。三、从发心上来说,木叉戒从慈心发,能成为佛道的因缘。而禅无漏戒不是从慈心得来,而是从禅定和智慧得来,只能自利,不能利他,是二乘人心。四、从功能上来看,和禅无漏戒相比,木又有两个优胜之处:第一、木叉摄护的众生广大,能被及七众。第二、木叉住持胜(功强),能够绍续三乘三宝三道。对于这两点,禅无漏戒都不如木叉。五、从人这一方面来说,只有佛弟子才有木又戒,而即使外道,也能获得无色定的禅戒。另外,“波罗提木叉戒,从教而得;禅无漏戒,不从教得。” (卷一)因此,“夫能维持佛法有士众在世间,三乘道果,相续不断,尽以波罗提木叉为根本,禅无漏戒不尔。”’(卷一)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广义的律仪来说,定与慧,即禅无漏,定共戒道共戒都可以称之为戒。而从狭义的戒律来说,只有波罗提木叉才可能称之为戒。而且波罗提木又是根本,从佛的亲教而来,禅无漏则是非根本的,外道也可以共有。另外,虽然要想断除烦恼,了脱生死,非依靠慧不可,但是,这种无漏之智慧,却必须在定的基础上才能发生,因此,“定”便是修学慧观的方便法门,没有正定,慧是修证不起来的。这就好象一间深密无缝的静室,在里面点起灯烛来,这时灯光才能明净有力,照破黑暗。这个比喻说明,由“定”中发出来的“慧”,才是真慧,才可以真正地断除烦恼。假如是一枝风中之烛,摇摆不定,那么,它的破暗力量,便必定不会强烈。这证明慧的力量微弱,就不能断除烦恼。所以,修慧必先习定。

但是,定又有正定和邪定的不同,要想修习正定就必须依靠净戒。如果没有净戒,就不容易得到“定”,即使得到了“定”,那也一定会变成邪定。而照佛教来说,邪定是解脱和涅 椠 的障碍物。修习定的人,对于这一点就要特别注意。由此,我们知道,要想获得正定,就必须严持净戒。戒是防止身口七支陷于非法的有效妙,是定的胜因。因此,“由持净戒,禅定、智慧功德发生,则律仪为因,定道为果。”(卷一)因持戒而生定慧是一种普遍的因果关系。

总之,只有先严持净戒,才能发生定学与慧学。因此戒学居先,而定学慧学为次。这正如道安法师所说的“在家出家,莫不始戒以为基址。"}由此可见,戒定慧三学的关系是:先持净戒,由戒发定,由定生慧。这就象炼金一样,粗垢首先被炼掉,而后才能提炼出真金。戒定慧三者的顺序也是这样的。

三、佛教律学的外在表现

通过以上对戒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身语心意所包含的轨则就是戒律。而符合这轨则节度的行为就是威仪。威仪要从律法而彰显出来,律法也要由威仪而得以表现。一个人如果能够严持律法,那么就一定会具备威仪;如果他的威仪不缺失,那么说明他的戒德已非常完备;而戒德完备了,就能完成高尚的志节。

身口两业,都是有形态和声音的表现,表现出来的仪态,如果都具备了适当的节度,就是威仪。但是,身形的举动,言语的措词,在外面表现出来的威仪,一定是出于内在涵养的戒德。所以,要身、口、意三业清净,都符合轨则,然后举止行动。音容笑貌,才会有节度。内在的美德显露于外,就可以成为别人的模范,而令人生起敬仰之心,这就是威仪,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为。不过,一定要有无形的道德义理充满于内心,有形的道德行为显于外表,才能成为威仪。这就像所说的“有诸内,必形诸外,诸于心,必动于言”的道理是一样的。

对佛教义理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佛教全部的道理,实在是一部非常精微、非常浩瀚的学。里面既有明心见性的经论,又有摄心制行的律仪。由此形成了内外兼治的修身方法,表现出由内而外,绝对庄严威仪的形态来,这就像所说的:“君子不重则不威”。孔子说的“不重”,就是释迦牟尼说的“不适于节度”。孔子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札勿言,非礼勿动”,这被儒家所重视的“札”,也就是释迦牟尼所强调的“节度”。所以应该严谨地遵守威仪,使自己的行为,都适合于现行的节度。这样一来,身、语就不会放肆,心意也不会散乱,逐渐地和禅定相适应,这就是由外烁而得于内炼了。这样一来内外就可以相承接,表里就会相一致,这两者都不能偏废,而且也不可以偏废,释迦牟尼制律摄僧的最终目的,就是在这里。

