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选注的学术特色与价值论文

民国前期，中西思想碰撞、新旧文化交替，晚清以来形成的同光体、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桐城诗派等复古的诗派依旧活跃诗坛，新兴的南社及后来的白话诗派风头正劲；至三四十年代，学界对宋诗的整体评价纷纭错综，或唐宋持平，或尊唐黜宋。正是在这一文化生态环境与诗学背景下，此期新编宋诗总集既赓续了传统诗歌总集的旧模式，又在编撰缘起、审美取向、呈现形态上表现出一些新特征、新成就。 一 在复古派的阵营中，同光体诗人承道光、咸丰以来以程恩泽、祁藻、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曾国藩等为主将的宋诗派而来，鼓吹宋诗最力。该派代表诗人陈三立、郑孝胥、陈衍、沈曾植等，皆负一代盛名，其中陈衍既长于诗作，又有《石遗室诗话》《宋诗精华录》等诗学著作，其推崇宋诗更是不遗余力。同光体诗人宗宋的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实践，对民国时期宋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桐城诗派是晚清以来诗坛影响较大的一个诗派，其论诗兼取唐宋，以矫浙派、性灵派之弊。桐城诗派传人甚多，姚鼐之后，有方东树、姚莹、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等后劲，民国初期有马其昶及著名诗选家高步瀛、吴闿生等。他们与宋诗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不少桐城派学者亦属于宋诗派。南社由柳亚子、陈去病及高旭等于1909年在苏州成立。南社之“南”，指“操南音，不忘本”的意思，其中许多诗人为同盟会成员。他们以历史上的几社、复社为榜样，提倡民族气节，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南社虽然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进步文学团体，但由旧文人为主体，其诗学主张同样具有传统复古的特征，从创立之初到1936年解散，内部成员在诗学主张上一直存在宗唐、宗宋的巨大分歧与差异。作为南社主任的柳亚子主张诗宗三唐、词学北宋，认为既然要革命，就要连同拥护清 *** 的同光体也一并反对，因而鄙弃宋诗，其诗学思想主要见载于《论诗六绝句》《论诗五首答鹓雏》《妄人谬论诗派书此折之》等。但他的这一诗学主张却遭到了胡先骕、姚锡钧、朱玺、成舍我等宗宋诗人的激烈反对，因此发生多次争论，最终导致南社解体。 与同光体的极力宗宋、桐城诗派的唐宋兼取、南社的尊唐宗宋纷争不一不同，另一些复古诗派则视宋诗为洪水猛兽。汉魏六朝诗派以主张诗学汉魏六朝而得名，其代表人物为王闿运。它的出现是为反对道光、咸丰年间的宋诗运动，特别是反对承宋诗运动的同光体。王闿运鼓吹汉魏六朝，贬斥宋诗与中晚唐诗，所编《八代诗选》取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即立此存照。王氏门生众多，如廖平、刘光弟、齐白石、夏寿田、杨锐、张晃、杨度等，故当时颇有影响。另有中晚唐诗派，代表诗人是晚清著名诗人樊增祥和易顺鼎，其诗宗中、晚唐，喜为艳语，流于轻薄。他们不像王闿运有《湘绮楼说诗》，陈衍有《石遗室诗话》，而只有零星的理论散见于其诗文中，故在当时影响不大，追随、学习其诗风者不多。 与复古诗派同时，当时代表前进方向与进步倾向的诗派有诗界革命与白话诗运动。诗界革命派是清末产生的一个诗派，其代表人物为夏曾佑、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以黄遵宪的创作成就最高。谭嗣同于1898年“戊戌变法”中被杀，黄遵宪1905年去世，而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受同光体诗人影响较大，梁启超晚年甚至拜同光体诗人赵熙为师，向陈衍等学习诗艺，故民国初期诗界革命派已经渐趋式微。诗界革命派、桐城诗派及南社中部分成员或出自同光体诗人门下或向同光体诗人学习，故无法取而代之，产生较大影响。民国时期能够与同光体抗衡，与之并驾齐驱的是“五四”时期出现的白话诗派，其代表诗人有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等。这是继“诗界革命”后，中国诗歌的又一次颠覆性革命。与古典诗歌相对而言，白话诗打破旧诗格律，不拘字句长短、用白话写作，有时也称“语体诗”“白话韵文”。胡适的《朋友》《赠朱经农》等八首诗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引起轰动，这是新诗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新诗。他的《尝试集》（1920年），也是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 总体来说，白话诗派是要将包括宋诗在内的一切旧文学彻底打倒，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与宋诗水火不容，桐城诗派唐宋兼取，南社成员尊唐宗宋，莫衷一是，只有同光体诗人一意鼓吹宋诗。唯其如此，宋诗的倡扬者必须果断地站出来，编选总集，宣传宋诗，以回应宋诗的否定者。如《宋元明诗评注读本》的编选者王文濡为南社成员，《唐宋诗举要》的编选者高步瀛均为桐城诗派成员，《宋诗精华录》的编选者陈衍为同光体诗人。最值得肯定的是，随着白话诗运动的积极向前推进，民国时期不多的宋诗总集中，就出现了像熊念劬编选的《宋代如话诗选》，凌善清编选的《白话宋诗五绝七绝百首》，这样一些规模较大、学术质量较高，流传较广的宋代白话诗总集，这在前此的宋诗总集中是较少见的。