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日报总编辑有没有女领导

一、关露：命运坎坷的才女间谍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关露，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名字。今年是她的百年诞辰，没有纪念大会，没有追悼文章，一如当年她的去世，悄无声息。在关露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一生。1907年7月，关露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幼年家贫自学完中学课程，1927年至1928年，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1930年初，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发表于南京《幼稚周刊》。当时，关露、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在关露的一生中，曾经接受过两次重要的特工任务。一次是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分，打入76号魔窟，渐渐地使李士群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并成功将李士群成功策反。但尽管如此，关露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在做这些工作时，关于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已经在上海滩传开了。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一次是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但是在敌营苦熬六年，在外人看来，关露的形象已经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后来，日本终于投降，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却发现自己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没想到，痛苦的打击才刚刚开始。很快，她接到恋人王炳南一封绝交信。尽管这并非王炳南本意。却使关露几乎崩溃，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8年的牢狱之苦，使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受到摧残。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没几天，她就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关露临死前，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当年关露写下这句豪迈诗句时，她是打算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二、沈安娜：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女谍1935年1月，20岁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安娜离开上海，去了杭州，利用她的速记专长，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里面找到了一份机要速记员的工作。没有录音笔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在淹没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政府机关里，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机关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1938年，沈安娜在周恩来与董必武的指派下，通过朱家骅的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为党做情报工作。由于是经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的，又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沈安娜深得机要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并立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从此以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而来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绝密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延安，且从未暴露。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才宣告结束。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直至离休。三、黄慕兰：出身名门的奇女子黄慕兰出身湘中名门，父亲曾是谭嗣同的老师，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成为当时的妇运领袖。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宛希俨后来在赣南牺牲，黄则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同居。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否定了她的请求，并让她与陈志皋结合。可陈志皋最后还是离开了她，这段婚姻终以失败告终。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监狱，出狱后多次上诉。直到1980年，冤狱才得以平反。四、张露萍：打入军统的女情报英雄张露萍，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1937年11月，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她从军统机关截获了大量重要情报直接送到了我南方局。张露萍和她的战友犹如一柄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在最森严、最机密的敌特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蒋介石也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1945年7月，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戴笠亲自下令将张露萍等7人杀害。五、宋维静：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的女杰1936年，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宋维静打入阎锡山控制下的妇女团体，她与丈夫温健公配合默契，收集、传递情报，机智果断，受到党中央情报部的肯定。