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一乡镇企业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已有的研究表明，海峡两岸间一方面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科技水平、资本实力、劳动力资源以及市场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是语言相通、地理相近等天然优势，因而农业资源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十分明显，农业发展与农产品贸易等具有一定的互补优势与合作潜力[1-2]。诚如《两岸经贸论坛共同建议》所指出的：“两岸农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岸应结合双方的农业优势，强化研发、技术管理及行销的能力，互惠双赢，扩大两岸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①。本文拟就海峡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进行简要分析、对比，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期促进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协同发展。 一、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人与自然是一对永恒的矛盾。随着人类改造和支配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掠夺式资源开发等，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面对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以及生态失衡的巨大压力，通过对以往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反思，永续发展战略已逐步成为全球的共同选择与潮流。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德、日、美等国家首先提出并加以实践的新型经济发展范式——循环经济[3-4]，通过近年的发展演变，现已被看作是实施永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最佳模式，同时也是保护环境和削减污染的根本手段，一些发达国家已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大陆，“循环经济”也正由一个陌生的名词和概念，逐渐上升为指导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并从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目前，大陆已在辽宁、贵阳、广西贵港、广东南海、内蒙古包头、新疆石河子、湖南长沙等地区进行试点。但从总的来看，即使是在工业体系，循环经济也刚刚起步，在属于薄弱环节的农业更是困难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循环经济在农业上难以取得进展，恰恰相反，农业同样需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何况与一般循环经济相比，由于农业自身及其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独特性，农业发展循环经济还具有许多先天的优势！ 受循环经济思想与方法的启发，在多年卓有成效的中国生态农业等持续农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加以引导和拉动，才能协调好现代农业各系统和层次以及农业生产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最终全面实现生态品质、生物产量以及经济收入三者间的良性循环。于是，人们试图通过模拟和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重构农业生产和生态系统，进而逐步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循环型农业，以使农业系统能够更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过程中[5]。 从总的来看，在我国正式发表的文献资料中，最早提及农业循环经济的当属吴天马(2002)的《循环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一文[5]，最早出现“循环型农业”或“循环农业”一词的，当属陈德敏与王文献(2002)共同撰写的《循环农业——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模式》一文[6]。然而，2003年全国上下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还相当少；直到2004年，才有一些文献对此进行探讨；刚刚过去的2005年，各地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与理论研究，则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良好势头。 二、大陆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一)关于发展模式 尽管循环经济在我国的提出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我国其实早就有了循环经济的实践，如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不少案例也已总结出来(解振华②，2003)。从现实看，一些地方丰富多彩的农业循环经济实践已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涌现出了诸如河南天冠企业集团、广西贵糖、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度假村、上海崇明的前卫村模式以及辽宁省“四位一体”日光大棚生态农业示范区等先进典型。其中，辽宁省农民首创的以生物技术为主体、以沼气为纽带“四位一体”日光大棚能源生态工程，实质上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循环经济，是农业现代化新路线的体现。 此外，福建圣农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主抓肉鸡主业链、生物工程副业链和有机肥副业链“一主两副”产业链③，近年来也走出了一条“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型农业发展之路；江苏省宿迁市则根据循环型农业的发展优势与影响因素，也逐步开发出了适合当地发展的7个模式：“生态家园”循环模式、食用菌生物链循环模式、有机农业开发模式、设施农业生态模式、立体种养循环模式、农林牧渔结合型循环模式和花卉苗木生态农业模式(高良敏等，2004)。 与此同时，刘慧娥等(2005)提出了通过采用节能、环保、绿色、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农业高新技术，构建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低消耗-无污染-高产出-再利用-佳效益”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刘志(2005)、王鲁明等(2005)分别根据陕西及山东青岛的实际，归纳、总结了当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典型模式及其技术支撑体系；黑龙江及另外一些民族地区也发展出了一些典型的模式(陈青，2005；李玉明，2005；袁久和，2005)。