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论文龚自珍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1]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楚国有名的辞赋家宋玉、唐勒、景差都受到屈原的影响。[2]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独创的新时代[3]，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以最著名的篇章《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诗经》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4][5]，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6][7][8][9][10]本名屈原别称屈平，屈子，屈正则字号字原，一字灵均所处时代战国末期民族族群华夏族人物关系宋玉学生精品荐读端午节为什么要纪念屈原？该不该纪念屈原？作者：写乎你所不知道的屈原——楚国变法的改革家作者：浩然文史快速导航主要成就轶事典故历史评价后世影响亲属成员相关争议后世纪念史料记载艺术形象人物生平早年经历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正月初七日，一说周显王三十年（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屈原生于楚国丹阳秭归。次年，居乐平里。屈原像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年），屈原居乐平里。自幼嗜书成癖，读书多而杂，“石洞读书”与“巴山野老授经”当在这一年。周显王四十年（前329年），居乐平里。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十分同情贫苦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6][10][11]初露才华周显王四十八年（前321年），秦军犯楚境，屈原组织乐平里的青年奋力抗击，他一方面居高临下地对青年们进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巧用各种战术，机智果敢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展其非凡才华。周慎靓王元年（前320年），仲春三月，屈原应楚怀王之召出山进京。这一年他在鄂渚为县丞。周慎靓王二年（前319年），升任楚怀王左徒。这一年深秋，屈原首次出使齐国。周慎靓王三年（前318年），忙于楚之内政外交工作。楚、魏、赵、韩、燕五国联兵攻秦，屈原随军而前。[10][11]变法改革周慎靓王四年（前317年），屈原忙于变法改革，制订并出台各种法令。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继续进行变法改革，与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进行斗争。周慎靓王六年（前315年），深入进行变法改革，民心沸腾；楚之形势大变，旧贵族面临着覆灭的命运。[10][11]谗而见疏周赧王元年（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被罢黜左徒之官，任三闾大夫之职。周赧王二年（前313年），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今河南西峡、淅川、内乡一带）。秦国张仪破楚齐联盟，楚怀王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汉中郡沦陷，史称“丹阳之战”。陈洪绶《屈子行吟图》周赧王三年（前312年），楚国发兵反击秦国，在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大败。楚怀王重新启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目的是让齐楚两国缔结新的联盟。周赧王四年（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汉中之半给楚，与楚结盟。楚怀王比起汉中的土地，更想要获得张仪。张仪来到楚国，由于重金贿赂了靳尚，并得到楚怀王宠姬郑袖进言，得到释放回到秦国。秦惠文王死，子武王荡立。屈原出使齐国，回来楚国的时候张仪已经离开，屈原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后悔，派人追张仪没有追到。周赧王五年（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张仪由于不被武王满意，离开秦国赶赴魏国。屈原仍事怀王为三闾大夫。怀王领悟到被张仪欺，出于一时权宜之计起用屈原为齐使，当屈原从齐国回来后马上便被楚怀王疏远。周赧王六年（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齐宣王欲为纵长，恶楚之与秦合，遣使遗楚王书，怀王犹豫不决，昭睢力谏，遂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屈原不能参与朝政，极可能通过昭睢等大臣敦怀王合齐。周赧王七年（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韩宜阳。屈原居住在郢都，设坛教学。周郝王十七年（前298年），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楚，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十五城而去。[10][12]流放汉北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屈原流浪汉北（汉江以上，今河南南阳西峡、淅川一带）。秦楚复合，与屈原谋划相反，而奸人必有谗言害之，避地汉北，当有不得已之情在，故《九章·抽思》有欲归不得之意。傅抱石《屈子行吟图》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打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击退了三国联军。次年，秦国一大夫与太子横因为私事争斗被杀死。太子横惧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国。此事使秦、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此后秦国对楚国的频繁进攻。“屈原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让不真实的语言蒙蔽了正确的语言，这些谣言将会损害楚国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挟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六城。[10][13]放逐江南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楚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楚绝交。屈原被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他从郢都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张翔洲作品《屈子投江图》周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屈原到达长沙，在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览山川形势，甚起宗国之情。周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楚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二十四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九章·哀郢》分析，是从郢都（今湖北江陵）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今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今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时间长达十六年，在这之间并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九章·悲回风》等。[10][13]自投汨罗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楚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这一年大概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屈原当时六十二岁左右。[13][14][15]主要成就文学成就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一篇，《天问》一篇，《九歌》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一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楚屈原像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二千四百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汉文学史纲要》）。