后来，宋维静受组织派遣，再次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没有暴露身份的她，被阎锡山委任为上校专员。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丈夫温健公的。1930年11月，温健公在上海被捕，被投进龙华监狱。当时受党组织委托，宋维静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监，两人产生爱慕之情，于1933年结婚。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她难以忘却革命中患难与共的丈夫。六、朱枫：牺牲在台湾的红色女特工朱枫，我党隐蔽战线杰出的无名英雄，原名朱谌之，生于1905年，出身镇海名门。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朱枫毅然投入救亡运动，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行义卖展览，出售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等，得款全部捐献抗战运动。1945年后，在地下党开办的公开商业机构“联丰棉布号”、 “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负责财务工作;1948年，奉命调往香港，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枫接受党的指示，经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1月25日，朱枫经香港乘开往台湾基隆的客货海轮抵台。到台湾后，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尽快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吴石将军取得联系。几天后，朱枫按照预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码头将已经到手的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先后有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随即，朱枫也在舟山定海(当时仍由国民党军队占据)被捕。朱枫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1950年6月10日，朱枫烈士在台北马场町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五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此事轰动一时，朱枫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七、陈修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市委书记提起南京的解放，许多人都会联想起当年那位出身入死，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我党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这位巾帼英雄在抗战胜利后，即深入“虎穴”南京与文化名人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密切配合，为迎接南京的解放，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惊险的传奇故事。1907年，陈修良出生在宁波一个大家庭，她原名陈逸仙，1926年改名陈修良。在少女时，就师从著名文化名人沙孟海学习书法。15岁时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特别努力，国文成绩名列前茅，是当地“新学会社”书店(共产党人创办)的常客。1926年，她加入了共青团，并考上了上海的国民大学，继而在是年下半年和沙孟海二弟沙文求进了广东大学文学系。从此，得与正住在当地东山的周恩来、肖楚女、张秋人等著名共产党人接触，1927年5月转正式党员。7月15日，汪精卫撕下“左派”面具后，党组织转为地下，陈修良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认识了陈伯达、叶剑英、董必武等人，并与沙孟海三弟沙文汉相遇，两人结为终生伴侣。1930年夏，陈修良与沙文汉回国，由于叛徒出卖，二人逃亡日本，1934年复回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南京地下市委书记。1946年4月中旬，陈修良脱去军装，换上旗袍，从淮北南下。在地下党员马文林护送下，陈修良安全进入了“虎穴”南京，挑起了地下市委书记的重担。在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市委又根据党的“把人民爱国民主运动大大向前推进”的方针，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发动学生和市民掀起“反饥饿”、“反内战”争取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的请愿、示威、罢课、游行的斗争。特别是“五·二○”运动，政治影响极大，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1949年1月，由于内部出现叛徒，陈修良又一次搬到中华路85弄内，其公开身份是华得电料行大股东，直到南京解放。八、英茵：既是特工又是演员的双面女间谍在抗日谍战前线出生入死;平时活泼任性，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所;但在关键时刻，为了信仰不惜牺牲生命……英茵的经历，确实与顾晓梦极为神似。英茵原名英洁卿，1916年生于北平。她身世显赫，父亲英敛之是满洲正红旗人，曾创办《大公报》及辅仁大学，母亲爱新觉罗·淑仲也是皇族，哥哥英骥良12岁便到剑桥留学，回国后任辅仁大学教授，是与钱钟书比肩的语言天才。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是她的侄子，英达则称她姑奶奶。俊美、活泼的英茵自幼喜欢歌舞、演戏，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就孤身奔赴上海，1936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相继在《生死同心》、《十字街头》等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七七”事变后，英茵随一支抗日演剧宣传队自上海出发，沿途宣传，几个月后到达重庆。不久，她受导演费穆邀请，回到抗战最前线——孤岛上海，在那里结识了国民党驻沪专员、军统的抗日秘密工作者平祖仁，与之相交甚密。1937年底，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英茵也随平祖仁赶回重庆，继续活跃在银幕、舞台之上。此时，英茵与平祖仁的关系更为亲密，频频携手出游，有时竟会连续数月闭门谢客，在外人眼中，完全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1939年冬，英茵从重庆突然消失，不久后，她在上海重新露面，平祖仁随后也出现在上海。一时间，关于英茵“为情私奔”的各种流言充斥重庆的大刊小报，就连香港媒体也对此大肆渲染。但英茵却仿佛局外人一般，对一切说法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每天还是照常演出、排练，只是每一次都来去匆匆。神秘的行踪，让同事们琢磨不透。1941年4月，平祖仁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英茵虽然还继续演戏、拍电影，但不断被日本人带走审问。