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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人”和“外人”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就直说吧”,“都不是外人,还客气啥”,“这里有外人,不方便”,这样的话语更是常常挂在嘴上。可是,有谁能说清,在我们的心里到底什么样的人是“自己人”?什么样的人是“外人”?有人说,亲戚都是“自己人”,可是有的亲戚在你心里也许还不比一个“外人”小学同学亲近。有人说,一个家庭里的人当然都是“自己人”,可是在有的人家,媳妇进了婆家三十年,还是会被当成外人。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里,有关“自己人”的分类真是让人感到好像很容易说清,却又难以说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杨宜音研究员,经历多年研究,找到了中国人分类“自己人”和“外人”的心理尺度,让我们更容易看清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1992年,北师大心理系硕士毕业的杨宜音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在完成硕士论文的研究中,她观察到中学生友人关系中一个非常有趣现象,那就是形成朋友关系以后,一个人自己的自我边界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两个中国人一旦交了朋友,“就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一定要替我着想,我也要替你着想,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你就被包到我的边界里边。”而西方人则完全不同,“当两个人成为朋友关系时,你我之间出现一个第三自我,这就是我们两个人作为朋友的时候要做的事情,但是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一直思考能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找到新切入点的她,就把“中国人自我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当成了自己经常思考的问题。血缘上的亲疏和交往中亲近感程度是中国人分析谁是“自己人”时两个重要的维度。后来,杨宜音去河南、安徽、江苏、河北以及北京郊区等地的农村进行社会学调查。一次住在一个村民家里,正赶上这位村民的舅舅和他妈妈发生冲突。他觉得舅舅对妈妈不好,在激烈的争吵中,他忿忿地说出这样一句话,“从今往后,我就不把你当舅舅看了!”再普通不过的一句话却给了杨宜音很大启发,她想:舅舅还是舅舅,根据九族五服的规定,舅舅身份是固定的,但是居然可以不把他当作舅舅看。这说明,中国人虽然有一个亲属关系的制度,但还有一个自由,就是你本来是自己人,但是我可以把你推出去。“这如同北京既有城墙也有城门,如果都是城墙就把人困死在里边了,有城门就会有人出去,有人进来,心理边界如此就会扩大或者缩小。”不久以后,调查中的杨宜音正好赶上房东的儿子要结婚,杨宜音从为孩子提亲、相亲、见媒人都跟着去,就被他们看成自己人。她把婚礼上来送礼的人都一一记下,一共192户人,然后把每个人的名字写在扑克牌一样大小的纸片上,请房东按亲近关系给排队,然后分类,最后一共分成十二组,六大类。结果发现,第一类是家人,第二类是他最亲近的人,在第二类里,除了亲兄弟之外,还出现了一位邻居。房东说,他跟这位邻居的感情不比那些亲兄弟差,然后给她讲了两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杨宜音想,邻居本应该放到后面,但房东却把邻居放在那些亲戚的前面,几乎跟他自己放在一起,这不就是把外人当成自己人了吗!这就是说,在一个亲密水平上,既有亲属关系连带,也有交往关系连带。有些人按着辈分亲属关系,应该是很近的,但被放到后边去了。这是因为人们的大脑中自己人的边界是通透的,可以进来可以出去。两件村民中的小事,让她深受启发。进一步调查后,她发现,人的脑子在加工、判断人际关系的时候有两个纬度,“一边看是不是有血缘上的亲疏,一边看感情和交往上亲近,两方面都具备,我们才能把他看成自己人”。城市人生活在不同的圈子中,认定“自己人”时,更多时候以彼此交往被作为主要标准。杨宜音将自己在农村的研究成果写在博士论文里,答辩时有几位老师建议关注一下城市人对“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分情况。她便从几位朋友的社会关系交往的个案出发,详细观察了城市人对于人际亲疏的划分。她发现,自己不能把这些朋友的朋友们像农村那样直接排成序列。这不仅仅因为在城市里交往的人为数众多,更是因为每个时代的朋友关系、亲密关系、情感距离是不能衔接的。由于城市人的社会生活是一段段接在一起,只有同一时段的交往人群可以排列。比如中学同学可以排成列,大学同学可以排一列,工作同事还可以排一列,但他们是分开的,这说明文化的复杂性增加了。一个人可以在同一群人里,按亲近关系程度排“差距格局”,但跳到另一群人中就不能以此为参照。杨宜音形容这种“差序格局”就“像计算机软盘一样分成扇区,每个扇区里还有层。但它不是一维的。每个人在一个扇区,在这个圈里对待这些人。然后跳到另外一个环境里,不过他的行为习惯还是一样的,依然用近亲远疏来辨别”。而城市里的人认定“自己人”,则更多的“以交往为主要标准,交往的含量更大了。比如小学同学,情感亲近的先赋性就高。根据亲近程度一圈圈向外排,有远近的不同。到了中学,又根据中学同学的实际情况来排,生活的复杂性越来越高。”一个人可能宁可帮同学也不帮亲戚,实际上反映了交往性提高后,个人决策的复杂性。她认为,一个人的小圈子越多,他的决策就越复杂,那么这个人生活体验就越丰富。但他仍然用两个维度来判断,一个是先赋性,一个是交往性,但是交往性的程度更高。有时候,亲戚求他帮忙,他宁可帮同学也不帮亲戚,就是这个道理。通常一个人到了中年以后,对家庭的依恋会渐渐增加,因为社会交往各种各样的人,信任和挫折都会感受到,觉得家庭是个安全的港湾。这时他以前认为的外人、自己人会有一点儿调整。杨宜音分析说,在城市里,远亲很可能真的不如近邻,因为邻里之间交往很多。距离遥远的亲戚先赋性很高,但很少交往。这跟城市的生活方式有关。城市里一个家庭的亲属们可能分处天南地北,这时交往多的人会更显得重要。由于城市人交往的频率高,交往对城市人生活影响大,“现在我们生活内容都分化了,所以交往的圈子也就细化了,形成很多很多小圈儿。每天人也在扮演不同的角色,脱下这张脸换上另一张脸,由一个差序格局进入另一个差序格局。”中国人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心里把“自己人”推到“外人”,可能那个“自己人”连知道都不知道。有研究者认为杨宜音的研究,细细地描述了自己人变成外人的过程。她却认为,自己的研究实际上发现了中国人的“自我”是通透的,因而是可以伸缩的,“自我”是外来的词,边界通透的“自我”中国人就称为“自己人”。“自己人”其实是中国人在脑子里加工事情的一个组织方式,人们在加工的时候,需要依照亲疏血缘和交往将人际关系分成自己人和外人两类,但两类之间的边界并不是固定的。我们讨论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常有人说,“中国人一来就是一大帮”,杨宜音表示不赞同,实际上中国人还是自我中心的,把“自己人”推到外人去,这位“自己人”连知道都不知道。在中国传统中,为表现身份的差异,确实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社会等级和伦理体系,不过在这么严格的控制之下,“中国人依然有一个心理建构的空间,有一个在我可以在心里不认你的自主权”,中国人用“自己人”这样的认知方式来对人进行分类,反映了中国人的自我不是孤立的,而是“关系我”,所以,是“自我”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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