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江湖研究心理论文

《笑傲江湖》读后感 近日，百无聊奈之中找来一本金庸先生所著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这本书是我很久以前曾看过的，现在再次相遇。倒真有一种亲切感，金庸先生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二年十余年间共写下十二部长篇小说，一部短小说，几乎每一部都与历史挂钩。有形无形之中，都能让人大开视野，同时。迂回的写作技巧有无意之中让你懂得了什么！虽说都是武侠小说，却慕名而来究其深奥。还是让我们去一睹江湖风采。 《笑傲江湖》一书是金庸先生写于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文革”期间，那时全国各地都在浩浩荡荡的兴起“文化大革命”运动，而生活在香港的金庸先生也不免被以文人而挤压，可能也是百无聊奈激愤感慨之中才写出这么一部《笑傲江湖》。由于金庸先生年轻时手西方好莱坞的影响很深，所以在小说中国，可能会看到那扑朔迷离的情节与变幻莫测，人物性格是喜剧，也是悲剧，虽说小说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但于其中所包含的某些情节。，如果有着相似经历的人可能会感到惆怅、萧条和迷盲。 小说的开端写的是青城派掌门余沧海发动整派势力对付福威镖局。意图得到传说中的《辟邪剑谱》，由于老镖头林震南的儿子林平之在客栈之中为救易容的岳 而杀死余沧海之子，随后整个镖局中镖师尽死于余沧海摧心掌之下。此段不仅给文章以后埋下伏笔，也嵌入一个重要角色林平之，他的身上可以看出生活在社会上的弱者，是如何来处理这个社会的。借巧取豪夺的岳不群、余沧海。作者开篇便道出了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 由开端引入而来的林平之也是值得一说的人物，路见不平而救岳 ，为救父母而追余沧海至八衡山，负父母大仇而忍辱负重，倚木高峰投岳不群。虽说到头来还是被令狐冲囚于西湖牢底，但其生性豪爽、不畏于邪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宁可饿死也不偷食， 峰诱逼而不拜其为师，敢喝蓝教主的酒，智斗岳不群，追余沧海，虽比令狐冲的潇洒豪迈，随遇而安的个性有所不及，却远胜于那些道貌岸然之人。 其后，最能体现整篇小说宗旨的便是衡山刘正风与魔教长老曲洋的俞伯崖、钟子期的知音情怀，影射出令狐冲、任盈盈的相遇与相识其精华也体现了正邪双方都在追求的一个目标，只不过武林中的打斗，求的是惟我独尊，而自古正邪不两立，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阶层也分成几部分。那国家的命运便只能是倒退、沉沦或者破灭。而小说的结尾，令狐冲与盈盈两人平息了正邪双方一触即发的一场浩劫，从而也像是金庸先生在诉说，一种对社会和谐的追求，一种特有的侠义情怀，宽容与大度。 小说的结局处乐不群、令狐冲师徒相残，王岳派全军覆没，走上了魔教几十年前十大神魔的同一条道路。尽葬华山思过崖，经过几番生死搏击，正邪双方终于站在了同一个平台之上。 刘正风与曲洋的乐谱《笑傲江湖》曲，或激昂或哀怨或豪迈或凄冷的诉说，吟唱着一种生于江湖，死于江湖的高傲情调，也是对追求和平的一种愿望。“凉风起天末，江湖秋水多。”事实总是比理想残酷的多，两位前辈家破人亡，双双残死，留下了为世人所不理解的知音之情，带走的却是对人世的莫名之恨，而令狐冲正是继取了这样的情怀，也正是如此金庸先生才能 寄托更多。 自小无父无母的令狐冲跟着师父、师母张大，在华山弟子中排行老大的他，是众师弟的榜样，同样也是他们嫉妒的对象，这一点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表现得犹为深刻。无依无靠的他便以华山为家，视师父、师母为自己双亲，而将全部少年情怀都给予了日思夜想的小师妹岳灵珊，虽然在平时相处的平静风波中亲密无间，但毕竟女人心，海底针。有岳灵珊移情别恋之后，再加上众人的猜忌，使得令狐冲的激昂之情，一步步走下滑路，相反，那由生而来的孤傲之性，与日俱增，如往日救 斗田伯光，遇风清扬，守住的虽说是一个小小的承诺，却成了以后承诺整个江湖的依据，而惟独其广阔的胸襟方能将“独孤九剑”发挥到极至、颠峰，而《笑傲江湖》曲谱里“山穷水尽有一村”的境界，也只有他才能体会到，然而，曲谱不仅仅是代表一种傲对茫茫江湖的性情，也是对令狐冲人生的一种写照，虽说挫折是有的 ，但风雨过后，才能具有彩虹。在拒绝少林方丈授其《易筋经》为其疗伤后，才真正开始了其浪迹江湖的生涯，识问问天，救任我行，杀东方不败，多武当，上少林，接任恒心掌门。