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经济学案例论文

就写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吧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的多种学科的总称。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除了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之外，还有政治、法律、军事、教育、道德、语言、艺术、民族、宗教、家庭等方面的活动和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在所有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经济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关系也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因而，除了哲学之外，经济学，特别是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任何阶级或学派的经济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哲学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或指导思想。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的。当然，经济学各个学科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生动、具体的材料，对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也能丰富后者的内容，推动后者的发展。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等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等，归根结柢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都是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法律等，是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而确定的，是以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财产和经济利益作为任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法律等，则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而确定的。就是以维护人民的整体利益，维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为任务的。这种经济基础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制度、法律等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使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经济学和研究国家制度、法律等的政治学、法学等紧密联系起来。经济学要联系国家制度、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研究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政治学、法学等要联系所要维护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来研究各种国家制度、各种法律等。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也同样适用于经济学与以其他的社会上层建筑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经济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也有密切的联系。人们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是决定一个社会结构的基础；而经济活动又以相互间结成一定经济关系的个人作为生产的基本成员，以家庭为消费和生活的基本单位，由此结成错综复杂的社会活动网络。人们的生产活动和消费行为都有一定的心理动机，并受行为习惯的影响。但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状态，也往往是以一定经济利益的考虑为基础

生活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陶一桃教授著过一本书,书名为《经济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记得笔者初闻该论断是在刚入学时的新生见面会上,自那时起这句话便在笔者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促使笔者在点滴日常生活中感受经济学，发现经济学的奥妙并且乐此不疲，还颇得玩味之处。 在此笔者就日常生活中的四点现象浅析其中的经济学道理，鉴于才疏学浅，其中的疏漏毗误之处还望读者多多见谅！这四点生活现象分别是行人闯红灯现象，公交车运营现象，路边烧烤摊现象和图书馆雨伞堆积现象。（一）行人闯红灯现象 在上届经济学院学生专业作品大赛论文集中收有03级金融3班的林伟华，黄凯洲同学题为《“行人闯红灯”的成本收益分析》一文，该文主要从个人成本收益，社会成本收益等方面对“行人闯红灯”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而笔者则从经济学的不同角度对该现象进行透析。“行人闯红灯”可谓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尽管笔者尚不知国外此类现象严重与否，但就国内情况而言“行人闯红灯”的现象几乎是随处可见。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有机会就闯，看到空子就钻。纵然从行人的闯红灯心理分析，也许他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工作，紧急情况而要抢时间，但是更多行人应该只是出于一种潜在的闯红灯心理。在深圳有些道路设置了城市义工对行人过马路实行监督，可是任凭义工的哨子怎么警告，行人只管以最快的速度，步调闯过红灯。