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语星纱
文章简介: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以及诗后的问题的顺序来详细的讲解诗歌鉴赏的具体操作方法。一、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试卷中的题干表述形式往往是“阅读下面一首×(朝代)诗,然后回答问题。”朝代的不同,国力的差别,往往会影响诗人的艺术风格,乃至形成相应的诗歌流派,表达类似的思想情怀。比如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初唐时期,由于国体初建,百废待举,浮艳淫糜的南朝齐梁诗风不能适合时代的要求,诗人肩负时代使命,积极开拓诗歌的题材领域,创建清新刚健的风格成为诗人的追求。盛唐时期,唐帝国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顶峰,一方面小康人家,一方开疆拓土,清秀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豪迈的边塞诗派应运而生。中唐时期,直面现实,兴利除弊,诗人仍然向往盛唐的强大。晚唐时期,兴国无望,诗人哀伤的情绪笼罩诗坛。试题中诗歌的作者,大多出自唐朝,知名度也比较高,学生一般不会陌生,所以对唐朝的历史一定要了解清楚,其他朝代的国家势力、民族矛盾等也应有所了解。了解朝代乃至某一时期的特点,就对诗歌的总体风格有了一个宏观上的了解,解答诗人的思想感情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二、关注诗歌的题目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看到一首诗歌后,马上就其诗句进行分析,根本不去关注诗歌的题目,结果往往答非所问。如:《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诗后问题是:诗中“折柳”的寓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关注了题目中的“闻笛”,再加上第三句中的“闻”字,肯定会明白“闻”的对象——“折柳”是一种曲子名。再联想到“柳”与“留”的谐音关系,“折柳”的“惜别怀远”之意就会十分明了,如此,本诗所抒发的思乡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近试上张水部》(唐·朱庆余)“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后的问题是:本诗抒发了怎样的思想感情?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如果我们不关注诗歌的题目,只是关注闺中琐事,那回答恐怕就差之千里了吧!同时本诗运用“比喻现意”的表现技巧也就无从谈起!《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后的问题是:这首诗采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表达了怎样的“理趣”?如果只看诗句,无视题目,就无法正确回答采用了何种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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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风光美 人民生活苦——中国古代田园诗词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于三月三日发奖。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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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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