但又有何能了解那一种对人生的茫茫无措之感。“ 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可能他真正爱的是他的小师妹，可能与盈盈在一起也只能略解孤寂之感，思念之臭，往事之恨，虽然整篇小说都围绕一个“剑”字，可怜令狐冲枉有“独孤九剑”却不能慧剑斩情，刺不破这红尘之网，枉有“吸星大法”，也吸不尽那留在心底的灰尘。 小说中除了那些性格诡异之人，却并无大奸大恶之徒，最能体现文章对比特色的两位嵩山掌门左冷禅，华山掌门岳不群。作者在描写他们的时候各络了一个头衔，“真小人”“伪君子”，可能会任我们为其行经而感到可笑、可悲，但是，若更深一层去看，或者能启发我们的深思，如果换做是我们，会不会出现“伪君子”自宫练气，习练辟邪剑谱。“真小人”苦尽甘来，却为他人做嫁衣裳。相比之下“真小人”却逊了“伪君子”一等，岳不群为得《辟邪剑谱》，而派人先与余沧海到达福建林家镖局；明知二弟子芬德诺是左冷禅安排的奸戏，而十数年如一日，深藏不露，使得到剑谱之后，暗杀林平之，嫁祸令狐冲；为促进左冷禅召开五岳合一的武林大会而杀恒心两大师太，为收服王岳派中其余各家而利用华山后壁，各派剑谱相诱，而尽株高派高手，就是连死也要杀掉昔日爱徒令狐冲。如此丧尽天良、落井下石的奸徒的确让人感到可恨，而两个生站死斗的怨家岳不群、左冷禅，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却是同年同月同日死，待他们到阴间后，若能不计前嫌。定可做一对难兄难弟。 整篇小说之中贯穿在故事情节之中的许多人物，有的幽默搞笑、妙趣横生，像半颠半狂的桃谷六怪，采花大盗田伯光，老婆孩子俱全的不或和尚，黄河老祖等人，有结局凄惨令人感慨的如孤苦老人风轻扬，痴情尼姑仪林，衡山莫大先生，泰山掌门天门道兵，西湖别庄江南四友。还有代表正义之师的方征大师与武当掌门，方圆自好的冲虚道长。“事过”虽然“境迁”，或许那被当成历史的过去会被人遗忘，但同根而生的爱情故事却成了永恒，令狐冲的爱情不仅代表了天下间有请人终成眷属，更代表一种对和谐人生、和平武林、和美境界的问径。套用《易经》而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之。”小说写的虽是一个虚幻中的世界，但那中刺痛神经的感觉，比真实还真，所讲述的事情比亲身经历的某些事情还要深刻，美好的结局总是作者的一厢情愿，但化干戈为玉帛 总是一段美好的想象，而且从七八十年代中走过来的我们现在的社会不是还很美好吗？ 俗话说：“看万卷书，行万里路。”不管是谁，对某篇文章的见解总是不能真正体现作者的意图，而且金庸所著的《笑傲江湖》一书，深奥难测，在此只能是略表一孔之见、贻笑大方吧！ 回答者： 紫色风铃97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12-31 18:37在金庸名著《神雕侠侣》中杨过之所以爱小龙女尽管她比他大八岁是因为小龙女超尘超俗的无人可比的美貌与气质与武功,而小龙女爱杨过是因为其专一的个性与杨过出色的外表与言谈与武功;两人分开后都末遇到更佳的异性,所以多年后仍保持着原有的爱. 这是各种客观及主观条件决定的.现实生活中只要符合这两点,杨龙式的爱情是存在的.所以,他们的爱无论现实中还是剧情中,都是真的,那小龙女为什么到最后还不愿意以身相许,和他结婚呢? 人们总是希望完美的结局，王子注定要和公主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直到永远。但真实的生活却往往不会是这样。对于现在这样浮躁而喧闹的社会，爱情就像真空中的氧气一样奢侈。 能构够小龙女和杨过这样的爱着对方，不会考虑这份爱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也不想占有和得到对方，只有默默地付出、默默地相爱，即使对方和别人在一起也希望他（她）能幸福，这样的情感本身就是一种人世间奇迹。 金庸 先生为了维护这份奇迹、维护这份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他选择了让他们相爱的很苦，很苦。毕竟悲剧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喜剧，这样的结局会引起大家的思考。 有些失去是注定的，有些缘分是永远不会有结果的，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但拥有了一个人就一定要珍惜，不要等到伤害的时候才去乞求原谅，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再去挽回。 参考资料：