当然行人之中也不乏遵守交通规则的，但是在更多数行人的“示范效应”之下，愿意“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者毕竟又是少之又少。对于“行人闯红灯”问题政府有关部门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是无论是大力宣传教育还是设置大量监督都收效甚微，还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一现象。笔者前段时间去到武汉，在多次过马路后发现该市的众多道路未设置红绿灯，熙熙攘攘的行人和川流不息的车辆却并行不悖。由此我略加思考想到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即自由的市场经济。试想马路上不设置红绿灯，道路状况交由行人和车辆去相互调节从而达到均衡。即当马路旁行人占多数时，众多行人由斑马线迅速穿过马路而此时车辆只需稍作等待。而当道路上车辆占据多数时车辆快速通过，此时作为行人则需稍作等待。这样的相互调节可减少因红灯持续时间过长（此处相对于等待过马路的行人）或持续时间过短（此处相对于等待通过信号灯的车辆）所造成的行人等待过久或车辆等待信号周期过长，同时也避免了“行人闯红灯”，“车辆闯红灯”的现象。此外行人与车辆在相互调节中久而久之形成默契，达到均衡，实现双方等待时间的最短化，并达到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频率的作用。尽管如此也并不是说交通治安的维持就不需要交通信号灯，这就如同市场经济的自主调节会失灵一样。当道路不是直行的马路而是三岔路或十字路口时，不设置交通信号灯而依旧放任行人与车辆的相互调节则势必导致交通秩序的无序混乱！此时此刻政府干预显得犹为重要，即交通信号灯可以发挥它调节交通的积极作用。此外在人流车流繁忙的路口甚至有必要设置交警进行交通协调。我们的市场经济需要自由调节也需要国家的调控，道路交通也是如此。城市里的直行马路可以尝试撤除红绿灯，放手让行人和车辆相互调节；三岔路，十字路口则保持交通信号灯，甚至于交警的调控作用。这样我们的交通资源便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行人与车辆便可实现各自效用的最大化！（二）公交车运营现象 从前看过经济学者梁小民的一篇经济散文—《城铁应该如何经营》，文章从城铁的经营效率，城铁服务质量方面阐述城铁应该由政府独自经营转向股份制经营，或是民营。笔者在前段时间去武汉的行程里曾多次搭乘该市的公交大巴，也正是该市的公交车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市的公交车不但外部陈旧，车内部更是破旧不堪，车内环境十分恶劣，除去我所搭乘的公交大巴，据我观察其余公交的状况也相差无几。唯一的好处在于公交车的票价低廉；就我曾搭乘的422路公交大巴由汉口经汉阳开往武昌，横跨武汉三镇，其全程票价仅售2.5元（此为空调车，普巴票价更低）。反观深圳的公交大巴虽然票价较高，就我时常搭乘的113路大巴车，由深大正门途经福田开往罗湖，票价6元（该车实行分段收费）。但是相比武汉公交车车内外恶劣的环境，深圳公交的内外部环境甚为可观，车内明净整洁，座位分明并且车内都配有清洁袋和垃圾筒便乘客使用，且售票员，司机大多态度和蔼。两个城市为何公交车运营状况的差别如此悬殊？显然这其中与两地公交的运营体制密切相关。武汉的公交运营延续着政府补贴的低票价制度，政府将公交服务作为一种社会福利制度。反观深圳的公交运营由深圳巴士集团（SBG）等构成，政府不再把公交服务当作社会福利制度。而是引如集团化竞争，从而竞争产生效率。同时武汉的公交由政府运营必然导致内部人员的效率低下。因为无论公交盈亏与否，公交内部人员依靠政府补贴固定按时领取工资，从而缺乏竞争，过着计划经济下的“大锅饭”日子。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作为委托-代理责任制，受到政府委托的公交代理人，即公交车队的负责人可能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而作为公交内部的司机，乘务员则由于缺乏竞争可能产生偷懒的投机主义行为，从而荒废业务。而深圳的公交集团化竞争运营，由于产权明晰，企业自负盈亏，从而要求企业内部有序竞争，产生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交服务质量，提高公交运营效率，满足市民需要从而占据市场份额。试想武汉作为整个华中地区的重要核心城市公交运营状况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或是中小城市的公交运营状况更是可想而知（据笔者了解广州的公交运营也采取政府补贴的低票价制）。正如时下我国的国企改革迫切需要进行股份制改造，明晰产权，实现政企分开，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一样；我国很多城市的公交运营也迫切需要政府转变观念，改变公交服务实行政府补贴的低票价制，月票制…的作为社会福利制度的计划经济下的陈旧模式。将公交经营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民营，促进公交竞争，使公交运营市场化。从而为市民提供舒适高效的公交服务，创造优美和谐的公交运营环境。我相信只有这样公交内部人员才得以产生改善服务，提高质量的动力，克服从前的机会主义，投机主义行径，另一方面市民才有可能体验到尽善尽美的公交服务，享受到现代公交服务的舒适与便捷！（三）路边烧烤摊现象 深圳路边的烧烤摊我自认为是深圳特区的“一道风景”，只要夜幕降临（差不多11，12点）搭设铁皮烤盒的小摊贩就纷至沓来。就拿我家小区附近来说夜间摆设的烧烤摊就多达十几家！他们多将烧烤摊设置在小区的草地，草坪旁，前来光顾的食客依草而坐。这类无证非法经营的烧烤摊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城市监管执法部门的打击取缔，但是却始终禁而不止，且经营大有蔓延扩张之势。究起原因一方面在于烧烤摊贩与城市监管执法人员大打“游击战”，想方设法躲避相关执法。另一方面相关执法部门执法不力，据我了解执法人员发现烧烤摊贩的经营时仅仅是收缴他们做成烤炉用于放置炭火的铁皮盒，对于其他东西则不予理睬，熟视无睹。同时当天晚上收缴的铁皮盒，第二天烧烤摊贩们只需以每个2元的价格便可赎回。这种执法模式不但起不到任何打击取缔非法烧烤摊贩的作用，相反还会助长他们的气势，因为作为应对手段，他们只需准备足够多的铁皮盒。烧烤摊贩们意识到城市监管部门的打击取缔仅仅是一种形式主义，不足以对他们构成警示作用。所以重新认识路边烧烤摊现象，明确执法方式手段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说过：“一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如今路边的烧烤摊贩普遍存在因而必然具备其存在的合理性。