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共同富裕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2006-1-14 林毅夫 （一）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20年经济翻两番、平均每年增长7%的目标。过去的26年间，我国经济实际年均增长率高达9.4%，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扩大了10.3倍，远高于按每年7%来增长的5.6倍；外贸年均增长16.7%，增长了56倍，到2004年底，我国成为全世界第3大贸易国；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4年的2610万。尤其是在“十五”期间，我国战胜了非典疫情，克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迎接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走出了自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回升，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但是，在总体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同时，国民经济内部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经济总体水平还比较低。2004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77美元，为同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100美元的3.2%。虽然与过去相比，我国的人均收入、生活水平已经改善了很多，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如果按一天一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9000多万人。因此，我国只有继续努力保持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不断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其次，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2.6�1，随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生产队制，农业发展很快，农民收入也得到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下降到1984年的1.8�1。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带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农村的增长相对滞后，到2004年城乡收入的差距已经扩大到3.2�1。而且，即使在城市里，收入格局也不断分化，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劳动力就业市场化，使一些人成为待业、失业的低收入人群，同时，有些能力较强的人利用市场机遇率先致富，更有少数人利用特权和体制的弊端，以权谋私变成暴富。以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来看，一般认为如果达到0.45就达到了收入分配不公的警戒线，但是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我国已经达到0.48。 第三，国民经济“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体制性弊端尚未根除，重复投资、盲目投资、投资过热等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的可能性仍存在。 此外，我国各项社会事业的欠账也很多：教育上的投入不足，尤其是公共财政在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上的投入不足；农村公共卫生改革不到位，医疗费用高，农民因病致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惟一的保障是土地，但随着经济发展，不少农民失去土地，出现群体性抗议和纠纷；还有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经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等等。 （二） 就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来说，主要还在于全国总体的收入水平低。以大家常引用的一个数字——银行里城乡居民储蓄的80%是20%的人拥有为例来分析，2004年城乡居民储蓄总额12.6万亿元的80%是10.1万亿元，2004年人口总数13亿人的20%是2.6亿人，我国所谓的富人在银行里的储蓄平均起来每人也只不过是4万元人民币，按现在的汇率计算，不到5000美元，和发达国家的富人比较起来只能说是中产阶层。所以，除了少数利用特权、体制弊端而成为暴富的人之外，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这些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因为有穷人，医疗、教育等的开支才成为问题；也因为有人穷，为了生活，即使污染较重、安全达不到标准的工作也有人去做。所以，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需要创造条件，鼓励全体国民继续积极努力增加财富，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增长，这样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也要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政府也需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农村、教育、卫生、环境的建设，补足社会发展的历史欠账，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不管在任何国家和社会，穷人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富人则除了劳动力外，还有资本。要使经济快速增长，就要实现这样的政策目标：富人在利用市场机会来创造个人财富时，给穷人创造就业机会和带来更高的工资增长，以及政府集中力量于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时达到上述政策目标的关键在于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发展思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我国要素禀赋的特征是劳动力相对丰裕、相对便宜，资本相对稀缺、相对昂贵，所以，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以及资本比较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发展这样的产业，我国经济在国内、国际市场会有最大的竞争力，可以得到最快速的发展，不断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这些产业能够多创造就业机会，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包括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能得到充分就业。这些产业具有最大的竞争力，创造的剩余会最多，投资在这些产业的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也会最高，因此，剩余中用来积累的比例会最大。所以，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富余，劳动力就会从相对富余变成相对短缺。