次年1月8日，平祖仁被枪杀。英茵强忍悲痛，领回平祖仁的尸体，将他安葬在万国公墓，并在他的墓地旁为自己预留了个“位置”。也许那时，她就已预感到了死亡即将到来——和电影《风声》中踏进裘庄的顾晓梦一样。1月19日，平祖仁去世后仅仅10余天，年仅25岁的英茵将自己反锁在上海国际饭店10楼708房内，用半碗生鸦片加上烈酒，掺和了大量安眠药，全部喝光自杀身亡。自杀前，她给合众电影公司的陆洁留下一封隐晦的遗书：“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丧葬费，我想可能够了。”九、萧明华：墓碑只刻3个字的女间谍“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献给党”1922年8月，萧明华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抗战胜利后，萧明华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北平师院(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继续深造。在校期间，萧明华碰到了在重庆就认识的教育心理学教授朱芳春。那时，朱芳春已参加了我党的地下活动，他经常推荐给萧明华一些革命理论书籍，启发她的革命热情。此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给了萧明华极大的教育和鼓舞。1947年9月，根据萧明华的表现，组织上决定吸收她加入朱芳春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萧明华即将毕业的时候，远在台湾大学担任国文系系主任的恩师台静农先生深知萧明华国语注音、语音应用的教学功力，几次写信殷切邀请萧明华到台湾任教。大陆解放在即，静农先生的邀请无疑是为去台开辟新战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反复考虑之后，萧明华向朱芳春道出这一设想，朱芳春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党组织很快批准了萧明华的建议。黎明的前夜，肩负重任的萧明华藏起对亲人、对故土的眷恋，义无反顾地远赴海峡对面……初到台湾，为了工作的隐蔽，萧明华选择了去台湾师范学院任教，学校为她提供了一处僻静的院落作为宿舍。接着，萧明华又与《国语日报》社联系好了工作。至此，萧明华在台湾站稳脚跟。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短短两个月，他们排除困难，六次送出重要情报，对于解放我沿海诸岛，发挥了重大作用。1950年2月6日，萧明华不幸在自己的宿舍被捕。被捕时，她从容镇定地在敌人眼皮底下，取下了搭在后窗外竹竿上的旗袍，发出了危险报警信号。“姐妹们，愿你们早日自由”“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刚烈的诗句，伴着难友们的低声抽泣，萦绕在牢房中。在狱中，尽管经受了酷刑，萧明华始终英勇不屈。直到11月8日凌晨，黑暗的牢房门打开了。萧明华被绑上汽车，押往马场町刑场。在刑场的沙丘旁，执行的宪兵令她跪下，一向温和纤弱的萧明华突然挣脱两个宪兵的挟持，奋力奔向沙丘顶，昂首高呼口号……枪声响起，年仅28岁的萧明华倒在了沙丘顶上，双眸圆睁。

小萝卜头； 宋振中（1940－1949），男，江苏邳州市人(原为邳县)，解放战争时期的小烈士。宋振中的父母都是 共产党员，父亲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振中八个月的时候，他的父母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他也被带进了监狱。 宋振中从小跟着母亲徐林侠在女牢中长大，一直到四五岁还没有见过关在男牢中的父亲。由于终年住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吃的是发霉发臭的米饭，小振中长到八九岁时，个头却只有四五岁孩子那么高，成了一个大头细身子、面黄肌瘦的孩子，难友们都疼爱地叫他“小萝卜头”。“小萝卜头”从小就很懂事，他的妈妈为了给他换一点大豆吃，就去做苦工，可每次开饭时，“小萝卜头”总是让妈妈吃。他还常常搜集一些破布条、破袜子留给妈妈做鞋用。从五岁起，他就学着自己缝补破衣服了。“小萝卜头”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提出让他出去上学，特务们怕暴露他们的罪行，硬是不让，经过多次斗争，才同意由同监狱的政治犯黄显声将军教“小萝卜头”念书。“小萝卜头”学习非常刻苦，记忆力很强，也很懂礼貌，非常尊敬老师。 监狱生活使“小萝卜头”懂得了许多道理，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人的非人虐待、折磨，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的精神都留给他深刻的印象，使他从小就知道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他还经常帮助大人做秘密工作。由于他年龄小，特务们对他的看管不是很严，他就经常在牢房之间传递信息。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监狱后，就是由他从男牢传到女牢，从楼上传到楼下的。每当大人商量事情，“小萝卜头”总是坐在门口放哨，他还帮助大人了解入狱同志的情况，传递东西。在国民党溃逃之前，特务们安排杀害“小萝卜头”和他的父母。残酷的敌人用刺刀杀死了他的父母，又逼向“小萝卜头”。“小萝卜头”喊着：我没有罪，我要出去。灭绝人性的刽子手劈胸就是几刀，把他杀害了。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宋振中和他的父母为革命烈士。 小萝卜头的故事； 一、不到一岁就和妈妈一起被捕 1941年9月，小萝卜头宋振中的爸爸宋绮云随杨虎城将军奔赴抗日前线作战，把家里人安排在西安市郊区一个叫蒲阳村的地方。 这一天，小萝卜头宋振中的妈妈徐林侠正在对门老乡的家里剥玉米，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忽然。二姐宋振苏慌慌张张跑来，一边跑一边喊：“妈妈！妈妈！有几个人要把爸爸带走！”妈妈抱起小萝卜头赶紧往家跑。只见一辆马车停在家门口，妈妈刚要张嘴说什么，被爸爸的眼神制止住了。这时，爸爸被推上了马车，二姐振苏想跑过去不让把爸爸带走，被妈妈用力拉住了。爸爸被带走了，几个孩子围着妈妈大哭起来。他们扑向马车，被两个便衣特务拦住，不让靠近马车。 爸爸宋绮云被抓走了，两个月都没有音信。 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妈妈走出家门，烟云遮住了她的视线。远方的景物模模糊糊，模糊中仿佛有一个人影向她走来。这个人又矮又瘦，穿一身工作服，可披着一件不中不西的夹大衣，歪戴着鸭舌帽，鬼鬼祟祟。这个人走到妈妈面前，毕恭毕敬地问妈妈：“您就是宋社长的太太徐林侠吧？”妈妈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先生是…。”“我是宋社长手下的工人。”这个人说着不自然地笑了笑，露出两个大金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什么东西，接着说：“这是宋社长的亲笔信。”妈妈对这个人有些怀疑，但是，看到爸爸的信，却喜出望外。两个多月了，打听不到爸爸的音信。妈妈连忙拆开一看，又失望了。信上只有一句话：“速将换洗衣服送来。”这几个字确是爸爸的字迹，可为什么只写这几个字呢？妈妈问道：“宋绮云现在哪里？”“他在报社。”“他为什么不亲自回来？”“他工作太忙，脱不开身。”“东西怎么送给他？”“宋社长吩咐，请您亲自送去。”“东西送到什么地方？”“我给您带路，明天中午12点，我在报社门口等您！” 小萝卜头宋振中的爸爸宋绮云，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他1904年出生于江苏省邳县，现在叫邳州市。