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文化研究论文

一是爱国自强精神。在列强要瓜分中国的当时，船政人的爱国自强精神表现得十分突出。它奏响了中国人觉醒图强的进行曲，是民族自尊、爱国自强的典范。特别是甲申马江海战、甲午黄海海战，船政学生正气凛然，奋勇杀敌，视死如归，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升华。 二是改革创新精神。马尾船政吹响了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军的号角。在它的一系列举措中，许多都是开风气之先的。 三是重视科教，人才为本。马尾船政学堂“师夷长技”，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引进管理、引进人才，派出去考察、派出去留学，紧追世界科技前沿。同时引进近代教育模式，把培养人才作为根本，从而使马尾船政成为近代科技队伍的摇篮。 四是重视海权。马尾船政设立本身就是重视海权的体现。造船制炮、整顿水师、培养人才都围绕着海权做文章。可以说“船政就是谋海权之政”，而且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

海峡两岸妈祖文化发源于福建湄洲，随着移民在台湾生根开花结果。妈祖文化在海峡两岸关系中发挥着独特的文化优势，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多次提到“妈祖文化”。2006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也作出重要指示：妈祖信仰深深地扎根在台湾民众的精神生活当中，福建要运用这一丰富资源，在促进两岸交流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福建和台湾一衣带水，具有独特的对台地理优势。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用好用活优惠政策，发挥“五缘”优势，弘扬妈祖文化，涌现更多“活妈祖”，促进两岸同胞交流、了解、理解，共同构建和谐、双赢、共荣的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庇护两岸同胞长远福祉。 一、妈祖文化在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中意义重大 海峡西岸经济区东与台湾地区一水相隔，北承长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沿海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中处于重要位置。福建省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居主体地位，闽台关系源远流长。2005年5月，省委书记卢展工提出了闽台两地“五缘”的概念并加以诠释：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连、商缘相通、法缘相系，具有对台交往的独特优势。当前，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的积极变化，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加快发展和开展与台湾地区合作提供了重要机遇。支持福建省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是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拓展妈祖文化等两岸共同文化内涵，突出“海峡旅游”主题，使之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和富有特色的自然文化旅游中心。 福建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也是台湾同胞主要的祖籍地。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孕育出既具有地域性又具有世界性的妈祖文化、客家文化、闽南文化，开辟了沟通东西文明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今天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突出格局。特别是发源于莆田市湄洲岛的妈祖文化，在世界各地有2亿多的信仰者，可谓有水的地方就有妈祖文化传播的足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妈祖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妈祖信仰深深扎根于两岸同胞的精神生活中。对妈祖文化“根、祖、脉”的认同，连接着五洲四海2亿多的妈祖信众，书写了中外交流史上的多彩篇章，增进了海峡两岸的人员往来和经贸合作，成为海峡两岸和谐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在第三届湄洲妈祖·海峡论坛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李金明说：“今天，两岸同胞与海外侨胞对妈祖的信仰又被时代赋予了新内容，那就是对祖国和平统一的追求和企盼。”5月22日张克辉率领的大陆妈祖文化交流参访团一行15人抵达台湾，接受采访时说，信奉妈祖是海峡两岸共同的信仰，我热切期盼海峡两岸继续以妈祖文化为纽带，不断扩大民间民众的交流与合作，为了弘扬妈祖精神、传承中华文明、构建和美两岸、共谋同胞福祉而积极努力。张克辉的话道出了两岸人民的共同心声。 二、妈祖信仰文化源远流长 妈祖信仰是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由群众自发形成的本土性民间信仰。她对于凝聚海外华人的力量，增进对祖国的感情，促进国家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重要的意义。湄洲岛是世界闻名的海上和平女神妈祖的故乡，妈祖文化的发祥地。《敕封天后志》和有关史料记载，妈祖原名林默，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农历三月廿三日，诞生于莆田古贤良港(今山亭乡港里村)，于宋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农历九月初九在湄洲岛羽化升天。生前经常出海救助乡人和过往商船于海难和疾病中，后人敬仰她一生行善积德、救苦救难的精神，在湄洲岛上为她建祠立庙，敬奉为神。