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中的人性美毕业论文

额，他不计地位的贫寒低贱，内心凄苦忧虑与责任自信交错。前清解甲流落军官“顺顺”凭着一些积蓄经营木船，事业兴旺发达，又因大方洒脱，仗义慷慨，诚信公道，被众举为“掌水码头”一方豪杰绅士。他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老”受父亲江湖风范教育熏陶，在浪里行船摔打锤炼，皆成为江湖“岳云”式聪明英俊少年。在渡溪或“逮鸭”的竞技后，兄弟二人心中都是与翠翠一见钟情，深深爱上了美丽的翠翠，“二老”傩送为追求翠翠宁可要条破渡船而不要那座“新碾坊” 。“大老”天保在与翠翠提亲的一次次混沌不清的“马路” ，“车路”推辞中，决不放弃对美的追求，执着的兄弟二人互明心事后，毅然甘愿站在月夜山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边城》是一幕爱情的悲剧，看似文字轻松酣畅的流淌，实则笔墨浓晕幽幽的凝重，她的感人正是爱情悲剧的美丽。沈先生笔下的妙龄翠翠，细腻的再现了一个少女春情朦胧的心里变化，生动的刻画了少女羞涩的恍惚与冷漠。由于从未有过母爱和做为女性的涉世，心理孤独的翠翠面对痴心爱情不知所措，一次次含蓄埋没，躲避推脱，终于忧郁等待竟是一场悲剧。

论《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当中，查尔斯·约翰·赫法姆·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1870）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为最具代表性、文学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在对英国社会抱着乐观态度的前提下，对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他抨击物质主义，揭露资本家对工人和劳动者进行的残酷剥削，批判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和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被誉为“小说家中的莎士比亚”、“英国的巴尔扎克”。作为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之一，《双城记》发表于1859年，是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双城记》写的是发生在巴黎和伦敦两地的故事。法国大革命前，一个在巴黎开业的、名叫曼纳特的外科医生，因为向政府揭发埃弗瑞蒙德兄弟将农村的一对兄妹无端迫害致死的罪行，被持有贵族特权的埃弗瑞蒙德兄弟陷害。曼纳特医生平白无故地被投入巴士底狱，在那里整整被囚禁了18年。后来，埃弗瑞蒙德侯爵失去了恩宠，曼纳特医生才获释出狱。曼纳特医生在狱中时曾设法记录了自己受迫害的过程，并立誓要向埃弗瑞蒙德家族和他们的后代报仇。曼纳特医生出狱后，和女儿露西在伦敦居住。露西邂逅一位法国青年查尔斯·达尔内。她不知道查尔斯·达尔内就是把马奈特医生送进监狱的埃弗蒙德侯爵的侄子。曼纳特医生为了女儿的幸福，撇开对埃弗瑞蒙德家族的个人恩怨，同意露西与达尔内结婚。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替达尔内在法国管理事务的盖白勒被革命法庭逮捕。达尔内为了营救盖白勒出狱，不顾个人安危，冒险来到法国。当年被害的的兄妹的姐妹德伐日太太认出了达尔内是埃弗瑞蒙德侯爵的后裔，决心要把他送上断头台。曼纳特医生和露西闻讯后，立即赶到巴黎组织营救，但是在法庭审判的关键时刻，德伐日先生和太太出示了曼纳特医生隐匿在巴士底狱的控诉书；于是达尔内被判死刑。临刑前夜，热恋着露西的卡尔登由于和达尔内面貌酷似，换出达尔内。当驿车载着达尔内夫妇和曼纳特医生远离巴黎时，卡尔登英勇地走上了断头台，为他心爱的女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双城记》中，狄更斯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出发，同情劳动人民所受的苦难，愤怒地揭露了封建贵族的恶行，在他的笔下，乡村是一个萧条的地方，而贫困的原因不是土地的贫瘠，更不是农民的懒惰，而是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封建贵族们用各种苛捐杂税榨取农民的血汗。作者愤慨地说：“倘使有一村不被鲸吞的精光，那到是怪事。”不仅农村如此，城市的居民也过着同样悲惨的生活。而当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那些贵族老爷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作者通过对比，说明了人民饥饿贫困的原因正是贵族的压榨，而这又必然激起人民的仇恨和反抗。狄更斯不仅描写了贵族地主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的压迫，而且揭露了贵族对人民欺凌的种种罪行。他曾对一个美国奴隶主说过：“残忍和专权的凌辱是人性的两大病症。”在这部小说里，他似乎有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埃弗瑞蒙德侯爵是一个极端荒淫之徒。为了抢到德伐日太太美丽的姐姐，他不惜将她的丈夫折磨致死，而后又将她的弟弟刺死，最后这位年轻的少妇不堪凌辱而死。曼纳特医生目睹了这家人家破人亡的过程，愤然写信向朝廷大臣控诉，但被埃弗瑞蒙德发现。于是医生被关进了巴士底狱整整十八年，出来时已是一具白发苍苍、形容枯槁的活尸，一架只会埋头做鞋的机器，完全失去了理智和感情。这说明封建专制所施之于人的远非皮肉筋骨之苦。狄更斯从心理和精神层次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性的残害。由此可见狄更斯关心人民疾苦、痛恨剥削压迫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双城记》中，狄更斯还对法国大革命做了详尽的描述。作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看到了社会的矛盾，也非常希望广大人民能够摆脱压迫、过上幸福生活，但是他反对暴力革命，把希望寄托于开明统治者的一些改革。