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屈原作品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采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九章·哀郢》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懑的情绪，写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在许多诗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诗人在愤激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写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地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歌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武汉东湖屈原像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中的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9][15][16][17][18][19][20]政治成就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屈原此次变法的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非常简略，后人无法窥其全貌。而从《离骚》和《九章》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一是他的改革变法是受楚怀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即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即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楚史专家汤炳正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拿归结为六条：湖南汨罗屈原祠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商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第二，举贤能。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田齐的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若鹜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当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地直达楚廷。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第五，明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题利益来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用法律形式来约束。[20][21]轶事典故屈氏家族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姓，但楚王是熊氏。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宜昌）。这就是屈原的故乡。屈原像春秋初期，约公元前七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匄。据屈原《九章·惜诵》诗句“忽忘身之贱贫”，可知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16][22]生辰八字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约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屈原在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摄提贞于孟陬”意为太岁星逢寅，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陬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惟庚寅吾以降”则说明屈原出生那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同年正月二十二日。学界一般定为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16]屈原取名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意思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征；“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征，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好兆头。司马迁曾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国王室为芈姓熊氏，芈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后，和楚怀王熊槐为本家。春秋时期，楚武王封儿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领，因为瑕王子本来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错，就让他去享用屈邑的物产，人们于是称他为“屈瑕”。由此，楚王为芈姓熊氏，屈氏就成为了熊氏的一个支氏。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魏晋之后姓氏合一，就不再存在这个问题。[16]历史评价正面评价古代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班固《离骚序》：”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屈原半身像王逸《楚辞章句序》：“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洪兴祖《楚辞补注》：“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虽死犹不死也。”李白《江上吟》：“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苏轼：“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朱熹《楚辞集注》：“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24]近现代梁启超：屈原是“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郭沫若：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毛泽东：“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闻一多：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继吴起之后，在楚国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他在文学方面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文学成就所掩。其实他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他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内容。”胡乔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张正明《楚文化史》：“老子学派的发展有两个趋向：其一是发展为庄子哲学，其二是发展为稷下精气说。稷下精气说在南方的代表是屈子哲学。”龚鹏程《中国文学史》：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作为当年全世界纪念的四大名人之一，当年的《文艺报》集11号社论《屈原和我们》：“屈原是世界性的伟大诗人，是登上了世界文学史上最高峰的人物之一。”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德林《论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屈原诗篇有着固有的民族特色，然而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屈原的思想是全人类的财富。”《屈原辞赋垂千古》：“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不朽名字，排在中国诗歌、世界语言艺术最优秀的作者的前列。屈原作品是属于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现象，它的伟大和社会意义，越是到后来，便显行越充分、越清楚。”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学教研室主任谢列勃里亚可夫《屈原和楚辞》：“楚辞最主要的作家屈原的英名也赫列于世界文豪之林。”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和艺术科学院成员、亚洲研究协会成员詹姆士·海陶玮《屈原研究》：“一个大诗人，又如此追求创新，这在世界文苑中确实极为罕见。”[25][26][27][17][28][29][30][31]负面评价杨雄：“过以浮。”“蹈云天。”班固：“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非明智之器”。颜之推：“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24][25]后世影响人格精神一、屈原的生命意识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程连欧画作《屈子吟》屈原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光飞逝、美人迟暮的时间紧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识。面对大自然的四季变换，能引发人类共通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对美人迟暮之感的抒发，代不乏人，历久弥新。但是还没有谁像屈原那样面对时间飞逝而产生紧迫甚至恐惧的感受。二、屈原文学作品中的爱国精神对后世的影响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诗人为后世所景仰。他那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在政治斗争中坚持理想、宁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对现实大胆批判的精神，给后世作家作出了示范。在《离骚》中有许多表现屈原拳拳爱国之心的诗句。汉初贾谊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被贬谪长沙，当他经过汨罗江时，有感于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赋》，一方面对屈原进行悼念引屈原为知己；一方面学习屈原的创作精神，对是非不分的黑暗社会现实做了大胆的揭露和