宋诗总集编撰的转型于此或见端倪。 二 民国时期，尤其是三四十年代，学界对宋诗整体地位与价值的评价，主要表现出两种彼此不同的意见：其一是主张唐宋诗持平论，主要见于缪钺的《论宋诗》（1940年）及钱钟书的《谈艺录》（1948年），此为人耳熟能详，兹不赘述；另一种观点以来自宋诗研究圈外章炳麟、鲁迅及闻一多等在思想界、文学界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作出的不利于宋诗研究健康发展的表述为代表。早在民国前的宣统二年（1910），国学大师章炳麟在其《国故论衡》卷中《文学·辨诗》中评价唐代以后的诗歌说：“宋世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乐（词）”，“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太炎先生认为，宋代诗势已尽，宋人所作诗只能视作史料，了无情性。这无疑给包括宋诗在内的唐后诗歌判了死刑。鲁迅的旧学功底深厚，对唐诗相当熟稔，其七律重理，偏向宋诗一路，然受章太炎的影响，他在1934年12月20日致友人杨霁云的书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显然与乃师章炳麟的宋诗观一脉相传。二人皆道出了宋人的尴尬处境，即宋人并非文学才华不及唐人高或情感不及唐人丰富，而是诗的时代已经过去。著名诗人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则曰：“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载《当代评论》第四卷第一期，1943年12月）只肯定北宋诗，将有着辉煌成绩与爱国精神，且数量两倍于北宋的南宋诗一棍子打死。在西南联大中文系，闻一多主讲《诗经》及唐诗，朱自清讲宋诗，这或许是闻一多对宋诗不太熟悉而心存偏见的原因。 如上可见，闻一多毕竟还承认北宋诗，其他两人则将整个宋诗一笔抹杀。值得幸庆的是，晚清民国以来，学界对宋诗研究，特别是对宋诗总集的编撰并未受到这种文化霸权更多的影响。桐城诗派、南社中部分成员对宋诗仍然一往情深，特别是“同光体”后劲的积极倡扬，众多研究者发扬光大，其间的宋诗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出现了陈衍、高步瀛、王文濡、熊念劬、胡云翼、吕思勉、柯敦伯、梁昆、缪钺、钱钟书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宋诗研究学者，产生了《宋诗派别论》《宋诗研究》《谈艺录》（主要研究宋诗）等一批里程碑式的宋诗研究著作。民国时期宋诗总集编撰的数量虽不算多，但在编辑思想、选录原则与著述体例、方法等层面与传统宋诗总集比较，既有承继，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变化，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将民国时期称为宋诗总集编撰的转型时期。 三 民国间新编宋诗总集约十部左右，数量不多，然内容、形式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其中熊念劬编选的《宋人如话诗选》、王文濡评注的《宋元明诗评注读本》融选、注、评于一集，或彰显诗旨，或指导初学，是民国时期出现的两部颇有新特点的宋诗总集。 《宋人如话诗选》采用新式标点，分体编排，其中卷一五言古诗150首、卷二七言古诗139首、卷三五言律诗300首、卷四七言律诗319首、卷五五言绝句83首、卷六七言绝句398首，凡录两宋白话诗1389首，是一部规模比较大的宋诗总集。该集针对当时一些诗歌流派刻意复古，学这学那，写诗生涩古拗，语言流于秾艳华彩，故极力鼓吹宋代白话诗。关于《宋人如话诗选》的编选目的与缘由，编者熊念劬在序言中说：“因宋诗选本，为坊间所绝无”，“新游寓居沪渎，见报刊所撰话体诗，辄兴发，因探录唐以来历代诗之较为易解者，代为一编，名曰‘如话诗选’。”可见，熊念劬选注是编，一则倡扬宋诗，改变当时市面缺少宋诗选本的失衡格局；二则受当时上海新诗写作与刊载的启发，鼓吹宋代白话诗。何为“如话诗”？什么样的诗才算“如话诗”？编者在该集《凡例》中开宗明义：“本编选辑宋诗以明白如话为主，故格调不厌其高，惟语取浅易，务令妇孺都解，但字句虽极浅易，而意味索然者仍不采录。”在他看来，语言明白如话、通俗易解，但须格调高雅不俗，意味深长隽永，才是“如话诗”。从选目来看，宋代杨万里（241首）、陆游（157首）、范成大（92首）、戴复古（82首）、苏轼（53首）入录诗的数量居于前五甲，最合他对“如话”的标准。在诗歌的内容与品味上，熊念劬要求既要符合传统诗歌的绳尺，又须与时代的步伐合拍，故“措辞命意虽合本编体裁，而尊王颂圣，事属献谀、谈神、说怪，语近迷信及一切不合近代思想者概不阑入。”应该说，这些诗学主张在当时诗坛复古之风甚炽的环境下，是积极健康，值得称扬与肯定的。从嗜好如话的语言，又融入时代的审美趣味出发，他敢于打破诗歌批评史上的传统看法，对一些过去不受重视，甚至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寄予高度评价，特别是张九成、汪元量、戴昺诗均因自然天成、通俗浅易，没有藻饰与做作，从而得到他的赞誉与表彰，其中戴昺的诗入录多达16首。李觏、陈造诗名均不大，亦分别入录42首、19首，居两宋诗人第六名、第十四名。方外之中，惠洪最受推重，各体皆有入录，总数达27首之多，数量超过江西诗派三宗中任何一位。注释与评点是该集的又一成绩，对一部规模如此庞大的宋诗总集来说，尤其如此。他的注释长于典故的交待与语词的出处。惟其内容多，任务重，故所得所失均在于此。 