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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论文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权力制衡;宪政意识 所谓宪政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政的知识、态度、评价、期望以及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宪政心理等。诚然,一个国家能否实行宪政,最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国民宪政意识的强弱对宪政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宪政意识是实行宪政的先导,它制约着国家宪政模式的构造与变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一、国民对宪政的认同度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建立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上。1903年,《政法学报》发表的《立宪论》一文认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系国家兴亡。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更加点燃了中国有识之士“宪政救国”的希望之火。他们认为,日胜俄败是专制国败于立宪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已预感到,爱新觉罗的皇祚已经是惨灯将灭了,要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治道——专制、人治已无回天之力,唯一的选择是走宪政之路,这样,立宪则存,不立宪则亡成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最强音。张钟瑞的《土尔基立宪说》一文断言:“日本之兴也,兴于宪政;印度、缅甸、安南、朝鲜之亡也,亡于不知宪政为何物。”庆芳预言:“盖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未有不立宪国家能存在者。”人们认为,由一人政体向数人政体,由独裁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日俄战争后,“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论列,莫不以此为请。”“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呼号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 有人甚至过分乐观地估计:“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可见,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当时对宪政建设倾注了很大热情和寄予厚望。 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先驱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同时,热情讴歌和赞扬民主宪政。梁启超于1902年撰文指出:“专制政体,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因此,“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为“理势所必至”,谁想阻挡这一历史潮流,“譬犹以卵击石,以螳挡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他自信乐观地预言:“吾国民终归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他警告清朝统治者,应及早放弃专制统治,实施宪政。因“时势可顺不可逆,机会可先不可后。”他号召国民“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觉民于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二期发表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揭示了专制和宪政的本质区别。他说:“专制者君主之护符,而宪政则人民之甲胄也”。在专制制度下,“专制之君袭万乘之尊,挟雷霆之威,以侵人民自由而夺人民之权利。”在宪政体制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君民共同遵守宪法,从而,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白坚说:“立宪政治”是“国民政治”, “立宪之事业,为发达民权自由之事业”, “民权自由,立宪政治之真精神”。林懈《在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一文中,从人治和法治的角度出发区分专制和宪政。“专制任人,立宪任法。”专制制度的人治统治,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出现仁君圣主身上,而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因此,在专制社会,“治国少而乱国多”;再从西方宪政国家的经验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必须断然抛弃专制、人治,实施宪政。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呢?汉驹认为,想“开拓平民政治”,必须首先打倒“寡人政治”,要建设法制国,必须“先破专制国”。觉民也认为,“宪政者,必由人民之要求而后得,非君主之所肯施舍也”。汪精卫则指出:“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梁启超则将中国由专制制度向宪政政体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以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自动实施宪政上。 当近代中国刚刚迈进20世纪的门槛之时,宪政思潮主导了中国思想界。公共舆论鼓吹宪政,众多学者潜心研究和撰文宣传宪政,立宪派多次请愿,督促清政府早行宪政,清政府最后也被迫允诺预备立宪。似乎中国人对宪政的认同已达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果说,在宪政优于人治、专制这一点上,思想界和知识界先进分子基本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对宪政理解和认同上,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派尚存很大差异。 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商人是中国宪政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宪政意识最强、鼓吹宪政最力、研究宪政最深的两个阶层。如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宣传和研究西方宪政的文章。这两个阶层对西方宪政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为鼓吹宪政不遗余力,绝大多数成员对宪政在心理上有较大的认同、忠诚以及较高的信任,但立宪派以官员和学者为骨干,大多数旧学功底深厚,久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立言必称孔孟,很大一部分人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虽认同了宪政,但宪政意识尚未在其思想深处牢牢扎根,因为,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完成。甚至极少数人把宪政作为自己步入仕途或在官场平步青云的政治工具,当时有人就尖锐地指出:“今日国会为宦途之滥觞。” 革命派认为,当务之急是革命而非立宪,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上,努力培养国民对革命的认同意识。在宪政领域,则主要集中火力批判立宪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对宪政本身的研究和宣传用力不够,虽然提出了民主宪政主张,但对革命成功后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模式和构造缺乏深入、理性、成熟的思考。 至如一般民众,面对一场场丧权辱国的战争,一张张割地赔款、屈辱求存的条约,以及战祸、贫穷的威胁,他们亟盼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倾覆清朝,改变自己的悲惨生存状况。他们能成为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他们的政治意识本能地倾向于革命,至如宪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与之在1907年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描绘了当时的情况:“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人民应之者卒鲜”,“人民不知立宪为何物,恐中国之大,对于宪政能理解者“寥寥无几”至如认同,更无从谈起。 二、知识界的宪法观念 宪政思想和制度皆出自西方,中国宪政理念源于输入,中国立宪也始于模仿,因此,中国国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大量译介西方宪法和鼓吹西方宪政。 