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授谈中外信仰问题研究论文

宗教在救灾、救援过程中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在非典时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无神论社会，这个传统已经非常深厚了。但是，当人们碰到巨大的灾难、碰见命运的无常的时候，仍然会非常本能地回落到宗教。一个正常的社会，宗教应该担当维持社会基础性秩序的功能，一个社会要有秩序，那秩序的基础就是安顿人的心灵，构建一个精神的秩序。胜任这个职能的，肯定是宗教，可能其他东西也有，但宗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理性的因素，是在宗教因素之后才可能涉及到的。尤其是发生这种较大灾难的时刻，宗教的作用会超过所有的世俗因素，不管是政府，还是一般的民间慈善公益机构。因为，它可以直接触及人的心灵。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宗教组织是非常活跃的，只不过我们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只是报道了一些佛教、基督教组织捐款之类的消息。其实，在救灾现场，活跃着很多宗教组织。我听到比较多的是基督教的一些教会组织，现在仍然活跃在灾区从事救灾工作。面对灾难，宗教可以发挥多重作用，一重作用与一般公益组织相同，提供一些物质性帮助。但是，宗教组织除此之外，还可提供精神上的支援。这一点，不论政府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不具备，而对于受灾的民众来说，这却是一个最重要的需求。由此延伸到理论层面，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如何看到宗教和自由社会的关系问题。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对于宗教与自由社会的关系，有非常恰当、精辟的分析。其基本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是不能没有宗教的，离开了宗教的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离开了宗教，自由的秩序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看法被很多声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忽视了。他们恰恰做了与此相反的事情，一门心思摧毁宗教对社会的价值。他们中很多人还在充当社会丑恶势力的帮凶。这是以自由主义之名所从事的非常糟糕、非常阴暗的行径。自由主义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传统，但是，自由主义也有一个黑暗的历史。自由主义试图消解宗教，实际上是把人还原到单纯肉体的层面，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这样解释自由主义，最终导致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物质主义化。现代性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由主义积极地反对宗教，而这与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异曲同工。在中国，如何看待宗教、如何看待传统，更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面临的完全不同。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19世纪以后才有现在看到的自由主义。西方形成宪政制度，形成一个好社会的基础性秩序的时候，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理念，宪政主义。这套理念在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被忽视了。英国的宪政主义者跟宗教有一个很复杂的关联，我们也可以看看，美国的立宪者是如何对待宗教的，他们是如何看待一个宗教对宪政秩序的价值。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下面来谈谈儒家或者儒教发挥社会作用的问题。近年来，在救灾的公益活动中，在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场景里面，儒家的表现大概是比较差的。基督教的表现是最活跃的，其次是佛教，尤其是现在，大陆很多佛教组织学习台湾的人间宗教，积极投身于社会自治事业之中。相对来说，儒家的表现是比较滞后的。这与现在所说的大陆儒家复兴形成了一个反差。一方面自己觉得在复兴，但是，当民众真正需要某些带有宗教情怀的关怀的时候，却看不到儒家的身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儒家的朋友，将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想起两年前，我跟蒋庆在广东开会，争论过儒教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不管是考虑到当下的制度环境，还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儒教都应该走“社会化”的道路。