所以,戒律也就是威仪,威仪也就是戒律,两者必须要同体,而相互为用,尊性具与重修德,确实是不可以偏废的。因为性如果不修的话就不会显现出来,通过修行,性才能完成,“治劣情以成盛德者,即是从修德而显于性德”,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我们作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修性德就好像治学一样,治学又好像磨玉冶金一样。玉石必须琢磨,才会显现;黄金必须锻冶,才会精纯。假如不经过琢磨,玉和石就不可能分开;不经过锻冶,金和沙也就混和在一起。必须经过琢磨,才有美玉;经过锻冶,才有纯金。这是磨玉冶金一定要有的历程。治学也是一样的,俗话所说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如果要从凡入圣,治劣情以人盛德,也就和磨玉、冶金、治学一样,必须习持戒律,然后才能证取那无上菩提。

在佛家看来,本来,一切众生,都具有本性的盛德,但是因为被杂染劣情所覆蔽,本性就没能显现出来。所以才必须整治劣情,以使盛德显现出来。这正好像矿砂和璞石,把金和玉蕴藏起来了,需要经过锻冶和琢磨,才能显现一样。在修习佛道上,这种显现的工夫,就非仰仗律仪不可。因为具备了律仪,就可以调练好身语意三业,使一切善无不具备;制伏诸非,使一切恶都得以消除。而且,治恶可以生善,反过来,善生也可以治恶。律仪能生善,也能治恶。这么一来,则积极——利他和消极——自利的两种作用,都能表现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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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841002