昙花做一朵昙花,只有香如故昙花,一现.至今不能忘却初见昙花的惊异——月光如练,凉风如水,它就那样轻盈地展开自己的双臂,如精灵般超凡脱俗,不含一丝一毫的杂念,让人窒息的美埃但,如此短暂.为这美付出的代价,便是生命的短暂,没有流泪,没有犹豫地,凋谢,只留给人无限的慨叹与留念.生命,理应如此;美,理应如此.再娇艳的花,也会一天天老去,与其如此,倒不如像昙花一样,生命虽短暂,但却永留芳华于人世,不曾让任何的残枝败叶玷污了自己的清白.昙花之所以美,就在于它所展现的生命极致的绝美——让人惊心动魄、为之倾倒的短暂的美.由此可想,大千世界中,真正能让人动心的美丽,莫过如昙花一现般的瞬间,极短却定格在人们心中——深夜的一杯热茶,抚过泪颊的一双轻柔,面对困难的一次无畏,独上高楼的一次超脱,绝境中的一句安慰,还有那情到深处的一泪感动……定格在人心的一瞬.不要说它们太短暂,不要说它们不能长久,它们只是服从了自己内在的力量,在最恰当的时候,从内心挣出,展现给尘世一抹清观,一点孤傲,一怀感伤.一次情怀的感动,可以让它们的生命因此延长几千年——世间上最好的保留之地便是人心的记忆,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的美,何尝不逾越千年呢?肉体逝去,而精神永存.不要再驻足于花园,因为没有不败的花;不要沉溺于现实的享乐,因为没有用不完的财富,不要梦想长生不死,因为没有精神的支撑,那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的皮囊.倒不如做一朵昙花,在最美丽的时候,飘然而逝,只留一缕芳魂无断绝.做一朵昙花吧,留下你芬芳的气息,留下你孤傲的美丽——短暂的生命,美的极致.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又号羽□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生平：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①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②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已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但他冲出考据学的藩篱，不为家学和时代学风所囿。在现实社会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的启发下，他以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研究现实。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他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平均篇》指出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败坏现象及其危险的后果:“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张，要求“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挹彼注兹”，平均贫富。在《尊隐》中，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大胆想象和热情颂扬，向往着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 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已亥杂诗》自注）。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梁章巨《师友集》卷六《仁和龚定庵主事》条），表示希望参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更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文学创作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深深为边塞形势担忧，感慨仗剑报国的志士无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剑”和“箫”、“剑气”和“箫心”来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对于自己的志向抱负不能实现，深为苦闷。在“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天地署无愁”（《梦中作四截句》）的现实环境下，诗人除了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为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因此，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龚自珍诗的特点： ①政论、抒情和艺术形象的统一。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②丰富奇异的想象,构成生动有力的形象。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③形式多样，风格多样。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④语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 龚文的表现方法也很特殊。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但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己亥杂诗》）他所谓气体，就是风格，自知缺乏现实社会内容。本集和版本 龚集传世版本甚多，最初有《定庵文集》3卷、《余集》1卷，附《少作》1卷,道光三年自刻本。《己亥杂诗》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龚自珍去世后第二年，魏源所辑《定□文录》12卷，又考证、杂著、诗词12卷（《定□文录叙》），无刻本。后有《定庵文集》3卷、《续集》4卷，同治七年吴煦刻本。今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定□文集》4册，涵芬楼影印《定□文集》3册，均吴煦本。光绪以来至清末，传本益多，有光绪十二年朱之榛《定□文集补编》4卷；以“全集”名者，有光绪二十三年万本书堂刻本《龚定□全集》；有宣统元年国学扶轮社排印本《精刊龚定□全集》；有宣统元年邃汉斋校订时中书局排印本《校订定□全集》10卷；有宣统二年扫叶山房石印本《定庵全集》等。民国以后，有1935年上海襟霞阁本《龚定庵全集》；1935年王文濡编校、国学整理社本《龚定□全集》；1937年夏同蓝编世界书局本《龚定□全集类编》等。1959年王佩□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本《龚自珍全集》,此本基本上参照邃汉斋校订本编例,分为11辑，第1至第8辑为文，第9、10辑为诗,第11辑为词。 二十七岁为举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九年，始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年代】：清 【作者】：龚自珍 【作品】：己亥杂诗 【内容】：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晚清思想家，史学家。一名巩祚，字瑟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二十七岁为举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九年，始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他喜欢中晚唐的诗词文章，认为那种写法是名家之作。

龚自珍 幼聪明，能读等身书。又获闻其外祖段茂堂六书音韵之学，自视甚高。故事，凡翰詹科道子弟，别为官卷，较民卷易入彀。君顾不屑藉门荫，以县学生就民卷中式嘉庆戊寅恩科本省经魁。屡上春官不第，狂名满天下。既购洞庭别业，又买昆山徐侍郎秉义故宅居之。道光己丑成进士，以不工书，不得入翰林。用知县，改内阁中书，擢礼部议制司主事。丁父忧归，掌教云阳书院，膺暴疾卒。 其为学，务博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广引，己说得申乃已。治经始由训放，继及刘申受、宋于庭游，闻常州庄氏说，则转好今文之学。然所造顾不深，亦疏家法。惟所作《古史钩沉论》谓：“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与章实斋“六经皆史”之主张相近。又熟习掌故，通蒙古文，长于西北舆地，旁逮诸子道释金石术数，莫不贯串。为文瑰丽恢诡，诗亦奇境独辟。著述极富，惜多佚弗传。后人裒其遗集，仅存十有八卷。外《太誓答问》一卷、《春秋决事比》一卷，收《经经解》中。馀皆无从踪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