正邪势不两立，但何为正，何为邪？当伪君子容易，当真小人却难。令狐冲想过逍遥自在的生活，却总被权势、正邪甚至是爱情的枷锁所限制，于是总沉溺于酒，用酒把愁思烦恼浇个干干净净。我最喜欢这部书，有一种山高水远的情怀。喜欢那些洒脱的人物：令狐冲、任盈盈、莫大先生、曲洋、绿竹翁。也喜欢那些看似迂腐却也可爱的人：冲虚道长、大和尚。还有妖艳诡异的东方不败。总之，一部笑傲江湖，可以诠释人生。温瑞安曾经作过有关《笑傲江湖》的书评，标题深得我心，拟的是“回首暮云远”。五字之间，所有的苍凉之慨、怊怅意味都涵盖在其中了。读《笑傲江湖》，内在涌动的情绪是很奇妙的，不张扬恣肆，不哀伤幽怨，只是无奈，只是怅惘，只是如鲠在喉。许多事亦悲剧，运数、性格、世道，无从避趋，唯以艰难面对。还有抉择的困惑，价值观的反思——这一切，足以使它立足于一流小说之林了。金庸给故事选定了基调，是用音乐和酒这两种元素勾画出的。央视《笑傲江湖》，恶评如潮。片尾曲亦颇遭讽嘲。然而有一句说得还是不错的：水远山高。全篇是一种水远山高的情调。悠扬低和的韵致。从题目，可以大约窥出主旨之意。《笑傲江湖》是曲名，此曲根源于广陵散。题目唤作笑傲江湖，更多的是为令狐冲行云流水的人生观点题。而按书中所描写的该曲的音乐形象，却是震竦、悲哀等一系列深慑灵魂的韵律。作品并不是讲天地旷然其广，山高海阔，四海遨游，而是讲对自由和无拘无束的追求。通篇都是在追求，但似乎一直未能达到这个愿望。令狐冲永远未能走出他的人生牢笼。所以说更合理的解释，或者应该是在讲一种无奈、一种妥协、一种退而求其次。微小的人生要求不能满足。还有一种想要归还原本的生存状态的愿望，当然，这种愿望只是愿望，永远不可能实现。说到这里，其实仍旧不能明白笑傲的主题到底是什么，看过评论讲《笑傲》是政治寓言。歌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品格。对于此点，我很认同。又陈墨先生给《笑傲江湖》下了句考语：达非兼济天下，穷难独善其身。这十二字概括得更为周全。然而成功的作品，应该是富于多义性的，没有固定的真实的答案。所以，在此，不再多予追究。很多人推证这部小说是明朝。胡金铨徐克拍的同名电影更明确了故事的历史背景——明代。然而却以为笑傲的气韵是魏晋的，眉目风致，绝类那些飘逸高绝的士大夫，世说新语流泽所及，盖夫如是。喜欢这部作品的很多人。向问天是狂士面目。君子之品，奸邪之性，此人说不清。看他独酌傲对，何等的英雄豪气，再看他在江南梅庄，弄奸使猾，纯是小人之形。从于任我行麾下，接人待物，又是一副谨慎练达的管家面目。莫大先生貌似市井，行为退敛，而在内心深处，藏有一份天高地远的情怀。方证、冲虚是方外之士，却是入世情怀，管事太多，想得也深，求道之心，已经颇为寡淡。然而方证慈悲之心，又具迂腐之性，极为可爱，冲虚恬淡真诚，有凡人的欲望，但知道何以谦抑，坦荡非凡，亦极可喜。他们都不是人世烟火之外的人，但一样有着高远之致。这又是比《世说新语》更为难得的。令狐冲是局外人。左冷禅、岳不群一等人为政治人物。如果有例外的话，那就要说到刘正风与曲洋。看其它人时，我总忍不住析察人物背后的复杂社会意义，而对此二人，始终是以仰视的心情看他们身上的人性光辉。他们是是真正顶天立地的男子。有着完美的人格。作为纯粹的艺术家，他们毕生都在竭力逃离政治。他们象征着艺术家的悲哀：辛苦不为世俗了解，最终被政治逼迫而死。这是艺术的无奈，也是人性中的无奈，是中国历史上黑暗和污浊长久的母题。连城易脆，纯粹高洁的东西难逃折辱与破坏。金庸先生在后记中称令狐为隐逸性格，并非大侠。我倒有不同意见。不矫情伪俗，示人本色，待人以诚，此足以近天地正道（孔子语）。真实与善良，急公好义，彬彬有礼，是一种理想人格。虽然作者给他设计了这样那样的人性弱点，却也无损全貌。唯大丈夫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千秋以降，有几人能做到真实二字？凭此二字，已风采难掩。细自观察令狐冲的一切，更会发现，这还不全是儒家理想的完美人格，而是底层民众理想中的完美人格。当然，此非孔孟所强烈抨击的“乡愿之士”，而是底层思想的糅和还有希望的寄予。令狐冲是那样的品格：带了些小老百姓的机灵与柔懦善良，做事不求完美。始终为他人着想，良心始终摆在前面。识字不多，却能识得大体。见识不高，却有原则，有主见。临到艰难情境，亦不畏缩，坦荡相对，大是大非前，亦不含糊，更有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气魄（围寺救任盈盈）。