再次根据凯恩斯定律，即需求可以创造供给；深圳有上千万人口，夜宵作为人们的一种饮食消费形式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需求方式。同时物美价廉是每一个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所渴望的，因此便捷价廉的路边烧烤摊应运而生。设置在路边让顾客十分便捷，价格较低廉则满足于绝大部分人的消费需求。低收入阶级可以承担，与此同时具有对烧烤食物偏好的人群也作为路边烧烤摊的主要需求人群。此外根据萨伊定律，即供给本身可以创造自身的需求，就深圳庞大的人口而言，对于烧烤这种夜宵形式的需求应该是十分巨大的。因而随着路边烧烤摊的递增，即供给的递增，潜在的需求越来越被发掘。而随着供给的递增，需求的递增，路边烧烤摊日益壮大起来，大有形成“规模经济”之趋势。因为市场是供给与需求在相互作用后所达到的均衡状态，对于夜宵的需求创造了路边烧烤摊的供给，即上文所提到的凯恩斯定律。而路边烧烤摊的供给同时创造更多的消费需求，亦即上文所提到的萨伊定律。烧烤的需求与消费不断调节，不断实现均衡，因而这个市场本身自发地调节，有序地发展。此外路边烧烤摊的出现解决了社会中一部分人群的就业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的和平稳定。但是在肯定路边烧烤摊在经济学上合理性的同时，其存在的弊端也渐渐显露并且需要得到迫切的关注。其一路边烧烤摊作为无证非法运营理应被相关的城市监管部门所打击取缔；其二路边烧烤摊在经营中产生大量的油烟，污染到城市空气，并且烧烤过程中的烟气严重破坏了城市环境，尤其是烧烤摊位所处地的地面大多被烟气熏黑，非常严重地造成城市污染。但是鉴于市场形成后不是轻易可以打破，笔者个人认为相关执法部门应该改打击取缔方式手段为监督指导的方式手段。城市监管执法人员应当合理监督摊贩们的行为，指导他们树立起保护环境的意识，做到经营烧烤和保护环境两手抓，两手硬。烧烤摊贩们对于经营中产生的垃圾要自主清理，对于经营中对周围环境的破坏要负责；例如可以向相关环保部门交付一定的环境修补费用。此外食品监察部门应该配合城市监管部门对于路边烧烤摊的食品质量进行检验并通过舆论媒体引导大众少吃这类烧烤类事物（烧烤后的食物中会产生致癌物）。笔者认为这样路边烧烤摊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和一种社会现象也就同时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了，而那时无论是摊贩还是消费者，甚至是上级部门都必然会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四）图书馆雨伞堆积现象 前段时间深圳的天气极不稳定，时而阴雨连绵，时而晴空万里，笔者平日只要室外不下雨就不情愿带伞出门，对于雨伞有一种规避心理。某天课后去到图书馆，天公不作美窗外淅淅沥沥下起滂沱大雨，恰好又正值中午准备就餐之时。一时间心里没了着落，想回宿舍也不成，焦急之际发现图书馆自习室门口的雨伞架上堆积了大量前来自习同学的雨伞。片刻思索后笔者随手拿了其中的一把雨伞冲往宿舍，当然下午便将所“借”雨伞原物奉还。事后回想虽然是未经他人同意私自借用而有违常理道德，但是仔细琢磨却发现其中所暗藏的经济学道理，不禁窃喜于这次鲁莽的借伞举动！首先笔者联想到在文科楼，教学楼校义工联专门设置供同学在阵雨来临时未备雨伞时借用的公共雨伞。借用雨伞的同学在借用后只需原物送还便可任意自主借用。笔者每每观察，在下雨之际每处雨伞都被一扫而空，真可谓供不应求。那么闲置在自习室门口雨伞架上的雨伞为何不能为他人借用呢？固然义工联设置的雨伞属于公共品的范畴，具有非排他性的特点；而自习室里的雨伞属于私有财产，所有权明晰具有排他性。但是大量的雨伞形成的资源闲置岂不是很浪费？况且笔者相信有为数不少的同学都曾遇到突降大雨而手中无伞的尴尬境遇。而经济学假定资源的稀缺性，因而要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而不能让资源大量闲置得不到利用。在通常看来假定某人借用了他人的雨伞，剥夺了他人使用雨伞的权利，但事实上他人也许那时那刻并不需要雨伞。那么这就属于达到了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的状态，即是一人效用的增加必须以另一人效用的减少为前提。“帕累托最优”要求我们要惠己悦人，侵占他人使用雨伞的权利表面上看似乎损人利己，但是事实上往往利己而未损人，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图书馆门口雨伞架上的雨伞足够多，当某人借用了他人的雨伞时，他人也许一直待在自习室，这样他不必使用雨伞，因而别人对他雨伞的借用并未侵害到他的利益。从另一方面看假使当某人借用了别人闲置的雨伞后，别人不久后正好需要使用该雨伞，但是发现自己的雨伞已经被不知名者借用拿走，此时他亦可选择借用第三个人的雨伞以作一时之需。这样看来他的利益依然得到了保障。补充一点的是自习室内不可能所有人都在某一时段同时离开而需要使用雨伞，所以雨伞架上雨伞的可供给量必然大于对雨伞的需求量，因而自习室里需要离开而使用雨伞的同学必然都能够拿到雨伞架上的雨伞。这样因下雨未带雨伞的同学私自借用雨伞架上的雨伞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不过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所借雨伞必须尽早归还，因为私自借用只能作为一种极端的应急手段应付一时之必需。从产权与交易费用上看，雨伞的产权明晰，首先所有权理所当然属于雨伞的所有者。但是当该所有者自习而将雨伞放置在雨伞架上闲置时，该雨伞的使用权暂时脱离该所有者，因而别人有机会使用该所有者的雨伞从而享有该雨伞的使用权。但是对于该雨伞的收入享受权无疑还是从属于该雨伞的所有者，在不考虑自由转让权时，私自享有了该雨伞使用权的人有义务向该雨伞的所有者交付一定的交易费用，即使用费。笔者认为在私自使用了他人的雨伞后，原物归还时可以留言署名并象征性地留下“使用费”，当然按常理此使用费大可免除，但是通过留言来言谢该雨伞的所有者似乎合乎情理，也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此外依据著名的科斯定律，即当交易费用为零时，产权可以通过协调从属于交易双方的任意一方。那么在某人借用雨伞所有者雨伞时，交易费用可以看作是零，因而此时该雨伞的使用权可认为暂时从属于某人而脱离其所有者。不过还要强调一点，假如借用了他人的雨伞则务必原物奉还，不得有任何折损或毁坏；再者未经他人许可而私自借用他人物品的侵权行为实属万不得以，笔者绝对不予以提倡。不经许可而借用的行为只能作为一种别无他法下的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而在此笔者仅借作经济学分析的案例。 笔者选取生活中四点现象略作经济学分析，其间未使用任何数学模型和图象，基于笔者受港人张五常教授的影响，认识到数学只是作为经济思想传达的工具，数学不是目的，经济思想才是目的的道理，所以全文仅通过文字叙述阐述经济学的见解。但与此同时自知其中的浅薄之处，只是出于对经济学的思考运用妄自试作分析，所以还希望得到老师同学的体谅！

