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鉴赏实践论文参考文献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音乐剧作为一种独立的新兴艺术品种，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传入我国的，对音乐剧进行赏析有助于我们陶冶情操。 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音乐剧赏析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当前，国内音乐剧的演出剧目令人应接不暇，无论是国外引进剧，还是中文版的外国音乐剧，亦或本土原创音乐剧，都在努力掠夺新兴的音乐剧市场。本文以东莞原创音乐剧为例，从制作模式的角度来探索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发展并分析这一模式的利弊：它的利在于推动了音乐剧在现阶段的发展，而它的弊端在于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音乐剧 制作模式 本土化

说起音乐剧，美国百老汇是世界戏剧界的奇葩。百老汇是音乐剧产业的发源地，也是美国最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剧场聚集区。它的制作与运营模式在一百年的发展中，经过不断的完善，己经形成非常完备与经典的制作体系。它在商业上的成功运作方式给许多国家的音乐剧发展都带来了启迪。在中国，音乐剧从近几年开始频繁走入大众的视野，身贴“舶来品”的标签，以其丰富多彩的舞台呈现方式吸引了大众的眼球。当前，国内音乐剧演出剧目令人应接不暇，但笔者意识到，目前的音乐剧发展状态仍处于本土化探索和市场培育阶段，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本文以东莞原创音乐剧为例，试图探索原创音乐剧的发展之路。

一、基本概念界定

(一)什么叫原创音乐剧?

对于“原创音乐剧”的概念，目前学界未能给出准确的概念。“原创”指的是创作或发明出全新的作品，而不是由复制、改编、剽窃、模仿、抄袭、二次创作，或系列创作的衍生作品。“原创是独一的，是母本不是幕本”。而又因为音乐剧属于舶来品，属于外来 文化 ，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原创音乐剧”是指在西方音乐剧元素的基础上，能反映本国人民的生活与情感、表现当地文化、符合大众审美需求的音乐剧，并在其组织、制作、演出过程中按照本国的运行规律产生的全新作品。

介于以上的定义，关于“海外引进的原版音乐剧”和“中文版音乐剧”这两个音乐剧类型暂不作讨论。

(二)什么叫“东莞原创音乐剧”?

是指在东莞政府扶持下制作的一系列原创音乐剧。这些音乐剧的生产单位在东莞登记、注册、纳税，作品版权归东莞所有，剧目在东莞排练合成并首演，从东莞走向全国。

二、中国原创音乐剧现状

在上个世纪40年代，百老汇音乐剧和好莱坞歌舞片几乎同步进入天了中国，但由于音乐剧的黄金时代尚未真正到来，那时的作品大多停留在“富丽秀”的阶段，整体价值并不高。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得以有第二次机会面对艺术成就较高的西方音乐剧剧目，可以说，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历史真正启动于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

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央歌剧院等院团开启了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探索。在《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风流年华》、《搭错车》、《特区回旋曲》中，不难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声音和气质。

90年代中后期，随着艺术院校的介入，随着中国音乐剧研究协会的成立，中国原创音乐剧开始直面消费意识处于萌芽状态的艺术环境。进人21世纪，中国开始向消费型国家过渡。这时，西方音乐剧被越来越多地引进，一些专业的本土或合资的音乐剧机构相继成立，进行音乐剧 教育 的艺术院校越来越多，音乐剧呈现出一种“热”的状态。人们开始期盼着这一西方现代戏剧样式，能早日在中国的舞台上扎根、生长，最终创立出本民族的音乐剧。一些专业的本土或合资的音乐剧机构(2005年的“东方百老汇”、2011年的“亚洲创联”)也相继成立，2006年“百老汇亚洲娱乐公司(BAC)”在中国成立，2007年后GWB娱乐公司也把开发亚洲和中国市场作为主攻目标;上海、北京、广州、东莞、深圳等地都想纷纷将自己塑造成“中国音乐剧中心”、“音乐剧之都”、“百老汇音乐剧制作基地”、“中国原创舞台剧产业基地”，上海甚至还有成为“亚洲音乐剧中心”的宏大愿景。