1、关于定,看佛学辞典的定义就知道:止心于一境,不使散动,曰定。心性之作用也。有二类:一生得之散定,二修得之禅定。修得之禅定者,为色界无色界心地之作用,必勤行修习而得之者也。如三学中之定学,六度中之禅定波罗蜜,即指修得之禅定。梵名三摩地,译言定,或等。等持者,平等保持心性之义也。个人体验,无论行立坐卧,均可以得定。80年代,在下曾学过气功,会打坐,能入定。90年代,学念佛,也有念佛得定的情况,后来结婚建立家庭,得定的情况就少了,这也说明依戒得定确实是真理。入定的体验难以直接描述,只能说两件实例:其一,1988年,上大学期间,有一天上午,我感觉身体有些不适,遂逃课上山欲练气功,在一树下,背风而立,观看远处时,突然有气往下沉之感,我知道要入定了,遂不作任何思想,任运自然,低眉垂目,站在那里约有半小时之久,周围微风轻拂,风吹草响,任何微细的响动了然于心,而身心不为所动。如果不是有意要出定,恐怕能站上更长的时间。其二,我祖父早逝,父亲是遗腹子,父母亲经常梦见穿长衫人,疑为祖父求超脱。我从1989年起学净土宗念佛法门。1990年春节,按农村习俗,要看祖坟。我想趁机为祖父念佛,于是在坟上静心,念起佛号,不经意间,佛号起处,契入定中,一念即有十来分钟,十来分钟只念了一句佛号,历历在心,清清楚楚。如果不是有人喊叫要走,相信此定可以维持更久。由此,我印证了一个道理,一念,并非一句,也并非一直念,而是真真切切只有一念,时间长短没有固定的。这些体验,仅为个人体验,目前还没有任何善知识为之印证,我自己绝不敢作为圣解,也请楼主及观者勿作圣解。2、关于法器方面的知识,有一本《佛教器物简介》的书,可以参考。下面摘录一些:法器又称为佛器、佛具、法具或道具。就广义而言,凡是在佛教寺院内,所有庄严佛坛,以及用于祈请、修法、供养、法会等各类佛事的器具,或是佛教徒所携带的念珠,乃至锡杖等修行用的资具,都可称之为法器。就内义而言,凡供养诸佛、庄严道场、修证佛法,以实践圆成佛道的资具,即为法器。法器的种类十分的繁多,而各种法器的用途、型制、大小也差异极大,因此在不同的时空因缘中,也产生了许多的变化。即使是相同名称的法器,也因为时代、国家区域乃至宗教的不同,而在形式、材料及制作方法上,有极大的差异。在佛教的工艺美术中,也往往都是以法器为代表。法器如果以用途来区分,一般大约可分为庄严具、供佛器、报时器、容置器、携行器及密教法器等六种。但在本书中,为了使读者能更深切的了解这些法器,所以将之分为八种,做更为细密的分类。其中,除了分出禅门的特别法器之外,再从密教法器中,分出藏密使用的特别的法器,如此一来,读者将更能了解这些法器的原貌及运用情形。这八种法器的分类如下:一、庄严道场的佛具:这是指庄严佛堂、坛城、道场的器具,包括:佛坛、须弥坛、幡、盖、经幢等物。二、供养用的佛具:这是指日常以供养诸佛菩萨本尊的器具,包括:灯、华、香、香炉、衣(左示右戒)、阏伽器等。三、梵呗赞诵用的法器:用于寺院日常行事或临时集会敲鸣用的器具,及唱诵、法会及各种仪式中领众之用。包括木鱼、钟、鼓、磬、云板等。四、古代比丘生活用器具:此类用品为古代大乘比丘随身所持及生活中所用的器具,包括:钵、三衣、澡豆、头巾、手巾、齿木、滤水囊、念珠等。五、禅门的法器:此类是指禅门中,除了生活上的实用性之外,亦常为禅师悟入学人的器具,如:拂子、如意、竹篦、蒲团等。六、置物用的法器:此类法具指可收藏或装置修行用的器具,如:佛龛、舍利塔、经箱、戒体箱等。七、密教的法器:此类法器指密教修法时经常使用之法器,包括曼荼罗、金刚铃、金刚杵、法螺、护摩器具等。八、藏密特别的法器:此类法器是指西藏密教中特别的法器,如:唐卡、哈达、食子、八吉祥、七宝、颅器、嘎乌等。法器其实是实践佛道的器物,同时也是实践佛教礼仪与佛法生活的器具,是与修行相合为一的。因此,法器除了在佛教工具艺术上,有著极高的价值之外。对于修行者而言最重要的当然是要体会法器的内在精神,而应用于佛法的修行上,以实践圆满的佛道,这才是法器真正要展现的风貌。佛教的法器,又称为“佛器”、“佛具”、“道具”、“法具”。举凡佛坛,用于祈祷、修法、供养、法会等各类佛事,乃至行者所携行之念珠、锡杖等修道之资具,统称为法器。在《华严经》(入法界品·宝髻长者章)中说:“如诸菩萨得不思议功德宝藏,乃至修无分别功德道具。”又<观自在章>云:“善财作如是念:善知识者,至一切智,助道之具。”在《中阿含经》中说:“所蓄物可资身进道者,即是增长善法之具。”而在《菩萨戒经》也说:“资生顺道之具。”《禅林象器笺》卷十九中也说:“凡三衣什物,一切资助进道之身物,具名为道具。”法器的内容依诸书所记,并不一定,但一般均将修行修法等所用的器物类,称为“法具”或“佛具”。依《古事类苑》<宗教部>所记载,古称之道具,即三衣六物、独钴、如意、拂子、坐具等僧众所持的资具类,也称为僧具。而花瓶、火舍、香炉、灯台、斗帐、盖、花幔、幡、磬、铃、法螺、木鱼、铙、钹、金鼓、钟等物,则总称为佛器、佛具或法具。法器的种类非常繁多,其用途、大小、形状等各自不同;即使是同一名称的法器,也会因为制作材料、手法,或宗派、时代的差异,而在形式上完全不同。如果以法器的用途来分类,一般约略可以分为庄严道场的佛具、供养佛菩萨的法器、梵呗法器、置物用的法器等六种。(1)庄严道场的佛具,如:幡、天盖、伞盖、宝幢等,可以用来庄严佛堂道场之器物。(2)供养佛菩萨的法器,例如香花、香炉、灯笼、净瓶、衣(祴)等可用作日常勤行供养之器具。(3)梵呗赞诵的法器,例如钟、鼓、磬、木鱼、云版等,可供寺院日常行事或临时集会之敲鸣用,或于唱诵、法会、仪式中领众之用。(4)置物用的法具,如:舍利容器、经箱、经箧、戒体箱等,可收藏或装置有关习道之器具者。(5)古代比丘生活器具,指古代大乘比丘生活中必需之物,如:钵、锡杖、如意、尘尾、拂子、念珠等日常随身所持之物。钵为比丘游化乞食所用,依个人食量差异而有不同大小,材质则以铁钵、瓦钵为主。锡杖则是为了托钵时避免打扰施主,而于门口振锡,代替敲门。