辛亥革命前,宪政思潮勃兴,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先驱者潜心研读西宪,撰文宣传和介绍西宪,从而把中国国民对宪政、宪法认识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无不信奉人民是主权者,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根本体现就是由人民制宪和修宪。晚清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已明确提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汪精卫1905年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倡言:“宪法者,国民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荪楼在1910年撰写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更明确指出:“宪法即国民权利所创,而非宪法畀国民以权利也”,是则“由国民主权以孕育宪法,非由宪法发生国民主权”。宪政与专制、人治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宪政推崇宪法的至.上权威。国民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是衡量一国国民宪政观念强弱的重要标准。李庆芳1908年发表的《中国国会议》一文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称基本法,因为在宪法之中,“可以生长出无数之法”。荪楼对宪法地位的认识比李庆芳更深一层。他指出:“宪法为国家最强有力之法规”,“定国权之组织及行动大原则”,是“一国法治之准则”,其他“一切章程皆孕育于其内”。宪法的作用也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先进分子宣传和研讨的重点。汪精卫1910年在《民报》第25、26期发表《论革命的趋势》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依归。他认为,若宪法出于“限制君权之目的”,使君主与人民权利义务皆定于宪法,用宪法制约君权,则宪政可成。若宪法把巩固君权作为根本宗旨,宪法不仅不能限制君主作恶,反而会成为君主作恶的藏身地和屏蔽所,这样,“则君主之为恶,比专制之时将益肆”。可见,限制君权还是保障民权是专制之法和立宪之法最根本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荪楼尖锐批评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其实质是保障君主之大权。 综上所述,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已经明确指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宪法是国民公意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这一主要功能,并从法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初步阐释。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实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宪法观念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当时研究、倡导、鼓吹宪政思想的先驱者,只能把目光完全投向西方政治文化,对西方宪法理念进行宣传和介绍,因此,他们的宪法思想模仿多于创造,移植多于创新,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些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先进的宪法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短,只能对西方宪政学说生吞活剥,特别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民主法制传统薄弱的东方大国创制宪法,缺乏成熟的思考。特别是对军队在宪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动范围这个关系宪政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尚未发现有人论及。至如绝大多数国民,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不知立宪为何物”。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使我民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虽反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但他们仍象往常一样,企盼好朝廷和好皇帝出现,用人治之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知识界的权利意识 公民权利意识是宪政赖以建立的重要思想条件。专制、人治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其核心是培养公民对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服从、甚至盲从的政治意识。宪政是全体国民参与的政治,需要塑造具有权利意识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合格国民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奉行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养成了安分、柔顺、服从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仁君圣主身上。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 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入中国,权利思想也随着思想界先驱者的鼓吹而逐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和认同。康有为第一次明确喊出“人有自由之权”,“人有自主之权”,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声”的严复竭力宣扬天赋人权。梁启超倡导“民权救国论”,他大声疾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总的看来,在戊戌变法失败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主要宣传民权对国家兴亡的极端重要性,而对权利概念本身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没有从宪政这一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国民权利问题。二十世纪初,随着宪政运动的勃兴,权利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报)1901年第2期发表的《论国民》一文指出:“何谓权利?日: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又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说国民》一文把是否具有权利意识看成国民和奴隶的根本区别。该文指出:“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康有为把能否培养合格公民提到国家存亡高度,他在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一文明确指出:“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梁启超则把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思想看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国民无权利思想的国家犹如无根之树,必亡无疑。”国民的权利既然是立国之本,因此,神圣不可侵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也不能拱手让与他人,若君主、贵族、外人侵害它,必须坚决维护和捍卫它。 宪政需要一大批合格国民,而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有赖全社会共同努力。雨尘子1903年在《新民丛报》第28期《近世欧人三大主义》一文中精辟指出:不知主张权利的国民是“无能的国民”,而无能的国民,是不可能制定宪法、开议会、享受自由幸福的。中国国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令思想界的先驱者忧心如焚,梁启超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把培养国民权利意识放在首位。“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为养成权利意识为第一要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男女“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宣传权利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讴歌和赞美西方宪政国家的民权保障制度,以唤起中国国民的权利意识。