宋、元、明、清四代朝廷有感于妈祖的优秀品质，先后给予36次褒封，封号由“夫人”、“天妃”直至“天后”、“天上圣母”，从此“天后”和“天上圣母”便成了妈祖的圣称。 史料记载，台湾的妈祖信仰主要是从福建传入的。宋时，开发台湾的先驱者在跨越风浪险恶的海峡时，一般都要随身携带从妈祖庙请来的妈祖神像或神符，入台时，也就把妈祖信仰带进了台湾。据考证，台湾民众从南宋开始，一直就有渡过海峡到湄州岛朝拜妈祖，以及从大陆的妈祖庙请妈祖神像回台湾供奉的习俗。正是出自对妈祖的信仰，不管何时何地，台湾同胞总要想方设法前来祖国大陆尤其是湄洲妈祖祖庙、贤良港天后祖祠朝拜。据悉，在两岸交往史上，有不少“第一”便是因此创造的：1997年1月24日至5月5日，湄洲妈祖金身千年首度巡游台湾一百天，驻跸18个县市35个宫庙，受到台湾1000多万人次的顶礼膜拜，成为海峡两岸间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民俗交流。2002年7月23日，台湾第一个妈祖庙澎湖天后宫妈祖前往其祖庙泉州天后宫，实现了50多年来澎湖和泉州两地间的海上直航。7月25日至8月9日，泉州天后宫妈祖也跨越海峡直航澎湖进行会香，整个活动共直航4个航次。期间，泉州和澎湖邮电部门分别发行了同一主题的纪念封，成为两岸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妈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她热爱劳动、热爱人民、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和感人事迹，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妈祖去世之后，人们按自已的愿望和理想进一步把她塑造成一位慈悲可爱、护国庇民、可敬可亲的女神，目的是为了感化教育子孙后代和弘扬民族精神。宋代著名诗人黄公度的诗句中写到“传闻利泽至今在”，“已死犹能效国功”；明成祖永乐皇帝题诗“扶危济弱俾屯亨，呼之即应祷即聆”。这些诗句既是对妈祖精神的高度概括，又说明历代封建统治者、思想家和文学家都很重视发挥妈祖的教化功能，希望使妈祖精神成为促进国家昌盛、民族团结、民生富饶的推动力。这是妈祖文化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妈祖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三、构筑以妈祖文化为纽带的两岸交流合作平台 加强祖地文化、民间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强妈祖文化连接两岸同胞感情的文化纽带作用，全方位、多层次开展与台湾地区的交往，推动文化交流、人员互动，建设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 国务委员刘延东近段在福建调研时指出，要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抓住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历史机遇，加强祖地文化、民间文化交流，增强妈祖文化连接两岸同胞感情的文化纽带作用，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福建与台湾文化相承，这是两岸民众进行交流、加深了解、增进感情的重要纽带。要进一步丰富交流内涵。以祖地文化为源头，以妈祖文化等为主题，以莆仙戏等地方戏曲为重要载体，广泛开展对台文化交流，保护祖祠、祖墓，建好族谱馆、方志馆、名人馆，有序发展宗亲文化、祖地文化、祖祠文化，开展宗教结对交流活动，增加台湾同胞对“根”、“祖”、“脉”的认同，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继2006年的连战“福建祖地行”之后，又有吴伯雄、萧万长、江丙坤、林丰正等一批台湾知名人士先后来闽探亲访友、寻根祭祖，掀起了一股股热潮。现在每年光到莆田湄洲妈祖祖庙进香的台胞就有10万人。 建立海峡两岸旅游合作机制，共推双向旅游线路，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增强妈祖、陈靖姑等景区对两岸游客的吸引力，拓展妈祖文化、陈靖姑文化等两岸共同文化内涵，培育“海峡旅游”品牌,把海西打造成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以滨海旅游、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为重点，进一步整合旅游资源，加强旅游景点及配套设施建设，办好各类旅游节庆活动，丰富旅游产品，开拓旅游市场，培育一批有特色、有影响、有效益的旅游精品。支持妈祖文化、陈靖姑文化旅游节，把这一节庆打造成为繁荣民俗文化的重要平台，拓展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维护海峡两岸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平台。 四、以妈祖文化品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必须迎难而上，化危为机，加快发展，把文化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加强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合作，着力发展专、精、特、新文化企业，打造一批地域特色明显、展现海峡西岸风貌、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切实把妈祖文化产业做大做好做强。 整合文化资源，打造一批地域特色明显、展现海峡西岸风貌、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重点发展妈祖文化，带动陈靖姑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红土地文化、船政文化、畲族文化、朱子文化等特色文化。做好有关妈祖建筑普查，进一步修善。加强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完善历史文化名城等基础设施，妥善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如莆田市成立了秀屿区民俗文化研究会，做好妈祖建筑普查，主动与台湾妈祖对接，把妈祖文化研究作为重点，编写《妈祖志》等文化丛书。将妈祖文化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申报已获得文化部批准，最终申报结果将在9月公布。 进一步完善产业合作机制。发展与台湾文化界的长久合作，有来有往、常年互动。