它应该从参与、组织、领导社会自治开始做起。我们处在一个现代社会，尤其是处在中国这么一个具体的制度架构里，你去幻想和君王对话，或者是直接改造君王，既不恰当，也不可能。这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实践当中是不可行的。我觉得唯一可行、而且正当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人间儒教”，从民众生活的社区、从民众关心的领域开始，组织其具有儒家价值追求的自治组织，儒者在其中充当自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大概是儒家真正可行的一条出路。如果放宽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宪的活动。通过广泛的自治上，比如说儒家办学校，办教育，办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事业，艺术事业，就成为社会的一个个治理中心。你已经分享了原本属于国家的部分权力，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权力的一个限制。所以，儒家需要在作为一个宪政秩序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我自己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讨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我觉得，现代儒家缺乏这么一套东西。像现代新儒家发展了形而上哲学，蒋庆发展了公羊家的政治哲学，在这之外，是不是还需要一套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儒教在现代的这种衰落，社会结构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城市化，乡村生活解体，家族不复存在。这对儒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儒家，或者儒教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在现代大社会中，在我们通常说的开放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也即，在一个血缘关系并不是很重要的社会里面，你的这一套理念、这一套价值的社会依托究竟在哪里？李鸿章讲，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所有诞生于古典时代的高级宗教都曾经面临过这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挑战最早是基督教遇到的。传统的基督教也是依托在家庭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商业社会发展，是基督教早就面临的挑战。整个教会，从宗教改革开始，一直到罗马教会在当代召开的几次宗教会议，一直都在试图应对这个问题。佛教也是这样的情形。上个世纪初，中国曾经出现过佛学繁荣，可能也是因为面临现代性挑战。而台湾的人间佛教，恐怕就是佛教找到的一个答案，它回答了，在一个现代社会，一个有着3000年或者是2000年传统的宗教，如何找回自己的生命力？我们中国人总认为自己的经历很独特，30年增长以为是奇迹，但其实，现代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或几次这样的奇迹了，还有比中国经济增长更好的奇迹，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甚至苏联。儒家也经常有一种悲怨的心情，认为自己是独家遭遇3000未有的大变局，但实际上，所有的正统宗教、伟大宗教都经历过这样的转折。村子里的宗教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当然是有价值的，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宗教实践是没有出路的。村子里的宗教永远不可能成为高级宗教。这种高级宗教，比如基督教、佛教的出现乃是伟大的神秘事件，基督、孔子、佛陀这种人物是奇迹，因而才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教条，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村子里的宗教永远是低级的。而且，村子里的宗教通常情况下是反宗教的。高级宗教通常要破除这种迷信。历史上，儒家的伟大人物都是要摧毁这些迷信的。你看韩愈，就写过这类文章。正统的儒家是反对村子里的那些迷信的，包括家族中原始崇拜的因素。儒家确实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汶川大地震就可以看到，在汶川这样一个社会里，似乎没有宗族，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家庭，一个家庭就是父母和孩子，这个时候，你的那套价值依托何处？你必须要找到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组织方式，让儒家的价值理念在那里体现出来。

