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象征意义的论文文献综述

1936年4月，海明威在《乡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碧水之上：海湾来信”的散文，其中一段记叙了一位老人独自驾着小船出海捕鱼，捉到一条巨大的大马林鱼，但鱼的大部分被鲨鱼吃掉的故事。早在1939年，海明威搬到古巴时，他就开始计划以此为素材，写一篇情节完整的故事放到他的某个小说系类中。（实际上，他去世后，这个系类里其他篇目作为《海流中的岛屿》的一部分发表出来） 《老人与海》，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著。《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的代表作，也是一部象征性的小说。主人公桑地亚哥是一位老渔夫，他经过重重艰险，捕获了“一条不止一千五百磅重的大马林鱼”，可是在返航的途中，这条大马林鱼却被鲨鱼吃光了，桑地亚哥只拖回了一副鱼的骨架。小说对大海的凄凉景象，对老人的复杂心情与回忆，对老人与鲨鱼搏斗的情景以及他与一个孩子的友情，都作了极具特色的描写，可谓淋漓尽致、引人入胜。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年），美国小说家，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之作就是《老人与海》。这部小说是根据一位古巴渔夫的真实经历创作的，以摄像机般的写实手法记录了桑地亚哥老人捕鱼的全过程，塑造了一个在重压下仍然保持优雅风度、在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的老人形象。这部小说创下了人类出版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纪录：48小时售出500万册，50小时售出530万册！ 当他被宣布为当年的普利策文学奖得主时，评论界一致称好。"人可以被毁灭，却不可以被打败。"海明威在《老人与海》里所说的话，不仅打动了读者，也征服了评论者。 1954年，因为海明威"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海明威又获诺贝尔文学奖。"每一句话和每一段落，都要尽量写得简洁。"这是海明威写作的信条之一，这使得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数量比任何其他一位获奖者都多. 小说以写实手法展现了捕鱼老人桑地亚哥在重压下仍保持的优雅风度，这种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者成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硬汉"形象之一。对于《老人与海》这本被译成几十种文字的作品， 海明威自己认为 "是这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 这本书讲了古巴的一个名叫桑地亚哥的老渔夫，独自一个人出海打鱼，在一无所获的84天之后钓到了一条无比巨大的马林鱼。这是老人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比他的船还长两英尺的一条大鱼。鱼的劲非常大，拖着小船漂流了整整两天两夜，老人在这两天两夜中经历了从未经受的艰难考验，终于把大鱼刺死，拴在船头。然而在返航时不幸遇上了鲨鱼，老人与鲨鱼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大马林鱼还是被鲨鱼吃光了，老人历经一番艰辛，最后拖回家的只剩下一副光秃秃的鱼骨架和一身的伤，可还是得到了人们的赞赏。

其他学者对他这一作品在艺术手法方面的研究，然后最终总结其存在的不足，引出自己的观点。

阎连科文学家、作家、学者姓 名： 阎连科性 别： 男出生年月： 1958出生地点: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民 族： 汉族河南嵩县人。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8年应征入伍，历任济南军区战士、排长、干事、秘书、创作员，第二炮兵电视艺术中心编剧，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最后一名女知青》、《生死晶黄》、《日光流年》、《受活》，小说集《阎连科文集》(5卷)、《和平寓言》、《乡里故事》、《黄金洞》、《阎连科小说选》、《横活》、《朝着天堂走》、《欢乐家园》，散文集《回望乡土》，随笔集《桎梏》，中短篇小说《天宫图》、《年月日》等。《两程故里》、《祠堂》分别获1988年、1989年《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瑶沟人的梦》获第四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三届《十月》优秀奖、1990年-1991年《中篇小说刊》优秀作品奖，《夏日落》获1992年-1993年《中篇小说选刊》奖，《耙耧山脉》获上海市1994-1995年中篇小说大奖，《黄金洞》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其作品曾获军内外奖20余次。 