同时，他也认识到法国人民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是正义的，所以对于革命，狄更斯的态度是矛盾的。1848年2月，当他得知法国人民发动武装起义并推翻了七月王朝时，写下了“法兰西的光荣万岁！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打倒王权！打倒波旁分子！打倒基佐！处死叛徒！让我们的血为自由、正义和人民的事业而流。”然而当革命风暴进一步发展时，他却保持沉默了，因为他在日益扩大的革命斗争面前有些惊惶失措。同样，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这样，从《双城记》中的一系列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态度的转变。他所描写的1789年法国人民攻打巴士底狱的斗争场面是可歌可泣的。他热情歌颂了一举摧毁顽固封建堡垒的伟大人民。随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1792年，群众革命运动进入高潮，暴怒的人民群众进一步向贵族阶级讨还血债，后来连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愈来愈猛烈的革命风暴吓坏了狄更斯，他对革命群众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态度改变了。他把法国群众看作是“可怕的魔法所招引的”，把革命者描写成杀人成性的刽子手、吃人鬼，他们狂奔在一面红旗下，变为野人了。作者这样描述法国的情况：“首都成立了一个革命法庭，四五万个革命委员会分布于全国；嫌疑法摧毁了生命或自由的一切保障，把任何善良的好人交给任何恶劣的坏人，监狱胡乱吞吃了并未犯罪而申诉无门的人们”，“它使雄辩者沉默，使顽强者倒下，铲除美好和善良”。作者还描写了一大群杀气腾腾的凶汉拿着带血的刀斧在一大块磨石上磨刀霍霍的情况，以及别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场面。革命人民的形象被歪曲和丑化，被描写成毫无理性的疯狂的杀人恶魔，这充分表明了狄更斯反对暴力革命的立场。他认为暴力革命只会使国家蒙受损失，破坏家庭和个人幸福。他极力渲染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借以警告英国统治阶级，企图用阶级调和来解决阶级矛盾和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小说人物的刻画上，狄更斯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前期作品中所要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要人们“勿以暴抗恶”，要用仁爱和宽恕的精神来对待敌对的阶级。凡是“以暴抗暴”这种违反人道主义精神的人必然要自食其果，捡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法国的贫民起来用暴力推翻了他们的封建贵族，但是暴力使他们失去理性，变成了疯狂的野兽。他们摧毁了巴士底狱，却建立了新的监狱。在拉逢斯监狱中关押着更多的囚犯。德伐日太太是复仇女神的化身。革命爆发时，她右手拿着斧子，腰间挂着手枪和短刀，率领妇女们攻占巴士底狱。在恐怖统治时期，她根据编织的图案，疯狂地向贵族阶级复仇。她嗜血成性，要把埃弗瑞蒙德家族斩草除根，甚至连曼纳特医生和露西母女也不放过。最后，恶贯满盈的她终于在和露西的女仆厮打时死于自己走火的手枪。和这种疯狂的复仇行为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体现在曼纳特医生、露西、达尔内和卡尔登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狄更斯的笔下，这种仁爱精神不仅能使敌对的阶级、敌对的人们互相谅解，而且可以改变人们被扭曲了的心灵，使人们在精神上复活、永生。小说的第一部标题是“复活”，写的是曼纳特医生被关在巴士底狱十八年，丧失了理智，是他的女儿用爱的力量使曼纳特医生回复了常态。后来，曼纳特医生在露西结婚前夕，知道未来的女婿就是他曾经立誓报仇的埃弗瑞蒙德家族的后裔，但是为了露西的幸福，他不计个人旧仇，同意了这门婚事。这种仁爱的精神发挥了无穷的力量，使他在法国经受住精神上的重大打击，千方百计地营救达尔内出狱。同样，达尔内也体现了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他同情佃农的不幸遭遇，主动放弃了贵族财产和称号。他为了让管家出狱，自己被关进了禁闭死囚的监狱。当然，最能体现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的，要数英国律师卡尔登了。卡尔登生活颓废、酗酒成性。他自称是一个失望的人。他不关心世上任何人，世上任何人也不关心他，但他热恋着露西。为了露西的幸福，他代替达尔内走上了断头台。他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却得到了升华，像耶稣基督替世人受难似的获得了永生。由于所在历史时代的限制，狄更斯看不到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方式，在作品中宣扬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他在同情被压迫劳动人民的同时，又反对人民进行暴力革命主张阶级调和，天真地想象用“爱”去战胜“恨”。可以说，《双城记》虽然解决不了社会矛盾，却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狄更斯的人道主义，不仅局限于理论道德的范畴，还是他用来批判社会黑暗现实的武器。卡尔登在临刑前的思想正是狄更斯想法的真实再现，他看到新的剥削者在旧的剥削者毁灭的基础上再兴，而他们也很快就会在惩罚工具的手下消逝；经过反复地斗争、成功与失败，伟大的人民终将在深渊中升起，获得真正的自由。这种观点反映了作者反对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的思想。总之，《双城记》把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对资产阶级道德准则的一次有力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