王文濡与王懋、沈伯经等合作，编撰《历代诗评注读本》与《历代文评注读本》，以为初学入门者之用，其中前书包括《古诗评注读本》《唐诗评注读本》《宋元明诗评注读本》《清诗评注读本》等四种。《宋元明诗评注读本》六卷，初版于民国五年（1916）十月，后经十次以上重印，足见流传广、影响大。是集正文诗题下有诗人简介，诗旁有圈点、注释，诗末附评语。全书按诗歌体裁分五古、七古、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六卷，共选诗292首，其中宋诗138首、元诗61首、明诗93首，是一部规模偏小的宋元明三代诗合选本。宋诗入选43家，其中五古16首、七古18首、五绝6首、七绝38首、五律25首、七律35首。从选目来看，编者于北宋推重苏轼，南宋推重陆游，分别入录29、22首，王安石、范成大次之，各选8首；在宋代诗歌各派中，他偏嗜江湖诗派与永嘉末流，而对专事模拟、缺乏性情的江西诗派，特别是西昆派与永嘉四灵却不甚看重。南宋后期江湖诗派代表诗人戴复古的诗选7首，位居两宋诗人第五名，“后四灵”之一的薛嵎诗选6首，入选数量仅次于排名第五的戴复古，而江西诗派“三宗”中，黄庭坚诗入选5首、陈与义诗仅选1首，陈师道诗则未能入王文濡的法眼，西昆体代表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之诗，永嘉四灵之诗均亦一首未选，榜上无名。编者似对浅易通俗的诗不感兴趣，故于北宋，不选邵雍，于南宋，杨万里的诗亦仅一首入选，而在五年后，1921年出版的熊念劬编选的《宋人如话诗选》，杨万里入选241首，高居榜首，所录之诗在两宋诗人中占百分之十七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反差。王文濡在卷首“编辑大意”中指出：“宋明两代，朝廷分朋党，诗家亦争门户，主此奴彼，毁誉失真。本编选辑，并无成见，理求其是，派惟其备，斟酌去取，煞费苦心。”他原本注重选诗的全面性，要求能概括一代诗歌之面相，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却不尽如人意，取舍之间，随意性太大。该集融诗选、诗注、诗评于一炉，其中选、评两项工作由王文濡亲自进行，注释则由汪劲扶、沈镕两人完成。其所评点，或发掘诗歌蕴含，或申论社会时事，或品鉴佳句技艺，或考析句式结构，凡此皆能原原本本、细致周密，彰显他通观、进化的诗学观与偏重情致深婉、写景如画的审美观。 民国间影响大、质量高、流传广的宋诗总集应属陈衍编的《宋诗精华录》与高步瀛编的《唐宋诗举要》两种。《宋诗精华录》4卷，入选129人，诗690首。编者分宋诗为初、盛、中、晚四期，论诗不争“唐宋之正闰”，认为宋诗“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有着与唐诗相似的重要地位。该集对宋诗的甄选首先体现了编者反对祧唐宗宋，力主唐宋互参的整体诗学观，书中于宋诗各时段、各流派的代表作家作品均有选录，既重学问之诗，又不忽视性情之作，较之那些于诗人取舍时畸轻畸重，往往失之偏颇的明清宋诗总集，其视野要通达、开阔得多。是集入选之诗达20首以上的作者有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杨万里、陆游、刘克庄等9人，入选一首诗的作者共56人。所选之诗虽未必尽精，但有很多是众口传诵、风格不同的佳作。《宋诗精华录》所选部分诗的评语体现了编者较为丰富的诗学思想。第一，注重避熟避俗，主张生新求变，即语必生造，意必新奇。第二，推崇吐属大方，感情真挚，不搬弄技巧的诗。第三，认为宋诗学唐而能自成一格，客观地比较唐诗、宋诗各自的优劣得失，甚至认为宋人有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超过唐人之处。第四，陈衍相对忽略诸如说理、论禅及次韵、用典这些原本属于宋诗特色的内容，不喜词费语复，过于直露的长篇古体，是集中此类诗少之又少，评价亦低。《宋诗精华录》是一部颇富学术水准的书，然编者也有老眼昏花，看错弄错的时候。此书甫出，朱自清、陈寅恪、程千帆等人或撰书评，或予批注，分别就该书反映出的诗学观，对宋诗的评点及录诗张冠李戴等问题批漏指瑕。 近人高步瀛选注的《唐宋诗举要》编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是民国间又一部重要唐宋诗总集。该书凡入选唐宋两代102家，诗804首，八卷，是一部规模偏大的诗歌总集。其中唐代84人，619首，宋代17人（附金元好问诗12首），197首，从诗人分布与诗歌数量来看，明显唐诗显得畸重，漏选的宋诗佳构自然不少。全书分体编排，以人系诗，所录宋诗按入选数量，依次为苏轼55首、黄庭坚39首、陆游25首、王安石21首、欧阳修16首、元好问12首、陈师道7首、陈与义6首、梅尧臣5首、宋祁2首、杨忆2首、贺铸、刘筠、宋庠、苏洵、曾巩、王安国、刘季孙各1首。南宋除陈与义、陆游外，其他作者，包括范成大、杨万里这样的大诗人均未入选，足见其对南宋诗亦不甚看重。编者录诗主要抄自王士禛的《古诗选》《唐人万首绝句选》、姚鼐的《今体诗钞》及吴闿生的《古今体诗约选》，实际上是以上选本的再选本，不免为其所囿。高氏不满意方回的“一祖三宗”之说，以为方氏称颂二陈太过，实不免门户之见，但也肯定二陈“佳处自不可没”，论点持平。所选诗人均为大家，偏重艺术性，尤爱带有出世思想与感伤情调的作品。在编选宗旨上为桐城诗派张目，注释大量引用姚范、刘大櫆、姚鼐、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等人言论。虽说作者编选是集的目的在于读者诵习而不在反映唐宋诗的全貌，但也不免过偏。在诗体上，编者偏爱七言，所选诗歌数量明显多于五言，特别是入录2首及以下的诗人中，除贺铸1首五律外，宋祁、杨忆、刘筠、宋庠、苏洵、曾巩、王安国、刘季孙等八人之诗均为七律。《唐宋诗举要》的成绩主要在于它的注与评。