《黄金洞》（中篇小说）---第一届（1995-1996）鲁迅文学奖《年月日》（中篇小说）---第二届（1997-2000）鲁迅文学奖第八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四届（1996-1997）上海优秀小说大奖《耙耧山脉》（中篇小说）---第三届（1994-1995）上海优秀小说大奖首届“中华文学选刊”优秀作品奖《耙耧天歌》（中篇小说）---第五届（1998-1999）上海优秀小说大奖《夏日落》（中篇小说）---1992-1993“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大校》（中篇小说）---第八届解放军文艺奖《朝着东南走》（短篇小说）---1999年“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黑猪毛 白猪毛》（短篇小说）---2001-2002年度“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04年他的新作《受活》引起文坛强烈关注，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阎连科的小说创作有三个明显的阶段：温情时代，作家创作的“三个系列”充满着对人的处境的理解及其选择的宽宥和温情，这是他早年家庭命运和生活经历给予他的气质和情感，作家还没有摆脱自我体验，还没能从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件和经验中挣扎出来，进入一个更为阔大的世界；激情时代，疾病对阎连科的写作产生很大的影响，生命在绝望、反抗之中显示出强大的意志和激情，小说的事件和人物出现在茫茫无涯的空间之中，没有时间的局限，没有特定性和规定性，作家对于命运力量的阐释具有双关性，它既是个人的，又是人类的；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充满了隐喻意义。暴力性是这一时期作品明显的审美倾向；平静时代，在对生命、命运以及人的存在本质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之后，作家把思考的向度重新转向社会和现实，在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之中思索并批判“耙耧山脉”的性格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生活。不管在哪一个时期，阎连科小说的价值取向都有一定的道德倾向性，即“回家”。在描述这一“回家”的过程中，展示了作家最本质的思索：世界与人的关系，它们以何种冲突、何种形式存在。他的所有小说都致力于寻找、揭示这一存在的形态和内涵。一署名为阎连科的作品最早发表于1979年，《天麻的故事》，刊登于原武汉军区的《战斗报》上。那一年，阎连科21岁。那篇小说早已找不到了，它的意义在当时并不清晰，今天看来，它却标识着阎连科作家生涯的最初开始。1958年8月的某一天，阎连科出生于河南嵩县的一个偏远小镇田湖镇。耙耧山脉从远处延伸而来，山下是宽阔的、深深的谷沟，田湖镇就散落在这谷沟的尽头。在离田湖镇几里远之外，就是宋代理学大师程颐、程颢两兄弟的故里，现在只剩下一座残存有很少遗迹的寺庙和他们的后代。这座寺庙在作家的少年里，并没有太多的印记，他只知道“程寺”是耙耧山脉人的圣地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而与他的人生，似无太多的干系。至到有一天，当他拿起笔，游荡于“耙耧山脉”之间时，寺庙才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仿佛看到寺庙的象征意义和无形的力量，看到了人们对“程寺”的敬畏和对“程寺”精神的继承，正是它们，主宰着耙耧山脉人的生活和灵魂。于是，诞生了《两程故里》、“瑶沟系列”、《黄金洞》、《年月日》、《日光流年》和《坚硬如水》等一系列令人惊异的作品。在这耙耧山下，阎连科度过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初期。父母亲都是农民，善良，忠厚，为了让四个孩子上学，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大姐身体一直不好，“我童年最强烈的印记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不绝于耳的疼痛的哭声，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的疼痛。大姐躺在光线黑暗的屋里，一家人愁在一墙之隔的正间，大姐每一声穿透墙壁的尖叫，都深刻地刺在父母的脸上，使父母那本来瘦削缺血的脸上，更显出几分云色的苍白。（《大姐是老师》）”后来，父亲陪大姐到省会做手术，经常有要钱的口信捎回来，小小的阎连科就在家帮着大人卖正长个儿的猪、卖刚收的粮食、卖还不成材的树。这一切在少年阎连科心中留下深深的伤痛和阴影。《瑶沟的日头》和《瑶沟人的梦》里面那淡淡的温情和悲凉反映了家庭生活给他的最初情感。1988年，阎连科在《昆仑》1期发表中篇《两程故里》，这是耙耧山脉和程寺真正进入阎连科小说世界的开始，“程寺”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象征第一次出现在阎连科的小说中并与经济改革下的道德观念产生冲突，乡村矛盾显得阔大，内蕴丰富。另外，阎连科语言的“黏稠”和“透明”已经有所展现，这使得他小说的气息始终有潜在的温情和湿润的感觉，它和乡村生活的沉滞、暗淡和地火的奔突相辅相成，使小说结构处于一种张力之中。1989年阎连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院读书的阎连科进入了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只要铺开稿纸，阎连科就如老僧如定，完全进入状态，同宿舍人的活动一点也不影响他的写作，一天下来，少则八千字，多则万余，稿子一遍成，不抄不誊，没有太多的涂改。