宋绮云家里很穷，但是，宋振中的爷爷、奶奶还是希望家里有一个读书人，这样可以少受些欺负。于是，含辛茹苦，千方百计积攒下一些钱，让宋绮云上了学。宋绮云知道自己上学不容易，每天早出晚归跑10几里地到土山小学上学。他家里穷，没有象样的衣服，衣衫破烂，中午总是吃红薯充饥。有钱人家的孩子常笑话他，但他学习努力，每学期成绩都是全班第一。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宋绮云到武汉中央军政学校（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宋绮云奉党的指示回到邳县，担任了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到了1930年，党又派他到爱国将领杨虎城的部队，一开始担任南阳《宛南报》主编，后到西安任《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帮助杨虎城做了大量工作。 妈妈要去找爸爸了。晚上，妈妈把王迁升（宋绮云的警卫员）夫妇找来，向他们交待了一些事。王迁升夫妇坚决不同意妈妈去，认为此去凶多吉少。可是，妈妈要想法去救爸爸，怎能不去呢？送走了王迁升夫妇，妈妈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安顿说：“我要去找爸爸,最多3天回来，你们不要乱跑！”妈妈又转身对二姐振苏说：“你最大，要带好弟弟，妹妹！”振苏流着眼泪点了点头。可是,当时她也才八岁啊！振苏忽然问妈妈：“爸爸能回来吗？”“爸爸会回来的！”妈妈看了振苏一眼，又对大家说：“爸爸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救中国，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反动派才恨他，抓他，爸爸是没有罪的！” 这一夜,妈妈没怎么睡觉。她把拆洗过的被子，过冬的棉衣拿出来，一针一线地逢到半夜。天亮了，妈妈出发了。王叔叔抱着小弟弟宋振中陪妈妈一起去进城。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妈妈说最多3天回来，可是，都4天了，还不见妈妈的影子。几个孩子天天到村口去等。到第5天吃完早饭，王叔叔一个人回来了。他带回来一个坏消息，妈妈和小弟弟也被敌人抓起来了。这真是晴天霹雳，小振中才1岁啊! 妈妈徐林侠,1926年就到武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党务训练班”，入了党。1928年奉命回到家乡邳县,和爸爸一起建立了邳县县委，前后几次被捕入狱，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 二 小萝卜头从1岁到九岁 ，在敌人的魔窟里度过了童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和折磨。 刚被捕的时候，小萝卜头宋振中和妈妈一起被关在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宫馆女牢里。这间女牢只有10多平方米，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离牢门不远的地方放着一个马桶，熏得人喘不过气来。狭小的牢房里，苍蝇、蚊子、臭虫多得很。小萝卜头的身上被咬得大疮连着小疮，新疮摞着旧疮，一不小心抓破了就鲜血直流。 在敌人的监狱里吃的是什么呢？他们吃的是霉米饭和烂白菜帮子。这样的饭菜闻着都想吐，甭说吃了。可是，没办法，妈妈耐着性子把饭里的老鼠屎、沙粒挑出去再让小萝卜头吃。小萝卜头刚吃了一口就吐了出来，直嚷：“真难吃！”妈妈哄着说：“森森乖，听妈妈的话，吃一口吧！”森森是小萝卜头的小名。森森吃了两口又不吃了。难友们也都愤愤地说：“这连猪狗都不吃的饭菜，怎么让孩子吃下去呢？”妈妈只好把剩下的饭菜留起来，等小萝卜头饿的时候再喂他。牢房里每天只给一次水，每人一勺，连喝都不够，甭说洗涮了。 晚上，10多个人挤在这10多平方米的牢房里，每个人睡觉只有1尺多宽的地方。为了不让小萝卜头被挤压，妈妈总是让小萝卜头睡在自己的身上。半夜里用手一摸，热乎乎的，原来小萝卜头尿尿拉屎了。在这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没法晾尿布，妈妈总是把湿乎乎的布片围在自己的腰里，或搭在肩上,用自己的体温暖干。 在10多平方米的牢房里，只有牢门上方那个不足1尺宽的小窗口是唯一能见到天的地方。小萝卜头不耐烦的时候,妈妈总是把他抱到这小窗口向外眺望。他看到的是楼梯的栏杆，白公馆的院子和高墙上的铁丝网。有时候，也能看到天空中飞来飞去的小麻雀。这小小的窗口是唯一能使小萝卜头高兴的地方。可是，妈妈长时间抱着小萝卜头，胳膊疼了，腰酸了，就对小萝卜头说：“好了下来吧！让妈妈歇一会儿。”小萝卜头却扒着窗口不下来：“不吗！不吗！我还要看！”“森森听话，妈妈累了。” 妈妈把小萝卜头放下来，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小萝卜头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大声喊：“我还要看！我还要看！”难友们看到此景此情都很难过，就你抱一会儿，我抱一会儿，让小萝卜头从这小小的窗口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可是，他只能看到牢房外的蓝天。高墙和铁丝网。 小萝卜头4岁多的时候又随妈妈和爸爸来到贵州的熄峰监狱。每天，妈要去做苦工，牢房里就剩下了小萝卜头一个人。黑黑的牢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感到有些害怕，总觉得在黑暗的角落里藏着可怕的怪物，他不敢哭了，也不敢喊叫，生怕那些怪物钻出来。他把脑袋使劲地缩在破棉被里，浑身出冷汗。太阳出来了，一缕阳光从小窗口射进牢房，小萝卜头走到牢门跟前，跷着腿，想爬到窗口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可是，他的胳膊没有力气，爬不上去，只能仰着脖子从窗口看到一块方方正正的天空。 小萝卜头的肚子饿了。他想起床头妈妈给他留下的一碗米饭，还有几片咸菜。小萝卜头胡乱吃了几口，留下一半中午吃。吃完了，他躺到床铺上，两眼望着天花板，盼着妈妈早点回来。他流着眼泪，盼着盼着，睡着了。醒来之后，他忽然发现掉在地上的米粒在动，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蚂蚁要把米粒拖走，但拖不动。这只蚂蚁放下米粒调头走了。不一会儿，来了一队蚂蚁，有的在前边拉，有的在后边推，不一会就把米粒拖到洞里。小萝卜头又扔下一颗米粒，和刚才一样，一只蚂蚁拖不动，又找来一队蚂蚁。小萝卜头被这些蚂蚁吸引住了。他觉得自己和这些蚂蚁一样，常常挨饿。他常常留几粒饭粒放在地上，给这些可怜的蚂蚁。他和蚂蚁交上了朋友。 1947年，牢房里又来了一个新犯人，叫葛雅波。她只是因为对蒋介石反动派反共卖国不满，写了一些文章，就被抓了进来了。经过严刑拷打，葛雅波没有屈服。敌人又暗暗把她的女儿李碧涛进了监狱。李碧涛11岁，在小学上六年级。小萝卜头知道了以后，非常高兴。他向碧涛姐姐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碧涛姐姐，学校是什么样？”碧涛告诉他，他们学校有6个年级，每个年级有两、三个班，每班大约有30个学生。小萝卜头一算，全校有四、五百学生，真不少啊！小萝卜头听说碧涛看过电影，就问她什么叫电影？碧涛姐姐说了半天，小萝卜头还是不明白。在一块大布上，怎样演电影呢？人在布上走，怎么掉不下来呢？小萝卜头听碧涛姐姐说去过公园，就问她公园是什么样？公园里有没有特务把守，有没有铁丝网，有没有岗楼？碧涛姐姐还给小萝卜头讲重庆是什么样。重庆可大了，一条马路的两边有好多房子，还有好多商店。商店里东西很多，食品店里什么吃的都有：面包、饼干、点心、蛋糕、糖果……,这些，小萝卜头都没见过，更没吃过。他不知道牛奶、咖啡什么味，也不知道糖还有什么牛奶糖、水果糖、软糖、硬糖，更不知道巧克力是什么东西。 