如梁启超曾赞美英国道:“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思想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他们充分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多数人的权利”,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宪法对多数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已初步认识到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是民主宪政的实质。 辛亥革命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有人已明确认识到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意识是立国之本和实施宪政的关键,有些论者对权利这一政治学和法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深刻和精辟之见解。 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不仅漫长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排斥宪政,而且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和义务本位也排斥宪政,这一切,阻碍着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和城市市民权利意识的产生和成长。维新时期大力倡导民权,辛亥革命前为宪政奔走呼号的梁启超当时曾发出感叹:“吾见地球千五兆生灵中,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1906年,他指出,能否正确运用选举权是宪政的关键。由于中国国民政治上的幼稚,他担心有人或将选举权视若“弁髦”,随意放弃,或受贿赂胁迫,在投票时违背自由意志,或在选举中用武力手段不正当竞争,或选出的议员不代表人民意志,只为私人和地方小局部谋利,危及中国宪政的实施。觉民在《论立宪与教育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国民最大多数不仅不熟悉法律之学,而且对“国与民之关系,亦多茫然不知”。当时日本舆论也曾指出:“中国人民之泰半,于一己之权利利益殆无所知,而冷漠茫然。”总之,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处于“不知何物为权,何物为度”。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能力非常幼稚,政治知识非常缺乏,几乎处于无权利意识状态。如1909年咨议局选举,投票选民平均只有0.4%。 四、权利制衡思想 宪政即“限政”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著名宪法学家麦基尔恩指出:“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分权制衡思想。“一国之主权一人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君主始终掌握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法自君出”、“朕即法律”被视为万古不变的定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君权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近代以来,西方分权制衡学说传入中国。随着晚请宪政思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已从纯粹的理论研究、介绍、宣传转向理论研究、宣传鼓动与政治实践两者相结合的新阶段。他们一方面撰文积极宣传英、美、法等国的分权制衡学说,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构建中如何体现分权制衡原则。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是宪政和专制、人治在政府体制设置方面的根本区别。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明确认识到分权对宪政的重要性。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指出,从国家机关的设置看,“专制则以一机关用事,而无他机关与之分权;立宪则其机关为统一的分科,立于分功之地位。”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政府应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国会是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责任内阁替国会负责。吕志伊在《国会问题之真相》一文中阐述了国会在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梁启超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遍考西方主要国家国会的职权和功能,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权力:(一)参预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国会是宪政体制中“枢纽之枢纽”。李庆芳特别强调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权。他指出:“国会为监督政府之机关,它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代表国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明确指出:资政院是“专制政体的议政机关”,国会是“立宪政体的监督机关"立宪派把督促清政府速开国会作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举行了三次大请愿。在他们看来,是否设立国会是实施宪政还是仍搞专制、人治的首要标尺。梁启超明确指出:“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谓之不筹办宪政。” 国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制约政府权力误用和滥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在强调国会对政府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国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李庆芳深刻指出:“国民为母,政府为子;国民为主,政府为仆。”梁启超也认为:“政府受国民之委托,受国民之雇佣”,政府为国民服务受国民监督是天经地义的。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指出:报馆为“代表国民发公意以公言者”,监督政府、教导国民是其两大天职。“对政府,当如严父之责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国民之所以不能放弃监督政府的权力,是为了有效防止政府的权力误用、滥用,侵犯国民权利。 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基本上认识和理解了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并运用分权制衡理论粗线条地勾画出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了以立法权为中心的政府权力主从式构造理论。这些宪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对中国当代民主宪政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晚清朝臣中的官僚知识分子对宪政心存矛盾心理,在宪政思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们被迫附和,但对代议政府“知识尚薄弱”,对国会内容,也“懵懵惚惚”,而且害怕开国会后,官位不保,或虽保官位,但受宪政体制束缚,不像旧体制中任职自由,内心极端厌恶宪政,但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只能采取“暗默反对”。至如一般农民和市民,由于几千年“皆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为市民者以为分不当预闻国事,一旦闻国会之名,尚不解为何物,安辩其权限之何如!” 从总体看,辛亥革命前十年,轰轰烈烈的宪政思潮掩盖着国民宪政意识的普遍薄弱,知识界、思想界先进分子对宪政的相对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认同,掩饰了绝大多数国民对宪政的茫然无知。
windy幸福快降临