当时流传一个说法，阎连科写小说“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写作之快可以想见。在军艺的第一年，阎连科连续在《昆仑》、《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十月》、《莽原》、《时代文学》等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七部中篇小说，为阎连科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第二年，阎连科的小说更是几乎覆盖了全国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小说家》、《黄河》等上都刊登有他的小说。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创作倾向开始引起评论家的关注。从1989年到1994年之间，阎连科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系列。“瑶沟系列”。这一系列包括中篇《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往返在塬梁》《乡间故事》等，其中《瑶沟人的梦》获第四届《小说月报》百花奖和《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及《十月》优秀中篇小说奖。后来结集出版长篇小说《情感狱》。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系列实际上是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作者虽然有所否认，但作品中所蕴含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生活却的确有生活的真实在里面。阎连科曾经这样说过，“《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等作品写得笨、实，但非常亲切，非常质朴，是对现实生活感受的真实描述，普通百姓喜欢看、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人特别喜欢。但是现在，要想回头再写那样质朴、温情的小说，怕是已经回不去了。……瑶沟系列可能是我所有小说中与日常生活经验最直接相通的小说了。……它可以说是来自心灵上的伤害。我宁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也不愿有这样的伤害。”（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应该说，“瑶沟系列”是阎连科真正意义地描述苦难的开始，姐姐那病痛的呻吟在耙耧山脉深处回荡，他无法忘记这痛苦，无法忘记为摆脱贫困，家庭、村庄所做的努力和尊严的丧失。它们犹如“情感的炼狱”包围着生活在其中的人，这使他初步感受、理解到乡村的生存逻辑、乡村的苦难和权力的意义，并影响着他以后小说的倾向性。在这“情感狱”中，主人公始终处于强烈的耻辱感和不知所措的困惑之中，“我”被推向乡村的政治舞台，不被允许有丝毫的任性，不被允许有尊严和自我的表达，而“我”的每一次行动，包括爱情都有强烈的功利性，不得不暴露于几百双眼睛的盯视之下，这种人的“个体性”的丧失和痛苦应该说是阎连科对村庄思维最深刻的阐释，也是他所说的“心灵的伤害”的真正意义。“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对于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偶得偶失的系列作品，据阎连科所言，他是在开封大街上买到一册《文史资料》，里面有人物志，于是，就按照上面的情节进行想象和扩展，最后，产生了《横活》（1989年）这部中篇小说。但是，对于当年的文坛来说，却带来巨大的新鲜和惊喜。小说充满浓郁的民俗气息和传奇性，人物命运大开大合，可以感觉出作者对故事情节和语言的用心经营。1990年作者又发表《斗鸡》，通过开封故都里老人斗鸡的一生，展示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人的遭遇，语言生动，情节曲折，可读性非常强，深得读者的喜爱。但是，也正是因为过于追求故事性和传奇性，在这两篇小说中，具有阎连科特征的语言和小说观念却很少显示出来，小说意味较为淡薄。在两年后发表的《名妓李师师和她的后裔》、《芙蓉》（1993）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语言功力和文学感觉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由于一些具体的原因，作者放弃了这一系列的写作，以后再也没有拾起来。“和平军人系列”。在这一系列里面，作者关注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农民军人，致力于展现农民军人在当代语境中的遭遇和自我选择。主要作品有《中士还乡》（1991）、《从军行》（1992）、《寻找土地》（1992）等；二是和平时代军人的精神困境，如《和平雪》（1992）、《自由落体祭》、《夏日落》（1992）、《和平寓言》（1993）、《和平殇》、《和平战》（1994）等。二“也许这是天命。