李书民等(2005)则探讨了以畜牧业为核心，实现农作物秸秆三段循环利用与畜禽粪污两段利用的主要技术路线；汪怀建(2005)探讨了适合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农业生态工程模式；王奎旗等(2005)提出了我国水产业实施循环经济的“社会大循环”、“企业间循环”、“企业内循环”三个可供选择的基本模式，等等。 但以上述各种模式并不代表我国循环型农业的全部，各地在研究、设计具体发展模式时，还应从当地实际出发，既可以采用一种模式，也可以多种模式并用。而且不论实行什么模式，都必须严格遵循生态学的客观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使经济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的物质循环之中。限于篇幅和现实条件，我们无法就各地蓬勃发展的循环型农业进行系统分析、归类，但黄贤金等(2004)曾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发展循环型农业大体可以采用的模式：区域循环模式、能源综合利用模式、生态养殖模式、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模式，以及绿色和有机农业模式；并认为上述每一类型模式又包含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形式，如：生态养殖模式，就包括基于农牧结合的畜禽养殖模式、稻田生态养殖模式、高效集约式养殖和健康养殖模式等[7]。 (二)关于发展方向 对于如何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吴天马较早提出了两种面向循环经济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路径)：一是以生态农业建设为基础的渐进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二是以有机农业建设为基础的跨越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认为前者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实践意义，应大力提倡，而后者则为从根本上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实现途径[5]。陈德敏等也认为，要实现农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以至社会效益的最优化，必须实施农业清洁生产，并以我国的生态农业为基础，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6]。 2005年10月，在《经济日报》举办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高层研讨会”上，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针对我国农产品各种污染过于严重，出口越来越困难的现实，认为生态农业是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而循环经济下的生态农业应该是农业发展的最终方向④。对此，季昆森(2005)也撰文指出：一般认为，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应用就是生态农业；实际上，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运用有更广阔的领域，其实质就是循环经济原则在发展生态农业上的运用，可称之为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 (三)关于发展策略 与德国等先行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在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从总的来看，源于对传统农业环境后果的反思以及受循环经济思想的启发而提出的“中国循环型农业”，目前甚至还没有比较明确、统一的定义，全国上下就农业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理解性或者概念性的初始发展阶段，尤其是对于物质循环和价值增殖等揭示农业循环经济最本质内容的量化研究和系统分析更是难得一见，仍有许许多多的理论、技术、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问题亟待学术界研究解决。 具体来说，一是迫切需要对循环型农业进行更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科学解释，真正理解和把握农业循环经济丰富的科学内涵及其发展方向；二是鉴于各地丰富多彩的实践已在某种程度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对各地比较有代表性的循环型农业发展模式，如：立体农业，农业生产物质循环利用(规模化养猪业等)，土地、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优化配置模式(休闲观光农业)，农业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链联接模式(新型农业产业化)，以及生物能的开发利用(循环农业发展的新领域)等，进行更系统、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主要进行物质代谢分析及经济效益核算等，重点突出案例中的循环过程和效益评价及生态性三个方面)，努力做到既总结经验(与理论研究相呼应)，又努力发现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或措施，也是非常迫切和有益的；三是在全国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的循环型农业评价指标体系之前，对循环型农业进行全方位探索和多视角的科学研究，逐步建立一个适合当地特点的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与发展规划，也是学术界需要大力研究的现实课题；四是人们还应从各地资源及环境等禀赋以及当前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分析、比较有关国家或国内先进地区(包括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发展的一般经验与教训，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对循环型农业的发展战略与制度 (政策)创新进行研究，为农业循环经济建设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三、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之探讨 (一)台湾循环型农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尽管台湾岛内鲜有诸如“循环型农业”等提法，但台湾省在永续农业的发展、研发与发展策略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已注意到，台湾地区是世界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台湾地区因经济快速成长，以致工业、农业污染严重，人民健康与生活环境也日益受到威胁。