一、典型化的人物描写:《红岩》中介绍了一个典型的对共产党充满了抱怨的叛徒甫志高、一个典型的打入革命阵营内部的特务郑克昌,他们有个共性就是具有成为叛徒、特务的“潜质”。(一)叛徒甫志高:甫志高开始是一个在党内担任重要职位并负责党内经费运转的重要人物。但是在开设沙坪书店以后,就慢慢的暴露了他的革命性不坚定,不具备一个革命者的敏锐眼光和警觉性,表现在他没调查清楚郑克昌的身份就同意了他加入沙坪书店,导致了沙坪书店被特务查抄。在革命者余新江的眼里,甫志高住的房子是很奢侈的,虽然这是白色恐怖斗争的需要,但也反映了甫志高会享受的叛徒潜质。通过他殷勤地给余新江泡茶,又表现了他叛徒“爱表现的”潜质,特别是喜欢把表现他觉悟性高的话语挂在嘴边,如“同志们到了我这里,要实行共产主义,有福同享”。这种叛徒潜质也表现在他穿着西服帮江姐搬行李的场景中,江姐觉得他是在故意显示他的艰苦作风。在他诱引江姐被捕时,他的叛徒本性完全的暴露了,他一直埋怨共产党:“党给了我什么好处?凭什么要我为你们卖命?哼!一天到晚担惊受怕,还要装出笑脸忍受无尽的批评指责!哪次见面不是斗争,斗争”,[1]可以看出他早已经厌倦了为革命而斗争的生活,背弃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这充分的说明他是个不彻底的革命者,叛变是必然的。(二)打入革命阵营内部的特务郑克昌:他是一个很会掩饰的特务,开始是装可怜,伪装成受穷但是倾向于革命的青年,取了甫志高的信任,打入沙坪书店当义工,导致了作为党的联络站的沙坪书店被暴露。后来又混入关着余新江等进步革命青年的楼七室,他的任务是要接近集中营里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妄想找出狱中党组织。他还鼓动学生挑起狱中斗争,妄想发现监狱中党的活动。但是他“爱表现的”特务潜质再次使他的奸计落空。在他假装受审被打成重伤以后,为了表明他是个有觉悟性的人,虚伪的拒绝革命者的关怀,“‘我不能睡在这里’,他指了指满屋的人,像受了侮辱似地愤然地说‘我穿这么多衣服,同志们却穿着单衣睡在门边,我不能只图自己舒服,让大家在门口受凉’”。他这种特务“爱表现的”潜质,反而暴露了他真实的特务面目。对革命英雄人物气质的描写,突出了一种注定了要成为革命人物的气质,都具有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普遍性的性格特征,无论面对怎样的生存环境,都被赋予了一种不可战胜的精神品格。小说描写了大量有关狱中的生活,狱中是一个潮湿、腐臭、严重缺水的环境,吃的是发馊味儿的饭、吃不到菜。除此之外,还要经受严酷的刑罚,还要防着特务的出卖。在这样非人的生存条件下,革命者们仍坚持斗争,不畏惧敌人的折磨,表现出了崇高的革命主义乐观精神和坚定的革命信仰。首先是对革命党人外在气质形象的描写,如对成岗的刻画:“宽肩、方脸、丰满开阔的前额下,长着一双正直的眼睛”,刻画了革命党人有正气、勇敢的外在气质,而且更能衬托革命者内心的崇高,与“两只鹰似地眼睛,扫视渺无人影的签字门口”的猫头鹰特务的反面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类似的还有对余新江的描写“浓黑的眉下,深嵌着一对直视一切的眼睛,神情分外庄重,比同样年纪的小伙子,显得精干而沉着”。也有通过敌人的视角来刻画革命者的气质,例如特务徐鹏飞再次见到已经隔离关闭两年的许云峰,“比起两年前的许云峰,他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虽身体被折磨得衰弱不堪了,但他的两只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带着一种逼人的威严”。
Lolita1015
对于国产的电视剧,我一般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涉案剧和武侠剧以及那些哭哭啼啼的爱情剧,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可是一些描写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我还是偶尔会看一下的,这和我童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有关,因为那个时代崇尚的是革命英雄主义,崇拜的是革命英雄。这种崇拜不同于当今社会上年轻人对电玩和动漫上英雄的崇拜,也不同于当今社会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的崇拜;这种崇拜是发自内心的,神圣的一种精神寄托。 偶尔一次机会,听同事说起《亮剑》这部电视剧,他说这部电视剧很特别,不同于以往看过的国产战争剧,尤其是主人公的性格,根本就不像我们所了解的那些英雄,简直就是个土匪。有了同事的这句话,我决定去看一下这部特别的《亮剑》,在现在工作忙的情况下,也许我只用看一下,没必要把他看完。 剧情开始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新一团在完成阻击日军的任务后,接到总部撤退和转移的命令。然而,团长李云龙却让话务员关掉了对讲机,命令部队发起冲锋,目的只是让全团剩下的唯一一发迫击炮弹能够打到日军的指挥所,这一炮不仅炸死了日军的联队长,也打懵了敌人,使得新一团能够从日军的正面冲出了包围圈。正是这发炮弹,不仅让日军、国军和我军的将领感到震惊,同时也让我对李云龙的指挥艺术和人格魅力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促使着我一集一集不停地看下去。我完全融入了这部电视剧,也深深地他所感动。 李云龙由于阵前抗命而被撤了团长的职务,新一团由李云龙在红军时的老战友丁伟接任团长,而三八六旅独立团在一次日军特工队的偷袭中莫名其妙地做了冤大头,李云龙又被起用任命为独立团的团长,原独立团团长孔融后被调任为新二团团长,于是就形成了当时晋西北的所谓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成了华北日军的一个恶梦。当然还有国民党山西晋绥军的楚云飞团也功不可没。本剧就是在这四个团的恩怨纠葛以及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军人携手抗敌的故事中轰轰烈烈地展开。 说句实话,这部电视剧在一些战争场面的叙述上仍显粗糙和简单,可是剧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中国军人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强者气势,实在让人敬佩和感动。这种气势也正是敌人所害怕的。 李云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就是:“做为军人,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无论是百团大战还是伏击日军的车队,不论是反“扫荡”的突围战还是xx县城的攻坚战,甚至在最后他做为师长的淮海战役中,作为指挥员,李云龙很少想以前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指挥员一样在指挥所里指挥战斗,这在一般人的眼里简直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典型人物,但正是他的这种作风凝成了独立团无坚不摧、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犹如政委赵刚所说的,他的整个人已经融入独立团每一个战士的心中,即使他不在了,他的魂依然存在。 剧中那个骑兵连的故事让人难忘。在一次突围后,独立团骑兵连和主力失去了联系。他们且战且退地牵制着日军的一个骑兵联队,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所剩无几的骑兵连战士调转马头,齐齐拔出锃亮的马刀,连长高呼着“骑兵连,进攻!”带领着战士们迎着敌人冲了上去。几个回合下来,连长调转马头,身边已经没有其他的战士,他的手臂也被砍去了一只,鲜血从他的断臂处喷射而出。他稳住自己的身子,高擎着马刀全力呼喊:“骑兵连,进攻!”再次冲向敌阵。日军的马队过后,在夕阳的余辉中,大地上留下了阵亡八路军骑兵的遗体和死伤的骏马。没有音乐,也没有歌声,惟有战马的低鸣在山谷中回荡。面对这样的场面,一向飞扬跋扈的日军官兵也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日军少佐脸色凝重地说:厚葬他们,他们是真正的军人。 在XX县城的攻坚战中,一个区小队和一个县大队组成的一支地方部队,用最原始的武器和他们的血肉之躯,阻击了八个小时,硬是把敌人的增援部队挡在了路上,为独立团的攻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他们却全部牺牲在了阵地上,没有一人生还。看着这样的战斗,阎西山的晋绥军官兵无不肃然起敬。楚云飞对他的手下说:八路军这样一支所谓的区小队县大队竟然能阻击装备精良的日军长达八小时之久,真是惭愧啊。随即,楚云飞的部队也投入了阻击日军的战斗。 在XX县城外,面对着城楼上被日军绑架的新婚妻子,李云龙悲愤地点燃了炮火。战斗结束了,荒野上垒起了一座孤坟。李云龙独自坐在坟前,请求妻子的原谅。他娓娓地述说着,看似那样的平静,可我们作为观众却深深地感觉到李云龙此刻内心的痛楚。 在剧中,编导并没有简单地把李云龙描写成一个只会打战的武夫,而是用很多的篇幅描述了李云龙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情感魅力,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李云龙。通过描述他对两任妻子的爱,通过对他和赵政委之间个人友情的描写,通过叙述他和晋绥军团长楚云飞两人之间难以说清的恩怨情仇,尤其是他对“和尚”、张大彪以及段鹏他们兄弟般的战友之情,让人无不动容。 现在的影视剧能让我流泪的几乎没有,可当我看到“和尚”被土匪杀害,李云龙不顾丁伟已经要收编土匪的事实,率部端掉了匪窝,遭到上级处分的那场戏时,我的思维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李云龙。随着李云龙在政委面前的挥泪发泄,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觉得这场戏是全剧李云龙感情最丰富,描写最好的一场戏,使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 剧中还有一个能更好体现李云龙情感世界的重要人物,便是楚云飞。楚云飞毕业于黄埔五期,又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可他就是搞不懂为什么八路军的指战员会如此勇敢和拼命,不明白没读过一天军事院校的李云龙会让日军如此地害怕。他从开始对李云龙的漠视到后来的重视,从对李云龙的敬佩到最后的惺惺相惜,以至最后两人战场上以死相拼,病床上又各自对对方备加赞赏。 在最后军事学院的论文中,李云龙为他的这种作风作了精辟的论述:古时候的剑客在遇到对手的时候,即使明知自己不是敌人的对手,也要拔出自己的宝剑,就是死在敌人的剑下也毫无怨言,这就叫“亮剑”。做为军人就应该具有这样的“亮剑”精神,因为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军魂。或: 电视连续剧《亮剑》的热播,给中国电视剧上了生动而深刻的一课。央视年度收视调查数据显示,该剧平均收视率10.3%,稳坐2005年的冠军宝座,力压呼声很高的《京华烟云》、《大宋提刑官》等剧。据网上说,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该剧的VCD、DVD一时脱销,甚至租碟也较为困难。