是集每卷卷首有诗体的源流发展勾勒及代表诗人风格分析；诗人名下有小传与总评；诗前有题解，有时很长，类同一篇札记；诗后有集注，主要对历史事实、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及难解词语进行注释，有助于理解原诗；诗歌正文中时有集评。题解、集注与集评引征广博、资料丰富，对旧注讹误间有订正，有时参以己见，时有创获。此书原为北京师范大学讲义，1935年由北平直隶书局排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重印1974年版时，删去了所谓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评语，这些评语被认为是“有不少迂腐甚至是反动的东西和封建性的糟粕”“大抵是毫无文学批评价值的空话”。 钱仲联编撰的《宋诗选》（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7年出版）虽流传不甚广泛，但规模适中，选目适宜，覆盖众体，佐以诗句圈点，复辑历代诗话、笔记评语于诗末，可谓民国间又一部宋诗之佳选。全书不分卷，凡录五古94首、七古83首、五律133首、七律142首、五绝50首、七绝211首，计713首。关于该集的成书过程，编者1936年12月序称，1934年至无锡国专，“为诸生说诗”，“既毕授汉魏六朝三唐之作，复继以宋诗”。为编讲义，他遍检前代总集，认为《宋诗钞》《宋百家诗存》“卷帙既繁”，《宋诗类选》《宋诗略》《宋诗别裁集》“抉择未精”，竟无一能入其法眼，“乃辑是编，不拘门户，一以精严粹美为归，宛陵、庐陵、半山、玉局、山谷、后山、简斋、石湖、剑南、诚斋诸家，所录甚夥，西昆、九僧、永嘉四灵暨诸小家，略及之而不暇求备”。可见“精严粹美”为该集之审美宗旨，突出大家，不弃小家，详略得当，为是书之选录特点。而“学者取径于是，进而泛览各家专集，以博其趣，宋人真面，不难全出，虽不足为瑰玮而有余于琢炼”。说明导航点津，为宋诗初学者指明路径，开辟不二法门则为是集的编选目的。在选目上，编者特别垂青于赠答酬和、写景咏物、抒怀言别等作，艺术上偏嗜“精严粹美”之作，而不甚措意于家国政治、民生疾苦的作品。

第一编：初宋时期 概说传统的学术观念都认为，初宋诗是唐体的某种延续，直到梅尧臣以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宋诗。这一观点大致是源自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中所说：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熄，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以后，清人叶燮在《原诗外篇》中给予进一步的界定：开宋诗一代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以后文学史、诗史大多采用此说，梅尧臣也就成为了宋诗的开山祖师，但另一方面，每一部宋代文学史、诗史，又绝不能从梅尧臣开篇。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即一方面不承认初宋诗体为宋诗，一方面，又不能不从初宋诗风说开。 笔者认为，此说有其合理的一面，又同时有着它的局限之处。我曾经倾数年之力研究苏诗，研究苏轼对于宋诗体制的创建，所以，那时看了刘、叶之论，极表赞同，因为那时我是站在苏轼的立场上看待诗史，苏轼自然就成为目光所及的聚焦之点，苏轼以外的时代很容易就看得轻了。现在，当我来面对整个宋诗的变化时，我不能不惊讶地发现，苏轼以外的宋诗的每个阶段、每位诗人，都有着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不可替代的意义和影响，虽然这并不影响苏轼的伟大地位。 其实，刘、叶所说的宋诗，指的是宋诗的某一个阶段，就是笔者所概括的梅、欧、王、苏所代表的盛宋时期。盛宋时期，大家众多，作品丰美，是整个宋诗的高峰，所以，很容易将盛宋这一个时期作为整个宋诗的全体，因此，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为什么这样讲？你只消想一想，梅尧臣所追求的诗风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就明白了。梅尧臣所追求的平淡诗风，恰恰与初宋白体诗风有着共同的追求，即便不说是白体的延续，它们之间总是有着某种共同点。说梅尧臣主张的平淡诗风就是宋诗的总体特征，一方面可以这样讲，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这样讲。说它正确，是宏观的鸟瞰，是大略的说法；说它不对，是细致的看，在宋诗发展的某些阶段，就不再追求平淡。江西诗派追求平淡吗？理论上追求，实际上却是清峭生涩、"闭门觅句"的苦吟方式。这种方式与梅、欧、王、苏的，特别是苏轼式的、陆游式的、杨万里式的冲口而出、天然而成的作诗方式迥然而异。从这点上来说，江西诗派倒是有些晚唐体的意思，只不过晚唐体苦吟景物意象，江西诗派苦吟书本前人而已。当然，梅尧臣所开山的诗风，就更不能代表晚宋的江湖时期，因为，那个时候，诗史似乎又回到宋诗的出发点之一的晚唐体。当然，只是似乎，而并不是真正的重复。从来就没有重复的历史，也没有重复的诗史。 所以，刘、叶所说的，梅尧臣所开的宋诗风气，指的只能是宋诗的一个时期，即笔者所概括的盛宋时期。它即不能断裂开与前人的继承，也不能局囿于后人的变异。 初宋诗风，就是初宋的诗风，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 这一点，有些学者已经有所认识，如许总认为初宋诗人："基于文人审美趣味的高层化要求，艺术经验的探索与积聚而对精巧典丽的构思与形式的追求，本身也蕴蓄了一定的趋变因素。