写完这部小说我就病了，不能说是因为写这部长篇病的，更不能说就是积劳而成疾。但这短短的二十几万字是我这一生身体好坏的一个分水岭。此之前，我写小说一天数千字乃至上万字可以坚持很长时间，曾经让同行们咂舌。此之后，因为腰椎病我再也不能坐在桌前写一篇小说，甚至连稍长的一封信也不能坐下写了。为此，每当我趴在床上写作时，时常黯然伤神，流下泪来；而到了如今，因长时期趴着写作，又使颈椎疼痛不止，百治而少有一效。到万不得已不能不写之时，我强迫自己仰躺着写作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体会到我对坐在桌前写作的那种怀念。”(阎连科：《最后一名女知青·自序》，199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写这段话的时候，是1995年。阎连科病了。早年姐姐和父亲的病痛已经深深浸入阎连科的血液和情感中，他还没有从那阴影中走出。这一次，轮到他了。其实，从1992年开始病症已经出现了，刚开始还以为是单纯的腰病，治一治就好了，因此，并没有在意，仍然集中力量写作。从1992年到1995年间，阎连科共创作了将近20部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同时，还创作了几部长篇电视连续剧。病却越来越严重了。极度的腰椎间盘突出，腿麻，腰痛，不能走，不能坐，不能干活，只能躺着不动。于是，阎连科在腰上绑一个非常宽的大腰带，用钢板做的，把腰硬支撑起来写作。最严重的时候，系上宽腰带也坐不起来了，就只得趴在床上写作，却又引起了颈椎疼痛。后来阎连科找到了一个写作的“姿势”：躺着写作。他在一家残疾人机械厂订了一张特殊的椅子：座位是半躺着的，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象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但是，对于作家来说，疾病虽然痛苦，却也成为他们获得独特生命经验和社会感受的途径。当笔者问到身体疾病对阎连科创作的影响时，他回答到，“身体状况会影响一个人对生命的认识，它对生命的认识肯定会不同于健康的时候。身体不健康的人可能对生命的感觉更复杂、更敏感一些。病虽然不是致命的，但对生命的韧性加强了，对生命与活着的渴望也增加了许多。一个不健康的人对生命常有一种绝望的情绪，但是，常常在绝望中会爆发出一种激情。一个人肉体的抵抗力在减弱，但是他内心的、精神上的抵抗力一定在增强。健康人可能不需要对生命有什么对抗的东西，但是，非健康人的内心可能始终处于和生命的某种东西在对抗之中。（《巫婆的红筷子》）”疾病对阎连科的生命观、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1995年也因此成为阎连科写作的重要分水岭。如果说1995年前的作品更多地来自于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和他的军队经历等等具体的生活经验的话，那么，1995年之后的作品则与他的身体感受密不可分，由此重新进入世界，进入耙耧山脉。这时候的天与地，世界的构成，在作家的思维中已经不同于前期作品。耙耧山脉富于本质意义的色彩开始浮现了。世界病了。耙耧山脉病了。与以往作品中耙耧山脉淡淡的温情和温暖相反，世界染上了疾病的色彩，病态的耙耧山脉，病态的社会和人，暗淡、灰色，却也有作者隐隐的暴烈在内，那是对生命的绝望、无奈，和绝望之后的反抗和挣扎。他把这种感受通通转化为文字表达出来。中篇小说《年月日》、《耙耧天歌》和长篇小说《日光流年》集中传达了这种生命的挣扎和呼喊，绝望和反抗。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度、密度，生的痛苦，生的挣扎，生的意志，要活着，活下去！这是生命发出的最微弱也最坚硬的呼喊，穿越时间、空间，回荡在耙耧山脉之中。读者被作品中的气息惊呆了，他们还不能习惯作家的这种极端惨烈，更不能接受作品中这种狂暴、绝望和激情。他们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还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在作品中把生的希望和绝望交织得如此复杂、如此彻底、如此真切。生的意志如此强烈，文字中所蕴含的色彩、声音和欲望汇合成巨大的洪流震撼着读者，撕裂着读者，从感官、视觉、听觉，到经验、理性、智慧，都经受着炙热的炼狱般的考验。这强流、这激情最终化为巨大的象征力量呈现于文本之中。《年月日》、《耙耧天歌》基本上就是一个神话或寓言故事：一个老人，一条盲狗，一株随时都可能死去的玉米和荒漠、干旱的原野，以及无穷尽的饿鼠，生与死之间进行着殊死搏斗；一位母亲，在茫茫的耙耧山脉行走，为她的四个傻儿女寻找健康，母亲的形象是母爱的象征，也可以说是牺牲、是奉献、是人类对活着的焦灼和最大欲望，能阐释出多重的主题和意义。如果说这也是长期处于病痛之中的阎连科内心世界隐秘的要求和渴望也并不过分。对疼痛和生命的体验，对生存和活着的渴望折射进他的小说中，成为小说的基本底色和哲学意识。这些人物没有姓名，但却有具体的生命感。他们为着一种生存的本能生活，但最终却展现出一种崇高、庄严甚至阔大的东西。世界表现为一种超验的神话和寓言，那有着地方色彩的耙耧山脉被带入了普遍的、精神的世界之中。在《年月日》、《耙耧天歌》甚至《日光流年》中，没有时间的局限，没有特定性和规定性，事件和人物出现在茫茫无涯的空间之中，是永恒的存在，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人物陷入不可知的命运之中，无法逃避，也不去逃避。