这样，劳动力的价值会不断上升，资本的价值会不断下降，穷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劳动力不断升值，富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资本不断贬值，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就会越来越公平。在这个过程中，城乡差距会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缩小；同时，收入提高了，污染的行业和安全达不到标准的工作就不会有人愿意去做，污染的行业就会萎缩，工矿的灾难就会减少；大量不适宜有经济活动的边沿山区和草原的农、牧民也会转移出来，降低环境的压力。所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就有可能实现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际的统筹发展。而且，按照这种方式来发展经济，各个行业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自生能力，只要练好内功、做好管理就能获利，不需要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来生存，政府才能不干预市场运行，真正转变职能，关注教育、卫生、社保、环境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反过来讲，如果继续推行改革开放以前的赶超战略，发展的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固然在开始时会有一段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建立起来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效率会很低，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枯竭，经济的增长就不能持续。而且，每个项目的投资规模很大，创造的就业机会却很少，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出来，大量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就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工资水平会很低，城乡收入差距会拉大。投资到这些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只有富人或者与政府关系很好、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的人才能做到，但是建立起来的企业要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来生存，补贴的钱只能来自不投资于这些行业、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靠收入低的人群来补贴富有的人群的投资，收入分配就会越来越不公平，社会就会积累各种不满的情绪。这些企业还会通过游说等向政府要更多的保护和补贴，政府可以投入到公共财政中的资金就会更少，各种社会矛盾就难于缓解，甚至出现“坏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弊端，使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成为不可能。 （三）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我国经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样我国经济不仅能够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而且会在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同时，让只有劳动力的穷人的工资的增长快于富人的收入的增长，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然而，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提法，在先前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就曾提过，但是并未产生实质性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每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都要求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来保证。 传统的赶超战略以计划经济体制为载体，由国家用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来实现。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主体，追求的是利润，关注的是各种产品和投入要素的价格。要企业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前提是有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有了这样的价格体系，每个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就会按照价格信号的引导，进入到能够多利用我国丰富的要素、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采用能够多利用我国丰富的要素的技术来生产。但是，我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采取的是渐进的道路，传统赶超战略下的价格扭曲没有完全消除，尤其是资金和土地价格还人为地压低，给企业的信号不完全反映我国要素禀赋的实际状况。在这种体制下，只要能够融到资金，批到土地，价格是低的，给了一些人利用特权、体制弊端成为暴富的机会，也使得投资容易偏离我国的比较优势。而且，只要政府放松对投资和信贷的控制，就容易出现信贷过度扩张、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和投资过热等“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问题，结果政府就不得不再靠“看得见的手”来进行宏观调控。所以，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金融、土地等市场的扭曲，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当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发达国家政府的作用不完全相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政府除了公共职能外，能扮演的经济角色有限，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处于最前沿，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方向难于确定，只能由各个企业自己判断，通过市场竞争来选择。但是，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来选择产业、技术。所以，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创新的方向比较清晰，政府可以通过规划部门研究、搜集、整理信息，编制产业政策，提供给企业作为产业、技术升级的参考。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还不完善，政府在相关的金融、法律、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建立上，也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配合产业政策，通过政策和立法来推动必要的变革。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比发达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上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不过，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产业政策只能是指导性的，不能是指令性的，这是“十一五”规划从过去的“计划”改为“规划”的主要原因。