小萝卜头从小被关在敌人的监狱里，他多么渴望自由，多么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可是他没有机会出去，每天只能从天窗里望着天空，望着监狱的铁丝网、岗楼。一天晚饭后，小萝卜头和小碧涛走出女牢，坐在楼梯上。他们望着对面的高墙和高墙上的铁丝网。两个小朋友看着铁丝网的小格子和被小格子分割成一块块的天空，小萝卜头叹了一口气，说：“我要是有自由，那该多好啊！”在敌人的监狱里哪里有什么自由呢！突然，碧涛想出一个主意，两人商量了一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小萝卜头和碧涛姐姐就来到白公馆的大门口。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个中年妇女提着一个马桶，要倒到监狱外山坡下的水沟里。马桶很沉，小萝卜头和碧涛就轮流帮着那个妇女抬。就这样，他们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唉呀！和监狱里相比，这里真是另外一个世界。小萝卜头看到，那青山娇翠欲滴，早霞从天边射过来，映在林木的枝叶上，披金挂彩，美丽极了，一群群小鸟展翅飞翔，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还唧唧喳喳叫个不停。再看远处起伏的山峦，看不出哪一座高，曲曲弯弯的山路，不知道通向哪里，看不到尽头。小萝卜头简直看呆了，呼吸着新鲜空气，感到心旷神怡，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我们要有自由，该多好啊！”这时，只听那个妇女说：“快回去吧！别让他们看见了，那可了不得！”话音未落，只见一个特务窜出来，对着两个孩子嚷道：“谁让你们跑出来的？”特务又对着那个妇女狠狠地说：“不想干就滚蛋！”第二天，就不见那个妇女了。 小萝卜头多么渴望到自由的天地里走一走啊！1948年，终于有了一次机会，唯一的一次机会。妈妈由于长期在监狱里受折磨患了重病，两条腿肿得无法从裤腿里伸出来。经过难友们的斗争，监狱被迫同意让妈妈去磁器口小镇看病。妈妈坚持要带孩子一起去，特务无奈就答应了。小萝卜头第一次到监狱外面去。 小萝卜头和妈妈一起被锁在轿子里，妈妈还戴着手铐。轿子被遮盖得严严实实，只有一个小小的通气孔，可以看到外面的天地。一路上，小萝卜头惊奇地从那个小通风孔望着外面的一切。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啊！田野、村庄、马路、商店，一路上，小萝卜头不停地向妈妈问这问那。“妈妈！你看，外面那小房子怎么那么小啊？它是干什么用的？”妈妈凑过去看了看，说：“那是土地庙。”“里面还坐着一个人，他是什么人？”“是土地佬？”“土地佬是干什么的？”妈妈想了想，才告诉儿子：“他是看管穷苦人，不许他们起来对有钱人造反的。”“就象看守一样？”“对！”“等解放军叔叔来了，我们把他打倒！”小萝卜头天真地说。 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穿戴和监狱里的人大不一样。女人们的穿着花花绿绿，裙子、旗袍；可是，也有不少人穿得破破烂烂，挑着担子，流着汗水。小萝卜头忽然看见在倒塌的土墙下，一群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孩子，赤着脚，双手端着饭碗，不时地向往来的行人行礼，嘴里叫着：“老爷！行行好吧！给一点…。”小萝卜头问妈妈：“这些小孩在干什么？”“这些都是穷孩子，他们在向人讨饭吃！”“他们为什么要讨饭吃？”“因为他们家里没有钱呀！”小萝卜头打破沙锅问到底，又说：“他们为什么没有钱啊？”“因为地主老财剥削他们，把他们家里的钱和东西都抢走了。”“地主老财真坏！”娘俩一路上一问一答，话说个没完，小萝卜头增长了许多见识。

夏衍是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祖籍河南开封，1900年10月30日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夏衍原名沈乃熙，字端先。小时家境贫困，1919年在家乡参加“五四”运动，与同学一道发起并创办了当时浙江第一个进步刊物《双十》(第2期改为《浙江新潮》)。1920年，他赴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他经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译有高尔基的《母亲》等外国名著。1929年，他参加筹备左翼作家联盟，次年当选“左联”执行委员，并与郑伯奇、阿英、沈西苓等人创办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戏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推动了革命戏剧运动的发展。1933年以后，他担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成为我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衍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后辗转到重庆，任中共南方局文化组副组长，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文化运动，特别是戏剧运动，同时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上海、南京和香港等地领导党的文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领导文化事业，创办电影文学研究所。1954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及外事工作，为培养电影事业的新生力量作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77年后，他先后担任对外友协副会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82年，他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1994年10月，国务院授予他“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1995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

何其芳，原名何永芳。何其芳幼年时喜爱中国古代诗词小说，1何其芳929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学习，阅读了大量新诗。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何其芳大学期间在《现代》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1936年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合集《汉园集》出版，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于1937年出版，并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四川任教，一面继续写作诗歌、散文、杂文等。1938年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并长期参加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 诗人，文学评论家。 重庆万州人。北京大学毕业。1938年夏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 1944—1947年，两次被派到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著有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诗集《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散文集《画梦录》等。文艺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论〈红楼梦〉》、《关于写诗和读诗》、《文学艺术的春天》等。 1977年7月24日在北京逝世。 1957年在对胡风的政治运动中，措辞激烈，与胡风激烈交恶。最后，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存下来。