这样的空前盛况,让我们联想到近几年出现的另外几部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军事题材的电视剧,这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2001年)、《军歌嘹亮》(2003年)、《历史的天空》(2004年)。它们在播出时同样引起过轰动效应,比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北京电视台曾重播七次,首播收视率12%,重播收视率4.7%。 几部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是军事题材的电视剧,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收视率,并受到观众如此热情的追捧?为中老年观众定位的电视剧,为什么青年人也能喜欢? 应该说,这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根据当代观众的价值取向和欣赏心理,进行了准确的市场定位。 一、《亮剑》等电视剧市场定位的成功,首先在于它们对观众的价值取向的准确把握 把握观众追求真实性的价值取向,还原历史的真实。近年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往往大受欢迎,而一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却被观众冷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所谓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往往是反现实、伪现实的,是鲁迅所批评的“瞒和”的艺术。现实题材反映时代生活,其中的虚假更容易为观众一眼识破,因此,这些反现实的所谓现实题材电视剧被观众冷落和抛弃也就在情理当中了。当然,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同样不容乐观。但是,在“瞒和”的问题上,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相比,距离观众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较远,因而更具有欺性和迷惑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存在一种倾向,就是“戏说”历史,甚至走向“反历史”。《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出现,是对这几年电视剧反历史倾向的一种反拨,它们采取现实主义手法,还原历史的真实,满足了观众对真实历史的心理期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片中,对战争的描写往往是浪漫化和非现实化的,有时甚至非常“小儿科”,我军勇敢善战、足智多谋,总是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敌人则貌似强大,实际上愚蠢而无能。即使写牺牲,也仅是战争的“花边”而已,用来证明胜利之不易。这些反历史、反现实的“战争童话”早已为观众所厌弃。而《亮剑》描写了战争的惨烈和残酷,敌人并非如此愚蠢,我军也不是战无不胜,如骑兵连的全军覆没。这就打破了用谎言编织的“战争神话”,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把握观众对野性精神的寻求和心理补偿意向,强化民族精神的生命元阳。中国的传统封建文化,造成了中国人个性上的柔弱和精神上的奴性,中规中矩,谨小慎微,中庸保守,男人女人化,女人病态化。因此,《水浒传》等古典作品中具有野性精神、反抗精神、叛逆精神的英雄形象,成为人们的精神偶像,同时也成为了人们反抗现实的精神源泉。近年来,中国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片的盛行,正是这种心理需求的反映,同时也是对柔弱、怯懦民气的某种反拨和平衡。《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等历史题材电视剧,极力张扬这种雄性的精神、野性的精神,暗中切合了观众潜在的价值取向和隐蔽的心理补偿意向。这在《亮剑》中被概括成“亮剑”精神,也就是李云龙的那句名言:“古代剑客和高手狭路相逢,假定这个对手是天下第一剑客,你明知不敌该怎么办?是转身逃走还是求饶?当然不能退缩,要不你凭什么当剑客?这就对了,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亮剑,没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剑下算不上丢脸,那叫虽败犹荣,要是不敢亮剑你以后就别在江湖上混啦。”现在,人们处于和平时代,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在呼唤这种“亮剑”精神、硬汉精神和野性精神。正是这种时代和现实的需要,以及民众价值取向和心理的需要,“亮剑”一下成为流行语,被广泛使用。这种野性的精神其实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所不可缺少的生命元阳,甚至是我们的“精神伟哥”。 对观众平民化和反英雄主义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把握,塑造平民化英雄。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的普及,人们的精神追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平民化成为新的价值取向。《亮剑》等剧中的主要人物,都出身于民间,崛起于草莽之中,本身就很具有平民性。他们靠不断努力走向成功,成为将军。毫无疑问,这几部剧中的英雄人物,是以平民化和平民性为基础的。另外,这些所谓“英雄人物”,都具有反英雄的基本倾向。那就是说,他们与我们传统意义中的英雄人物有着非常本质的差别。在作为“主旋律”的传统革命历史题材中,这些革命英雄人物,一般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近乎希腊神话中的“神”。而在《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剧中,李云龙、姜必达甚至有点痞气和流氓气,他们讲话粗鲁,夹杂着下流话,李云龙永远歪戴着军帽,姜必达则有一颗丑陋的大牙。他们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他们有着常人的七情六欲。但是,他们勇敢、正直、豪爽、血性、讲义气、重情重义,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又确实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这些有缺陷的英雄、真实的英雄、平民化的英雄,对于观众来说是如此真实、自然和亲切。 二、《亮剑》等剧的成功还体现在对观众欣赏习惯和心理的尊重 首先,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个性化特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传统革命题材剧在人物塑造上,出现脸谱化、概念化的倾向,人物成为某种抽象的政治符号,或者表达某种政治观念的传声筒或代言人。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反人物、反情节的作品时髦一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往往符号化、抽象化,性格模糊,个性不明。这样的作品往往是“速朽”的,它们最多只能成为政治的“样板”,或者艺术的“实验”而已。基于此,《亮剑》等剧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可爱人物,如李云龙、姜大牙(姜必达)、高大山等等。他们不仅外部特征各有特别之处,语言往往也别具个性。特别在对敌人的塑造上,《亮剑》具有重大的突破。它打破了传统的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中,把敌人妖魔化、漫画化、符号化的习惯做法,细致刻画敌人的性格,并揭示他们在凶残、狡诈之外的人性特点,从而让这些反面人物显得真实而可信、生动而形象。 其次,对故事性与传奇性的刻意追求。这一点,既符合中国观众的传统欣赏心理,同时也是电视剧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中国古典小说、古典戏曲(如元杂剧、明清传奇)等,都是在故事性和传奇性上取得成功的典范。《亮剑》、《历史的天空》、《军歌嘹亮》、《激情燃烧的岁月》等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正是缘于对这种传统的继承。这些剧往往引人入胜,让人兴奋,看了上集,还想看下集。这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电视连续剧,故事性和传奇性永远是一对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市场定位中,切中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因此,在人们心里引起了共鸣,在取得很好市场效应的同时,也取得了好的宣传效果。不过,一部电视剧仅仅有准确的市场定位是不够的,还需要辅之以市场运作。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由于市场定位准确,非常叫座,但由于市场运作方面的缺位(比如档期问题),最后仅仅是收回成本,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市场业绩。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另外,有人批评说,艺术在于创造,《亮剑》并无什么创意,只是对《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等几部电视剧的拙劣模仿。这种批评并不新鲜,早在《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播出时,就有人批评它们与《激情燃烧的岁月》题材、人物雷同。这几部剧确实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对大众传媒工业来说,这种类型化并不可怕,倒可能恰恰是中国电视剧正逐步走向市场、走向成熟的某种表现。