在这耙耧世界里，对于命运力量的阐释都具有双关性，它既是个人的，又是人类的；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人物在毫无意义的挣扎、冲突，最终仍陷入命运的网罗之中，正如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无法避免。他们所面对的不是社会的压力，或者说，社会的压迫性背景在小说中被淡化，而命运的力量则被强化。先爷面对的是大旱年，尤四婆面对的是遗传基因，三姓村人面对的是大自然中的微量元素，这些都是无法克服、无法逃避的东西，是命运，人就是要与这不可逆转的命运抗争，因此，也更见惨烈，更见绝望和其意志。其实，在《日光流年》中，作者也涉及到社会道德、文化和权力对三姓村人的影响，但是，你会感觉到，那只是背景而已，对三姓村人的命运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真正对三姓村人施加压力和暴力的还是命运，即不可抗拒的“天命”。作者把笔墨的着重点放在人对命运的抗争上，三姓村人对活着的渴望实际上是人类命运的缩影。因此，作者才在前言中写道：“谨以此献给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了暴力性。这里所说的“暴力”并非指暴力事件，而是一种冲击力和震撼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审美倾向。暴力形象在阎连科最初的小说中并不多见，生病之后，作家对意志的强度、生命的韧性和极端性的东西非常感兴趣。小说语言、情节和结构的设置变得极为峭奇，超出人的一般想象力之外，也远远超出生活经验范畴和通常的承受能力之外。在毫无防备下阅读阎连科的小说，你真的会被击倒，你的整个感官神经会为之颤抖，常规的理性思维被完全打乱，你会为那绝望的生命状态而恐怖、为那荒谬和酷烈的人生而震惊、慌乱，它对你的内在世界构成一种巨大的威胁，你不得不进入他的世界去思考。你得做好全方位地被侵犯和被挑战的准备，这种侵犯和震惊最终成为一种暴力审美，并且逐渐成为阎连科小说的美学特征。但是，这种暴力激情里面却又蕴含着特殊的诗情和诗性，我们为其中的残酷而震惊，却常常在同时，感受到某种温柔的诗意。阎连科小说的每一个事件，每一次对话和生活场景中，整个耙耧山脉都参与其中，作者给我们呈现的始终是整体的氛围：有植物生长的声音，有日光的味道，有山梁坚硬的影子和灰暗的天空，它们形成小说的色彩、背景和带着土味的气息缠绕于小说之中，无处可寻，却又无处不在。这枝枝蔓蔓的繁复色彩和土地气息使小说充满着温柔和诗意。这几部小说所呈现出的文体特征也暗示了阎连科创作的某种本质性变化。《年月日》和《耙耧天歌》巨大的象征意义使小说本身具有一种文体的意味，而《日光流年》则用宏大的文体结构和生命还原的逆叙展开人物的命运，有人把他的这部小说称之为“索源体小说”，“在逆向叙述中叩探生死循环和生死悖论及其与原初生死仪式的关联，由此为探索中国人的现代生存境遇的深层奥秘提供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奇异而又深刻的象征性模型，似乎正是这种索源体的独特贡献所在。”(王一川：《生死游戏仪式的复原——〈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特征》，《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6期)然而，阎连科却对文体有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还是更愿意从他们的故事中去体会文体，而不愿意从文体中去体会故事。……掌握故事与文体之间的平衡之度，我想那不仅是一种技能，而且是一种神圣。仿佛，没有神喻的暗示，似乎永远达不到你想要的平衡的境界。”(阎连科：《寻找支持——我所想到的文体》，《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6期)《日光流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尝试，也是他所渴望的故事和文体之间“平衡之度”的一次探索。三正象他作品所表达的那种对生命的抗争一样，阎连科一直与疾病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身体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早几年那椎心的身体之痛和心灵的绝望逐渐淡了。在对自己前期的高产和健康状况做了检讨之后，阎连科逐渐放慢了写作的速度，每天上午写作，下午读书，思考，散步，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那张椅子已经被放在了阳台上，成了昔日疼痛的见证和象征。对于阎连科来说，生命象河流一样，在经历清浅透明的跃动，艰难曲折的急流险滩之后，慢慢进入了宽阔然而平缓、深沉的流动之中。如果说在激情时代，阎连科把整个思想放在对生命存在状态和命运的思考之中的话，那么，从2000年开始，作家逐渐把笔回转过来，开始重新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关注人的社会存在。前者展示的是生命本质的虚无、绝望和抗争，后者则着重于展示社会、文明对人的规定性以及对历史的反思。其实，在阎连科的“温情时代”，作者所关注的大部分也是社会主题，但是，更多的却是经验性的描述，作家自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1995年之后，作家的生命观和世界观的改变使他对社会的观察点也改变了，在经历了命运主题之后，在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之后，作家把思考的向度重新转向了社会。