何其芳 （1912—1977），四川省万县人（今属重庆万州区），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研究家。17岁发表作品。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1947年曾两次被派往重庆，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何其芳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同时参加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写有少量诗作。何其芳早期诗作艺术精致，色彩绚丽，以清新柔婉见长。参加革命后诗歌创作变得平易朴实，乐观豪放。

夏衍是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祖籍河南开封，1900年10月30日生于浙江省杭县(今浙江杭州)。 夏衍原名沈乃熙，字端先。小时家境贫困，1919年在家乡参加“五四”运动，与同学一道发起并创办了当时浙江第一个进步刊物《双十》(第2期改为《浙江新潮》)。1920年，他赴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他经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译有高尔基的《母亲》等外国名著。 1929年，他参加筹备左翼作家联盟，次年当选“左联”执行委员，并与郑伯奇、阿英、沈西苓等人创办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戏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推动了革命戏剧运动的发展。1933年以后，他担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成为我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衍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后辗转到重庆，任中共南方局文化组副组长，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文化运动，特别是戏剧运动，同时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 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上海、南京和香港等地领导党的文化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领导文化事业，创办电影文学研究所。1954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及外事工作，为培养电影事业的新生力量作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77年后，他先后担任对外友协副会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82年，他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夏衍1900年10月30日出生在杭州府任和县严家弄内一座五开间七进深的房子里．作家、剧作家。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1915年入浙江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参与创办并编辑《浙江新潮》，开始走上文学道路。1920年毕业后赴日本留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日本左翼运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译有高尔基的《母亲》等名著。1929年，与郑伯奇等组织上海艺术社，首先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开展无产阶级戏剧活动。1930年加入“左联”，当选为“左联”执委。1933年后，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创作有电影剧本《狂流》、《春蚕》，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 改编创作《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著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理论问题》等理论专著。著述甚丰，有《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本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夏衍论创作》等参考资料：亲近夏衍 他，曾当过染坊店学徒；他，曾入日本明治学校电机科学习；他，曾加入国 民党；他，又加入共产党；他，还曾翻译了高尔基的名著《母亲》。 他是谁？他不就是夏衍，生于浙江杭州的夏衍吗？ 啊，夏衍举世闻名。他出生于1900年10月30日，本名为沈月熙，字端轩，祖籍河南开封，他是一位我国著名的革命文艺家，受到过不少人的称颂。我曾经去过夏衍故居，并仔仔细细地参观一遍。这里，没有什么精美的雕刻，只有普普通通的墙壁、桌椅。这里没有什么豪华的物品，只不过是一个院子、一个厅和几个卧室罢了。看得出，这里十分的安静，只有一些鸟在叫，倒是个读书写作的好地方。夏衍故居一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夏衍一生发表的巨著数不胜数，其中有小说、有话剧，这些受到了国家与人民的喜爱。夏衍的每本作品中都富含着深刻的教育思想。例如《包身工》，是他1936年6月创作了的报告文学，反映包身工在资本家剥削下的惨痛生活。1945年，他创作的剧本《芳草天涯》，描写出抗战中知识分子的爱情生活，引起文艺界争论。此外，还有《泡》、《自由魂》、《在烈火中永生》等等。 夏衍正因为有着丰富的知识与爱国主义思想，所以他是多么伟大。夏衍也是受过挫折的，他在1965年被免职，到山西介休参加“四清”活动；他在“文革”中度过了八年零七个月的“监护”生活，留下了无法治愈的残疾。尽管残疾了，但他身疾心却不残，他凭着一股力量，继续奋斗，为自己的事业奋斗，为国家奋斗，不断工作，不断出版自己的作品。这真是让人惊叹不巳。这就是夏衍那非凡的毅力吗？ 夏衍人格之美，也是令人由衷赞叹的。作家萧红在香港病逝了，4年后，夏衍在这战乱时期，冒着生命危险去为萧红扫墓，甚至为萧红发表了《访萧红墓》。这行动不仅表达了夏衍对萧红的钦慕之感，更是表现出他那宽广平易、念旧故人的人格美。夏衍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但在别人眼里却不是，他如同平常人一般，没有老革命的架子，浑身更是没半点党的威风，他是一位老人，一位和蔼而又可亲的老人。这样的共产党员，谁不爱戴？谁不尊敬？ 夏衍啊，你虽巳长埋于黄土，但你却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不愧为杰出的作家，更不愧为一个可亲可敬的老革命，我们永远怀念你。