尤其是，我国各地的发展阶段不同，比较优势有异，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根据中央制定的支柱产业，一哄而上。各个地方在“十一五”期间投资的热点应该根据各自的要素禀赋、地理、市场条件，选择符合比较优势、易于形成产业群聚、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行业来发展，这样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增长质量，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深刻领会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应着重把握以下要点： 一是认清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什么是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赋予共同富裕以科学的内涵。在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中，“富裕”反映了社会对财富的拥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则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特质，从质的规定性上确定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地位，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 二是明确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表明：我们既不能离开共同富裕讲发展生产力，离开了就会导致两极分化；也不能离开发展生产力讲共同富裕，离开了就会导致共同贫困。可见，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坚持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牢固的政治保障。 三是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多数地区和多数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的战略构想，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是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一项大政策。怎样把握时机用好这项大政策？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成为我国在达到小康时实施先富带后富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归结起来，主要包含四个层次：一个总目标———实现共同富裕；一项大政策———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先发展；一条主渠道———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人，先富带后富，最终共同富；一个大原则———把握适当的力度和时机，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调节贫富悬殊问题。 关于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几个步骤 记得曾经有人提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在实现所谓的共同富裕，现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目的达到，接下来，该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却久久不见下文。 如果说拉开贫富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价段，那么现在就应该是进入调节贫富之间差距的第二价段了。 该如何调节，应从大的方面着手，即是全民性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医疗问题，首先实现看病不用钱，现在外国，有些国家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按中国现在的情况，如果多加重视，可在20年内达到，如不重视，50年内也不可能达到。可以逐步的进行不用钱，先从大的着手，如全社会性的，像之前的非典，今次的禽流感，这些都是社会的共同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怎可叫个人负起社会的责任呢？然后就是各种疫苗的接种应也不用钱，还有就是各种传染病，如爱滋病，乙肝，肺结核等，然后在到要大花钱的病，如白血病啊，癌症之类，一个人又如何付得起这天价的医疗费呢？之后才是小病之类。虽然中国有向这方面发展的迹象，但目标不明显，没有政略指导，只是在瞎走乱走，没有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2、教育问题，实现全民教育不用钱，你有能力读，就给你读，全部有国家支付，现在才九年义务教育，而且说是免学费，应连书本费等什么费都要免了，做到真真的免费，现在的书本费太贵了，绝对的高于造价，说明还有人利用书本费来赚钱，这是不可容忍的，一个国家的教育，竟还有人来赚这种缺德的钱，而且要从九年到十二年，再到大学，如果中国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长率，也是在20年内可达到。 3。养老问题，每个达到法定离职年龄的人，都应享受养老费，无论是谁，有没有交养老保险的人，都应该有。有交的按国家规定发给，没交的，按当地最低生活标准发。这个问题也应在20年内可实现。 以上是调节价段的几个主要问题，等以上都达到，才能实施下一个价段。下一个价段，简称砍尾巴，也就是逐渐的消除贫困人口，主要有： 1。失业问题，一切没有工作的人，都可以在政府中领取当地最低消费的救助金，等找到工作后，再偿还，这样就可以解决那些连基本生活都过不下去的人了，预计30年内可实现。 2。逐步的将各行各业的工资拉平，国家进行统一标准，如非技术工的一个小时规定是多少，或一天是多少，白领的一个小时是多少，这样就可以逐步的缩小各行各业的差距，不过将是个漫长的岁月，不可操之过急，到完全拉平工资可能要60到80年后。 3。真正的实现共同富裕，但那是永远也不可能，我们只能不断的把最低层人的的收入一路一路的提上去，只能在渐断的缩小差距，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直到中国，不应该是世界不再需要钱为止，达到所谓的按需分配，这不是一个国家达到共同富裕就行，只有世界大同，才能真正的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不出第三世界大战，如果世界按现这种和平发展下去，也话在200年后，可以看到共同富裕，不过那太遥远，还是实事求是的好，先解决我们有身之年可办到的事好。 这个世界会实现共同富裕么? 构建和谐梅州逐步实现社会共同富裕