三、东莞原创音乐剧探析

向来有“世界工厂”之名的东莞，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被外界称为“文化沙漠”，缺少文化气息的东莞比任何城市都需要艺术。如何打造城市文化，并以文化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以至实现产业转型这一问题，令人深思。在2007年，东莞提出了打造“音乐剧之都”的构想并付诸实践，希望发挥当地经济实力的优势和高档硬件设施的优势，吸引国内外音乐剧创作推广资源，用10至20年的时间，把东莞锻造成为“音乐剧之都”，努力使之成为城市文化的名片。8年过去，一批东莞原创音乐剧走进了中国音乐剧发展历史的视野。

东莞政府之所以选择以“音乐剧”这一类艺术类型为发展目标，原因有两个：一是针对东莞的现状来看，东莞的艺术创作起步慢、积淀浅、人才匮乏，无法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争锋，于是策略性地选择了被国内誉为“朝阳艺术”、相对冷门但又雅俗共赏的音乐剧作为突破口来发展;二是从观众的欣赏角度来说，他们需要新型的舞台艺术样式，他们对走进剧场观看一场“好看”的剧目有着需求和向往，而音乐剧作为当代音乐戏剧样式的代表，具有时尚的都市文化、通俗文化的属性，亲民易懂，这些特质都契合着观众的文化需求。

从2007年到今年，东莞以一年出一部的速度，制作了7部音乐剧：《蝶》、《爱上邓丽君》、《三毛流浪记》、《王牌游戏》、《钢的琴》和《妈妈再爱我一次》、《聂小倩与宁采臣》，这7部音乐剧作品自推出后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巡演。通过这7部音乐剧的制作，东莞也逐渐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的音乐剧制作模式，即“政府扶持、企业承办、指标监管、项目办团、院线运作”的“五合一”模式。

四、莞产音乐剧发展模式之利弊分析

(一)推动了音乐剧的发展

对于老百姓来说，音乐剧属于舶来品，它不像戏曲艺术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它是外来文化，从观众对音乐剧的不了解、还未形成音乐剧的消费习惯等等原因可以看出，音乐剧市场还未成熟。因此，从这一现状来看，政府的扶持，将对音乐剧产生有利作用。在由文化部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音乐剧发展国际论坛中，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戏剧和音乐剧剧院董事长拉尔夫・芮明顿先生在《美国政府对音乐剧的支持》 报告 中认为政府应该成为音乐剧事业的推动者，为音乐剧的制作人和演出机构提供保障，增强投资信心。这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资金上优势。从舞台呈现的角度来看，音乐剧是一种制作成本相对较高的舞台艺术，有着较高的资金门槛。在音乐剧的黄金时代《窈窕淑女》(1956)的制作需要35万美元，80年代后，欧洲巨型音乐剧树立了新的标杆，《猫》(1982)在百老汇的投资高达400万美元，90年代后，百老汇音乐剧的投资已经进入了千万级，2001年《制作人》投资约为1050万美元，2003年《邪恶女巫》的投资高达1400万美金。不断攀升的音乐剧制作成本，令许多其他的业余 爱好 者或者独立制作人没有能力去承担赔本的危险，所以在90年代后期，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由“集团”制作而成的。在中国，由于音乐剧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很难受到银行等投资机构或大集团的青睐，而政府以资金扶持者的角色介入到音乐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融资瓶颈，缓解了资金不足的问题，为音乐剧的制作提供了物质保障。