刚在天涯看了一篇，觉得还不错，你看看吧。“『关天茶舍』信仰论 ”拒绝信仰，你是正确的，因为你将不可避免地消失掉；有信仰，你也是正确的，因为你会拯救自己。一．信仰与人类一同产生。马克思说人类产生的标志是：“直立行走，创造并使用劳动工具。”其实即为“智慧”。人开始以“智慧”的理念与实践去影响这个依照其自身规律运行了几十亿年的自然的世界，使其从此有了不同的声音与色彩。在人类产生最初的时代，世界荒蛮凄凉，人类最强烈的理念就是生存。因此，生存信仰是人类最初竖立的信仰。而在这个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仅限于观察层面，面对自然界的电闪雷鸣、风生水起、花开花谢、季节更替，对自然界的认识处于原始的直观认识阶段的人类无法提出一系列科学论证以给自身一个解释，但人又总是不甘无知的荒蛮，于是只能对世界做出幻想的解释，将主体与客体视为一体化，另一类的解释开始在人类脑海中始现雏形并日益丰满，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绚烂生动的——神话。人类将自己的人性赋予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中，给自然运行规律找出一个神性其实是人性的解释。至今我们仍为那些生动繁荣的神话所吸引，可见在那个时代，它们给予了人类怎样的慰藉与寄托。与此同时，另一些的崇拜也开始产生，如图腾崇拜，生殖器崇拜等，在东方的中国则有五行之说，既“金木水火土”这与原始的自然物崇拜密切相关。它们给人们提供了崇敬与希冀的生活情感方向。由此可知，信仰的本质是人的非理性成分。虽然现代社会的文明使人们越来越崇尚理性，但即使是理性信仰本身也绝对带有非理性成分，信仰中无可避免地融入了人的情感，无论是非理性的宗教信仰还是理性的科学信仰，在一种理念上升为一种信仰时，人的精神总是处于一种迷狂的状态，西方净土与共产主义所刺激发生的情感分泌物是一致的。信仰是人对某物或某种主张的极度相信和尊敬，是对可能性持肯定态度的信念。因此，在清晰严格地将信仰分类之前，我们必须先承认其中的非理性成分。二在生存信仰引导人们走过血腥的原始社会后，人类迎来了理性信仰光辉的照耀，其时为西方的古希腊文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智慧”为信仰的一类人——哲学家——开始产生。他们的思考范围由原始人类关注的与生村息息相关的世界——姑且称之为“生存世界”——转向了更大的范畴——宇宙。他们开始探索万物的本源，得出的结论看似五花八门实则惊人相似：伊奥尼亚和爱非斯的哲学家们依据水、气、火等物质形态提出了不同的宇宙构成图式，而毕答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认为宇宙的始基是一种抽象物质如数，中国的道家更是创出了玄乎其玄的“道”……从他们提出的构成始基可看出他们都认为世界是由一种或几种物质或抽象理性构成，即一切都源于唯一或唯几的根系。在西方自然哲学家之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以认识自己为生命理念的智者——苏格拉底，其弟子柏拉图又出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理念先与现实世界的一切而存在，而到了亚里斯多德则转向了：实物本身包含着本质，他认为离开单一的普遍是不存在的。可以说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人类的总思路基本是：自然——社会——自然，天道——人道——天道，用典型人物表示即：泰勒士——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而如何将主体的理性转化为主体的行动，信仰于是在此成为中介且与理性相渗透，只有将理性内化为主体的信仰才有有效的行动，理性信仰终于产生。其根植与人自己的体验，根植与人对自己的思考力，观察力及判断力的信仰的信赖，其本质表明着人们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持有。三然而，人类的理性在繁荣的古希腊罗马氛围中放射出璀璨却短暂的光辉后，迎来了令人诅咒的中世纪。在这个时代，非理性的宗教占绝对的统治地位，甚至农民与市民反对封建宗教制度的行动也是带有“异教”性质。各种宗教几乎统治了整个社会，此时的教育体系、哲学以及文学乃至医学都沦为宗教的奴婢。当时的哲学名为哲学实乃神学。教父学代表德而图良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圣奥古斯丁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宣告僧侣权位高于世俗权力；中世纪哲学的基本派别——繁琐的经院哲学形成，它从属于基督教神学，并且完全支配了教学系统，导致那时的教育机构为教堂，教区学校，教师为僧侣，而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推广自己的教义，为信仰提供好处。