人们经常要求经济学家解释一些经济事件的原因。例如，为什么年轻人的失业率高于年龄大一些的人？有时也要求经济学家提出改善经济结果的政策建议。例如，政府应该为改善年轻人的经济福利做些什么？当经济学家努力去解释世界时，他们是科学家。当经济学家试着帮助改善世界时，他们是政策顾问。一般来说，关于世界的表述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实证的。 实证表述是描述性的。它们做出关于世界是什么的表述。第二种类型的表述是规范的。规范表述是命令性的。它们做出关于世界应该是什么的表述。实证表述和规范表述之间的关键差别是我们如何判断它们的正确性。从原则上说，我们可以通过检验证据而确认或否定实证表述。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分析某一时期内最低工资变动和失业变动的数据来评价到底是不是最低工资法引起了工人失业。与此相比，评价规范表述涉及价值观和事实，仅仅靠数据并不能判断政府应不应该提高工人最低工资。确定什么是好政策或什么是坏政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它还涉及到我们对伦理、宗教和政治哲学的看法。经济学家可能对世界如何运行的不同实证理论的正确性看法不一致，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因此对政策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会有不同的规范观点。

关于生活中的经济学论文

什么是经济学呢？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那么，关于生活中的经济学论文怎么写，以下就是我整理的，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时代，在我国则可追溯到孔夫子那里。但如果以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作为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则经济学至今也不过只有200多年的历史。