爬爬的蜜糖
《亮剑》是一部战争艺术和传奇色彩融会贯通的主旋律作品。书中,爱国精神与英雄主义、铁血丹心与人世常情、斗智与斗勇、友情与爱情交相辉映。故事内容是讲述我军优秀将领李云龙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从他任八路军某独立团团长率部在晋西北英勇抗击日寇开始,直到他在1955年授予将军为止。“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这句话就是李云龙,这位“战神”式将军的一生写照。主角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最多也只是赶上了那个时候。乱世出英雄嘛!他一身的草莽气息,刚开始没有什么自己思考的能力,是一个典型的农民英雄。他盲目地崇拜毛主席,尊重自己的上级,对于日本人有一种完全不分是非的憎恨;他满口粗话,整天日爹操娘,动不动拿人撒火;有仗打就兴高采烈,没仗打就浑身不舒服,找人吵架;惟恐天下不乱,挑事儿,和军校国民党教官对着干,爱炫耀自己的战功,自以为是……他有很多的缺点。同时,他是农民出身,对共产党有一种忠诚;他关心群众和下级,在全军都树立起了威信,他永远是士兵打心眼里尊敬的人,他的精神影响了一个师;没有人和他对着干,都知道他和他的士兵都是惹不起的主儿;他果断机敏,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几乎赢得了每一场战役,虽败犹容,和国民党的军官建立了一种超乎意识形态的友谊;他耿直乐观,和朋友建立了一种超乎时间的友谊……他有很多的优点。在战争岁月,这几乎不算什么,因为太多的影视作品反映的都是这一类的英雄。 然而在动乱年代,文革的时候,他从盲从到开始自己思考。开始的时候,他不允许自己的学者岳父怀疑党,怀疑党的政策,不相信岳父的远见,甚至和岳父产生了很深的隔阂,要老人家改造改造思想;可是后来听说岳父在改造农场的誓死不屈,坚贞勇敢,他由衷的佩服。当组织派人来让他妻子和自己的父母划清立场的时候,他勃然大怒,没有爹娘哪儿的自己,他支持自己的妻子,没有向组织妥协。他从反省自己到开始怀疑,最终做出行动。他的行动保护了更多人的生命。他在听说了外地的灾情时,痛心不已,完全不顾自己家的人也饿得前胸贴肚皮,把用高价买来的粮食送给士兵,让他们接济前来投难的亲人。像他一个男人,也经受不住弱者的眼泪,哪怕是他们无知,他任凭打骂,要不是妻子的勇敢,他早垮了。他最后为了更多人的生命采取了行动,也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他没有怪那些殴打他的士兵,因为他懂得对待敌人要决不留情,他也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士兵;他不能忍受士兵的侮辱——在他的碗里吐口水,他是一个有尊严同时懂得尊敬人的人,他会满足日本俘虏死的要求,觉得他们还算个军人,尽管这违反军纪。他不要战士的营救,他害怕连累他们,连自己秘书在关键时刻要求辞职,他也十分理解。他不要妻子和自己一起受苦,让她和自己划清界限,他把孩子给前来救援的战友,自己留在暴风雨的中心。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亮剑,死都死得很有尊严,用军人的死赢得了敌人的尊重。 书中有很有趣的地方,也有感人肺腑的地方。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 亮剑,是江湖中的术语。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就算明知自己赢不了,也要宝剑出鞘,这就是亮剑,把习武人的气势拿出来,把尊严亮出来。 对于国产的电视剧,我一般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涉案剧和武侠剧以及那些哭哭啼啼的爱情剧,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可是一些描写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我还是偶尔会看一下的,这和我童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有关,因为那个时代崇尚的是革命英雄主义,崇拜的是革命英雄。这种崇拜不同于当今社会上年轻人对电玩和动漫上英雄的崇拜,也不同于当今社会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的崇拜;这种崇拜是发自内心的,神圣的一种精神寄托。 偶尔一次机会,听同事说起《亮剑》这部电视剧,他说这部电视剧很特别,不同于以往看过的国产战争剧,尤其是主人公的性格,根本就不像我们所了解的那些英雄,简直就是个土匪。有了同事的这句话,我决定去看一下这部特别的《亮剑》,在现在工作忙的情况下,也许我只用看一下,没必要把他看完。 剧情开始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新一团在完成阻击日军的任务后,接到总部撤退和转移的命令。然而,团长李云龙却让话务员关掉了对讲机,命令部队发起冲锋,目的只是让全团剩下的唯一一发迫击炮弹能够打到日军的指挥所,这一炮不仅炸死了日军的联队长,也打懵了敌人,使得新一团能够从日军的正面冲出了包围圈。正是这发炮弹,不仅让日军、国军和我军的将领感到震惊,同时也让我对李云龙的指挥艺术和人格魅力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促使着我一集一集不停地看下去。我完全融入了这部电视剧,也深深地他所感动。 李云龙由于阵前抗命而被撤了团长的职务,新一团由李云龙在红军时的老战友丁伟接任团长,而三八六旅独立团在一次日军特工队的偷袭中莫名其妙地做了冤大头,李云龙又被起用任命为独立团的团长,原独立团团长孔融后被调任为新二团团长,于是就形成了当时晋西北的所谓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成了华北日军的一个恶梦。当然还有国民党山西晋绥军的楚云飞团也功不可没。本剧就是在这四个团的恩怨纠葛以及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军人携手抗敌的故事中轰轰烈烈地展开。 说句实话,这部电视剧在一些战争场面的叙述上仍显粗糙和简单,可是剧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中国军人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强者气势,实在让人敬佩和感动。这种气势也正是敌人所害怕的。 李云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就是:“做为军人,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无论是百团大战还是伏击日军的车队,不论是反“扫荡”的突围战还是xx县城的攻坚战,甚至在最后他做为师长的淮海战役中,作为指挥员,李云龙很少想以前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指挥员一样在指挥所里指挥战斗,这在一般人的眼里简直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典型人物,但正是他的这种作风凝成了独立团无坚不摧、英勇顽强的战斗风格。犹如政委赵刚所说的,他的整个人已经融入独立团每一个战士的心中,即使他不在了,他的魂依然存在。 剧中那个骑兵连的故事让人难忘。在一次突围后,独立团骑兵连和主力失去了联系。他们且战且退地牵制着日军的一个骑兵联队,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所剩无几的骑兵连战士调转马头,齐齐拔出锃亮的马刀,连长高呼着“骑兵连,进攻!”带领着战士们迎着敌人冲了上去。几个回合下来,连长调转马头,身边已经没有其他的战士,他的手臂也被砍去了一只,鲜血从他的断臂处喷射而出。他稳住自己的身子,高擎着马刀全力呼喊:“骑兵连,进攻!”再次冲向敌阵。日军的马队过后,在夕阳的余辉中,大地上留下了阵亡八路军骑兵的遗体和死伤的骏马。没有音乐,也没有歌声,惟有战马的低鸣在山谷中回荡。面对这样的场面,一向飞扬跋扈的日军官兵也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日军少佐脸色凝重地说:厚葬他们,他们是真正的军人。 在XX县城的攻坚战中,一个区小队和一个县大队组成的一支地方部队,用最原始的武器和他们的血肉之躯,阻击了八个小时,硬是把敌人的增援部队挡在了路上,为独立团的攻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他们却全部牺牲在了阵地上,没有一人生还。看着这样的战斗,阎西山的晋绥军官兵无不肃然起敬。楚云飞对他的手下说:八路军这样一支所谓的区小队县大队竟然能阻击装备精良的日军长达八小时之久,真是惭愧啊。随即,楚云飞的部队也投入了阻击日军的战斗。 在XX县城外,面对着城楼上被日军绑架的新婚妻子,李云龙悲愤地点燃了炮火。战斗结束了,荒野上垒起了一座孤坟。李云龙独自坐在坟前,请求妻子的原谅。他娓娓地述说着,看似那样的平静,可我们作为观众却深深地感觉到李云龙此刻内心的痛楚。 在剧中,编导并没有简单地把李云龙描写成一个只会打战的武夫,而是用很多的篇幅描述了李云龙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情感魅力,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李云龙。通过描述他对两任妻子的爱,通过对他和赵政委之间个人友情的描写,通过叙述他和晋绥军团长楚云飞两人之间难以说清的恩怨情仇,尤其是他对“和尚”、张大彪以及段鹏他们兄弟般的战友之情,让人无不动容。 现在的影视剧能让我流泪的几乎没有,可当我看到“和尚”被土匪杀害,李云龙不顾丁伟已经要收编土匪的事实,率部端掉了匪窝,遭到上级处分的那场戏时,我的思维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李云龙。随着李云龙在政委面前的挥泪发泄,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觉得这场戏是全剧李云龙感情最丰富,描写最好的一场戏,使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 剧中还有一个能更好体现李云龙情感世界的重要人物,便是楚云飞。楚云飞毕业于黄埔五期,又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可他就是搞不懂为什么八路军的指战员会如此勇敢和拼命,不明白没读过一天军事院校的李云龙会让日军如此地害怕。