这时，作者超越了原来过于实在的经验叙述，进入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之中思索耙耧山脉的性格和所代表的中国生活。《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人修建灵隐渠，从山外面引来污水的悲剧已经初步展示了作者对社会、文明的愤怒和控诉，在随后的长篇小说《坚硬如水》和《受活》中，作者把这种批判意识发挥到了极致，集中力量描述社会对人的规定性以及人对这种规定性的反抗和付出的代价。“令人震惊的不是触目惊心的事物本身，而是它的自然明了。”(乔治·卢卡契（匈牙利）：《弗兰茨·卡夫卡抑或托马斯大林·曼》（节选），《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阎连科把这种“自然明了”推向了极致，迫使人物和它的读者进入这种荒谬之中，也就是进入历史之中。而一旦成为历史中的人，这种“自然明了”就变得混沌不清。荒谬开始发生作用，作用于历史和人生。“历史中的人”以一种天真、毫不知情的态度开始自己的人生，也与其生活的外部世界发生着各种具体的联系，朴素、真实，却又荒谬异常，这形成小说的叙述基调。200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坚硬如水》使读者又一次陷入震惊之中。最明显的就是语言风格的突变，从以往的“黏稠、浓厚、沉郁”和“内在的密度”一下子变得“狂放、急切、张扬”。表面上似乎与阎连科平静时期所应有的感觉并不一致，但是，这却是内有的、真正的平静。摆脱了事件表层的障碍和情绪化的东西，阎连科直接进入了文化象征层面。他看到了语言在文革中的密码作用。作者在谈到《坚硬如水》时，曾经说过，写作时他只在桌子上放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份文革时的旧报纸，整个时代的感觉和语言马上被还原了出来。扑天盖地的语言。对联、语录歌、演讲、民间三句半、样板戏等等许多种文革语言形式出现在小说中。一开始你会以为是作者的语言有点失控或者显示了作家思维的某些贫乏，但是，随着语言形式的重复使用，它在文中具有了某种隐喻：它给我们提供了时代的某种情绪和症状。抒情、韵律、口号式的激昂代替了民族日常生活用语，在诗情中一个民族走上思维的极致暴动。在这其中，政治话语控制了人和人性，人完全失去了自我的话语权，而仅仅是时代的符号和被动的参与者。这种“人”的意识的缺失，人与政治之间的不平等性恰恰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匮乏。《坚硬如水》用一种几乎是象征性的狂欢化语言和文体为我们揭示时代的荒谬和民族文化中的悲剧特性，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一句话，“法国革命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它经历了一个向自身对立面的转变。让人获得自由的决心，演变为破坏自由的恐怖。”(雅斯贝斯（德）：《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2002年阎连科在《广州文艺》上所发表的短篇小说《黑猪毛、白猪毛》也显示了作者对社会问题中所包含的文化性格的再思索。镇长开车轧死了人，村庄里的人争着替镇长去认罪，坐牢，甚至不惜给其它人下跪求情，到最后，“去坐牢”竟成了“奔前程”的最佳出路。这乡村的悲喜剧让人无法不感叹，无法不去面对那让人窒息的中国权力和文化网络。长篇小说《受活》的写作意味着阎连科对社会、政治的进一步探索和思考，在语言和文体上，也有全方位的变化。毫无疑问，这将又会给文坛带来一次新的震动。小说荒诞、残酷，充满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激情和象征意味。许多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认为，这是一部“不可说”的小说。“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瑞典皇家学院对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评价对这部小说来说也许很合适。在这里，奇迹和现实生活并不相悖，想象、夸张和现实生活也不相悖，相反，任何奇迹都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和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是作者对现实主义的一次挑战和重新定义。《受活》的底稿上曾有这样一句前言，“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现实主义，请滚到一边去。”我不知道出版单行本时会不会用这句话，但是，它至少表明了作者的一种思考。现实主义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他们全部的文学营养都来自于此，但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又是一种经过被修正了的现实主义，早已失去它应有的内涵和外延，对作家来说，更多地是一种束缚，影响其创造力的发挥。在和阎连科的一次谈话中，他说道，毫无疑问，现实主义是最具生命力的创作方法，中国作家几经周折，最终都不约而同地回到这条路上，但是，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这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