一方面是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尤其是对饮食安全等越来越重视，绿色(有机)蔬果产品广受消费者的青睐；另一方面是人类活动已对环境造成危害及长远的不良后果，并逐渐地恶化、蔓延，正在对自身居住环境和社会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因而，面对循环经济时代的到来，两岸人民都应该从更高层次上重新探索人类到底应该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怎样消费、怎样生活…… 如：养猪业一直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畜牧业，其产值多年来高居台湾单项农产品之首，但如何减少养猪业产生的废水污染却是直接影响并决定该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之一。据报道，2004年台湾地区废污水BOD的日产生量为4223吨，其中673吨为畜牧废水，为有效控制养猪废水污染，环保部门依据“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具体的“放流水标准”，为达到上述管制标准，1990年来他们开始辅导业者设置废水处理设备。目前，台湾养猪场主要采用包括固液分离、厌气处理和好气处理三个阶段的“三段式废水处理系统”。但从总的来看，养猪业仍面临着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处境，还须进一步改善其技术效率(萧景楷等，2006)。又以岛内香菇生产废弃物(废渣)处理问题为例。2004年台湾地区的香菇总产量为4866吨，其中袋栽香菇4714吨，约占总产量的97％。除了木屑等残渣外，袋栽香菇还产生了大量的塑料废弃物。显然，面对如此大量的废弃物，各乡镇垃圾处理场已无法代为处理，而且如此大量的废弃物也不是传统之掩埋与焚烧方法等所能解决的问题。为此，有学者提出通过立法与民间协助，进行“源头减量”与“资源回收与再生”，以降低废弃物清理成本及避免废弃物清理时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更进一步地，他们提出了基于经济诱因机制的“课税”与“补贴”的“两政策工具”，等等(魏乾城等，2006)。 再以国人比较熟悉的茶叶为例，台湾地区半发酵茶的制造技术堪称世界翘楚，其品种、栽培技术、花园设施等方面均领先于大陆；而且台湾省自1987年开始引进有机农业的理念，自1995年试作，至1998年已有35户共22公顷投入有机茶生产行列，而且有机茶生产规模仍在不断成长当中…… 诚如台湾有机农业发展协会执行秘书陈琦俊所言：人类唯有再度回到“与大自然共生”的原点，来取得安全的食粮，才是环境和人类永续生存之道。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切恰恰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祖国大陆所需要进一步面对和妥善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均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而且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循环型农业和永续农业的发展，其发展前景看好。 (二)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的策略选择 为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结合当前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建议尽快研究、建立起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 一是要充分利用两岸现有科技合作政策和人员往来的渠道，积极开展两岸循环型农业研究人员的互访讲学、互聘客座研究人员、交换培养研究生等，通过人员的交流带动产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发展； 二是要通过两岸科技交流机构的协商讨论，每年轮流在两地举办1次以上综合性的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研讨会，为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者们提供一个信息交流和成果共享的新平台。从总的来看，福建省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建议由闽台科技交流协会牵头组织、发动两岸有关科研、教学单位从事循环型农业研究与实践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率先举办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学术研讨会； 三是要深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项目与方式方法。审视近年两岸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目前尚无循环型农业方面的项目。从两岸农业资源与科技和市场整合的现实需要出发，可以考虑共选项目、共同研发、分别出资、成果共享等的具体方法与途径。而且我们建议，作为全国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福建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在漳州、泉州等传统对台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区内，增设闽台(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示范区； 四是要以本次两岸经贸论坛为契机，抓紧抓好新增“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与“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尤其是要积极创造便利条件，欢迎台湾农民、农业企业到大陆投资、兴业，积极寻求与台湾循环型农业专家与投资者们多种形式的合作与共同发展。 可以肯定，通过上述努力与制度安排，必将有力促进两岸同行专家与实践探索者们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我们建议从大陆及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的提出与内涵、发展的历程与成效、研究的进展与成果、发展的模式与方向、发展的策略与目标，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潜力等方面，深入分析、比较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况与前景，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的目标、模式、途径及其配套措施等，进而提出框架性的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策略及目标，以期促进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 四、结束语 