作为我国居民家庭的主要资产，房地产在实现共同富裕中有着重要作用。在监管部门近期的表态中，对房地产的定位和布局也逐渐清晰。今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召开第十次会议，明确共同富裕标准，其中提到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10月15日，《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共有四处提到房地产。包括推动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增加城乡居民住房、农村土地、金融资产等各类财产性收入；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重点解决好新市民住房问题；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两次表态中，涉及房地产的内容愈加细化和明晰。虽然大部分提法早已被外界熟知，但若放在“共同富裕”的框架下，便体现出政策方向的一致性，也能对近年来楼市调控的导向有更深刻的认识。将房地产纳入共同富裕框架的背后，不仅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还与我国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房地产市场发展阶段密切相关。那么，近些年来，房地产的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在共同富裕框架下，房地产能做些什么？居住、保障与再分配自1998年房改启动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人均居住面积也明显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32.3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7.3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39.2平方米。与此同时，随着房价上涨，房地产也迅速成为我国家庭的主要资产。央行于2020年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59.1%，高于美国居民家庭28.5个百分点。但这一过程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财富再分配。新世纪以来，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至少5个上涨周期，期间虽然间或有市场下行，但总体来看，房价上涨仍是主旋律。贝壳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许小乐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房地产带来了家庭资产增加，但也出现了分配不均。基于房地产的财富增值效应，过去大部分家庭通过买房实现了家庭财富的积累和增值。但高房价下，一部分中低收入家庭因为买不起房而无法获得这部分资产，租房住又进一步加重了支出负担。从这点看，分配不均的现象在加剧。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也认为，近年来，教育、医疗等资源越来越多地附加在（购买而非租住的）房产之上，既加剧了房价的畸形上涨，也导致了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保障体系的建设也有所缺位。过去多年来，我国楼市政策的发力重点在于商品房市场，期间虽推出过一些保障房品类，但仍然未能补齐住房保障短板，真正实现“两条腿走路”。此外，在“租购并举”的框架下，租赁住房的建设也有所不足。直到近几年，我国才开始在热点城市大规模推进租赁住房建设，一些政策性租赁住房品类也逐渐面市。房地产既有财富效应，又有民生属性，这也决定了其在共同富裕框架下将发挥重要作用。回归民生事实上，近几年来，楼市调控的民生色彩正在逐渐凸显。与之相对应的，“支柱地位”的说法已极少出现在官方表态中。2014年后，我国迈过房地产供需平衡点，虽然区域性、结构性的需求仍然旺盛，但楼市全面大涨的基础已经不存在。2016年末，监管部门首次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即“房住不炒”），在政策导向上回归房屋的居住属性，同时启动本轮楼市调控。至今，调控的力度、范围和时长均属空前，尤其在土地、金融供给端的发力，在去杠杆的同时，大大削弱了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弱化金融属性，消解“支柱地位”，既与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相对应，也有着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考虑。到2020年，我国商品房销售规模已经突破17万亿的高点，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达到27.2%，房地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率为7.3%。从数据上看，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然举足轻重，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说法，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在近些年的快速发展中，“高杠杆—高增长”的模式令房地产业裹挟了过多的金融资源，也累计了一定的风险。过去一年多来，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出台后，一些城投债和房企债务接连出现违约，说明行业的风险防御系统还远远谈不上牢固。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去杠杆进程的深入，房地产逐渐褪去支柱产业的“光环”，其角色定位向居住、保障、民生等属性回归。今年3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用538字的较大篇幅提及房地产，其中多数内容放在“全面提升城市品质”的章节下，这也意味着房地产的居住、保障等基本功能被着重强调。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冯俊也在近日的演讲中指出，“要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居住生活需要；……保证房地产业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正能量的民生产业。”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完善住房保障分析人士认为，基于房地产业的特点，其在稳增长中的作用仍然重要，前提是保持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相比之下，房地产在防风险与保民生等方面的价值更被看重。许小乐认为，未来房地产调控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继续执行“三线四档”、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严查经营贷违规进入楼市等降杠杆手段以及限购、限贷、限售等调控手段，打击投资投机行为，通过稳房价，让绝大部分家庭买得起房、住得好。在民生领域，房地产的作用有望体现在调节收入分配、补齐保障短板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对应房地产税改革，后者对应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从去年末开始，房地产税就频繁被相关主管部门提及。经过多轮政策预热，今年10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这也意味着房地产税试点即将迈出实质性一步。房地产税改革有着补充地方税收、调节市场供需等多重作用，但考虑到将增加持有环节税收、减少交易环节税收的大方向，其在调解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同样重要，也更符合“共同富裕”的要求。在建设住房保障体系方面，政策的铺垫同样频繁。今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提出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这也是监管层首次明确住房保障体系的三类构成。此后，监管层还对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一新品类作出制度安排。与买卖市场相比，租赁住房建设一直是短板。有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城镇家庭租房比例约25%，低于发达经济体普遍超过30%的租房率。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对这一市场的支持和规范也将是未来的政策重点。除上述主流方向外，柏文喜还认为，共同富裕还可能促进与房地产有关的其他制度改革。比如，涉及房地产的遗产税与赠予税有望迎来调整，房地产租赁方面的税收也有望加速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