身负国家重任的朝廷命官一个个成了阶下囚，纷纷来走赛金花的门路，以求苟全性命，连赫赫有名的中堂大人李鸿章也不例外，为了讨好主子早日缔结和约，也拜倒在赛金花的门下，可是当帝国主义者走后，一帮官僚政客们再次统治了北京城的时候，却认为天下罪过之大，莫过于赛金花"跟红毛子睡觉"，而急急忙忙地把她赶出了北京城。剧中的左侍郎徐大人说：咱们中国在国破家亡的时候，靠女人来解决问题的事情，本来是不稀奇的。一句话就说破了这个反动政权腐败、昏庸的本质。虽然该剧有一定的现实讽喻意义，但是由于对以一个女人凭借色相挽救民族危亡的屈辱情节缺乏鲜明的臧否态度，对赛金花有一定的同情，再加上评论界的一些有时分寸的赞扬，所以影响了作品的思想高度。 1983年夏衍拍摄的电影《秋瑾》 历史剧《自由魂》：不久，夏衍又创作了历史剧《自由魂》(后改名《秋瑾》)，选取了为革命而献身的烈士徐秋瑾短暂一生中的片断，展现了她以身殉志的悲壮历程。和《赛金花》不同的是，该剧是以积极的正面主人公为榜样，高扬的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舍生取义的革命气概。 戏剧创作的转变：夏衍在回顾他的创作道路时曾经说过，他早期创作的独幕剧《都会的一角》，多幕剧《赛金花》《秋谨传》，都是"很简单的把艺术看作是宣传的手段"，为了"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表达出一点自己对政策的看法"，如写《赛金花》是为了骂国民党的媚外求荣，写《秋谨传》是为了所谓的"忧时愤世"，因此，这些剧作虽然已经显示出夏衍的创作才能以及他戏剧风格的某些特点，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剧中人物作为时代传声筒的席勒化倾向，直到学习了曹禺的《雷雨》和《原野》，才懂得了"必须写入物、性格和环境"，因此，从1937年创作的《上海屋檐下》开始，他实现了创作的根本转变：即从席勒化向莎士比亚化的根本转变。他开始把剧本创作的焦点集中在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内心活动的描绘"，把当时时代特征反映到了剧中人物的身上。但在具体怎么刻画人物性格等方面，夏衍又根据自己的艺术个性，形成了区别于曹禺的独立创造。 3、《上海屋檐下》 夏衍《上海屋檐下·自序》手稿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杰出的现实主义力作，也是他自觉实践现实主义手法取得的重要收获，因此，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写过三个剧本，但却仍然坚持《上海屋檐下》是他创作的第一个剧本。 主题：剧本描写的是生活在大上海城市底层的一群小市民和贫苦知识分子平凡的、令人诅咒的生活，通过五个家庭的不同遭遇以及相同的不幸命运，揭示社会内在的矛盾，展示了抗战前夕的郁闷时代气氛。 作品以匡复、杨彩玉、林志成三人的生活遭遇为中心线索，以其左邻右舍的生活为辅，组成了一部30年代上海中下层人们生活的交响曲。三幕戏都发生在同一场所，在上海东区常见的弄堂房子中间展开，剧情前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匡复是革命者，杨彩玉是同情革命背叛家庭与匡复结合的勇敢女性，生有女儿葆珍。八年前匡复被国民党逮捕入狱，音讯全无，被捕前交代他的朋友林志成照顾他的妻子杨彩玉和女儿葆珍。因误传匡复牺牲，在得不到一点消息的情况下，为了生活，杨彩玉和林志成日久产生感情而同居。但是八年后，抗战前夕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出狱后的匡复突然出现在妻子、好友面前，三个人同时陷入了一种令人难堪的尴尬境地、和无法解决的情感矛盾之中。 匡复面对既成事实，心里非常矛盾，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可是却感到在她们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自己并没有尽到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而对林志成所给予的帮助也应该表示感谢。最重要一点是，他看到彩玉和志成之间并非一点感情都没有，所以最后做出了理智而坚决的选择--留下字条悄悄出走，去继续奋斗了。林志成虽然缺少匡复那样的襟怀和抱负，但是对朋友却忠心耿耿，当初他和彩玉同居，虽然原因之一是深爱彩玉，但更重要的是要使她生活得幸福。匡复回来后，由于内疚和惊讶，林志成曾打算悄悄退出，但是对和彩玉多年的生活还有些依恋，更不知道应该走到什么地方去，其性格的根本弱点就是软弱，缺少决心和勇气。比较起来，杨彩玉更爱匡复，当年她和林志成同居，起决定作用的是环境因素，因此，当匡复出现在她面前时，她满心希望地想重新建立美满家庭，但却放心不下林志成，心里不安，感情上通不过。 以冷静、客观、不动声色却蕴含着巨大情感波澜的"严谨现实主义"为特征的夏衍的剧作风格，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剧中人的行为都似乎是无可指责的，每个人都按生活给定的逻辑在行事，但是把这些人和事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场景中时，结果却几乎令人无法忍受。这是国民党统治造成的家庭悲剧。 与匡、林、杨三人的家庭悲剧穿插在一起的，还有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其余四户人家的人生悲喜剧。银行小职员黄家楣一家，他靠父亲变卖土地和借高利贷而大学毕业，而现在却失业在家，以变卖度日，为老父亲从乡下来看望他们而愁苦；小学教员赵振宇一家四口挤在灶披间里，妻子成天愁苦哭穷；报贩"李陵碑"独子在淞沪战争中死去，他因此神智恍惚，成天酗酒解愁；施小宝丈夫当水手一去不返，为生活被黑社会操纵沦落风尘。二房东林志成做纱厂职员因担心丢饭碗而烦闷苦恼看上司脸色过日子。 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是不幸的，他们在地狱般的社会中挣扎、煎熬，而本身的弱点又决定了他们自身无力回天，只能在阴暗的日子里默默度日。正象李健吾所分析的：他们属于一群弱者。作品写了这一群小人物的不幸生活，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发出了强烈控诉，并把剧情安排在郁闷的黄梅时节，象征着抗战前夕郁闷的政治气候。因为国民党会不会起来抗日，当时还不是豁然开朗。作品反映了小人物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的苦闷、烦恼和悲伤，并"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这个大时代，让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脚步声音"。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些弱者们的内心深处却并未失去对光明的向往，他们企盼着天"总有一天会晴"，文章最后葆珍的歌声是剧本唯一的阳光--象征着未来属于孩子，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由匡复的重上革命征途，都预示了革命风暴的即将到来。这是剧本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该剧艺术特点： （1）构思巧妙、布局严密，多条线索共同发展。 （2）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恬淡、自然，而又洗炼、隽永。 （3）表现了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颤动。 4、夏衍剧作的艺术特点 （1）善于写普通知识分子和小市民平凡的人生，从"几乎无事"的日常生活中去发掘内在的悲剧性和喜剧性。 如《上海屋檐下》所展开的就是上海弄堂里普通的两层楼房里每天都在静悄悄地发生着的人生世界：琐碎的争吵、痛苦、悔恨、牢骚、窘困、隐忧等等。