再者，由政府举办的一系列公益活动，有效培育了音乐剧市场。政府具有普及推广舞台艺术、培养潜在观众、提升社会美育教育的职责。以东莞为例，通过制作这7部音乐剧，做到了把音乐剧这个产品带入到大众视线，让人们走进剧场，认识了音乐剧，感受了音乐剧的独特魅力。对于青少年，政府也开展了音乐剧系列活动，例如在假期时间推出了“暑假音乐剧演出季”，引进多部适合青少年观赏的小成本音乐剧来莞演出，通过低票价甚至免费观演的方式，吸引青少年进剧场，同时利用玉兰大剧院的小剧场等阵地开展“我与音乐剧零距离”、“和音乐剧大师面对面”等音乐剧培训活动，邀请在莞合成剧目的艺术家与观众“零距离”讲座。通过这些，不仅可以在城市中营造出浓厚的艺术氛围、提升市民素养，更有利于让青少年从小就接触音乐剧，为培养音乐剧潜在专业人才打下基础。

(二)缺少发展的可持续性

对于一部原创音乐剧能持续上演多少场，哪个城市能够成为音乐剧中心，并不是一个地方政府单方面的意愿所能决定的，音乐剧的真正决定权在于普通观众。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音乐剧必须面向市场才能生存和发展，换句话说，观众需要什么，音乐剧就生产什么。百老汇音乐剧的娱乐性和喜剧色彩就是迎合了大众对于轻松娱乐的追求，这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

但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打造“音乐剧之都”是为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内涵的举措，在这一宏观愿景下制作的音乐剧，只是代表了政府的意志，而老百姓真正想看什么，政府不得而知。所以，对于大众来说，政府制作的音乐剧仅仅是“被接受”的状态，而不是“主动接受”，这与音乐剧作为大众文化的主旨相去甚远。再者，随着政府工作目标的不断升级，对于“音乐剧的扶持”能不能成为后继领导层的工作重点，这对当地音乐剧发展又是一个重大考验。

无数事实向我们证明，一切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终将是失败的。当我们的音乐剧尚无市场土壤时，任何头脑发热只能是极为短视的行为，最终不能使音乐剧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结语

从音乐剧制作的角度来看，不能把东莞原创音乐剧简单地概括为“政府行为”，而是一种政府和企业通力合作的产物――政府追求社会效益，企业要的是经济效益，二者把各自的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强强联合，最终成就了这类音乐剧的诞生。而这一制作模式，是根据东莞的情况、根据中国音乐剧的现状、市场状态而做的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然而，从音乐剧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以政府为主导的音乐剧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虽然政府给予了音乐剧资金上的支持、举办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音乐剧的发展，但是这类音乐剧只是代表了政府的意志，与老百姓的真正需求产生了疏离。因此，如何兴弊除利，探索出一种适合我国原创音乐剧的发展之路是业界下一步需要讨论的议题。

参考文献：

[1]杨适.原创文化与经典.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P16;

[2]慕羽.中国音乐剧艺术与产业. 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1)：P347;

[3]汪朝光. 建国初停映美国影片纪实.世纪，2007(04)：P56;

摘 要： 文章 通过分析蒲剧《挂画》中的表演技巧，展现了戏剧表演中，合理运用身段技巧于表演中，具有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丰富人物内心情感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蒲剧 挂画 技巧 表演

一、《挂画》演绎历史

《挂画》是折子戏《梵王宫》中的一折，梆子戏中常见的剧目，是蒲剧(蒲州梆子)的代表作。秦腔，晋剧，京剧，红梅戏等剧目也曾移植这一剧目。

20世纪30年代蒲剧表演艺术家王存才踩跷表演这一剧目，轰动一时，他在《挂画》中应用“跷功”和“椅子功”，把一个喜不胜喜，待要出阁的耶律含嫣，从内心到外形，刻画得淋漓尽致。布置新房时，站在凳上，腰一扭，膀一摇。踩着跷飞身上凳，身段是那样美，功夫是那样深，令人惊叹。在板凳上，双腿立，单腿立，单腿蹲，凤凰展翅，童子拜佛，种种表演，般般绝技，都是在表现挂画时的喜悦心情，而不是在单纯卖弄技术，丝毫感觉不到是技术的堆砌。