他从开始对李云龙的漠视到后来的重视,从对李云龙的敬佩到最后的惺惺相惜,以至最后两人战场上以死相拼,病床上又各自对对方备加赞赏。 在最后军事学院的论文中,李云龙为他的这种作风作了精辟的论述:古时候的剑客在遇到对手的时候,即使明知自己不是敌人的对手,也要拔出自己的宝剑,就是死在敌人的剑下也毫无怨言,这就叫“亮剑”。做为军人就应该具有这样的“亮剑”精神,因为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军魂。或: 电视连续剧《亮剑》的热播,给中国电视剧上了生动而深刻的一课。央视年度收视调查数据显示,该剧平均收视率10.3%,稳坐2005年的冠军宝座,力压呼声很高的《京华烟云》、《大宋提刑官》等剧。据网上说,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该剧的VCD、DVD一时脱销,甚至租碟也较为困难。这样的空前盛况,让我们联想到近几年出现的另外几部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军事题材的电视剧,这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2001年)、《军歌嘹亮》(2003年)、《历史的天空》(2004年)。它们在播出时同样引起过轰动效应,比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北京电视台曾重播七次,首播收视率12%,重播收视率4.7%。 几部革命历史题材或者说是军事题材的电视剧,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收视率,并受到观众如此热情的追捧?为中老年观众定位的电视剧,为什么青年人也能喜欢? 应该说,这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根据当代观众的价值取向和欣赏心理,进行了准确的市场定位。 一、《亮剑》等电视剧市场定位的成功,首先在于它们对观众的价值取向的准确把握 把握观众追求真实性的价值取向,还原历史的真实。近年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往往大受欢迎,而一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却被观众冷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所谓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往往是反现实、伪现实的,是鲁迅所批评的“瞒和”的艺术。现实题材反映时代生活,其中的虚假更容易为观众一眼识破,因此,这些反现实的所谓现实题材电视剧被观众冷落和抛弃也就在情理当中了。当然,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同样不容乐观。但是,在“瞒和”的问题上,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相比,距离观众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较远,因而更具有欺性和迷惑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存在一种倾向,就是“戏说”历史,甚至走向“反历史”。《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出现,是对这几年电视剧反历史倾向的一种反拨,它们采取现实主义手法,还原历史的真实,满足了观众对真实历史的心理期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片中,对战争的描写往往是浪漫化和非现实化的,有时甚至非常“小儿科”,我军勇敢善战、足智多谋,总是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敌人则貌似强大,实际上愚蠢而无能。即使写牺牲,也仅是战争的“花边”而已,用来证明胜利之不易。这些反历史、反现实的“战争童话”早已为观众所厌弃。而《亮剑》描写了战争的惨烈和残酷,敌人并非如此愚蠢,我军也不是战无不胜,如骑兵连的全军覆没。这就打破了用谎言编织的“战争神话”,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把握观众对野性精神的寻求和心理补偿意向,强化民族精神的生命元阳。中国的传统封建文化,造成了中国人个性上的柔弱和精神上的奴性,中规中矩,谨小慎微,中庸保守,男人女人化,女人病态化。因此,《水浒传》等古典作品中具有野性精神、反抗精神、叛逆精神的英雄形象,成为人们的精神偶像,同时也成为了人们反抗现实的精神源泉。近年来,中国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片的盛行,正是这种心理需求的反映,同时也是对柔弱、怯懦民气的某种反拨和平衡。《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等历史题材电视剧,极力张扬这种雄性的精神、野性的精神,暗中切合了观众潜在的价值取向和隐蔽的心理补偿意向。这在《亮剑》中被概括成“亮剑”精神,也就是李云龙的那句名言:“古代剑客和高手狭路相逢,假定这个对手是天下第一剑客,你明知不敌该怎么办?是转身逃走还是求饶?当然不能退缩,要不你凭什么当剑客?这就对了,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亮剑,没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剑下算不上丢脸,那叫虽败犹荣,要是不敢亮剑你以后就别在江湖上混啦。”现在,人们处于和平时代,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在呼唤这种“亮剑”精神、硬汉精神和野性精神。正是这种时代和现实的需要,以及民众价值取向和心理的需要,“亮剑”一下成为流行语,被广泛使用。这种野性的精神其实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所不可缺少的生命元阳,甚至是我们的“精神伟哥”。 对观众平民化和反英雄主义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把握,塑造平民化英雄。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的普及,人们的精神追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平民化成为新的价值取向。《亮剑》等剧中的主要人物,都出身于民间,崛起于草莽之中,本身就很具有平民性。他们靠不断努力走向成功,成为将军。毫无疑问,这几部剧中的英雄人物,是以平民化和平民性为基础的。另外,这些所谓“英雄人物”,都具有反英雄的基本倾向。那就是说,他们与我们传统意义中的英雄人物有着非常本质的差别。在作为“主旋律”的传统革命历史题材中,这些革命英雄人物,一般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近乎希腊神话中的“神”。而在《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剧中,李云龙、姜必达甚至有点痞气和流氓气,他们讲话粗鲁,夹杂着下流话,李云龙永远歪戴着军帽,姜必达则有一颗丑陋的大牙。他们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他们有着常人的七情六欲。但是,他们勇敢、正直、豪爽、血性、讲义气、重情重义,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又确实是真正的民族英雄。这些有缺陷的英雄、真实的英雄、平民化的英雄,对于观众来说是如此真实、自然和亲切。 二、《亮剑》等剧的成功还体现在对观众欣赏习惯和心理的尊重 首先,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个性化特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传统革命题材剧在人物塑造上,出现脸谱化、概念化的倾向,人物成为某种抽象的政治符号,或者表达某种政治观念的传声筒或代言人。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反人物、反情节的作品时髦一时。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往往符号化、抽象化,性格模糊,个性不明。这样的作品往往是“速朽”的,它们最多只能成为政治的“样板”,或者艺术的“实验”而已。基于此,《亮剑》等剧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可爱人物,如李云龙、姜大牙(姜必达)、高大山等等。他们不仅外部特征各有特别之处,语言往往也别具个性。特别在对敌人的塑造上,《亮剑》具有重大的突破。它打破了传统的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中,把敌人妖魔化、漫画化、符号化的习惯做法,细致刻画敌人的性格,并揭示他们在凶残、狡诈之外的人性特点,从而让这些反面人物显得真实而可信、生动而形象。 其次,对故事性与传奇性的刻意追求。这一点,既符合中国观众的传统欣赏心理,同时也是电视剧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中国古典小说、古典戏曲(如元杂剧、明清传奇)等,都是在故事性和传奇性上取得成功的典范。《亮剑》、《历史的天空》、《军歌嘹亮》、《激情燃烧的岁月》等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正是缘于对这种传统的继承。这些剧往往引人入胜,让人兴奋,看了上集,还想看下集。这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电视连续剧,故事性和传奇性永远是一对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市场定位中,切中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因此,在人们心里引起了共鸣,在取得很好市场效应的同时,也取得了好的宣传效果。不过,一部电视剧仅仅有准确的市场定位是不够的,还需要辅之以市场运作。