可剧作家却从这市民家庭司空见惯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中有了痛苦的发现。作品中的梅雨天气是有深刻寓意的：象征着不仅生活在发霉，连人们的灵魂深处也在发霉，同时产生了冲破这沉重的阴霾，走向光明的热望。取材的平凡性、构思的朴素性，以及内在的深刻性，就构成了夏衍剧作的鲜明特点。 (2)"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内心活动"。 如杨彩玉见到匡复后既要跟他走又难舍林志成的内心矛盾，匡复见到妻子得知情况后的感伤，林志成既愧对好友又难舍杨彩玉的苦恼，都刻画得很细很深；黄家楣把自己失业家境艰难的情况瞒住老父亲，既怕伤父亲心又有知识分子爱面子思想，那种强颜欢笑 的痛苦也写得很逼真。 《上海屋檐下》演出剧照（1939年上海剧艺社演出） （3）简约、谨严、含蓄的艺术风格。 如《上海屋檐下》在同一舞台空间内，同时展开了五家人家的悲喜剧，同时写出了命运、性格各不相同的十几个人物。以林志成、匡复、杨彩玉三人之间的家庭悲剧为主线，将其余四家人家的悲喜剧穿插其间，不平均使用力量。全剧主线突出，结构单纯、又保持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对每一家命运的揭示和人物性格的刻画，都抓住了其主要特征，用笔极端简洁、鲜明、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空白给观众去加以想象和补充。如"黄梅天气"就有多重的象征意义：既包括自然的，也包括政治的、心理的。给读者以多重想象的余地。 （4）具有浓厚的人情味。 夏衍习惯于带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人生。如《上海屋檐下》，文章末尾葆珍的歌声。但是人道主义并没有使他泯灭是非善恶的界限，夏衍的人道主义，是和他的民主主义立场结合在一起的，这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是夏衍更关注于大时代中人的命运，特别是人的心灵，微妙的精神世界，从而使其作品充满了人情味，具有类似契诃夫的"含泪的微笑"的艺术风格。这也是夏衍剧作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和优点。 二、李健吾(1906-1982)与戏剧艺术的探索 这一时期在剧坛上产生过较大影响，而创作倾向、风格不同于曹禺、夏衍的剧作家是李健吾。 1、生平及创作 李健吾，山西省安邑县(今运城县人)，其父是辛亥革命晋南领导人，1919年被北洋军阀杀害。这对李健吾倾向于民主主义有着深刻的影响。李健吾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30年代留学法国。 其戏剧创作观基于人性，认为：作品应该建立在一个深广的人性上面，富有地方色彩，然后传达人类普遍情绪，刻画戏剧人物重在人性中"善恶并存"，重在描写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 早期创作有《母亲的梦》等剧作，1933年回国后，又相继发表了《这不过是春天》(1934)、《梁允达》(1934)、《村长之家》《以身作则》、(1936)《新学究》《十三年》(又名《一个没有登记的同志》)(1937)等，是30年代有一定影响的剧作家。 2、《这不过是春天》(三幕剧) 《这不过是春天》写于1934年，是李健吾的代表作，剧本以北伐战争前夕为背景展开了戏剧情节。北伐军的革命者冯允平化名后突然来到了旧日情人、北洋军阀某警察厅长夫人的客厅之中，而警察厅长正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在到处追捕他。剧作一开场就把人物退推到了紧张矛盾冲突的漩涡中来。厅长太太曾经是一个热血青年，由于不甘贫穷嫁给了厅长，但是对婚后庸俗的生活深感不满，冯允平的到来，使她没能抑制住自己的真实情感。当冯允平面临即将被捕的命运时，虽然她恼恨冯允平隐瞒了他的革命者身份，但又不愿失去他的爱情，终于巧妙地使冯允平化险为夷，逃出了虎口。 从剧本表面情节来看，这是一出追捕革命者的革命题材的戏剧，但实际上戏剧中的主人公却不是革命者，而是厅长夫人。作者关注的并不是情节中包含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冲突，而是厅长夫人及剧中其他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剧作在爱情和革命的纠葛中，通过几个反复，着重刻画了在厅长夫人身上存在着的一系列的矛盾，如：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纯情挚爱和世俗利益的矛盾、物质享受和精神空虚的矛盾、青春不再和似水流年的矛盾、强烈的虚荣心和隐蔽的自卑感的矛盾……，在其他人的身上也同样如此。 李健吾的剧作不象曹禺剧作那样引起群众心灵的震撼，而是让观众在得到愉悦的同时，感受到剧本的魅力，并进行认真的思考。剧本不足之处是主要人物冯允平缺少了一些个性，在剧情安排上也略嫌造作，明显有编造的痕迹。 3、《梁允达》(三幕剧) 《梁允达》是刻画人性沦丧的心理悲剧。年轻时荒唐而意志薄弱的梁允达，为了钱财，在刘狗的怂恿下打死了自己的父亲，后来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无法驱除的罪恶感象幽灵一样搅得他心神不宁。刘狗的再次出现，也就是当戏剧帷幕拉开的时候，多年前的悲剧几乎重演。梁允达之子四喜受刘狗挑唆，以杀父之事威胁梁允达，此时的梁允达却把多年郁积的悔恨和恐惧凝聚到了一起，杀死了刘狗，以流血的手抚慰了流血的心灵。作者的兴趣仍然集中在对主要人物梁允达内心矛盾的探讨之上，并渲染了"处处是陷井和罪恶"的时代感受。全剧给人一种沉闷甚至神秘的感觉。 剧中贪财杀父的梁允达是作者谴责的对象，但是戏剧冲突的高潮却不在梁允达和恶痞刘狗的正面交锋上，而在于梁允达杀父后的悔疚不安，他刺杀刘狗前从恶不甘、行善不能的激烈的思想斗争。 其艺术特点是：结构严谨、精炼紧凑、运用"佳构剧的技巧善于处理情节的突转"，抓住了梁允达内心世界的善恶并存末展开他的内心冲突，将他的杀父、杀刘狗的外部行为置于幕后，作为戏剧的外在情节，为激化内心冲突服务，并最终激发戏剧高潮。此外，在人物的心理刻画、场面氛围的渲染和语言的运用上，李健吾也显示出了较高的艺术造诣。 4、《新学究》和《以身作则》 这两部剧作是具有独特艺术品格的喜剧。《新学究》中的教授康如水，《以身作则》中的举人徐守清都是喜剧人物。但是在这些愚笨可笑，被嘲弄讽刺的喜剧性格中也蕴含着他们是旧时代牺牲品的悲剧性因素。虽然他们被金钱和旧礼教扭曲了人性，造成了心灵变态，但是在其复杂内心中也不乏正常人性的情怀。这就是李健吾从戏剧描摹人性、刻画"善恶并存者"的观念出发而创造的悲喜交融的戏剧美学品格，从而具有了独特的美学价值。(这一部分可略) 5、李健吾剧作的艺术特点： （1）从现实生活取材，时代性不强，醉心于对人性的剖析，从人物内心的矛盾出发来分析人物行动的原因，如(《梁允达》。 （2）创造了许多"善恶共存者"形象。剧本中有人性沦丧者形象，如刘狗，但突出的是善恶矛盾纠结共存于一身的那些形象，如《这不过是春天》中的厅长太太，《梁允达》中的梁允达。厅长太太是"善恶共存"、"美丑交织"。她美貌机智但又任性虚荣，贪图物质享受，为此做了警察厅长金丝笼里的富贵鸟。但她"人心未尽"，当南方来的革命者(剧本背景为北伐革命期间)、她昔日的情人冯允平进入北平突然出现于她面前时，她旧情重燃。但当她知晓冯允平是负有秘密革命使命而并非因珍惜旧情来看她时，她恨他，但还是以机智手腕帮他脱离险景。这是一个矛盾而复杂的灵魂。 （3）着重于对戏剧艺术的探索，其剧作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对话俏皮利落、结构严密紧凑、构思奇巧而追求趣味性，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对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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