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中逐渐探索和总结出来的具体实践模式，农业循环经济也已在全球悄然兴起，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首先简述了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内涵，着重探讨了大陆循环型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初步分析、比较了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及两岸协同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以上分析与讨论中可以看出，两岸在循环型农业发展、研发与管理过程中，既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又呈现出了互补的态势；通过两岸交流与合作，既可以充分了解台湾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发展和永续农业的运行轨迹和政策措施，进一步了解台湾地区有关永续农业的一系列发展模式与经验教训；通过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对比分析，还可以提出一些可相互借鉴的发展模式与对策措施，以及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目标、模式及其配套措施等，达到既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科技、信息、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优化与共享，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又可为海峡两岸共同迎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挑战开创出新的契机。

论乡镇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摘要：乡镇企业是中国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曾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率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原来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的格局已经演变成个人、私营企业为主体。在新的产权结构下，乡镇企业的内涵和特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有必要对转型时期乡镇企业的管理模式做出新的审视和思考。关键词：乡镇企业；管理模式；创新乡镇企业曾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乡镇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增加到10000亿人民币只用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增加到10000亿人民币却用了31年时间①。但是，在经过了十几年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之后，近年来乡镇企业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率基本上都低于10%，甚至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原来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的格局已经演变成个人、私营企业为主体。在新的产权结构下，乡镇企业的内涵和特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我们必须对转型时期乡镇企业的管理模式做出新的审视和思考。一、管理观念的创新正如水无常型、文无定法，管理观念也并非恒久不变。管理理念是企业管理模式的灵魂，企业管理模式的构造、运行均以管理理念为精神指导。近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充分体现了管理理念在企业管理模式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和运行中的核心作用。乡镇企业是中国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乡镇企业的领导者大部分是本地的领导者，本质上是农民中的能人。因此，从开始踏入市场时，由于他们有胆有识，经营灵活，很快在市场中找到了获利空间。但是由于受到特定制度环境的制约，经营环境的转变，就注定了他们的发展是畸形的，一边迎合上级部门的生产目标干预，一边又要使自己的企业得以生存，他们在制度的夹缝中打着擦边球。他们自身的缺陷也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转型时期的乡镇企业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转变自身的管理观念。许多乡镇企业通过改组改制，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是这种建立并非仅仅挂牌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现在乡镇企业的领导者———董事长必须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董事长是领导者，总经理是管理者，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职能是不能错位的。一般来说，领导（leadership）与管理（management）是两种并不相同而互为补充的行为体系，各有自己的功能和特点。在今天的美国，大多数的企业管理过度而领导不足。而我国恰恰相反，“领导”过多而管理不足。这里所谓的领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合适的领导。管理理论认为，并非所有的人都既擅长领导又善于管理，一些人有能力成为出色的管理者，但是不能成为优秀的领导者；另一些人具备较强的领导能力，但却很难成为优秀的管理者。而对于一个成功的企业，这两类人才往往都是需要的。我国目前乡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存在下来的，都是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应该拥有一个比较称职的领导者，否则难以存活到今日。但是，当我们将乡镇企业的发展放到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中，就不难发现，乡镇企业已经走到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面临生存危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有许多，其中包括技术更新加快，国际竞争加剧，政府对市场管制放松，资本密集型行业产能过剩以及劳动力结构的变化等，要在这种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并有效地进行竞争，必须变革管理观念。传统的理论认为，小型企业很简单，不需要管理，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小型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比大企业更需要有组织和有系统的管理。首先，乡镇企业必须有一套策略，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经得起竞争。其次，乡镇企业要将其高层管理的各项任务予以妥善安排，需要建立一个“高层管理团队”，其成员都是“兼差”的，他们的主要任务仍在于职能方面，但他们同时仍需肩负一部分高层管理任务。在乡镇企业中，凡属管理阶层人士，都必须了解该企业的关键性业务，必须了解每一项关键业务有什么目标，必须了解每一项关键业务由谁负责。再次，乡镇企业还必须建立一套适用于本身的控制和信息系统。