无欲无求，但求现实安稳，心神安宁，平安寻常的生活是他一直以来的理想（可惜的是，他始终未能达成这个愿望）。我在初中时代初读《笑傲江湖》，爱极了任盈盈这个女子。她美丽娇羞，清雅过人，虽然生杀予夺，呼风唤雨。然而在令狐冲面前，她只是个小女人，她似乎只为爱情活着，她全心全意爱令狐冲，不惜自身的性命和一切一切。爱护爱人的名声地位，处处替爱人着想。不光是成全爱人的荣耀与地位，而且会成全爱人的理想与做人的原则，令狐冲要做掌门，要归隐，她都会默然地替他打点一切。她只求他开心，只求能与他一起。对少年时的我，更为那一曲鸾凤和鸣的《笑傲江湖》，原来人世间还有如此的情致。现在回头再想，发觉金庸的可怕。金庸讲令狐冲对任盈盈情感，始终讲是有所隔膜，始终讲是相隔云雾，缥缈难辨，始终是说有些敬畏之情。并在后记中称两人成亲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枷锁，此前始终不理解。任盈盈像宝姐姐。聪慧敏达，是完美的妇女品德，但那种精明、那种成熟、那种周全正是男人所畏惧的。她不会在爱人面前暴露出完全的自己，她会压抑自己的意志来成全爱人——这对许多男人来讲，是不能容忍的吧。也唯有令狐冲这样的男子，不去想、也懒得想这背后的一切一切。他习惯躲避、然后掉头去看青天白云，想想现在的生活何其畅情适意。纵然月白风清时，生出些许怅惘，也会拿几杯黄汤浇下肚，忘他个干干净净。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张从兴（新加坡）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注释：1 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费勇钟晓毅《金庸传奇》页342～343，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 2根据香港《明报月刊》98年8月号报道，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美国各大学的15名教授和博士研究生，以及来自中国大陆、港台、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的26位学者聚首一堂，提交了30多篇论文，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金庸小说的政治意识、文化意义、艺术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将金庸小说研究推上了又一高峰……这一国际学术研讨会可谓群英毕至。与会者中不仅有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钱理群、陈平原教授，还有李泽厚、杜迈可(MichaelDuke)、赵毅衡、张隆溪等名学者及刘心武、李陀、吴亮等名作家，亦有如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以金庸小说作博士论文的韩倚松(JohnChristopherHamm)等新一代汉学家”。 3 刘再复：《金庸小说在廿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刊登于香港《明报月刊》98年8月号。 4 伍幼威：《金庸小说进入西方文学殿堂——“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现场报道》，刊登于香港《明报月刊》98年8月号。 5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页92，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6 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页385，（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初版。 7 林安梧：《中国近现代思想观念史论》页173，（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初版。