这个时期的信仰完全是宗教信仰，现在许多人将信仰与宗教等同起来，这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宗教信仰是非理性信仰的一支，除宗教信仰外信仰还包括理性的科学信仰，以及对某种理论体系，如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宗教也许不会消失，也许会，但只要人类存在，信仰就永远不会消失。可以说整个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那个时代的非理性信仰就如“催眠”，这是一场全民的催眠，人民臣服与宗教的权威，他们的思想感觉都由宗教指挥，甚至当他们从催眠中苏醒过来后，他们依然遵从催眠者的示意，虽然他们以为此时是自己在判断。或者如神学家安瑟伦所说：“因为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在此我们看到了宗教信仰带来的漫长而残酷的黑暗，但若将此完全归结为对盲目力量在思想上的软弱抗议与行为上的屈服乞求，完全归结为颠倒和虚妄的人类认识，认为宗教仅有负面价值是错误的。追溯宗教的开端可发现其源泉是人类对死亡的拒绝与恐惧，因此在此基础上人类用信仰的永恒对抗世俗的死亡与消失。所以，宗教的存在有其必然的合理性，它直接而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对宇宙及自身的探索和把握。宗教所反映的人类追求，乃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追求——神与人、灵与肉、生与死、此岸与彼岸、天国与人间、今生与来世、善与恶、美与丑以及形上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的……宗教所探索寻求的，都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终极关怀。而对于终极的关怀，是信仰最本质、最内在的和最高级态的特征，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信仰。所以应该肯定宗教的正面价值，肯定真正的宗教徒都曾对世界和人生有过严肃的询问和思考。（注意：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宗教徒”，而不是在整个的政治、文化甚至军事都为宗教所奴役的社会生活的没有思想自由的民众。）宗教把一切可证实与证伪的问题给予哲学与科学，而将既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的问题留给了神，神是一切无法回答的问题的答案，是对终极关怀的关怀。但神的本质是：人造就了神，失落了自我。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还没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在宗教面前，信仰的基本问题——个体与群体、人与自然、现在与未来的关系，统统被转化为神与人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非理性信仰时代，理智虽未完全消失却是屈服奴役于非理性，如当时的哲学之于神学。但若将这种信仰从情感压抑的中世纪泥潭拖离出来，置于整个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为人类的情感提供了对象与归宿。人类追求的永恒与自由都不存在于现实中，而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与思维之中。人用以与死亡与困难相抗衡的就是信仰，在信仰中完成了生命的坚固与不可征服。人除了靠理性还依靠情感与精神生存，而后者的力量在许多时候是惊人的。恩格斯甚至给中世纪的信仰以这样的评价：“中世纪的强烈信仰无疑地赋予这整个时代以巨大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处于不自觉的萌芽状态。”可见在任何一个时代，信仰中的非理性成分所聚集的力量提供给人类情感的慰藉与满足是巨大的，这是任何理性所无法代替的。而事实上，信仰从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这就需要将信仰的非理性与非理性的信仰区分开来。可以说非理性的信仰的本质是没有怀疑、也拒绝怀疑，它的“相信”不是建立在以事实为基础的真理上，而是建立在没有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盲目忠诚的基础上。而信仰的非理性则是信仰的本质，倘若离开了非理性成分，可以说是无信仰可言的。因此，我们不提倡将信仰异化的非理性信仰，但要坚持信仰中的非理性成分。四在终于走过了中世纪的漫漫黑夜后，人类应来了理性张扬的新时代——以文艺复兴作为序幕的近代。可以说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西方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是西方社会走向近代的两大变革。近代文化的氛围完全可以用“理性的文化”来概括。以狄德罗为首的法国哲学家以惊人的毅力编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对人类的一切文化成就作了理性的总结。笛卡儿的 “我思故我在”更始从哲学层面奠定了理性对人类文化的控制地位。紧接着德国出现了大批理性哲学家，代表人物为黑格尔。正如中世纪文化被神学统治了一样，近代文化被理性驾驭了。