乡镇企业的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因此，它还必须随时掌握其享有优势的某一“生态地位”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从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在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来看，美国占90%，其产值占美国GDP的39%，日本占98%，德国占99.6%，其53%的GDP和45.6%的投资靠中小企业实现②。因此，我国在转变对乡镇企业的管理观念的过程中，乡镇企业本身的观念转变固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认为，目前需要做好的工作，仍然是政府进一步改善对于中小企业的服务。首先是融资服务。乡镇企业除了极少部分以外，绝大部分仍受到资金瓶颈的制约，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其次是改善信息服务。信息服务平台的搭建是公共产品，企业本身既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又没有激励去做这些事，同时企业盲目去做，又会造成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再次是清理那些制约和不适宜乡镇企业发展的滞后政策。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成效不可谓不大，但是，许多法律法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因此，我们认为，政策的清理远比其他方面重要，使得出台不久的“非公经济36条”以及股权转让等真正决定乡镇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落到实处。二、组织观念的创新德鲁克认为，公司的首要法则是以组织的形态维持生存，公司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组织，即人文组织③。现代管理理论认为，公司的组织模式必须使它在普通人的领导下持续运作，一个人管理的机构不可能长久。中国的乡镇企业许多都具有创立者的个人特色。企业是组织人们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的一种手段，现代生产的基础是社会组织。除了大规模生产以外，决定企业社会机构和经济职能的仍然是组织，即按计划对人力劳动在物质资料之间进行分配。组织是工业的基础，人文组织是任何行业都不可缺少的，它是工业区别于工厂手工业的重要特征。对于乡镇企业来说，大多数难以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从成立之初，有的不过是当地政府部门为了解决财政问题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长期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乡镇企业利用中国所特有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市场机会，在制度允许的空间内异军突起，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但是直到现在，恐怕多数人对于乡镇企业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经济职能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社会组织的层面上。因此，在当前的转轨过程中，乡镇企业的领导者必须转变自己的组织观念和企业的组织模式。根据德鲁克的观察，1945年时，近一半的美国在职工人从事制造业工作，现在从事制造业的工人的数量降到劳动者总数的十分之一。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1983年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雇员的社会④。我国有13亿多人口，其中农民有约9亿多，乡镇企业目前有2000多万家，大部分散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其组织主体为农民工。乡镇企业也是企业，其本质上也是以生产最大化为目标，组织人们共同努力的机构。它的首要法则是生存。为了实现生产最大化目标，企业必须制定政策，实现不同管理部门和不同目标的合理要求。这样企业就不能一味依据权宜之计，要不断适应情况的变化调整政策，但是就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乡镇企业来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对现有的陈旧的组织观念进行创新势在必行，这些恰恰是乡镇企业过去一直没有很好重视的问题。首先，要关注企业的社会特征和人文特征，企业的员工不是打工者，而是你的雇员，乡镇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必须使其员工有归属感；其次，企业必须能够发掘组织内部的所有人才，能够做到知人善任，用其长而避其短；再次，能够在不同的职位上考核员工的独立领导能力，确保他们的失败不会殃及企业的发展。三、人力资本的创新当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把人的健康、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即作为现在和未来的收入增长的源泉时，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乡镇企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产权改革已经提到再也不能拖延的议事日程。按照经典的企业理论，产权模糊的企业不可能有效率。因为产权界定不清晰，管理者、生产者努力的激励不足，搭便车的行为就不可避免。但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在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的情况下却取得了异常迅速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乡镇企业名义上是集体企业而实际上是私有企业；也有人认为，由于政治原因，乡镇企业在变为以界定清晰的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方面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周其仁认为，企业合约不同于市场合约的关键是企业合约中包含了劳务的利用，而劳务的买卖最大的特点是事前只能说明大概，事后决定细节，他将其视为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⑤。但是，人力资本天然属于个人，而且必须是活生生的个人。在巴泽尔看来，即使在人身依附关系最强的奴隶社会中，奴隶主虽然可以全权支配奴隶的劳动并拿走其全部产出，由于奴隶是一种主动的财产，不但会跑，而且事实上控制着劳动努力的供给⑥。周其仁认为，人力资本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人力资产天然归属个人；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立即贬值或荡然无存。因此，企业激励的内容，就是把人力资本开发利用的市场价值信号，传达给有关的个人，由其主体决策在何种范围内、何种强度上利用其人力资本的存量，进而决定其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方向和强度。由此可见，即使在人身依附关系最强的奴隶制度下，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天然的个人私产，甚至在人身依附关系如此紧密的奴隶制的法权结构下，都无法完全做到无视其存在，何况在其他法权结构形式下。当出现了违背自由交易法则的产权结构和社会制度时，就可能导致人力资本产权发生“残缺”。