武侠小说告诉我们 从小，我爸就不让我看小说，但是由于他老人家看管不怎么严厉，我还是看了许许多多的小说。并且总结许多看小说的歪理邪说。其中就有一条是：看小说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许许多多道理。下面我就一一举例吧！为了增加说服性，我就用大家都很了解的小说来说明！ 《射雕英雄传》告诉我们：要是想娶个漂亮美丽的妻子，首先要具有一颗善良的心，要经常做做慈善事业。因为郭靖就是对当时扮为乞丐的黄蓉慷慨大方才使美人清新，如果当时他很小气，对待乞丐没有礼貌，试问他如何能得到古灵精怪的黄蓉的芳心？ 《射雕英雄传》告诉我们：拉帮结伙以构成类似黑社会的组织是不对滴！是没有好下场滴！江南七怪的下场看到了没？拉帮结伙，刚开始看起来很强悍，可最后呢？不就还剩下一个么？还是个瞎子！ 《射雕英雄传》告诉我们：如果有了爱你并且你爱的人，要抓住机会啊，千万不要学林朝英和王重阳，虽然相爱，可却落了个老死不相往来的下场！ 《射雕英雄传》告诉我们：生男生女都一样！你看看人家黄老邪不是就这一个女儿吗？她不是女强人么？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第一大帮滴CEO! 《射雕英雄传》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连皇帝都不例外！所以你完全不必抱怨生活对你是多么的不公平！连人家南帝不都当和尚去了么？（家伙和我一个爱好！） 《射雕英雄传》告诉我们：360行，行行出状元！人家洪七公，当乞丐都当的如此NB！在平常的工作岗位中做出不平常的业绩，这才是真正的强人！ 《射雕英雄传》告诉我们：山寨货是要不得的！裘千丈不就是一实实在在的山寨货么？老是装作自己是自己的很强悍的弟弟。结果呢？不是被摔死了么！ 《射雕英雄传》告诉我们：女孩们对男孩的甜言蜜语不可轻易相信（我这样的男孩除外）穆念慈的生活多么难啊？独自一个人抚养年幼的杨过长大！ 《神雕侠侣》告诉我们：姐弟恋一样可以幸福甜如蜜，一样可以伟大！杨过小龙女的事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吧？ 《神雕侠侣》告诉我们：残疾人一样可以很厉害！不要歧视残疾人！你看看杨过，不基本上位于天下无敌的境界了么？说到这就得先扯一下《笑傲江湖》，本来想一本一本书的说呢。你在看看东方不败，林平之，岳不群，不应该也算残疾人么？人家不是依然厉害么？ 《神雕侠侣》告诉我们：偶像就只是偶像，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得！千万不能对偶像太过迷恋。郭襄啊，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喜欢上了杨过，不最后当了尼姑么？（唉！可惜可惜啊！口水...） 《神雕侠侣》告诉我们：恩仇什么的根本没什么大不了，你看看欧阳锋与洪七公，不是最后一笑释恩仇了么？要是朱丽叶跟罗密欧的家长看过《神雕侠侣》估计就不会有他们二人殉情的事发生了！ 《倚天屠龙记》告诉我们：早恋是不对滴，处理不好是会造成严重后果滴！你看看张无忌与周芷若，两个家伙在也就八九岁的时候就情愫暗生，可是结果呢？如果不是张无忌那软弱的性子，是肯定会反目成仇的！ 《倚天屠龙记》告诉我们：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但是他人比较害羞（比如我这样的），你千万不要放手，在赵敏的穷追猛打下，张无忌不是乖乖投降了么？ 《倚天屠龙记》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坏人，谢逊不就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感化下立地成佛了么？ 《天龙八部》告诉我们：种族歧视是不对滴！丐帮众人对于是契丹人的萧峰心怀歧视，罢免了其帮主之位，而让一个垃圾当了帮主，结果不是自取其辱么！ 《天龙八部》告诉我们：计划生育，人人有责。段正淳个老不休生了这么多孩子，家伙是什么后果啊？ 《天龙八部》告诉我们：追女生就是要乘虚而入!王语嫣不就是慕容复不鸟她时才喜欢上段誉的吗！当然，这同时也告诉我们：女生不可留虚处让别人以乘之的！ 《天龙八部》告诉我们：艳遇来了是挡也挡不住的！小和尚虚竹是个比较丑滴银！这样不还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公主么？（和尚啊...）还有，虽然你今天是个小人物，可能明天你就变成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自卑！ 《鹿鼎记》告诉我们：做人就要做能胡诌八扯和能拍马屁的人（我就是这样）！你看看游走于皇室，天地会，神龙教..几者之间仍然能轻轻松松韦大人，韦爵爷！ 《鹿鼎记》告诉我们：广大年龄大的男人同志们，请不要有老夫少妻的想法，四五十多了还想找人家小姑娘，恶心不恶心？神龙教教主，你看看人家牛气吧？七八十了娶了个年轻的老婆，不还是为韦小宝做嫁衣么？ 《笑傲江湖》告诉我们：初恋是美好的，但是也是令人心痛的。令狐冲不差点因为初恋而消极的死去了么？要不是有圣姑大人任盈盈妹妹的照料，估计什么令狐大侠就没有这个事了！ 《笑傲江湖》告诉我们：做人不可以把权势看的太重，任我行的下场不也是不怎么好么？ 还有，所有的书中都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千万没事别惹女人！你看看，比如马夫人，瑛姑，李莫愁，金花婆婆...惹他们的人下场..不说也罢！ 恩，还有那些大家不熟悉的小弟在此也就不顾说了！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小说以通过叙述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经历，反映了武林各派争霸夺权的历程。小说没有设置时代背景，“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其所折射中国人独特的政治斗争，同时也表露对斗争的哀叹，具有一定的政治寓意。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波谲云诡，人物形象个性鲜明，生动可感。