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由于市场定位准确,非常叫座,但由于市场运作方面的缺位(比如档期问题),最后仅仅是收回成本,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市场业绩。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另外,有人批评说,艺术在于创造,《亮剑》并无什么创意,只是对《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等几部电视剧的拙劣模仿。这种批评并不新鲜,早在《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播出时,就有人批评它们与《激情燃烧的岁月》题材、人物雷同。这几部剧确实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对大众传媒工业来说,这种类型化并不可怕,倒可能恰恰是中国电视剧正逐步走向市场、走向成熟的某种表现。 毫无疑问,电视剧《亮剑》是一部不错的作品,正如有的人所评论的,“这是一部气势恢宏、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等等;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每次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只要碰到电视台播放《亮剑》,我都会看下去,无论内容是否看过。也正是如此,每次都看不全,所以我干脆买了一套光碟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过瘾地看完。《亮剑》中有好几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比如李云龙、楚云飞、和尚、李云龙的顶头上司旅长等,毫无疑问的是,李云龙这个英雄是电视剧刻画最成功的人物形象。 不过,我们仔细研究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英雄形象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这个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这种消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物形象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并没有给英雄的形象定下什么确切的标准,但是一般来讲,英雄的形象至少应该是这样的:个头高大,身材魁梧,五官端正,气宇轩昂,英气凛然,服饰得体(即便不奢华也应该是干净整洁),尽管偶尔也有《水浒》塑造出个别类似于矮脚虎王英的英雄代表,但是这样的英雄实在是屈指可数。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却以这样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个头一般,身材说不上魁梧,面目近乎龌龊,再加上衣服很少有干净的时候,尤其是领口招牌式地肮脏,走路的时候甚至也是歪歪扭扭的,整个就是一幅邋遢的样子,至于气质什么的则更谈不上。从这个方面来看,《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 二、人物语言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也没有限定英雄的语言方式,但是一般来说,英雄的语言习惯应该是“冠冕堂皇”的,充满高尚和正义,起码说是不应该说粗话的,即便是气得快要发疯,也顶多一掌劈翻桌子或者一刀砍断大树什么的,语言上向来都是收敛的,必须与英雄的形象相符。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语言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便是满嘴的粗话,动不动就是“他娘的”。除了少数时间的“克制”之外,李云龙大多时候都是骂骂咧咧的,可是也许是生性就是这么一幅臭脾气,所以即便克制,时间久了李云龙在女人面前还是会露出骂骂咧咧的本性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语言习惯的消解。 三、人物思想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英雄的思想往往是非常高尚的,心中装的是救死扶伤和民族大义,追求的是匡扶正义和拯救他人危难等等,很少有个人恩怨以及儿女情长的一面。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思想看上去则有点“危险”: 首先,李云龙有点儿女情长。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李云龙突然被丘比特神箭射中了,而且他在“秀芹”真情的感染下并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但将秀芹紧紧地抱住,还要脱秀芹的衣服,如果不是针扎了他的脚,李云龙还真要做出出格的事情。在解放后,已经结了婚的李云龙还差一点出轨。在我们传统观念的英雄形象中,一个英雄人物是不会犯下这样的严重“错误”的。 其次,李云龙有点江湖习气。在老婆秀芹被抓后,他擅自集结部队去攻打鬼子重兵防守的县城;在自己心爱的部下“和尚”被土匪杀掉之后,他暴跳如雷地带着部队去为“和尚”报仇。这样的举动在传统观念中是会大大削弱英雄的高大形象的。 如果按照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形象来对照李云龙,那么《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很可能和英雄形象是挂不上钩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物形象在电视剧播出后却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甚至追捧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这与目前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自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以来,我们不但继续保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更加明确地承认并鼓励了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生活也日趋多样化。在这样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也会呈现宽松的状态,从而为接受李云龙这样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根本性的条件。 其二,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贴近于生活。“文学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这个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来源于生活的文学总要对生活作出一些修正或者虚化,也就是说,恰当的修正或者虚化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不过,在特定的年代,文学创作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者虚化或有些过度,所以文学作品和人们生活的距离也比较遥远。在如今这个年代,再过度地修正或者虚化生活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将自己与人们的联系割裂开来。《亮剑》中李云龙的人物形象则尽量减少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虚化,尽量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因此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其三,这样的作品更尊重观众。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也自然会随之提高,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也自然会逐渐提高。人们不会再满足于程式化、样板化的文学作品,而需要多样化、富于生命力的鲜活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者适时地推出这样的作品,应该说迎合了观众欣赏水平提高的客观需要,但毋庸置疑这是尊重观众的态度。 基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看上去缺陷很多的英雄人物形象以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一个现实、鲜活、饱满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的一种巧妙的消解,虽然在一些细节的描摹上这个人物形象依然还有些符号化,但瑕不掩瑜,谁都无法否认这个人物形象是近年来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值得人们拍手叫好。我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说,电视剧《亮剑》对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电视剧人物塑造方面甚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类似电视剧创作者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启迪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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