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是指虽然人力资本在法权上属于个人，但其产权强度遭到损害，一旦产权残缺发生时，产权的主人将人力资产“关闭”起来，就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部分被删除掉的人力资本的产权，根本无法被转移到其他主体的手里做同样的开发利用，使得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千丈。所以，说到底人力资本的创新有赖于产权改革的程度和水平。企业经济效率的来源是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充分清晰界定⑦。在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组成的企业契约中，只有人力资本产权对行为者具有直接的激励约束作用，而经营者作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决策者和对其他成员的监督者，在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的差异性是构成企业经济效率差异的最根本原因。经营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不同的企业所有制条件下工作，他的经济行为主要取决于他的人力资本产权是否得到有效界定，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是否得到充分保护，行为权界定是否有利于其经营能力和人力资本价值得到合理实现，人力资本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这些均实现的话，一个理性的经营者为实现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将采取非常积极的工作行为，而不管是在哪一种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如果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未得到充分界定，经营者会以消极工作来抵消因经营者人力资本界定残缺造成的效用损失，以达到个人效用的等值化，从而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率。由上可见，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的充分界定是企业经济效率提高的关键。相对来说，由于乡镇企业受到的体制制约没有国有企业严重，同时规模又比较小，因此，在人力资本创新产权界定的方面应该先行。四、社会资本的创新采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最有影响的是普特南（Putnam，1993），他在《让民主运作》一书中，把社会资本看作是一种类似于道德的一种经济资源，社会资本诞生并且体现于民众交往网络之中，由于长期以来民众对本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社会资本逐渐演变成一种能够使人们互相信赖并恩恩相报的经济资源，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合作。普特南还认为，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的强弱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由于一个地区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环境，人们容易相互熟知并成为一个关系密切的社区，组成紧密的民众交往网络。在民众交往网络中，商业联系根植于社区和家庭结构，这一结构通过各种方式对破坏人们信任关系的人或行为进行惩罚而得到强化。虽然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积累性的存量，随着企业之间贸易关系的长期化发展，相互了解与信任的程度一般也会相应增加⑧。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即社会成员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美国经济学家福山⑨（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名的《信任》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分析了信任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华人社会是全世界最缺少信任的一个社会。他引证了许多的研究成果，指出在美国、日本、德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远远高于华人社会，包括中国的香港、台湾，也高于意大利和法国。意大利和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包括官场的腐败、市场的无序等。他特别强调，华人企业家只信任有直接血源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家族以外的人；中国人讲圈子，圈子以内是信任的，圈子以外是不信任的。这样，组织形态的交易最后就只能落脚在家族里，形不成大的企业。这就是华人为什么没有世界品牌的原因。乡镇企业最初的发展曾经得益于这种丰富的社会资本。村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相互之间彼此熟悉对方的为人及其行为特点，即便是自私的人，在这种长期的交往中，也可能表现为相互愿意“合作”。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一方的不诚实在下一次博弈中会遭到对方的报复，因此有可能形成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就是相互之间比较合作，比较信任。但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关系向外地发展，用工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乡村内世代相传的世俗关系被打破，依赖这种关系的激励机制也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义务界定非常明晰的产权合同就成为有效的激励机制的必须因素。注释：①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②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版，第216页。③④德鲁克：《公司的本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⑤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⑥Barzel，Yoram.1977.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lavery.Journal of Law and Econonics,17,no.Ⅰ：73-96.⑦盛乐：《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界定和乡镇企业经济效率》，《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3期。⑧Coleman，J.1988,"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ety 20.⑨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社2001版，第84-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