因此，宋初虽以承袭晚唐为起点，但其深层实已生成了整个宋诗史最显著的特征——变革精神的基因。"（许总：《宋诗史. 引论》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初宋有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三体鼎足而立，分别上承白居易、贾岛和李商隐，如宋人蔡居厚《蔡宽夫诗话》所说：国初因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僖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如元人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二《送罗寿可诗序》中所说：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奇）；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庠、祁）、张乖崖（咏）、钱僖公（钱惟演）、丁崖州（谓）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野、闲）、潘逍遥（阆）、赵清献之祖（湘）。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势极盛。转引自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对于这些说法和归纳，笔者并无异议。初宋确实是沿袭中晚唐五代而来，正如盛宋于初宋，也是沿袭变革而来。变革是延续的另一种形态。 宋诗对于前人的延续，其实是沿袭着唐诗中所萌生的新兴的因素，从而成为联结唐与宋的中介。 也就是说，对于唐诗的变革，并不始自于宋，而是在唐人的肌体之内就已经开始了。笔者在拙著《中国古代诗歌流变》中，对此已有详论，并标举李、杜、韩、白为宋诗的四大先驱，以后，贾岛、李商隐、罗隐、陆龟蒙等则为由唐入宋发展的链条。 所以，与其说初宋诗风不属于宋体而应归属于唐，毋宁说，韩、白等中晚唐诗人已经"春江水暖鸭先知"，得风气之先。 初宋的三种诗体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构成了以后宋诗发展的主要基因。白体诗与晚唐体构成了平易与艰涩之间的矛盾，晚唐体与西昆体之间构成了表现对象及源泉之间的矛盾。 像是一个人"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样，初宋的诗歌因素在后来的发展中都得到了发展。盛宋的平易之风与中兴四大诗人会在白体诗风中得到某些共鸣；黄庭坚之后的江西诗派，虽然是在反西昆的旗帜下发展的，但他们对于书本学识的重视，恰恰与西昆有着某种呼应；而晚唐体则一直到晚宋的江湖诗派才得到回响。 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复和复活，而是像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一样，不仅有父亲的基因，而且有母亲的和其他方面新的构成因素，才能成为一个新的生命。譬如江西诗派对于西昆，有着变异和求同的因素，同时，它也兼有白体及盛宋以来对于"平淡而山高水深"的美学追求。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苦心孤诣，闭门独造，这就合于晚唐体的精神了。 初宋诗有三体，凡数十家，以白体开端，而以西昆为归宿。 我们先说白体。第一章 初宋之初：白体与平易诗风的奠定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以往的论者往往认为，初宋的白体诗是直接上承中唐的白居易， 这里显然是犯了粗疏的毛病，实际上，初宋的白体，是承五代十国而来，开端于徐铉，而徐铉等正是五代十国诗体流变的结束。此一时期的开端恰恰是彼一时期的结束，结束的同时即是开端，正合于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欲述宋代诗坛，必先从五代十国说起。 事实上，五代十国的诗体流变，不仅预演了宗白诗体，而且预演了初宋三大诗风的消长，而且预示了宋代诗风的走向。 五代十国的诗坛，与初宋诗坛相似的一点，就是都经历了三大诗体，即承晚唐温李而来的一派、承中唐贾、姚而来的一派和承元、白而来的一派。所不同的是，初宋发端于白体而终结于学习温、李的西昆，五代则是发端于温、李而大盛于白体。 五代十国之所以会白体大兴，不外乎有这样的几个原因： 首先是诗体矛盾运动的结果。唐诗极盛，各种风格几乎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唯有俗的一派发展不够充分，在经历了元、白时期的短暂辉煌之后，就被更为夺人眼目的温、李一派的华美所超。而温、李的的华美经历了晚唐之五代初期的发展，就阶段性而言，已经发展充分，它的再发展，有待于一个承平的时代氛围，那就是以后的西昆体的辉煌。元、白体之俗与温、李体之艳，这一对矛盾对立体，恰恰是应该易位的时候，此其一。 其次，五代俗文化的全面兴盛，使诗歌的通俗化流向成为必然趋势。从诗人的构成与审美取向来看，原本出身于武将的帝王，也几乎无不趋拜风雅，蜀国王建父子、南唐李家父子君臣莫不如是。盖因天下大乱久矣，人心思于安定，渴望文化盛世。而帝王大多行武出身（南唐除外），喜欢通俗易懂，因此也倡导通俗，遂为时尚。 其三，白居易其人其诗，"作为唐王朝盛衰转变期新兴庶族的诗歌大家"，集中体现着历史转折期的世俗思想和创作特征，充分呈现出封建士人思想性格的双重性和人生、 创作历程的阶段性：既尊奉儒学， 又‘栖心释梵， 浪迹老庄'（白居易：《病中诗十五首序》）；既力行‘达则兼济天下'，更主张‘穷则独善其身'（白居易《与元九书》）；即有议论讽刺时政的讽喻诗，又有‘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闲适诗；即长于为尊古后学所倾重的古体诗，更长于时兴的近体。