锡杖之杖头为金属所制之轮状宝珠形,其间有数环相接,振之即相撞鸣,僧侣持之,既为圣智威仪之表帜,且可于荒野行脚时,振动警觉,驱遗毒蛇等物。(6)密教的法器,包括了修法、灌顶及护摩时所用之法器。例如羯磨杵、金刚杵、金刚铃、金刚盘、六器(火舍、阏伽器、涂香器、华鬘器、灯明器、饭食器),及结界所用之金刚橛。以上,总称为大坛具。羯磨金刚又称羯磨杵,亦单称羯磨,呈三钴十字之状。金刚杵有独钴杵、三钴杵、五钴杵、九钴杵等诸种,其各钴(股)形状或呈鬼面,或为人形,钴之上方则呈握状,可供行者手持之用。金刚铃亦有独钴铃、三钴铃、五钴铃之别;若将以上三种铃安置于塔顶宝珠形之上端,则称为塔铃、宝铃。金刚盘为修法时安置金刚杵、金刚铃等物者。此外,尚有藏密特别的法器,如:唐卡、食子、摩尼轮、八吉祥、七宝、曼达、嘎乌等。密教的法器,除了修法所用之外,由于其制作十分精美,亦常被视为艺术品珍藏。3、佛教经典的翻译,可以参阅《古今译经图记》和《续古今译经图记》,在大藏经里有。我国的译经事业,从东汉明帝的摩腾尊者开始,至唐朝开元年间的金刚智禅师止,之后就鲜有人敢贸然翻译经典。具体的翻译人和所翻译的经典名称,请看书,内容太多,不可能列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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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虽然藏传佛教中并没有小乘佛教传承,但是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始于松赞干布时期,自寂护论师传入大乘佛教及随瑜伽行自续派,莲花生大师来到西藏,制服了外道(苯教),逐渐建立了密教的基础,此一时期称为前弘期。此后经过朗达玛灭佛的波折,佛教经过灭佛运动的破坏后重新振兴,并逐渐形成了宁玛、噶举、噶当、萨迦、格鲁、觉囊等各派的传承,此一时期称为后弘期。在宗喀巴大师创格鲁派,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後,在西藏出现了政教合一的特殊局面。近现代,藏传佛教逐渐流传到世界各地。中国藏传佛教开始於西元七世纪中叶。当时西藏的松赞干布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底公主(藏名尺尊或赤尊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後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到了八世纪中叶藏王赤松德赞迎请寂护大师及弟子莲花戒入藏,逐渐奠定藏传佛教的基础,但此时仍有许多人反对。後寂护大师返印,敦请莲华生大士由印度入藏,传入密宗,折服了原来盛行的苯教,佛教於是得到了弘扬。寂护与莲华生大士入藏之後,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度僧出家,成立僧伽,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据现存的登嘎尔目录(布敦认为是赤松德赞王府所编),当时译出的大小显密经律论有738种(内从汉文转译的32种),故当时佛教流传是很兴盛的。莲华生大师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他吸取了许多西藏传有的传统与信仰的元素,加入印度佛教之中,使得佛教信仰得与在西藏生根,建立了独特的藏传佛教风格。当时唐朝禅师摩诃衍(Mahayana),藏文称其为「和尚」(Hva-san)或「大乘和尚」(Mahāyāna Hva-san)入藏宏扬禅宗,後与莲花戒辩论失败,赤松德赞下令不得再修顿门法[1]。因为西藏王室刻意压抑汉传佛教的影响力,使得汉传佛教无法进入西藏。但是在西藏固有的大圆满、大手印传承中,仍然可以看出它受到汉传佛教影响的痕迹。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朗达玛灭佛,曾有一段时间(公元842-978年)佛教沉寂了。後来由西康地区再度传入,藏传佛教又得复甦。在朗达玛灭佛後,因经典散失,开始有人发掘编辑旧有保留的佛经,称为伏藏,根据前弘期旧译经典及伏藏所建立的教派称为宁玛派,又称旧派。而在朗达玛灭佛之後,重新由印度取回重译的经典,称新译。西藏史上称朗达玛灭法之前为前弘期,之後由大译师仁钦桑波重兴的佛教为後弘期。此後印度的佛教学者,特别是遭遇变乱时期的那烂陀寺、超岩寺等的学者,(印度比哈尔邦省的佛教各大寺庙在1203年被入侵军全部毁坏),很多人前往西藏取经,传译事业因而兴盛,著名的译师有马尔巴等人。十一世纪时有孟加拉佛教大师阿底峡尊者入藏(1042年),又大弘佛法,重建僧伽,传播中观应成派大义,同时藏族比丘仁钦桑波(宝贤)等翻译了很多的经论。印度传入西藏的佛学,主要的称五大部,就是『因明』,『戒律』,『俱舍』,『中观』,『现观庄严论』。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近六千部中绝大多数是直接由梵文翻译的,少数是从汉文转译的,因此,印度後期佛教的论著丰富保存在藏文大藏经裏,尤其是因明、声明、医方明等论著数量庞大,这些译著都非常重要。喇嘛教传播的另一高潮是在明神宗时代,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见面殿下在蒙古传播的种子,蒙古源流说,俺答汗的从孙切尽皇台吉是第一位信仰喇嘛教的皇族,到十七世纪中几乎所有蒙古人已信仰喇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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