用好中央赋予我省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简化赴台文化交流手续、优化文化产业合作环境。鼓励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加大对闽台文化交流的投入，为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项目和重大活动提供人力、财力、物力支持。 健全市场机制，开辟多元投入渠道，将适合市场运作的文化交流项目推向市场，如联合创办集产学研于一体的海峡大学等。推进两地媒体订立合作契约，形成宣传报道常态互动，使闽台文化交流始终保持良好舆论氛围，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将打造成重要文化产业基地。 五、“活妈祖”祈盼祖国和平统一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仁爱是妈祖文化的核心哲学内涵，妈祖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播，都是以妈祖文化中的仁爱思想为核心的。随着两岸妈祖信众的不断增多，涌现了更多的“活妈祖”，他们大爱无疆，因为有“髓缘”，衍生出另一个新生命。他们站在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大义的高度，为了两岸人民的最大平安祈福。 请看新华网报道，2007年台胞首次向福建白血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10月24日，漳州白血病患者赵伟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接受了异体骨髓移植手术，台湾同胞捐献的100毫升造血干细胞顺利植入他的体内，后患者康复出院。2005年11月，35岁的赵伟被检查出患急性粒细胞白血病，需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尽管中华骨髓库库存量达到60多万，但无法找到适合的捐献者。协和医院向台湾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提出了配对申请，选出了台湾花莲的一名供者，这名跟赵伟同岁的年轻人一口答应了捐献请求。10月22日13时，台湾花莲慈济综合医院的医生们开始从捐献者体内提取造血干细胞，至当日19时30分，共提取100毫升造血干细胞。24日0时5分，来自海峡对岸的100毫升造血干细胞开始输入赵伟体内。 2001年6月13日，身患白血病的江苏姑娘陈霞在苏州也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给她捐献骨髓的是一位台湾青年，血浓于水的两岸亲情故事感动了无数人。 2007年江苏的杭彬为台湾同胞捐献造血干细胞，当时她是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与台湾慈济骨髓库合作的祖国大陆捐台第一人。两岸相互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还有很多。在这样的大爱面前，生生不息的民族血脉，也因大爱的注入而变得更加紧密。仅仅是“髓缘之爱”，就让我们无数次感觉到，这份血脉的情缘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澎湃激昂。 两岸同胞同根共祖，一脉相承，手足情深，血浓于水，互捐造血干细胞，进行生命大对接，这是“活妈祖”在世……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关心下，妈祖文化将焕发出无穷的魅力，把两岸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作出应有努力，两岸民间交流的涓涓溪水，终将汇成冲破一切障碍的澎湃大潮，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正如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郭俊次所说：“希望妈祖庇佑两岸同胞和解、和合；早日合并，早日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 编者注： 为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不断引向深入，深刻分析总结我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功经验，深入探索“科学发展、四求先行”的新思路、新对策、新举措，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福建日报要闻中心、福建通讯杂志社，福建支部生活杂志社、福建东南新闻网联合承办，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开展“我为海西献良策”征文活动，区志办副主任林煌柏撰写的论文《弘扬妈祖文化，庇护两岸福祉》，经“我为海西献良策”征文组委会办公室筛选，6月24日在福建东南新闻网上刊发，现本网予以转载。

1.船政文化概况 苍苍鼓山，泱泱闽水。依山傍水的福州马尾是中国船政文化的发祥地和近代海军的摇篮。 1842年，西方列强炮火轰开了福州大门。一个多世纪以来，面对血与火的洗炼，福州人沉思、探索、追求、呐喊、拼搏。 1866年（清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福建船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他们曾先后活跃在近代中国的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经济等各个领域，紧跟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步伐，推动了中国造船、电灯、电信、铁路交通、飞机制造等近代工业的诞生与发展。他们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传播中西文化，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他们直面强敌，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疆场上浴血奋战，慷慨捐躯。林则徐、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一代民族精英和爱国志士第一次让世界了解了福州人的骨气、智慧和力量。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虽因时代局限，福州马尾福建船政的辉煌只延续了40多年。