‘立身白足行，为文六艺全。'（皮日休《七爱诗. 白太傅》）其人格与诗品无不堪后世资法。"（贺中复：《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 期。） 有了这多方面的原因，五代十国也就形成了百川赴海的局面，如五代后周的陶谷在《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中所说，"世称白傅文行"：盖后之学者，若群鸟之宗凤凰，百川之朝沧海也。考之五代之诗体流变的轨迹，也确实如此。无论是由唐末原来效法温、李的罗隐等人的嬗变来看，还是从学习贾、姚一派由重贾到重姚再到宗白的发展轨迹来看，在五代十国时期，三派合一，归于学白，是大致不差的。白体？还是元白体？其间也有个变化。中唐时期，元、白并称，元稹名在白居易之上，不过，自唐末始，"元、白两不相下"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就是白体诗的俗，逐渐战胜了元体之艳，至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已经奉白为"广大教化主"，而元只得"入室"而已。所以，元白体到了五代十国，并顺势发展的初宋诗体，就逐渐改称为"白体"，也只有称为"白体"方才准确。 五代十国时期对于白体诗的承继，首先表现在作诗的条达疏畅上。其中导夫先路者当推"香山之替人"（清人郑方坤《五代诗话》）韦庄，其次有入闽后诗风"顿趋浅率"而"逗宋格"的韩渥等。韦庄的《秦妇吟》即是其中的代表作。其次，就是诗歌的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如吴越名家罗隐、贯休等，开了宋诗特质的先河。至五代后期，经南唐众多士人的相继探索，遂形成五代后期宗白诗风的基本特征，首先就是变白体之"美刺"而为吟咏性情：呈现出范围的内敛和重心的转移，由表现广大士人怀才不遇之类的生活情感转为集中揭示上层官僚士大夫，特别是高官显宦的值宿、从幸、侍宴、应制、赏花、歌酒等种种生活感受。（参见同上）其次是次韵唱酬，"所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总结，成为五代后期及初宋的文人时尚。再次则是对于"率意而成"作诗方式的追求。此时期的三大派，无论学习贾、姚一派，还是学习温、李一派，都是需要苦吟雕琢而成，惟有白体，率意而成，直抒胸臆，更兼以学习李白的汪洋恣肆，摆脱拘束，从而在写作的领域里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天地。 初宋的白体诗派，正是在这种局面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的。第二节 初宋的白体诗白体的浅易与晚唐体的艰涩、昆体的晦涩恰成对垒，它只是为今后的欧、苏平易思潮所做的一个伏笔，一个准备，一次预演，它只是远远地标识着一个走向。诗史的舞台在宋初的时空里，远远没有为真正宋诗体制的演出做好准备，像是一个在潜意识里准备返朴归真的精神贵族，他还远远没有挣到足够的资本，在没有充分享受豪华奢侈之前，他是不会真正移家农舍小院去过山野生活的。 白体诗在初宋的形成，自然有它内在的要求。 白体诗的内涵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上的唱酬以及由此要求的简易，二是学白的积极用世，关怀民瘼，后者就要进一步上承杜诗精神。 宋朝的建立，是赵家兄弟以武将而登大宝，大概与越是自己欠缺的，就越是企慕的心理有关，有宋以来，重文轻武的风气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之最，而君臣唱酬，同僚寄送，应景应制，也就成为一时之风尚。 唱酬之作可以直接效法的正是白体。白居易先与元稹，后与刘禹锡多所唱酬，开了唱酬诗的风气。 其中代表性的诗人有徐铉、徐锴兄弟。徐铉归宋前，为南唐翰林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继续其文学官僚生涯。故终其一生，唱酬诗作竟达四分之三。唱酬生涯练就了这些文学官僚的敏捷的应对能力，他们也以此为诗家法门。 在《成氏诗集序》中，徐铉阐述了他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诗之旨远矣，诗之用大矣。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风俗，故有采诗之官，陈诗之职，陈情上达，王泽下流。及斯道之不行也，犹足以吟咏性情，黻藻其身，非苟而已矣。（《徐骑省集》卷十八）阐述了诗歌"旨远用大"、"通政教，察风俗"的政治功能和"吟咏性情，黻藻其身"的心理功能。后者往往是乱世、末世的产物，而前者更多的为治世之所用。当然，有时其消长也不与政治状况完全吻合，又有着内在的文化运动规律。如唐代更重于政治功能，宋代在盛宋之后，更流行后者。徐铉之说，不仅为宋代诗学重教化讽谏的诗学观揭开序幕，同时，也为以后自适诗学的观念埋下伏笔。 作为白居易"为时而作"观念的承继者，徐铉也继承了白居易作诗的方式。徐铉称作诗"速则意思壮敏，缓则体势疏慢。"（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引）下笔如风，应声而答，不假思索的文风正是此时白体诗的特质。编纂《太平广记》的李文正公，"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也是此意。 如徐铉的《贬官泰州出城作》：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忧。 