作为文艺复兴时代新的思想体系与文化特征的人文主义深刻地发现了人的理性，他们对宗教持否定态度，并用古典文化对抗经院哲学。理性思维使人文主义者敢于大胆怀疑，大胆否定，甚至是对被教会奉为权威、使天主教的基本教义神化的亚里斯多德理论。逐渐，一种怀疑、反思批判意识和以具体的经验事实与严谨的逻辑推理代替似是而非的经院思辩，以明晰的自然定律代替神秘的宗教启示的理性主义精神开始产生了。在当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看来，所谓理性就是合乎自然和人性的原则，人类就是理性的动物，人们具有用理性判断事物的能力，理性支配着人们的一切活动，一切奇迹的产生当归功于人类的理性。他们甚至将理性绝对化起来，将其说成是出自抽象的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类固有的，他们把理性作为评判、衡量一切的尺度，认为理性是人类唯一的朋友，宗教狂热与迷信是人类永恒的敌人，只有依靠理性才能摆脱偏见，改造社会；决定世间事物的最高依据不是圣经而是理性，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包括上帝都没有存在的权利。理性成为那个时代的指导思想。在理性高扬的时代，人们如在中世纪排斥理性般地排斥信仰，几乎所有崇尚理性的哲学家，无一不或轻或重地把理性与信仰对立起来。人们为了确立自己的理性和知识地位，改变其长期被上帝奴役的命运曾付出过惨痛的代价，这些代价曾使人们把信仰作为与理性丝毫不能相容的东西排斥在理性大门之外，而事实上，无论人类的理性创造出多么光辉的成就，它都是在一种信仰的支撑下取得的。而所谓理性信仰，是指一种认为人类理性和信仰可以统一起来的信仰观。弗洛姆说：“理性信仰是基于在理性和情感的生产性活动中所产生的坚定信念。”理性信仰，不是把理性作为信仰的对象，而是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持有。五自从文艺复兴重燃了人类理性之火，这火就沿着近代文明蔓延开去，一时间，科学、哲学、史学、文学、法学都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尤其近代科学技术所体现的勇猛不可阻挡之势，更将理性推崇到了另人不可逼视的高度。理性成一种历史潮流不断向前涌进！但当一切轰烈进行到十九世界末叶时，空前的危机出现了。高科技的战争给人列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经济危机爆发……人们曾信仰的唯一真理——理性遭到了怀疑。而上帝在这个时候，也惨遭屠杀。一个激情狂妄的德国老头——尼采——站出来大吼一声：“上帝死了！”于是人们长久以来赖以支撑的精神大厦楼柱轰然坍塌。其实在尼采宣布上帝死讯之前，另一位温文而雅的德国人——康德已亲手杀死了上帝。他从人类理性或科学认识的角度毫不留情地杀死了上帝，却又用情感重建起那个被他用理智推翻的东西。因为他发现了上帝是人类信仰的宿营地，上帝死后人将魂无所依，于是他重新给信仰留出了地盘，“老兰培一定要有一个上帝，否则这个可怜的人就不能幸福——但人生在世界上应当享有幸福——实践的理性这样说——我倒没有关系——那么实践的理性也无妨保证上帝的存在”。于是，在上帝死亡，而理性带来的灾难比比皆是的情况下，人类感到了对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困惑与否定。客观社会存在与评判体系的和谐被破坏，类与个体的关系被割裂，现实无可奈何，未来无法把握，神至高无上的地位被驱逐，理性则无比冰冷。这是一个混乱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大都无所谓信仰，原来的绝对理念不寻在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被颠倒；为了现在，牺牲未来；只求实惠，不要理想；类与个体的关系走向极端，或是个体对类的否定，或是类对个体的否定；人或堕落于伪善与虚无，或绝对服从现实的利害关系……一切都是暂时的、偶然的、变动不居的，自己的命运无法主宰，前途无望，及时行乐的心理开始产生，人们在对传统文化批判、揭露、叛逆的同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又存在迷茫、悲观和盲目。这种思想状态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则是出现了后期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迷茫一代”的文学和现代实用美术；反映在哲学思潮上则主要有存在主义、悲观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分析……信仰危机时代到来了！马斯洛在《人类价值新论》中指出“人们处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入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断裂时期”，表现出来即：信仰沦丧、价值颠覆、人们无可相信、一切遁入虚无。海德格尔也曾描述：“就是一个旧的神祗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因此它陷入双重的空泛，双重的困境，即神祗离去不再来，将来临的上帝还没出现”。