但在历史的弹指挥间，却展现了近代中国先进科技、高等教育、工业制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等丰硕成果，孕育了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砺志进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勇于创新、忠心报国的传统文化神韵，为此，我们将之称为“船政文化”。它是福州人民涵泳百年不懈的历史骄傲，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瑰宝。今天挖掘、整理、研究船政文化，发扬光大船政文化精华，营造再掀闽江开放潮、推动福州大发展的良好文化氛围，有着深远的意义。[编辑本段]2.船政文化内涵及主要精神文化通常指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福建船政事业历时近百年，成效卓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福建船政文化既是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并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有其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个性。 1、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船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第一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尝试，也是中国学校以西方现代科学知识教育学生的开始。堪称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中国官僚机构与近代工业企业、科技文化教育相结合的有机体。是中国最早最大的官办船厂和船政学堂。 3、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福建船政是当时远东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设备最完整的造船基地。 4、近代中国培养科技队伍的基地。船政学堂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近代性质的高等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科技海军学校，培养了大批造船和航海以及其它相关人才。船政局产生了中国早期无产阶级和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人。 5、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福建船政局制造出一艘艘兵商轮船，组建起中国近代第一支舰队；船政学堂培养了许许多多海军人才，成为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水师各级将领的供应基地，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与发展。 6、中国航空业的摇篮。福建船政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正规的飞机制造厂，自行设计制造出中国首批达到当时国际水平的飞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飞潜学校，培养了第一批航空工程人才。 7、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船政文化所体现的自立自强、开放革新、学习进取等等精神，世代传承，永放光芒。 以上仅是船政文化丰富内涵的主要体现。至于船政文化外延，更是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方方面面，联系广泛。此次船政文化研讨会已征集海内外专家学者不少论文。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研究、深入探讨，传承创新，更好为现实发展服务。船政文化名称，可根据不同场合和需要，冠以马尾、福州、福建或中国马尾，以区别于沪、津。 福建船政为后人留下诸多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有诸多传统精神值得发扬光大。 一、民族自强。19世纪中叶，列强侵华势力扩张使“神威远震”的“天朝上国”向外国人屈膝妥协，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有识之士莫不为之痛心疾首，谋求富国强兵之道。“师夷长技以制夷”、“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治水师不可；欲整治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买船有受外国支配之弊，只有造轮船才能夺彼族所恃”、“船政之兴衰在于人才的培养”等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革新图强的呼声愈来愈高。福建船政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创办的。船政员工以其坚韧不拔的民族自强精神，艰苦创业，开拓革新，创造了许多旷古未有的光辉业绩。不仅制造出中国近代海军的第一批军舰、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舰队，制造出中国第一批飞机，而且创办了船政学堂，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社会科学人才，翻译西方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西方学术著作《天演论》，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对外开放和中国近代化进程。 二、崇尚科学。在兴建船政之前，左宗棠就考虑如何培养人才，以应需要，建议设立“艺局”。沈葆桢高瞻远瞩认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船政前途的兴衰在于人才的培养。建厂之初就创办“求是堂艺局”，不久改称船政学堂，分前学堂、后学堂。