三谏不从为逐客，一身无累似虚舟。 满朝权贵皆曾忤，绕郭林泉已遍游。 唯有恋恩终不改，半程犹自望城楼。 （《全唐诗广选新注集评》第10卷，第408页）虽为仕南唐时作，已可见其诗歌风范。其中有多处见得苏诗的影子。 初宋白体诗人的另一代表是李〖（日方）。 李〗（公元925 —996年），字明远，后人习惯称之为李文正。历仕后汉、 后周两朝，入宋拜相。主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宋诗纪事》辑存其诗六首。试看《禁林春值》：疏帘摇曳日辉辉，直阁深严半掩扉。 一院有花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 树头百啭莺莺语，梁上新来燕燕飞。 岂合此身居此地？妨贤尸禄自知非。写出了初宋的太平盛世，是典型的太平宰相诗。 也有论者认为宋初白体诗，经过郑文宝对于徐铉的有意学习而承传。也就是说，郑文宝是徐铉与王元之之间的链条，这就是更为细致的诗史流变的走向图画了。 郑文宝，字仲贤，先仕南唐为校书郎，入宋举进士，历官陕西转运使，兵部员外郎。诗如《郢城新亭》：每到新亭即厌归，野香经雨长松围。 四檐山色消繁暑，一局棋声下翠微。 冰片角巾簪涧月，锦文卷石砌台矶。 近来学得笼中鹤，回避流莺笑不飞。果然，已经有些王元之的风味了。第三节 宋诗平淡风格的先声：王禹偁初宋白体诗，其中最有成就的当属王禹偁了。 王禹偁（公元954—1001年），字元之，钜野（今山东巨野）人。世为农家， 宋太宗太平兴国末中进士。他初任地方州县官吏，后掌制诰，入翰林。因为他刚直敢谏，故一再受贬黜。其家世与仕宦经历，使他对时政弊端有较清楚的认识，对民间疾苦有同情心。因此，他的诗能继承杜甫特别是白居易的优良传统，对当时社会现实有所反映。诗风简练朴素，不尚华靡，开宋诗平淡诗风的先声。有《小畜集》。 王的生平遭际与徐家兄弟不同，他虽然进士出身，翰林学士，三知制诰，但由于他生性刚直，又上承白乐天早期的极言直谏，宣言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谪居感事》），因此，他也就必然地经历了坎坷不平的人生遭际。他三次贬谪：先贬商州，再贬滁州，三贬黄州。"丹笔方肆直，皇情已见疑"（《吾志》），终致"三黜以死"。他的遭际似乎就是以后苏东坡的预演，而且，王黄州三贬的终结之地恰恰是苏东坡三贬的始发点：黄州、惠州、儋州。所以，如果人类真有托生转世的话，我相信王黄州是苏东坡的前身。苏东坡也无数次地提及他的这个前身，特别是当他身贬黄州之后，王元之就成为了他的精神慰籍。他在《王元之画像赞序》中说："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然公犹不容于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于三黜以死。"王黄州死于1001年，死后36年而苏轼生，如果真有轮回的话，看来可以考证死后36年是一次轮回。而苏轼逝于1101年，恰恰是王的100周年。 苏东坡于王黄州的巧合，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内在精神上的惊人的一致，可以说，苏东坡的那种平淡自然的美学追求就是王黄州的继续和发展，他们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整合。 所以，也可以说，王元之是开宋诗风气之先的第一人。 王元之的诗学观念，代表了以后宋诗学发展的基本走向。对于晚唐五代的艳冶文风，他在《哀高锡》一诗中给予了批判：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 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在《送孙何序》中，也说：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有所闻。在《答张扶书》中，他张扬了韩愈的"不得已而言之"的观念，却扬弃了韩愈的难险的文风，主张文贵易晓。由此出发，王元之的诗作也就很自然地突破了浅显的唱酬之意，而进一步地学习白的积极用世，由此再演进，他必然地走向学杜。在商州他写作了《春居杂兴》诗：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山副使家。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以为乃父抄袭了老杜的诗句："恰似春风相欺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因请易之。王元之怡然甚喜，说："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耶？"因此，不但不改，而且更为诗曰：本为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故事的本事诗固然在王元之诗作之中已属上乘，前两句显示了白体诗的那种随意而作，脱口而出的特点，后两句更有了杜诗风味。但比之故事引发的感慨："本为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则后者更具审美价值。因为不仅它极具概括力地写出了他自身的诗史地位，而且，对于杜甫的认识，比之前人只是从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的集大成的地位着眼，王元之指出了杜甫的开启后人的，开宋人风气的地位。在《日长简仲咸》诗中另有"子美集开诗世界"之语。 但这一名句也提示了话外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王元之碰巧用杜诗诗典而不自觉，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他与杜诗风神气貌的某种肖似，但另一方面，他不知杜诗名句，让儿子指摘，也透露他读书不够、学问欠缺的消息。