现代人走入了旷漠的荒原，没有了赖以栖息的场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虚无的深渊之中，政治经济行为的无度、教育的无效、理论的无知，使得信仰整体循环对局部中断的制约和克服功能全然丧失，由此导致局部中断扩展为整体中断。处于信仰危机状态时，信仰主题无路可走但又四处寻求出路，或者说信仰的指导作用丧失了，但信仰的抑制作用继续存在。从本质上讲，信仰危机是由文化冲击的外因和社会存在无法自我复制的内因共同造成的，我们不能将其仅归咎于文化的冲击，所以对传统的反思不能仅放在信仰革命的开端予以论述，而应将其列入信仰危机的表现。就信仰发生、成熟、衰亡的宏观过程看，危机是衰亡阶段的必然现象。同时，信仰危机是信仰革命的前奏，危机标志着某一个特定的文化正处于质变的前夜，是旧信仰体系崩溃、新信仰体系尚未确立所必然伴随的痛苦迷茫和普遍失落。但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前景看，人类是永远不会绝望的，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是人类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信仰革命的本质，乃是今人对前人的信仰行为及其创造物的抛弃和超越。因此，信仰革命的目的，应当在于未来而不是过去。现在许多人面临着宗教信仰的不复存在与绝对理性的冰冷带来的空虚恐慌中，于是想着要重拾宗教信仰而冷却理性，这是荒谬的。宗教的确曾经给人带来过巨大的精神慰藉与满足，但那是在特定的社会机制下特定的产物或者说是历史必然，而当一切进行到以人类的情感与理智都可以判定其不可信时，我们尚存以此为信仰危机解救者的念头，当然是不可行且可笑的。而理性本身也并没有罪恶，它曾为世界“解除魔咒”，这种功劳是永垂千古的。只是当现在人面临着巨大的信仰空缺时出现的慌乱使人们不知道现实的一切该何去何从，于是做了无价值比较的扬弃，这是一种草率。须知现在的无当然不等于最初的无，这种在过度经验后心灵重新面对的空白与最初一无所知的空白是截然不同的。在终于认识了信仰的本质是人的一种非理性成分，它溶入了对人的本质和存在状态的规定中去，而理智是高尚却不是万能的这一切后，我们就了解了非理性的信仰在理智的极限处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它把握着理智把握不了的东西。理智又引领着信仰的方向，所以拯救信仰必须重建理性，只是在高扬理性的同时要正视理性自身的历史局限。一个仅有丰富艺术想象力的人是决不敢直面死亡的，而一个理性的人则愈是清醒愈坑死不瞑目。所以，人惟有通过发展理性寻找一种新的和谐的信仰才能正确而坦然地面对死亡，才能在死亡之外坚定地生活。之后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综观历史发展全局，不难发现我们要建立的信仰其实就是：真理与对真理的追求！这与一直以来的具象信仰略有不同，所有的具象信仰都有某种特定而明确的指向，相对此，“真理”二字就宽泛的让人有些无从把握。而信仰本身是对可能性的确定，是带有强烈的非理性的肯定性的，所以对普遍真理的把握在实施过程中会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们必须将对一切真理的信仰具体成为某种可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与理想相结合就成为信仰。然而必须明白的是人的理想各不相同，那么是否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信念，一千种信念于是引领了一千种不同的信仰方式？不是！回顾我们的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宗教信仰或是理性主义，都是代表着全民性的大规模的信仰方向。一种正确或是适应社会发展方向的信仰，都是有大众参与的，否则它的力量绝对不至于强大到影响甚至内化为人的生活方式。由此可知，信仰控制实则应归属与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控制形式。那么，重建信仰实际上要做的是重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换而言之，我们应该完成的是社会体系的改革，使其朝着一个自由、和平、公正、超越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新时代中，我们的信仰是真理及对真理的追求。这个信仰外显为建立一个更适合人类健康生存发展的社会体系。虽然这个信仰在现在看来其影响力尚不如风靡的“无信仰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但应该相信人类的潜能如果有足够适当的条件，能够建立起一个自由，和平的社会，这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桃花源，而是一个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所应享有的社会环境。所以，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应该成为清醒者（哪怕仅为少数）的责任与理想，而肩负这份责任与理想，我们就应着手于培育全民的真理信仰，并让这种信仰引领人类创建出一个本应属于我们的生存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