观众喜欢王存才的《挂画》，给他编了“宁看存才《挂画》，不坐民国天下”、“误了秋收大夏，不误存才《挂画》”来赞美他的 顺口溜 。后来女演员韩长玲学演这出戏，因为不再踩跷，王存才便设计了不再用长板凳，换成了一把民间的罗圈椅子，让演员沿着椅子上蹦上跳下，单脚踩在椅子的上沿，做着钉钉、挂画等高难度形体动作，这也是当年贾永爱、今天任跟心等演员的演法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挂画》的演法。

一出《挂画》演红了几代蒲剧演员，也成了蒲剧的招牌剧目，各省戏曲舞台也常有演出，与陈素真的“甩大辫”演绎的都是《梵王宫》中的一段，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挂画》表演技巧赏析

《挂画》情节很简单。讲述了少女耶律含嫣冲破世俗的传统偏见，大胆追求爱情自由的 故事 。演绎的是耶律含嫣得知迎亲花轿将至，以挂画的方式表现喜悦的心情。其中通过挂画展示了椅子功、水袖功、手帕功等表演技艺。让人在惊心的同时体会人物的心情，通过这些表演程式的运用体现了少女的各种心情。

全折戏从耶律含嫣上场到与花云相偕逃走，演出时间只有四十多分钟，但人物的情绪、行动和戏剧节奏却一环紧扣一环。“思亲”、“挂画”、“整容”、“迎亲”、“揭盖”、“诉情”、“出走”，任跟心正是抓住这些人物在特定情绪支配下的每一个动作，从表现人物情绪上的变化递进去逐步揭示人物性格的。她所饰演的耶律含嫣，出场时愁眉笼罩，身披衣服，头裹红帕，缓慢的步态加上踉跄的小碎步，脸上带着倦怠的神容，处处流露出少女的相思之苦，充分表现了对封建世俗的不满和无奈，以及少女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当听丫环说“花轿已从花家庄动身”时，含嫣惊喜的后退半步，激动地“噢!”了一声，随后一个长身，倦容全消，心花怒放。不仅使舞台气氛瞬间变化，观众的心情也从“思亲”较为压抑的氛围中释放出来，变得轻松。同时也抓住了观众的猎奇心理，让观众带着好奇心继续看接下来的表演。在欢快气氛的演奏声中，含嫣在舞台上转圈的同时将衣服脱下，用嘴咬着衣领，把两个袖子轻轻抛起，在水袖缓缓落下的同时折到衣服的中间位置，在把衣服上下折好，随后轻快的递给丫鬟。可以体现出少女激动喜悦的心情，像叠衣服这样的小事都可以自己去做了。

为了增加闺房的喜气，接着就是选画，挂画了。含嫣和丫鬟左选右选终于要挂了，丫鬟搬来凳子，一挂挂不上二挂挂不上，含嫣急了，要自己挂。在挂画过程中，耶律含嫣跳上有圈手的椅子，不够高，又轻松的跳到圈手上，在墙上钉好钉子，然后开始挂画。演员单脚站在圈椅扶手上，先是金鸡独立，身子随着画卷的下落也逐渐下蹲，然后一个侧身的完美亮相，这一切都是演员长期的腰腿功夫。这些都令台下观众连声叫好。在挂好一边之后，圈椅上来回转了几个圈要挂另一边了，又一个金鸡独立，挂好了画，身体随后渐渐下蹲，当含嫣挂好画将下来时，身子忽然一歪，两脚在圈椅扶手上相互迅速交替换位以保持平衡，最后总算是平稳落地了，惊出含嫣和丫鬟一身冷汗。