后又增设绘事院、艺圃，民国二年船政学堂分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福州海军学校、艺圃改称福州海军艺术学校，绘事院改称绘算所。1917年设福州海军飞潜学校、后艺术学校改为勤工学校，增设福建省林森高级商船职业学校。1946年勤工、商船二校合并，改称福建省立高级航空机械商船职业学校，为中国近代的造船、航海、文化、天文、航空、铁路、机械等培养大批科技人才。1867年建成船政衙门，沈葆桢特地写了一副楹联悬挂在大门：“且慢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以此激励广大员工勤奋进取，认真刻苦学习格物致知的科学道理。船政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行政管理层层负责、处处把关，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必须熟悉洋务。 三、对外开放。林则徐是我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左宗棠、沈葆桢等人更明白知夷才能制夷的道理，既重视社会经济的改造，更重视近代西方最新科技成就的吸收，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的举措，把开放意识化为扎实的行动。“请进来”就是以高价购买、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高薪聘请洋教习，实行“拿来主义”。先后聘用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共81名洋师、洋匠。聘用过程始终在坚持“独立自主、权操在我”原则的同时，注重发挥外籍专家的作用。对表现优秀的洋教习一再续聘，而不能胜任者则断然解雇遣返。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注重与中国国情结合，有所继承和创新。“送出去”即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从船政学堂毕业生中选出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赴法、英等西方国家深究造船驶船、练兵制胜之理。学成而归，报效国家。事实说明，“拿来主义”对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起到了事半而功倍的效用。据有关资料，从1877年船政派第一批留学生至今，全国先后派遣留学生已达100多万名，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造就了一批批中华民族精英。 四、改革创新。福建船政创办过程，在当时传统封建制度和封闭锁国思想禁锢下，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压力、困难可想而知。船政创业者坚持改革创新，义无反顾。“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坚定自信，催人奋进。以新知识来教育学生，更派出大批优秀毕业生到西方汲取新知。注重实践，背离传统科举制度之道，使学生学以致用，成为有用之才。以“生死以之”的决心，知难而上，排除来自统治阶级内部及英、法列强等外部的种种非议、刁难、掣肘、阻挠、破坏，克服腐败的官僚体制、经费匮乏、缺乏经验等种种困难，使福建船政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绩效。正如光绪元年左宗棠奉命议奏所陈：“中国轮船局分设闽、沪，闽局所设船、铁诸厂，华匠能以机器造机器，华人能通西法作船主，沪局所不如”。 五、学以致用。学习新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讲求实效。首先是重视新知育才，船政学堂先后开办制造（造船）、绘图（设计）、艺圃（技工）、驾驶、轮机、电讯等专业，形成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学制造者学法文和造船需要的基础数学、物理、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以及重学、水力学、材料力学、制造、制机等课程。学驾驶者学习英文和驾驶需要的算术、几何、代数、三角、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地理、驾驶学、御风、测量、演放鱼雷等；学管轮者另授汽理、行船汽机、机器画法、机器实习、修定鱼雷等。艺圃是专门培养初级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技工学校，艺徒半工半读，主要学习语文、算术、几何、机械作图等。同时，重视实践，如学驾驶者在理论学习三年后经考核转入练船，实践科目有航海术、炮术、指挥等航海技能。先后配置“福星”、“建威”、“扬武”号等练船专供学生实习，洋员教其驾驶，由海口、近洋而远洋，“凡水火之分度、礁沙之夷险、风信之征验、桅柁之将迎，皆令即所习闻者，印之实境，熟极巧生”。学用结合使船政学生基本掌握了制造、航海技术，因而在大批洋师匠如约回国后，船政“可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 六、追求卓越。以育才为例，主要包括：（1）精选生员。每次招生采用“广报精收”的办法，考选十分严格。（2）严选教师。学堂开办初期“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学洋师”，请了不少外籍语言、专业教师。1879年后逐渐改由最优秀的留学生如严复、郑清濂、魏瀚等担任。要求为师者不单在课堂上“授道解惑”，更在思想的品德、志向、学问、作风、仪表、体魄、奉献等诸方面作出好榜样。（3）严正风纪。对学生思想教育抓得很紧，管理极严。学生稍有违规，小则记过，大者斥革；每三月一考，成绩一等赏银，三等记惰，两次三等责戒，三次斥出，学员淘汰率极高。（4）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锻炼相结合。对实习课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因此，船政学堂生员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蔚为风气。一位参观过船政学堂的法国工程师赞叹：“他们把敏捷的思维、坚韧不拔的精神、永远渴望成功的思想，全都用在学习上，这体现了中国人的特点”。即使到了国外留学也依然如此。如1877年首批12名留英海军生，留学三年全都成绩良好，令外国士官生吃惊。结业评结中：严宗光（严复）“考试屡优”，蒋超英“造诣最深”，刘步蟾、林曾泰“成绩优异”，何心川、方伯谦、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于行军布阵及一切战法无不谙练”，黄建勋、林颖启、江懋祉“专心学习”，1879年先后学成归国，服务海军建设。 