这也正是此时之平易与彼时（欧、苏）之平易的不同之所在。 如果说，王元之时代的白体诗所追求的平易，仅仅是一个人年轻时代贫困的平易，历经昆体统治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欧、苏，才是经历了舞榭楼台富贵豪奢之后的返朴归真。 而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易。 这是王元之的诗史地位之所以值得重视的原因，同时，也是其诗史地位不能过高评价的原因。值得重视，在于他的审美倾向代表了以后的发展方向，他越过了昆体而指引了欧、苏后人；不能过高评价则在于，此时，毕竟不是他们的时代，而恰恰是与之相反的晚唐体和西昆体的时代。 所以，总观王元之的诗作，能够传播人口的，不过是十数首而已。如《村行》：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太宗淳化二年(公元1991年)，诗人因事获罪，贬为商州团练副使。 政治上的失意往往激活了诗人们平日为政治活动所压抑的艺术感受，从而创作出卓越的作品。王元之没有此次的失意，也就没有这首表现西北景物和贬谪心境的《村行》佳作。 诗人们由唐渐宋，面对大自然这一审美客体，载入诗歌的韵律中，并非以描摹大自然为指归，而是借大自然的题目，以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贯穿此诗的情绪，是诗人面对异乡独特景物的莫名惆怅以及排遣这种惆怅的东坡式的旷达。其中尤以颔联最为后来之学者称道。如钱钟书评"无语"二字："按逻辑说来，‘反'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题总预先假设着肯定命题。诗人常常运用这个道理。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语'的，王禹�B071�说它们‘无语'或如龚自珍《己亥杂诗》说，‘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并不违反事实；但是同时也仿佛表示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9页。）日人吉川幸次郎则着重指出诗人所探索的诗风、不同的表现对象，以及同样表现对象的不同表现方式，并标示出这些变化在诗史上的坐标："这里的叙景虽然看似平凡，却含有前人所未言或未能言的成份。如‘数峰无语立斜阳'的‘立'字，把自然拟人化，早已显出了以后宋诗的又一个特色。又如对荞麦花的兴趣，在以前的诗里固然也出现过，但在感觉上显得新颖而有所不同。最后一联的‘惆怅'意象，也与过去诗人的用法有别。要是从前，诗人是感于异乡的风景与故乡不同而‘惆怅'，但在这首诗里，尽管也为了怀念故乡而‘惆怅'，却藉着异乡风景‘似吾乡'，而流露了不妨把异乡当故乡的阔达心境。"（〖日〗吉川幸次郎著，郑清茂译：《宋诗概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 第74页。） 又如学杜的《杏花》诗：红芳紫萼怯春寒，蓓蕾粘枝密作团。 记得观灯凤楼上，白条银烛泪阑干。清人吴之振在《宋诗钞.小蓄集钞》的序文中评价王说：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矣。穆修、尹洙为古文于人所不为之时，元之则为杜诗于人所不为之时者也。所评确当，试与刘、叶之论相比，显然此论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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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宋诗选注

作者：钱锺书

豆瓣评分：9.6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10

页数：366

内容简介：

本书是宋诗选本的经典。选诗极有特色，注释翔实。书前有序言，每一诗人前有小传。作者高屋建瓴地对宋代诗人的个性以及宋诗的渊源发展、成败得失，乃至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和梳理。全书旁征博引，语妙天下。

作者简介：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1932年在清华大学结识后来的夫人杨绛，次年毕业，赴上海光华大学执教。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国留学。两年后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副博士学位，后随妻子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他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困于上海，在震旦女子文理学校任教，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受冲击，当年11月与妻子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京，8月《管锥编》定稿。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出版。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