什么是经济学呢？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如经济学探讨生产什么物品，如何生产这些物品和为谁生产这些物品。在名著《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写道：“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我在《管理经济学》一书中从公平与效率、生产与分配的角度出发，指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如何公平分配国民财富，以满足个人或社会目的的一门社会科学。”种种说法归结起来，总离不开这样一种思考，即经济学是使有限的资源被用于最合理的方面以便增加社会总的财富，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

这种对经济学的理解，大致具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个人或社会的目的或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经济资源在绝对量上来说是有限的，稀缺的。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工农业的调整发展，污染的日益严重，森林和地下水等可再生的资源及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日渐匮乏，甚至就连以往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和江河之水也因污染而变得稀缺起来。第二，稀缺资源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用途，但一旦用于某一用途就不能再用于其他用途。因此，人们的各项经济活动都牵涉到选择问题。在这里，效率意味着一国经济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要的物品和劳务，而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经济资源应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第三，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可通过“机会均等”或“结果均等”等制度来寻求公平分配方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机会均等的公正游戏规则，将实现由竞争带来的'繁荣。

在短暂的200多年中，经济学按照科学的规范建立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逻辑系统。一组初始概念，一套公理体系，精确的定义，严密的逻辑，以至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很少有人能够读懂经济学论文，特别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数学功底，人们不要指望能看懂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的论文。经济学已成为人类社会的“阳春白雪”而难以普撒寻常巷陌人家。

世纪之交，经济改革成为全球性流行思潮。而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大幅度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一思潮日益成为广泛的社会行动。学习、研究、传授和应用经济学则成了这一社会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学人认真钻研经济学、大胆实践经济学、不遗余力地传播经济学，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经济管理人才，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跨世纪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内近百所大学开设经济管理专业，为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各级各类的研究机构对经济理论的潜心研究和深入探讨，极大地丰富了经济理论宝库，为我国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漫步街头巷尾的大小书肆，以经济命名的“大全”、“读本”、“丛书”挤满书架，大有泛滥成灾之势，然而对这些出版物中所述种种，即便是著作者本人，心中也是不大有把握的。人们在百忙之中，选中几本去读以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更上一层楼，可读后常大失所望。用抽象理论来阐述简单事实的做法往往是著作者为评定职称而加重砝码。这类书籍文章通常是写给学者们和校园里的莘莘学子看的，而不是写给大众百姓看的。即使硬着头皮耐心地看过了，对实际工作和生活也毫无帮助，除了花费时间几乎别无所获。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学术研究，但更需要对社会公众的启蒙教育和应用。纵观世界各国，国民的经济学素养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标志。揭开经济学的神秘面纱，让经济学从经济学家的书斋里走出来，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迫切需要。

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说过“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但如何广泛传播经济学，使和寡的高曲成为流行的音符？这是我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时常常浮现在大脑里的一个问题。在我评上教授职称之后，这一问题更是困扰着我，影响着我。特别是在我主持主讲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被评为江苏省级一类优秀课程之后，我产生了撰写一本通俗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冲动。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不及陶醉于烫金的证书之中，顾不上多呼吸几口悠闲的空气，便准备投入紧张的“业余”创作工作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了这项工程的规划设计，试图结合身边的事例，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普及现代经济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等基础知识。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从经济学的眼光，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观察和思考，而并非象教课书那样做系统的灌输。为了使我的研究生能将所接触和学习到的理论应用于实际，而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自我欣赏，并成为经济学的精神贵族，在制订出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写作大纲之后，我便安排他（她）们进行写作内容的研讨和初稿的执笔。在初稿的基础上我进行了修改、统稿和定稿，并将其命名为《生活中的经济学》。本书由许长新、刘俊等编著，参加编著的还有宋敏、郝琳、徐杏、王甲、庄惠娟、赵国蓉、尚静、金雯飞、张自斌、张孟硕。他（她）们的具体工作在相关篇章的后面都有明确的执笔者署名。

好友张军来电邀我将本书在中国知识经济出版社出版，考虑到普及经济知识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方面，于是我欣然应约。

本书定稿之时，日历已悄然指向1999年元旦，我也有了一定的解脱感。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得到多方面的协助与支持，谢意难以言表。由于初次涉足经济学启蒙读物的写作，书中定有多处缺陷，但我们希望能给读者多一些回味，少一些遗憾。当读者在百忙之中静下心来，读过本书以后，掩卷回首反思，但愿能豁然开朗。

举一个生活中的经济现象，用经济学的原理进行解释并详细阐述，谈谈自己的感想和得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