七、爱国忘我。这不仅表现在船政创业者恃“生死以之”精神开拓革新、艰苦创业，更表现在历次抗击外来侵略者战斗中以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奋勇杀敌、视死如归。1874年沈葆桢亲率福建舰队赴台，在日军武装侵略面前以坚定的爱国精神与坚强的武装实力，逼贪得无厌的日侵略军退出台湾，保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并开始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1884年甲申中法海战，船政学生参战25人中捐躯18人；水师牺牲的6位舰长中有5位是船政学堂毕业的青年人；留学归来的船政学堂毕业生杨兆楠、薛有福、黄季良等一批参战青年也在战斗中献身。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中船政学堂毕业生为国捐躯的不少，如邓世昌、林永升等管带（舰长）。值得一提的是甲午战败，清廷李鸿章等为寻觅可以为已脱罪卸责之说词，改写战报，捏造战情，罗织在前方浴血奋战之下属以代罪。这方面已有不少史实记载及研究资料为含冤者辩诬，“官书多妄，野史多诬”之说法可谓入木三分。1938年抗日战争在保卫武汉大会战中，中山舰（原名“永丰”）官兵与敌机奋战到底，16名将士壮烈殉国。舰长萨师俊在指挥台中弹，在自己腿被炸断、手臂重伤的情况下仍坚守岗位继续指挥，高呼：全舰官兵努力杀敌，誓与本舰共存亡！他们大义凛然、浩气长存，不愧为民族的脊梁，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八、当好表率。福建船政的创办者尤其是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精明干练，处事果断，以身作则，公正廉明，成为僚属的楷模。他的过人之处在于：（1）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处处表现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重，坚定走民族开放和民族自强之路，没有顾及个人宠辱得失。（2）在艰难的环境中埋头苦干。务实开拓，有胆有识，奖惩严明。（3）严守中华传统美德，廉洁自律、光明磊落，令人景仰。左宗棠在后来致总理衙门书中称：“闽局之有成，赖幼丹（沈葆桢，字幼丹）中丞清强忠实，能得华洋之心，总司其上，而朴干之官绅员弁分效奔走于下”。语不惊人，却道出了领导者当好表率的十分重要作用。[编辑本段]3.船政学堂毕业生历史名人由船政学堂毕业的部分历史名人： 前学堂： 魏翰（造船专家、民国时任海军造船总监、福州船政局长）。 后学堂： 刘步蟾；邓世昌；严复；罗丰禄；詹天佑；林永升；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

尽管早在1984年的著名的中央1号文件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的政策，但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热点问题中，农民如何进城、农村小城镇如何建设的问题并不引人注目。只是随着九十年代中国地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之中各地“开发区热（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各地大办开发区导致经济高速增长）”滥占耕地引发出的矛盾愈演愈烈，小城镇建设及其相关的政策问题，才逐渐引起国内外的广泛讨论。 1995年4月，中国国家体改委、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财政部、建设部、农业部、民政部、公安部、统计局、国土局等11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农村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并于当年11月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小城镇建设高级国际研讨会”；1996年，该11部委又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约180万美元的研究资助，还与各省协商确定了首批57个国家级试点城镇。到1997年末，国家级试点城镇已经扩大到100个。 本文作者作为农业部的代表，参与了11部委对该项目的协调指导，以及上述国际组织资助的合作研究和试点。由于长期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强调指出：考虑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中国农村小城镇建设在人口压力大而资源严重短缺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之下，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建设一批现代化的城镇，而是通过城镇发展过程中资本的集聚和人口的集中，逐步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即：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改革农村社区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通过培育城镇积累功能和自我发展机制，使已经非农就业的、过剩的农村人口进入小城镇，从而减轻有限的农地已经超载的农业人口负担，以保证中国农业有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然而近年来大量的调查研究已经使我们意识到：在本世纪末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地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导致城镇建设大规模占地已经不可逆转。而且人们不得不承认，目前这种制度软约束条件下的行政控制，实际上不能有效抑制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严重亏损压力下，对耕地“农转非（从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巨额增殖收益的渴求。