左边墙挂好了还有右边，同样地挂画动作，同样地精美绝伦的椅子功，只是表演稍有不同，这边的墙上原本就有了钉子，只是跳在扶手上加固了，又是金鸡独立，又是一连串高超的技艺，当挂完画下地时，依然做了双脚在圈椅扶手上的迅速交替，只是这一次是含嫣故意吓唬丫鬟的。体现出含嫣作为少女活泼可爱，机灵爱捣乱的性格，比起之前的充满倦态的含嫣，此时好似完全换了一个人。渲染出人物布置闺房、喜迎情人的欢快之情，刻意点染一个“喜”字。

接着是梳妆与换衣，这一段的表演展现了人物心理的变化与音乐节奏一起由慢到快，任跟心以其准确、迅捷的扑粉、点唇动作来表现含嫣紧张激动地心情。要换衣服迎接新人了，一件不满意再换一件，终于满意了，结果却在着急中袖子穿不进去，只好自己穿，几个旋转便穿好了，只是忙中出错的系错了扣子，急忙整理。含嫣急切的眼神，出错的窘况使得观众会心一笑。感慨少女急欲出门迎接情人的迫切之情，突出了一个“急”字。小碎步出门迎接新人，却被石子绊了一跤，瘸了腿，一拐一拐的动作逗坏了观众，娇羞恼怒的含嫣一个反身踢飞了石子。

“新人”进房，众人退下，围绕“揭盖头”一段，任跟心的表演惟妙惟肖，将人物内心按捺不住的冲动情绪展现的淋漓尽致，细腻传神地表演出一个急迫却又羞涩的怀春少女的心境。急欲弄清“新人”究竟是否花云，却又欲揭还羞，在椅子上辗转，却又不敢上前，用手帕招呼却又无人搭理。悄悄的起身巡门关门，慢慢地向新人移动，反复进退，变化多端。让观众也随着含嫣的犹豫心里着急。恨不得自己去一把抓下红盖头，好一睹真容。终于走到新人边，一次揭盖头没有成功，惊地回到椅子上左右盘坐，再看新人，二人竟不约而同地对视，这让含嫣娇羞的不知如何是好，一手飞快的转动手帕，一手抓着衣襟，体现出又惊又喜，忐忑紧张的心情。想看又不敢上前，跑了几次圆场，几番挣扎，终于去踢了一下新人的脚，随即又跳回椅子上紧张万分。好不容易揭下盖头，又娇羞毕露，顺手扯过盖头，飞身“凌空越桌”带“空中转身”，“菩提盘坐”式落于桌后高垫的椅子上，“盖头藏羞”反成了新娘子①。终于，新人将盖在含嫣头上的盖头掀开，二人才得以相见，含嫣嘴咬盖头，娇羞的感情肆意流露，让人不得不爱上这个痴狂的女子。任跟心以近似疯狂的动作揭示出人物感情世界的动荡，把动作变为情感自然流露，此情此境，又非如此夸张凝练的动作不足以表现。所以，当含嫣唱出“我爱他气轩昂英雄模样，一支箭射双雕武艺高强;我要把终身事对他言讲，羞答答上前去口呼花郎”时，双方彼此的深情表白成功地把人物思想情绪推到了顶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二人的深情爱意。

任跟心的表演让观众的心，随着含嫣的一举一动，而忐忑不安，惊喜不断。在人物贯穿情绪的表达上，她表现得层次清晰，脉络分明，连贯饱满。对于人物感情上的起伏跌宕，尤其是点睛之处，她都能处理的急徐有致，不温不火，分寸准确。

三、结语

正是通过演员的专业表演，娴熟的椅子功，优美的手帕功等，通过高难度的身段动作表演，一个眼神一个表情，演活了一个饱含炙热感情又活泼娇羞的少女耶律含嫣。对于耶律含嫣的表演不能太过火爆，给人以轻浮之感，又不能太过温婉给人以怯懦之意，要完美并恰到好处的演绎这样一个既有豪情又有温情的少女是何等之难。任跟心通过自己娴熟的表演技巧，以及个人的艺术创造，成功地塑造出了《挂画》中少女含嫣的内心世界让观众也感受到了女主人公的心境，增强了作品带给我们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