《笑傲江湖》自1967年4月20日至1969年10月12日连载于《明报》。“笑傲江湖”语出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中渔夫的“西江月”词中一句“得来烹煮味偏浓，笑傲江湖打哄”。

1、《笑傲江湖》书中岳灵珊在提到林远图身为和尚却在后来娶妻生子时，说道：“英雄豪杰，少年时做过和尚，也不是没有。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小时候便曾在皇觉寺出家为僧。”由此可知《笑傲江湖》的时代背景应该在元朝末年以后。

2、元朝末年张三丰还健在，而笑傲中的冲虚是张三丰的n传弟子。可见，《笑傲江湖》肯定发生在元代之后。在《鹿鼎记》第二十三回中澄观曾道：“古人说道，武功到于绝指，那便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听说前朝有位独孤求败大侠，又有位令狐冲大侠，以无招胜有招，当世无敌”。可见，笑傲发生在清代之前。

3、《笑傲江湖》中的日月神教也是论点之一：如果是在清代，为什么不公开叫“明教”呢？而且日月神教明显是江湖教派而非政治组织，所以反清复明是说不通的。合理的解释是，朱元璋依靠明教的势力当上了皇帝，但鸟尽弓藏，开始清洗明教势力。而明教本来就是一江湖组织，所以只好避讳改名为“日月神教”，把总舵藏在黑木崖上，行事也就越来越古怪了。而它发源于西域，又与政府关系非同一般，所以与中原各大门派格格不入，累世结为仇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笑傲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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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讲了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遇上曲洋和刘正风，偶然得到《笑傲江湖》曲谱；也不经意间学会五岳各派剑法精髓，但却被师父岳不群猜疑而逐出师门，而且还被自小喜欢的岳灵珊师妹疏远，之后在游历江湖时和魔教圣姑任盈盈相识相知相爱。最后岳不群野心暴露后，令狐冲出手阻止了大战，并与任盈盈退出江湖，共奏《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是中国现代作家金庸先生创作的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他于1967年开始创作并连载，并于1969年完成。小说以通过叙述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经历，反映了武林各派争霸夺权的历程。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波谲云诡，每个人物都个性鲜明，生动可感。

扩展资料:

1、《笑傲江湖》的创作背景

1967年8月24日，香港商业电台主持人林彬在上班途中遭两名伪装成修路工人的暴徒伏击，被烧成重伤，送医院后不久身亡。这是香港“六七暴动”的一大标志，直至今日仍时常被人提起。

原来在“六七暴动”期间，金庸执掌的《明报》从一开始便坚决反对左派的过激行动，他愤怒地揭发左派的罪恶行为：“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炸邮政局、烧报馆车辆。”不得已，金庸只好赴国外避难，也就是在此期间他开始创作小说《笑傲江湖》。

2、《笑傲江湖》体现的道家思想

首先是反礼教，尚自由。先看笑傲江湖中的至高剑法，独孤九剑。令狐冲在学了独孤九剑之后，从武功平平变得无人能敌。独孤九剑的精髓就是以无招胜有招，不按常规出牌，以出其不意致胜。而其他门派的剑法总是被太多的条条框框所限制，发挥不出太大的威力。

其次是反欲望，尚无为。正如小说中所说，武功越高，名气越大，性子会变。岳不群，左冷禅，东方不败，任我行等人都因为野心太大，没有什么好下场。

主人公令狐冲和任盈盈最后辞去了掌门和教主的职务去到了孤山梅庄过自在的生活。小说既崇尚自由，又主张控制欲望，提倡的是一种平静中中和的状态，也就是道家的和谐统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