为此，写作本文之目的在于立此存照，并再次提醒各方面政策制定者应承担的历史责任：长期受制于资源短缺之苦的中国人，必须能够找到一种相对较低成本的制度类型，以便在不可遏制的现代“圈地运动”中，得以说服地方政府采用某种既对国家、集体、农民三者都有利，又能有效地促进地方城镇化和二三产业发展的新办法。 一、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紧约束 1、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 上下5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农业长期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几千年来农业生产技术发达，在土地资源被高度开发的同时，也客观上支撑了中国人口的高速增长。自明朝(1303年)中国人口突破6000万。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人口已达4.2亿。其后数百年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因此形成了中国最基本的国情矛盾——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 从中国历代人口与耕地变化表中可以清楚看出，人均耕地面积由盛唐时期的17.8亩不断下降到1949年的2.7亩,下降了7倍。 表1.1 中国历代人口与耕地变动情况 公 元 年 人数(万) 耕地(百万亩) 人均耕地(亩) 西汉2 5900 827 13.88 东汉105 5320 535 10.09 盛唐 17.88 宋初976 4040 255 6.37 明朝1381 5900 367 6.31 明朝1600 12000 500 4.17 清朝1662 8300 713 8.59 清朝1774 26800 986 3.69 清朝1840 42027 1365 3.25 清末1900 44571 1437 3.22 1920 48855 1516 3.10 1935 53276 1588 2.98 1949 54167 1468 2.71 资料来源:1840年前数据转引自郭庆:《现代化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P43; 1840年后数据引自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P195。 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大多以垦荒、屯田来振兴国力。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也大面积垦荒造田，而且一度使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但在人口政策一度失误而且人口基数过大的作用下，已经不可能扭转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的趋势。 表1.2 新中国建立以来人口与耕地变动情况 年份 1990 1994 总人数(亿人) 5.42 5.74 6.46 7.25 9.62 10.93 11.43 11.98 总耕地(亿亩) 14.68 16.18 16.77 15.53 14.90 14.38 14.35 14.23 人均耕地(亩/人) 2.71 2.82 2.60 2.14 1.55 1.32 1.25 1.1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计算。 2、耕地资源的横向比较 我国虽然国土面积略大于美国，但属于人均耕地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横向比较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3%，美国的11.2%，巴西的24.5%；即使与同样属于人口大国的印度相比，也仅相当于印度的42.2%。 表1.3 耕地占国土面积比重和人均耕地对照表 国别 总面积(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亿人) 耕地面积(万公顷) 耕地比重(%)人均耕地(亩) 世界平均 13584 54.8 134698.8 9.92 3.69 美国 936.3 2.55 18574.2 19.84 10.93 中国 960.0 11.72 9565 9.96 1.22 印度 297.5 8.62 16630 55.90 2.89 巴西 851.2 1.56 5180 6.09 4.9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P735-736 据国家土地局新近的调查汇总，1990-94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面积940万亩，约相当于每年新增的耕地。而据宋健和于景元的研究，中国人口到2050年人口达到15～16亿时才可能停止增长（ 宋健、于景元《人口控制论》.科学出版社.1985.P238-240）。在当前经济和技术条件下我国可开发利用的后备耕地资源只有约10.6亿亩；更为严峻的是其中可开发成耕地的极其有限，仅为1.94亿亩。 因此,人地高度紧张将一直是中国在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基本国情矛盾。 3、小农经济条件下人口过剩危机的必然性 在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小农经济结构和传统的子嗣间平分财产的制度，使农村人口增长的同时农地规模越来越小，土地不断析分细化。 小农经济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本的平均利润和地租都不会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只有在他扣除实际成本之后,付给自己的工资才是绝对的界限。这使得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习惯以大量不计报酬的家庭劳动投入替代资本投入，在维持了中国农业土地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并不计算人口增加的成本。因此，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所固有的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必然带来人口过剩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